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并没有夸大麦迪逊的报复情绪，南方议员的表现在阿比盖尔·亚当斯写给她姐妹的关于市场恐慌的信中可见一斑：“南方的议员下定决心，如果可能的话，要干掉财政部长，摧毁他已建成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话，将给予债务融资系统致命一击。”她的丈夫当时担任副总统，曾设法“调和”参议院，但似乎未能阻止南北积怨。她写道：“我深信，如果我再多活10年，我将看到南方与北方的分裂，除非天下多一些坦诚，少一些阴谋诡计，但我对此不抱希望。”[87]
威廉·杜尔的破产暴露出汉密尔顿所创立的证券市场的庞大，同时它也表明，坑蒙拐骗之徒通过制造谣言、利用股票交易的拍卖系统，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对政府债券市场的非法操纵。5月17日，为了构建更有秩序的市场，20多位经纪商聚集在华尔街68号外的一棵梧桐树下，起草了管理证券交易的规则。这一历史性的《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奠定了经纪商佣金的最小值，也为后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奠定了基础。它证明汉密尔顿单枪匹马创立起来的资本市场具有非同凡响的活力，尽管这活力有时候存在被人利用的危险。
时隔一年，由于政府债券的交易发展迅猛，梧桐树团体搬迁到了唐提咖啡屋楼上的房间。这是一座三层的砖石小楼，位于华尔街和沃特街的交界处，离汉密尔顿在纽约的住所很近。这个团体的第一任主席是拥有东河大厦的阿齐巴尔德·格雷西（Archibald Gracie），东河大厦后来成为了纽约市长的安居之地。由于汉密尔顿推出的银行认购证大大促进了股票交易的规模，当地有识之士将唐提咖啡屋命名为“认购证城堡”，以表敬意。从此，“华尔街”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再不仅仅是位于下曼哈顿的一条又短又窄的小巷。它象征着一项产业，一个经济部门，一种精神状态，并且成为了美国金融业的同义词。
1792年7月4日，市政厅里挂起了一幅汉密尔顿的全身肖像画，这幅画是心存感激的纽约商人们委托画家约翰·特朗布尔所绘。汉密尔顿接受了此番好意，但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画中“所表现的内容不要和我的政治生涯有任何关系”[88]，以免显得过于自我膨胀。特朗布尔经常为汉密尔顿画像——两幅原创肖像和八幅临摹作品——这次他所刻画的主人公正当盛年，微微显露出双下巴的迹象。财政部长凝视着远方，眼神中充满梦想和信心。他身着浅色外套，优雅地站在书桌旁，体态匀称，一只手扶着桌子，另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拿着脱下来的另一只手套；他的黑色斗篷搭在不远处的椅子上。为了突出汉密尔顿的文学造诣，桌子上有一支蘸在墨水里的笔。汉密尔顿的脸上绽放着友善的微笑，浑身散发着宁静和轻松愉快的活力，似乎正准备着迎接更多更大的成功。
创建有效制造业协会以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提交，是汉密尔顿希望借以照亮美国制造业的前景并鼓舞公众的两个宏伟计划，然而接踵而至的就是1792年的金融恐慌。两项计划的前景都因为恐慌的来临而被严重破坏了。股票恐慌中最恶劣的罪魁祸首包括扶植有效制造业协会的多名董事——威廉·杜尔、亚历山大·麦科姆以及纽约的经纪商约翰·杜赫斯特（John Dewhurst）、罗亚尔·弗林特（Royal Flint）——以至于听上去整个协会都参与了投机活动。由于杜尔曾是该协会的会长及最大股东，是协会股票发行的主要推动员，所以他的声名狼藉所带来的恶果尤为严重。汉密尔顿委派自己的朋友尼古拉斯前往探监，与杜尔沟通，而这位强硬的杜尔却拒绝辞去协会会长的职务，也拒不解释协会资金的去向。由于协会良好的声誉遭到玷污，那些承诺购买协会股票的人如今都对协会避而远之。
协会的其他董事翻箱倒柜地找出账簿以评估损失几何，结果惊慌失措地发现，杜尔已将协会的银行账户掏空以供一己之用。汉密尔顿曾在一封信中警诫杜尔：“我相信它们没有被滥用，这件事情牵涉公众利益和我的声誉。”[89]当恐慌爆发之时，杜尔手中掌握着1万美元的协会资金，而这些钱现在一下子都蒸发掉了。他还从协会金库拿走了5万美元的巨额贷款（虽然他在售出作为抵押的股票后已经偿还了其中大部分金额），而另外5万美元应用于购买纺织机械的经费则到了约翰·杜赫斯特手中，他已携款潜逃到宾夕法尼亚州。4月，当协会的董事会在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威克召开季度会议时，纽约的董事颇感无所适从，因为局面混乱，出席者寥寥无几。副会长阿齐博尔德·默瑟（Archibald Mercer）请求汉密尔顿“尽可能地动用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业务运转”。[90]
为了恢复董事会的士气，汉密尔顿答应尽力为协会筹措贷款，并建议协会从欧洲雇用必需的技工。显然，现在的董事会充斥着对制造业一无所知的金融家。默瑟在请求汉密尔顿参加5月中旬举行的一次协会特别会议时，直言不讳地予以坦白：“就我而言，我承认自己对于制造业相关的所有职责都相当无知。”一心要挽救这项事业的汉密尔顿从繁忙的财政部工作日程中挤出了几天时间与董事会进行商讨。
资金被杜尔洗劫一空的协会究竟该为帕塞伊克河畔的财产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汉密尔顿私下与纽约银行的威廉·西顿说，以低至5％的利率安排5万美元的贷款。他用了诸多高尚的理由，其中包括公共利益，以及建成跨越哈得孙河的制造业重镇对于纽约城的有利之处。除此之外，他还谈及风险：“尊敬的阁下，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向您保证，纽约银行决不会因为向协会提供正在讨论之中的种种支持而遭受任何风险。但对我来说，协会与我个人的名誉是息息相关的。”[91]汉密尔顿知道，协会一旦崩溃，将殃及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向西顿承诺，将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保障纽约银行，如果纽约银行因为提供给协会贷款而出现财务损失，将得到全额补偿。他随意地混淆了自己的公职和个人角色。
1792年7月初的几天里，汉密尔顿和协会的董事们在一起讨论新的计划。“几乎在任何计划中，坚定不移总好过变化无常和迟疑不定。”他用这句可以称得上自己座右铭的话训诫一位负责人。[92]在他的努力下，协会批准了涉猎广泛的业务内容：一个棉纺厂、一个纺织印花厂、一套纺纱和织机系统，为50名工人修建了占地1000平方米的住所。汉密尔顿从不吝惜提供自己的专业意见，他甚至规划了工厂的精确位置，位于在独立战争期间曾以壮美景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瀑布脚下。
协会根据汉密尔顿的建议聘用了建筑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担任协会建筑工程的管理以及未来之城帕特森的规划工作，此人刚刚完成在波托马克河畔建设新首都的规划。与此同时，汉密尔顿的固执性和焦虑，促使他习惯像工头那样监督协会的管理细节，这时他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一位财政部长。例如，他指挥董事们拟出每个工人的工具清单，并声明，如果任何工具被损坏，应当将损坏的部件收回，“向管理员报告并在正确的栏目中予以登记”。[93]由于声誉受到威胁，汉密尔顿甚至动用有限的个人资金来资助该企业，向技工预付了1800美元的工资。尽管杜尔遭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有效制造业协会终于还是开始了纺纱、纺织和印花业务方面的运作。
协会后来的档案记录读来令人沮丧，汉密尔顿不断受到各种麻烦的困扰。朗方是一个错误的人选，他不但没有尽力为捉襟见肘的协会节省经费，反倒设计出铺张浪费的方案，用一根长达11公里的石头凿成的沟渠来引导水流。他迷恋仿照道路系统四通八达的华盛顿特区的初期模式，创建一个宏大的工业城市，而不是简单地修建一座工厂。1794年初，朗方退出了项目并拿走了图纸，以此讨价还价，要挟协会。此外，为找到合格的纺织工人，协会派遣专员前往苏格兰，并承担工人来美国的路费。而工人们则嚷嚷着要提高待遇，协会的会议记录显示，一些由汉密尔顿亲自招聘来的技工也心存不满，开始偷机器、搞破坏。整个故事最令人悲哀的部分是关于童工的使用。无论汉密尔顿让孩子一边从事有益劳动，一边接受教育的构想是多么充满希望，但实际上这些孩子没有时间也没有钱上学。董事会为了补救，聘用了一名老师，每个星期天给工厂里的孩子上课——汉密尔顿一定也心知肚明，这个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796年初，汉密尔顿仍在董事会任职时，协会放弃了最后的业务，停止了工厂运作，出售了棉纺厂。汉密尔顿的丰裕之梦留下的只是矗立在河畔的一群废弃建筑物。在当时看来，这个项目已经彻底失败了。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国国内没有一家制造业协会获得批准。直到1800年之后，运河的一个“水渠”系统开始向纺织厂和其他形式的制造业提供动力，在帕特森发展纺织工业的信心才重放光彩。直到今天，在大瀑布历史区仍能看到这些水渠、纺织厂的痕迹。后来，汉密尔顿协助建立的这座城市因宽泛的制造业务闻名，包括铸造厂、纺织厂、蚕丝厂、机车厂以及柯尔特枪械厂。只不过在当时，汉密尔顿在错误的时机选择了错误的主办人。在聘用杜尔和朗方的问题上，他做出了很糟糕的判断。他发起了太多的倡议，一个接一个地挤得太紧，似乎他想一刹那就能重塑整个国家。
1792年的恐慌之后，有效制造业协会的问题又出现了，汉密尔顿的政治命运开始急转直下。他无休止的报告和创新让这个国家不停地忙碌着。杰斐逊派的一名作家在杜尔落入法网后说，汉密尔顿“总是对他们讲进口……资金……银行……和制造业，把这些看作国家最重要的优势。而自由、独立……已经从美国人的字典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钱的象形符号”。[94]1792年9月，纽约律师伊莱沙·鲍迪诺特（Elisha Boudinot）——伊莱亚斯的兄弟——告知汉密尔顿，反对有效制造业协会的政治抗议不断升温，并警告，费城正在组织一个“反财政部长”的“强大组织”。他说，一位身份不明的弗吉尼亚人对此事非常狂热，正“为让他下台”不惜一切地努力。[95]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汉密尔顿的各种计划的博大与丰富组成了一幅令他们感到恐惧的未来美国的画面。
华尔街的骚乱以及威廉·杜尔的溃败凸现出汉密尔顿政治理论中一个刺眼的缺陷：有钱人视自身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汉密尔顿总是流露出一种对商人的特别关注，虽然并非本能的或不加批判的，并视其为合众国的潜在中坚力量。他曾这样写道：“那个富有的公民阶层构成了公众福利的一个如此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值得给予每一项实际的、合理的豁免和宽容。”[96]他希望商人能够拥有一种更开明的觉悟，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但他却经常为富人遭到的谩骂与攻击忧心忡忡，以至于有时候会低估富人可能采用的阴谋诡计。威廉·杜尔戏剧性的故事暴露出汉密尔顿政治视野中的明显局限性。
威廉·杜尔的下场如何呢？1792年的恐慌之后，他坐了七年牢——最后死在狱中。直到最后，他还给汉密尔顿写一些令人心碎的便条，请求10美元或15美元的小额借款，对此，汉密尔顿也总是不予回绝地借给他。在一次黄热病流行期间，为了避免杜尔受到传染，汉密尔顿把他安置到监狱另一侧的房间。杜尔似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锒铛入狱而责怪老朋友，而汉密尔顿似乎也原谅了这个毁掉了制造业协会，并差点毁掉他名誉的人。1799年杜尔临终前，写了一封感人的信给汉密尔顿：“我对你的感情，我关注所有和你的幸福相关的点点滴滴，都是真诚的；你对我的任何疏远的迹象都让我感到痛苦。”[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