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发生了金融恐慌，制造业的发展也停滞了，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依然才思泉涌，步伐敏捷，他在华盛顿政府中的地位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满脑子都是大胆的想法，而且大张旗鼓地把它们付诸实践。让杰斐逊和麦迪逊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个妄图将美国引入歧途，并且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人，竟是华盛顿的左膀右臂，国家机器的运转似乎完全由他操控。
早在1791年5月，杰斐逊和麦迪逊就开始组织力量，扼制这位财政部长的高歌猛进。在汉密尔顿获得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成功之后，这两个弗吉尼亚人开始了一次以研究植物为幌子的看似无害的旅行，他们横穿纽约城，沿哈得孙河而上，抵达乔治湖，然后再穿越新英格兰西部——这是汉密尔顿最受支持的地区。正如杰斐逊所指出的那样：“国王和贵族的拥护者主要来自新英格兰。”[1]尽管他们两人就树木和开花植物做了大量记录，也从湖里捕捞过斑蛙鱼，但是这些伪装都是为了掩饰此行的真实目的。众所周知，当时美国政治存在区域分裂，杰斐逊认为只有南方先向北方发起攻势，才能遏制汉密尔顿支持者的盲目崇拜。实际上，在出发之前，杰斐逊就曾告诉罗伯特·R.利文斯顿：“南方的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爆发出来。”[2]
途经纽约时，这两个弗吉尼亚人与利文斯顿、亚伦·伯尔进行了磋商，伯尔曾取代菲利普·斯凯勒成为了纽约州仅有的两名参议员之一。机警的罗伯特·特鲁普觉察到了一个从后路包抄袭击、削减汉密尔顿势力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杰斐逊和麦迪逊待在纽约的时候，他们与首席法官（利文斯顿）、伯尔热情地相互奉承以取悦对方，”他告诉汉密尔顿，“Delenda est Carthago，我想，这是他们专门针对你的座右铭。”[3]Delenda est Carthago意即“迦太基必须毁灭”。这句援引自罗马历史的战斗性名言，标志着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漫长斗争的开始，这场争斗也许会瓦解华盛顿内阁，甚至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这场争斗实际上不仅仅是华盛顿麾下两个才华卓越的官员的私人矛盾，还代表着美国政府中长期共存的两种政治见解。根据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Eric McKitrick）当时所做的记录：“在美国成立的最初岁月里，与政治生活相关的诸事当中，没有什么能比18世纪90年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之间深重的个人恩怨和政治冲突更惹人注目的了，这在整个美国历史的记录上都是罕见的。”[4]两人间的长期不和、权谋暗算和不断的争辩愈演愈烈，最终几乎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
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最初有着相当和谐的关系。“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很不错的人，”杰斐逊回忆道，“但是作为政治家，如果两个人政见相反，就很难相互容忍。”[5]面对汉密尔顿对内阁的强大影响力，温良儒雅、讨厌正面冲突的杰斐逊明显处于劣势。“我不喜欢麻烦，”他对约翰·亚当斯说，“我喜欢宁静，希望尽我本分的职责，但是我对这些诽谤感到愤怒，我被迫要放弃我一贯的处事原则。”[6]与之相反，狂妄自信的汉密尔顿却好像在这场争论中泰然处之。他依然行动敏捷，判断自如，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依然谈笑自若，引人注目，就好像杰斐逊已引退休息了一般。早在1792年初，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之间连基本的寒暄也没有了。杰斐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每天像两只好斗的公鸡一样在内阁里斗智斗勇”，一直到他们离任，两人几乎都不能容忍对方出现在自己眼前。
如今，两党制度被奉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然而其创始者却认为，政党或者他们所谓的“派系”是帝制的余骸，在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里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汉密尔顿对政党有极大的恐惧感，认为政党可能把政府置于死地，所以希望美国可以废弃这些团体。[7]后来，詹姆斯·肯特写道：“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各种演讲中都表示过，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派系之争会毁掉我们，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平衡能力来抵制其倾向以及控制其专制和恣意妄为。”[8]在《联邦党人文集》的诸多篇章中，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猛烈抨击了恶性的派系纷争，虽然汉密尔顿在第二十六篇中也承认：“党派情绪在不同程度上必然会影响一切政治团体。”[9]他认为派系与各州的局部利益相关，并设想联邦立法者应当具有更宽宏的气度：“尽量避免沾染党争精神，摆脱那些偶然的感情冲动或一时的偏见和偏向的影响。这些情况在比较小的社会里往往会损害公众商议问题，造成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不公和压迫。”他在第二十七篇文章中这样写道。[10]
然而，汉密尔顿本人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政党雏形的焦点人物。他的各种计划引发的白热化论战炸碎了关于美国成为无党派国家的美好幻想。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远见把他的追随者团结在了自己周围，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所谓的“联邦党人”。通过强调宪法支持者所用的术语，联邦党人巧妙地暗示，他们的敌人是反对宪法的。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大西洋沿海地带的大银行和商人互相支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公理会和圣公会教友。
与此同时，对汉密尔顿心存惧怕的杰斐逊和麦迪逊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也聚集成为反方，开始自称“共和党（Republican）”。这样的自我标榜相当聪明，它暗指古罗马共和国（Roman Republic），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联邦党人并非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是君主主义者。共和党人通常都是浸礼会教友和循道宗信徒，他们的支持主要来自南方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小农场主。他们信仰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汉密尔顿体系的惧怕，并利用反汉密尔顿的言论作为体现他们团结一致的简略的表达方式。杰斐逊是这样来区分这两个政党的，他说联邦党人相信“行政部门是政府中最需要支持的机构”，而共和党人认为，行政管理部门“像英国政府中的类似机构一样，按美国宪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已过于强大，因此，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他们倾向于支持立法机关”。[11]
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把“政党的出现”描述为“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并追溯其起源于1792年左右。[12]他们认为联邦党人代表贵族而共和党代表平民的观点是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的：“实际上两党纷争跟富人和穷人没有本质的联系。”詹姆斯·T.弗莱克斯纳曾谈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冲突，他说：“这是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抗争和较量，双方都期望增强自己一方的经济实力。”[13]实际上，联邦党人中间有很多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律师，比如汉密尔顿本人；而共和党人的两位领导者杰斐逊和麦迪逊生来就继承了大量财产。此外，在蓄奴制盛行的南方，政治文化以财富和地位的极度不均衡为特点，这种经济状况的不平衡要比北方严重得多，而绝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来自所谓的“联邦党贵族”。
政党的突然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制造了尖锐的政治氛围。由于很多政治家认为政党是有害的，所以他们拒绝加入任何一方，又为别人指责他们隐藏真实政见而感到愤怒，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别人态度中的虚伪成分。由于政党在当时还是一个令人惧怕的崭新事物，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邪恶的阴谋，让政治言论带有偏执狂的味道。联邦党人以结束美国当时的无政府状态为己任，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美国于反革命思潮之中。双方都误解甚至扭曲了对方的观点，而对自身怀有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感受。两派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礼节或文明行为可讲了，也看不到两党和平共处、轮流执政的可能性。一种令人不安的前景出现了，那就是一党建立与存在的同时，对方应当永远消失。最终，他们都无意反对当政的政府。随着政党思想进一步尖刻起来，汉密尔顿和华盛顿认为大部分反对他们的声音都是对政府的不忠，甚至是本质上的背叛。
早期的政党体系还有最后一个特征值得一提。当时出现的这些政党并没有形成固定群体，也没有严明的纪律可言。他们仅仅是由意识形态和地域忠诚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以当代的眼光看来，他们更像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信徒。似乎政党只是个别政治家的投影——在联邦党这一边是华盛顿、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在共和党这一边则是杰斐逊、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因此，核心人物的声望就成了政治论战中的决定性因素。像汉密尔顿这样平时就非常关心自身名誉的人，现在由于党派的出现，使得他对个人荣誉更加谨小慎微了。
从国内情况来看，如果说是汉密尔顿的政治韬略促成了政党的出现，这和欧洲的政治动**一样具有煽动性——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政策应当倾向于英国还是法国。很多激烈的争辩源于殖民者在对英战争中与法国结盟的事实。除去这个显而易见的背景，英国和法国变成了国内论战中美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的两个代名词。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看来，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汉密尔顿的亲英倾向，而是汉密尔顿会复制他们厌恶的英国政府模式；而汉密尔顿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误入迷途的革命的血腥故事，必须引以为戒。
杰斐逊长期以来对英国都持否定态度。退回到1786年，杰斐逊曾在伦敦遭到英国官员的冷遇，而且英国那种冷冰冰却硬要别人领情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给他留下了无法平复的不满情绪。“这个国家憎恨我们，他们的大臣憎恨我们，他们的国王又比其他人更加憎恨我们。”杰斐逊在英国只待了两个月就如此谴责英国。[14]显然，对于从来没有到过欧洲，没有像杰斐逊和富兰克林那样亲身体验过这种傲慢的汉密尔顿来说，亲近英国相对要容易得多。此外，除了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对英国信贷的依赖之外，汉密尔顿认为某些南方人对英国的敌意也要追溯到战争时期的经历：“事实确实如此，战时英国军队在我们的南方地区所行不义，使得这里的人民对英国政府的仇恨比美国其他地方都要深重。”[15]
由于对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活，许多美国人对英国的态度都很警惕，汉密尔顿不得不竭力让人信服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那就是英国比法国更适合作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当时美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脱离对英国的依赖，将近一半的美国出口商品是由英国消费的，并且美国进口商品的四分之三来自英国。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这种依赖性，因为从英国进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餐具、陶器之类，而法国主要是葡萄酒、白兰地、女用针织品以及其他奢侈品。作为在外交事务上的商业现实主义倡导者，汉密尔顿认为美国最好暂时先成为英国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初级伙伴，而不是为了试图摆脱英国，去跟法国联盟。
汉密尔顿的成长背景使他对于英国人保有积极的心态。他的父亲是苏格兰贵族之后，想必给儿子讲过许多不列颠群岛的传说。这个私生的男孩也许已经认同了父亲的没落贵族传统。在对英国的亲密情感中，汉密尔顿从未觉得孤单。美国革命实际上是内部矛盾引起的战争，其中交织着一切矛盾的情感。殖民者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使得他们奋起反击。大量移民的涌入加速了人口混杂的多样化，但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仍然处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
杰斐逊经常谈起1791年在费城时他与亚当斯、诺克斯和汉密尔顿的一次晚餐讨论，主题是英国的政治。他们讨论到英国政治体系的“腐败”——王室赞助和养老金，选区规模的不平衡等——并交换了不同意见：
亚当斯先生指出：“清除其宪法的腐败部分……那将是人类智慧所创建出的最完美的宪法。”汉密尔顿在稍许沉默之后说：“清除其腐败部分……那将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虽然存在各种缺陷，但仍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府。”[16]
杰斐逊对此进行了用心险恶的曲解，实际上汉密尔顿的意思是说王室需要利用任免权来对抗议会的财权。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六篇中，汉密尔顿描述过英国和其他国家议会有妨碍政府行政机关的趋势。对英国未成文的宪法和代表政府的羡慕一直都是殖民地茶余饭后经常的话题。约翰·马歇尔谈到革命前的美国时指出：“虽然英国宪法的优越性是一个丰富的辩论题材，但每个殖民地居民却都认为自己有权利用它的优势。”[17]在《独立宣言》发表的七个月以前，杰斐逊写道：“请相信我，尊敬的阁下，在大英帝国管辖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真诚地热爱英国。”[18]在批准宪法的斗争中，帕特里克·亨利称赞英国的宪法优于美国版本的新宪法。对于把英式理想倾注在新政府上的爱国人士来说，看到理想被肆意践踏而如此评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专政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因此汉密尔顿对英国的高度评价并不是杰斐逊所伪称的异端。
在杰斐逊看来，汉密尔顿有时候好像并不满足于掌管财政部，而且想要涉足国务院的事务，扩大自己的地盘。其中部分原因是汉密尔顿本人的事业野心，也因为华盛顿内阁的规模有限。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汉密尔顿的政策依赖于关税，而关税大部分来源于进口的英国货物。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事务很难明确分割开。正如前文提及的，1791年初，正当杰斐逊为与法国建立紧密贸易关系而游说之时，汉密尔顿却已经与英国的非正式使者乔治·贝克威思建立了友好联系。
汉密尔顿曾经告诉贝克威思，若要解决英国的问题，不妨给予美国完全外交地位，委派官方大使。自独立战争以来，英国没有再向美国派驻过任何代表，这让美国人颇为难堪。汉密尔顿的暗示很快就见了成效，1791年底英国正式派遣了28岁的乔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来美国费城。哈蒙德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外交官，他首先与汉密尔顿进行了私人会谈，这样的会谈今后还会有很多。哈蒙德在写回伦敦的信中说：“我和汉密尔顿先生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谈……在谈话过程中，我完全被他公正而自由的思考方式所折服。”[19]然而，直到美国同意向伦敦派出使节，哈蒙德才将使节国书递交给了华盛顿。
乔治·哈蒙德抵达美国之时是一个紧要的十字关头，当时英美两国正在为谁先违背了和平条约而相互攻讦。美国谴责说，英国并没有真正放弃西北要塞，也没有就他们拐走的奴隶对种植园主进行赔偿；而英国则抱怨，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向债权人偿清战前债务。汉密尔顿对哈蒙德强调了英国放弃要塞的必要性，同时也承认，英国要求偿还历史债务的要求是合理的。汉密尔顿没有去积极推动解决的问题就是解放了的奴隶的赔偿问题——对杰斐逊而言，这是头等大事。当哈蒙德弱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他欣喜地发现，汉密尔顿“对于他的论述似乎有些默许了”。[20]
汉密尔顿也许不应当介入杰斐逊与哈蒙德的公事领域，但显然也正是他挽救了杰斐逊将要毁掉的会谈。杰斐逊对哈蒙德的冷淡态度与当年他自己在伦敦受到的冷遇如出一辙。哈蒙德抱怨国务卿说：“我们之间如此冷漠完全是他的错。他老是喜欢唱反调，所以我们总是意见不一致。”[21]当杰斐逊老调重弹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时，汉密尔顿很失望，他“为他同事放纵的鲁莽”向哈蒙德致歉，并说杰斐逊的观点“绝对不是美国政府态度的真实体现”。[22]由于杰斐逊的亲法倾向，在他的国务院任期中，英美关系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写道：“当英国大臣想要了解事情是否符合情理的时候，他会发现财政部长是比国务卿更好的顾问。”[23]
汉密尔顿则对杰斐逊与法国洽谈贸易条约进行暗中干扰。汉密尔顿其实是受到了杰斐逊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由于这两位雄心勃勃、强硬冷静的政界英雄之间两败俱伤的争斗，华盛顿政府的政策运转濒于停滞。在从偿还战争债务到建立国家银行的许多事情上，华盛顿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了汉密尔顿，而不是汉密尔顿的反对者——杰斐逊和麦迪逊。华盛顿与汉密尔顿一起分享有价值的想法，倚重他渊博的知识，往往也听从他的意见。这一点让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华盛顿仍然是美国的英雄人物，不可撼动的政治灵魂，直接攻击他无异于政治自杀。而汉密尔顿和华盛顿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人人可得而诛之的汉密尔顿就必然成了遭到讨伐的政治魔鬼。
杰斐逊怎样才能把汉密尔顿赶下台而无须自己动手呢？身为一个老练的政治演说家，杰斐逊善于假他人之口而自己闭口不言。他选中了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作为传播自己观点的代言人。共和党人一直被《美利坚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所困扰，其主编是汉密尔顿的崇拜者，曾在波士顿当过校长的约翰·芬诺（John Fenno）。汉密尔顿在1789年就建议芬诺开办这份报纸，后来还筹措资金，帮助它渡过财政难关。这是一份半官方性质的报纸，因为芬诺确实在为联邦政府工作，甚至在1791年的费城人名地址录中被列为美国的政府官员。杰斐逊公开抨击《美利坚合众国公报》是“一份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报纸，其中散布君主政治学说，完全排斥人民的力量”。[24]杰斐逊和麦迪逊决定包装弗雷诺，让他担任一份共和党报刊的主编，与芬诺唱对台戏。
在革命爆发之前，弗雷诺和麦迪逊同在普林斯顿上学，也是相熟的朋友。战时弗雷诺在武装民船上当船员，后来被英国人俘虏，并经历了六个星期的船上囚禁的悲惨遭遇，从此他对英国产生了刻骨的仇恨。这个所谓的革命诗人因其对英国王权的犀利讽刺而闻名，比如他曾经刻薄地把乔治三世描述为“大不列颠的暴君卡力古拉（Caligula）”。[25]他还狂热地把华盛顿歌颂为“又一个狄俄墨得斯（Diomedes）”，说他的成就可能让“罗马英雄或者希腊诸神”都感到敬畏。[26]
1791年2月25日，华盛顿签署了汉密尔顿的《银行法案》，三天之后，杰斐逊应麦迪逊的要求，试图劝说弗雷诺前往费城，担任国务院的翻译，年薪250美元。弗雷诺其实只懂一门外语——法语，并且根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汉密尔顿认为提供这个闲职是为了掩盖其真实企图。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杰斐逊暗示弗雷诺说，这份翻译工作“其实没什么事可做，只要不妨碍其他人工作就行”。[27]1791年杰斐逊和麦迪逊进行植物考察之旅时，他们曾与弗雷诺共进早餐，那时候他们就催促弗雷诺去费城开办反对派报纸。杰斐逊自告奋勇地表示为报社引入一些国务院的琐碎工作，比如印发法律公告，为的是能够给这份报纸增加一些收入（他后来否认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承诺）。汉密尔顿对于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尖刻的描述，他这样评论：“杰斐逊知道如何让一个人陷入他策划好的境地，帮助他达到既定目标，还能避免直截了当告诉对方的尴尬场面，‘阁下，我是想利用你达到这个目的。’”[28]1791年7月，弗雷诺同意担任国务院翻译的工作；10月31日，《国家公报》（National Gazette）创刊号正式出版。这份为所欲为的报纸很快就成了共和党在美国最重要的机关报。
和其他18世纪90年代的报纸一样，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并没有假装中立。由于人口分布非常分散，报纸就成为**裸的党派机关报，为团结初期各个小派系提供了主要聚合力。美国是一个喜欢阅读的国家，有几十种报纸繁荣发展。这个国家的报纸人均占有量可能比其他国家都多。通常，一期报纸有四页，上面密密麻麻印满了文章和小广告，配上很少的图片或插图。这些报纸的事实部分往往很短——几乎没有“突发性新闻”报道——大量篇幅都留给了评述。所以它们更像是发表言论的刊物而不是新闻日报。这些报纸经常不假思索地暗示某某匿名的政府官员挪用公款或是与外国势力串通，其语言阴损粗俗，谬误百出，与事实不符。“报纸上写的东西根本就不能相信，”杰斐逊后来说，“一旦被刊登在这种肮脏的传播工具上，即便是真理也会遭到怀疑。”[29]当时的美国，没有任何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什么是负责任的新闻行为。
当时署名文章也相当少。汉密尔顿可能是这个时期最多产的作者，但他也很少署上真名，而是采用了一大堆令人困惑的笔名。这种笔名有时候是一种透明的面具，公众很容易辨别出是哪位显赫的政治家。这种匿名攻击的流行使得政治言论也流露出极度的愤怒情绪，那些本不该出现在报纸上的野蛮评论也会被定期刊登出来。这些报纸的残忍粗鲁使得政治成为痛苦的伤害与折磨。当时有评论家指责报纸出版者：“就像妓女一样……他们得到自己党派的暗示或提供的素材，以此愚弄公众。这时，我们自由选择的基本公民权利反倒成了祸害之源。”[30]
杰斐逊和麦迪逊同是《国家公报》的发起者，但杰斐逊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而麦迪逊则可以更公开一些。麦迪逊甚至恳请他的朋友都去订购这份报纸，他说这样做仅仅是“希望通过帮助弗雷诺得到尽可能与其价值相当的利润，证明我对弗雷诺的尊重和友谊”。[31]麦迪逊对《国家公报》作为机关报的作用寄予厚望，这一点在他写给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的信中清晰可见，信中他盛赞弗雷诺是“一位天才”，并且说确实需要一份报纸来“矫正那些为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服务的流行言论学说”。[32]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其实就是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的标准代号。
杰斐逊用来让汉密尔顿蒙羞的主要武器之一是他自己对于政治智慧的不知满足的欲望。在每次成果显著的讨论之后，杰斐逊都会把讨论的内容飞快地记录在便条纸上。1818年，他把这些零散的政治闲谈结集成了一本宣传册，他称之为他的“名言集”，即闲言碎语汇编本。在这些篇章之中，汉密尔顿的角色是华盛顿政府的戏剧化恶魔，他的名字在不少于45个条目中出现。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关于汉密尔顿的可怕传言一直被反复研究，同样也深深地印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读者的脑海当中。不幸的是，这些传言往往都严重歪曲了汉密尔顿的形象，并且对他的名誉造成了不小的损害。杰斐逊深谙留下书面记录的威力。
不知是否出于巧合，杰斐逊公开第一本“名言集”的时候，恰好是在弗雷诺接受国务院职务之后。杰斐逊总是容易轻信有关汉密尔顿的传言，并且相信存在一个由汉密尔顿召集的亲英派保皇主义邪恶组织。他在“名言集”中指出，汉密尔顿是个傀儡，被一个想要击败宪法、建立英式君主政体的阴谋集团所利用——他根本没有理会汉密尔顿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的大多数文章，并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使宪法在纽约得以批准。杰斐逊不动声色地搜集汉密尔顿的草率之举。譬如，杰斐逊记录了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当时对英国宪法的称赞之词，也记录了汉密尔顿在纽约圣安德鲁协会的晚宴上疑似致乔治三世的祝酒词，还记录了汉密尔顿有一次在宴会上宣称：“除了君主政体以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可能拥有稳定和安全。”[33]这些传说的可疑之处从杰斐逊讲过的一则汉密尔顿轶闻中可见一斑。那是1791年汉密尔顿前往杰斐逊府上拜访的时候，他问起墙上的3幅肖像画，杰斐逊说：“他们是我最崇拜的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三大伟人——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艾萨克·牛顿爵士和约翰·洛克。”据说，汉密尔顿回答道：“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尤利乌斯·恺撒。”[34]如果不是完全失实的话，这段传说也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因为汉密尔顿的论文集中涉及尤利乌斯·恺撒的轻蔑之词不计其数。实际上，每当汉密尔顿指责杰斐逊是平民政治煽动家时，总是把他称作尤利乌斯·恺撒。可以推测，如果这是对汉密尔顿原话的准确引述，那么当时他是在和杰斐逊开玩笑。
“名言集”的问题并不在于杰斐逊自己的信口雌黄。有时他对二手的闲言碎语也照单全收。经过他看似不经意的评论，芝麻小事都能放大成异常恐怖的描述。有些时候，他也会疏忽那些可能赋予了事件不同理解的细微差别。他提及汉密尔顿公开宣称自己是君主主义者：“汉密尔顿一直在考虑宪法是否能够持久地保护社会，怀疑君主立宪制或许是一条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他发誓要在任期内竭尽全力让新政府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杰斐逊在“名言集”1791年8月13日的记录中，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转述汉密尔顿的话说：“在我们完全放弃共和政体之前，我们必须为新共和国而不懈努力。如果作为纯粹共和主义基础的平等政治权利与社会秩序能够兼得，那么过早放弃它是一种堕落的想法。”[35]显然，这是对之前引文的纠正。然而，在其他时候杰斐逊并不总是如此小心，他会公然宣称汉密尔顿“不仅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而且其崇尚的君主制还是以贪污腐败为基础的”。[36]
然而，关于汉密尔顿的最具诽谤性的传说还不是来自杰斐逊，而是很久以后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西奥菲勒斯·帕森斯回忆录》（Memoir of Theophilus Parsons）。帕森斯曾经是约翰·亚当斯钦点的总检察长；这本书是1859年由他的儿子出版的——此时西奥菲勒斯·帕森斯已过世46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辞世55年了。作者讲述，在新宪法颁布后不久的一次纽约晚宴上，某位不知名的客人正极力称赞美国人民的智慧。据说汉密尔顿将拳头狠狠往桌上一击，大声地说：“您的人民，阁下，您的人民是一群怪兽！”作者在这里补充说：“这件事情是一位朋友讲给我听的，他则是听当时在场的一位客人说的。”[37]正如斯蒂芬·F.诺特（Stephen F. Knott）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持久不衰的神秘》（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yth）一书中所说，对于一件发生在71年前的事件的描述，某人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别人又是从别人那里转述而来的，而凡是寻找一切机会玷污汉密尔顿名誉的人都会不遗余力、添油加醋地到处传播此事。事实上，那句呼喊出自多米尼加修道士托马索·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一首平民主义诗歌，它把人民比作沉睡中的怪兽，认为人民必须觉醒，并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实际上，汉密尔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充满无赖和傻子。如果他当时真的喊出“您的人民是一群怪兽”，那么，说话者的基调或本意可能与某些人意图强加的那种大相径庭。
1792年2月28日下午，杰斐逊打着讨论邮局问题的幌子来找华盛顿。杰斐逊的真实目的是要警告华盛顿，汉密尔顿的财政部正对政府产生着破坏性威胁。杰斐逊希望将邮局置于国务院的掌控之下，因为“财政部已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足以吃掉全部行政权力，以后就连总统……也不一定能够和财政部直接抗衡”。[38]一如既往地，杰斐逊虔诚地表示自己对权势无欲无求，还说他打算辞职，并暗示说汉密尔顿从来没有要离职的意思。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华盛顿力劝杰斐逊留下来。杰斐逊无视整体的繁荣，他把国家现存的种种问题都归咎到一个根源，那就是汉密尔顿的制度与政策，他还谴责汉密尔顿引诱国民陷入金融赌博之中。对于杰斐逊这些离间行为，汉密尔顿毫不知情。
杰斐逊越来越执着于诽谤与中伤汉密尔顿。在4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汉密尔顿说他会尽量满足国会对于财政部内部文件的要求，但是要保留不予提供部分敏感文件的权力。他说：“某些人查探秘密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招惹是非。”对于杰斐逊而言，汉密尔顿是在寻找托词。他在“名言集”中表示：“我认为（汉密尔顿）已经开始惧怕他们会继续调查财政部职员和政府其他人员涉足股票和银行领域的程度究竟有多深。”[39]5月间，杰斐逊警示华盛顿说，菲利普·斯凯勒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晚餐上鼓吹世袭制政府。同月，杰斐逊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主旨是说汉密尔顿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为从当前的共和政府过渡到君主政体铺平道路”。[40]华盛顿与汉密尔顿15年前就认识了，并且相知甚深，他并不轻信谣言，也有足够的智慧将这些非难与指责抛诸脑后。
麦迪逊和杰斐逊一样，都是汉密尔顿的死对头，他认为这个邪恶的敌人必须被打倒。正如加里·威尔斯所评论的那样：“麦迪逊常常以为，那些与他自己所奉若真理的意见相对立的人都怀有险恶用心。”[41]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将英式腐败根植到美国来，是在为君主制做准备。弗雷诺的《国家公报》为麦迪逊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每月报纸上都会变本加厉地刊登他匿名撰写的诋毁汉密尔顿的文章。1792年2月，在杰斐逊从内阁内部不停地攻击汉密尔顿的同时，麦迪逊严厉指责说：“政府受到腐败的影响，已经开始公私不分了。”[42]到了3月份，麦迪逊对汉密尔顿的抨击更加不分青红皂白：汉密尔顿宠信投机者，使得国债膨胀；他还歪曲宪法，试图把贵族制度引入美国等。
作为一位立法策略大师，麦迪逊被认为是众议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反对派领导者，而且大部分的南方人是他坚实的后盾。麦迪逊憎恨汉密尔顿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觉得汉密尔顿已经取代了他作为华盛顿私密顾问的地位。为了能够牵制汉密尔顿，麦迪逊竭力利用立法来控制财政部的权力，百般阻挠财政部为即将开始的西征军队筹措经费。麦迪逊没有如愿以偿，但是整件事情让汉密尔顿感到震惊，为什么曾经的朋友会如此激烈地设法剥夺他的权力。后来他说，麦迪逊“非常清楚，如果此举成功的话，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我必须辞职”。[43]阿比盖尔·亚当斯认为，这种反汉密尔顿的运动起源于弗吉尼亚州。“所有针对财政部长和政府的攻击全部都来自那个地方。”她告诉她的姐妹：“但是我想，如果人们都能够安居乐业的话，事态就不会扩大。”[44]费舍尔·埃姆斯也觉得有组织的反汉密尔顿的行为来自弗吉尼亚。“弗吉尼亚州正在统一行动，”他告诉朋友，“他们的党派纪律就像普鲁士人一样严明。脱党者无一幸免。麦迪逊已经成为孤注一掷的政党领袖。”[45]
那年春天，汉密尔顿严密地监控着《国家公报》。弗雷诺吹捧杰斐逊是“杰出的爱国者”，也是“引导自由的巨人”，而对汉密尔顿大肆挖苦讽刺，比如嘲讽他是被宙斯降罪的泰坦巨神阿特拉斯。[46]5月初，他再次用诗句奚落汉密尔顿：“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祸根。对战士来说，其糟糕程度无以复加！在投机者手中，它们恰似天赐福音！”[47]甚至连华盛顿也未能幸免于弗雷诺的冷嘲热讽。当汉密尔顿天真地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放在新的货币上的时候，弗雷诺认为这是保皇派在行动：“华盛顿，我最爱的孩子，难道也跻身傲慢君主之列？”[48]
由杰斐逊的国务院出钱雇佣来的翻译职员所出版的这些反政府的谩骂与诽谤终于让汉密尔顿忍无可忍了。他得出结论，杰斐逊和麦迪逊早就串通好了要协同作战让他下台。他不仅仅是被指责，而且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在猜疑方面的想象力不逊于杰斐逊，他认为有一个号称平民主义的阴谋想要毁掉他。身为财政部长，历经数年的克制与容忍，现在汉密尔顿的思想和情绪似乎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792年5月26日，汉密尔顿给弗吉尼亚州的征税检察员爱德华·卡林顿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真正意义上地向杰斐逊和麦迪逊宣战了。在信中，汉密尔顿放弃了慎言的习惯，敞开了心扉。他告诉卡林顿，早在关于债务融资的争论展开之时，人们就已经察觉到麦迪逊对他的敌意了，只是他自己还不敢相信。而现在事实就摆在他的眼前。“一直到最近一次会议，我才似乎开始确信以下真相：麦迪逊伙同杰斐逊领导着一个与我和我的部门敌对的派系，在我看来，其动机与观念对于一个好政府的法则而言是颠覆性的，对于统一、和平和国家幸福而言是非常危险的。”[49]关于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有计划的对抗”，汉密尔顿宣称：“我现在弄清楚了，原来我的覆灭一直是他们的目标。”[50]
相较而言，麦迪逊的背叛似乎比杰斐逊的敌对更令汉密尔顿难以接受。时至今日，汉密尔顿仍认为貌似温和的杰斐逊实际上是一个对他心怀宿怨的狂热分子，如果说这种敌意不是针对联邦政府的话。而他始终觉得麦迪逊更有才华也更值得尊敬。现在，他唯一的解释就是麦迪逊受到了杰斐逊的蛊惑。“我不能说服自己，我和麦迪逊先生，曾经有过相同的政治见解，而现在却在关于采取适当手段的观点上分道扬镳，”他告诉卡林顿，“我承认，我曾经认为麦迪逊先生拥有直率、坦诚、正直的品格，而如今，我终于认识到他的个性颇为虚伪，令人捉摸不透。”[51]
汉密尔顿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反驳那些稀奇古怪的猜想，比如认为他隶属于一个作为推动共和政府垮台的过渡性的“君主主义政党”。他承认自己和僚属所具有的平民主义精神不像麦迪逊和杰斐逊那样浓厚，但是他们同样也认为暗中破坏国家共和体制的企图是大逆不道和异想天开。他希望给予宪法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我也诚心信奉共和理论。我最渴望看到的是消除所有世袭级别的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而这是通过与社会秩序和幸福相协调的实证才能牢固建立起来的。”[52]
汉密尔顿说，如果他想在美国建立君主制的话，就会照搬平民主义煽动家善用的经典套路：“我就会骑上流行言论的旋转木马，高声呼喊诸如篡位和自由面临危险等口号。我会竭尽全力拖垮国家政府，发起动乱，然后临危受命，为大家在风暴中导航。”他始终不相信麦迪逊也参与其中，但对“满怀抱负，满腔**的”杰斐逊表示怀疑。[53]为避免卡林顿误以为自己的上述观点需要绝对保密，汉密尔顿暗示说他已经向杰斐逊和麦迪逊摊牌：“他们俩都间接地从我这里得知了我对于他们所持观点的想法。”[54]秘密的冲突时期结束了，公开的战争从此开始了。
内阁的不和让乔治·华盛顿颇为失望。战争年代那个年轻气盛的将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他是一个相貌粗犷、满脸皱纹的老人。他灰色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显得更小了。他长期受到风湿病的折磨，由河马的尖牙打磨成的全副假牙和他仅存的一颗健康的牙齿相互摩擦，也使得他疼痛难忍。威廉·麦克莱指出，华盛顿“面色苍白，确切地说应该是惨白。他的声音显得空洞，而且含混不清，这大概是因为他上颌装了假牙的缘故”。[55]
华盛顿一直保持着理想的总统形象——超越党派意识的公民首领。然而现在面对一个几近分裂的内阁，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姿态是越来越困难了。杰斐逊私下诋毁华盛顿，说他是一个虚荣自负、思想封闭、容易被阿谀奉承所左右的人。“他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掌声，所以他根本不能容忍未经允许就提出的反对意见甚至是建议，”杰斐逊对朋友抱怨，“因此我一直在想，为了共和党的利益，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对他百般顺从，看法一致的时候奉承他，如果意见相左就保持沉默。”[56]杰斐逊不相信汉密尔顿是凭借有力论据赢得内部辩论，他的结论是华盛顿一定被蒙蔽了。即便华盛顿没有过人才智，他也完全有能力独立做出判断而不会被哄骗或为人所迫。后来，当杰斐逊指责华盛顿完全沦落于汉密尔顿的影响力之下的时候，华盛顿气愤至极地反驳道：“你自己很清楚，在许许多多的实例上为什么我决定赞同的不是你，而是你含沙射影所指的那个人（汉密尔顿）。”[57]到了1792年7月初，显然华盛顿不能再在阻止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斗争的问题上保持沉默或者无为而治了。已经拖延太久，以致他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他委婉的中立姿态愈发加剧了这两个被委以重任的手下之间的派系纷争。
菲利普·弗雷诺的《国家公报》上的诽谤与夸张现在更是登峰造极。为了纪念7月4日国庆日，弗雷诺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举出了一长串“把美国从有限的共和政府变为无限的世袭政府的规则”。[58]同时还指出汉密尔顿的各项计划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紧接而来的文章也充斥着同样严厉的指责，暗示汉密尔顿及其同党企图让美国沦落到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之下。为了进一步激怒总统，弗雷诺每天都要给华盛顿送去三份《国家公报》。
在前往蒙提塞罗避暑之前，杰斐逊再一次坐在华盛顿面前，试图让总统相信，汉密尔顿掌握了“国会中一大批腐败的投票人”，他们投汉密尔顿的票只是因为他们持有银行股票或者政府证券。[59]华盛顿现在对杰斐逊关于保皇主义阴谋的警告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他平静地声明，他认可汉密尔顿的政策。如果任何人有别样想法，他告诉杰斐逊，一定是认为总统“要么太粗心，不能明察秋毫；要么太愚蠢，不能洞悉真相”。[60]
7月25日，汉密尔顿在芬诺主持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对杰斐逊发起了连珠炮式的公开反击。在这封署名T. L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弗雷诺及其在国务院领受薪水的简单问题：“支付他这份薪水是因为他的翻译工作呢，还是因为他公开发表的意在诋毁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那些人的文章呢？”[61]这封信只有一段，却具有再重要不过的意义：财政部长正在以匿名的方式对国务卿进行公开谴责。汉密尔顿又重回到了直言不讳的雄辩者的老行当，而弗雷诺则尽情享受着报复的机会。三天后，他把自己的同行，联邦党的约翰·芬诺形容为“卑鄙的马屁精”，说后者为美国参议院发行刊物，从政府得到的钱比他还多。[62]
华盛顿被这种极度的喧嚣与吵闹弄得很沮丧。令人厌恶的报纸大战推动事态迅速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7月29日，华盛顿从芒特弗农给汉密尔顿送来了一封注有“私人、机密”的信件，上面列举了他在回家途中听说的21桩对政府的不满之词，大家都承认现在的国家繁荣昌盛，同时也表现出对一些具体措施的担忧。尽管华盛顿假装认为乔治·梅森是这些担忧意见的主要代言人，但是很显然杰斐逊才是根源。华盛顿不想令汉密尔顿不快，信中巧妙地只字未提这21桩不满都与汉密尔顿的政策有关。现在，这些长篇累牍的抱怨已经是人人共知的了：沉重的消费税，过高的国债，投机活动诈取了本该用于生产的资本并且腐蚀了国会。最后，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谣言还说这一系列倡议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从当前政府的共和形式到以英国政体为榜样的君主制形式的过渡铺平道路”。[63]
8月3日，当汉密尔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提前向芒特弗农发了一封信，力劝华盛顿争取连任，并警告，如果不能连任，“将是国家值此紧要关头的最大不幸”。[64]汉密尔顿担心敌人对政府虎视眈眈，杰斐逊正在策划篡权，华盛顿的来信肯定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想法。在给华盛顿回信之前，他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杰斐逊的尖刻的批评文章。这次，汉密尔顿加大了赌注，署名“一名美国人”，开始指名道姓地抨击他的敌人。他宣称，弗雷诺的报纸是为了支持杰斐逊的政治观点而创办的，而麦迪逊是介绍弗雷诺来费城的中间人。汉密尔顿颇为恶毒地嘲笑说，弗雷诺身为翻译，懂得的唯一一门外语就是法语，而杰斐逊本人就通晓这门语言。随后，他直接谴责杰斐逊对政府的不忠不义：“作为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人，杰斐逊先生怎么可以去赞助一家以谴责政府及其施政方针为目标的报纸呢？”[65]当时的很多读者一定已经猜到这个署名为“一名美国人”的作者的真实身份了。
在这场冲突之中，汉密尔顿于8月11日和18日又以“一名美国人”的署名发表了另外两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杰斐逊和弗雷诺之间这种不适当的关系：“这位官员身边的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他对政府的重要施政措施予以责难，甚至可以说是怀着即便称不上下流，也极不慎重的热心。”[66]汉密尔顿在全面开火的同时，又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达14,000多字的信，为他任职财政部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他承认，这些针对他的不实指控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可以容忍别人对其观点的批判，但是不能忍受对其人品的怀疑。“我感到我对他们而言好像丝毫没有价值，有时一些愤慨之词会脱口而出，尽管我一直在尽力克制。”[67]汉密尔顿列举了他在职期间的业绩。他谈到美国偿还债务利率的大幅下降（从6％降到了4%），外资引入对商业和农业的资本支持。现在已经有充裕的资金来发展传统业务，甚至投机行为也证明了其政策体系的稳定性，因为“在不稳定的体系下，股票是一种太不确定的投资品种”，人们不会参与投机。[68]汉密尔顿否认有任何国会议员“称得上是股票经纪人或者证券交易商”，虽然有的官员确实购买了国债。[69]很多人都是在第一合众国银行建立以后才购买了银行股票，他认为这无可厚非。令汉密尔顿气愤的是，杰斐逊标榜自己是唯一秉持公德道义的人。对此，汉密尔顿向对手发起了如下反击：“说到对自由和对国家的热爱，你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你胜于我。从今往后，请你不要再把所有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的美德都作为你和你的党派的标签。”[70]
汉密尔顿的信中**闪耀，想必更加重了华盛顿对政府中这种分裂状况的担忧。8月末，他给汉密尔顿回了信，信中充满忧郁，恳求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能够相互宽容。目睹他们在报纸上交相攻讦，华盛顿为这些“中伤”和“指责”感到非常遗憾，他希望采取“拯救措施”重建和谐。[71]总统担心，如果这种刻毒尖酸的口舌之争持续下去的话，联邦将不攻自破。
此时，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景象。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领导人的才干远远超过未来美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的憎恨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于一流的思想意识与低级的诽谤攻击的并存该做何解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对立双方都认为美国的未来危如累卵。到了1792年，两派政党都将对手视为对革命传统的致命威胁。然而，这种理想主义和谩骂诅咒的奇特混合正是源于其创始人的背景与经历。这些革命时期无私的战士和制宪会议的智者不得不走下神坛，适应每天都要忙于具体政务的粗鄙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培育自己的利益，也希望昔日的荣光能派上用场。所以，这些创始人就会以两种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崇高和平凡，无私和自私，英勇和乏味。经过1776年和1787年脆弱的统一之后，他们之间渐渐展开了广泛的竞争，甚至彼此产生了嫉妒的心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他们最尖刻的言辞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笔下也绝非偶然。
汉密尔顿没有理会华盛顿提出的停止攻击杰斐逊的请求，相反地，他进一步增强了出击的力度。越来越痛苦的他无法做到华盛顿要求的忍耐与自制。在9月9日给华盛顿回信的前一天，又一批新鲜出炉的爆炸性文章向汉密尔顿袭来。一个署名“阿里斯蒂德（Aristides）”的作者——阿里斯蒂德是古希腊时代一个热爱祖国而且不唯利是图的雅典人的名字——把杰斐逊神化为“贵族统治、君主政治、世袭制、贵族头衔等级和其他貌似庄严的君主政府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他暗指汉密尔顿认同这些理应憎恶的东西，虽然实际上汉密尔顿一直是对其持谴责态度的。提到汉密尔顿总是进行匿名诽谤时，作者把财政部长描述成“一个懦弱的刺客，总在黑暗中出击，放心大胆地伤人，因为黑暗中别人看不见他”。[72]弗雷诺的《国家公报》仍然把联邦党人斥责为“君主党”“有钱的贵族派”和“独裁主义者”——这些似乎并不能在汉密尔顿的心中引起懊悔自责的情绪。
在9月9日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汉密尔顿称赞了华盛顿希望双方和解的努力，随后强调这些争斗并不是他挑起的，他是受害方，他也不会就此进行谴责。他非但没有让步，反而进一步建议华盛顿把杰斐逊逐出内阁：“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为了公共利益而更换您的内阁成员的时刻即将到来。”[73]汉密尔顿说，在一切尚未危及政府的时候，他宽容了杰斐逊的种种卑鄙下作的伎俩。而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我所掌握的证据，我坚信《国家公报》是他（杰斐逊）为其政治目的而创立的，首要目标就是竭尽全力地让我和所有与财政部相关的措施都显得可憎至极。”[74]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有义务来揭穿这个反政府团伙，并且“揭开其主要参与者的面纱。在这个强烈的驱动之下……我屈服了”。[75]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他不可能停止在报纸上对杰斐逊的反攻，其措辞令人震惊：“我发现自己已经是无路可退了。”[76]
在这之前，汉密尔顿从来没有像这样直截了当地拒绝过华盛顿；即使他不再担任华盛顿的战时参谋之时，他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发自内心地坚持过自己的独立自主，甚至就在告诉华盛顿自己会尽力克制、避免对抗的时候，他已经在为下一篇言辞激烈的媒体文章做准备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争斗如暴风骤雨般，已经演变成彼此水火不相容的深仇大恨，此时，华盛顿也无力阻止了。
对于华盛顿希望双方克制、容忍的请求，杰斐逊也一样是充耳不闻。在对总统的答复中，他换了一种形式来批判和否定汉密尔顿体系。他说：“（汉密尔顿的体系）来源于违背自由的原则，旨在通过建立财政部对立法机关成员的影响力，从而破坏和推翻共和政体。”他指责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赞同君主制和英国式的国会上议院——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对汉密尔顿的误解。他还试图从更为“中立”的角度抱怨汉密尔顿未经批准就与英国和法国的外交使节会晤，但是言辞之间却流露出了他一向刻意隐藏的丑陋的优越感：“我不想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背负他的诽谤诋毁。这个人的历史，从我们的国家屈就垂青于他的那一刻开始，就充斥了各种反对国家自由的阴谋诡计，而正是我们的国家接纳了他，给了他生路，并且赐予他无上的光荣。”[77]这样的说法似乎带有一点轻视白手起家者的贵族式傲慢。实际上，纵观美国历史，再没有哪位移民的贡献能够大过汉密尔顿了。
汉密尔顿似乎已经被这些争辩弄得有些精神紧张了。在依然隐秘的雷诺兹事件中，他已经显现出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现在他经常当众表现失控，似乎是受感情驱使，他情不自禁地要对攻击做出回应。无论何时，只要他试图去抑制自己的情绪，总是反过来会被排山倒海般爆发的情绪所淹没。整个秋天，好争辩的财政部长更换着不同的罗马笔名不断发表火药味儿十足的文章。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撰写针对财政部的连载评论文章。他认为自己的个人名誉和国家命运都危在旦夕，于是使出浑身解数，竭尽言辞之利，试图力挽狂澜。一次又一次地，汉密尔顿犯下了职业生涯中同样的政治错误：他永远不懂得见好就收，随之而来的过激行为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无可挽回的莽撞与轻率之中。
在新的战斗中，汉密尔顿甚至把战场搬到了他敌人的阵地——《国家公报》上去了。就在告诉华盛顿他无法停止与杰斐逊的争辩的两天之后，他在弗雷诺的报纸上出现了两次，署名为“西维斯（Civis）”。他说存在一个杰斐逊派的阴谋团伙企图在下一次竞选中获胜。在“第一个事实”中，他纠正了长期以来杰斐逊派对其观念“国家债务可能是对国家有益”的曲解。他不认为公债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并认为：“只有在特定的、阶段性的情况下可能带来一些好处，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就会产生不良后果。”[78]同时，他也谴责了杰斐逊派的伪善，他们反对税收和债务方面的政策：“有些人竭力要摆脱债务，同时却又反对一切为了筹钱还债而开征的税收。”[79]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汉密尔顿又回到了他的思想家园——芬诺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报》，用“卡图卢斯（Catullus）”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新文章。他公然对自己大加赞赏，说财政部长根本不怕别人对其行事动机进行任何问讯：“如果他会畏惧别人针对他的政治策略和措施进行最严格的检查的话，那么只能说我是看错人了。”[80]如往常一样，汉密尔顿形容杰斐逊是一个伪装巧妙的暴君，用共和的朴素形式隐藏着他的狼子野心。他认为，杰斐逊一开始是反对宪法的，后来为了谋求私利又开始拥护宪法。汉密尔顿一边攻击杰斐逊的政治立场，一边诋毁其个人声誉。汉密尔顿暗示说，自己对杰斐逊的私生活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并宣称杰斐逊关起门来是个行为**不羁的人：“迄今为止，杰斐逊先生都装扮成一位平静、谦逊，即将退休的哲人，一位平和简单、清心寡欲的共和党人。现在，破天荒地把他视为诡计多端的煽风点火者，狂暴激烈的竞争对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卡图卢斯”说杰斐逊的本性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被披露过：
但是，伪装出来的热忱与慎重无论多么精心，终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当假扮斯多葛派的面具从伊壁鸠鲁的脸上撕开的时候，当教友派信徒简朴的服饰从隐藏至深的酒色之徒身上剥下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恺撒羞怯地拒绝皇冠只不过是对服饰的拒绝，实际上仍要牢牢掌握皇权的时候，一切昭然若揭。[81]
汉密尔顿更进一步地将矛头指向杰斐逊的个人生活，其资料来源可能是从安杰莉卡·丘奇处了解到的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的暧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又一次地把尤利乌斯·恺撒比作暴君的极致代表，而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对于华盛顿希望两人克制容忍的回应唯一有一点不同的，汉密尔顿自己拿起了笔，而杰斐逊则雇用了多个代言人。1792年9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间，《美国每日广告报》上刊登了六篇标题为“杰斐逊先生的辩护词”的文章。其中的五篇为来自弗吉尼亚，受杰斐逊庇护的参议员詹姆斯·门罗所作，另一篇则是麦迪逊所写。他们两人曾在蒙提塞罗与杰斐逊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了七封信，而门罗在写文章时大量引用了其中的内容。门罗试图为杰斐逊洗刷反对宪法的罪名，同时对国债提出严厉批评。在一篇题目为“一个多党派的公正国度”的文章里，麦迪逊说汉密尔顿派“偏袒富人阶层”，还说他们就是想要通过“贵族头衔、金钱和报酬的魔力以及军队的恐怖”来指挥整个政府。[82]在写这篇文章之前，麦迪逊就从众议院的办事员约翰·贝克利那里得到消息说，汉密尔顿已经明确宣布麦迪逊是他“个人和政治上的敌人”。[83]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了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5年前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共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他们断然是料想不到现在的局面的。
1792年10月1日早餐前，杰斐逊和华盛顿在芒特弗农见了面，并再一次地试图让华盛顿相信，汉密尔顿指挥着一个建立君主制的阴谋集团。根据杰斐逊的说法，汉密尔顿曾经告诉他：“宪法空洞无味，就像只有牛奶和水，它不会长久，顶多是通向更好出路的过渡。”[84]现在，华盛顿对杰斐逊及其无中生有的所谓阴谋完全失去了耐性。他告诉杰斐逊：“他相信在整个美国找不出10个具有言论影响力的人会赞同把美国政府转变成君主制的想法。”[85]同时他坦白表示自己支持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政策，因为它颇见成效。杰斐逊后来写道：“在华盛顿先生的感受中，他已经对我们之间的事感到绝望了，也不再信任我们了，这一切极其迅速而又超乎寻常地达到了顶峰。”[86]华盛顿说，他并不介意某些议员拥有政府债券，因为在任何政府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利己主义。
由于总统站在了比杰斐逊年轻许多的对手的一边，杰斐逊恼羞成怒地做出结论：总统由于年事已高，头脑也衰退了，他的意见说明“他希望有人代他行事，替他做主”。[87]失望的杰斐逊重申了要在华盛顿的第一届任期期满（1793年3月）时辞去国务院职务的想法，但一直到那年年底，他依然经常出现在国务院。汉密尔顿在工作中绽放出了活力，并在其中找到了自我价值，而杰斐逊却痛恨文案工作，他厌倦了每天对政府策略进行无休止的争辩，憧憬着重返蒙提塞罗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这份公职使他陷入了政敌的重重陷阱之中，他明白，在离任以后重新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会更容易一些，再去劝说乔治·华盛顿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经胜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