杰斐逊离开内阁后，华盛顿并没有着手清理共和党人。相反，以团结统一为主导思想的总统先生看中了最显赫的国会共和党人詹姆斯·麦迪逊，将其作为接任国务卿的第一人选。直到麦迪逊拒绝任职之后，华盛顿才委任了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后者的原职由费城的威廉·布拉德福德接任。这一系列动作并没有消除杰斐逊和麦迪逊的不满，华盛顿被指责是诡计多端的联邦党人的俘虏。

杰斐逊通过麦迪逊维持着在国会的影响力。启程离开的前夜，杰斐逊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对美贸易政策的长篇报告。他展开了长篇累牍的控诉——从对横渡大西洋的航运业不公平的支配地位到对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美国船只的禁令——来支持自己认为英国歧视对待美国贸易的观点。根据这些证据，杰斐逊倡议对相关的英国方面实施商业报复，另一毫不令人惊奇的倡议是同时扩大与法国的贸易关系。

1794年1月3日，麦迪逊提出了七项国会决议，把杰斐逊的主要思想升级为一套强硬的抵制英国的贸易政策。十天以后，联邦党人威廉·劳顿·史密斯为驳斥麦迪逊，发表了一篇15000字的有说服力的演讲，巧妙地粉碎了他的论点。史密斯指出，对于美国而言，中断与一个构成其贸易份额绝大部分的国家的贸易关系，无异于自取灭亡。杰斐逊浏览了史密斯的讲话稿，立即明白这是他的老对头发起的反攻。“对于谁是史密斯讲话稿的作者，我有十足的把握，”他告诉麦迪逊，“除了序言部分，其余每一个字都是汉密尔顿写的。”[1]

作为对麦迪逊巩固对法关系的企图的回应，汉密尔顿启用了久经考验的老办法。他用“阿默里纳斯（Americanus）”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法国大革命之恐怖的激昂评论。他谴责那些为“正在法国上演的恐怖和令人厌恶的场景”辩护的人，并把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称为“手上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早在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出场之前，汉密尔顿就预言，经过“血雨腥风的艰难跋涉……最后，法国可能发现自己沦为大获全胜的……新恺撒的奴隶”。[2]

不幸的是，尽管汉密尔顿鼓吹英国是信守规则的同盟，但英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待美国的恃强凌弱、盛气凌人的态度甚至超过杰斐逊党人。英国拒绝承认传统规则“自由船只运输自由货物”——意即中立国的船只有权运送除军需品之外的所有货物进入交战国的港口。1793年11月6日，威廉·皮特内阁宣布，英国船只可以拦截任何出入于法国西印度属地的中立国货运船。不费吹灰之力，英国舰队就捕获了250多艘美国商船，并扣押其中的大部分货品作为战利品。英国还在海上强登美国货船，掳掠水手，宣称他们是叛变和逃跑的英国水兵。这些强暴行为在美国国内激起了一片哗然，似乎真有可能在独立战争之后再爆发一场反抗大不列颠的战争。

联邦党人感到被出卖了，他们震惊而愤怒。“英国人是不折不扣的疯子，”费舍尔·埃姆斯气急败坏地说，“他们的敌意对这个国家的秩序的威胁不亚于法国的友谊。”[3]当汉密尔顿得知英国强取豪夺的行径时，他并没有充当英国利益的爪牙。相反，他为华盛顿起草了数个临时预案，召集两万人的部队负责沿海城市的防御，实行部分的贸易禁运。“承受痛苦是为了保护和平，”他告诉华盛顿，“其中包括相应的职责，即应为备战而承受同样的痛苦。”[4]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再一次地达成一致，认为行政部门应当担任国家紧急关头的中坚领导。

财政部长一面继续着与顽固的国会调查者的较量，一面指挥着海关征税员加固港口，以防外来侵略的可能性，同时联邦党人也在向国会递交关于设立临时军队的计划。当消息传开，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汉密尔顿有可能执掌这支新的军队时，共和党人从中嗅出了另一场阴险隐蔽的权力角逐的气息。麦迪逊对杰斐逊说：“您非常清楚这幕后的游戏规则，对其中的老把戏自然也洞若观火，他们想让每一次偶然的可能性都变成集聚其政府势力的源泉。”[5]麦迪逊和其他共和党人反对联邦党人成立军队以及为国防提高税收的计划。当联邦党人提出美国应当尽快建立自己的海军，以抗击北非地区海盗对美国船运的劫掠时，麦迪逊却一本正经地建议美国应当雇用葡萄牙海军。

对英战争如箭在弦，一些有影响力的联邦党人为此忧心忡忡，他们在参议员鲁弗斯·金的会所举行集会。他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应当向英国派遣特使，并提议汉密尔顿是最佳人选，后者也自认为如此。如往常一样，仅仅是提到他的名字就已经让联邦党人心悦诚服了。“除了汉密尔顿，还有谁能完美地实现我们所有的希望？”埃姆斯问道。[6]起初，华盛顿倾向于选择汉密尔顿，后来当埃德蒙·伦道夫提出反对意见时，他还有些愤慨。伦道夫认为，汉密尔顿责难法国的声音太响，很难相信他在对英谈判中会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共和党人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以阻止华盛顿任命这个“魔鬼”作为本国的代表。众议员约翰·尼古拉斯是参议员詹姆斯·门罗的姻亲兄弟，他对总统评论说：“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定，对汉密尔顿委以如此重任是不安全的……您难道从来没有想过，仅仅牺牲他一个人，就有可能结束美国的分裂？”[7]杰斐逊还发掘出另一个政治阴谋，那就是将“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置于英国政府的保护伞下，更不用说把汉密尔顿派到国外是个相当巧妙的方法，可以保护他免受“迟早要落到他头上的耻辱和公众的憎恶”。[8]最后，华盛顿得出结论，汉密尔顿缺乏“国人的普遍信任”，因此最终选择了另一个党派特色不那么鲜明的人。[9]

4月14日，汉密尔顿给华盛顿写了一封悲伤的长信，自动放弃了自己作为该职位的考虑人选。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被打垮了，并告知杰斐逊，他们的对手已经背负着“巨大的羞辱”倒下去了。[10]然而，汉密尔顿一定已经想到自己可能会是一个造成分裂的选择。他也有众多留守本土的理由：他担心，如果他不在场的话，华盛顿会顺从共和党人的影响力；他还得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为自己的名誉而战；另外，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反对他征收酒类消费税的抗议越来越声势浩大，他也必须去应对处理。

在他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汉密尔顿就对外政策提出了几项具有长期意义的观点，特别是“把战争作为最后万不得已的手段”的思想。他说，他属于“希望在维护国家荣誉的前提下，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平”的阵营，只有在所有的补救努力都失败的情况下才会诉诸战争。他警告，共和党人想要破坏与英国的关系，加强与法国的亲善，并把所欠英国的债务一笔勾销。这样一来，英国将采取报复行动，封锁对美商品的出口，造成海关关税的毁灭性下滑。这将使得“财政部完全停止支付……从而从源头上葬送信用体系”。[11]汉密尔顿常常被誉为理性的对外政策的典范，其理性的基础是对国家利益冷静的分析。4月14日的这封信表达出他坚定不渝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在强烈的感情驱动下，往往错误地衡量自身利益：“更多的时候，战争的爆发是源于愤怒和不恰当的**，而非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冷静分析。”[12]对英战争可能会释放出普遍的暴力幻想，点燃“动**的**”，而这一切将通往法国模式的过激主义，将美国推向“组织无序和无政府主义的极端”。[13]正如汉密尔顿许许多多的辩证观点一样，这封信用炽热的言辞捍卫了冷静的政治策略。

汉密尔顿退出特使的竞争后，推荐了约翰·杰伊作为理想的接替人——“唯一值得充分信任的人选，我认为非他莫属。”[14]作为高等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不像汉密尔顿那样具有政党首领的鲜明特点。汉密尔顿一向赞赏杰伊，但也有所保留。他曾说杰伊是“一个渊博睿智、诚实正直的人，不过他性格多疑”。[15]与汉密尔顿充沛的活力相比，杰伊经常一身素黑，沉默寡言，并且有些孤僻。尽管如此，菲利普·斯凯勒却曾说过，杰伊是让他产生“近乎爱的情感”的少数朋友之一。

杰伊同意接受前往英国的使命，但不辞去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共和党人认为，比起汉密尔顿来，杰伊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但还远不是严守中立的选择。在他们的眼中，杰伊是另一个受到英国蛊惑的联邦党人。尽管如此，参议院还是批准了对他的任命。为平衡对杰伊的任命，华盛顿决定选择一名共和党人接替古维内尔·莫里斯担任美国驻法公使，并选定了詹姆斯·门罗。亚伦·伯尔和一些共和党同僚猜测是汉密尔顿劝说华盛顿否掉了伯尔；对伯尔而言，这是汉密尔顿粉碎他升职梦想的无数次中的又一次。事实上，华盛顿一直不信任伯尔，认为他是个缺乏诚信、挥霍浪**的人，这一点并不需要汉密尔顿来提醒。

虽然汉密尔顿不能去伦敦，但他也会在国内开展自由外交。在杰伊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之前，汉密尔顿就与傲慢的英国驻美公使乔治·哈蒙德会谈了两次。再一次地，那些认为汉密尔顿对英国溜须谄媚的人惊奇地看到，他对待哈蒙德的态度竟然如此针锋相对。哈蒙德回到伦敦后向上级说，财政部长“做了内容相当丰富的陈述，历数英国巡洋舰带给这个国家商业贸易的种种伤害，并且对美国人民要求政府维护他们权利的正当主张予以辩护”。[16]汉密尔顿希望那些在英国西印度属地被截获的美国船只得到赔偿，哈蒙德对汉密尔顿显示出的“激动情绪”感到震惊。[17]

在与杰伊和其他联邦党人参议员的会议以及提交给华盛顿的后续事项备忘录中，汉密尔顿概述了杰伊作为特使的任务，这使得汉密尔顿成为最终达成条约的主要设计师。除了赔偿之外，汉密尔顿还希望解决1783年和平协定的未尽事宜。然而，在他的议事日程中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打造一个新的贸易联盟，其中每一个国家都能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地位”——这就是说，相互之间的贸易货物享受尽可能最低的关税。据粗略推测，这将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额。经过一些修改之后，内阁采纳汉密尔顿的指导性意见作为杰伊的随身文件。在杰伊出发前，汉密尔顿与他频繁会面，并明确表示不希望把英国惯坏了。由于美国人民的义愤填膺，汉密尔顿希望杰伊态度强硬并要求“实质性的补偿”。[18]与此同时，他还希望杰伊向英国人展示一幅迷人的前景，那就是更进一步的英美关系的诸多好处。

5月12日，数千名纽约人聚集在码头上，心怀避免战乱的期盼，欢送杰伊出航英国。那年夏天，虽然共和党人心怀恐惧，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仍采取了巧妙的中立路线。美国政府拒绝了法国私掠船在美国海港寻找庇护的多次企图，同时增强美国军事力量以备对英战争之需。华盛顿下令建造6艘护卫舰——这标志着美国海军的诞生——汉密尔顿为海军所需的许多配备洽谈合同：加农炮、炮弹和弹壳、铁质压舱物、帆布以及制造火药的硝石。

共和党人对杰伊的出使深感怀疑。麦迪逊凭直觉感到，杰伊可能对英国妥协退让太多并断绝美法关系。共和党的报纸一直怀着恶意的幻想，认为杰伊会去协商关于将美国重新置于英国君主统治之下的问题。新的谣言出现了，说汉密尔顿卷入了一场立乔治三世的第四个儿子肯特公爵为美国国王的邪恶阴谋。一位共和党人借此打趣，英国皇室应当通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繁衍一个新的世系。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因此英国君主无需担心美国后嗣无人。

虽然法国镇压行动滋生出越来越多新的恐怖暴行，共和党人却仍然流露出对法国革命的温情。尽管麦迪逊也为以自由之名犯下的血腥事实心烦意乱，但当约瑟夫·福谢（Joseph Fauchet）作为公民惹内的继任者当上法国公使，宣布“革命坚如磐石”的时候，他仍然感到精神振奋。[19]杰斐逊仍然透过“乐观的眼镜”观察法国，能够把恐怖事件神奇地转化为色彩斑斓、生机勃勃的壁画。“我坚信他们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1794年5月他曾这样说过，并谴责“让法国人身陷如此邪恶与暴力”的“入侵暴君”的过分嚣张，而不是谴责法国本身的过分行为。流血不仅没有让杰斐逊感到厌恶，他还在等待着“国王、贵族和教士”统统被送上“他们制造血海的断头台”的那一天。[20]

1794年初夏，血流成河。仅在巴黎一地，每月执行处决竟高达近800起，实在令人发指。事实上，当杰斐逊一手提拔起来的詹姆斯·门罗抵达法国时，他拥抱了国民议会的主席，并且赞美了法国军队的“威猛英勇”，这显然令杰伊感到沮丧。[21]

杰斐逊认为，这场杀戮虽然令人遗憾，却是通向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汉密尔顿却为之备感心痛。法国大革命中无神论的萌芽重新唤醒了他自国王学院时期就已休眠的宗教意识。“神的存在遭到质疑，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否定，”他写下了关于法国人攻击基督教的警告，“虔诚的职责被奚落，人的希望取决于他现世的短暂生存。死亡被解释为永久的睡眠。”[22]汉密尔顿认为，法国大革命已经蜕变成了异端学说的纲要，其中的观点包括认为道德能够脱离宗教而存在，人性能够通过革命而完善，“政府本身将变得毫无用处，因为社会将挣脱其束缚，自行生存与繁荣”。[23]

汉密尔顿总有办法足不出户而洞察天下。为保持对法国时局动态的了解，他订阅了法文报纸期刊，并在费城请了家庭教师M.多尔纳（M. Dornat）帮助自己精进法语。同样重要的是，他从成群结队大批逃往美国的贵族难民那里获得了法国大革命的目击实证。在难民潮的顶峰时期，每10个费城人中就有1个是法国人；某位流亡者把费城称作“法国人的诺亚方舟”。[24]汉密尔顿和这些优雅的、具有改革意识的贵族在一起感觉很惬意自在。“汉密尔顿先生的法语说得很流利，并且由于我们并不赞同那些把流亡者驱逐出家园的革命分子，所以许多有教养的移民都特别喜欢他。”艾丽萨回忆道。[25]“他个子不高，仪态非常沉着，眼睛特别小，在他的目光中有种略显诡秘的东西，”莫罗·圣梅里这样评价汉密尔顿，“他讲法语，但错误很多。他富有机智，高度关注自己，并且……特别勇敢。”[26]除他之外，没有谁挑剔汉密尔顿的法语水平。另一位从法国避难而来的德拉迪潘夫人谈到汉密尔顿时说：“虽然他从未在欧洲待过，但他用我们的语言说话时就像一个法国人。”[27]

很多法国贵族是安杰莉卡·丘奇引荐给汉密尔顿的，她曾在伦敦盛情款待过他们。她向他介绍了拉法耶特的姻亲兄弟诺艾尔斯子爵（Vicomte de Noailles），此人曾加入了约克镇的兄弟会，并且很了解汉密尔顿。和其他难民一样，诺艾尔斯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曾对革命寄予厚望，但当革命沦为彻底的暴力时，他们开始不安地退缩。安杰莉卡还向汉密尔顿引荐了德·拉·罗奇福考尔德公爵。这位忧郁的公爵是一名启蒙贵族及社会改革家，建立了一个示范农场和两个工厂；在前往英国寻求庇护之前，这位公爵曾竭力保护国王免受暴徒的袭击。在费城生活的日子里，他开始崇拜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先生是在我见过的美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他后来写道，“他思路开阔，头脑清晰，善于表达，消息灵通，性格活泼、温和、有教养。”[28]尽管汉密尔顿对法国人颇有微词，这些没落贵族依然对他心醉神迷。

大多数的法国难民都生活在绝望的谷底，经历着地位与财富急转直下的衰落。曾经富裕的法国人现在靠教法语课、当厨师或者开小商店来勉强维持生计。“我但愿自己是个大富豪，”汉密尔顿告诉安杰莉卡·丘奇，“这样，我就能给那些不幸的孩子提供可靠的保障，这将多么让人高兴。但是现在，同情和宽慰的话以及偶尔的一顿晚餐，就是我能贡献的一切。”[29]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艾丽萨·汉密尔顿都对无依无靠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努力为贫困的法国难民筹集捐款。汉密尔顿一向容易被妇女的不幸状况所打动，他从1793年开始记录带着孩子在美国流亡的法国母亲的名录。他在一份名单上写着：“1.勒格朗夫人，三个孩子，住在小市场附近的彼得先生家中，法国帽商，处于极度贫困中；2.戈万夫人，三个孩子，住在第二大街北83号，处于同样的贫困之中……”附后的捐赠人名单中，最大的捐助者一目了然：“艾丽萨·汉密尔顿——20美元。”[30]艾丽萨给流亡者家中送去成包成捆的食物和衣物，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这和她后来在纽约城献身于助寡和儿童事业是一脉相承的。

在所有流落于费城的法国移民当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当属法国外交家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即著名的塔列朗。他在幼时不幸摔坏了腿，走路有些瘸；他总是用讥讽的眼光解析这个世界。在大革命的前夜，国王任命他为奥坦的主教，作为对其掌管教堂财务，而不是宗教虔诚的奖赏，但这个授命没有妨碍他的风流快活。古维内尔·莫里斯描述中的塔列朗“狡黠、冷静、奸猾而野心勃勃”。[31]他尖酸机警，而由于树敌众多，他也必须如此。法国革命政治家米拉博（Mirabeau）曾评价塔列朗说：“他会为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而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可以用粪土交换黄金。”[32]拿破仑对这一观点的表达更为简洁，他把塔列朗比作“丝袜里的一堆粪便”。[33]

作为一个热衷于政治的男人，塔列朗最初希望法国大革命创建一个基于法律、秩序和健全财政之下的生机勃勃的新国家。他一直支持大革命，直到1792年9月路易十六被推翻以及随后的大屠杀抹杀了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他待在英国，冷眼旁观海峡对岸的祖国接连而来的恐怖事件，并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共谋罪。英国保守派对他冷落怠慢，而由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领导的反对派辉格党却很欢迎他，约翰和安杰莉卡·丘奇也属于这一个社交圈子。

1794年1月，塔列朗得到通知，他必须在五天内离开英国，否则将被驱逐出境，于是他做出决定，加入了在费城生活的其他失去祖国的移民行列。丘奇夫妇资助了塔列朗的旅费，安杰莉卡还提前为他和他的旅伴博梅斯骑士（Chevalier de Beaumetz）铺平了道路：她写信给艾丽萨，介绍这两位绅士是追求自由的殉道者，“为了适度自由的事业……亲爱的艾丽萨，我把这两个有趣的陌生人交给你照顾。在我回到美国之前，我把他们借给你。到时候我并不是要完全收回我的朋友，而是要和你以及和蔼可亲的亚历山大共同分享他们的友情”。[34]

安杰莉卡很遗憾艾丽萨不会讲法语，而塔列朗也不会讲英语。在美国，塔列朗因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人交流，这让汉密尔顿的流利法语有了用武之地。4月塔列朗抵达之后，汉密尔顿谨慎地就接见塔列朗的问题，试探了华盛顿。塔列朗自己排除了非正式会见的可能性。“如果我不能进入正门，”他宣称，“我也不会从后门进去。”[35]塔列朗当时是法国的弃民，所以时任法国驻美国公使的约瑟夫·福谢向巴黎的上级说，塔列朗和博梅斯与汉密尔顿的同盟正谋划着“一场恶毒的阴谋”。福谢告诉华盛顿，法国不赞成他接见塔列朗，于是华盛顿拒绝了会见，以免在共和党人中激起诽谤批评的**。华盛顿说，“我的想法是……要避免得罪与我们交好的国家，不要在对待他们放逐的公民问题上令他们感到不快，”并建议汉密尔顿以私人身份接待塔列朗。[36]

塔列朗很快就有了一个黑白混血的情妇，他公然在费城的大街上充当护花使者。这困扰着上流社会中某些古板的人，但不包括汉密尔顿。艾丽萨可能也对塔列朗心生厌恶：“他的身体显然有些畸形，一只脚瘸着，他的举止丝毫谈不上优雅，说话的语调让人很不愉快，而穿着方面他也不修边幅。”她在暮年这样回忆道。福谢则评论道：“汉密尔顿先生经常和他会面，虽然他很钦佩这位精明的外交家出众的才能，却也厌恶其彻底缺乏原则。”[37]由于福谢已经认定汉密尔顿与塔列朗是一伙的，因此汉密尔顿并没有因为会见塔列朗而招来政治麻烦。如果说汉密尔顿和塔列朗还称不上密友的话，那么，他们至少算得上是相互吸引的伙伴。

在塔列朗逗留美国的两年间，他很珍视和汉密尔顿一起度过的时光，并留下了一些流传后世的非同寻常的颂词：“我认为拿破仑、福克斯和汉密尔顿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3个人；如果我必须在这3个人当中做出选择的话，我将不假思索地把汉密尔顿排在首位。他预言了欧洲的未来。”[38]关于汉密尔顿，他告诉一位美国的旅行作家：“我认识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显赫人物，但我从未见过能真正与之（汉密尔顿）比肩的人。”[39]汉密尔顿尽情享受着与这位玩世不恭的外交家的交往，为表敬意，还送给他一幅椭圆形的自己的微缩肖像画。

汉密尔顿和塔列朗都是冷静务实的人，都反感那些爱幻想、更激进的同胞的乌托邦式空想。正如一位塔列朗的传记作家所述：“他们都醉心于政治，都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观察政治，都蔑视无病呻吟的言论，他们才不管这些言论出自罗伯斯庇尔，还是杰斐逊。”[40]两人都渴望创建拥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的单一民族大国，两人都想扭转中央银行和股票市场遭到排斥与憎恶的局面。令人颇为奇怪的是，塔列朗同意汉密尔顿的观点，认为最能保障美国对于长期信用和工业产品的需求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法国。塔列朗后来生动地回忆起汉密尔顿是怎样斩钉截铁、热情洋溢地预言美国的经济命运的。在他们的交谈中，汉密尔顿说，他预见到了“往昔存在于古老世界的庞大市场将在美国建立。那一天可能并不非常遥远”。[41]塔列朗坦言自己只发现了汉密尔顿的一处不足：他过度热衷于和当时的名流显赫交往，忽略了艾丽萨的美丽。

塔列朗非常感谢安杰莉卡·丘奇为自己打开了汉密尔顿一家的大门，他告诉她关于艾丽萨的友善以及汉密尔顿独一无二的头脑与风度。因此安杰莉卡给艾丽萨写了一封意义非同寻常的信，内容是关于这个长期以来让她们姐妹俩着迷的男人。安杰莉卡·丘奇几乎直截了当地承认，她不仅仅是为汉密尔顿欣喜若狂。她一直向往妹夫的政治光环，现在她喊出了对他的崇拜和希冀：

我亲爱的艾丽萨，我从我可敬的朋友M.德塔列朗处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感谢我引荐他认识了你和我可亲的人。你当然知道我可亲的人指的就是你的丈夫，因为我很爱他；如果你能像古代罗马人那样慷慨的话，你会把他暂时借给我一会儿的。但是请不要妒忌，我亲爱的艾丽萨，因为我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更热切地盼望着成就他的雄心壮志，我唯愿他可以达到任何真正荣耀的顶峰。只要他乐于和我聊聊天，并偶尔说起“我想要是我们亲爱的安杰莉卡在这儿”就好了……啊，我的天啊，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女孩，既得到聪慧美丽，又得到了一个好的伴侣。[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