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杰斐逊和麦迪逊关于公共信用、债务承担以及中央银行的一系列小冲突中大获全胜之后，1791年夏天，汉密尔顿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如此夺目的成功可能滋生了他无往不胜的迷醉与兴奋。但是他强有力的支配地位也使得他成为共和国早期“不受欢迎的人”，国内一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派已动员起来与他对抗。这本应使得他特别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声誉。但相反，他却陷入了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绯闻之一，与一位名叫玛丽亚·雷诺兹的已婚女子有染；虽然他的英名未被永远玷污，这桩绯闻还是让汉密尔顿在有生之年蒙羞。他一下子从高贵政治家的顶峰跌回到了谷底，令人联想起他在西印度群岛少年时代的肮脏世界。
费城对感官之乐有自己的偏好。虽然法国游客认为这座城市具有清教徒的古怪而不喜欢它，美国人却乐在其中。汉密尔顿和其他政府官员有机会参加各种社交聚会、舞会、戏剧演出等。当地上流社会的交际女王是安妮·威林·宾汉姆（Anne Willing Bingham），巨富威廉·宾汉姆（William Bingham）之妻，他们在邻近第三大街和斯普鲁斯的3层楼高的奢华府邸举办宴会。以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话为据，18世纪90年代的费城社交聚会不仅谈不上端庄，反而到处是袒胸露乳的女人。当看到社交聚会中女性暴露的身体时，她被惊呆了：“服饰风格……简直是对所有庄重礼仪的侮辱，袒胸露乳成为女性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从胳膊一直**到肩膀，她们不穿束腹衣和紧身胸衣……在我看来，大多数（女人）简直衣不蔽体，胸部露出太多。她们不满足于**的自然形状，而是采用夸张的手法，使自己看起来就像哺乳期的母亲。”[1]
活跃的亚历山大和艾丽萨与宾汉姆一家以及其他富有的夫妇有诸多交际往来。可能是在那年春天，艾丽萨感到了社交应酬所带来的过度疲劳，需要时间调整恢复。1791年5月中旬，费利普·斯凯勒请求艾丽萨和四个孩子——三个亲生孩子，加上收养的孤儿范妮·安提尔（Fanny Antill）——前往奥尔巴尼和他一起消夏。为避免流行疫病，很多人在闷热的天气里都会离开费城等大城市。“我担心，如果她继续留在那里，炎热的天气将会进一步损害她的健康，”斯凯勒向汉密尔顿谈起艾丽萨，“因此，请允许我让她尽快出发。”[2]于是，在斯凯勒的体贴关心下，艾丽萨和四个孩子在7月4日银行认购证顺利发行之后，很快离开了费城，并且一直待到夏天结束时才回家。
艾丽萨在这个时候放任汉密尔顿是相当危险的。他此时正是所有目光关注的焦点，此外，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令女人着迷。约翰·亚当斯挑剔他的“不文雅的乐趣”；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告诉他的妻子，汉密尔顿在一次晚宴上与一位已婚妇女“眉来眼去”；而后来成为华盛顿公共建筑检察员的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则冠之以“处处留情的浪子”之名。[3]这些描述虽然夸张，其中却可能蕴含着一个基本事实：汉密尔顿对漂亮女人的魅力缺乏免疫力。
和许多专注于事业的人一样，汉密尔顿缺乏足够的闲暇时光。1791年查尔斯·威尔森·皮尔为汉密尔顿画像时，他具有一种政治家居高临下的气度，双唇紧闭，眼睛微眯，炯炯有神。他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欢乐的痕迹。隐藏在严格控制的躯体之内的，是他闪烁不定的个性。
汉密尔顿无论何时与女人打交道，都会抛开公事公办的风格，恢复昔日的奇思异想。就在银行股票认购开始之前，汉密尔顿收到一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女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默西·沃伦（Mercy Warren）的戏剧诗篇《卡斯蒂伊的女人们》（The Ladies of Castille）。汉密尔顿回复了一封言辞浮夸的感谢信：“毫无疑问，在《卡斯蒂伊的女人们》中，女性将有机会获得新的胜利。我自己不是诗人，因此我并不太会为产生以下想法而感到羞愧难当——至少在戏剧创作方面，美国女性的才华已经超过了男性。”[4]他向女性展示出的机智往往带有调情的味道。当他的朋友苏珊娜·利文斯顿（Susanna Livingston）询问关于她拥有的中期国库券的事情时，汉密尔顿回信为自己的拖延表示歉意，并且说道，他“将遵守所有的骑士规则，按照您指定的任何方式给予最充分的赔偿。您当然还要记得，我是一个已婚男人！”[5]
身为一个“堕落女人”的儿子，汉密尔顿往往对处于困境的女人颇有骑士风范。就在赞美沃伦的第二天，他写信给住在波士顿的一位名叫玛莎·沃克（Martha Walker）的寡妇。这位寡妇向国会申请救济，声称独立战争期间她的丈夫为革命献出了在魁北克的大量财产。递向国会的陈情书不计其数，值得注意的是，汉密尔顿从文件堆里单单挑出了这一封，并向沃克保证：“我将怀着对遭受贫困与不幸的女士的深切同情，专心致志地投入调查工作之中。”[6]给沃伦和沃克的这些信写于艾丽萨即将启程前往奥尔巴尼之际，暗示着汉密尔顿不仅接受女人的投怀送抱，他自己也会主动示好。
六年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回忆起1791年的那个夏天，公开讲述他与当时23岁的玛丽亚·雷诺兹令人震惊的越轨行为。姿色撩人的玛丽亚·雷诺兹突然来到汉密尔顿位于第三大街南79号的红砖寓所。以此，他开始了他闻名遐迩的解释陈词：“1791年夏的某个时间，一个女人敲响了我在费城住所的大门，并请求和我私下交谈。我回避了家人，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接待了她。”雷诺兹用丈夫詹姆斯·雷诺兹薄情寡义的故事欺骗了汉密尔顿：“他长期虐待她，不久前又抛弃了她，和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让她陷于极度困顿的境地。虽然她很想回到朋友们的身边，但却毫无办法。”因为玛丽亚来自纽约，而汉密尔顿是纽约公民。汉密尔顿继续写道：“她冒昧前来寻求我的帮助。”[7]她以“雷诺兹夫人”这个神秘称呼突然出现在1791年的费城地址簿中，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这似乎证明她来费城的时间并不长。
玛丽亚·雷诺兹一定知道，当时36岁的汉密尔顿从不对身陷绝境的弱女子袖手旁观。他告诉她，“她的处境很让人同情”，自己也很希望能够帮助她。但她来得不是时候（意即艾丽萨在家）。他自告奋勇要在当晚送“一小笔资助款”前往她位于第四大街南154号的家中。汉密尔顿对那次会面的叙述带着某种小说般的技巧：
那个晚上，我往衣服口袋里放了一张银行支票，然后前往那所房子。我打听雷诺兹夫人，于是有人带我上楼，在楼梯口她迎接了我，并领我进了一间卧室。我从口袋里拿出支票递给她。一番谈话过后，很快就显示出，金钱之外的安慰会更令人满意。[8]
这次艳遇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无数次偷偷趁着黑夜溜去探望雷诺兹中的第一次。艾丽萨去奥尔巴尼后，他干脆把情妇领回家。在他们第一次幽会之后，汉密尔顿回忆道：“我经常和她见面，大多数时候是在我自己家中。”[9]没过多久，雷诺兹突然告诉汉密尔顿，她和丈夫和好了，而汉密尔顿后来声称这是他劝说的结果。但是玛丽亚·雷诺兹并非普通的**，她的行为背后还有政治因素。她告诉汉密尔顿，自己的丈夫参与了政府有价证券的投机，并利用财政部的消息获利。
汉密尔顿与詹姆斯·雷诺兹见面时，后者指出威廉·杜尔即是消息来源。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汉密尔顿一直以来竭力博得作为财政部长的清名，现在却看不出自己已经危在旦夕，并极有可能遭到勒索。玛丽亚·雷诺兹把汉密尔顿作为落难时期自己所遇到的仁慈无私的救世主介绍给丈夫，而詹姆斯·雷诺兹也假装对此表示感谢。但是，当雷诺兹说到道要前往弗吉尼亚，问汉密尔顿是否可以在他折返后帮他谋求一份政府工作，汉密尔顿不置可否。
在回忆中，汉密尔顿承认，他对行为卑劣的詹姆斯·雷诺兹了解得越多，就越想结束这段私情。他正在准备伟大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但他同时也处于一种隐秘而强烈的性冲动之中，而玛丽亚·雷诺兹知道如何用伪装的爱意将其玩弄于股掌间。他写道：“强烈的依恋和了断一切带来的恼人沮丧相互搏斗。虽然这并没有令我完全为其中的阴谋所愚弄，却也让我陷于举棋不定之中。我的敏感，或许是我的虚荣，让我承认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并使得我采取了逐步冷却的计划，而不是可能会造成痛苦的一刀两断。如果存在真爱，至少要尽量避免彼此伤害。”正如大多数情种深埋的例子，这种“逐步冷却”的臆想只不过为更多更持久的放任提供了聊以**的借口。[10]
在他后来写的宣传册中，汉密尔顿尽力辩称玛丽亚·雷诺兹可能是真诚地喜欢他。他对这桩风流韵事的描述表明，有时候他觉得这种关系真的十分浪漫。他永远都不能确定，玛丽亚是否一开始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后来才变成了敲诈，或者她自始至终都和詹姆斯·雷诺兹串通一气。也许，正如汉密尔顿的自白那样，他的虚荣心使他不能接受被卑劣骗子所愚弄的事实。这个被敌人指责心计深不可测的男人，其实可能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每次当他兴趣稍有衰退的时候，玛丽亚·雷诺兹就会重新博得他的同情，诉说丈夫又在虐待她，或者更明目张胆地，说丈夫威胁她要把这事儿捅到艾丽萨那里。在汉密尔顿眼里，玛丽亚·雷诺兹一直是一个集悲喜剧人物和狡诈女人于一身的奇特混合体。
无论玛丽亚·雷诺兹的初衷如何，与她那粗鄙丈夫相比，汉密尔顿肯定显得优雅、迷人、庄重。可以想象，发自汉密尔顿内心的一些真情实感偶尔也会拨动她的心扉。她给汉密尔顿写了数不胜数的信件——汉密尔顿悲哀地称她为“伟大的三流作家”[11]——因为这些信的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都糟糕透顶，甚至有些信好像通篇是由一个没有分割的句子组成。在这些信中，玛丽亚·雷诺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单相思的可怜人，渴望再次看到汉密尔顿以排遣寂寞。虽然这些信件也许能说服汉密尔顿相信她的感情是真挚的，但他们的荒唐行为却应该能提醒他，他是在同一个危险、善变的女人打交道。
现在的世人对玛丽亚·雷诺兹的背景知之甚少。只知道她于1768年出生在纽约州的达切斯郡，出生的时候叫玛丽·刘易斯（Mary Lewis），15岁时嫁给詹姆斯·雷诺兹，两年后生了个女儿，取名苏珊（Susan），不知什么时候，她把名字由玛丽改为玛丽亚。她告诉汉密尔顿，她姐姐苏珊娜嫁给了吉伯特·J.利文斯顿（Gilbert J. Livingston），使她与哈得孙河谷的名门望族有了亲戚关系。有一位费城商人彼得·A.格罗特简（Peter A. Grotjan）形容她聪明、敏感、具有上流社会的气质，但这与理查德·福韦尔（Richard Folwell）在法庭上的书面陈述不符，后者的母亲是雷诺兹在费城居住时的第一个房东。福韦尔对玛丽亚·雷诺兹的刻画与汉密尔顿的记录更吻合，这是一个性格善变的女人：
她在这个时候情绪多变，喜怒无常，因为她几乎会在同一分钟内宣告她对丈夫的尊重并绝望到哭泣，但转瞬间眼泪就会消失，开始恶毒、刻薄地诅咒她的丈夫。这种不稳定和轻佻都源于烦乱、幼稚，或者说是一种天真无邪的混乱。在一两次发作中，她对我说，雷诺兹品行恶劣，声名狼藉，以至于命令她，并坚持认为她应该利用自己的姿色攀上某些具有影响力的高层人物——设法和他们幽会，并通过出卖贞操从他们那里捞钱。[12]
玛丽亚和詹姆斯·雷诺兹搬出福韦尔的房子后住在费城的北格兰特大街，他们俩分居两床（或者两个房间），玛丽亚开始出卖肉体。男人们在她门口留下字条儿，福韦尔说：“到了晚上她就飞跑出去，应该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了。”[13]
福韦尔的证词证明了玛丽亚·雷诺兹身上混杂着真诚和显而易见的伪善。毋庸置疑，她以娴熟的演技扮演绝望的女人来接近汉密尔顿是敲诈勒索计划的一部分。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她太过驾轻就熟，甚至不需要任何剧本。由于鄙视自己的丈夫，她可能产生过幻想，认为汉密尔顿会拯救她，尽管她是在实施欺诈。现实和幻想在她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混在了一起。汉密尔顿后来这样评价他的情妇：“这个女人所能变出的形象之多几乎是无穷无尽的。”[14]
玛丽亚·雷诺兹与坚定、明智、忠诚的艾丽萨是相对立的人物。翻阅那年夏天汉密尔顿写给艾丽萨千方百计要阻挡她归来的信，人们或许会更加沮丧。8月2日，汉密尔顿对她安全抵达奥尔巴尼表示满意，并流露出对他们3岁儿子詹姆斯生病的关心（“照顾好我的小羊羔”）。与此同时，汉密尔顿竭力劝说她留在奥尔巴尼：“我非常渴望你能完全恢复健康，所以我愿意为之做出巨大牺牲。”[15]一次，当艾丽萨流露出要匆忙返回的迹象时，汉密尔顿担心自己会被抓个措手不及，于是劝说她：“让我提前知道你的计划，我好到纽约来接你。”[16]8月末，当她的归期似乎迫在眉睫时，汉密尔顿又建议：“我是如此渴望这一幸福时刻，但我也同样极度渴望你的康复，这使我愿意你在那里多待一些时间……想着我、梦着我、爱着我，就像我爱你那样。”[17]终于，当9月里汉密尔顿又犯了肾病，得靠热水浴缓解疼痛时，艾丽萨决定和孩子一道返回。最后一次地，汉密尔顿劝说她：“不要太惊慌，也不要着急，别对自己和孩子造成伤害。”[18]
这样的欺骗很容易让人窃笑并得出结论，认为汉密尔顿对妻子的所有感情都是虚假的，但这可能掩盖了他在婚姻中堪为楷模的另一面。艾丽萨·汉密尔顿对自己的丈夫始终充满了崇拜之情。他回报她的爱深沉持久，即使并不完美。问题是，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完全满足这个童年动**多变的复杂男人的全部需求。正如他在年少轻狂的早期写下的诗句那样，他仿佛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爱：一种是忠诚、温驯的爱，另一种则是被禁止的、禁忌的爱。
在后来的陈述中，汉密尔顿称害怕詹姆斯·雷诺兹把真相告诉艾丽萨，他试图以此为借口来解释自己的疯狂。他是这么说的：“没有哪个关心自己娇妻幸福的男人会盼望妻子由于真相揭露，特别是公开揭露而承受折磨，这将是无比痛苦的。那些最了解我家庭生活的人一定能体谅促使我做出如此考虑的动因。事实是……我极其惧怕被揭露……我愿意为避免这种情况而做出巨大牺牲。”[19]结果，他不想伤害艾丽萨的愿望反倒伤她更深。
那年秋天，当艾丽萨返回费城后，汉密尔顿不能再在自己的住所接待玛丽亚·雷诺兹了，于是他又开始经常光顾她的家。（汉密尔顿一家搬到了邻近总统官邸的市场大街。）他如何能够在起草“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同时，为无数次情欲偷欢挤出时间，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至于他竟然在如此紧凑的日程表中见缝插针地安排了这些幽会，则更加深了一种印象，即汉密尔顿中了情迷色诱的圈套。似乎在栖居高度文明世界多年之后，汉密尔顿又重返了童年时代的那个**纵欲的世界。他的故事中又一次出现了狄更斯式的情结：年轻的主人公逃离了俗世的生活，却又被一对寡廉鲜耻的骗子引诱回到其中。
如果汉密尔顿认为自己犯有通奸罪却不会受到处罚，那么当那年秋天詹姆斯·雷诺兹再次出现时，他才明白事情没这么简单。独立战争期间，雷诺兹是哈得孙河上一艘单桅帆船的船长，为爱国部队供应给养，因而结识了威廉·杜尔和其他承办商。后来他出海当了水手，然后在纽约定居，并于1789年试图在新的财政部谋职。虽然他从罗伯特·特鲁普那里骗取了一封推荐信，但最终还是落选了，这很可能给了他一个向汉密尔顿复仇的额外动机。第二年，一些纽约投机商派雷诺兹前往南方，收购政府应向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退伍军人兑现的偿付权利。
1791年12月15日，就在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后的10天，他早先建立的与詹姆斯·雷诺兹的神秘友谊突然结束了。“一天，我收到（玛丽亚·雷诺兹的）一封信……表示她丈夫发现了（这种性关系），”汉密尔顿回忆说，“对我来说，究竟真的是偶然发现，或是这个阴谋酿成大祸的时辰到了，颇值得怀疑。”[20]詹姆斯·雷诺兹的来信时机恰到好处：围绕制造业报告的喧嚣，使得此时此刻成为对频频见报的汉密尔顿施加威胁的最佳时机。
1791年12月15日是个星期四，在一个令人无法忘却的下午，玛丽亚·雷诺兹写信给汉密尔顿说，她丈夫写了封信给他，如果收不到回复，“他将会写信给汉密尔顿夫人”。玛丽亚表现得像往常一样激动：“天哪，我全心全意为你，但愿我从来就不曾来到这个世界，不曾带给你这么多烦忧，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很快来找你的线索，不让他掌握你的任何把柄。玛丽亚。”[21]汉密尔顿确实收到了一封来自詹姆斯·雷诺兹的**裸的勒索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很遗憾地发现，我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做出这一切的是我认为最好朋友的人，而不是我的敌人。你夺走了我最爱的人。”作为一个蹩脚的编剧，雷诺兹告诉汉密尔顿，玛丽亚一直以泪洗面，这让他起了猜疑，于是跟踪送信的黑人，发现她写信送到了汉密尔顿家。他和玛丽亚当面对质，“这个可怜的伤心女人”坦白了这段私情。随后，詹姆斯·雷诺兹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切齿之恨：
你非但不是我的朋友，还扮演着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你让一个完整的家庭陷入了痛苦。原本除了我之外，她不会关心这个世上的其他男人，而你却使她对我的感情变得冷淡。她是个女人，是我的天使，是我的幸福所依，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生来让她幸福，现在我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22]
那天下午，汉密尔顿把雷诺兹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他并不知道雷诺兹是真的掌握了私通的证据，还是空口诈骗，所以他采取了谨慎巧妙的态度。后来他写道，他既未承认也没否认私通，“如果他认为我对他造成了任何伤害，而他有为此得到满足的权利，他可以指出来……显而易见，他想要钱，为了避免大动干戈，我决定满足他……他也承诺不再追究。”[23]汉密尔顿处理这种事情并不成熟，他允许詹姆斯·雷诺兹出现在办公室里，就已经让勒索者占了上风。
12月17日，星期六晚上，詹姆斯·雷诺兹写信给汉密尔顿，谴责他疏远玛丽亚的感情：“我的妻子总在哭泣和祈祷，我从来不会让她这样，这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如果你没有令她崩溃。这一切不会发生。”[24]雷诺兹要求他为自己遭受毁灭的婚姻做出补偿，还要安排第二天和汉密尔顿见面。汉密尔顿感到很担心，他写了一张便条给一位未提名字的记者：“此刻我将赶赴一个约会，我预感其中包含着一个对我不利的最严重的阴谋……由于任何灾难性的事件都可能事关我的名誉，我捎信给你，因为我觉得这有助于推断事情的真相。”[25]
在两人的会谈中，雷诺兹显得非常有条理，汉密尔顿让他开个价钱。第二天，雷诺兹说1000美元将会比较适合来慰藉他那“受到伤害的荣誉”。[26]他表示自己再也无法赢回妻子的爱情，所以计划带着女儿离开这座城市。汉密尔顿不得不分期支付这笔对现在的他而言数目不菲的敲诈金，第一次付款在12月22日，第二次在1月3日。别看詹姆斯·雷诺兹胸无点墨，他却能看透汉密尔顿对他妻子的迷恋，以及他对于丑闻曝光的恐惧。
此时，汉密尔顿尝试着终止这段不光彩的韵事，这已经成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辉煌生涯的绊脚石。他暂时地中断了和玛丽亚的一切联系。这使得詹姆斯·雷诺兹很担忧，生怕摇钱树很快就凋零枯萎了。1792年1月17日，他写信给汉密尔顿，力劝他登门拜访，把他的妻子当作“一位朋友”。他突然不再是备受委屈的配偶，摇身一变成了关心妻子幸福的慈善家；不再是极度忧伤的丈夫，而是妻子的无耻皮条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汉密尔顿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没有当机立断地结束这种关系。对于雷诺兹的邀请，他回忆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没有立即接受邀请，即便是在收到了几封雷诺兹夫人非常急切的信件之后。”这对夫妻不断的来信是“一个百折不挠的计划，不遗余力地要赢得我的热情，同时还要刺激我对于事件暴露的恐惧”。[27]
汉密尔顿在误入桃色陷阱的同时，也在构想一个未来的工业城市，一个与杰斐逊的农业乌托邦相对立的工业社会的缩略图。当时，20个美国人中就有19个是从事农耕的。汉密尔顿担心，如果美国继续保持纯粹的农业经济，它将会在与欧洲社会的比拼中永远处于下风。
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科学奇迹重塑经济并推动生产力的时代了。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进蒸汽机，到18世纪80年代飘过法国上空的热气球，再到18世纪90年代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轧棉机和可替换部件的使用，这个时代充满了技术奇迹。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Sir Richard Arkwright）设计了被称为水力纺织机的设备，利用迅猛水流产生的能量同时进行多股纱纺。当汉密尔顿宣誓就任财政部长时，阿克赖特在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纺纱厂雇用了1300多人。
英国财政部、皇家海军，还有英格兰银行，这些工业上的突破以强劲的动力将英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领先位置。英国把这些经济发明奉若珍贵的国家机密，极其警惕地予以保护，避免落入竞争国手中。政府通过了禁止出口纺织机械的法律，如果船只装载着违禁货物，在海上就会被截获。在纺织工厂工作的高级技师不得移民，否则将受到罚款或监禁的惩处——因为就算他们不能将设计图纸私运出国，却可以记在脑子里并把这价值重大的信息在海外散播。汉密尔顿着迷地关注着这些事情。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评价汉密尔顿说：“在当时的美国，的确没有其他人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英国工业制度变化中蕴含的意义，以及新的秩序将为这个国家准备多大的财富蓄水池。”[28]财政部长凭直觉感到，未来的国家实力将根据其工业实力来划分，他为美国工业的早期萌芽感到欣喜，无论它是宾夕法尼亚州生产羊毛帽或玻璃器皿的企业主，还是康涅狄格州的钟表匠。
汉密尔顿虽然被人们误认为是英国人的走狗，但与此相反的是，汉密尔顿很早就参与了一项挑战英国纺织业霸主地位的计划。1789年1月，兴奋的投资者挤在华尔街的罗森酒馆享受美酒和点心，宣布成立纽约制造业协会。两个月后，一家计划开在曼哈顿下城区王冠街（后来称自由街）的新毛纺厂的特许证上出现了汉密尔顿的名字。最终，这家工厂由于水力不足的致命缺陷而在一两年后关闭，但这次经验引领汉密尔顿进入了新工业秩序的神秘世界。
几乎就在此时，一位名叫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的年轻人逃脱了英国政府为保护纺织业而布下的天罗地网。斯莱特曾是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的学徒，曾发过誓永远不泄露老板的商业机密。然而，他最终却违背承诺，漂洋过海来到纽约，与罗得岛州的贵格会摩西·布朗（Moses Brown）取得了联系。在斯莱特的管理下，布朗复制了阿克赖特的纺织厂，在罗得岛州筹资建设一间纺纱厂。汉密尔顿接到了关于这一成功举措的详细报告，很快，新英格兰的河面上就建起了许多水闸。布朗怀着爱国主义的自豪对汉密尔顿说：“一年内，工厂和机器将在各个地方建成，生产美国所需的全部棉纱。”[29]
汉密尔顿的政策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提出的经济自主、平等贸易的口号相一致。殖民地居民奋起反抗殖民，因为殖民限制了他们的制造业发展，强迫他们把原材料供给宗主国，压制了他们的经济潜力。在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实施了一部法律，禁止向美国出口任何与棉麻毛丝生产有关的工具。英国的帽子、钉子、钢铁以及火药制造商，早已扼杀了美国力争生产同类商品的努力。在汉密尔顿的设想中，美国应当是与英国旗鼓相当的制造业巨头，而不是杰斐逊幻想的自耕农社会。
1790年3月，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接替威廉·杜尔担任财政部长的助理，预示着汉密尔顿未来工业政策的形态。这次变动具有众多的象征意义，因为考克斯是著名的制造业倡导者，渴望破解英国的工业秘诀。那年2月，他给汉密尔顿写了一封长信，赞扬美国在工业方面的初步成就，并指出由于资本家和大规模资金的短缺，延缓了节省劳力的机械的引进。他感到很遗憾，由于英国对纺织业技术优势的积极保护，美国还不能“完全拥有工人、机器和实际操作的秘密”。[30]
汉密尔顿和考克斯联手对英国的工业秘密发动大胆的袭击，考克斯认为，获得与英国平等的工业地位的最好方法，是吸引经验丰富的英国纺织工到美国来，即使这意味着对英国法律的公然挑衅。在加入财政部之前，考克斯派了一个叫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的人前往英国，四处打探工厂，暗中制作纺织机械的模型。此外，1790年1月11日，考克斯与英国纺织工乔治·帕金森（George Parkinson）签署了协议，后者也曾师从阿克赖特，并公开自诩“对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专利机器的所有秘密装置了如指掌”。[31]作为对其前往费城旅费的交换，帕金森同意向考克斯提供一个能够体现阿克赖特设计的亚麻碾压机模型。1791年3月24日，美国政府向帕金森的亚麻碾压机授予专利，虽然后者承认，这些技术“是对英国的……工厂或机械的改进”。[32]显然，美国政府纵容这种行为，即现在所说的工业间谍活动。有此先例为鉴，汉密尔顿指挥财政部全力支持对英国工业机密技术的剽窃。
1791年4月，汉密尔顿利用个人声望帮助考克斯成立了一个制造业协会，该协会是一家获得政府支持的营利机构，也是一个试点项目和创新实验室。这个协会——创建有效制造业协会（Society for Establishing Useful Manufactures，简称为SEUM）——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赞为“美国早期历史上最具雄心的工业试验”。[33]在考克斯的协助下，汉密尔顿为协会撰写了意义深远的计划书，并于4月29日发表。他展望美国的未来，不容置疑地写道：“理论和实践都不约而同地证明，一个国家……除非大规模发展制造业，否则不可能拥有大量财富。”[34]
协会要创建的不仅仅是一个工厂，它规划了一个完整的制造业基地，投资者将从工厂产出及相关的地产增值中获利。计划书列举了协会可以制造的众多货物，包括纸张、帆布、棉麻、女鞋、纱线、毛袜、帽子、缎带、毛毯、地毯以及啤酒。汉密尔顿希望，借由“榜样的力量”，协会能够孕育出大量具有竞争力的国产经济。[35]此前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是“资金匮乏”，而现在资本短缺的问题通过政府的债务融资得以解决。汉密尔顿再次利用一项计划在不断扩张的经济活动网络中创造另一种财富。协会需要50万美元的原始资本，计划书声明该基金的一部分将以政府债券支付，此举将同时推动公共债务和工业城市的发展。“这是我一直渴求的资源。”汉密尔顿夸赞道。[36]计划书中还声明，“应当采取手段，获得欧洲的熟练技工以及在我们这里尚不具备的足够精良的机器和工具”，汉密尔顿准备洗劫欧洲工业机密的意图昭然若揭。[37]
汉密尔顿在为这个计划动用自己的声望时，并没有舍近求远。1791年7月——就在投资者疯狂抢购银行认购证、汉密尔顿开始与玛丽亚·雷诺兹的罗曼史的同一个月——他前往纽约，为协会的第一次股票发行争取支持，结果股票一售而空。随后，8月他参加了在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威克举行的认股人的首次会议。当年末，在选举董事的问题上，汉密尔顿愚蠢地听从了他那恣意妄为的朋友——投机商威廉·杜尔的意见。他以地方金融家组成了董事会——七名董事来自纽约、六名来自新泽西——而不是力求更广泛的地域代表。除此之外，在急需工业人才的时候，董事会里面却挤满了金融家。
最初，汉密尔顿和考克斯选择了新泽西作为这一大胆尝试的理想基地。这个州人口密集，拥有廉价的土地和丰裕的森林，并且便于吸纳纽约的资金。最重要的是，它周围水系丰富，河流众多，能够带动水轮机叶片和水车的运转。那年秋天，汉密尔顿派遣了调查员前往勘探这些水路。当地的地主们把调查员围住，向他们兜售临河的地产。后来，很大程度上基于杜尔的坚持，新泽西州北部帕塞伊克河大瀑布附近的地区被确定为“世界上最理想的位置”。[38]
汉密尔顿熟知这个幽僻之所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某一天，他和华盛顿、拉法耶特在瀑布之畔野餐，享用了一顿由冷火腿、牛舌、饼干组成的“简朴大餐”，置身山野之间，将战争的思绪暂时抛诸脑后。大瀑布是帕塞伊克河上风景如画的景点，飞流直下的河水——每天将近76万立方米——从20多米的高处坠入幽深狭窄、布满深褐黑色岩石的峡谷之中，激起的水雾幻化成一道道彩虹。协会决定将新城命名为帕特森，以取悦新泽西州州长威廉·帕特森。1791年11月22日，作为回报，州长授予协会许可证（大约出自汉密尔顿的手笔），给予其垄断地位以及10年的免税期。协会收购了大约280公顷的土地，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地块，其着眼点不仅仅是工厂，而且还是一座全新的工业城市。后来，这里成为了新泽西州的第三大城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汉密尔顿的日程表安排得越来越满，他还亲自招聘了首家棉纺厂的主管。那个窃取英国麻纺机械设备秘密的乔治·帕金森担任荣誉顾问兼工长，其生活费由财政部提供。7月，汉密尔顿收到了来自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另一个叛徒雇员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函，他把有关英国纺织的另一些秘密带到了美国。他向汉密尔顿吹嘘自己曾在阿克赖特的德贝郡大纺织厂担任督导，去年秋天他曾“带着侦探的眼光”再次参观这家工厂：“我踏遍他的工厂，因此深谙每一处现代化的改进。”马歇尔毫不迟疑地将偷取来的英国制造方法贡献给协会的各个项目，并建议，“掌握全部或大部分英国现时流行时装款式的编织领域的专家将发挥很大作用。”[39]同年8月，汉密尔顿与英国的纺织业叛逃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合同，其中包括擅长织物染色与漂白的威廉·霍尔（William Hall），以及曾在约克郡建立棉纺厂的威廉·皮尔斯（William Pearce）。10月，当协会董事会召开会议讨论新的经营人员时，全盘采纳了汉密尔顿的建议。
汉密尔顿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新泽西的河岸上开辟美国制造业的试验田。他强烈地盼望把自己1791年12月5日递交国会的经典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的理论付诸实施。这一举措是他诸多胸怀壮志的国情咨文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在他脑海里已盘桓多时。大约是在两年前，众议院就曾要求他准备一份关于美国应该如何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报告。现在，汉密尔顿对联邦政府如何振兴经济有了完全成熟的想法。该报告是美国选择性工业发展规划方面的第一个由政府赞助的计划，用一位研究汉密尔顿的史学家的话说，在这个领域中，汉密尔顿“预言了内战后美国的大部分状况”。[40]
该报告的主要推动力从本质上看是军事和战略。华盛顿在国会中语惊四座，提出“自由的人民”应当“推动制造业发展，如同为获得本质上的独立而努力一样，特别是在军需供给方面”。[41]汉密尔顿对大陆军当初从弹药到制服样样匮乏的状况记忆犹新——这是英国对大多数制造业进行殖民垄断的附带结果——他知道对于外国制造业的依赖将在战时削弱美国的实力。“美国在战争后期的尴尬情形，如丧失供给能力等，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他在报告中指出。[42]
为了开展这一研究，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深入咨询了制造商和征税员，向他们询问各自区域内生产情况的细节。和往常一样，他渴望了解一切：每个区内工厂的数量、货物的产量、价格和质量，以及州政府对于生产的激励与检查。为了得到关于美国产品的直观认识，他甚至希望亲手触摸和感觉。他告诉征税监管员：“如果能方便、无偿地获得样品，我将非常高兴。”[43]汉密尔顿积累的样品不断增加——从康涅狄格的毛织品到马萨诸塞的地毯，他以颇具技巧的展示才能，将这些样品陈列在众议院的会议室里，他仿佛在举办一个小型商品展示会，这是一种全新的游说方式。
汉密尔顿的前一份有关铸币的政府报告完全是他自己的思考——他从不雇用写手代笔，然而，在撰写“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时，他接受了坦奇·考克斯至关重要的帮助，后者起草了一份粗略的纲要，敦促美国在火药、黄铜、铁和其他物资上实现自给自足。最后的结果是，汉密尔顿认为考克斯是一个自以为是、过分高估自己才能的偏执之徒。汉密尔顿说：“这个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屡屡犯错，他的意见毫无价值。”[44]但是在此时，考克斯的专业意见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密尔顿修改并详细阐述了考克斯的初稿。他在考克斯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辅之以深奥的经济理论，并充满信心地预言了制造业发展后的美国政治力量的未来。“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远不止是一份技术文件，它更是一份关于美国民族特性的远见卓识的陈述。
汉密尔顿深知，在倡导制造业的过程中，他将遭遇激烈的抵抗，这些抵抗来自那些害怕工厂会伤害农业、危及共和政府的人。他的反对者以土地富饶、资本和劳力不足为由，认为美国应当保持乡村式的民主政治。杰斐逊曾预言美国的民主和农业之间持久的平衡状态。从法国返回美国前不久，他写道，现实环境使得“在现时任何一个在世之人的有生之年，美国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制造业国家”。[45]
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强调他并不是要用工厂取代农场，况且农业“从其固有价值上而言，具有高于其他产业的强势地位”。制造业非但无意伤害农业，它还将为过剩农作物开创国内市场。他提出的建议是农业不应当享有“独尊地位”。[46]由于农业和制造业适用不同的经济周期，两者的低迷和上升时期可以互相补充。在报告中，汉密尔顿向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农业是最具生产力的人类劳动形式，并谴责政府试图操纵经济。汉密尔顿反驳了他们所谓农业在本质上是最具生产力的，而制造业是“无用的、低生产力的”这一观点。[47]凭借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深入研究，汉密尔顿阐明，制造业并不比农业差，也可以提高生产力，因为它把工作分解为更简单的操作，有助于实现机械化。他坚持认为，美国对农业的关注在本质上不是地理条件造就的，而是欧洲的贸易惯例强加给美国的。
汉密尔顿向人们描绘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经济，与他的敌人控诉他想推行的停滞不前的、阶层分明的社会大相径庭。他心目中的美国将是一个具有无穷多样性的精英社会，其多元化市场能够包容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才。虽然报告里没有提到奴隶制度，但汉密尔顿的理想经济体制中是绝对没有南方种植园的封建暴行的。汉密尔顿所列举的制造业的好处形成了一个精致完美的美国式闭环：“为原本与商业无关的社会阶层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促进外国移民的迁移；为各具特点的多样化的才干与天赋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为事业进取开辟更为丰富多样的天地。”[48]制造商和劳动者会聚集在一个原材料富饶、税率较低、河流湍急、森林茂密、政府民主的国家里。而这种劳工流入将消除掣肘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最紧迫阻碍之一：高工资。
汉密尔顿对“多样性”的强调也许能顺应现代人的观点，但他提倡雇佣童工的声音听上去则颇为刺耳。说到英国多产的棉纺厂时，他评论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总体上看，由于有了制造业的设施，妇女和儿童与过去相比变得更有用了，工作者的年龄可以进一步降低。”在英国的棉纺厂里，“据计算，近七分之四的人是妇女和儿童，其中绝大部分是孩子，而许多孩子还处于幼年”。[49]汉密尔顿的言论听起来冷酷无情，批评他对19世纪工厂的暴行缺乏预见是公正的。另一方面，当时在农场和作坊中童工很普遍——汉密尔顿自己也是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做店员，他的母亲也曾经工作过。汉密尔顿并没有认为自己对穷人施加了严酷的惩罚，而是认为给予他们获得合理工资的机会。对于汉密尔顿而言，工作是一种获得尊严的体验：“当社会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工业时，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并将激发出他与生俱来的所有活力。”[50]汉密尔顿并没有把雇用童工和女工视同剥削。
在有关未来世界的各种美好蓝图中，汉密尔顿偏爱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后来他写道：“在工业的问题上，人类的进取心无疑应该自由发展，不应被太多的法规束缚。但是，务实的政治家懂得，从政府的角度予以审慎的帮助和鼓励将对其产生有益的刺激。”[51]时值美国历史的早期阶段，汉密尔顿认为侵略性的欧洲贸易政策逼迫美国不得不以牙还牙地做出回应。因此，他支持在一段时间内采取重商主义政策，以此提高美国经济上的独立性，创造贸易顺差和更多的硬通货。对于一个要在欧洲强国林立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的年轻国家来说，强权政治是优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的。
汉密尔顿不希望被动地采取事后的市场补救措施。他知道，政府应当对投资发挥导向作用，他必须对此进行令人信服的辩护。当时的一个主要反对意见是：难道没有政府的推动，精明的企业家就无法发现获利和投资的机会？汉密尔顿认同企业家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行动，但是出于心理因素，有时他们反应的步调相当迟缓。他写道：“这与某些因素有关，如习惯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对企业失败的恐惧，以及第一次与强手竞争所必然面临的实际困难。”[52]年轻的国家不得不与重重障碍做斗争，因为别的国家已经布关设卡，圈住了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工业发展需要“政府的特别援助与保护”。[53]由于外国政府向本国公司提供津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直面竞争。
完成了关于政府推动制造业的耗时费力的基础研究后，汉密尔顿列举了他希望促进的所有产品的清单，从铜、煤、木材，到谷物、丝绸、玻璃。他还列举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津贴、奖励金和进口税，以保护这些尚处幼儿期的工业。凡有可能，汉密尔顿更喜欢利用财务动因，而不是政府指令。例如，考虑到关税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为生产者创造垄断利润，汉密尔顿希望这些税种在比例上适度，在性质上是临时的，并能够尽快地废止。他推崇使用补贴，因为这不会带来价格的上涨。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期望更低的关税——例如针对原材料的关税——以鼓励制造业的发展。此外，为了加速创新，他打算实施发明专利保护政策，并出台类似英国用于阻碍新型机械出口的自我保护法案。
汉密尔顿认为，联邦政府有权鼓励经济发展，同时也有权在必要时对其予以遏制。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评论的那样：“汉密尔顿认为个人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通常需要被政府监管和控制的信念所调和。”[54]例如，他认为政府对制造品的检验能够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并拉动销售，他甚至预见到直至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时代”才制定的监管政策：“这有助于保护本国消费者和面向国外市场的出口商免受欺诈之苦，从而提高质量，维护国家制造业的信誉，有助于实现迅速且利润丰厚的销售，并有效防范来自其他方面的竞争。”[55]他建议政府在所有港口对出口面粉进行检验：“以改善销售到任何地方的美国面粉的质量，并提升我们国家面粉在外国市场的声誉。”[56]汉密尔顿还认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激进主义，他声称，公路和运河网络对英国工业起到了最重要的刺激作用。因此他力主对美国国内环境的改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将美国分散的区域性市场铸造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经济体。
虽然只写了两段关于火药制造的简短评论，汉密尔顿却从未忘记，这篇报告正是源于武器自给的需要。为了避免在战争爆发时遭遇武器短缺的窘境，汉密尔顿支持“军事武器的年度采购”，以推动“军工厂的建设”。[57]考虑到事关国家安全，汉密尔顿并不排斥由政府拥有军工厂。
在报告结尾处，汉密尔顿明确指出，他所描述的这些积极方案并非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而是为美国发展的早期阶段设计的：“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的国家里，国家可以依靠爱国人士的捐款。但是在形如美国这样的社会，国库必须弥补私人资金的不足。”[58]
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最终只停留在纸上。与他关于公共信用、铸币、中央银行的宏伟的国情咨文有所不同，这份报告为政府勾勒出了总体方向，却没有就紧急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众议院将报告列为缓议事项，汉密尔顿也没有尝试让它起死回生。尽管没有最终转化为法案，但该报告阐述的宽泛联邦权力却引发了异常的忧虑。一如既往地，汉密尔顿为其计划引用了诸多的宪法依据，援引了赋予国会“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职权的条款。[59]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汉密尔顿的权威解释，该条款具有了重大意义，政府由此得以制定推进社会福利的计划。
这些论证让麦迪逊感到万分惊恐。他说，迄今为止，那些看上去对《宪法》自由性的解释，仅仅是为了在《宪法》中确立明确目标，所以采用的手段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但是，宪法并没有提及制造业也是政府的一个目标。“如果手段和目标都是毫无限制的，”麦迪逊感叹道，“还不如立即把《宪法》的文本付之一炬呢。”[60]杰斐逊也隐藏不住他对这份报告的恐惧，因为报告中对权力的要求甚至超过了银行法案。在和华盛顿的一次早餐后的谈话中，杰斐逊神情阴郁地提到了汉密尔顿的这篇最新报告，疑惑于美国人民的政府是否还是一个掌握有限权力的政府。他害怕汉密尔顿对宪法的宽松阐释将助长政府的权力。杰斐逊指责说，“打着为鼓励特定制造业的幌子而放宽权力”，汉密尔顿试图潜移默化地使得“公共福利条款允许国会将与公共福利有关的一切事物置于他们的管理之下”。[61]在杰斐逊看来，这无异于为政府激进主义打开了闸门，从此洪水将**。
1791年夏天银行认购证风潮产生投机泡沫时，汉密尔顿在局势失控之前及时让蔓延趋势停止下来，但市场的平静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汉密尔顿热情洋溢的领导下，美国商品的出口量出现了增长，欧洲对于美国债券的需求急剧上升，美国国内新注册公司数量猛增，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亢奋情绪孕育了对政府债券和银行临时股票的又一次抢购狂潮，并在1791年冬天将证券价格推至新高。
这次事件的主角依然是汉密尔顿的老朋友威廉·杜尔。在杜尔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永远流动着贪得无厌、永不知足的血液。杜尔的妻子凯蒂夫人，长期以来都为丈夫不能自拔地沉溺于赌博而气愤不已。她曾警告杜尔：“我担心……你的精神状态将由于你所从事的千变万化的生意和投机而备受困扰……使你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62]杜尔的朋友，马里兰州的塞缪尔·蔡斯曾怀着同样的担心恳请他控制自己的贪念：“我了解你心里想要什么，但我对你的观点感到恐惧……你的计划没有止境……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对自己的欲望设定一些限制。”[63]
然而，不幸的是，没有谁能够治愈杜尔的投机癖好。他现在是纽约金融市场的显赫人物，杰斐逊不无嘲讽地冠之以“华尔街国王”的称号。[64]1791年末，为了操纵政府债券和银行股票市场，杜尔和富有的地产投机商亚历山大·麦科姆（Alexander Macomb）达成了秘密的合伙关系。当时，汉密尔顿刚刚选中杜尔担任制造业协会的会长，而麦科姆也在协会中担任董事。现在，孤注一掷的杜尔为操纵股票融资，以个人名义借入大量资金，并把其他制造业协会的投资人加入到所谓的“百分之六俱乐部”，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计划掌握6%的政府债券。
1792年1月，坐镇纽约监控金融市场的汉密尔顿已发觉不祥之兆。关于纽约第三家新银行组建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刺激本已过热的银行认购证交易猛然上蹿。除了纽约银行和计划组建的第一合众国银行的分行之外，当时的纽约没有别的银行。百万银行将由麦科姆和汉密尔顿在纽约审批会议中的老对头梅兰克顿·史密斯负责组建。在银行带有政治色彩的当时，百万银行被视为州长乔治·克林顿囤积财富的工具。詹姆斯·蒂拉瑞（James Tillary）对克林顿说：“银行热潮正疯狂洗劫这座城市，它是一个帮助州长连任的工具。”[65]由于银行狂热笼罩了整个城市，1月16日银行股票发行时，在几个小时之内认购数就超额了10倍。紧随其后，关于设立州立银行和一家商人银行的议案被通过，并最终形成把三家银行合并为一个庞大机构的总议案。
身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当然希望刺激银行业的发展，但他不会让这些新银行成为一群厚颜无耻的投机者的赚钱机器。听到有关百万银行的消息后，他立即给纽约银行的威廉·西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后者曾帮助他平息了去年夏天的恐慌势态。汉密尔顿警告：“关于对投机的过度渲染，令所有清醒的公民心生厌恶，让疯狂的气氛笼罩一切事物。它确实在伤害政府以及整个公共信用体系……我衷心希望纽约银行不要与这个新生怪兽合并。”这证明他对于纽约经济中“危险肿瘤”所感受到的“无比痛心”。[66]西顿回复说，百万银行幕后的那些“疯子”正在企图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强迫纽约银行接受一桩有害的合并，他们的策略是从纽约银行抽走足够的资金使它摇摇欲坠。他说：“当前肆虐的愚蠢与疯狂对我们而言简直是一种侮辱。”[67]对于正在形成的信用投机冒险，汉密尔顿并非视而不见。他警告西顿：“信用的上层建筑相对其基础而言，实在是太过巨大了，必须引导其在更加合理的规模内发展，否则它将毁于一旦。”[68]后来汉密尔顿承认，股票交易“滋生了赌博精神并改变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但是，必须看到这种融资渠道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利益”。[69]
对于托马斯·杰斐逊而言，如果“银行热”出现在其他合理的体系中，它并非一种不可克制的缺陷，但是，如果出现在汉密尔顿的计划里，它就是一种致命的弊端。他警告华盛顿，纸币正在“使得我们的公民远离……有益的产业，他们倾其所有，投入到一场彻底颠覆道德的赌博之中，这场赌博把自身的毒害注入到了政府之中”。[70]我们可以理解杰斐逊的担忧，只不过他经常担忧得不是地方。他怀疑杜尔利用内部消息进行交易，并错误地假设汉密尔顿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杜尔的长期同谋。杰斐逊致信华盛顿，指控汉密尔顿“安排他的朋友在他希望的时间，以他希望的方式交易财政部的证券”。他的控诉毫无根据，但他和他的追随者却还将这个滑稽的控诉不断重复。[71]
政府债券和银行股票受到信用的支撑，价格一路攀升，1792年1月末达到了顶峰，超过了所有合理的估价标准。汉密尔顿后来回忆道：“迅速而不同寻常的上涨……实际上是人为制造的莽撞，是没有经过任何谨慎的概率计算的。”[72]随即，股票价格突然开始连续五个星期下滑，欢欣雀跃转变为困惑，困惑又转变为绝望。为了弥补亏空，孤注一掷的杜尔筹措了更多资金，并通过各种途径买来了数目可观的股票。他从富有的纽约商人那里弄来了条件宽松的贷款，从屠户和店主处搜罗来零碎的现金。据一名商人说，他甚至向大名鼎鼎的妓院老板“麦卡蒂夫人”借钱。[73]他在个人账户名下借入了50万美元。“无论寡妇、孤儿，还是商人、技工，都是他的借款对象。”罗伯特·特鲁普如是告知汉密尔顿。[74]一旦闻到血腥的味道，杜尔的债权人立即以高利贷的利率来压榨他，月息飙升到了6%。杜尔曾押注股价上涨而大量买入；利义斯顿家族的3名成员则率领着一群卖空的证券投机商，通过从银行大量提取存款，制造更严重的信贷短缺，使投机者的贷款利率达到惊人的每日1%。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杜尔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不得不抛售股票来偿还贷款，由此加速了证券价格的下跌。
3月9日，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杜尔停止向一些债权人偿付借款。他的债务如此之大，债权人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一人的失败就足以导致整个金融业受到重创。市场恐慌情绪随之蔓延开来，第二天，25名纽约金融家宣告破产。杜尔毁灭的原因是他亏欠政府大笔资金。从担任财政委员会秘书期间起到现在，杜尔累积的欠款金额已高达23.6万美元。3月12日，经汉密尔顿批准，财政部审计员奥利弗·沃科特写信给纽约区的律师，指示其从杜尔处追回欠款，要不就对杜尔提起诉讼。杜尔听说此事后，立即明白自己已是死路一条，除非他能阻止这封信。心惊胆战的杜尔匆忙地向汉密尔顿送去了一封便函：“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动用一次您的影响力，设法推迟这封信，等到我抵达之时，这封信也将没有必要了……每一厘钱都能立即解释清楚。对此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如果诉讼公之于众，我就彻底完蛋了。”[75]
汉密尔顿一直等到3月14日才回了信。他想告诉杜尔，沃科特的指令在他能够召回之前就已经发出了。在写给杜尔的便函中，汉密尔顿没有做任何妨碍诉讼的事情，他廉正地拒绝了任何妥协。念及两人的友情，他表示，他对杜尔的困境感到焦虑：“因为你的缘故，我的心灵备受煎熬。希望温暖的友情能够让你得到鼓舞。”之后，他对杜尔进行严厉批评：“你应该怀着坚定的信心和荣誉感去行动。如果你看不到脱困的希望，就不要越陷越深。应当痛下决心、悬崖勒马，尽你所能首先偿还公共机构，然后是所有的债权人。”[76]这封信再一次批驳了讽刺汉密尔顿唯有钱人利益是瞻的论调。与此同时，杰斐逊还在向自己的女婿抱怨：“国家的信用和命运似乎都悬于无耻赌徒的孤注一掷和万丈深渊之间。”[77]
汉密尔顿没有拯救杜尔，而是让财政部在市场上购买了大量政府证券。通过这种办法，他稳定了市场，而且以低价赎回了政府债券。购买债券的钱来自他为偿付公共债务而建立的资金蓄水池。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汉密尔顿让威廉·西顿在商人咖啡屋举办的一天两次的证券拍卖会上买进少量债券，“虽然每次购买的数量不多，但通过持续性的频繁买入，可以稳定大家的情绪”。[78]他还希望西顿对自己的身份予以保密，允许各种猜测与传言，以放大影响效果：“你在公众前露面，极有可能引起各种猜测。对于这些猜测，不必予以承认，随它去吧。”[79]汉密尔顿本能地感觉到，有意为之的这种模棱两可对于正在处理危机的他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前一年夏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汉密尔顿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或指导，但他的泰然镇定宛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央行行长。他暂时恢复了市场的平静，尽管波澜不惊的上下波动一直持续了整个秋天。
威廉·杜尔事件就像一幕公共闹剧，令纽约人目瞪口呆。杜尔的寓所前总是有人集会，试图将他从债权人手中拯救出来。“这个可怜的人已经陷入了近乎癫狂的状态，”特鲁普告诉汉密尔顿，“他的状况对于他所有的朋友而言，都是无以言喻的悲痛的源泉。”[80]杜尔把自己描绘成一只被无情的债权人所伤害的无辜羔羊。最后，他在冯·司徒本家处避难时，情绪激昂，有时候语无伦次，徒劳地等待着汉密尔顿的暂缓执行命令。凭借自欺欺人的能力，杜尔向一个朋友保证：“我现在很安全，敌人伤害不了我，我心中充满圣洁，我傲然面对整个世界。”[81]就在做出这一勇敢宣言后的第二天，杜尔因无力偿还政府债务而锒铛入狱。不久，亚历山大·麦科姆也宣告破产，同样进了监狱。
此时，杜尔也许乐于在狱中躲避一心复仇的暴徒，他们叫嚷着要将杜尔千刀万剐。他们的仇恨如此深重，不免让人担心他们会袭击监狱，对杜尔施以私刑。4月18日夜里，数百名受害的债权人和投资者包围了监狱，并投掷石块。报纸上报道，他们发出“不断的怒吼和威胁”，很多人“大声呼喊，‘交出杜尔，他拿了我们的钱’”。这些话必定让狱中的杜尔万分恐惧，让他以为，受到伤害的市民的复仇马上就要降临到他的身上。[82]杜尔仍在幻想得到汉密尔顿奇迹般的宽恕而获得自由。实际上，财政部长已经决定要拿杜尔开刀，杀一儆百，他告诉一位朋友：“应当有一个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限，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基金交易者和毫无原则可言的不折不扣的赌徒。公开丑闻的作用是必须制止法律所不能制止的事情。”[83]几个星期以来，汉密尔顿目睹着由于市场恐慌而遭遇灭顶之灾的人们的挣扎，他写给威廉·西顿的信件中混杂着悲伤与惊骇。
批评者幸灾乐祸地认为，这些事件印证了他们对汉密尔顿财政体系的批判。在蓄奴制度仍然盛行的南方，这无疑是北方堕落腐化的如山铁证。杰斐逊猛烈抨击“证券体系的罪恶”，他说人们应当回归“朴素纯洁的正常理性”。[84]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幸灾乐祸，算出投机者的损失总值达5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纽约房地产的总值。麦迪逊心满意足地评论道：“这个赌博体系……正在暴露出其爆炸性的毁灭力。杜尔，这个‘投机者部落的王子’已成为财政体系野心的牺牲品。”[85]麦迪逊断言，汉密尔顿为稳定市场而购进政府证券时，故意造成高价成交以肥投机者。汉密尔顿对此非常震惊，他实在难以容忍对其高超运作技巧的完全曲解，他对一位弗吉尼亚的朋友说：“任何人都清楚，麦迪逊先生是受到个人私怨和政治仇恨的驱使才如此认为的。”[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