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编织关于构建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宏伟计划之时，处于草创阶段的行政部门显得有些局促。到任财政部的第一天，汉密尔顿面对的是一套空****的房间，不过他很快添置了一张精致的桃花心木办公桌，纺锤形的桌腿上以女像装饰。他将在这张桌子上完成数量惊人的工作。汉密尔顿的演讲、文章和报告从不假他人之手，他留给后人的信件几乎全都是亲笔写就的。

乔治·华盛顿在芒特弗农的仆役远比他在纽约市当总统时要多得多。新政府成立后，汉密尔顿掌管着最大的部门，其职员人数很快就达到了39人。当时，国务院只有5名职员，这种对比直接引发了一种恐惧，大家认为汉密尔顿在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打造庞大的追随者队伍。与国防部相比，财政部的势头热火朝天。“当亨利·诺克斯到达纽约时，”传记作家诺思·卡拉汉（North Callahan）写道，“上任初期几乎无事可做，这位战争部部长的全部属下就是一名书记。”[1]身为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不得不设计有关簿记、稽核和审计的基本体系，其中的许多制度历经时间的考验，被沿用了许多代。汉密尔顿让自己完全沉浸于这些最平凡的工作中，似乎在享受管理方面的挑战。在过往行人的眼里，这位财政部长可能是一个性格孤僻、若有所思的男子，他把自己封闭在思想的深渊里，极少与陌生人的眼神接触。一家纽约报纸戏言，任何人要想当上财政部长，都得“偶尔现身于街头，并低头仔细地盯着人行道，就仿佛陷于沉思遐想中一般”。[2]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极少有闲暇时间来缓解工作压力。安杰莉卡返回英国后，艾丽萨和孩子们回到了奥尔巴尼，留下汉密尔顿一人在纽约处理堆积如山的公务。“没有你们在身边，我非常孤独，”他在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我越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我们的团聚。”[3]当月，艾丽萨回来后，她和汉密尔顿随乔治·华盛顿夫妇一同前往约翰大街剧院观看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的喜剧《批评家》（The Critic），这对他俩而言是一次激动而难忘的经历。看到华盛顿入场，乐队奏起了《总统进行曲》（President’s March），全场掌声雷动。伊丽莎饶有趣味地记得一件事，某位名叫麦基弗的女士头戴巨大的鸵鸟毛饰物出席玛莎·华盛顿的招待会，后来这个时髦的头饰被支形吊灯点燃了。当时任总统助理的威廉·杰克逊迅速冲到这位女士身边，双手拍打羽毛，将火焰扑灭。

在汉密尔顿最初的那些公务缠身的日子里，这种娱乐是极其少见的。他必须创建海关，因为海关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到任第二天，他向所有海关征税员下发通知，要求上报每个州累计关税的准确数字。当下面反馈上来的一些数额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时，他猜想东海岸一定盛行走私，由于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岛多少了解到一点走私的内幕，这引领他走向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告诉一位记者：“我正在考虑设立巡逻艇队的问题。”这可能是最早关于海岸护卫队的记载。[4]

汉密尔顿获取信息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他向港口负责人详尽地询问了关于灯塔、导航台以及浮标的情况。他让海关征税员提供货物装船清单，以便他能够确定出口货物的准确数量和种类。在他的指挥下，政府的基础统计系统逐渐成形。他还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要求所有海关税收不仅可以用金银，还可用纽约银行和北美银行的票据支付，这个创举推动了美国从使用硬币向有效的纸币体系的过渡。

汉密尔顿一向守时——他曾经说过，“我讨厌工作上的拖延”，他迅速组建了一支具有强烈公众服务意识的一流团队。[5]在他被提名的当天，就已经确定了包括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审计师奥利弗·沃科特（Oliver Wolcott）在内的5名助手。当宾夕法尼亚州的塞缪尔·梅雷迪思（Samuel Meredith）被任命为出纳主管时，这位雄心勃勃的部长训诫他说：“你应该马上开始工作，这件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6]

汉密尔顿选中了自己的朋友，机敏、优雅、活泼的威廉·杜尔担任第一任部长助理。威廉·杜尔娶了斯特林勋爵的女儿凯蒂小姐为妻。选择杜尔做自己的助理将给汉密尔顿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杜尔是一个积习难改的投机者，他后来的种种丑闻玷污了汉密尔顿的声誉。杜尔在英国长大，后来在伊顿公学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其父去世后，少年杜尔开始在孟加拉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因不适应当地气候，健康严重受损。杜尔曾在安提瓜岛的家庭种植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纽约州北部，离斯凯勒在萨拉托加的地产不远的地方，杜尔买下了一块林地，并向英国海军出售木材。由于他在英国时与迈尔斯·库珀交上了朋友，所以杜尔还在国王学院上学时，他就认识了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为何要选择将给自己带来巨大伤害的杜尔做助手呢？ 这令许多朋友迷惑不解。事实上，这两人的政治观点和奔放的性格是一致的，并且杜尔的履历显示他完全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还在英国时，杜尔就公开表示过殖民地人民的不公平待遇，极力赞同改革以避免叛乱。独立战争时期，他向大陆军供应物资，在大陆会议任职，并参加了草拟纽约州宪法的会议。杜尔相当聪颖，汉密尔顿曾邀请他加入《联邦党人文集》编撰团队，但最终没有采用他的两篇文章。得到汉密尔顿提拔时，他在旧财政委员会担任秘书一职的3年任期刚刚届满。1789年，汉密尔顿特地为他设立了助理部长的职位，想方设法地让他留任。

令人遗憾的是，威廉·杜尔的道德品质异常低劣，总是在公务与私利之间浑水摸鱼。那年秋天，汉密尔顿要做出将极大影响未偿付政府证券价值的决定，因此他身边的同事必须要做到保密和廉洁。但是后来，人们发现杜尔一直拿政府债券进行豪赌。轻佻的杜尔还向密友泄露了汉密尔顿对政府债务进行融资的计划，这则重大内幕消息引发市场震动。在汉密尔顿任职的一周后，诺亚·韦伯斯特就给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投机商送去了关于财政部长融资计划的机密细节，并将消息来源注明为“与部长助理杜尔的户外交谈”。[7]参议员威廉·麦克莱持之以恒地写日记，他记录了关于国会议员参与国债投机的种种流言，并指出：“毋庸置疑，一切混乱都溯源于财政部，罪魁祸首就是杜尔。”[8]

可悲的是，杜尔的行为引发了一种不公正的传言，即新成立的财政部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事实上，汉密尔顿一上任就建立了崇高的道德标准，并发布了职员不得参与政府证券交易的政策，为美国公务员行为准则树立了一个关键性的先例。汉密尔顿自己放弃了所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商业投资。即便在后来，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仍说自己“小心谨慎”地避免同“那些所谓的投资行为发生关系”。[9]这一切越发令人困惑，为何汉密尔顿竟然被杜尔的无耻诡计所蒙蔽。汉密尔顿对于人格品性具有出众的洞察判断力，威廉·杜尔事件是他敏锐的眼光被蒙蔽的少数几个案例之一。

由于杰斐逊还没有到达纽约就职国务卿，汉密尔顿就毫不客气地代理了他的工作。一位名叫乔治·贝克威思（George Beckwith）的英国外交官，兼任加拿大总督的副官，他有意与美国新任财长举行非正式会晤，就此事向菲利普·斯凯勒打探口风。汉密尔顿的亲英倾向是人所共知的。10月份，他与贝克威思的秘密会面安排得非常谨慎，因为英国还没有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双方的讨论具有非官方的性质，虽然汉密尔顿再三向贝克成思强调，自己的言辞反映了“这个国家最开明人士的观点。我非常自信地向您保证，他们中间包括华盛顿将军，还有参议院中的大多数人”。[10]出于安全考虑，贝克威思在发回伦敦的关于本次会面的报告中，用密码“7”指代汉密尔顿。后来，这项保密措施成为汉密尔顿是英国代理人的荒谬证据。事实上，华盛顿知道这次秘密会谈，并收到了汉密尔顿呈送的会议备忘录。

汉密尔顿与贝克威思就诸多领域交换意见。谈到与英国签署一份通商条约的前景时，他明显流露出个人情感倾向：“相比其他国家，我更愿与贵国保持联系：我们都使用英语，在偏见和偏好上都存在相似性。”[11]贝克威思称，麦迪逊向国会提交的歧视英国商船的议案让他感到不安，汉密尔顿表示自己也有同样的苦恼。谈到麦迪逊，汉密尔顿说:“事实上，这位先生是个智者，虽然与时代有些脱节，但他既不腐败，也不会被收买，对此我深信不疑。”[12]

汉密尔顿建立美英商贸联系的计划非但不是为了曲意讨好英国，而是附着了种种微妙的威胁与**。他在预言未来美国之壮大时，明确表示英国应当认真对待美国的购买力：“我认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是贵国的主要客户。”[13]他承认美国当前的国际地位不及英国，但有朝一日必将成为能与之抗衡的经济大国：“尽管必须花费数年时间，我们的国民经济基础才能从农业转化为制造业，但我们是一个新生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家。”[14]汉密尔顿指出，美国作为原材料生产地，目前已形成了与制造业巨头英国的完美配合；另一方面，北方各州已经开始在制造业领域有所作为，如果英国阻挠美国，这种对英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威胁将迅速增长；倘若英国拒绝合作，美国完全可以与法国结盟，进而威胁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产业。

汉密尔顿非但不是亲英走狗，更不是高级间谍，他在每一个回合中都顽强地捍卫着美国的利益。他和贝克威思讨价还价，决不卑躬屈膝。他坚持美国应当有权与英属西印度群岛开展贸易。他希望英国能够尊重《和平条约》，放弃在俄亥俄河谷的西部要塞。汉密尔顿唯一背离官方政策的地方，就是他赞同英国拒绝移交在革命中叛逃投敌的奴隶。他对贝克威思说：“既然已经向这些人承诺了要保护他们，再要将他们送交给他们原来的主人，这是不可能的。”[15]

在会谈接近尾声时，汉密尔顿暗示，美国很快将派出使者前往英国，以继续讨论本次会谈所涉及的问题。10月7日，华盛顿与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讨论了任命，并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将古维内尔·莫里斯派往英国。正式就任为财政部部长之后的数周之内，汉密尔顿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作为政府对外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地位。

汉密尔顿能分神处理外交事务着实令人称奇。与贝克威思的会面是那年秋天汉密尔顿不得不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国会希望在次年1月看到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他必须概括出美国的财务窘境，并就如何解决独立战争遗留下来的巨大公共债务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正如完成51篇《联邦党人文集》那样，汉密尔顿又一次投入了与孤独而艰巨的劳动的持久较量。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究，在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草拟出了一份4万字的论述——一本宣传册，其中所有复杂的数学计算都是他亲自完成的。

正当革命一代的其他人憧憬着美国乐园的时候，汉密尔顿继续在英国和法国历史中钩沉思想。他极度崇拜法国财政大臣雅克·尼克，此人曾提出政府举债增强军事实力的观点；但在公共财政方面，真正指引汉密尔顿的北极星是英国。早在17世纪90年代，英国就已成立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颁布法令对酒类征收消费税，为公共债务融资（也就是说，抵押某些收入，以保证其债务的偿还能力）。18世纪，英国大量扩展了公共债务。债务非但没有削弱英国的国力，反而带来了多方面的利益。公共信用使英国有能力组建皇家海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战争，维持全球商业帝国的地位。同时，为偿付债务而发行的政府债券刺激了经济发展，因为债权人能够用政府债券作抵押以获得贷款。汉密尔顿效仿英国的实践，但并不像批评家所指责的那样，他无意于把美国变为前母亲国的附庸。他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的繁荣与自给自足，最终使这个国家更少地依赖英国资本。汉密尔顿希望施用英国的方法，从经济上战胜英国。

汉密尔顿在准备报告时，对原始资料的选择采取了博采众家之长的态度。他仔细地钻研了大卫·休谟的《政治论》，休谟认为公共债务能够激发企业活力。孟德斯鸠则指出，国家应当尊重财政义务，“因为一旦公共信任破裂，就不可能只涉及局部，而是会殃及全局”。[16]托马斯·霍布斯则强调证券转让合同是神圣的，自愿交易的人必须承担所有后果。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观点也对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惊人的影响。独立战争中，汉密尔顿的行囊里总背着马拉基·波斯尔思韦特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现在它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波斯尔思韦特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凭借诱人的利率不断借入资金。除非债权人可以自由购买和出售它的债券：“政府信贷的本质，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借给国家，除非他们拥有购买和出售其公共债券的权利，以应不时之需。”[17]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正是汉密尔顿希冀在美国奉行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

汉密尔顿为报告的事情殚精竭虑地拼命工作着，期间也征询过同一时代几位杰出人士的意见，包括曾断然拒绝他跳级要求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彭。这位教育家谦恭的回复一定让汉密尔顿忍俊不禁：“阁下认为，敝人可以就阁下目前承担的重要职责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敝人对此深感荣幸。”[18]汉密尔顿深知，美国革命已经引发了全民对税收的抵触情绪，他问麦迪逊：“下一步征什么税，人们的抵触会少一点呢？”[19]此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之间还保持着一种政治同盟的关系。有位女士记得，曾经看见他们一起“逗弄一只爬到邻居院子里的猴子，笑得前俯后仰”。[20]但就在这时，麦迪逊写给汉密尔顿的一封信第一次预示了两人宿命的分裂。麦迪逊不赞成长期政府负债，他担心政府债券会落入外国人手中：“由于他们比美国人有钱，而可投资的有效途径又相对要少，他们能够并将大量囤积美国人手中的债券。”[21]麦迪逊写下这无声的异议时，汉密尔顿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上的分歧很快将葬送他们的友谊。

如果汉密尔顿只是专注于竭泽而渔的财务问题，那么他的《公共信用的报告》（Report on Public Credit）永远都不可能赢得如此深远的历史声誉。相反地，他以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为视角，描绘了一幅政府财政机制的详尽蓝图。汉密尔顿在卷首提醒读者，政府负债是自独立战争继承而来的“自由的代价”，理应由国库偿还。[22]在一场反抗苛捐杂税的叛乱中，各州征税遭到了纳税人的抵制，而国会也缺乏征税的权威，举债就成了唯一的出路。现在，未偿还债务的数额非常巨大：国家负债5400万美元，加上各州负债2500万美元，总计7900万美元。

汉密尔顿认为，自由与财产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政府应当尊重自己的偿债义务，因为契约构成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基础：“国家和个人一样，谁信守承诺，谁就会得到尊重和信任，出尔反尔则会众叛亲离。”[23]为妥善处理政府负债，美国应当以可承受的利率发行新债，并使之成为刺激经济的强心剂。政府债券作为抵押贷款的功能和货币一样——汉密尔顿指出，削弱经济并导致土地价值严重缩水的原因是资金匮乏。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轻国度，它缺少的只是流动资本，而政府债务恰能弥补这一供应的缺口。

管理政府债务的奥妙在于通过定期留存一部分的收入，以偿还本金和利息。汉密尔顿驳斥了那种认为其资金积累计划将会滋生投机行为的指责，恰巧相反：如果投资者确信政府债券会得到偿付，则证券价格的波动就不至于太大，投机者就失去了可利用的机会。重要的是，人们相信政府能够进行偿付：“表象在事关信用的问题中的意义最为重大。人们的评价是它的灵魂，而这同时受到表象和事实的影响。”[24]汉密尔顿凭直觉意识到公共关系与公共信任的建设将是未来每一任财政部部长的特殊使命。

究竟怎样为这些债务提供资金，将成为最受关注的政治问题。在独立战争时期，很多富裕的公民投资于债券，很多退伍军人的津贴也被债券所取代。但是在13州联邦成立以后，债券的价格急转直下。正直的爱国者或因生活所迫，或确信他们永远无法获得偿付，被迫以1美元面值兑换15美分的低价售出自己的债券。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融资方案的实施以及受到保障的政府偿付，这些债券能够告别颓势，恢复足额票面价值。

然而，这一令人愉悦的前景却陷入了政治窘境中。如果债券升值，投机商是否应该将这意外横财收入囊中？或者这些钱应当返还给早在数年前就卖出了贬值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者？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参加了独立战争的英勇的士兵。汉密尔顿明白，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特性。汉密尔顿必定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确信地写道，就酬劳原始持有人和惩处当前投机商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持否定态度，因为那样“将会使公共信用毁于一旦”。[25]部分原因是这种有利于债券原始持有者的“歧视性措施”难以操作，政府将不得不追本溯源，找到当前拥有者之前所有的过手投资者，然后确定其买入和卖出价格——就管理而言，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汉密尔顿完全可以到此为止，避开政治问题，搬出技术术语做挡箭牌。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改变了辩词。他说，最初的持有者并不完全是高尚的受害者，而当前的买主也不单单是掠夺成性的投机商。原始投资人在需要现金时已经得到了现金，并且显示出他们对国家的未来缺乏信心。而投机商用自己的钱财承担了风险，他们理应为此得到酬劳。通过这种方式，汉密尔顿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并确立了美国证券交易的法律和道德准则：证券可自由转让和交易，投资者自行承担交易损益。汉密尔顿认为，“政府不能回溯干预金融交易”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短期利益。为树立“证券转让”的概念，如果有必要的话，汉密尔顿宁愿让唯利是图者得到好处，而让爱国的好公民蒙受损失。通过这场豪赌，汉密尔顿为美国未来卓越的金融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报告的继续进展，汉密尔顿一步一步踏入了布满重重政治陷阱的领域。下一个敏感问题是，有些债务是13个州所欠，有些是联邦政府所欠。汉密尔顿决定将所有债务合并为一体，称为“联邦债务”。他写道：“经过对该问题的反复思考，部长得以确信，由联邦承担各州的债务，并对其提供与联邦债务同样的资金供给，将成为健全政治和真正公平的度量衡。”[26]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反响，其广度与深度不亚于汉密尔顿为巩固美国政府而付诸的其他任何努力。

为什么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是如此关键呢？首先，这更有效率，因为整体性的债务解决方案可以取代许许多多相互竞争的小规模方案。另外，这还蕴涵着意义深远的政治逻辑。汉密尔顿知道，债券持有人会维护对他们负债的政府。如果负债的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债权人的忠诚就会投向中央政府。汉密尔顿更感兴趣的是保证政府的稳定与生存，而非让债权人致富或培养特权阶层。沃尔特·李普曼后来这样谈及汉密尔顿：“他利用有钱人来达到一个比增加国家和个人财富更伟大的目的。”[27]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天真地认为，富人具有更广泛的公共责任感，会在某种程度上摒弃利己主义，追逐集体利益。

承担各州债务还有其更深远的好处。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征收进口税的独家权利。如果各州必须自行偿还债务，他们就会对这一垄断权利提出抗议，并试图从进口税中搜刮钱财，从而再度上演《邦联条例》实施时期的混乱局面。汉密尔顿相信自己的计划将使各州失去与联邦政府争夺主要收入来源的机会。

汉密尔顿还必须做出决定的是，各州负债是否应当按照原始利率进行偿付。他知道如果不实行强硬的税收政策，这就不可能实现，而强硬的税收政策也许将引发暴乱，乃至削弱整个国家的力量。他也不希望让那些从小投资人手中低价收购国债的投机商得到过于慷慨的奖赏。于是他决定，对利率仅为4%～5%的外债足额偿付；而如何处理利率为6%的国内债务，则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为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汉密尔顿决定对这部分国内债务采取赖账的办法，虽然他没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把赌注押在债权人身上，认为他们会接受以相对更低的利率换取更稳定的债券，该债券在利率降低时，政府不得回收（即现代术语中的“不可赎回债券”）。为吸引国内债权人，他提供了一个长长的清单，供其自愿选择。例如，债权人能以6%的原始利率得到部分偿付，其余部分则以西部土地作偿，借此他们将得以分享边境土地升值的好处；或者，他们可以接受利率稍低，但支付周期更长的付款方式。为了增加类似选择的吸引力，对投资者的偿付可以按季支付，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按年。最重要的是，债权人可以用债券来抵扣税款。这个计划中的大部分选项是汉密尔顿独创，没有先例的。汉密尔顿的支持者褒扬这个计划蕴涵着令人惊叹的巧妙构思；对于他的反对者而言，这个计划充斥着专为蒙蔽公众而设计的难以捉摸的胡言乱语。

为了确保债务的偿付，汉密尔顿知道必须向国外举债，并增加除已在控制之下的进口税之外的其他国内税种。他提议在美国境内对葡萄酒和酒精饮料征税，以及征收茶叶和咖啡税。汉密尔顿指出，首批“消费税”中，被征税的产品“全都是奢侈品，大部分都是需要进口的奢侈品。其中一些，如果过度使用，还是有害的”。[28]汉密尔顿深知，这样的税收有可能会抑制消费及减少收入，但他对是否一定会导致如此后果持怀疑态度，因为“每一种奢侈品都牢牢地抓住了人类的嗜好，而人类很难远离奢侈，特别在其成为习惯之后”。[29]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汉密尔顿重申，保证金充裕的负债应当是保卫美国繁荣的“国家福祉”。他担心，这一陈述会被曲解为主张永久性的公共负债。他的担心后来成为现实。穷其余生，汉密尔顿将为自身观点被故意歪曲而备感沮丧。他谴责对手忽略了他报告中关键的一页，在这一页中写道，他“热切地期望，在美国公共信用系统中，贯穿一条基本准则，那就是举债措施应当与清偿手段如影随形，债务的产生应该伴随债务的消灭”。部长认为这条准则是“开展公共信用的真实而不朽的奥秘”。[30]三年后，汉密尔顿暴躁地提醒公众，他在“专门论述公共债务”的“最初的信息交流中”就提出要清偿债务，“这份报告中的一些语句，现在被曲解为‘倡导公共负债即公共福祉’的理论”。[31]实际上，在汉密尔顿的文章中，对沉重负债的警告，远远超过了对公共负债作为流动资本来源的赞美。在呈交第一份报告的五年后，余怒未消的汉密尔顿警告说，不断累增的负债，“可能是所有政府的先天顽疾。除此之外，很难找出引发阵发式的全国性爆动的其他原因了”。[32]

为确保债务按时清偿，汉密尔顿提议建立资金蓄水池（资金蓄水池是一个与总预算分离的收入储备，专门用于偿还债务），由邮政收入提供资金，政府要员实施管理。它可以使收入与贪婪政客的突发奇想绝缘，后者时常为了短期利益，萌发挪用财政部款项的念头。资金蓄水池每年偿付5％的债务，直到全部偿清为止。由于未偿付债券当时的交易价格低于原始票面价值，一旦证券价格上扬，政府将从这种回购中受益。因此，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一样能够在证券价格上涨中获得利润。汉密尔顿得出结论：“作为部长，我认为政府应当实施一定的政策，尽快提升股票价值，使其达到真实水平。”[33]他浑然不知，成功将来得如此之快，而成功的后果将招来如此之多的麻烦。

甚至就在汉密尔顿编纂这些目录的时候，政府债券的交易价格迅速上扬，心理预期的作用比汉密尔顿所期望的更为强劲在财政部长眼中，这证实人们对新政府的强烈信心。利率止跌，并出现上下浮动，这表明债权人对美国信用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汉密尔顿报告的准确内容一直保密到1780年1月。国会会议召开时，所谓的债券经纪人——或富有的证券交易商——聚集在联邦大楼外，拽着议员们刨根问底，想方设法地要打探出汉密尔顿计划的细节。投机商如果能正确地预测汉密尔顿的意图，就能赚取巨额利润，所以在纽约的各种晚宴上，他们竖起耳朵，不漏掉汉密尔顿所说的每一个字。很多富商已经安排代理人前往未开发的南方地区，大量收购贬值的州政府债券，一旦联邦政府承担这些债务，这些债券将会立刻升值。汉密尔顿周围弥漫着一种颇具传染力的贪婪氛围，但对于企图从他口中探知口风的任何尝试，他都婉转地予以回绝。1779年11月，弗吉尼亚州的亨利·李来信向汉密尔顿询问能否透露一点计划。李在信中表示，希望自己的请求不会太失礼。汉密尔顿的回信展现了一位审慎的财政部长的典型形象：

当你说不愿使我为难时，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解答了你的全部疑问。但是，请你记住那句谚语：“恺撒之妻，须置身于怀疑之外”。我认为其要义适用于任何关系到国家金融管理的人。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怀疑永远无处不在，哪怕最无辜的事情也容易招致曲解。[34]

在提交报告的前夜，汉密尔顿心神不宁、寝食难安。他在给安杰莉卡的信中写道：“明天，我将公布预算，你能想象得到，今天我有多忙，并且相当紧张。”[35]安杰莉卡很快从伦敦的书店里给他寄去了财政方面的专著。情绪激动并跃跃欲试的汉密尔顿此刻明白，他的建议会引起激烈的争吵，而立法机关中的敌人们正在磨刀霍霍、蓄势待发。当他告知国会，自己已做好提交报告的准备时，一场关于报告应该由其本人亲自宣读还是以书面形式提交的争论就爆发了。由于担心汉密尔顿干扰立法部门的工作，国会没有批准他亲自阐述报告。于是这本51页的宣传册于1月14日在众议院由他人代为宣读。报告很长，读到最后，很多议员像木偶一样僵坐在椅子上。

很久以后，丹尼尔·韦伯斯特盛赞汉密尔顿的报告：“罗马神话里的密涅瓦（Minerva）从朱庇特（Jupiter）脑中诞生，也比不上美国金融体系从汉密尔顿的灵感中涌现那样妙不可言。”[36]这个观点将经受历史的考验，成为现代人的共识。但在当时，诽谤中伤者立即叫嚣起来。他们被汉密尔顿复杂的计划及其供债权人选择的多种排列组合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反对者感觉到，汉密尔顿的行动过快，令他们难于领会其意图。他所设计的经济机制如此精巧，其啮齿与车轮完美地相啮合。要想损害任何部件，就必然会毁掉全部。后来汉密尔顿谈到这个独创性的结构时说：“信贷是一个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息息相关。一旦枝条受损，整棵树都会腐烂。”[37]

当时，公众内心深处有一种错觉：任何与英国稍有相似之处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或许，这才是汉密尔顿需要克服的最固执的偏见。此外，还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会打破政府内部的权力均衡状态，害怕天平将向行政部门倾斜，而不是“民意机构”众议院。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写下了他对汉密尔顿计划的恐惧：“他建议无区别地对待债权人，并且以英国大臣的风格自上而下地递送其议案。”[38]除了关于财政部权力的断言，批评家还害怕立法者被行政执行部门贿赂。麦克莱和其他人甚至怀疑有几名议员已经购入了政府证券。“这种罪恶的交易，”麦克莱总结道，“将使作为部长的汉密尔顿万劫不复。”[39]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美国的靡菲斯特的荒诞谣言由此诞生了。在麦克莱眼中，纽约的金融家都是与汉密尔顿相勾结的邪恶党羽，他们妄图建立“建国以来最猖獗的投机狂潮”。[40]

汉密尔顿否认议员参与政府证券投机一事。他向华盛顿保证，“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名立法机构的成员能称得上股票经纪人或证券交易商”。对于那些确实拥有证券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在战争时期已持有证券——汉密尔顿不认为他们有任何过错：“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持有本国债券被视为腐败和犯罪。我相信，拥有债权的国会议员屈指可数。”[41]

麦克莱嘲笑汉密尔顿的声明，并认为国会与纽约的投机商结成了邪恶的联盟：“几乎整个城市都奔忙于此，所有人都竭力对国会的评判态度施加影响。在这项肮脏的工作中，没有哪个国会议员能真正与这件肮脏的事情脱离关系……从今往后，我们可以将投机视为国会的一项工作。”[42]麦克莱的疑虑发乎内心，但与汉密尔顿的许多反对者一样，他对财政知识基本上一无所知。当资金蓄水池开始在下半年回购政府债券时，麦克莱只注意到这是一个让投机者大捞一笔的机会，却未能意识到，这种市场运作减少了负债并降低了利率，从而使经济整体受益。汉密尔顿打造的系统不一定奖励公正或善良，就这一点而言，麦克莱和其他批评者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该系统能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汉密尔顿的《公共信用的报告》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债券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国流通起来。罗伯特·R.利文斯顿评论道，投机热潮“使所有人为之发狂”，甚至感染了顽硬如铁的反联邦派人士乔治·克林顿和梅兰克顿·史密斯。[43]众议员詹姆斯·杰克逊震惊于投机行为的猖獗，形容这些人是“贪婪成性的狼，四处搜寻可供饱餐之猎物”。[44]1月末，杰克逊站在国会大厅中抗议汉密尔顿报告所产生的“浩劫、投机和毁灭”，并控诉说，很多投机商因为事前得到消息而获利。他宣称，在过去两个星期内，有三条满载投机商的客船从纽约港出发，前往南方扫**州府债券，其目标是那些对汉密尔顿计划还不知晓的债权所有者。他响亮地宣布：“我的灵魂为这种贪婪堕落的卑鄙行为感到愤慨。”[45]

另一位批评者，费城的本杰明·拉什，则对汉密尔顿的计划表示出一种出于无知的义愤。拉什夸张地认为，国会目前是在“为英国国民立法”，他不仅反对公共债务，而且把一切形式的负债都当作对社会有害的东西。“我们不能过分重视公共信用，”他警告说，“其之于国家，无异于私人信用和贷款机构之于个人。它滋生债务、奢侈、腐败以及破产……每一次想到部长孤注一掷的报告将必然给我们年幼的合众国带来罪恶时，我都感到无比难过。”[46]

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汉密尔顿的报告使潜在的南北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独立战争期间，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多为南方人，后来，北方人从他们手中低价“骗取到了这些债券”。这是一个重大误解。汉密尔顿否认曾发生过这样的地域转移，认为目前债券之所以集中在北方，是因为大部分战事发生在这里，有更多的北方士兵曾获得债券。然而，关于狡诈的北方商人蒙骗了善良的南方农民的印象丝毫没有得到改观。雪上加霜的是，汉密尔顿自己社交圈子中的纽约人——詹姆斯·杜安、古维内尔·莫里斯、威廉·杜尔、鲁弗斯·金——都囤积了数目可观的政府债券。菲利普·斯凯勒一人就拥有金额达67,000美元的债券；传闻说，参议会对汉密尔顿方案的中伤令他非常惊慌，以至于“竖发冲天，仿佛印第安人向他开火射击”。[47]看来，汉密尔顿并没有完全兑现那句格言：立法者，譬如恺撒之妻，应当置身于猜疑之外。我们可以窥见农村居民对城市金融家的恐惧，这种心理将长期渗透在美国政治之中，其开端正是关于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争议。

汉密尔顿知道，当前很多能从其措施中获利的债权人远非高尚之辈。然而，他的目光始终看向美国的未来，而不是此刻的口诛笔伐。他正在为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打下根基。“关于财产的基本原则，以及所有形成社会联系的基本原则，往往在其日常运行中遭遇特别的艰辛与伤害。”他对华盛顿说，“然而，公共秩序和普遍幸福要求这些原则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容忍局部的罪恶总要好过违背基本原则。”[48]

1790年2月18日，众议院开始讨论汉密尔顿的《公共信用的报告》，这次讨论占用了第一届议会第二个会期的大部分时间。麦克莱的日记告诉我们，焦躁不安的汉密尔顿早在一周之前就在议员中间展开了不停的游说：“就我所知，汉密尔顿先生为自己的债务融资系统心神不宁。他很早就来等候发言人，并且我相信他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在议员间奔走。”[49]汉密尔顿的执着影响了许多议员。除了不知疲倦地四处游说，他还动员某些组织及权威人士为自己的计划摇旗呐喊。议会讨论开始的第二天，一位汉密尔顿的早期顾问，神学家约翰·罗杰斯博士造访了麦克莱，博士竭力为汉密尔顿创设的制度声辩，“就仿佛他自己身在讲坛。辛辛那提（协会）也是（汉密尔顿操纵的）一部机器，整个纽约城都是”。[50]不久，气愤的麦克莱痛斥汉密尔顿派出的“傀儡”和“爪牙”，说他们不知悔改地纠缠并诱劝他。[51]美国人已经拒绝了英国模式的议会制度，禁止行政官员参与立法，而汉密尔顿在国会里无处不在的身影，仿佛要打破这一观念。

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到大家认可，汉密尔顿曾寄希望于弗吉尼亚现任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华盛顿总统自宣誓就职以来，从社交礼节到大使选派等各种问题，都会定期向麦迪逊进行咨询。凭借其在宪法起草大会中的元老地位以及对《人权法案》和《联邦党人文集》的贡献，麦迪逊无疑是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议员。

汉密尔顿以为麦迪逊会支持他的计划。然而，当1790年2月11日这个弗吉尼亚人发表攻击债务融资方案的演讲时，汉密尔顿才恍如雷击般幡然醒悟。麦迪逊能够容忍政府债券现时持有人从其过去的升值中获利，但至于汉密尔顿方案将带来的未来升值，麦迪逊仍旧希望利益落在原始持有人身上，不管后者是在多早以前卖掉了证券。在麦迪逊看来，这些原始持有人并非如汉密尔顿指责的那般，放弃了对政府的信任，他们只是在万般绝望中卖掉了证券。麦迪逊认为无辜的爱国者正在成为牺牲品，而投机商从无知的村民手中收购债券。麦迪逊把这一点视为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背叛。

汉密尔顿大吃一惊。他已经展示了导致这种“区别待遇”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所有障碍，特别是追溯原始持有人所需的文件可能遗失不全。而麦迪逊的提议，将会损害“证券投资人有权获取未来所有股息和利润”这一重要原则。汉密尔顿认为，政府干预这一权利，无异于将私有财产充公。麦迪逊的理念显示出爱国老兵的强烈情感诉求，汉密尔顿的思想则更加切合实际。

随着讨论的延续，联邦大厅走廊里挤满了等待结果的投机者，对麦迪逊的提案进行表决时，气氛变得紧张。2月20日，阿比盖尔·亚当斯告诉她的姐妹，她将旁听这场关于“区别待遇问题”的伟大辩论：“大家认为，明天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性的一天……为此，我将第一次前往众议院。”[52]汉密尔顿有效地调动了自己的势力，而事实证明麦迪逊行动笨拙，缺乏灵活性。2月22日，失望的麦克莱写道，麦迪逊“傲慢地拒绝作任何沟通。他的固执让推翻汉密尔顿计划的希望成为泡影”。[53]当天，国会以36票反对对13票赞同否决了麦迪逊的提案。但在13张赞同票中，有9张来自人口最多的弗吉尼亚州，这对汉密尔顿而言，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麦迪逊开始逐渐疏远汉密尔顿。虽然他声称自己反对的仅仅是汉密尔顿方案中的一部分内容，但在私下里，他却承认还有更多本质性的不满。他告诉记者：“我笃信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灾难的源头。”[54]尽管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组成的“普布利乌斯”小组已经指出，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各州的层面，但现在，麦迪逊却将刀锋直接对准这位能干的财政部长手中的联邦权力。约翰·亚当斯和其他人一样，似乎看清了麦迪逊作为议员的一面。“麦迪逊先生是一位勤勉的学者，也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4月间，副总统亚当斯告诉朋友说，“但是他作为实干家的声望就像是法国泡芙。他那些最失败的措施和最愚蠢的议案会令他声名狼藉。”[55]

对汉密尔顿而言，麦迪逊的攻击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背叛。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之一，公理会牧师兼投机商梅纳西·卡特勒（Manasseh Cutler）告诉朋友说，汉密尔顿把麦迪逊对其方案的背叛视为“对自己曾神圣宣誓捍卫的原则的背信弃义的叛逃”。[56]这次冲突将不仅仅是一场个人恩怨，因为汉密尔顿与麦迪逊的分裂催生着美国两党体制的开端。债券融资之争结束了在新政府中昙花一现的政治共识。接下来的五年里，美国的政治风云是以人们赞同或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计划来评判的。

就在麦迪逊兵败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计划时，一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奴隶制的好戏在国会上演。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教友递交了关于废止奴隶交易的陈情书，而由84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领导的“宾夕法尼亚州废除奴隶制度促进会”则呈上一份更激进的倡议书，呼吁彻底废除奴隶制。这一敏感问题自然在南方代表中燃起了熊熊怒火。南卡罗来纳州的埃达纳斯·伯克谴责贵格会“为**滋事而吹号鸣笛”，并要求旁听者退场，以免他们被这种异端邪说所蛊惑。[57]乔治亚州的詹姆斯·杰克逊声称，《圣经》本身已经证明了蓄奴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南方立法者以其过激态度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决不容忍任何妥协。南卡罗来纳的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则提醒诸位同僚，南方各州对宪法的认可是建立在不干涉蓄奴制度的前提之上的，任何违背这一保证的企图都会危及联邦的生死存亡。

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上，这种喧嚣不仅仅是一个脚注：在北方各地，蓄奴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而在南方经济中，它却年复一年地深入骨髓。正如马萨诸塞州的费舍尔·埃姆斯向朋友抱怨南方的愤慨态度那样，“所用语言下流、粗俗、狠毒，在南方的重要性以及奴隶制问题上，这些绅士被他们急躁的脾气、固有的偏见和可笑的自负所左右”。[58]

废奴主义者的陈情书提交给了众议院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3月份的书面回复里，引证了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奴隶交易的20年宽限期，这意味着国会在1808年之前不具备废止奴隶交易的权威，更不可能解放奴隶。无论这是出于不情愿的实用主义，或彻头彻尾的怯懦怕事，废奴一事就这样被正式地判了死刑。众议院委员会发布报告之后，刚刚策划了《人权法案》的麦迪逊告诉埃德蒙·伦道夫，南方应该用息事宁人的方法来隐藏奴隶制问题。他写道：“南方成员的正确策略应当是，让事情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59]麦迪逊在对废奴主义的理智同情与对南方反应激化的担忧之间犹疑不定。无论其动机是否倾向于挽救联邦而胜过保护蓄奴制度，麦迪逊都在巴结讨好他的弗吉尼亚委托人，因此他的观点将越来越富有个人主义和地区私利的色彩。

将蓄奴问题束之高阁曾是1787年成立联邦的先决条件，而现在的情况与1790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汉密尔顿虽然激烈地批判奴隶制度，却深知这个极具煽动性的问题有可能颠覆联邦。他不能同时担当至高的国家主义者和至高的废奴主义者两重角色。显然，如果他为奴隶问题推波助澜的话——这很可能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斗争，他就无法推动自己力主的备受争议的债务融资计划。于是远见卓识的汉密尔顿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保持了沉默，虽然他很可能在随后一年对蓄奴者发起秘密的沉重打击。历史学家菲利普·马什（Philip Marsh）认为，汉密尔顿曾以“西维斯”的笔名，在1791年2月23日的报纸上挖苦过麦迪逊和杰斐逊：“至于黑奴，你们必须更加温柔地对待之……谁最热衷于讨论自由和平等？难道不正是那些一手摸着《人权法案》，一手将皮鞭挥向惊恐万状的黑奴的人吗？”[60]如果以上文字确是汉密尔顿所写，那么他是参考了英国激进分子托马斯·戴（Thomas Day）在1776年写下的讽刺文字：“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从本质上确实荒谬的话，那就是美国的爱国者，一只手签署《独立宣言》，另一只手却挥舞着皮鞭，抽打惊恐不安的黑奴。”[61]

国会继续将奴隶制问题束之高阁，使南方的经济制度免遭舆论抨击，这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措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全部批判力量都瞄准了北方经济以及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和制造业体系。这一点在关于他的债务融资系统的白热化争论中迅速凸现。南方奴隶主宣称北方的金融家是邪恶的家伙，而南方的奴隶主则是正直善良的民粹主义者、植根土地的诚实公民。这正是政治天才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所需要的证词，他们将汉密尔顿建立的体系诬蔑为邪恶的化身，使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从而转移了人们对南方奴隶制这一可怕现实的注意力。他们猛烈抨击北方商人集中化的财富，而显然南方奴隶种植园才是财富集中的最可耻形式。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大型种植园主以“小农场的护民官”自居，肆意谴责股票、债券、银行和制造业，这些正是汉密尔顿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组成部分。

平息废奴请愿之后，3月份，国会重新开始审议汉密尔顿的《公共信用的报告》，对于汉密尔顿方案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多南方人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愤怒。如果财政部长通过该计划把各州凝聚成一个强大的联邦，难道他不会用扩大之后的联邦权力去插手奴隶制吗？南方难道没有必要抵制汉密尔顿的计划，并增强各州的权力？这年春天，埃达纳斯·伯克的古怪行为戏剧性地展现出南方的愤怒程度。伯克有一头蓬乱浓密的白发，鼻子又长又尖，锐利的凝视目光表明了他暴躁的天性。这年春天，他发现由于支持许多南方同胞所反对的汉密尔顿债务承担方案，自己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政治窘境。

为了换回政治声誉，伯克狡黠地采用了迂回战术。1790年3月31日，他在众议院发表了长篇累牍的慷慨演说，驳斥九个月前——1789年国庆日——汉密尔顿所作的关于纳撒内尔·格林将军的悼词。他从悼词中摘出了汉密尔顿将人民自卫队称为“对军人义务的模仿”的词句。伯克认为这一说法带有侮辱性，并有悖于“许多南方人民自卫队民兵牺牲在自由的神圣祭坛前”的事实，“他们现今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们的坟墓散落在我们的林地与沼泽中”。[62]说罢，他把视线投向旁听者聚集的走廊——由于走廊上挤满了漂亮女士，他猜想汉密尔顿也坐在其中——他不再顾及政治礼仪，语锋直指财政部长：“当着与会者和在场观众的面……我要揭穿汉密尔顿的谎言。”[63]这种明目张胆的公然冒犯令人震惊，议员赶紧维持会议秩序，打断了伯克歇斯底里的爆发。

他们震惊的主要原因是，伯克给汉密尔顿贴上“骗子”的标签，已经冒犯了汉密尔顿的个人荣誉感。和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一样，汉密尔顿生活于两个世界：以宪法为基石的现代世界和基于荣誉和尊严的古老封建秩序。任何对于个人荣誉的直接挑战，除非被收回，否则都必须在法律王国以外的荣誉战场——决斗场地上予以解决。当时，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在众议院门前偷听这场辩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伯克法官对汉密尔顿发起了粗劣的人身攻击，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决斗是不可避免的。”[64]

一些旁观者对伯克的行为并不在意。威廉·劳顿·史密斯认为伯克“说话的方式以及他的粗鲁只会落为笑柄”。[65]然而，汉密尔顿却笑不出来。一些立法委员尚不了解他好斗的天性，也不知道他会誓死捍卫自己的声誉。费舍尔·埃姆斯指出，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看重诚信和荣誉，就连以丝毫不能触犯著称的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家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也不及他。“在触及或仅仅是似乎触及尊严与荣誉的所有问题上，汉密尔顿都无比强硬。”[66]当史密斯与汉密尔顿讨论这场纠纷时，汉密尔顿指出了伯克对其政策的批判与人身攻击之间的区别。史密斯写道：“汉密尔顿对我说，作为财政部长，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忽视有关他财政部长身份的任何偏见，但是，对于伯克的这一次，他却无法宽恕。”[67]史密斯还指出，伯克与州长乔治·克林顿交往甚密，据传伯克正在追求克林顿的一个女儿。他还猜测：“克林顿对汉密尔顿恨之入骨，因此很有可能是他怂恿伯克这样做的。”[68]

就在第二天，汉密尔顿向伯克发出了一封简短而激昂的信件。他宣称，从悼词中节选的语句完全是断章取义，事实上整个句子的意思是格林将军“为人民自卫队志愿者中的少数逃兵而感到困窘，他认为他们是在模仿军人的义务”。他说的不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民兵，而是北方不守军规的志愿者：“在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之后，将由您来判断，您采取何种行动来解释这件事情。”[69]

当天晚些时候，伯克剑拔弩张地回信，继续向汉密尔顿施压。他别有用心地赞扬南方民兵的勇敢。他知道必须对为何拖延了九个月才发表谴责做出解释。他辩称，鉴于汉密尔顿当时的声望，如果当时就那样做，“将是彻头彻尾的卑劣行为”。[70]在剑拔弩张的政治气氛中，争论进入了白热化，并形成不同的派系。麦克莱说：“整座城市因伯克和汉密尔顿之间可能发生决斗而感到焦虑，许多人对此事的关注，可能真的会引发两人间的愚蠢决斗。”[71]

由六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对这起纠纷进行最后的仲裁。他们得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汉密尔顿，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南方民兵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另一封来自伯克，后者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向汉密尔顿致歉。这次仲裁巧妙地与“决斗”的潜规则合拍。接着，流言开始转向伯克开火，事情的结果是，伯克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变得更低了。

然而，对于汉密尔顿而言，这一事件也说不上是胜利。在其缅怀格林将军的纪念演讲中，他无端地攻击了南方士兵，也没有表现出对平民政治的虔诚。伯克让他感到公众意见如芒刺在背。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汉密尔顿为自己不必要的轻率而付出代价，而这次挫折再一次表明，在战无不胜的外表下，汉密尔顿仍然是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异常敏感的年轻人。他的好斗总是超出单纯的政治考虑，他着魔一般捍卫自己的荣誉不受侵犯。这位极端的理性主义者，比其他任何开国元勋都害怕暴民的**。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个**四溢，有时无法控制情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