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3年3月4日，乔治·华盛顿宣誓连任总统。跟口若悬河的财政部长不同，他崇尚简洁明了，发表了只有区区两段文字的就职演说。当他在参议院演讲的时候，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时的祥和气氛截然不同，此时美国政局的裂痕开始显露出来。总能敏锐地捕捉这种场景的费舍尔·埃姆斯调侃道：“党派利益……必将导致一场危机。”他判断，国会的共和党人会抛弃他们对华盛顿第一任期相对克制的批评：“他们渴望复仇。财政部长就是他们准备砍杀的牺牲品……总统也未能幸免。他越是受人欢迎，他们越想毁掉他，因而总统也遭受了肆无忌惮的攻击。”[1]

华盛顿第二任期被煽动性的外交政策议题所缠绕。法国大革命迫使美国人反思他们自己的革命的意义，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支持者对此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巴黎持续的骚乱增加了汉密尔顿派的担忧，他们正努力扑灭国内的星星之火；而杰斐逊党人则欲让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根据法国的情势判断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了：或者强调他们跟法国大革命的一致性，或者表达他们对大革命的种种行径的厌恶之情。这样，法国大革命既让美国政治中的两个党派联合在一起，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鸿沟。

大多数美国人颂扬法国大革命是他们自己革命的有意义的承继者。1792年8月，国民议会在巴黎授予“乔治斯·华盛顿”“N.麦迪逊”和“简·汉密尔顿”荣誉公民称号，以确立两国人民的兄弟关系。[2]当汉密尔顿收到了法国内务部长发来的确认此事的信件时，他很不屑地在背面写下了这样潦草的文字：“来自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信，给我寄来一份公民证书，还弄错了我的教名……真奇怪，法国竟然会这样做。”[3]但是巴黎接下来发生的流血转折让在那里的美国代表着实吓了一跳。在1792年的夏天，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杰斐逊驻巴黎的私人代表，当时在荷兰海牙——写信给杰斐逊说道：“法国那些疯狂堕落的人以自由之名彻底摧毁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他还说，巴黎的街头“简直可以说是血流成河”。[4]肖特还向杰斐逊描述了暴徒冲入王宫囚禁了路易十六的情形。8月末，在法国的杜伊勒里宫附近架起了一座断头台，当时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驱赶教士、保王分子、出版商、法官、流浪者以及妓女——所有被视为国家敌人的人——的活动。当1400名政治犯在被称为“9月大屠杀”的事件中被杀戮的时候，陷入自我陶醉中的罗伯斯庇尔宣称，这是“能给人类增光添彩的革命中最壮美的一次革命”。[5]马拉也附和道：“让卖国贼流血吧，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我们的祖国。”[6]

很长一段时间，杰斐逊党人对有关这些暴行的报告不屑一顾，将其视为恶意的宣传。法国大革命的豪言壮语感染了这些人，他们模仿“雅各宾人”，以“公民”或者“女公民”称呼彼此。1792年9月20日，美国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人举办了各种各样的酒会、游行等活动表示对法国的支持。在给威廉·肖特的回信中，杰斐逊指出法国大革命鼓舞了美国共和党人并削弱了汉密尔顿派的“独裁统治思想”。他说，他对在巴黎失去生命的人表示遗憾，但冷漠地为大革命辩解：“整个地球的自由维系在斗争这个问题上……我宁愿看到世界有一半的地方荒无人烟，也不愿看到革命失败。”[7]对杰斐逊说来，重要的不只是法国或者美国的自由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问题。在他的脑海中，这样一个普世的目标可以原谅任何导致流血的手段。

尽管法国大革命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浪漫续篇，但更多的恐怖事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种说法。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他曾经帮助过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的爱国者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庆祝他的生日——因为谋划反对革命而被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卡佩（失去了皇帝头衔的路易十六）的死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学生欢呼雀跃，将他们的帽子扔向空中，并舔舐着国王的血，而一个刽子手则靠出卖国王的头发和衣着而大发横财。这位国王的头颅被夹在他冰冷的双腿之间，塞在篮筐内，其他部分被放在一个未加整饰的盒子里。英国人对此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小威廉·皮特将其斥为“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的最愚蠢、最残暴的行径”。[8]2月1日，法国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很快整个欧洲大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种情况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

法国国王被斩首的消息于1793年3月底传到了美国，对杰斐逊派而言，这可真不是时候，他们刚才还在强调法国的道德比英国的优越。他们会诅咒这一行动还是会美化这一行动呢？答案在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刊登的《路易·卡佩丢了脑袋》一文中揭晓了。作者举重若轻地庆祝了国王之死：“因为我使用了俏皮语，可能显得我轻视他的命运。的确如此，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跟其他罪犯被处决对我的影响一般无二。”[9]作者说，杀死国王是一个“伟大的正义之举”，如果一个人对这种**裸的暴力感到吃惊，那也只能表明他对“王权的深深依赖”，表明他属于“王权分子”。[10]换言之，他们就是“汉密尔顿分子”。曾经，托马斯·杰斐逊还称赞路易十六是“一个好人”“一个诚恳的人”。[11]现在，他却断言“君主们应该像其他犯罪分子一样受到严惩”。[12]

麦迪逊虽然坦承对巴黎的种种“愚蠢及野蛮行径”感到不安，但是总体在崇拜法国大革命的狂热程度上，他并不亚于杰斐逊，他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过程是完美的，结果是了不起的”；他把大革命的敌人贬斥为“人类共同的敌人”。[13]杰斐逊认为如果他们的法国同志失败了，那将注定美国的共和主义也要失败。麦迪逊对此深有同感。麦迪逊并不认为处死国王有什么不妥。他说：“如果国王是一个卖国贼，他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领受惩罚。”[14]跟杰斐逊一样，麦迪逊滤除了法国方面那些恼人的事实，将谈论国王无辜和“敌人嗜血”称为“虚假”新闻报道。[15]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边是共和党人由衷地为法国大革命感到高兴，并喋喋不休地提及那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斗过的法国军官对他们的恩情；一边是这些军官成为革命暴力的受害者。现在身为美国驻法公使的古维内尔·莫里斯在国王被处决之后告诉汉密尔顿：“真是巧了，相当比例的在美国服役过的法国军官，要么在初期被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要么后期自发地感到不得不放弃革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处在被监禁的状态，财产也被充公了。”[16]随着君主制度的倒塌，拉法耶特侯爵也被指控为卖国贼。他逃亡比利时，被奥地利人抓捕。在随后的五年间，他辗转于不同的监狱之间。由于常年的禁闭，最后他脸色苍白，虚弱无力，连头发也几乎掉光了。拉法耶特的亲人在恐怖时期的遭遇更为残酷。他妻子的姐姐、母亲和祖母都被处死了，并被丢在同一个墓穴里。其他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也不得不屈从于革命狂热的**威之下：罗尚博伯爵被囚禁在监狱里，海军总司令德斯坦被斩首。

如果说共和党人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的话，那么联邦党人亲英的倾向则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早在1792年3月，杰斐逊在他的“名言集”中抱怨华盛顿“对法国大革命缺乏信心……我记得，在我得到国王逃跑又被抓住的消息后，我首先在会议上告诉了他。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在某件事上如此沮丧不安”。[17]华盛顿确实憎恶法国发生的血腥杀戮，因而这加深了他和杰斐逊之间的裂隙。约翰·亚当斯对法国发生的事情非常有先见之明，并为许多美国人对“那个反复无常、天马行空、激动狂热的民族所作所为的无知、盲目和热情”感到懊恼。[18]他警告：“丹东、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都是性情暴烈之人。祸根已经在法国种下，他日将一发不可收拾。”[19]

没有人比汉密尔顿在法国革命的问题上发表更多具有前瞻性的言语了。汉密尔顿后来告诉拉法耶特，君主制的暂时消灭和9月大屠杀“浇灭了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美好期盼”。[20]汉密尔顿拒绝宽恕巴黎的屠戮，反对“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汉密尔顿认为革命不应该一夜之间斩断与过去的联系，或者彻底废弃原有的法律、秩序和传统。“争取自由的斗争就其本身而言是崇高的，”他说，“当与高尚、正义和人道联系起来时，它应该尊重每一位朋友，把它当作人。但是如果被犯罪和肆无忌惮所玷污，那它就失去了人们的尊重。”[21]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这个国家自由、自然、深思熟虑后的行为”，并且本着“正义和人道的精神”。[22]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是写在羊皮纸上的革命，是通过文件、请愿以及其他法律形式定义的。

真正让汉密尔顿绝望的不只是法国背叛了革命的希望，还有美国的革命辩护者把“玷污人类历史的最残酷、最血腥、最暴虐的事态”正当化的做法。[23]对汉密尔顿来说，法国乌托邦式的革命过于强调自由，而排斥了秩序、道德、宗教和财产权利。他们迫害的银行家和商人恰恰是汉密尔顿视为渐进改革的中间力量。他把法国的混乱局面看作在美国的凶兆，如果人们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置秩序保障于不顾的话。他最大的梦魇此时正在横跨大西洋——一场充满希望的革命让位于混乱的恐怖状态和威权统治。他的结论也是非常明确的：“如果道德中仍有某种东西是永恒的，那么，对大革命的鼓吹意味着令人蒙羞的时刻必将到来。”[24]

直到4月初，法国向英国和其他君主制国家宣战的报道才到达美国。汉密尔顿立刻告知了当时在芒特弗农的华盛顿：“似乎，战争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25]华盛顿匆忙赶回费城制定政策。他倾向于立刻表明中立立场，在听到美国的船只准备好辅助法国参战的传闻时他脸色都变了。在华盛顿抵达之前，汉密尔顿反复斟酌，拟定了一份中立宣言，并与约翰·杰伊而不是托马斯·杰斐逊进行了磋商，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后者渐渐被忽略了。4月17日抵达之后的第二天，华盛顿让他的顾问们仔细考虑一下次日上午在其官邸召开的会议上要讨论的1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便是最主要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应该发布一份中立宣言吗？剩下的12个是关于法国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应该接纳法国派来的大使吗？早前签订的条约是否还能继续适用？法国挑起的战争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这些问题暗含对法国的怀疑，杰斐逊认为它们出自汉密尔顿的笔端，实际上这是华盛顿苦思冥想的成果。

跟他一贯坚忍不拔的品质相符，汉密尔顿认为保持中立是唯一恰当的措施，并且反复提醒华盛顿“持久的和平，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热切的愿望”。[26]与华盛顿看法相同，与其说这是出于对战争的顾虑，不如说是相信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参战之前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与发展。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甚至还没有一支常备的海军。汉密尔顿说，在这样的关头，战争“对可能卷入其中的国家将会产生不一样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战争比我们赖以建立独立国家的战争只会具有更大的危险和灾难”。[27]尽管杰斐逊同情法国，汉密尔顿同情英国，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中立是唯一切合实际的政策。然而，两位部长在究竟采用何种形式表示中立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就有了后来三天的激烈辩论。

在4月19日颇具戏剧色彩的会议上，华盛顿在静静地听着。杰斐逊反对立刻宣布中立，甚至不宣布中立，他希望从英国的让步中坐收渔利。他认为，为什么不能推迟一下呢？让其他国家过来求着美国中立。而汉密尔顿则认为美国的中立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让演讲更有说服力，他甚至搬出国际法权威的案例——胡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和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来打动听众。汉密尔顿占了上风，内阁决定颁布一份声明：“禁止我们的公民在海上参与交战国之间的敌对行为。”[28]杰斐逊对终止美法1778年签订的若干条约的做法感到震惊。汉密尔顿争辩说，法国帮助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只不过是希望借机削弱英国而已。他还说，法国已经废掉了路易十六，政府就算是发生了更迭，因而此前的条约就失效了。可以料想，他反对友好地接待已经于近期抵达美国的法国公使，以免美国成为法国的棋子。会议还是做出决定，接待新任法国公使不需要获得额外批准。杰斐逊很高兴看到自己摘到了一个胜利果实，华盛顿也再次显示出他并不是汉密尔顿的玩偶。

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舌战数日后，4月22日，华盛顿颁布了他的中立声明。虽然在发布一份正式、迅速执行的宣言这一主要问题上，汉密尔顿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但杰斐逊却赢得了几个关键点。杰斐逊特别担心“中立”这个字眼会表示直截了当地抛弃法国，因此文件采用的说法是美国人民需要对交战各方保持“友好、公正”的态度。[29]这一声明给独立、骄傲的美国开了一个好头，成为美国摆脱欧洲纠缠的思想庇佑。关于这一声明，亨利·卡伯特后来写道：“华盛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人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份声明了。美国的未来也因而最直接地烙上了汉密尔顿的印记。”[30]在发布了中立声明之后，汉密尔顿继续解释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应该以自身利益而非情感上的好恶为基础；想象中的利他主义往往掩藏着卑鄙的动机；个人经常为慈善之举，但是国家却绝少如此。”这种朴素的讲究实际的世界观可能源于其在西印度群岛时对欧洲国家的观察。

中立声明还引发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另外一场小小的争论。国务卿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所采取的形式，并向门罗表达了他的愤慨：“如果我们拒绝继续提供后续支持给大不列颠，汉密尔顿会感到惊慌失措。”[31]麦迪逊也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英国情结”感到愤怒，并斥责这一声明是一个“最为不幸的错误”。他认为，这是行政机关在篡夺本属于立法机关的国防权力。难道国会自身没有宣战媾和的权力吗？他哀叹汉密尔顿“摆脱”美法协议的做法是一个“同样卑鄙愚蠢的”阴谋。[32]麦迪逊赞成美国给予法国以支持，抱怨华盛顿屈尊于“违背历史潮流的英国佬的事业”。他依然视法国大革命为争取自由的精神斗争，并愤怒地质疑，不明白乔治·华盛顿“对别国争取自由的成功经验到底担心什么”。[33]

1793年4月8日，法国新任的驻美公使乘船驶入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恩布斯卡德”号护卫舰上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他的名字是埃德蒙·查尔斯·惹内（Edmond Charles Genêt），但历史记住他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名字——公民惹内（Citizen Genêt）。短小精悍的身材，气色红润的面庞，这位而立之年的外交官头顶着热情似火的红发，微微倾斜的额头，还有一个鹰钩鼻子。古维内尔·莫里斯对他不以为然，认为他“举手投足间流露着暴发户的气息”。[34]尽管他的所作所为让人以为他是政治的门外汉，但他的履历还是非常不错的。他6岁精通希腊文，12岁翻译过瑞典文的历史著作，能讲7门外语，还是一个颇有造诣的音乐家，并且已经在伦敦和圣彼得堡见习过外交工作。由于他跟温和的吉伦特派（Girondist）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国王的脑袋被砍掉之前，曾有这样的猜测：公民惹内可能护送王室成员去美国。

在此种社会情势之下，这位年轻活跃的使者本是颇有魅力的，但他竟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外交官应有的审慎。的确，如果汉密尔顿决定找一位公使来演绎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他恐怕想不出能比虚荣狂妄的惹内更好的人选了。法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高调介入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纷争。

公民惹内到达之际就把日程排得满满的。他希望美国给予法国更多的资金支持，提供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军需物资。更有甚者，他希望能重挫西班牙和英国在北美的资产，甚至为达此目的已经准备好要雇用特工人员了。杰斐逊成为其私下里密谋的共犯，杰斐逊曾给过惹内一封信，在信中他炫耀自己把一位名叫安德烈·米肖（André Michaux）的法国植物学家引荐给了肯塔基的州长。米肖计划武装肯塔基州人，在西班牙占领的路易斯安那的前线阵地上挑起事端。实际上，杰斐逊的援助违背了中立政策，相比之下，汉密尔顿与乔治·贝克威思的非官方会谈倒更显得无害。

最让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快的是，惹内随身携带的背包内装着一些空白的“捕拿特许证”。这些文件是为私人船只准备的，将授权它们变成私掠船，使这些私人船只有权捕获没有武装的英国商船作为“战利品”，让被捕获者提供金钱，向法国提供军事帮助。惹内希望招募美国和法国的海员。在南卡罗来纳州一落脚，他就颁发许可证给私掠船只，让它们从美国的港口出发劫掠英国船只，并召集了一支1600人的军队进攻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汉密尔顿远在费城痛斥这一举动为“极端傲慢”的表现，并揣测他的真实意图：“惹内来到我们国家可能并没有把我们拖入战争的想法，但是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间接把我们拖入其中了。”[35]汉密尔顿确信，惹内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他是在贯彻执行官方的政策。很快，汉密尔顿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

果然在抵达美国10天后，公民惹内跋山涉水赶往费城，准备向华盛顿递交国书。惹内在沿途的各种宴会上受到热情款待，似乎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候选人，而不是外国的外交官。他的6个星期的旅程也被抹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在许多城市，惹内频繁出现在“共和”和“民主”组织的活动中，它们的成员互相问候和拥抱，以“公民”相称。这些团体担心，一旦欧洲势力推翻了法国大革命，孪生的美国将成为它们的下一个进攻对象。联邦党人担心这些组织会模仿已经在巴黎酿成混乱局面的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s）的“俱乐部”。在这些组织相互联络的时候，汉密尔顿认为，他们可能会效法“自由之子”触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方法。谨慎起见，他告知海关关员，一旦发现他们的船坞里的商船被凿出了枪眼（这表明它们被改造成私掠船），就立刻告诉他。

在惹内北上的日子里，不和谐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共和党人越是赞美，联邦党人便越是非难。就在惹内旅行的时候，“恩布斯卡德”号护卫舰在美国海域抓获了英国船只“格兰其”号，并将其拖到费城。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向托马斯·杰斐逊强烈抗议，指出这种行为简直视华盛顿的“中立声明”为儿戏。国务卿私下里赞同这种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当“格兰其”号抵达费城时，杰斐逊再也掩饰不住他的兴奋了。“它已进入我的视野，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码头上，”他告诉詹姆斯·门罗，“此前从未有这么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当看到英国旗帜被撤下来，法国的旗帜高高飘扬的时候，他们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36]杰斐逊被惹内折服了，他告诉麦迪逊说，惹内“为我们奉献一切却不求回报……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的使命感更崇高，更让人感动的了”。[37]

1793年5月16日，公民惹内抵达费城，在礼花绽放礼炮齐鸣中，他受到州长托马斯·米夫林的欢迎。共和党人希望对惹内的滔滔敬仰之情能夯实法美关系，两国的国旗并排飘扬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同情法国的人租下费城最大的宴会厅准备举行一次“优雅的公民聚餐”，带着“自由之冠”，高唱《马赛曲》。新任大使甚至加入了费城的一个雅各宾俱乐部。杰斐逊喜气洋洋，他告诉麦迪逊：“战争点燃了两党的热情，这是我们自己办不到的。”[38]一位联邦党的作家对惹内受到的礼遇感到难以置信：“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人们如何拥抱他、亲吻他。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几乎都未能逃脱人们的礼遇。”[39]

然而，在别人看来手足情深和激昂情绪的地方，汉密尔顿却察觉到推翻美国外交政策的阴谋。接待惹内的组织者“恰恰是清一色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敌人和捣乱者”。[40]费城是共和党精神的大本营，核心人物在此宣泄着他们的亲法情绪。约翰·亚当斯对为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干杯之类的祝酒词感到惊讶，他回忆米夫林州长所举办的一个酒会时说：“法国的实权派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与他们结盟，对英宣战。”[41]有时，亲法的情绪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致亚当斯担心联邦党人会受到暴力侵害。亚当斯若干年后责怪杰斐逊时说：“你肯定感觉不到1793年惹内所带来的那种恐怖气氛，当时有1万人走上费城街头，当时的人日复一日地威胁着要把华盛顿从家中揪出来，他们要求在政府中发动一场革命或者迫使政府为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对英宣战。”[42]尽管身为副总统，亚当斯还是感觉到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而在从国防部办公室到他家的小路上偷偷地藏了一些武器，这样他就可以保护他的家人、朋友和侍从。全新的共和国依然是一片是非之地，充满了外国阴谋、内战、混乱和分裂的忧虑。

在跟乔治·哈蒙德的私人谈话中，汉密尔顿允诺他将尽力反对将美国拖入战争。他还预测，美利坚合众国不会再向革命政府提供贷款，他还延迟向法国清偿债务。在一封发往伦敦的急件中，哈蒙德指出，汉密尔顿将会捍卫美国的中立地位，因为“任何可能威胁美利坚合众国和平的事件，对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创建的制度而言都是致命的，对于他的个人声望和他的雄心壮志而言也是致命的”。[43]如果汉密尔顿与哈蒙德的非官方会晤明显表示出其对杰斐逊的不友好的话，那么杰斐逊则表现得更加不义。惹内抵达费城后不久，便将他跟国务卿开诚布公的谈话转告给了巴黎的上司：“杰斐逊给了我一些关于当权者的真实看法的有用信息，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参议员罗伯特·莫里斯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走的是英国路线，他们对总统的决断影响最大，以及他要想制衡他们的努力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困难。”[44]

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和合法性把握不准，汉密尔顿建议给予惹内较低的外交身份。华盛顿没有同意，但指示杰斐逊得体地接待这名大使时不用太热情。杰斐逊把这种保留意见理解成华盛顿让汉密尔顿的观点做出了“微小的牺牲”。[45]在惹内初次抵达时，杰斐逊抵制住了将惹内在查尔斯顿武装起来的私掠船驱逐出去的意见。其他内阁成员——华盛顿、汉密尔顿、诺克斯、伦道夫——都认为这种行为是对美国主权的不尊重，试图把这些船只驱逐出去。6月5日，杰斐逊不得不告诉惹内停止武装私掠船，禁止强征美国公民为他们服务。在这一点上，惹内再一次暴露出寡廉鲜耻的嘴脸。离杰斐逊的警告仅仅过了10天，惹内便将一艘捕获来的英国商船改造成一艘私掠船，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小民主”号。比改装事件更令人愤怒的是，惹内公然蔑视了费城的法令，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就是“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46]汉密尔顿和诺克斯希望将船还给英国或者由美国管理，华盛顿采纳了后一种做法，没有理会杰斐逊的抗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汉密尔顿于6月21日写信给华盛顿，表达了他希望在1794年6月，下次国会会期结束之际辞职的意思。他想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他已经启动的项目，去为自己在威廉·布兰奇·贾尔斯主导的质询案中正名，但他现在被职务占用的时间过多。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些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文章，然后将其锁入抽屉。

在汉密尔顿写好了给华盛顿的辞职信后的第二天，公民惹内告知杰斐逊，法国有权在美国港口改造船只——更何况，美国人民同意他的意见。汉密尔顿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径震惊了，称这些用词是“一个外国使者向其驻在国所发表的最具冒犯性的言论”。[47]数天后，汉密尔顿与惹内有了一次紧张的会谈，汉密尔顿告诉他法国在欧洲战争中是侵略者，这就是说美国不必再恪守他们之间此前签订的防御条约。当汉密尔顿为华盛顿宣布中立的权利辩护时，惹内反驳说，这是行政机关侵犯了立法机关的特权。这一场景道出了这场闹剧的核心：公民惹内正在教训《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作者该如何解释美国宪法。

7月6日，公民惹内终于铸成了大错，让其之前所有的失言失态都相形见绌。惹内趁华盛顿还在芒特弗农时告诉宾夕法尼亚州的外交秘书亚历山大·J.达拉斯（Alexander J. Dallas），他不满意美国的中立政策，准备越过华盛顿直接呼吁美国人民，请求他们帮助装备停泊在美国港口的法国私掠船。惹内不再仅仅局限于此前的警告了，他开始拙劣地抨击美国政府，并且公然冒犯了一个不能被冒犯的人：乔治·华盛顿。达拉斯向米夫林州长讲述了这件事，米夫林又转告了汉密尔顿和诺克斯，最终传到了华盛顿那里。突然之间，杰斐逊和惹内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消失了。“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哪任法国公使像现任这么糟糕，”杰斐逊向麦迪逊抱怨，“头脑发热、充满幻想、缺乏判断能力、容易冲动、不尊重他人，甚至在书面和口头的沟通交流中对总统恶语相向……他让我非常尴尬。”[48]

尽管汉密尔顿也出奇愤怒，但又十分小心，觉得这是惹内给了他一件武器让他对付法国。于是在7月8日，汉密尔顿、杰斐逊、诺克斯在州议会大厦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小民主”号，缺席的华盛顿已经下令说，停靠在美国港口的武装私掠船应当被禁止行动或者强制扣押。汉密尔顿和诺克斯想把离特拉华河几公里远的小岛作为一个战略要塞，布控武装力量以防止“小民主”号逃脱。杰斐逊倾向于从宽对待此事，建议仅仅考虑如何安置美国籍的水手而非该船本身。尽管没有正式许诺，惹内还是告诉杰斐逊，在华盛顿回来之前，该船不会驶离费城。并不信任惹内的汉密尔顿希望采取武力行动阻止“小民主”号离去。在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很容易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对一个政府而言：缺少自尊和自信是极其危险的。”[49]但是汉密尔顿的同僚们并不为其所动。

华盛顿在7月11日回到费城。“小民主”号在7月12日溜走了，并顺利通过了特拉华河上的小岛。汉密尔顿当即就提议要求法国政府召回惹内，这一次即使杰斐逊似乎也并未反对。数天后，“小民主”号出现在茫茫大海上。

目睹了惹内的卑劣行径之后，汉密尔顿渴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公众。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能静观事态变化而默不作声的人。到6月底，汉密尔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了，赶紧将文字付梓。1793年6月29日，署名“帕西费库斯（Pacificus）”的作者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发表了7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捍卫“中立声明”。整个7月，汉密尔顿的文章一周发表两篇，它们的影响也因惹内的所作所为而越来越大。

当时，人们认为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因此也只有国会才有权颁布“中立声明”。在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批驳了那种观点。汉密尔顿认为：“如果立法机关有权发动战争，那么行政机关就有义务在战争爆发之前维护和平状态。”[50]这样，汉密尔顿再次扩张了行政机关在外交方面的权限，尤其是在紧急状态之下。他还认为在中立问题上纷纷攘攘的真正原因是反对派希望削弱华盛顿的职权，甚或将其赶下台去。在第二篇文章中，他驳斥了那种认为“中立声明”违背了美法之间的防御同盟条约的看法。汉密尔顿认为，该条约并不适用于侵略性的战争，而法国的战争恰恰是法国对其他欧洲国家挑起的。在第三篇文章中，汉密尔顿讨论了如果美国被拖入战争，去帮助法国所可能产生的恶果。大不列颠和西班牙可以从美国内部发动“许许多多印第安部落”来攻击美国。同时，“由于海岸线狭长，又没有什么军事设施，并且总人口不超过400万”，美国或许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陷入一场不均衡的斗争。[51]

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帕西费库斯（即汉密尔顿）指出，路易十六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美国真挚的朋友：“受人尊敬的富兰克林的多次申明可以证明这个事实。”[52]他指出，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是来源于国王及其政府高层而不是大众：“如果在做出支援美国的决定中有什么恩情需要我们报答法国的话，那就是路易十六的恩情。他的心就是这种恩情的源头。”[53]对汉密尔顿来说，如此表达对一个死去的国王的同情是需要勇气的，也因而被辱骂为一个隐藏很深的君主主义者。在帕西费库斯最后一篇文章中，他为美国保持中立地位的辩护理由是，这个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舰艇的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参与战争的地步。[54]为了广泛宣传他的观点，汉密尔顿还组织了群众集会以证明“中立声明”是有群众基础的。

汉密尔顿很喜欢他以“帕西费库斯”之名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展示了他冷静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很好地传达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洞见。后来他将它们收入了1802年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还自豪地告诉出版商“他的几个朋友认为这些文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文章”。[55]汉密尔顿想必很高兴将它们跟《联邦党人文集》放在一起，因为它们激怒了《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合作者詹姆斯·麦迪逊。杰斐逊曾怂恿麦迪逊在“中立声明”上为难汉密尔顿。杰斐逊读了帕西费库斯的第一篇文章后大为不悦，决定找个人驳斥汉密尔顿。在7月7日，他敦促麦迪逊同财政部长较量一下：“如果没有人回应他，那么他的学说就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先生，请拿起你的笔来，揭穿最显著的歪理邪说，当着公众的面把他撕成碎片。再没有别人有能力与他过招了。”[56]

杰斐逊想必认为，麦迪逊不会浪费这一大好时机，肯定会跳起来抵制“中立声明”所体现的行政权力的扩张。然而，杰斐逊失算了，麦迪逊并不愿意。在弗吉尼亚种植园里，他写信给杰斐逊抱怨，他没有充分的书籍和文章去反驳帕西费库斯，还喋喋不休地诉说弗吉尼亚的夏天气温太高。他还说访客络绎不绝而且逗留时间过长。难道麦迪逊也对正面与汉密尔顿发生冲突感到发怵吗？当他再也找不到借口时，他不情愿地告诉杰斐逊：“我强迫自己完成任务去反驳他。说真的，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不愉快的任务。”[57]

终于，麦迪逊署名“赫尔维迪乌斯（Helvidius）”炮制了五篇文章批驳汉密尔顿。第一篇文章便反映出《联邦党人文集》的两名合作者之间的深仇大恨：“最近发表的几篇署名帕西费库斯的文章使亲者痛仇者快，作者一定憎恨我们的共和政府和法国大革命。”麦迪逊指责帕西费库斯“中立的面具”里面是“对英国的极端热爱”。[58]他痛斥作者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因而才为“中立声明”辩护。他说，这样的特权是“英国政府里的王权”。[59]

在这些比汉密尔顿的写作平淡得多的文章中，麦迪逊带着一种严格解释的观点看待中立问题。他希望在外交政策上的全部权限都属于国会而不是总统，除非宪法明确授予总统某些专门权限。麦迪逊还透露了一些杰斐逊提供的内阁秘密，看来杰斐逊是在拼尽全力、毫无保留地攻击一份总统发布的声明。

作为这些抨击自己政府的文章的作者，杰斐逊当然知道它们会让华盛顿感到不快。他虽然同情总统，但还是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他在6月份给麦迪逊的信中写道：

总统身体不是太好。小小的发热已经缠了他一个星期或者10天了还不见好转，让他面容憔悴。他最烦心的是那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他的抨击。我觉得他比我们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在意这些东西。看到这些文章我感到非常抱歉（然后杰斐逊表示华盛顿把这些抨击的文章给他自己看了）。他原本被假惺惺地崇拜着，他本没有这些烦恼，但是，他被包裹在王权的外衣中，很难在撕碎这些外衣的时候，不会留下创伤。[60]

在1793年那个多事的夏季，行政机关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7月23日，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内阁会议。总统希望向法国提出召回惹内而又不冒犯法国。这又使得汉密尔顿针对政府所面临的危机发表了长篇演说。汉密尔顿暗示有一个“派别”希望“推翻”政府，还说要想摸清楚其进展，行政部门应该公开惹内不同寻常的行为背后的故事；否则，人们会很快加入到“煽动者”的行列中去。[61]让这一戏剧性场面显得如此荒诞不经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派别的精神领袖正端坐在这间屋子里——托马斯·杰斐逊。

那个夏天，杰斐逊发现汉密尔顿既让人难以忍受又摆脱不掉。除了他在财政部的工作，汉密尔顿还当上了全职的匿名报纸撰稿人。在7月末，《美国每日广告报》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反对雅各宾》，这是汉密尔顿在随后四周的九篇系列文章中的首篇。他在开头便呈现出雷霆万钧之势：“这个城市中公然流传着一种说法，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威胁说要越过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直接鼓动人民。”[62]关于惹内对华盛顿的傲慢无礼的消息从秘密转为公开了，这对公众的意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汉密尔顿继续抨击惹内干涉内政：“一个住在这个国家的外国公民成为恶毒的、骇人听闻的阴谋的鼓吹手，是多么卑鄙下流啊！”[63]

8月1日，杰斐逊发现自己再次在内阁会议上中了汉密尔顿的圈套。汉密尔顿简直就是一台语言机器，能在每一个场合中非常自然地流淌出完美的演讲。财政部长再次语出惊人，指出有必要披露跟公民惹内往来的所有破坏性的通信。从杰斐逊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密尔顿在华盛顿的小内阁会上采取的极度夸张的手法。“汉密尔顿发表了45分钟的演说，”疲惫不堪的杰斐逊在其记录中写道，“摇唇鼓舌，铿锵激昂，就好像是在对着陪审团发表演说一样。”[64]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杰斐逊与这位出口成章的财政部长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无奈。“我们又一次见面，”杰斐逊第二天记录说，“汉密尔顿再次发言45分钟。”[65]汉密尔顿反复宣讲欧洲君主国对法国的控诉，指控法国意欲把革命输出到别国。杰斐逊暗自斥责汉密尔顿是共和政府的叛逆。“这对自由之事业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原来还有你啊，布鲁图斯’[16]。”他在日记中写道。[66]

到了这个时候，杰斐逊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照旧反对政府公开与惹内之间的交涉，并警告，对惹内来美国后兴起的“民主”组织实施打击有百害无一利。如果政府压制这些社团，杰斐逊认为，更多人将会加入这些社团，只为“确认自由结社权的存在”。[67]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丧失了总统对他的信任，并在后来戏剧性地发现了这个后果。

虽然华盛顿以异常的忍耐能力尽量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视同仁，但他再也无法忍受阁僚的内斗了。华盛顿是一个隐忍但却敏感的人，再也不能忍受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对他的谩骂攻击了。5月份的时候，在该报编辑写了一篇文章说华盛顿之所以签署“中立声明”是因为“英国佬”威胁砍掉他的脑袋之后，他要求杰斐逊从国务院解雇弗雷诺。杰斐逊固执地认为是《国家公报》将美国从君主制中挽救出来，因而拒绝遵从华盛顿的要求。现在，在内阁会议上，亨利·诺克斯碰巧谈及题为“乔治·华盛顿的葬礼挽歌”的政治讽刺诗，描述华盛顿像路易十六一样被送上断头台。这篇侮辱性文章被认为是弗雷诺的手笔。诺克斯提及这件事点燃了华盛顿心中的怒火，似乎一向沉静的总统一下子变成了火药桶。在杰斐逊的“名言集”中，他是如此描述这非同寻常的一幕的：

总统火冒三丈，陷入了无法自拔的苦恼情绪中，他对自己曾受到的侮辱喋喋不休，咒骂每一个在其任内基于不纯动机搞过小动作的人。他说自己很后悔错过了辞去职务的时机，并且自此之后想起来就后悔；说如果按照神的意思，他现在更应该在坟墓里而不是在这个职位上；说他宁愿在他的农场中恬淡地生活也不愿意被当成这个世界的主宰，然而这样人们还会指责他想当国王。那个蠢蛋弗雷诺还每天给他送去3份报纸，像是把他视作报纸经销商。在他眼中，这些报纸的内容空洞无物，只有对他的放肆侮辱。他在愤怒中结束了这一段谈话，中间停顿了一下。后来想要重新继续我们之前谈到的话题都有点困难了。[68]

那个8月，杰斐逊在内阁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记录。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是，作为中立国，美国不能允许交战国在其港口中武装私掠船只或者给它们庇护。身为海关领导人，汉密尔顿负责惩罚进犯者，由此能更多地插手外交事务。与此同时，杰斐逊却在暗中谋划削弱汉密尔顿的权力。8月11日，他给麦迪逊发去一封密信，指出共和党的代表将在新一届众议院中更加强势。到那时，分两步削弱汉密尔顿权力的时机就已经成熟了：在海关和国内税收局之间分裂财政部，然后切断第一合众国银行和政府之间的一切联系。如果杰斐逊不能消灭这个人的话，那他就会选择消灭这个职位。

尽管对不可救药的惹内越来越灰心，但杰斐逊依旧阻止了阁僚披露惹内种种鲁莽行径的努力。[69]他曾于9月底威胁着要辞职，对华盛顿说他已经厌倦了周旋在“富裕贵族、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商人以及投机商、暴发户中间”，并再次指出了正在图谋把美国带入君主制国家的那些措施。[70]他答应待到年底，前提是华盛顿答应为惹内惹人讨厌的举动保密。但他的阁僚还是不同意他的意见。“汉密尔顿和诺克斯一直在压迫人民的热切渴望，以一种我从未看见过的渴望。”杰斐逊对麦迪逊说。[71]

汉密尔顿还是间接地把事情捅出去了，他让参议员鲁弗斯·金和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文章。惹内被激怒了，他向华盛顿抗议，要他立即“消除恶劣影响”。[72]他信中的口不择言适得其反，徒增人们的猜疑，结果杰斐逊也只好于8月16日写信给法国政府要求召回惹内。

杰斐逊承认关于惹内的种种说法并非联邦党人的杜撰。“你将听说太多关于惹内威胁要向人民控诉的种种猜疑和反驳，”杰斐逊告诉麦迪逊，“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事实。”[73]在整个8月份，麦迪逊和门罗一直忙于起草答谢法国援助美国独立战争的提案。在华盛顿与公民惹内闹翻之后，麦迪逊沮丧地说它“会给笃信自由信念的文明朋友带来莫大的痛苦，因为这些自由信念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74]菲利普·弗雷诺也不承认法国革命已经发生了邪恶的转折。在9月上旬，他还在强调两国革命的相同之处，相继印发了法国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和《美国宪法》。

然而，巴黎的局势正与这个主题背道而驰。1789年春天，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并很快成为传送恐怖的主要工具。在6月份，惹内所属的温和的吉伦特派遭到了激进的雅各宾分子的清洗和软禁。汉密尔顿意识到，雅各宾派的这次胜利已经使法国官员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召回惹是生非的惹内的请求了。这些官员指责惹内冒犯了一个友好的国家。在罗伯斯庇尔的带领下，雅各宾派扫除了对其恐怖统治的一切障碍。到秋季的时候，夜间搜查民宅，无缘无故的拘捕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反基督运动中，教士被控诉，教堂被破坏，以致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大教堂被改名为“理性之殿（Temple of Reason）”。在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或者叫“卡佩的遗孀”，这是别人给她起的名字——被从牢房中拖出来，塞到一个农场手推车上，拉到挤满起哄的人群的街上游行，最后被处死。断头台超负荷工作：仅仅10月31日就有21名吉伦特派人物被处决。

汉密尔顿料到公民惹内返回巴黎后定遭杀身之祸，因而恳请华盛顿悄悄允许惹内留在美国，以免共和党人指责华盛顿把法国友人逼上了绝路。华盛顿答应给惹内提供庇护。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公民惹内成了美国公民。他娶了科妮莉亚·克林顿（Cornelia Clinton）为妻，汉密尔顿一生之敌乔治·克林顿州长的女儿，并在纽约北部度过了他的余生。华盛顿没有遂汉密尔顿的愿，公开了惹内与美国政府之间发生龃龉的详情。但汉密尔顿也得到了他想从惹内事件中获得的东西，其中最大的厚礼是：托马斯·杰斐逊年底离开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