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12月14日，征收酒类消费税的提案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后的一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递交了另一份开创历史先河的报告，这一次他吹响了批准成立美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合众国第一银行的号角。整个国家尚未消化财政部长在短短15个月间层出不穷的各种方案计划，正逐渐了解汉密尔顿的头脑是多么高产。他正在为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添砖加瓦：公共信用、高效的税收制度、海关业务，现在还有强大的中央银行。在其所有不朽的计划中，关于合众国第一银行的提案引发了对宪法的最深层探讨。

在时间上，美国独立战争及其余波与18世纪晚期的两次巨大变革恰巧重合。政治领域中出现了对皇权统治的批判，涌现出尊重个人自由、多数统治和有限政府的全新思潮。除了汉密尔顿，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在该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然而，如果说到该时期并行的经济巨变——工业革命、全球贸易的扩张、银行和证券交易的发展——汉密尔顿是无可匹敌的美国先知。在其他开国元勋中，没有谁能横跨这两个领域，只有富兰克林还稍微接近一点，这也离不开汉密尔顿的创新与伟业。他清醒地预见美国经济的未来，他提出的愿景令多数人着迷，也有人为之深感不安，但这愿景终将迎来成功的一天。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分水岭中现代化的一侧，这使他看上去似乎与其他开国元勋格格不入。他惹来如此众多的恐慌和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随着美国对商业的态度在赞美和批判之间变化，汉密尔顿的声誉也经历了时盛时衰的大起大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写道：“虽然19世纪晚期美国人尊汉密尔顿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创建者’，但到了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尊荣却变成了他的污点。”[1]所有的矛盾情感都是由资本主义引发的，比如它惊人的效率和显著的不平等，这些都与汉密尔顿的形象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市场经济的首席代理人，他必须刺激利益的驱动力，接受利己主义作为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同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乏头脑的商业鼓吹者，他清楚地知道，对财富的渴求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有害的贪得无厌。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当讨论到繁荣如何促进贵重金属的流通时，他将黄金和白银比作“人类贪婪与进取心的心爱的物品”——这句话巧妙地概括了他对个人逐利行为的矛盾心理。

在这个人民白手起家的国度，汉密尔顿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因为他相信政府应当鼓励自我实现、自我进步和自力更生。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关于社会变革的杰出范例，而他永不枯竭的精力则证明，他虔诚地相信工作对于促进人们的心智和体格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动力。身为财政部长，他希望为企业家争取空间，因为他认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富兰克林一样，他凭借直觉知道美国独特的商业天赋：“在任何依赖于进取之心的事情上，我们不必担心会输给世界上任何民族。我们甚至可以说，进取心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核心元素。”[2]

比起他为创建美国市场经济所做的工作，汉密尔顿在促使美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文化和法律环境方面的投入更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某些特定的前提条件。其中，它必须通过可执行的契约及建立法律规则，尊重私人财产，创建可信赖的行政机构以裁断法律纠纷，并提供专利权以及其他权益的保护措施以鼓励发明创造。《邦联条例》最大的败笔就是它未能提供这些条件，这也正是汉密尔顿推动宪法的主要动机之一。“众所周知，”他写道，“州政府在财产和信用方面的散漫管理是在现行宪法实施之前困扰我们国家的恶疾之一，也是公众舆论导向宪法实施的核心原因。”[3]汉密尔顿使新宪法成为创建经济发展所需法律框架的灵活手段。他通过激活三个未定形的条款，以达到这个目的——必要及适当条款、公共福利条款和贸易条款。他努力让这三个条款成为经济领域政府能动性的基础。

华盛顿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经济事务，而这正是汉密尔顿卓尔不群的领域。伍德罗·威尔逊公允地评论说：“当我们回顾第一届政府的政策时，我们更多地想到的是汉密尔顿先生，而不是华盛顿总统。”[4]汉密尔顿拥有一个无人能够企及的信息存贮库。由于金融“科学”对于美国来说是全新的，所以费舍尔·埃姆斯评述道：“即便是一位绅士，也可能好心办坏事。”[5]在这些绅士中，拥有政治远见，却在金融领域倒行逆施的，是18世纪90年代最凶猛地批评汉密尔顿的3个人：杰斐逊、麦迪逊和亚当斯。这些开国元勋固守静止不动的陈旧世界观，不屑于银行、信用和证券市场。从这个角度看来，汉密尔顿是这个时代的进步代表，而他的批评者则是保守派。

作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成员，杰斐逊和麦迪逊发自内心地鄙视市场的价值，认为商业是肮脏可耻的寄生虫。正如自古以来拥有土地的地主那样，他们对商业和金融投机表现出一种势利的鄙视。杰斐逊终生梦想着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农业国家，只有少数家庭发展制造业。他崇尚乡村生活的平静，而不是汉密尔顿津津乐道的生机勃勃的喧嚣城市。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应当保持数世纪以来的美德，因为我们还是以农耕为主的……如果我们效仿欧洲那样拥挤在大城市，我们就会像欧洲那样腐化堕落。”[5]在杰斐逊看来，银行是欺诈穷人、压迫农民的工具，还会导致一种破坏共和质朴之风的奢侈风气。相当令人奇怪的是，身为大奴隶主的他，竟然认为农业是平等主义的，而制造业将造成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

身为新英格兰地区商业社团的代表，约翰·亚当斯也许有可能赞同汉密尔顿的经济体制，但是，他也喜欢回归更简朴的时代。在以后的岁月里，亚当斯告诉杰斐逊：“持有钞票的贵族和法国或英国的贵族一样邪恶。”[6]对亚当斯而言，银行系统就是富人剥削穷人的一个骗局。他指出：“美国的每一家银行都是用来搜刮人民手中的财富的巨大税项。”并轻蔑地将银行家称为“骗子和窃贼”。[7]“我向来憎恶我们的整个银行系统，”另一次亚当斯宣称，“我将继续憎恶并至死憎恶……每家收取利息或从借款人身上榨取利润的银行。”[8]亚当斯非常精明，他并不认为可以彻底取缔银行。相反，他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各州分支机构的中央银行，而不是私人银行。杰斐逊和亚当斯都讨厌依靠倒卖金融票据赚取财富的人，很久以后，当亚当斯发表一篇激愤的演说，抗议银行系统的不公正时，杰斐逊赞同地认为，商业就是“无休止的……盗窃”。[9]至于银行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功能——它们能够产生繁荣，在富裕少数人的同时，也润滑了商业贸易前进的车轮——对两人而言，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当他们把汉密尔顿描述为魔鬼时，我们必须谨记，他们认为银行业务和其他金融活动都是“地狱里的诡计”。

汉密尔顿从未怀疑过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紧迫性，由于缺乏能在各州通用的统一货币，国家只能忍受外币泛滥的痛苦。所以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机构，以扩大货币供给，为政府和商业提供信贷，集中收入，负责偿债支付，处理外汇事务，以及为政府基金提供储蓄。汉密尔顿平静地宣布，任何人只要当上一个月的财政部长就会产生“绝对坚定的信念”，那就是，“银行是政府财政运转的基本手段”。[10]

汉密尔顿熟悉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私人银行，但这些具有地区性质的机构能为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提供的参考指南实在有限。幸运的是，他对欧洲银行所创下的先例耳熟能详，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警报声和远征途中，他努力自学了金融史知识。1780年9月，他曾给詹姆斯·杜安写过一封具有惊人前瞻性的信件。当时这25岁的汉密尔顿偶然间闪现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逐渐完善，形成了他现在的中央银行理论——公共和私人钱财的有效混合：“英格兰银行把私人信用和政府权威及信任结合起来……阿姆斯特丹银行也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建立这样一个美国的银行呢？”[11]这种混血特性——依靠政府权威支持，实质上却是私人银行——将用来定义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

为更深入地了解欧洲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开始研究马拉基·波斯尔思韦特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和安杰莉卡从伦敦寄给他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然而，他主要的初级读本却是创建于1694年威廉三世国王时期的《英格兰银行章程》（Charter of the Bank of England）。他放了一份副本在书桌上，在拟写建立银行的报告时随时翻阅参考，但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照搬，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创新。汉密尔顿的银行将为政府服务并鼓舞经济，并且他一直强调更为广阔的公共利益，以免银行被误解为被少数投机私党操纵的不公正的工具。

在报告的开篇，汉密尔顿强调了自己追赶欧洲经验的愿望：“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公共银行在那些数一数二的、最文明的商业化国家获得了支持和保护。它们不断地在意大利、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获得认同，也将会在美国获得成功。”[12]汉密尔顿意识到了普遍存在的对银行的偏见，他知道必须说明银行的优点。他效仿亚当·斯密，说明被紧锁在商人的柜子里的黄金和白银是无法增值的。然而，如果把它们存进银行，这些没有生命的金属就会成为“国家财富增长的温床”，使市场得到复苏的活力，形成比堆在银行保险库中的钱币总数大好几倍的信用供给。[13]用当今的话语来说，汉密尔顿希望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货币流通的速度。由于货币匮乏，很多交易都是以实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在南方，烟草的仓库收条常常兼具货币的功能。合众国第一银行能够提供流动资金，以促进商贸的便捷、自由发展和提高效率。

对于银行的憎恶显然非常普遍，这正是汉密尔顿殚精竭虑想要对抗的力量。例如，他不得不就银行是否总会滋生证券业的投机狂潮进行辩论。他断言，正在增强的对政府的信心将逐渐减少政府债券上的投机行为。与此同时，他承认投机的弊端只是“一种影响公共利益的偶发性疾病”，不会压过银行贷款的各方面好处。他辩解道：“如果把一件有益事情的滥用作为对其定罪的理由，那么几乎所有社会繁荣的根源都会被迅速铲除。”[14]考虑到投机热潮即将爆发，我们需要先了解汉密尔顿对银行的强有力的陈述：“尽管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银行有时仍会受到**并释放出错误的贷款，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能够促使诚实勤奋的小人物或缺乏资金的才干之士从事对个人和社会有利的事情。”[15]

出于政治和法律原因，汉密尔顿必须触及“货币”这一具有危险性的话题。宪法规定各州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因为所有人都记得独立战争期间国会统一发行的大陆币最后变得一钱不值。那么现在，联邦政府是否应当发行纸币呢？由于害怕通货膨胀的危险，汉密尔顿否定了这一想法，他认为一些人所想的“货币的运作原理远比税收的产出容易，一个发行纸币的政府能够控制在紧急情况下超发货币的风险”是不正确的。[16]汉密尔顿选择了另一个方式，即通过合众国第一银行发行可用金银币赎回的纸币。他认为这将使一个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系统运转起来：如果银行发行过多的纸币，纸币持有者会对纸币的价值产生怀疑，并将其兑换为黄金或白银；而这将迫使银行缩减纸币供应量，恢复纸币价值。

汉密尔顿希望，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能够有充足的盈利以吸引私人投资者，并且能为公共利益服务。他知道，银行董事会的构成将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董事会将由“一小部分经过精心选择的人”组成。为避免滥用信任，汉密尔顿建议实行强制轮换制度。对合众国第一银行董事的相关事宜采取“必要的保密”，因为“人们推断这些人是否有失误或可能失误，这将产生无止境的想象空间。所以把‘人员变动的必要性’列入银行章程，就是这种不能回避的保密行为的一个充分理由”。[17]但是，谁将执掌这座神秘的金钱堡垒？这个银行的1000万美元的资本，要比美国所有银行的资金总和高出好几倍，其规模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汉密尔顿希望银行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为此他提出一种理论，后来被全球中央银行奉为真理——货币政策极易被滥用，因此它需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与政治家的干预绝缘：“若要让这种性质的机构享有公众的充分信任，那么在它的结构中应该有一个核心因素，那就是它应当处于私人的管理之下，而不是政府管理；它应该处于个人利益的指引之下，而不是公共政策。”[18]

与此同时，汉密尔顿担心银行由于脱离政府控制而发生滥用权力的情况。为捍卫公共利益，政府应当成为银行的小股东，并能够在选举投票时有权赞成或否决某位董事。政府将被授权购买1000万美元银行股本中的200万，所占股份足以让政府进行杠杆调节，但又不能发号施令。财政部长则将收到关于银行经营活动的周报，并保留检查其账目的权力。

在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的成就中，贯穿着一种特性，那就是他的每一个计划的设计都与其他的计划相关联，从而形成一个独立而具有连锁性的整体。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也不例外。在由私人投资者认购的800万美元银行资本金中，四分之三将用政府债券支付。因此，汉密尔顿巧妙地将他的银行与公共债务计划交织在了一起，这也让政府放弃一个计划而保留另一个变得非常困难。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如同钟表构件一般错综复杂，紧密啮合，这愈发让他成为对手心中的恶魔与噩梦。

1791年1月20日，关于申请批准合众国第一银行20年经营权的议案在参议院轻而易举地通过。这时，美国政坛即将上演的分裂还没有任何预兆。直到2月初，众议院慎重讨论银行议案时，人们才意识到，汉密尔顿与麦迪逊之间由于消费税而重建起来的友好关系，这一次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裂。麦迪逊等人反对该提案仍然是出于地方利益。一些合众国第一银行的批评者认为，银行机构将以南方种植园主为代价来增强北方商人的实力，而麦迪逊恰恰来自于最大的农业州。汉密尔顿否认有任何城市的偏向，他告诉华盛顿说，但凡建立银行的地方，“都会给农业、制造业和商贸业带来新的活力”。[19]即便果真如此，汉密尔顿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即农民本质上是债务人，因此他们对于银行家和其他债权人怀着蔑视的情绪。南方种植园主尤其痛恨银行家。“在他们眼里，银行业不过是在滥用金钱以获取不法利润，”历史学家约翰·C.米勒（John C. Miller）写道，“一个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发誓说，他宁愿去妓院，也不愿意踏进银行半步。”[20]

汉密尔顿希望合众国第一银行设在费城。他告诉华盛顿说：“显而易见，一个拥有大量资金和生意的商业大都市肯定是这家银行的最佳落脚点。”[21]但麦迪逊担心，将银行设在费城将使国家资本永远扎根于此，永久首都也将随之变更为费城，从而违背迁往波托马克的约定。来自罗得岛州的议员本杰明·伯恩（Benjamin Bourne）推测，如果不是“来自南方的绅士”认为第一合众国银行“不利于国会向波托马克搬迁”的话，麦迪逊也许不会表态反对银行。[22]出于类似的原因，帕特里克·亨利公然谴责了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是“我向来害怕的一个制度——为北方的利益而牺牲南方——的组成要素”。[23]

比地域分歧更显著的是，宪法是否容许中央银行存在。麦迪逊在执笔《联邦党人文集》时，赞成对宪章进行弹性灵活的阐释。但现在，站在众议院发言时，他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否认宪法授予联邦政府其中未列举穷尽的权力，“回顾《宪法》，我们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关于联邦拥有建立中央银行的权力”。[24]汉密尔顿引述了《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这一包罗万象的条款授予国会为实施所述各种权力而制定一切必要与适当的法律的权力。麦迪逊谴责汉密尔顿是滥用该权力及“铲平所有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各州政府权力的障碍”。[25]由于害怕头脑灵活的汉密尔顿会设计出无穷无尽的方案并使之具有“必要与适当”的合理性，麦迪逊重新将自己定位成《宪法》的严格解释论者。

对于麦迪逊而言，汉密尔顿正成为窃取联邦权力的贵族阶层的官方代言人，他感到自己被老朋友背叛了。但事实上却是麦迪逊背离了他们两人曾经对宪法的解读。令麦迪逊颇为尴尬的是，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在国会朗读了从《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中摘取的关于宪法“必要与适当”条款的章节，汉密尔顿很可能向这位老朋友透露了，这些文字正是麦迪逊所写：

在法律上或理论上建立的原则，没有一个比在需要目的的地方和授予手段的地方更加清楚了；在授予全权去做一件事的任何地方，进行此事所需的每种特别权力也就包括在内了[14]。[26]

2月8日，国会以39票对20票通过了成立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法案，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一个特别甜蜜的胜利。在刹那间，他似乎完全掌握了政府，但这胜利却产生了令人困扰的问题。几乎所有来自波托马克以北的议员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而他们的南方同僚们却如出一辙地予以反对。随着政治观点与地域利益不断契合，可以看到两个党派的轮廓正在形成。如果将个人议题集结成束，就会看到每一次都是相同的人彼此对立。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其《乔治·华盛顿生平》（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中，把美国政党的起源追溯到关于合众国第一银行的争论。他说，那场争端使得“有明显区别的派系形成完整的组织，他们胜负难料、旷日持久的权力冲突……削弱了联邦政府”。[27]

汉密尔顿似乎无所不能的威力让麦迪逊惶恐不安，因为这将进一步扭曲后者信奉的“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适当平衡”。对于1787年的许多议会代表来说，国会理应是政府的领导机构，是防止英式专治暴政的普遍自由的捍卫者。这也正是立法权限位列宪法第一条的原因。基于这样的观点，麦迪逊认为财政部长应当作为国会的助手，向议员提供有助于形成法案的报告。杰斐逊也对汉密尔顿既递交报告又以此为据起草提案的做法有所犹疑。相反，在汉密尔顿的设想中，执行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引擎，是能够给予政策以力量与方向的唯一机构，时间已充分证明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汉密尔顿尚未预见到关于中央银行的提案将成为宪法危机的导火索。杰斐逊和麦迪逊开始害怕汉密尔顿不仅仅是在构建一个足以毁灭原则的机构，还想让这种做法永远持续下去。汉密尔顿关于联邦权力的广阔愿景让他们感到惴惴不安。先例一旦建立，以后要想再更改是很难的。汉密尔顿事后承认，中央银行提案代表了他对联邦权力的最伟大扩张。新政府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了。

麦迪逊希望华盛顿阻止汉密尔顿的银行法案并投下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否决票。为了弄清楚这个法案究竟是否符合《宪法》，华盛顿与其内阁成员展开了彻底的研讨。首先他征求了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的观点，伦道夫写来理由苍白的回信，称设立央行属违宪行为。华盛顿又转向杰斐逊，而杰斐逊一直厌恶垄断并认为公司是英国国王授予的特权；他不可能怀着真正的共和主义精神来认同银行。杰斐逊也越来越为自己在华盛顿内阁中的相对弱势而烦心，还担忧商业化的北方在汉密尔顿的支持下会站在农村化南方的绝对上风。他对乔治·梅森说：“对于我们现存政府形态中的腐败，唯一的矫正手段是增加众议院成员的数量，以便获得更多的视农业利益高于商业利益的农业代表权。”[28]

杰斐逊用精确的评价攻击第一合众国银行是违背《宪法》的，其理由是汉密尔顿滥用了“必要与适当”条款。杰斐逊说，一项措施要通过宪法的检验，不能仅仅是为了联邦政府行使其权力的方便：它必须确实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不可缺少的。杰斐逊逐字引用宪法中关于国会权力的叙述，并预言说：“超越已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一点点……实际上就是占有了无边无际的权力，并且从此不再拥有被界定的可能。”[29]

杰斐逊对新银行的反对究竟有多激烈，从第二年间他写给麦迪逊的一封怒火中烧的信中可见一斑。亨利·李州长想在弗吉尼亚州开办一家地方银行，承担汉密尔顿中央银行分行的角色。杰斐逊担心任何措施都可能赋予中央银行合法性。从他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并没有认识到联邦权利高于各州立法这一《宪法》中最为重要的原则：

联邦政府并未被授予建立银行和公司的权力，《宪法》把这些权力留给了各州。任何人对外来立法机关（指美国国会）的赞同，都是一种叛州的背信行为。无论何人，如果做出任何打着外来立法机关幌子的事情，不管是发行或流通货币，或是就任董事、出纳，或任何有关的职位，根据州立法庭的判决，都将被判定为叛国罪并处以绞刑。这是唯一值得我们州去反对的，也是唯一有法律效力的……我真的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一步。[30]

换言之，这是《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在劝告《美国宪法》的总设计师，任何与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合作的弗吉尼亚银行工作人员都将被认定犯有叛国罪，并处以绞刑。

虽然华盛顿倾向于支持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但他受到杰斐逊和伦道夫所发布的负面论断的影响而产生了动摇。2月16日，华盛顿将两人的意见抛给汉密尔顿做评定。华盛顿有10天时间来决定是签署还是否决这项措施。《华盛顿文集》的一位编辑说，汉密尔顿的回复是“美国政治文献中有关《宪法》广义阐释的最精彩论证”。[31]一如往常，汉密尔顿想将自己的敌人埋葬在他连珠炮似的论证攻击之下。整理思路之后，他向费城律师界最著名的律师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讨教，整整一个下午，两人在刘易斯的花园里散步，斟酌汉密尔顿的论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精力充沛的汉密尔顿交出一篇近1.5万字的论文——后来这些文字在其文集中差不多占了40页。2月21日，星期一，汉密尔顿向华盛顿汇报说，他“正在勤勉地”准备他的辩护，将于星期二晚上或星期三上午呈送。他轻描淡写地说，希望就这个问题做“一次全面评估”。[32]直到最后期限，他才完成这篇文章，并在周三上午送给华盛顿。疲惫不堪的汉密尔顿表示，昨晚，他几乎彻夜不眠，终于完成最后的草案。[33]

艾丽萨·汉密尔顿也记得那个无眠的夜晚，当时，她的丈夫对《宪法》的一个持久性原则进行了流芳百世的阐述。当她已是披着寡妇黑纱的老妪时，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个年轻人听，后者将其记在了自己的日记里，原文如下：

年迈的汉密尔顿夫人——体态活跃，思想清晰——亲切地谈起华盛顿、杰斐逊和其他建国之父。我告诉她我非常感兴趣……关于她丈夫与政府的关系，她说：“他缔造了你们的政府，缔造了你们的银行。我整晚坐在他身旁帮他完成这件事。杰斐逊认为我们不应当建立中央银行，华盛顿总统也这么认为。但我丈夫说，‘我们必须建立中央银行’。我坐了整整一晚上，抄写他的文稿，第二天早晨他把它送到华盛顿总统那里，于是我们有了一家中央银行。”[34]

汉密尔顿本人曾提及那天晚上他度过了一个“伟大”的不眠之夜，由此证实，在经过一些激动人心的润色，一些灿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灵感迸发之后，他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正如他的许多惊世之作一样，这篇文章也是他强健大脑缔造出来的伟大成果。

汉密尔顿使自己的捍卫银行法案的辩词兼具论文的博学与宣言的热情。其精髓是政府必须拥有能够达到其既定目标的手段，为了让政府摆脱《宪法》的制约，汉密尔顿创造了“默示权力”原则，也就是说政府有权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实施《宪法》提及的权力。

在起草他的观点时，汉密尔顿声称制宪会议的议事录能够为他对默示权力，即“必要和适当”条款的文字解释提供“充分的证明”。出于不愿违背制宪会议关于保密誓言的考虑，他最后决定删掉这段内容，转而让《宪法》自己说话。他告诉华盛顿，如果他们的意见被采纳，“国务卿和司法部长所支持的那种解释《宪法》的方式，将对合众国理应拥有的、不可或缺的权力产生致命的威胁”。[35]接着，汉密尔顿用十分显眼的斜体字，宣布他的主要议题：“现在，在财政部长看来，总的原则天然存在于《宪法》对政府的特殊定义之中，美国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它。政府被赋予的每一项权力就其本质而言都是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这个词语本身就包括了一种为实现创设此权力，而采取各种手段的权利。”如果杰斐逊和伦道夫的观点被认同，那么“美国将出现一种没有主权的政治社会，或没有政府统治人民的奇异景象”。[36]

汉密尔顿不赞成有关《宪法》没有明确提到银行的说法：“不能否认《宪法》中存在与明示权力相同的默示权力，后者和前者一样都是被有效授权的。”[37]和杰斐逊一样，汉密尔顿也据理力争，他提出，如果一切政府政策都必须经过“是否为履行特定职责所‘绝对必需’”的严格检验，这将会让政府瘫痪。谁能百分之百确定地说有什么是绝对必需的？汉密尔顿指出，在组建海关业务时，他督查了灯塔、导航台、浮标的建设，这些东西严格说来并非必需，但同样对社会有用。他所正在编制的，正是关于未来众多联邦权力形式的基本行使原理。

第一合众国银行将使政府实现《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四项权力：征税、举债、调节州际商业以及维持舰队和军队的权力。杰斐逊希望剥夺联邦政府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而汉密尔顿认为此举将严重损害未来的美国商业利益。在那个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很稀少的，它们大多以修路为主要业务。远见卓识的汉密尔顿察觉到了这一经济形式的巨大效用，于是不厌其烦地向华盛顿解释，为什么股份有限制比私人合伙制优越。最后，他对银行法案的论证不仅基于他对《宪法》的阐释，还有他对历史的解读：“在自然界的所有问题当中，人类的实践应当比理论更加重要。”[38]

汉密尔顿写完这一权威的论述后，于2月23日星期三的上午将其交给了华盛顿。第二天，华盛顿研读了其中的观点，虽然还有一些疑虑未能驱散，却被深深打动，并把它送给了杰斐逊。此后第二天，他签署了这一银行法案。

汉密尔顿关于银行的诉求在美国历史上得以延续生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它对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所产生的影响。1819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McCulloch v. Maryland）中，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为合众国第二银行在法庭上辩护时，引述了汉密尔顿 1791年写给华盛顿的关于“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备忘录。马歇尔的言辞显然与汉密尔顿的观点相呼应，他说“必要”并不意味着“不可或缺”，甚至是“恰当”。显然，这是对汉密尔顿提出的默示权力论的回应。汉密尔顿对“必要”这个词的灵活定义，使政府在处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时不必束手束脚，它由此在美国历史上频繁出现。亨利·卡伯特·洛奇后来将汉密尔顿阐释的默示权力理论形容为“‘宪法兵械库’中最可怕的武器，能够赋予联邦政府几乎一切范围内的权力”。[39]汉密尔顿并不是《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该殊荣当然属于詹姆斯·麦迪逊。然而，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一直到他在财政部的任期，当汉密尔顿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对《宪法》做出阐释的时候，他都是《宪法》最重要的阐释人。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宪法》的每一个音节赋予生命。为此，历史学家克林顿·罗塞蒂（Clinton Rossiter）坚持认为汉密尔顿的“著作和言论在塑造今日的《宪法》方面所做的贡献，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要重大得多”。[40]

在许多艰深晦涩的学科中，汉密尔顿必须掌握的是铸币。美国在这一方面实在太落后了，以至于华盛顿就职后，尽管邦联国会已经采用美元作为货币单位，但其日常开销仍然在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各州的商人继续以不同的价值兑换仍在自由流通的外国钱币。由于许多金币和银币都被掺入廉价金属，商人担心受骗，因而在交易中缩手缩脚。伪造钱币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时，伪造货币罪在纽约州可被判处死刑。

即便在撰写银行报告之时，汉密尔顿也在潜心钻研关于外国造币制度的书籍，特别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他认真查看皇家铸币局总监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为英国财政委员会准备的表格，其中详细说明了英镑兑贵重金属的精确价值。之后，他下令对外国硬币进行检测，以确定合金中金、银、铜的含量。

1791年1月28日，就在参议院批准其银行法案之后的一个星期，汉密尔顿又向焦头烂额的议员们递交了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铸币厂的报告》。他指出：“在国家经济事务中没有什么比保持货币单位内在价值的统一更重要的问题了。财产的安全和稳定价值都由此决定。”[41]他宣布美元为基本货币，按十进制将其分割为更小的硬币单位。由于很多美国人仍在进行易货交易，汉密尔顿希望鼓励硬币的使用。作为其市场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汉密尔顿建议采用更多种类的硬币，包括1美元的金银币、10美分的银币，以及1美分或0.5美分的铜币。他并不是只为富人考虑，要知道，小面额的硬币将使穷人受益，“因为他们能以较小的份额、更合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必需品”。[42]为了激发爱国主义，他提议硬币上铸刻总统头像或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以展示美丽和工艺：“‘尽善尽美的硬币可以防止假币’是一个合理的看法。”[43]出于对细节的习惯性关注，汉密尔顿建议硬币应小而厚，而不是大而薄，使其更耐磨损。

论及硬币应该用金还是用银铸造，汉密尔顿同时选择了两者，由此引发了无止境的争议。他开启了“金银复本位制”的潮流，后来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的诅咒。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他害怕如果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金属作为唯一的货币金属的话，将一时间“削减这种金属流通介质的数量”，而此时他的首要目标是扩大货币供给，复苏经济活力。他力图补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当时美元在各州并无固定价值。[44]汉密尔顿以其典型的严谨作风，尝试确定每个硬币中贵重金属的分量，打个比方说，银币美元应含有“三百七十又千分之九百三十三格令（约24.036克）的纯银”。[45]

汉密尔顿起草“关于铸币厂的报告”之时，他和杰斐逊仍在彬彬有礼地交谈，并就货币问题交换了意见。货币制度是杰斐逊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在去年夏天他曾向国会提交过有关报告。事实上，汉密尔顿在准备自己的报告时借鉴了杰斐逊的观点。仅此一次，他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杰斐逊在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报告之前告诉他：“我将《关于铸币厂的报告》归还给你。我已认真阅读，非常满意。”[46]杰斐逊在巴黎担任公使时，曾参观过法国皇家铸币厂，并对瑞士发明家琼·皮埃尔·德罗斯（Jean Pierre Droz）所设计的机器大为惊叹，这台机器能同时在硬币正反面印铸图案。

让汉密尔顿感到遗憾的是，当美国铸币厂终于在1792年春天由国会建立并开始生产第一批联邦硬币时，华盛顿将其划到了国务院杰斐逊的管辖权限之下。铸币厂是杰斐逊的兴趣所在，他曾向总统毛遂自荐接管这家机构，而华盛顿顺从了他的要求。总统相信，财政部长的工作已经够多的了。不幸的是，杰斐逊对铸币厂的经营很糟糕。后来汉密尔顿曾试图用财政部管辖的邮局与国务院的铸币厂进行交换，却未能如愿。尽管有一个糟糕的开局，但铸币厂还是成为费城的固定产业，当1800年联邦政府迁往华盛顿特区时，它继续留在临时首都。

那种认为第一合众国银行使论战白热化并使国家出现两极分化的人一定忘记了1791年的7月4日。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在费城，第一合众国银行的股票正式认购，公开面向翘首以盼的公众，公众变得疯狂。很多人都推测股票将支付12％乃至更高的红利，于是人们在第一次发行的前一个星期就提前凑足了钱。民众被压抑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一夜暴富的幻想让他们目眩神迷。他们冲进大楼，涌向工作人员。央行股票获得数倍的超额认购，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售罄，许多空手而归的投资者愤愤不平。杰斐逊告诉詹姆斯·门罗：“银行一开门就被挤得水泄不通。”[47]

汉密尔顿期望通过这些公开交易的股票建立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但绝没想到竟然这样嘈杂无序。6月末，关于大量资金即将流入股票认购的报告不断涌入他的办公室。“从所有的表象看来，第一合众国银行的股票认购将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汉密尔顿向一位国会议员保证，“即使在一周内全部售罄，也不足为奇。”[48]然而，即使是汉密尔顿也没有想到市场反应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小时不到全部发行就结束了。

股票交易一经开始，这些证券的价格立即飞涨，展现出美国人从未见过的金钱狂热。投资者并不是直接购买股票。为创建一个生机蓬勃的市场并扩大持股人范围，汉密尔顿同意最初用认购的形式出售银行股票。具体操作方式是：投资者支付25美元的预付定金，获得一张以面值购买一定数量股票的认购证，然后在18个月的期限内付清认购款即可。认购证交易进行的如火如荼，以至于许多投机者的资金在几天内翻了一番，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认购证狂热（scrippomania）”。

这种狂热迅速传染到其他城市。专门的快递员疾速奔赴纽约，报告费城和波士顿飙升的股价，报纸则记录股票每一次新的价格上扬。麦迪逊当时正在纽约，他惊慌失措地观察了这一席卷曼哈顿的交易狂潮。在这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眼中，投机骚乱绝非美好的景象。7月10日，他告知杰斐逊，“这里银行股票的价格和费城一样迅速攀升”，并严厉反对正在迅速发展的市场，认为它是“一场对众多公共战利品的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49]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更多地把“投机的狂热”看作是浪费金钱，而不是对汉密尔顿的赞辞。他告诉华盛顿：“目前尚未可知，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足，就难以发展商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但资金已经从这些有益国计民生的领域中撤出了，被投入到投机和赌博之中。”[50]

汉密尔顿将现代金融业引入了美国，随之而来的也有令人不安的影响。他本想广泛地扩大银行所有人的范围，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令南方人更坚定地猜疑他是北方阴谋的魁首。费城进行了首次银行股票的公开发行，许多投资者带着黄金和白银前来认购。汉密尔顿还安排马萨诸塞银行和纽约银行发售银行股票的认购证。因此，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市的股票认购证所有人比例要高得多，这看上去更像彻头彻尾的私心偏袒。但汉密尔顿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银行作为交易中介。汉密尔顿后来对这种所有人的分布格局感到很遗憾，他的往来信件证实，他很早前就曾写信给居住在美国南部的人，试图说服他们购买银行股票。

北方投资者恼人的比例优势，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一种北方寡头政治正在忙碌运转的印象。大多数认购者是商人和律师（部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追随者），还有一些人是明显的投机客，汉密尔顿的下属威廉·杜尔就是代表之一。当杰斐逊和麦迪逊准备监察立法机构中的英式腐败时，他们发现至少有30名国会议员，甚至作战部部长诺克斯都购买了银行认购证，这一事实对汉密尔顿尤其不利。

汉密尔顿深知，证券投机热潮会腐蚀他精心打造的系统。他所欢迎的是热情、理性的投资者，而不是疯狂的投机者。汉密尔顿在年初就警告：“过分的投机会伤害政府乃至整个公共信用系统。”[51]汉密尔顿从来都不是金钱的奴隶，相反，他想把金钱垫在新生国家的利益下面。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认为，财富能赋予人独立公正的判断能力，并希望债权人给政府带来开明、无私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屈从于投机并破坏了稳定的系统，怎么办？如果他们从事了毁灭性的短期行为，无视对国家利益的长期监管，又将怎么办？这些情况的发生可能会损害汉密尔顿的整个政治纲领。

正如任何投机泡沫一样，当人们对银行临时股票的合理信任发展为极度亢奋之后，惊马的缰绳将难以被拉住。7月31日，费舍尔·埃姆斯还从波士顿写信给汉密尔顿夸赞银行认购证：“这里的人都充满了狂喜与感激。”[52]之后，8月初，价格直线上升。8月8日，麦迪逊向杰斐逊表达了他的震惊之情：“股票投机商将成为政府首脑，他们既是政府的工具，也是政府的暴君，既为政府的慷慨所贿赂，又通过制造混乱和彼此勾结对政府施加压力。”[53]杰斐逊则在反思美国道德层面受到的伤害：“赌博精神一旦虏获了一个人，就很难治愈。一天之内就得到数千美元的裁缝，即便第二天就赔个精光，也再不可能满足于靠针线活慢慢赚取不多的收入了。”[54]本杰明·拉什报告说，费城也出现了疯狂逐利的熙来攘往。每个人，无论商人还是职员，都把日常工作抛在一边，在认购证上下赌注：“费城在数天内变成一个大赌场……我从未见过如此普遍的狂暴与骚乱。在所有的公司里，就连那些对认购证不感兴趣的人，所谈的话题除了认购证，还是认购证。”[55]参议员鲁弗斯·金后来告诉汉密尔顿，纽约城的经济陷入了停滞，因为所有人都在忙于对银行股票的赌博：“商业形势令人担忧，修理工放弃他们的店铺，零售商低价甩卖货物，很多商人都对这个城市正常的商业盈利不屑一顾了。”[56]

终于，1791年8月11日，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发行有价证券的崩盘爆发了。银行认购证在一个月前还卖25美元，现在陡然涨到了300多美元。当银行家拒绝为主要投机者提供更多的贷款时，泡沫破裂了。于是看空者开始抛售，股价暴跌。市场紊乱的状态把身为金融调控指挥官的汉密尔顿推入了两难的境地。他全无先例可循。原则上，他尽量不介入市场，并认为自己就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的价值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但是他也相信，他有义务维护金融体系，于是他即兴发表了讲话。8月15日，鲁弗斯·金告诉汉密尔顿，试图打压银行股价的投机商在引述汉密尔顿的观点，认为认购证价值被严重高估了：“他们所说的低于目前市场行情的价格，正是你权威认可的那个价格。”[57]

该传言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汉密尔顿自己曾承认，他确实暗示了目前的股价太高：“我想，说出来是明智的，因为根据我的判断，与我的事业有关的泡沫是我不得不担心的诸多敌人中最为可怕的……对我而言，阻止妄想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因此，我认为权宜之计是冒一些风险来缓解这种疯狂的局势。”[59]用现代术语来说，汉密尔顿巧妙地“看空”市场，以避免发生更糟糕的暴跌。同时，他强调，他提出的“认购证适当的价格水平”并非像投机者操纵的价格那么低。

8月16日，汉密尔顿给纽约银行司库威廉·西顿写信，指示他买入15万美元的政府有价证券（今天我们称之为“公开市场操作”）。汉密尔顿希望，随着此类证券价格的上涨，有利影响能惠及银行股的市场。他的这一策略奏效了。汉密尔顿关心的与其说是投机者受到的损失，不如说是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他担心证券交易商现金周转困难，会转变为大量抛售股票，导致股价自行下跌。他指出：“我的主要目的是在陷入困境的交易商抛售股票时，避免股价过分下跌。”[59]

当时纽约最显赫的投机商正是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学习时就结识的好友威廉·杜尔，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杜尔曾担任了七个月的财政部长助理。离职后，他不失时机地将自己掌握的财政部运作知识用于投机市场，开始囤积各州债券，并向偏僻地区派遣收购代理。杜尔为进行银行认购证巨额交易而大量借债，而汉密尔顿知道，杜尔将给局势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

8月17日，汉密尔顿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给杜尔，谴责他的伎俩，并提起了1720年的南海泡沫[15]。他告诉杜尔，人们在私下议论杜尔和他的合伙人操纵银行认购证市场，通过“虚假交易”诱使容易上当的公众购买更多的股票。汉密尔顿客气地说相信杜尔不会作奸犯科，但他也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待这些议论的严肃态度：“坦白地说，我承认自己非常为你担心，为你的钱袋，也为你的名誉，正是出于对二者的焦虑，我才如此郑重其事地写信给你。”[60]汉密尔顿的信件表现了他惯有的正直，流露出他作为朋友对杜尔的关心，以及对证券市场健康的担忧。后来汉密尔顿做出了妥协，向杜尔指点迷津，提出了银行股票的适当价格：“我希望它能维持在190美元左右，我衷心希望你能够支持它。”[61]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利用纽约银行来支撑股票价格是一回事，而征募一位老朋友兼大手笔的投机商作为中介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杜尔当然对一切坏事都矢口否认:“那些将股票价格上涨到超出其真实价值点的行情却归罪于我的人，对我是极大的不公正。”[62]汉密尔顿的来信只能是使杜尔更大胆地相信，他能够从内部消息中牟利，于是他继续吹嘘自己和财政部长的私交，让信任他的投资者相信他能探听到政府计划。

此时，汉密尔顿采取的措施阻止了金融市场的下滑，扭转了一场灾难性的价格崩溃。认购证价格回落到了更为理性的每股110美元，随后在9月又重整旗鼓攀升到每股145美元。汉密尔顿演示了金融监管机构如何通过灵巧的幕后操作稳定恐慌的市场，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不幸的是，他错误地相信了威廉·杜尔，而后者对于汉密尔顿要求他停止投机的警告无动于衷。

汉密尔顿的批评者队伍在不断壮大。这些人认为，证券市场的混乱证明汉密尔顿的金融巫术具有腐蚀性。纽约商人塞思·约翰逊（Seth Johnson）对银行股票交易泛滥导致的行为表现感到痛心：“那些赚了钱的人想赚得更多，那些赔了钱的人则期待时来运转。”[63]对于杰斐逊而言，认购证狂潮使其对汉密尔顿系统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他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保护这个纯净的农业国家。他在那年夏天写道：“船只都停泊在码头，建筑工地停工了，商业、制造业、艺术和农业中的资金都被抽调出来进行赌博。美国独一无二的公共繁荣浪潮被遏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迷梦。”[64]在杰斐逊看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仅仅是在行事指令上大错特错，更重要的是，他正成为美国共和试验的威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