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愈发不和，但双方都恳求华盛顿参加连任总统的竞选。也许这是当前唯一能让这两个死对头联合起来的纽带了。他们都明白，其个人恩怨很可能会让依然脆弱的政府分崩离析，而只有华盛顿才能稳住局面。“只要有你在，南方和北方就不会分立。”杰斐逊告诉华盛顿总统。[1]除此之外，汉密尔顿之所以希望华盛顿连任，还有其他动机。总统是他不可或缺的后盾，是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还赋予了他在内阁的显赫位置（同年秋天，华盛顿起草国会年度报告时，向所有内阁成员征求了意见，最后却把起草讲稿的任务交给了汉密尔顿）。如果华盛顿能够连任，还有助于汉密尔顿实现另外一个目标：加强政府的行政权力。随着国会中反对他的势力不断壮大，他对立法机关权力垄断的恐惧与日俱增。

华盛顿连任似乎已成定局，大家关注的焦点继而转向了副总统的竞选。由于不能把靶子直接对准深受大家爱戴的总统，共和党人试图将副总统的选举行使投票权。汉密尔顿一直坚定地支持约翰·亚当斯当选副总统。1792年10月，汉密尔顿在写给一位联邦党国会议员的信中承认：“亚当斯先生和普通人一样，自有其缺陷和不足。”实际上这些缺陷在汉密尔顿自身也暴露无遗。他也承认两人在某些方面观点不一。尽管如此，亚当斯“诚实、坚定、忠诚、独立，深爱祖国，笃信真正的自由……没有谁比他更刚正不阿，也没有谁能证明自己比他更无私无畏，更爱国”。[2]素来挑剔的汉密尔顿很少给人以如此嘉许之词。

汉密尔顿天生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以他老是忍不住要给亚当斯这样那样的建议。身为副总统竞选者的亚当斯，虽为联邦党人，却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并且以特立独行、置身“党争”之外而自诩，并不觉得有与汉密尔顿结盟的必要。[3]听闻克林顿州长可能会对副总统构成威胁的传言，汉密尔顿很焦虑，于是在1792年6月亲自找到亚当斯，警告后者说这“似乎是一个破坏政府的阴谋”。[4]亚当斯经常长时间不待在费城。9月初，汉密尔顿担心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家宅流连过久可能会威胁到选举的机会，于是他写了封信，委婉地催促亚当斯尽快回到首都。他写道，如果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待太久的话，“可能会授人以柄。尽管我知道您自身对所谓竞选事务毫不在意，但我仍然心存希望您并非如此，因为这事关我们对未来政府的缔造”。[5]

事实上，亚当斯对选举结果还是非常在意的。约翰·弗林（John Ferling）指出：“毋庸置疑，亚当斯已经认识到当选副总统是接替华盛顿的最佳路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很快做出了选择，远离了搽粉的假发，远离了礼节性的佩剑，而且还远离了他的宝马香车。”[6]出于对汉密尔顿建议的反感，亚当斯没有立即返回费城。他相当直白地告诉阿比盖尔，乔治·克林顿这样无论在学识，还是在公务资历上处处逊色于他的人，居然也可能成为重大的政治威胁，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亚当斯自恃颇高，由此可见一斑，他在竞选期间对儿子约翰·昆西说，他的一生堪称“几乎史无前例的”成功楷模。[7]但是竞选结果将证明汉密尔顿的危机感具有先见之明，亚当斯过于骄傲轻敌。

就在给亚当斯送信后不久，汉密尔顿又警觉到一个比乔治·克林顿更大的威胁。亚伦·伯尔到处散布传言，说他准备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与亚当斯竞争副总统。36岁的伯尔在北方有大量积极的拥护者，比如本杰明·拉什就曾经对他说：“你的朋友们都期待着你能够积极作为，铲除政府中的君主制杂碎。是时候振臂疾呼了，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8]在南方，情况截然相反，许多人认为伯尔加入竞选是瞎捣乱，令人不快。与亚当斯相比，伯尔一无深度，二无经验；南方人更愿意支持克林顿。伯尔突如其来的试探在南方诸州联盟中激起了种种猜疑，将近10年以后这些联盟才得以巩固。

向汉密尔顿报信的是纽约的议员鲁弗斯·金，他第一个告诉汉密尔顿，伯尔正在新英格兰地区拉拢其关键支持者。金担心伯尔可能会分流亚当斯总选票中的10张选票，那么以亚当斯微妙脆弱的自负心理，他一定会由此而感觉受到侮辱，并拒绝就职。“如果敌人是隐秘而团结的，那么我们可能会输掉亚当斯先生，”金提醒汉密尔顿，“再没有什么事更能如此鲜明地证实对手根深蒂固的敌意与宿怨了。”[9]

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华盛顿和亚当斯分别当选第二任总统和副总统。头一年的种种事端已经让汉密尔顿很清楚，必须处处留神亚伦·伯尔这个被亚当斯描述成“胖得像鸭子，脸红得像公鸡”[10]的人。在竞争参议院职位时，伯尔击败了对手菲利普·斯凯勒，也并不与汉密尔顿交好。伯尔是一个自行其是又变化多端的人，可以为了短期利益而临时拉帮结派。在参议院，他与杰斐逊一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盟友关系，并且狂热支持法国大革命——这正是汉密尔顿所不容的。1792年初，伯尔决定试探一下是否能够挑战乔治·克林顿当选第六任纽约市长。他的策略是拉拢反对克林顿的一派和联邦党人，然后改组纽约的政治格局。由于害怕伯尔此举会扰乱联邦党阵营，汉密尔顿阻止了这次联合行动，也从此成为伯尔政治野心的绊脚石——类似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并最终点燃了伯尔心中的怒火。

1792年春天，纽约州的选举阴谋重重。伯尔发现自己的计划破产了，立即不动声色地转而支持克林顿州长。另一方面，联邦党人的投票看上去似乎完全出自汉密尔顿之手，因为大部分联邦党人选举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为州长，以及汉密尔顿的妹夫斯蒂芬·范·伦塞勒为副州长。总之，联邦党人的投票与汉密尔顿的关系让人浮想联翩，竞选似乎变成了某种对于汉密尔顿政策的投票。选举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僵局。在纽约北部三郡，选票纷争不下，大家征求亚伦·伯尔和鲁弗斯·金对争议选票的意见。伯尔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票投给了克林顿，后者因此获得了并不光彩的胜利。汉密尔顿的朋友罗伯特·特鲁普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说伯尔不过是被克林顿利用的工具而已，并谴责伯尔“糟蹋了自己的才能……模棱两可、强词夺理就是他的本性”。[11]这样的信息让汉密尔顿更加确信，伯尔是一个道德沦丧、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

汉密尔顿反对伯尔竞选副总统，同时他认为伯尔很可能是克林顿州长放出的烟幕弹，于是他四处写信，劝说人们不要再支持伯尔。汉密尔顿是这样一个深沉坚定、坚守原则的人，伯尔要跟他作对，只能不顾道德、孤注一掷了。在写给一位记者的信中，汉密尔顿居然突然发现了克林顿的优点，他说克林顿是个“人才”，在私生活中也很“正直”。但对伯尔他就没什么好话了：

恐怕另一位先生（伯尔）无论是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都缺乏原则。当局势还不明朗的时候，他总是骑墙观望。实际上，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他关心的只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野心。我还坚信，他正计划一步步让自己成为政党领导人，甚至爬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总之竭尽所能地往上爬。我能确定他这套混淆视听的政治把戏的真实目的，我感到自己必须义不容辞地反对并阻止他的把戏。[12]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抨击之词与当年用在杰斐逊身上的差不多，他警告：“美国正孕育着一个小恺撒，那就是伯尔。”[13]然而，如果说杰斐逊是一个狂热盲信的人，他毕竟还恪守自己的原则——因此汉密尔顿能够容忍。伯尔之过在于完全缺乏原则，这一点是汉密尔顿所无法原谅的。

此时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担忧，在后来看还纯属多虑。10月16日，在费城召开的共和党核心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乔治·克林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提案。伯尔，这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也审时度势，准备接受失败，他日再战了。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认为，这次会议是美国选举中党组织雏形的先例之一，尽管当时的与会者都极不愿意被称为“政党”。不过这个团体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州，这确实反映了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政治家的聚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牵头人是看似无处不在的众议院书记员约翰·贝克利。共和党核心会议结束后不久，贝克利向麦迪逊报告，汉密尔顿在竞选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贝克利说，在副总统的竞选中，财政部长“无论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取得非同一般的成果……他具有一种超凡的睿智，他视野开阔、头脑缜密、足智多谋、目标坚定，他所有的谋划都是因时因事而动，而且环环相扣，相互作用，在聚合之后形成更大的能量”。[14]贝克利始终坚信汉密尔顿有所不轨，所以他暗示麦迪逊说，他掌握了可能扳倒财政部长的爆炸性的新证据：“就此而言，我想我掌握的线索绝不仅仅是构成怀疑，出于审慎，暂时还不宜揭露出来。”[15]贝克利暗指的就是早些时候了解到的雷诺兹事件。

汉密尔顿仍然一如既往地奋力维护自己正直诚实的形象，随时准备反击各种诽谤。那年的初秋，他得知在马里兰的一次议会竞选活动中，现任议员约翰·F.默瑟（John F. Mercer）针对他的政绩进行了抨击。默瑟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家庭，曾经是查尔斯·李将军的副官。狂妄自大的查尔斯·李在蒙默思郡战役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默瑟坚决反对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曾在制宪会议上舌战群雄（杰斐逊形容他“被一种对辩论的病态狂热所折磨”），后来没有在决议文件上签字就离开了费城。[16]

默瑟的竞选演说重温了过去所有针对汉密尔顿的指控：汉密尔顿是富人阶层的工具；高价回购政府债务，肥了投机倒把者的腰包；操纵议会立法；把向西征军供给的有利合同交办给威廉·杜尔作为犒劳；还有开征可恶的酒类消费税。默瑟还回忆了1790年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在财政部门口遇见了汉密尔顿，要求赔偿在内战中死于他枪下的马匹。汉密尔顿调侃地回答说，如果默瑟投票支持他的债务承担议案，那么他就自己掏腰包来赔偿马匹。默瑟把这句不经意间的玩笑话作为汉密尔顿贪污的证据。最后，默瑟奚落汉密尔顿是个暴发户，“一个昙花一现的累赘”，根本不配他现在所获得的显赫地位。[17]

对于事关自己荣誉的中伤与诽谤，汉密尔顿向来是火暴脾气。汉密尔顿盛怒之下写信给默瑟，言辞间流露决斗之意，要求后者收回关于他为投机商人牟利而高价回购政府公债的不实指控。默瑟稍微收敛了一些，承认汉密尔顿从来没有为个人利益而购买过政府债券。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坚持认为汉密尔顿在工作中施展手段，“让政府成为有钱人利益的代言人”。[18]为了彻底解决此事，汉密尔顿当年12月亲自登门造访默瑟，要求对方彻底收回所说的话。这一次的结果令汉密尔顿感到满意。“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故意损害您的诚实正直的话”，默瑟做出了退让——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决斗就这样化解了。[19]正如汉密尔顿后来所说，原则上他可能是反对决斗的，但他自己本就火暴脾气，“为荣誉而战”正是让他的敌人闭嘴的有力武器。无论何时，一旦遭遇诽谤，汉密尔顿都会积极采取行动，战斗到底，直到对方收回那些诋毁之词。

1792年12月5日，各州总统选举团的成员分别在当地进行了投票。选举的结果与汉密尔顿的预期如出一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大家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国家总统；而亚当斯赢得了77票，轻松坐上了副总统的位置。乔治·克林顿体体面面地得了50票。一向喜欢添油加醋的杰斐逊在他的“名言集”中写道，参议员约翰·兰登（John Langdon）说起过亚当斯得知选举结果后的表现。按照兰登的说法，亚当斯当时咬紧了牙，大声喊道：“去他的，去他的，去他的！你瞧着吧，什么选举制，一点用处也没有！”[20]

表面上看来，这次选举好像是国家统一的鲜明标志，实际上这只是长期纷争的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华盛顿的个人威望掩盖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两派之间愈来愈深的矛盾与分歧。就在选举之后的第三天，詹姆斯·门罗重新开始在报纸上为杰斐逊辩护，同时猛烈地抨击汉密尔顿，说他是一个“不可信的，诡计多端的君主政治拥护者”。[21]然而，比这些长篇累牍的陈词滥调更值得一提的是，破天荒地，华盛顿这次也遭到了攻击。他似乎不再拥有圣人的光环，不再与批评绝缘。菲利普·弗雷诺把污水泼到了华盛顿的身上，指责他在总统礼节上效仿皇室传统：“某种贵族特征得到了颂扬，诸如午后接见会、休息室、用庄重的点头礼代替握手礼、职务头衔、与群众保持距离等。”[22]由于华盛顿本人并无意连任总统，说这些话更显得十分不妥当。亚当斯也表示对报纸上这些“酸腐不堪、气急败坏、牢骚满腹、谎话连篇的文章”感到很悲哀。[23]

显而易见，华盛顿连任总统期间的政治气氛比其第一个任期更加严峻。就在圣诞节前夕，汉密尔顿不无失落地给约翰·杰伊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已经对那些自己无力阻止的无休止的诋毁与攻击感到十分厌倦了。他告诉杰伊，政府公务的重担以及追查对其不利的议**谋的无奈让他感到压抑。但是他的这种“重负与困惑”还隐含着更为邪恶的源头：“就是这些恶毒的阴谋暗箭伤人，使我不得不时刻保护自己，这让我心烦意乱，以至于无法善待朋友情谊，因为我自己的处境已经令人不堪忍受。”[24]这些消极的评语是在汉密尔顿与米伦伯格、维纳伯尔和门罗三人会面后的第三天所写下的。当时他一定已经预感到玛丽亚·雷诺兹事件并未了结，并将不断激起层层波澜。

当1793年初华盛顿的第一个任期届满之时，争斗不休的内阁仍然一直困扰着他。但他还是一再规劝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应该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而和谐共处。杰斐逊向总统保证，他会为统一而战，他“已经远离了针对政府的一切阴谋和联系”。[25]然而，他紧接着却又开始了对汉密尔顿的新一轮攻击。华盛顿终于忍无可忍而大发雷霆，据杰斐逊所言，他“描述了他在位时的极度不幸，然后抱怨了有关午后接见会的礼仪”。[26]这实际上是华盛顿对杰斐逊的间接指责，因为华盛顿所抱怨的贵族式“午后接见会”是由弗雷诺负责的。

尽管杰斐逊信誓旦旦地说要捍卫和平，暗地里他却和麦迪逊联手以工作失误之名将一位内阁成员踢出局外，这种协作性的假公济私，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之后他们又把矛头转向了汉密尔顿，无根据地将其视为共和党的巨大威胁，说他是意在毁灭共和制的君主主义者。《国家公报》公开发表言论，说汉密尔顿“自认为是政府运转的轴心，丝毫不理会……总统、议会乃至宪法本身”。[27]为了发起对汉密尔顿的全攻势，杰斐逊和麦迪逊不遗余力，施尽了手腕。

为掩人耳目，杰斐逊和麦迪逊雇用了一个傀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威廉·布兰奇·贾尔斯（William Branch Giles），此人性情暴躁，后来追求过杰斐逊的女儿。早在1792年春天，汉密尔顿就察觉了弗吉尼亚代表团内部的阴谋，并且也认识到“贾尔斯先生和其他人，不过是反对派的工具而已，其背后的主使者是麦迪逊”。[28]贾尔斯嗓音沙哑，平日里不修边幅。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弗吉尼亚州的著名律师。他和这个州的大多数人一样，憎恨银行和现代金融，认为“北方的一个小派系”妄图破坏国家的统一。作为杰斐逊的日常代言人，他为渲染宪法赋予各州的权利而竭尽好斗善辩之能事，绝不放过联邦党派的任何人。他甚至还指责华盛顿显露出“一种忽视国家的贵族做派”，其证据是“为了一派的利益而牺牲了另一派的需求和希望”。[29]

贾尔斯试图炒作汉密尔顿使用政府的欧洲借款一事来毁坏汉密尔顿的名誉。这条线索来源于杰斐逊暗地里写给麦迪逊的备忘录。汉密尔顿想用外债来偿还政府所欠第一合众国银行的债务——200万美元，这笔钱是银行借给联邦政府用以购买银行自家股票的。也许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许多杰斐逊党人都害怕这笔钱最后由于美国偿还债务而流向法国。以前汉密尔顿也曾经使用外债来偿还国内债务——这是一桩很有技巧的违法行为，但他声称是经过华盛顿亲口同意的。现在，那些本来就心存不满的人开始怀疑汉密尔顿从欧洲借钱来偿还国内银行，是为了帮助投机商。这些反对的声音中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杰斐逊和麦迪逊，已经知道雷诺兹事件的结局，也知道汉密尔顿正面临假公济私的指控。1792年12月下旬，众议院两次要求汉密尔顿交出详细的外债记录报表。尽管被雷诺兹事件调查搅得心神不宁，汉密尔顿还是设法在1月3日拟出了一份详尽的财务报告。四面楚歌的汉密尔顿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形压力在向自己逐渐汇集，他开始担心自己已成靶心，一个组织严密的计划正在企图彻底毁坏他的名誉。

为了进一步拖垮汉密尔顿，贾尔斯在1月23日向众议院提出了五项议案，提议应该让汉密尔顿提供有关外债的更加全面的信息。由于是经过贾尔斯精心策划的，这五项议案实际上给汉密尔顿提出了大量近乎苛刻的要求。其中要求汉密尔顿提交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财政收支的完整账目，以及偿还政府债务的偿债基金的详细清单。后来很多历史学家，包括贾尔斯的传记作者，都认为这五项议案是杰斐逊唆使，而由麦迪逊执笔写出来的。由于国会会期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众议院要求汉密尔顿3月3日前上交资料，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期限。共和党人认为，如果汉密尔顿交不出来的话，就算是证明他有罪的初步证据了；而联邦党人都深信汉密尔顿终会证明自己是清廉的。

汉密尔顿的敌人严重低估了他超人的毅力。他乐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五项议案激起了他的斗志。2月19日，他惊人的勤奋终于呈现在人们眼前：他提交给众议院好几份内容翔实的报告，其中有表格，有明细，还有准确的数据，这一切都清晰全面地呈现了他作为财政部长的全部工作。在其中一篇长达两万字报告的结尾处，汉密尔顿说自己是冒着身体崩溃的危险完成这份报告的。“显然我是竭尽全力，拼着命在赶工，就是为了能尽早完成众议院提出的要求。”[30]但是汉密尔顿的报告并没能让他的敌人有所动摇，他们的目的仍然是让他曝光，而不是跟他辩论。而印证他卓越才干的每一次事实，都让他显得愈发有威胁性。

与华盛顿要求两人休战的愿望背道而驰，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短兵相接是愈演愈烈了。2月25日，杰斐逊向华盛顿递交了关于对汉密尔顿和财政部进行正式调查的建议，但是被华盛顿当面否决了。而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应该离开内阁，公开领导反对派，而不是藏在内部暗中捣乱。作为回应，托马斯·杰斐逊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他草拟了一系列责难汉密尔顿的议案，并悄悄塞给了威廉·布兰奇·贾尔斯。杰斐逊现在倒像是共和党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口口声声指责汉密尔顿插手国会事务、妨碍三权分立的人，现在却为了攻击政府内阁成员而越权编撰国会议案。

2月底，布兰奇·贾尔斯提交了对汉密尔顿的9项指控议案，但并没有坦白说这些议案的基础是杰斐逊的草稿。（这些搬弄是非的原始文字材料直到1895年才浮出水面。）有人指出，布兰奇·贾尔斯的这些指控是对汉密尔顿“最尖锐的攻击之一”。[31]这些议案指控说汉密尔顿对国会言行粗鲁，把外债和国债混在一起也是错误的做法。布兰奇·贾尔斯删掉了杰斐逊提出的两个更加荒诞的说法：一项说汉密尔顿想要造福投机商，另一项是要求部长办公室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在杰斐逊的众多议案中，有一项暴露了他对汉密尔顿的恨意背后的真实企图：“很显然，汉密尔顿玩忽职守，已有乱政之罪，所以国会的意见是，国家总统应该免除其公职。”[32]在国会即将休会的前夕，布兰奇·贾尔斯才把这些议案提交上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汉密尔顿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辩驳。尽管有麦迪逊的支持，但是国会彻底否决了这些议案。杰斐逊对这次的失败早有预料，但是他相信这些无中生有的指控会在空气中散布开来。如他所言，这些议案会让人们“意识到危险的存在”。[33]

共和党竞选活动的失败几乎等同于对汉密尔顿清白声誉的证明。由弗吉尼亚州立法委员提出的九项指控在3月1日全部被否决。汉密尔顿的“罪名”充其量不过是：为了确保政府按时偿付利息，在调配账户款项时过于独断。他在专款专用方面并非总是慎之又慎，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汉密尔顿为了私利挪用过公款中的一分一厘。

联邦党人为共和党的阴谋未能得逞而拍手称快，波士顿的一位联邦党人说：“谁都没想到，这场胜仗以及汉密尔顿的声望是如此光彩辉煌。”[34]然而，汉密尔顿已经预见到攻击并未结束。“我心里很清楚，毫无疑问，”他对鲁弗斯·金说，“他们发起下一轮进攻时，将会筹划得更加系统周密。”[35]此时，殚精竭虑的汉密尔顿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伤害。有时候，他写文章宣泄愤怒，然后将这些文章紧锁在抽屉里。在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中，汉密尔顿愤怒地称杰斐逊是个“老谋深算的伪君子”“诡计多端、自甘堕落的冒牌货”。[36]他评论说，“伪善和背叛”成了“政治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似乎冥冥中注定，许多国家都会错把敌人引为朋友，将拍马溜须者视作忠诚的仆人”。[37]他认为，自己为了国家而做出的巨大牺牲是费力不讨好的。

汉密尔顿的预感是正确的，杰斐逊和他的同党无意放弃对他的攻击。他现在还察觉到米伦伯格、维纳伯尔或是门罗——也许是三个人——都背叛了对雷诺兹事件严守秘密的誓言。1793年5月初，汉密尔顿的老战友亨利·李从弗吉尼亚写来一封信：“要是能够和你见面的话，我会紧闭门窗和你促膝长谈，因为我听到的谣言使我感到非常痛苦。”[38]

国会为汉密尔顿的辩护让杰斐逊和他的同党更加坚信，只要涉及汉密尔顿的问题，立法者就无法进行独立自主的判断。杰斐逊让约翰·贝克利提供给他一份“持券人名单”——即拥有银行股票或政府公债的国会议员的名单。杰斐逊设想这些议员存在利益冲突，继而进一步假设，这就是汉密尔顿之所以被宣判无罪的原因。麦迪逊也将决议遭到否决归咎于议员们从汉密尔顿的金融工具中获利而被收买了。至此，杰斐逊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和汉密尔顿的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不仅仅是政府内部的斗争，也关系到自己的生死荣辱。

从挫败中清醒过来之后，共和党卷土重来，试图挖掘出对汉密尔顿更具毁灭性的信息资料。这次，他们找到了一名曾在财政部工作过的职员，牢骚满腹的安德鲁·弗朗西斯（Andrew Fraunces）。初步看来，他似乎是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了解汉密尔顿的工作内幕而又对其心怀不满。他从1789年财政部创立之初就在这里工作，直到1793年3月被开除。搬到纽约后，弗朗西斯手头很紧，因此也非常想找机会报复汉密尔顿。1793年5月，他向财政部出示了两份邦联时期的付款凭证。新政府建立之初，财政部的工作人员通常机械地执行这些书面要求，但是当他们逐渐发现前任留下的书面文件字迹过于潦草时，后来的某些票证就被拒付了。曾供职于财政部的弗朗西斯当然了解这一段历史。但是，当他的付款申请被拒绝后，他却抗议是财政部长在惩罚他，并纠缠汉密尔顿和华盛顿，要求付款。

6月初，弗朗西斯回到了费城，并且找到了汉密尔顿，因为汉密尔顿让他重新写一份书面申请。孤注一掷的弗朗西斯不知不觉间陷入了仇视汉密尔顿的阴暗世界。很快，他就在纽约和玛丽亚·雷诺兹的新丈夫雅各布·克林曼见了面。他向克林曼信口开河，其言辞之夸张程度不亚于6个月前的詹姆斯·雷诺兹：“他真巴不得把汉密尔顿给吊死。”[39]克林曼仍然在想办法证明一个荒谬的想法——汉密尔顿与威廉·杜尔联手操控政府证券市场，而此时弗朗西斯投其所好地谎称自己掌握着资料，可以证明汉密尔顿和威廉·杜尔的罪恶投机有直接关系。

克林曼和弗朗西斯之间的会谈情况传到了约翰·贝克利的耳朵里，后者又将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报告给了杰斐逊。贝克利向来乐于相信一切诽谤汉密尔顿的传闻，即便荒谬到极点的他也相信，诸如汉密尔顿为证券的事给了弗朗西斯2000美元，说这正好显示汉密尔顿和杜尔有千丝万缕的金钱利益关系。弗朗西斯甚至活灵活现地编造说他认得帮他们二人来回传送钱款的快递员。贝克利声称玛丽亚·雷诺兹已经做好准备要彻底坦白她前夫跟汉密尔顿之间的事——好像素来口无遮拦的玛丽亚·雷诺兹之前一直都三缄其口一般——这样的话激起了贝克利极大的兴趣。

虽然雅各布·克林曼很清楚安德鲁·弗朗西斯是个令人讨厌的角色，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相信弗朗西斯所编造的故事。贝克利记录了当时克林曼的反应：“他认为弗朗西斯是个毫无原则的人，但他又相信弗朗西斯是通往杜尔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告诉我，弗朗西斯嗜酒、贪财，只要适当地抓住他这两个欲望之一，就能让他交出汉密尔顿和杜尔的来信，并且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真相。”[40]贝克利正愁找不到汉密尔顿的丑闻，于是他专程赶到纽约，与弗朗西斯会面，以“揭穿不公正的内幕”。[41]当贝克利试图从弗朗西斯那里搞到能够证实他对汉密尔顿的无稽指控时，跟往常一样，他还是落得两手空空。

这些谣言又只字未漏地传到了国务卿的耳朵里，他在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了每一句话，尽管他已经得到了关于贝克利心存偏见的相当充分的证据。根据其“名言集”中关于1793年6月7日的记载，贝克利曾讲过一个非常离谱的故事：英国人已向汉密尔顿承诺，一旦他在美国恢复君主制的计划失败，将向他提供庇护。根据英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追述，杰斐逊对该传言是这样评论的：“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不可能的。他根本对此不屑一顾。”杰斐逊就此对其主要的政治智囊做了一个深入的评价：“贝克利本人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时通常是值得信赖的，但是他对于道听途说过于轻信。”[42]尽管如此，杰斐逊还是把贝克利从克林曼和弗朗西斯那里听来的故事，不加筛选地全部加到了亲自执笔的关于汉密尔顿的庞大卷宗之中。

7月初，汉密尔顿得知敌人在对自己进行暗中调查，并且还试图从安德鲁·弗朗西斯那里挖掘资料。他也知道整个秘密侦查行动是由杰斐逊麾下的贝克利一手操控的。7月伊始，汉密尔顿迈出了暗含危机的一步：邀请雅各布·克林曼到他的办公室。我们得以大概知晓汉密尔顿究竟说了些什么，是因为所有对话都被克林曼转述给了贝克利。汉密尔顿就像律师巧妙地盘问证人一般，试图套克林曼的话，问他是否认得安德鲁·弗朗西斯，是否曾住在他家里，一同吃过饭，或者去过他的办公室。但是克林曼承认他和安德鲁·弗朗西斯只吃过一次饭，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于是汉密尔顿就让克林曼告诉他安德鲁·弗朗西斯说过些什么话，“因为他老是喜欢酒后胡言”。[43]汉密尔顿的怀疑看来是正确的，所以他直截了当地问克林曼，是否曾经会见过约翰·贝克利。克林曼说他只是在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他以前的老板家里曾偶遇过贝克利。这些信息无一例外地都证实了汉密尔顿最深的恐惧。

也许是因为知道有人曾经成功地勒索过汉密尔顿，所以8月初弗朗西斯写信给汉密尔顿，威胁说如果他的两份付款凭证得不到支付的话，他就会把一切曝光。收信后几小时内，汉密尔顿就做出了充满愤怒的答复。他不会再重复像对待詹姆斯·雷诺兹那样的错误了：“你以为用公之于众来威胁我就可以迫使我放弃我被赋予的职责吗……我蔑视你和你的同谋。”[44]第二天，汉密尔顿却又做了一件不符合他一贯作风的事情：他写了一封语气较为缓和的信给弗朗西斯，为他冲动鲁莽的反应道歉，并婉言声明他之所以对这些付款凭证不予支付，是因为这些凭证可能“动机不纯”。[45]汉密尔顿这么快就明显转变了态度，可能是因为弗朗西斯同时还给华盛顿写了信，华盛顿要求汉密尔顿就此给一个说法。这一定使得汉密尔顿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处理公务，而并非仅对他个人的威胁。汉密尔顿给了华盛顿一个满意的解释，同时他给弗朗西斯的律师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信，警告他们如果凭空捏造谣言来对付他，那么他们将自食其果。

弗朗西斯并没有被汉密尔顿吓退，8月底，他将自己与汉密尔顿、华盛顿的往来信件集结成册，公开发表。10月11日，愤怒的汉密尔顿在纽约当地的两份报纸上发表了声明，告知公众他一再要求弗朗西斯就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但是弗朗西斯却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汉密尔顿说他的这名前雇员是“卑鄙可耻的中伤者”。[46]第二天，顽固不化的弗朗西斯在另一家对立的报纸上进行反击，说：“如果我是一个卑鄙可耻的中伤者，那么很不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这些习惯都是在汉密尔顿先生的栽培下养成的。”[47]弗朗西斯继续着诽谤与中伤，罗伯特·特鲁普和鲁弗斯·金则只能四处搜集各界人士的书面证词，以证明汉密尔顿的清白。一个以酗酒而臭名昭著的政府老职员，由于私利而心怀不满，居然能够对汉密尔顿的公众声誉造成如此持久的伤害——这恰是对那个时期恶劣的党派纷争的写照。这也证明了汉密尔顿无法容忍自己的名声受到丝毫玷污，为了捍卫个人荣誉，即便是不顾脸面地在公开场合与小人对骂，亦在所不辞。

这位前财政部职员最终把诉状递交给国会，以控告汉密尔顿不正当地处理了他的付款凭证而告终。正如汉密尔顿所知，这些控告毫无根据。1794年2月19日，国会通过了两项驳回弗朗西斯指控的决议，并赞扬了汉密尔顿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公正与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