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一系列狂暴喧嚣的事件——政党的兴起，报纸大战，和杰斐逊之间激烈的内部争斗——本应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于危及自己名声的事情加倍小心谨慎。37岁的财政部长正处于事业的鼎盛时期，敌人虎视眈眈地捕捉着他的任何一丁点儿的失误。但他却无视于此，仍然跟玛丽亚·雷诺兹私通，继续付给詹姆斯·雷诺兹封口费。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道德观念松弛，还荒谬地甘愿冒着被曝光的风险，这始终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谜。

一个新的威胁者的出现增加了游戏的危险性。雅各布·克林曼（Jacob Clingman），他是詹姆斯·雷诺兹的朋友，曾担任前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发言人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Frederick Muhlenberg）的办事员。有一天他来到雷诺兹家，吃惊地发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正要离开。几天以后，克林曼撞见了另一幕梦幻戏剧般的场面。他正单独和玛丽亚·雷诺兹在一起，这时听见了敲门声，然后财政部长就走了进来。也许是没料到克林曼在场，惊慌失措中，汉密尔顿很滑稽地谎称自己是来送信的。他递给玛丽亚一张纸，说是她丈夫让他送来的，然后就离开了。反应迟钝的克林曼感到大为不解，詹姆斯·雷诺兹怎么可能指挥得动美国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对于他的疑问，玛丽亚·雷诺兹只好夸口说汉密尔顿给了她丈夫“1100多美元”。[1]詹姆斯·雷诺兹也如法炮制地向克林曼吹牛说他从汉密尔顿那里拿钱从事投机。克林曼本身是汉密尔顿政策的主要批评者，因此他先入为主地把这些钱当作汉密尔顿与投机商暗中操作政府证券的证据。一次，克林曼陪詹姆斯·雷诺兹去拜访汉密尔顿，他在门外等着，这时同伴拿着100块钱出来了。这证实了他对汉密尔顿受贿的怀疑。

汉密尔顿说他曾试图与玛丽亚·雷诺兹断绝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但是每次当他提出分手时，这位“红颜祸水”都会唉声叹气，呜咽呻吟，做戏般地掉眼泪儿。她还会央求最后再见他一次，并且要挟说如果她的愿望被拒绝，后果将不堪设想：

先生，以后我保证再也不会请求你来找我了。我已经卧床两天了，现在我能坐起来了，但是你的离开却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我。现在，我知道我什么都不害怕了。我只想结束，不想再见到你，不想诉说我的绝望，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已经伤痛破碎的心慢慢平静。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很久以来我就处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中。我在想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拼命地为自己找借口，可是没有用，我找不到半点安慰。[2]

玛丽亚的女仆整个晚上都忙个不停，传送这些荒唐的字条。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汉密尔顿身上的冷汗，他是多么害怕正怀着他第五个孩子的艾丽萨发现这一切。

詹姆斯·雷诺兹也参与了这些事情，他的恐吓信往往与汉密尔顿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事件保持着时间上的吻合。雷诺兹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道德堕落的政客，他曾经拿钱给威廉·杜尔参与投机，并且从这种非法关系中秘密地赚了三万美元——他把这种不实信息传递给了克林曼。1792年3月底，当汉密尔顿正在奋力挽救纽约金融危机的时候，詹姆斯·雷诺兹迫使他在个人生活上也陷于混乱之中。杜尔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詹姆斯和玛丽亚·雷诺兹分别写信给汉密尔顿，收紧了套索。他们的配合相当得完美：詹姆斯，强硬而委屈的丈夫，汉密尔顿令他失去了妻子对他的爱；玛丽亚，轻浮善变而烦恼重重的妻子，绝望地遭到了情人的打击，成天为自己悲惨的命运哀叹呻吟。不知道汉密尔顿看到玛丽亚在信中称呼自己为“汉密尔顿上校”和“先生”时是怎样的感受，是痛苦还是只觉得有点奇怪？

玛丽亚·雷诺兹在杜尔被拘捕后所写的信中，口无遮拦地胡言乱语，说她“命中注定要饮下痛苦的滋味”，以及她是“多么希望能够一死了之”。她又一次重复了希望能再见一面的请求。[3]与此同时，詹姆斯·雷诺兹又向汉密尔顿说，自己不想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只是为自己失去家庭幸福要求补偿。“我觉得她每一次跟你在一起都很开心，”詹姆斯·雷诺兹说，“但是只要你一不在，她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只喜欢一个人独自待着。”这一点让詹姆斯·雷诺兹很懊丧，当然，是作为爱她的丈夫的角色才会如此。玛丽亚已经告诉了汉密尔顿，她丈夫希望第二天晚上可以见他一面；詹姆斯·雷诺兹以伪装得相当精心的谦恭态度向汉密尔顿解释，他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说明“我真的不希望让您不快，我希望大家都快乐，而不是增加大家的痛苦”。[4]

不管这次会面发生了什么，都让詹姆斯·雷诺兹有胆量勒索更多的钱了。最开始的时候，他好像还有点畏缩和谦卑，一周之后，这个滥用词语的大师写信给汉密尔顿：“阁下，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这么频繁地打扰您。让您你知道我的窘困真是让人感到难堪。如果您你能借我30美元的话，我将感激不尽……阁下，我只是想用这些钱来给家里面买点生活必需品。”[5]为了给敲诈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他假扮成了一位需要钱来使全家渡过难关的好丈夫。他甚至还给汉密尔顿打了欠条，说将来他一定会偿还“借款”。四天之后，他又来要钱了，这一次要借45美元；这个敲诈者是越来越厚颜无耻了。汉密尔顿写了一封没有称呼语也没有署名的回信，告诉雷诺兹自己手头暂时“没有钱”，然后很生气地说，“明天才能借给你”“今天确实是不行”。[6]从不曲意逢迎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汉密尔顿，现在却不得不向卑鄙无耻的詹姆斯·雷诺兹屈服。后来汉密尔顿深有感触地描述詹姆斯·雷诺兹是一个“阴险、卑微而又厚颜无耻的人”。[7]詹姆斯·雷诺兹让他害怕，所以他写信都用伪装的笔迹，以免雷诺兹借此破坏他的声誉或者是做其他用心险恶的事情，汉密尔顿说道。[8]

1792年4月17日，雷诺兹对汉密尔顿说，汉密尔顿与他妻子的奸情破坏了他们的婚姻：“她对我太残忍了，实在难以形容。她还决定再也不要做我的妻子了。”雷诺兹故意做出谦卑的姿态，他说他不会责怪汉密尔顿：“我完全原谅你，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给你带来半点恐慌或痛苦。”[9]同时，他又说汉密尔顿应当做出一定的赔偿，还说他会去汉密尔顿的办公室——这肯定让汉密尔顿不寒而栗。6天以后，雷诺兹又开口索要30美元，还说他会在汉密尔顿办公室等待答复。[10]从雷诺兹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渐渐地省略了那些伪装的所谓友谊的表白，开始**裸地切入正题了。

1792年5月2日，詹姆斯·雷诺兹写给汉密尔顿一封信，让后者完全警觉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正面临着可怕的威胁。汉密尔顿的政治麻烦已经够多了：他正准备参加一个关于拯救被威廉·杜尔挪用资金所拖累的制造业协会的紧急会议。詹姆斯·雷诺兹在信中说，他曾经希望玛丽亚对汉密尔顿的这段愚蠢的感情能够慢慢消逝。现在既然事与愿违，雷诺兹宣称，他将阻止他们两个见面。他还责备汉密尔顿总是从他家后门偷偷溜进来，仿佛耻于拜访他们似的。雷诺兹过分地故作可怜状，他问道：“是不是因为我品行不好，所以你不愿意从正门进来，以免被人看到？”[11]汉密尔顿这才明白勒索计划背后可能隐藏着政治因素：他记得有一次曾在雷诺兹家与雅各布·克林曼“不期而遇”。这是他的敌人给他设下的圈套吗？几年后，汉密尔顿回忆起1792年5月2日的这封信，将其称为“詹姆斯·雷诺兹的杰作”：“作为丈夫的他禁止我跟他的妻子继续会面，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地避免事情公开。实际上极有可能的是，为了实现更隐秘的针对我的阴谋，我必须被目击出现在他家里。由于这些都是事先预谋好的，无论我如何小心谨慎，克林曼还是会偶然地看见我。”[12]令人奇怪，甚至难以置信的是，像汉密尔顿这样愤世嫉俗、老练世故之人，居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看透其中的危险。

汉密尔顿意识到这一切已经对他的事业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却丝毫没有对身怀六甲的妻子的愧疚，这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悲哀。最后他还是痛下决心，坚决抵挡住玛丽亚·雷诺兹不断的恳求。她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792年6月2日：“亲爱的先生，我再一次提笔请求我们能够再见一面！汉密尔顿上校，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所以你才这样拒绝我？”[13]继这张语无伦次的字条之后，詹姆斯·雷诺兹又写了一封信，索要300美元用于投资兰开斯特收费公路的股票。

这一次汉密尔顿没有满足雷诺兹的要求，而是写给他一封简短的回信，说：“你对我的要求实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现将你的信返还给你。”[14]遭到拒绝的雷诺兹把要求的金额降到了50美元，并威胁说，当天晚上会在汉密尔顿家门口等他回来。财政部长付了这笔钱，但这也是雷诺兹对汉密尔顿的最后一次成功敲诈。

汉密尔顿可能认为整个梦魇般的插曲已经结束了，然而事实上一切才刚刚开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让这桩风流韵事发生在首都的市中心，并且历时近一年之久。在那年9月写给一名联邦党政治家的信中，汉密尔顿还继续标榜自己是美德的典范：“我向你和我的每一位朋友保证，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国家官员，我的一切行为都经得起你们最为严格的审查，审查的结果将证明我的完美无瑕。”[15]事实证明，财政部长言过其实了。

1792年夏天，汉密尔顿一直忙于揭穿弗雷诺与杰斐逊、麦迪逊之间的勾结并最终赢得了这场两败俱伤的内阁大战。他显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继续与玛丽亚·雷诺兹周旋，这使得詹姆斯·雷诺兹的计划落了空。这对敲诈行骗的夫妇搬到了瓦因街上的一所大房子，离第五大街路口不远，打算把房间出租给“上流社会的房客”（雷诺兹语），以此维持生计。他们唯一的困难是没有足够的钱来布置这些房间。

一如既往地，詹姆斯·雷诺兹继续丧心病狂般地捕捉时机。8月22日，艾丽萨·汉密尔顿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John Church Hamilton）。“汉密尔顿夫人刚刚给我生了个小男孩，母子平安。”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的秘书托拜厄斯·利尔（Tobias Lear）。[16]也许詹姆斯·雷诺兹认为喜得贵子的汉密尔顿可能更容易屈于胁迫。8月24日，他写信说需要200美元。一周之后，他很沮丧没有收到回信，就又写了一封信。汉密尔顿已经不再跟他妻子有往来了，所以詹姆斯·雷诺兹失去了凌驾于他的法力。而汉密尔顿，也许是在玛丽亚·雷诺兹的事情上对妻子心怀愧疚，现在常常待在家里，在那年秋天写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到“一直陪伴着他，现在却被他冷落的家庭”。[17]

如果不是后来詹姆斯·雷诺兹和雅各布·克林曼因为诈骗政府400美元而在11月中旬被提起诉讼的话，雷诺兹事件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这两个诈骗犯谎称自己是已故老兵伊弗雷姆·古迪纳夫（Ephraim Goodenough）财产的指定遗嘱执行人，古迪纳夫具有要求政府偿付的权利。按照计划，雷诺兹和克林曼收买了一个叫约翰·德拉巴尔（John Delabar）的人，让他发伪誓，为他们的谎言作证。古迪纳夫的名字是从一份拥有对政府债权的士兵的机密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从财政部偷来了这份名单。告发他们的人是奥利弗·沃科特，他于此前一年受命担任财政部的审计员。汉密尔顿很赏识他的正直与学识，于是说服华盛顿任命了他，而不是杰斐逊力捧的另一名竞争候选人。

雷诺兹和克林曼被关进了费城的一座监狱。由于是财政部提起的诉讼，所以詹姆斯·雷诺兹怀疑是汉密尔顿在向他复仇。他向汉密尔顿写了两封求救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汉密尔顿后来从沃科特那里得知，雷诺兹含沙射影地扬言他将“揭露一些丑闻，使得某个部门的头儿名誉扫地”。[18]汉密尔顿很清楚他的意思，他建议沃科特在指控结束之前不要把雷诺兹释放出来。

雅各布·克林曼被保释出来以后，找到了他所认识的最有权势的人寻求帮助：他的前老板，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这位前众议院发言人同意出面为克林曼进行调解，但是拒绝替相传是个“无赖之徒”的雷诺兹说话。他决定在纽约州参议员亚伦·伯尔的陪同下与汉密尔顿进行交涉。在会谈中，慎重的汉密尔顿答应说他会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说服奥利弗·沃科特同意以下解决办法：如果雷诺兹和克林曼将他们从政府诈骗的钱完璧归赵，奉还他们窃取的士兵名单，并且指证泄露资料的财政部雇员，那么对他们两人的诉讼就会撤销。显然，这两个人在1792年12月初就符合了这些条件。后来汉密尔顿写道：“对于公众而言，更重要的当然是查出财政部内部不诚信的雇员并予以开除，以防止造成将来更多的危害，而不是简单地让两个无足轻重的人蒙羞和受到惩罚。”[19]

如果不是克林曼一直向米伦伯格隐晦地提示说他掌握了有关汉密尔顿的毁灭性信息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也许就到此结束了。米伦伯格回忆说：“克林曼经常不请自来，不断地向我暗示，雷诺兹掌握着可以狠狠打击财政部长的内幕消息，而且雷诺兹还了解汉密尔顿的几笔不正当交易。”[20]起初，米伦伯格对此嗤之以鼻。后来克林曼告诉他，汉密尔顿对投机交易相当在行，向詹姆斯·雷诺兹提供资金也正是出于这一违法之目的。最让米伦伯格心动的是，雷诺兹认为：“他所掌握的证据足以让汉密尔顿被绞死。”[21]米伦伯格认为自己不能对如此重大的信息有所隐瞒，于是他在12月12日星期三的早上，找到了另外两名共和党人，参议员詹姆斯·门罗和众议院议员亚伯拉罕·B.维纳伯尔（Abraham B. Venable），两人都来自弗吉尼亚州。门罗最近在《国家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加入这场风波对汉密尔顿非常不利。虽然我们不太清楚汉密尔顿是否知道门罗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但他肯定知道门罗与杰斐逊、麦迪逊关系密切。

克林曼通过玛丽亚·雷诺兹得到了一些汉密尔顿写给詹姆斯·雷诺兹的无署名便条，米伦伯格把这些便条又给了门罗和维纳伯尔。两个弗吉尼亚人正苦于对汉密尔顿的控诉找不到证据，所以即刻便赶往了詹姆斯·雷诺兹被关押的牢房。在押的雷诺兹对他们百般暗示，言语含糊又撩人心急，他说：“我手中捏着一名高官的把柄，并且已经掌握了很长时间了。”他还进一步暗示说，这位神秘人物与“沃科特先生同属一个部门”“并推断沃科特是其属下”。[22]尽管显然他暗示的就是汉密尔顿，但老谋深算的雷诺兹却提出条件，在获释之前他不会再透露更多的消息了。

与此同时，玛丽亚·雷诺兹也在积极周旋。这个工于心计的24岁女人似乎擅长迅速地达成与高级官员的约会。她去见了宾夕法尼亚州长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这个人对她的境遇表示同情。言谈之中，玛丽亚·雷诺兹向米夫林提到了她与汉密尔顿的私情。她也利用这一机会，拜访了她出类拔萃的旧情人，后者保持了公职人员的礼貌，并小心地保护着自己。一方面，汉密尔顿响应沃科特的主张，要求克林曼和詹姆斯·雷诺兹向财政部交回他们盗走的名单以及非法得来的钱款。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催促玛丽亚·雷诺兹烧毁所有他写给她丈夫的毁灭性信件。这个搅乱费城政治的妇人非常清楚这些信件是最好的安全保障，所以不动声色地留下了其中的几封。

米伦伯格和门罗对汉密尔顿的私情一无所知，他们于12月12日的晚上前往拜访玛丽亚·雷诺兹，想找到一些关于汉密尔顿与她丈夫在财务上勾结的信息。一开始她并不怎么说话。后来她渐渐地说到生意往来的情况，以及她烧毁了很多汉密尔顿写给詹姆斯·雷诺兹的署名信件。她说汉密尔顿答应要帮助她的，还催促她丈夫“离开这里，永远也不要回来……那样的话，他会给（她）一些好处”。她故意吊他们的胃口说，她丈夫“如果说出真相，会让某些政府首脑不寒而栗”。[23]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一切是可信的，她向他们出示了前一周汉密尔顿亲笔写给她的信。

1792年12月14日，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生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那天早上，他得知一些有影响力的议员在前一天晚上对詹姆斯·雷诺兹进行了讯问。午夜过后，数小时之前已经获得自由的詹姆斯·雷诺兹派了一名年轻的女信差到汉密尔顿家里。他和克林曼一直在外面溜达，等待汉密尔顿的回复。送信的女孩回来了，说詹姆斯·雷诺兹可以在天亮后一早去拜访汉密尔顿。太阳刚一出来，雷诺兹就见到了汉密尔顿，几近发狂的财政部长给他留下了非常生动的印象，他“极其愤怒了，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一会儿拍打额头，一会儿又捶大腿；他说自己在事业上有一些敌人，但希望能够与他们在公平的战场上交锋；他还请求（雷诺兹）不要待太久，以免引起别人注意”。[24]尽管詹姆斯·雷诺兹的言行向来不足为信，但是强迫性地来回踱步和紧张的姿势确实都是汉密尔顿的典型特征。这次会面之后，詹姆斯·雷诺兹立即就从费城消失了，逃离了债权人和进一步的诉讼。他曾答应门罗和维纳伯尔在那天早上10点钟向他们坦白实情，但是现在这两名弗吉尼亚议员发现他“已逃之夭夭，不知所终了”。[25]

詹姆斯·雷诺兹的潜逃更加剧了米伦伯格、门罗和维纳伯尔对汉密尔顿在公职中行为不当的怀疑。他们准备把这些令人震惊的证据呈报给华盛顿，并且已经起草了一封写给总统的信。但是，他们认为，在把这封信送出以前，他们有责任先和汉密尔顿当面对质这些指控。于是12月15日一早，由米伦伯格带头，一行三人来到了汉密尔顿的办公室。据汉密尔顿回忆：“他直接切入正题，告诉我他们发现了我和一位雷诺兹先生之间不恰当的联系。他的这种开场白伤害了我，于是我打断了他的陈述，并抑制不住言辞间的强烈义愤。”[26]看到汉密尔顿愤怒的反应，他们三人便一再向他解释，说他们并不是在指控，只是希望在向华盛顿报告之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当他们把汉密尔顿亲笔写给詹姆斯·雷诺兹的信拿出来时，出乎意料的是，他立即承认了其真实性。他说如果当天晚上他们愿意再来家里拜访的话，他会给他们看一些文字材料，消除疑团，证明自己的清白。奥利弗·沃科特也在当晚邀请之列。

那天晚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自己家里向三位共和党议员讲述了一段风流韵事，这与他们料想的那些丑闻大相径庭。他收集了雷诺兹夫妇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也讲述了他跟雷诺兹夫人私通的历史。要是换一个人的话，也许会将叙述尽可能地简化。恰恰相反，似乎是出于发泄解脱的需要，他向他们描述了种种令人恶心的细节，譬如这位丈夫怎样担当妻子卖**的老鸨；这些敲诈勒索是如何得逞的；这对夫妇又是怎样地让他感到厌恶；以及他如何摆脱他们的最后希望。当三位议员发现这场丑闻事关不忠的婚姻，而与政府腐败无关时，至少其中一位“巧妙地让我不必再说下去了”。汉密尔顿回忆说：“我坚持要讲完全部经过，并全部说出来了。”[27]他们知悉了玛丽亚·雷诺兹痴情的来信，以及詹姆斯·雷诺兹贪得无厌的勒索要求。看上去似乎汉密尔顿不仅完全是无辜的，并且还同时为此而鞭挞自己。

这个小审讯团对汉密尔顿的讲述似乎感到很满意，但也被这种尴尬的局面弄得有些狼狈。他们为侵犯了汉密尔顿的隐私而向他致歉。当汉密尔顿回顾过往时，他察觉到几个人的反应中有些细微但不难分辨的差别：“特别是米伦伯格先生和维纳伯尔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敏感。比较而言，门罗先生比较冷静，但非常直率。”[28]在次日撰写的备忘录中，门罗写道：“我们让汉密尔顿相信，我们的怀疑都已经消除了。他知道我们这样对待他是公正而宽大的，所以他不会对此有什么抱怨。”[29]这样一来，他们写给华盛顿的指控信也就束之高阁了。在之后的一次散步中，米伦伯格把沃科特拽到一边，怀着非常真切的同情说道，他希望当时自己不在场，宁愿不要见证汉密尔顿在如此隐秘的私事上进行如此羞辱的辩白。与其相反的是，门罗却继续跟雅各布·克林曼会面。1793年1月初，克林曼向门罗抱怨汉密尔顿被免除了涉嫌职务贪污的指控。门罗后来写道：“他还进一步告诉我，他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雷诺兹夫人，后者听后大为震惊，并失声痛哭起来。”[30]

米伦伯格、门罗和维纳伯尔都发过誓要对这件事严守秘密。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的政界，小道消息无孔不入，汉密尔顿一定也怀疑过他们是否真的能信守诺言。两天后，他醒悟过来，向三位问讯者索要那些曾向他们出示过的文件的副本。汉密尔顿犯了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允许他们抄写副本，而门罗又将这个任务派给了众议院的约翰·贝克利。贝克利——一个狡猾的，供杰斐逊使唤的忠实追随者，在反对汉密尔顿的阴谋活动中总有他一份——他决定自己也保留一套文件副本。后来，门罗至死都否认自己违背了向汉密尔顿许下的保守秘密的誓言，也不承认自己向贝克利提供了文件。1792年12月17日，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得知汉密尔顿和三位议员当面对质一事。杰斐逊借机故意曲解了事情的真相，不仅把此事当作对汉密尔顿跟玛丽亚·雷诺兹之间私情的证实，还将其歪曲成为汉密尔顿利用政府证券投机和贪污的证据。而这恰恰是汉密尔顿竭尽全力要洗刷清白的问题。贝克利由此开始不断地利用门罗和杰斐逊制造大量关于财政部长的捕风捉影的谣言。

还有一个同样不利于汉密尔顿的情况，那就是那些文档原件是由詹姆斯·门罗负责保管的。不久以后，他就声称他已经“把这些文件存放在一位朋友那里”——这位朋友十有八九就是托马斯·杰斐逊。[31]1793年1月5日，詹姆斯·门罗发表了“杰斐逊先生的辩护词”的最后部分。詹姆斯·门罗借这篇文章警告汉密尔顿，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毫不迟疑地把雷诺兹事件曝光：“在文章的结尾我想说，众望所归，这位作者（即汉密尔顿）应当向公众充分展示自己，他自恃清高廉洁、完美无瑕，实际上全是伪装出来的。”[32]汉密尔顿很清楚所谓的“清高廉洁”是在含沙射影。在其财政部长任期的剩余时间里，这阴影总是挥之不去，因为他随时感觉敌人掌握着关于他私人生活失检行为的证据。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挂在头顶，为何汉密尔顿从未真正地为继任华盛顿总统之位而付诸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段风流韵事之后，汉密尔顿夫妇的婚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詹姆斯和玛丽亚·雷诺兹之间的状况就不同了。1793年5月，玛丽亚恢复了婚前的名字“玛丽”，在纽约提出离婚申请，而她偏偏又挑中亚伦·伯尔作为自己的律师。她把詹姆斯·雷诺兹形容成一个道德败坏的无赖，指控他在1792年7月10日与纽约达切斯郡的艾丽萨·弗莱文尼尔（Eliza Flavinier）通奸。这个日期很有意思，正好是汉密尔顿拒绝再被詹姆斯·雷诺兹敲竹杠之后的一个月左右，说明玛丽亚对詹姆斯·雷诺兹而言，似乎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就在雷诺兹夫妇的婚姻宣告结束的同一天，玛丽亚便嫁给了雅各布·克林曼。在代理玛丽亚·雷诺兹离婚案的过程中，亚伦·伯尔有幸瞥见了有关汉密尔顿混乱私生活的一鳞半爪。后来，当汉密尔顿质疑伯尔行为不端时，伯尔此次瞥见的秘密开始在他的心中发酵。

对于自己丧失判断力而遭致的后果，汉密尔顿有何反应？我们在汉密尔顿夫妇之间的往来信件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这桩丑闻的只言片语。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汉密尔顿的文章，则会在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找到他个人对此的看法。这是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写于事发几个月之后，文章谈论的是美国需要在外交事务上保持中立的问题。文中他一再重申他对婚姻忠诚的信念，以及通奸破坏家庭，不仅伤害被欺骗的另一半，也伤害通奸者。

任何一个冷静善良的美国公民都不会心安，除非自己站在其他国家的立场上……打个比方说，他会将自己的祖国视作自己的妻子，他理当只对她一人忠贞不渝，满怀挚爱。他会警惕自己，以防内心产生任何偏向其他国家的倾向，这就像是情妇，会毁掉他对爱情的忠贞，破坏他的幸福。遗憾的是，我们中间确实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外国情妇偏爱有加，还爱得不同寻常的猛烈——而深陷这突发爱情的人，也许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享受这种片刻温存是以牺牲政治家庭的真正利益为代价的。[33]

雷诺兹事件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令人遗憾、不可原谅的错误。他身居要职，自命清高，却多次错失了断私情的机会，况且身边还有对他情深义重且怀孕在身的妻子，这一切都令他的过失备受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