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3月1日，正当汉密尔顿深陷偿债基金方案的重重矛盾冲突之中时，托马斯·杰斐逊从蒙提塞罗出发，前往纽约就任国务卿。杰斐逊于1789年10月起程离开巴黎，结束了为期五年的美国驻法国公使一职。11月末，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诺夫克靠岸时才收到华盛顿邀请他在内阁任职的信件。在此之前，参议院已批准了这项提名——当时的参议院尚处于容易轻信的婴儿期。与亢奋的汉密尔顿欣然受命，并迅速展开工作不同，杰斐逊整个冬季都在犹豫是否要去国务院工作，直到1790年2月中旬才接受任命。
同样的，当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捍卫宪法时，杰斐逊则对美国的新宪章拿不定主意。有时候，他似乎表明他的观点：更赞同《邦联条例》的拼凑版本。“其中有些条款很好，但有一些非常糟糕，”他在巴黎评判新宪章时说，“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好的多还是糟糕的多。”[1]他还向麦迪逊表示，他喜欢政府分为三大机构，同时对他最热衷谈论的权力——行政权表示出极大的怀疑。在费城时，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总统表现良好的话，就应该终身任职，而杰斐逊则反对任何形式的总统连任。他告诉麦迪逊：“我承认自己不太适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总觉得它是压迫性质的。”[2]这样一个人，注定要与汉密尔顿针锋相对，并对是否在新政府中任职还心存疑虑。
1789年春天，国会首次召开会议时，杰斐逊在宪法问题上立场仍然暧昧。当被问及究竟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时，杰斐逊避而不谈，反倒表示自己反对一切党派标签。“我向诸位声明，我不是联邦党人一派，”他对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独立宣言》签署者弗兰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解释道，“但是我更不属于反联邦党人。”[3]不过，尽管有许多保留意见，托马斯·杰斐逊还是决定进入新政府工作。
1789年，法国雕塑家让·安托万·乌东（Jean Antoine Houdon）为杰斐逊塑了一座半身雕像，塑造了一个冷静自信的英俊男子。这个雕像警醒的眼神泄露出杰斐逊本人行动缓慢、行事小心、凡事都是三思而后行的特征，紧闭的双唇传递着隐藏在贵族悠闲外表下面的神秘感。和伯尔一样，杰斐逊在神秘和沉默中找到了力量。他害羞、孤僻，极少与听众眼神交流，但在志趣相投的朋友小圈子里，他却表现得热情而有魅力。这个精干的男子懂得如何通过在谈话中穿插睿智的总结来加深听众的印象。他具有一种安静的魅力和不卑不亢的气度，深谙在以珍馐美肴、美酒佐餐的晚宴中征服众人的技巧。
杰斐逊身材瘦削，脸上有淡淡的雀斑，眼睛呈淡褐色，此外他还有一个特点是大理石塑像没有捕捉到的——懒散拖沓的举止。威廉·麦克莱与这位新任国务卿会面时，后者懒散的形象似乎缺乏部长的体面。麦克莱埋怨说：“他的坐姿近乎躺卧，通常重心歪在一侧，一侧肩膀抬得比另一侧高出许多……（他的）整个身体充满了懒散而拘束的暗示。”[4]他衣着随便，甚至可以说有些马虎。杰斐逊不拘小节的外表让人着迷，这使得他能够让很多人对自己敞开心扉，倾吐秘密。简朴的打扮、温和的举止以及毫不做作的态度，正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要把自己塑造为普通百姓代言人的完美伪装。
杰斐逊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因此他注定不是泛泛之辈。他的父亲彼得·杰斐逊（Peter Jefferson）是烟草种植园主、大法官、弗吉尼亚州国民议会成员，他的母亲简·伦道夫（Jane Randolph）则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彼得·杰斐逊辞世后，留给他的几个孩子60多个奴隶、25匹马、70头牛、200头猪和3平方千米土地；这丰厚遗产的三分之二都归于大儿子托马斯·杰斐逊。
彼得·杰斐逊让这个大儿子接受了全套古典教育。5岁时，杰斐逊开始在家接受私人教师的教导，9岁时上了寄宿学校，在那里打下了全面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基础。传记学家认为，对于杰斐逊而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英雄远比基督教圣徒或现代历史人物更真实”。[5]他从弗吉尼亚培养贵族的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后，也进入了律师行业。和汉密尔顿一样，杰斐逊狂热地执迷于自我完善。他早晨天不亮就起床，高效率地利用每一个小时，每天学习15个小时以上。杰斐逊的习惯极其有条理，他喜欢图书所提供的心灵庇护，并且他的兴趣爱好涉猎广泛。他告诉自己的女儿：“如果我们一直工作，那能够完成的事就会非常多。”[6]无论是骑马、拉小提琴、做建筑设计，抑或发明新奇的小机械装置，托马斯·杰斐逊似乎总是得心应手。像许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孜孜不倦地修炼自我，并不屑于政治生涯的晋升。这种自我满足和哲学反思使他成为一个非典型性政治家。他曾经写道：“摆脱痛苦、得以安宁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辞去公职、自我隐退，满足于自身的幸福。”[7]
杰斐逊这种安逸闲适的生活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他记得儿时经常被放在马背的鞍垫上，由一个奴隶护送。他从未试图为奴隶制度辩护，也从未说过他热切地期待某一天，“当机会来临，将废除这令人叹息的罪恶”。[8]当弗吉尼亚议会否决了他关于停止向州内“进口”奴隶的提议时，他曾对于“公众意识不能忍受这样的倡议”表示遗憾。[9]然而，无论杰斐逊怎样指责奴隶制度的“道德和政治堕落”，他的政治生活优越的贵族习惯仍旧无法离开奴隶制。[10]比如修建位于蒙提塞罗山顶的府邸时，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奴隶将建材运到山顶所要承受的艰辛劳动。
1769年，当14岁的汉密尔顿还在梦想着脱离圣·克罗伊岛时，26岁的杰斐逊已经入选了弗吉尼亚州的国民议会。杰斐逊是那种具有清晰晋升路线的贵族。28岁时他与年轻寡妇玛莎·韦利斯·斯凯尔顿（Martha Wayles Skelton）结婚，玛莎的父亲死后，她继承了135个奴隶。长达10年的恩爱婚姻因为多次孩子的早夭而受到伤害——六个孩子中只有两个长大成人。1782年，玛莎也去世了，终年34岁。杰斐逊当时仅有39岁，他比自己的妻子多活了44年，但从此再未婚娶。他变得孤僻且难以捉摸，从此沉迷于书籍、发明和实验之中。
如果美国独立战争不曾爆发，托马斯·杰斐逊可能会是一名种植园主和哲学家，在蒙提塞罗山顶的豪宅中安享余生。对杰斐逊而言，令人憎恶的独立战争打扰了他的清梦；对汉密尔顿而言，它却是一个逃离厄运和进取的良机。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样，都通过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言辞而实现了政治上的崛起——充满阳光和乐观的言辞征服了一个新国家。再没有人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理想予以如此高尚的解释，也再没有人对普通人的智慧具有如此虔诚的信念。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斐逊善于给平凡的观点赋予庄严的色彩。新政府成立时，《独立宣言》还没有获得“美国圣经”的地位（杰斐逊的作者身份基本上是匿名的，直至18世纪90年代，当他发现由此产生的政治便利后，才予以公开）。因此，1790年汉密尔顿初识杰斐逊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汉密尔顿可能会认为，杰斐逊对国家的贡献比起自己来黯然失色。汉密尔顿不仅仅是拿自己在宪法方面所做的工作来做比较。除了处理华盛顿的信件，汉密尔顿沐浴了五年战火，多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而杰斐逊从未踏上过战场半步。甚至在1779年，杰斐逊当选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时，还曾表示非常讨厌这个职位并希望辞职。这也致使埃德蒙·彭德尔顿（Edmund Pendleton）向麦迪逊抱怨：“在这么忙乱的时期提出辞去公务，真是有点懦弱！”[11]1781年1月，叛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放火抢劫里士满时，尽管华盛顿已经警示过杰斐逊，但里士满仍毫无防备。杰斐逊州长早早地逃跑了，一枪未开就放弃了里士满，并让军需物资和政府档案全部落入英国人手中。6月，当杰斐逊的州长任期即将结束时，英国人突袭了夏洛茨维尔，差点就俘虏了在此聚会的弗吉尼亚议会的全体人员。随后，听闻英国骑兵正在逼近蒙提塞罗，杰斐逊迅速爬上马背逃入丛林之中。他被指控玩忽职守，未将权力妥善移交给继任者。虽然弗吉尼亚议会证明杰斐逊并无任何过错，但怀疑杰斐逊怯懦胆小的人也绝不止汉密尔顿一个。汉密尔顿后来不无嘲讽地写道，当真正的危险来临之时，“掌握古老统治权的州长大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怜而胆怯的哲学家——他非但没有召集他勇敢的同胞，反倒从轻骑兵身边逃走以求安全——可耻地背弃了他肩负的信任”！[12]
独立战争留给杰斐逊的是对英国人刻骨铭心的厌恶，他认为这是一个“油光满面、骄横跋扈、恃强凌弱、粗鲁好斗的食肉动物”种族。[13]除了厌恶英国腐化的君主制之外，他还有一长串的私人恩怨。康沃利斯的部队掠夺了杰斐逊家的一个农场，屠杀牲畜，放火烧庄稼，还掳掠了30个奴隶。杰斐逊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一样，拥有大量土地却缺乏现金，因此长期欠着英国债权人的钱。有一次，他尖酸刻薄地评价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是“附属于伦敦某些银行的财产”。[14]18世纪80年代末，由于烟草价格直线下滑，为了偿还伦敦债权人的旧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纷纷要求英国军队归还被抢走的奴隶。虽然杰斐逊宣称反对奴隶制度，但亏欠英国银行家的巨大债务使他不得不保留数目庞大的奴隶劳动力。1787年，杰斐逊对自己的美国监工说：“我不得不忍受心灵的折磨，直到我不再欠任何人一先令为止，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但是，他不会卖掉土地来清偿债务，“我也不会出售奴隶，只要他们还能通过劳动帮我偿债”。然而，奢侈铺张造成的债务负担可能使得托马斯·杰斐逊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希望成为的那种人。[15]甚至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他还与英国债权人有着高达7000英镑的典当关系。在1826年杰斐逊去世时，他仍未偿清这笔巨款，所以他的家人不得不在六个月后卖掉蒙提塞罗的130名奴隶。这并不是一位平民哲学家愿意留给后人的印象。
1784年，当杰斐逊前往法国接替本杰明·富兰克林担任美国公使（Minister）——特使（Ambassador）一词由于带有帝制余痕，所以被禁止使用，这让他对专制政府有了切身体会。他告诉朋友说：“伏尔泰指出的永恒真理告诉我们，在法国境内，每个人要么是铁锤，要么是砧板，没有第三种，别无选择。[12]”[16]他明确告诉乔治·华盛顿：“我来欧洲之前一直对君主制怀有敌意，待我亲眼看到这里的真实情况后，我的痛恨增加了万倍。”[17]旅居法国的经历使杰斐逊变得更加激进了，他认为任何对贵族或帝制的同情，都可能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损害，所以他的疑心更重了，而这些猜疑最终都将凝聚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身上。
杰斐逊虽然鄙视法国的政治格局，却很醉心于自己在这个颓废社会中的生活。他坚持认为法国是美国兄弟般的盟友，并写信告诉麦迪逊：“我们应当不惜余力地争取这个国家的亲近。”[18]他热爱巴黎的居民、美酒、女人、音乐、文学及建筑。尽管他反对贵族统治的倾向日益明显，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沉溺于贵族式的享乐。杰斐逊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简单朴实的人，一个不受外来影响的人，而不是他本来真实的样子：贵族、美食家、享乐主义者，以及聪明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他一方面痛惜法国社会的不公平，一方面又居住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富丽堂皇的德朗雅克酒店里，这座酒店原本是路易十五时代的一位部长为情妇修建的。杰斐逊从时尚用品供应商那里购买新古典主义家具，用来装点这座府邸。这位头发上扑着粉的哲学家雇佣了一个马车夫、一个侍从、一个贴身男仆，甚至还包括一个专职擦地板的仆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把地板擦得闪闪发亮。杰斐逊在巴黎狂欢般地大肆购物——他买了2000本书、63幅油画，这也能看出他对于自身背负的巨大债务傲然不屑的态度——而他在美国的奴隶则为这些债务辛勤劳作着。杰斐逊在巴黎的奢靡生活似乎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悖，但他在当地受到了一群具有同样矛盾特质的启蒙主义贵族的欢迎。
杰斐逊在巴黎出任公使期间，他的两个女儿一道前往与之共同生活。年幼的波利于1787年，在14岁的奴隶萨莉·赫明斯的陪伴下来到巴黎。萨莉肤色较浅，在蒙提塞罗时被称作“活力萨莉”，后来又被另一个奴隶描述为“肤色几乎是白的”“又长又直的头发垂在后背”“漂亮极了”。[19]杰斐逊是从他妻子那里继承了赫明斯一家的，现在有人推测萨莉·赫明斯是杰斐逊的妻子玛莎同父异母的姐妹。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杰斐逊与萨莉的浪漫史是始于这个时候，还是在他回到美国之后。杰斐逊是一个对女人高度敏感的鳏夫，不过他虽然赞美婚姻生活，却不忌讳与有夫之妇谈情说爱。1786年，43岁的杰斐逊与金发碧眼、装扮妖艳的英国女画家玛丽亚·科斯韦（Maria Cosway）在巴黎结伴游玩。26岁的玛丽亚出生于意大利，她的丈夫理查德·科斯韦（Richard Cosway）也是一位画家，但却常常不在家。杰斐逊与科斯韦夫人的亲密关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足够让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的密友安杰莉卡·丘奇有机会接触，后者当时刚把科斯韦夫妇的作品引入自己繁忙的沙龙。
杰斐逊第一次见到安杰莉卡·丘奇是在1787年末，是科斯韦夫人将她引荐给杰斐逊的。通过那年圣诞节科斯韦夫人写给杰斐逊的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她自己对婚外出轨行为的态度。“你见到可爱的丘奇夫人了吗？我若不是那样爱她，就不会把她引荐给你了。我会担心她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与我争抢你。但是，我允许你自由地去爱她。”[20]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样，为干练、性感的安杰莉卡痴迷。杰斐逊喜欢她的活泼热情和“温婉平和”的脾气。[21]约翰·特朗布尔曾为杰斐逊画过两幅微缩画像，这位美国公使把其中一幅送给玛丽亚·科斯韦，另一幅则给了安杰莉卡·丘奇。杰斐逊还附上一张便笺：“特兰布尔绘制出了我最卑微的一面，却无法用线条勾勒出我对你的深情。”[22]安杰莉卡的回复同样令人肉麻，她说，她和科斯韦夫人“因为有机会给你写信，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很高兴能分享你的真知灼见”。[23]虽然安杰莉卡·丘奇已经结婚并育有四子，杰斐逊仍无法自拔地坠入了爱河。1788 年，得知安杰莉卡将于次年返回美国，杰斐逊邀请她前往蒙提塞罗做客，或者他可以去纽约拜访她，然后两人可以结伴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当时杰斐逊与安杰莉卡的关系相当亲近，杰斐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扉页上有令人惊讶的献辞：“致安杰莉卡，你的妹妹，伊丽莎白·汉密尔顿。”[24]显然，安杰莉卡把艾丽萨送给自己的书转送给了杰斐逊。
最终，安杰莉卡·丘奇还是拒绝了杰斐逊的邀请，两人之间的感情无疾而终。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恩怨迫使安杰莉卡必须在他们两人中选择自己支持的一方，她理所当然选择了自己的妹夫。然而，这一短暂的交往还是产生了一些政治影响。1789年，安杰莉卡·丘奇留在纽约时，肯定告诉了汉密尔顿关于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的纵情逸事以及杰斐逊提议与安杰莉卡共同在美国旅行的挑逗邀请。她甚至可能还对萨莉·赫明斯提出过质疑，而萨莉的儿子后来宣称：“在巴黎时，我的母亲就是杰斐逊先生的情妇了，当他被召回国时，她已经怀孕了。”[25]关于杰斐逊巴黎生活的流言使得汉密尔顿对这位新国务卿的印象与其竭力在世人面前扮演的苦行僧形象截然不同。后来，汉密尔顿发起过一场揭露杰斐逊真面目的行动，称对方是欺世盗名的好色之徒。他从安杰莉卡的讲述中摘取了杰斐逊的桃色事件，使杰斐逊的浪子形象更为鲜活。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把对方视为假道学、登徒子，互相冷嘲热讽。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沉默寡言的杰斐逊始终隐藏于历史的迷雾之中，研究者苦苦追查了两个世纪，才部分证明了他与萨莉·赫明斯的绯闻。
天性乐观的杰斐逊以为，法国将在美国的影响下挣脱专制主义的枷锁。他相信，拉法耶特和其他法国贵族看到美国的解放之后，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完成类似的改革。1788年11月，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描述了一个飘着希望的法国：“这个民族已经被我国的革命所唤醒，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已经启蒙，他们光芒四射，他们将大踏步前进。”[26]他还相当愉快地告诉詹姆斯·门罗，不出两三年，毋需一滴血的代价，法国就会有一部“相对自由的宪法”。[27]直至1789年3月15日，杰斐逊似乎仍然没有感受到法国民众高昂的革命情绪，他对麦迪逊说：“今年的法国局势将保持平静，因为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制定未来的宪法。”[28]他说这话时，绝望的法国农民正在抢劫运粮车。一个月后，巴黎工人听闻一名墙纸制造商准备削减工资，立刻包围他的住所，呼喊着“让富人去死，让贵族去死”。[29]随后对抗议者的镇压行动，最终导致了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死亡。或许令人颇感荒谬，长期以来都亲眼见证法国政治的杰斐逊居然对于杀戮的洪流无知无觉；而汉密尔顿，从未踏入欧洲半步，却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
起初，杰斐逊的过分乐观还可以理解。1789年6月，路易十六似乎同意接受君主立宪制政体，将立法机关更名为“国民议会”。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呈交了一份杰斐逊精心审阅过的《人权宣言》。接着，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长矛挑着头颅，满街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人头被吊在街灯上晃来**去。对于那些希望探究其意义的人而言，大革命的未来已经书写在这些溅满血污的画面中。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曾经评论道，从一开始，暴力就是大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种以为在1789至1791年，法国沉浸于某种自由欢乐气氛的观点，在竖起的断头台面前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幻想。”[30]
从高度主观的视角出发，杰斐逊宁愿描述法国局势充满希望的一面，而忽视其他。1789年8月3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简直不可想象比在巴黎所发生的风暴更巨大的动**，我亦不相信，在其他任何民族中，如此巨大的动**能够只造成这样一点小小的伤害。我每天都在经历这场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那些暴民，以确认他们的目的，我可以向你宣布，显而易见，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在整个事件中我一直在宅邸中安睡，就像以往最平静的时刻……如果这个国家的这一切不能以美好结束，那我宁愿像伪先知那样被乱石所掷。[31]
杰斐逊向玛丽亚·科斯韦讲述了一个关于处死贵族的小笑话：砍头变得如此盛行，以至于每个人早晨醒来都会看一下自己的头是否还在肩膀上。杰斐逊几乎不存疑义地相信，法国革命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可歌可泣的杰出续篇：“我是个十分幸运的人，14年间亲历两场如此前所未有的革命。”[32]就在那年秋天，杰斐逊起程离开法国的时候，成千上万贫苦绝望的妇女正在朝着巴黎西南边的凡尔赛宫聚集，决心要把皇室家庭逼回巴黎。
许多美国人兴奋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在欧洲催生了一个遵循类似规律的继任者。1789年10月6日，汉密尔顿写信给已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统领的老朋友拉法耶特，在信中，汉密尔顿则提出了更具有预见性观点。这位新任财政部长此时正坐镇纽约，为《公共信用的报告》辛勤地工作着，但他对法国局势的洞察远比已在法国定居五年的杰斐逊来得深刻。“对于在你的国家近期发生的事件，我喜忧参半，”汉密尔顿以此为这封字斟句酌的信开了头，“作为人类和自由的朋友，我为你们争取自由所付诸的努力而欢欣，同时更担心这些尝试的最后结果，以及我所尊敬的置身事中之人的命运。”汉密尔顿知道拉法耶特会对他为何感觉到“不祥之兆”而迷惑不解，于是列举了四条理由。首先，存在着无法调合的分歧；其次，法国人民热烈的性格；再次，贵族阶层对于自己所必须付出牺牲的抵制。而第四点理由可能是最突出的：“我担心你们那些哲学政治家耽于空想，却在此时此刻具有极大影响力，还有那些纯理论的政治哲学家只想着如何精致完美，而不考虑是否符合人类天性以及法国民族的构成。”[33]
未来的国务卿正是这样一个忽略人类天性的“纯理论的政治哲学家”。此刻，他正扬帆归来，即将对汉密尔顿发起进攻。汉密尔顿后来向一个政治同僚解释道，杰斐逊“沉湎于法国的宗教、科学和政治哲学。杰裴逊从巴黎归来时，正值动**时刻，他的气质和立场都感染了法国人的狂热和**”。[34]当对法国革命还记忆犹新的杰斐逊在纽约露面准备就职时，迎接他的将是一场最意想不到的震惊。
1790年3月21日，杰斐逊迁入了位于处女巷的住所，其生活条件远远超出了共和党人奉行的“朴素”的范畴。他从巴黎打包运来86箱昂贵的法国家具、瓷器、银器，以及书籍、油画、版画，甚至还有288瓶法国美酒。为了慰藉自己对法国美食的渴望，他还把曾师从巴黎厨师，厨艺精湛的奴隶詹姆斯·赫明斯（James Hemings，萨莉·赫明斯的弟弟）带回了纽约。担任国务卿期间，杰斐逊仍保留着5名仆人、4匹马和1个从巴黎请来的管家。
似乎与这种贵族做派相矛盾的是，杰斐逊对美国式的田园牧歌心怀冀想。从他早一些时候在巴黎写给安杰莉卡的信上，可以看出杰斐逊对美国生活的设想：“夫人，实际上，我知道没有比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可爱的地方了。有识之士都认为它是一个崭新的创造，我相信这些人，但令我信服的并不是他们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经过改善的纲领之上的。欧洲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是一个粗加工的半成品，统治者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35]杰斐逊自己下榻在富丽堂皇的巴黎宅邸中，同时却又哀叹质朴的美国人沉醉于奢侈的生活。他对一名记者说：“我认为，虏获国民的穷奢极欲是比战争中的亲英派主义更加有害的罪恶。”[36]
由于很长时间不在国内，现在杰斐逊急于评估美国的“思想基础”。[37]在纽约，杰斐逊很快就认定在他远离故土期间，美国已经彻底腐化堕落，革命危在旦夕。他的结论是，在富裕的纽约人中间，“推崇君主制胜于共和政府显然已成为流行观点”。[38]在各式晚宴间，许多商人的亲英倾向以及他们妻子奢华的礼服与珠宝令他大吃一惊。这个城市带给他巨大的震撼，亲英分子和贪婪的政府证券投机者无处不在，他们似乎都唯汉密尔顿马首是瞻。1776年的英雄已经让道给1787年的“权贵朝臣”，后者的立场变得更为亲英，汉密尔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于是，杰斐逊指责英国的行事方式与制造业已经腐蚀了共和国的纯洁。
汉密尔顿比杰斐逊小12岁，之前未与之谋面。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汉密尔顿还是一个地位卑微的炮兵上尉；而汉密尔顿的闪耀崛起，恰巧是在杰斐逊旅居海外的那几年。汉密尔顿可能从安杰莉卡·丘奇和詹姆斯·麦迪逊口中获知过关于杰斐逊的轶事，或许正是麦迪逊介绍两人认识的。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来说，他们不可能初次相见就形同水火，事实上，一开始两人的关系还算融洽。汉密尔顿和艾丽萨为这位新来的客人举办了欢迎晚宴。杰斐逊身着蓝色外套和深红色及膝短裤出席，他深情满怀地谈论起法国人民以及他们对消灭君主独裁的渴望。杰斐逊和艾丽萨也相当熟悉，6月间他写信责怪安杰莉卡没有经常给他写信时，用开玩笑的语气叹息说，“我只能指望从汉密尔顿夫人那里探听到关于你的消息。”[39]新国务卿和财政部长都密切地关注着对方。
杰斐逊从未低估汉密尔顿的出众才华。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之后，杰斐逊宣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政府原理的最佳诠释著作”。[40]他也不曾轻视汉密尔顿身上的美德。多年以后，当两位伟人之间史诗般的战争成为历史，杰斐逊指出：“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具有敏锐理解力的非凡人物，他在一切私人事务中公正廉洁、诚实正直、可敬可佩，在社会上和蔼可亲、受人尊敬，在私生活中也适当地对德行予以尊重。然而，他却被英国的模式所蛊惑和误导，彻头彻尾地坚信腐败贪污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必不可少的。”[41]关于腐败，杰斐逊更多的是指通过荣誉、任命，以及其他额外的职务津贴来造成对立法者执行力的不良影响，而并不一定是指**裸的报酬。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核心信条是，腐败的英国内阁通过任免权和养老金贿赂议会，对殖民地居民横征暴敛，并剥夺他们古老的英国自由公民的身份。杰斐逊一直通过这面令人不安的透镜来审视汉密尔顿。
杰斐逊抵达纽约时，麦迪逊已在是否区别对待债权人的投票中落败了，美国财政部长正在迅速推进他的债务融资计划。杰斐逊一定为回来得太晚而感到懊悔。他毫不怀疑，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应得的利润被那些“以欺诈手段购得债券”的投机商赚取了，“从穷人和不明真相的人手中窃取巨款，使财富又集中到那些之前使他们身陷贫穷的人手中”。[42]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是有其哲学根源的。在他看来，政府越小，越能维护自由。设立一个中央政府是有必要的，但他希望增强国会的权力，削弱行政部门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杰斐逊希望保留各州主权，反对联邦干预。汉密尔顿则主张强化中央政府，削弱立法部门，壮大行政机关，限制各州权力，这些都与杰斐逊的观点背道而驰。
杰斐逊担心，债务融资计划会让那些因此致富的人成为汉密尔顿的忠诚追随者。后来他告诉华盛顿，汉密尔顿扶植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些人随时准备响应财政部长的示意与号召。[43]他坚信，国会议员正在参与政府证券的投资，“即便是在我们政府诞生之初，有些成员已经充分暴露出其肮脏的性格，他们为一己私利牺牲公务，关心个人利益胜于公共利益”。[44]杰斐逊也不相信汉密尔顿真的打算偿付政府债务。杰斐逊对华盛顿说：“我恨不得明天就能还清这些债务，而他则希望债务永远不被偿还，永远是用以腐化和控制立法机构的手段。”[45]这种无期限债务的指责全然不顾汉密尔顿的承诺，并把债务融资方案臆想成一种专权的手段。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马上转化为公开的敌意。在共事内阁的初期，这两位旷世才俊多次私下交流，由此也让杰斐逊有机会收集汉密尔顿的言论，作为日后攻击他的武器。身为追求完美举止的尊贵绅士，杰斐逊总是回避争执和分歧。和尽享争辩之乐的汉密尔顿不同，杰斐逊痛恨争论，在**个人思想方面的戒备之心远胜于汉密尔顿。他的言辞总是逢迎不同场合，投听众所好，谈论一些听众希望听到的东西。他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其他人发言。杰斐逊深谙保持深不可测的缄默的好处，然而固执己见、率直得近乎鲁莽的汉密尔顿对这种缜密的风格一窍不通。约翰·亚当斯同忆起与杰斐逊在大陆会议共事时的情景时说：“我从没听到他连续说过三句话以上。”[46]还有一次，亚当斯把这个弗吉尼亚人称为“阴影中的人”，并比喻他的性格如同“深不见底、无声无息的大河”。[47]而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和笔的汉密尔顿，其自我**的习惯终将把自己置于高度自我控制的杰斐逊的刀俎之下。
差别对待债权人提案遭否决后，杰斐逊心怀不满，他与已经成为众议院言论领袖的麦迪逊达成了共同的目标，而这将形成合众国初期第一次重大的政治结盟。他们之间的盟友关系对美国未来方向产生的变数，正如之前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之间的合作一样意义重大。谈及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相当神秘的联合时，约翰·昆西·亚当斯说，这是“一个类似于物质世界中磁铁神秘而无形运动的现象”。[48]由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合作是在思想方面的，当两人在政治观点上产生分歧时，并无多少私人感情来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然而，对汉密尔顿而言，麦迪逊的反对对于汉密尔顿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撰写《公共信用的报告》初期，汉密尔顿还曾征询过麦迪逊的意见。他非常尊敬麦迪逊，后来还曾说起，如果不是相信能够得到麦迪逊的倾力支持，他决不会接受财政部的职务。
杰斐逊抵达纽约时，围绕着债务承担问题的争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汉密尔顿计划让联邦政府承担2500万美元的各州债务。与这次对抗的激烈、恶毒相比，关于债权人差别待遇的争论就显得相当文明了，杰斐逊后来将这次对抗定义为“亘古未有的最激烈、最愤怒的国会辩论”。[49]1790年2月24日，看到麦迪逊改变立场，反对债务承担计划时，汉密尔顿完全震惊了。麦迪逊放弃了自己以往一贯的国家主义者观点，抱怨他自己家乡所在的州以及其他一些南方州已经偿还了大部分的战时负债，如果“在已经各尽其责的情况下”，他们还得“为那些没有尽责偿债的各州分担”，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50]汉密尔顿认为，麦迪逊此举是在为他的弗吉尼亚州选民说话，而并不是像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那样捍卫整个国家利益。汉密尔顿对于其计划面临的对抗反应视而不见，只是认为麦迪逊的所作所为是一个不厚道的打击。汉密尔顿清楚地回忆起，在制宪会议期间的一次“午后散步”途中，他和麦迪逊讨论债务承担时的情形：“我们曾就这个措施的便利性和合理性达成了完美的一致。”[51]
麦迪逊的外表——苍白而不苟言笑的面容、孤僻的神情和矮小的身段——传递着一种个性怯懦的印象。并且，一些政治同僚相信，众所周知，麦迪逊缺乏作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需的统率力和决断力。与干劲十足的汉密尔顿相比，他缺乏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天赋。国会议员爱德华·利文斯顿告诉自己的兄弟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在我看来，麦迪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最大缺点在于缺乏决断，以及夸大对手实力的倾向。他总是要到完全迫于事件压力，逼不得已时才能下定决心行动，并且随后又会后悔他疏忽了一些更好的机会。”[52]这种怯懦的表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观察家确信，比杰斐逊小8岁的麦迪逊一定是受控于这位精明的良师益友的影响力。“麦迪逊先生对于杰斐逊先生的才华、学识以及美德向来推崇备至。”汉密尔顿后来写道。但他认为，两人结盟后实际上增强了杰斐逊反对债务融资计划的决心：“杰斐逊到任伊始即轻率地公开表示对麦迪逊主张的赞同。我之所以说轻率，是因为就任于某一政府部门的绅士是不应当心存偏袒而反对其他部门同仁的。”[53]
所谓“杰斐逊控制麦迪逊”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这不仅仅是因为麦迪逊早在杰斐逊回到纽约之前就已经背弃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样，麦迪逊善于利用敏锐微妙、委婉含蓄的技巧隐蔽在阴影中行动。他学者般的气质掩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对信念的狂热。后来在杰斐逊和麦迪逊分别担任总统时，接任财政部长一职的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这样形容麦迪逊：“在需要鲜明立场时他往往较为迟缓，但在暴风雨来临时他都行动坚定。”[54]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麦迪逊具有比杰斐逊更灵活、更富创意的思想，对宪法要义的理解更为深刻。倘若说18世纪80年代的麦迪逊是最显赫的哲学家，那么18世纪90年代的麦迪逊则是一位可怕的实践型政治家，他手段娴熟地削减对方的谈判条件，以至于被称为“大刀”。因为畏惧麦迪逊主导选票的能力，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后来称麦迪逊为“将军”，称杰斐逊为“大元帅”。[55]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泽弗奈亚·斯威夫特（Zephaniah Swift）后来证实，麦迪逊缺乏汉密尔顿那样的活力可能是一种伪装：
他没有火焰，没有**，没有活力，但他拥有无限的谨慎和勤奋。在表面的坦诚之下，他细致到极致地算计每一件事。在众议院中，他毫无疑问地拥有最强大的个人影响力。我认识的人当中，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充分利用自己的才华。他是世界上最虚伪、最处心积虑的人。[56]
在1790年2月到7月间的4个不同场合中，工于心计的麦迪逊都尝试了反对州债承担方案。有人向汉密尔顿透露，说麦迪逊妒忌他的权力，窥伺他的职位。时间证明，与政治分歧相比，个人私虑显得微不足道。汉密尔顿的举债计划将各州的忠诚问题推到了表面。有些州，如马萨诸塞和南卡罗来纳，正在为沉重的债务而挣扎，因此非常乐意得到中央政府的解救。而另一些州，如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由于已经偿付了大部分债务，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要援助其他州。这种差异使得大陆会议来之不易的脆弱共识濒临破裂的边缘。
在捍卫自己的计划时，汉密尔顿并没有简单地卖弄枯燥的金融术语。他谈到了公正、平等、爱国主义以及民族荣誉感。他的债务融资系统基于一个简单的概念：债务由于革命而产生，所有美国人都同样地从革命中受益，所以他们应当为革命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各州债务是不同的，在战斗中付出的牺牲亦然。在赞扬负债累累的马萨诸塞州的巨大付出时，汉密尔顿指出，“说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独立革命的中枢，并不为过。”[57]他评价有些州以卑鄙的手段偿还了债务。例如，纽约州拒绝支付利息，压低债券的市场价格后，再以低价赎回。汉密尔顿还进行了精确、复杂的论证，指出如果不采取债务承担方案，负债的各州就不得不提高税收，而运转良好的各州将降低其税负。这将导致大量人将从高税州向低税州迁移，造成十分危险的“各州间人口的巨大紊乱”。[58]
汉密尔顿拿州债承担方案孤注一掷，但它的前景却不容乐观。汉密尔顿回忆道，“麦迪逊先生和其他一些南方知名人士开始反对债务承担。在那个季度，反对派认为自己有望取得成功。”[59]汉密尔顿以其一贯的**投入了这场艰苦的战斗。他不得不在没有华盛顿支持的情况下领导进攻——总统虽然支持债务承担，但并不希望背负支持派系的罪名，因此在发表公开言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雪上加霜的是5月时，华盛顿身染肺炎，卧病在床，虚弱不堪。杰斐逊说，“在场的3位大夫中有两位宣称，华盛顿危在旦夕，已无药可医……你无法想象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惊慌。”[60]
5月10日至6月24日，华盛顿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不能写下一条日记。这段时间里，汉密尔顿似乎在履行作为事实上的国家首脑的职责。汉密尔顿在此期间写下的未经发表的言论中，指责杰斐逊企图在空位期谋夺总统之位：
杰斐逊先生担心汉密尔顿先生今后将成为自己争夺总统职位的强大竞争对手……杰斐逊正式上任后，总统遭受病痛的折磨，令每个爱国者都心如油煎，而国务卿却表现出勃勃野心，试图清除每一个妨碍他的危险对手。愁云惨淡的状况令他看到问鼎总统宝座的机会。他若要以继任者的身份吸引公众注意，就需要解决风头正劲的财政部长这只拦路虎。[61]
汉密尔顿之所以隐藏这段回忆，可能是因为其中泄露了他自己和杰斐逊一样做着总统梦。
华盛顿患病期间，汉密尔顿及其属下展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他们游说众议院，使其赞同债务承担。财政部长成了联邦大厅里无处不在的人物。威廉·麦克莱无比愤怒，他曾在日记中责骂汉密尔顿，称之为“陛下”，还有一次称之为“该死的恶棍”[62]（其实汉密尔顿的待遇还算不错，麦克莱觉得约翰·亚当斯像“刚刚穿上裤子的猴子”[63]）。由于汉密尔顿像龙卷风一样令人生畏，所以他遭到了那些害怕执行机构过于强大的众议院成员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行为让人想起 1720年的英国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沃波尔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成为第一个获得“首相”称号的人。费城的本杰明·拉什谴责汉密尔顿的高压游说：“我怀疑是否有更多不光彩的手段被用于推动财政部长的报告。这些手段曾被一个英国大臣使用过。在纽约市，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夜访、许诺、牺牲，还有恐吓威胁。”[6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试图通过他的债务承担计划来保护联邦，然而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人要进一步扩展它的分界线。如果政治首先是一门折中与妥协的艺术，那么汉密尔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不称职的。他希望成为一名勇于前行的政治家，而不是总在妥协的政客。他提出一揽子财政措施，希望立即被所有人接受，却忽略了循序渐进的方法。
正当反对汉密尔顿的媒体逐渐增加时，麦迪逊的支持者嗅到了胜利的气息。4月8日，威廉·麦克莱对汉密尔顿追随者的焦虑感到幸灾乐祸：“今天下午在众议院里，绝望和茫然的情绪蔓延在财政部长党羽中间，如此消沉的场景，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鲁弗斯·金）看上去就像一个受了鞭打的孩子。”[65]事实证明麦克莱的振奋是对的。4月12日，众议院以31票对29票否决了汉密尔顿的债务承担计划，两周以后又投票决定停止一切有关该问题的争论。6月初，一切迹象都表明债务承担计划似乎即将被人遗忘。于是，汉密尔顿不得不寻求妥协，以挽救他的财政计划。
汉密尔顿抓住了关于首都选址问题的分歧。在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决定在某个地点设立26平方千米的联邦特区。这个决定引发了戏剧性的想法。有些人害怕这会形成享有特权的飞地，因而觉得建立独立的首都是个非常危险的主意。乔治·克林顿州长把这26平方千米的联邦特区想象成被玷污的总统“宫廷”，充斥着败坏形象的皇家服饰，以及“懒惰的野心、傲慢的粗俗、对不劳而获的渴望……阿谀奉承……叛国投敌……背信弃义，首当其冲的是对美德的嘲弄”。[66]
确定首都的问题使争论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参与竞争的各州而言，这是一个里程碑般的重大决定，因为获胜州将得到巨大的财富、权力和人口。更重要的是，这将影响到联邦政府的风格，因为联邦政府无疑将吸取所在周边地区的某些政治氛围。在这样一个交通还不发达的大国里，当地公民的声音更容易传入联邦立法委员的耳中。
使得争论愈加复杂的是，有人期望在永久性首都被选定之前，应当先寻找一个临时性首都，例如纽约或费城，作为政府的暂时落脚点。尽管汉密尔顿具有国家主义者的倾向，但他仍希望纽约至少能够成为临时性首都。1788年8月，他与自己的昔日导师、新泽西州的州长威廉·利文斯顿联络，表示自己震惊于对方落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圈套”[67]，支持费城作为第一届国会的临时首都。东北各州害怕一旦费城成为临时首都，并且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永久性首都，宾夕法尼亚州由此获得的权力将越来越大。汉密尔顿向威廉·利文斯顿许下一个诱人的承诺：如果利文斯顿支持纽约作为临时首都，那么汉密尔顿将认可新泽西州的特伦顿作为永久性首都。
随着华盛顿就职日期的临近，汉密尔顿愈发渴望纽约市成为首都。1789年2月，他为正在竞选议员的纽约市朋友约翰·劳伦斯发表了**洋溢的竞选演说，并强烈呼吁：“对于纽约市而言，成为国会的所在地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代表应当具有出众的演讲技巧，足以证明这座城市是这一光荣机构的最佳港湾。”[68]1790年1月17日，围绕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宣传影响力不断扩大，威廉·麦克莱相信，汉密尔顿深受自己羽翼渐丰的权力的鼓舞，决心要让纽约成为首都：“我以最细致入微的方式，观察了汉密尔顿和纽约人的种种行为。我认为他们缺乏诚意，但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国会。”[69]
在这场争斗之中，纽约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选项。它与汉密尔顿如此休戚相关，以至于汉密尔顿的敌人将纽约市称作“汉密尔顿城”。对于很多南方人而言——特别是杰斐逊——纽约是一个充斥着银行家和商人的亲英派堡垒，这些人将破坏共和政体的实验。这些批评者将纽约市等同于“邪恶的伦敦”。费城的拥护者本杰明·拉什告诉麦迪逊说：“我们的城市在对抗财政部长提出的不公与腐败的体系，我对此深感自豪……费城在这方面拥有比纽约市更好的基础。”[70]
首都选址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应当选择城市化还是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化。许多南方人认为，定都北方将有益于名商富贾的城市利益，而无益于农耕生活。虽然这与南方蓄奴的现实大相径庭，但杰斐逊的关于一个由许多小型的、独立的农场组成的国家的田园牧歌式梦想，在精神上对于美国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实际上杰斐逊、麦迪逊和华盛顿希望在波托马克河畔，离芒特弗农不远的地方定都。对杰斐逊而言，国都安置在乡野田间的背景之下，可远离废奴主义者势力的威胁以及“任何发育过度的商业城市”的**。[71]而对于麦迪逊而言，因为和亨利·李在波托马克河附近做着土地投机的买卖，所以他巴望着这一地区被选作首都，好赚取一笔飞来横财。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问题需要考虑——首都是否应该靠近美国的人口或地理的中心？从纽约到这个国家的最南端和最北端的距离实在相差太远——24名元老议员中有16名来自这个城市以南，这将给不得不长途跋涉的南方代表造成很大的麻烦。此外，首都之选还被看作一场关于美国未来发展的公民投票。对于那些相信国家应当向西拓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在南方各州中尤为流行，他们的西部边境正是国境的哨岗——定都北方对美国未来政治蓝图裨益甚少。在随后的辩论中，这些不断扩大的争端全部暴露了出来。
1790年春天，关于债务承担和首都选址的争吵演变得如此尖刻，甚至有人怀疑联邦可能因为这些议题而分崩离析。南方竭尽当初攻击英国人的辱骂之能事，变本加厉地炮轰汉密尔顿。亨利·李在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说，为停止债务承担的争斗，使他想起了革命时期：“在我看来，我们南方人必须马上斩开戈耳迪之结[13]，否则将会沦为实质上的奴隶。”[72]杰斐逊一直记得那年春天，绝望的情绪像瘴气一样笼罩在纽约市上空：“国会日复一日地开会、休会，然而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各方都满怀怒火，合作难以维系。”[73]
在汉密尔顿力主推行的两条政策中——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选择纽约作为首都——债务承担对他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是将各州结合为永久联盟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当看到麦迪逊控制了阻止债务承担计划通过的票数时，汉密尔顿开始考虑以放弃纽约竞争首都为条件，去交换南方对债务承担计划的支持。早在5月16日，菲利普·斯凯勒写给斯蒂芬·范·伦塞勒的信中，已经闪烁着各州都在寻求交易的信号了：“目前我们还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动迁政府栖居地的计划，但我们理解，如果债务承担计划不被采纳，南卡罗来纳州可能要（为了实现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目标）与那些希望迁都的人谈判。”[74]九天以后，威廉·麦克莱记载了疯狂的谈判内幕：“纽约人现在正忙于和弗吉尼亚人筹划交易，他们希望用他们对波托马克成为永久首都的支持，来交换对方对纽约成为临时首都的支持。”[75]
1790年6月2日，众议院颁布了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议案，但其中没有关于债务承担的部分。汉密尔顿知道自己必须迅速策动一场即时可行的交易。由于他自己不愿意表现出任何妥协的立场，所以只能依靠委托代表来完成调和建议的工作。在合众国早期，政治家难以操纵立法——虽然这在后来成为常态，因此汉密尔顿派遣使者前去试探宾夕法尼亚州议员，倡议定都费城的领袖人物罗伯特·莫里斯。莫里斯说：“虽然我并不信任他们，但我还是写了一个便条让他们交给汉密尔顿，告诉他早晨我会在炮台附近散步，如果汉密尔顿有任何提议的话，可以在那里见到我。”[76]让莫里斯惊奇的是，当他到达时，汉密尔顿已经站在了约定地点。汉密尔顿的交易很简单：如果莫里斯能为债务承担在参议院赢得1票，在众议院赢得5票，他将支持费城附近的日耳曼敦或特伦顿，而不是费城作为首都。作为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汉密尔顿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以首都选址问题作为谈判筹码。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彼得·米尔伯格告诉本杰明·拉什：“毫无疑问，现在财政部长领导着东部方阵。”[77]
有可能破坏汉密尔顿交易的因素是，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共识：费城作为临时首都，而波托马克将成为永久性首都。这正是汉密尔顿千方百计要避免的结果，因为它否决了纽约的角色，还将首都长期置于南方。而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之所以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地预感到，一旦费城成为临时首都，再迁走的话会非常困难，所以最终不会有其他的永久性首都。6月18日，汉密尔顿放弃了定都于特拉华州的希望，逐渐倾向于选址波托马克。当天，威廉·麦克莱报告说，汉密尔顿“告诉莫里斯先生，新英格兰人会讨价还价，将永久首都选在波托马克或巴尔的摩”。[78]
这样一个双方达成新共识的背景有悖于杰斐逊所讲述的“关于将首都定于波托马克的晚餐”的著名传闻。根据杰斐逊所述，当他在华盛顿的府邸外面遇到衣衫不整的汉密尔顿时，北方各州正经历着“分崩离析”的威胁。通常，汉密尔顿都衣冠楚楚、整洁优雅；此时，让杰斐逊惊讶的是，他意志消沉、不修边幅：“他看上去忧郁、憔悴、沮丧……甚至他的衣着也拙劣而不加修饰。”[79]汉密尔顿似乎深陷绝望之中了。
在总统门口，他在我面前来来回回地走了半个小时。他以哀婉的情绪诉说立法机关的倾向，债权州的可憎之处，党派成员退出和各州分裂的危险性。他认为政府成员应当采取共同的行动。虽然这个问题不归属我的部门，但共同的职责应当使其成为我们共同的关注点……这个问题仅仅是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如果我能呼吁一些我的朋友，那么很有可能会带来投票表决的变数。[80]
汉密尔顿暗示，如果债务承担计划夭折，他可能不得不引咎辞职。杰斐逊温和地告诉汉密尔顿，他对于债务承担的“整个主题完全是个门外汉”——杰斐逊非常娴熟地将自己装扮为一个政坛新人，实际上，他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这场争辩，并且刚刚写信给乔治·梅森，催促就此事进行折中处理。[81]甚至已经拿定主意，邀请财政部长第二天来家中共进晚餐。
如果我们相信杰斐逊所讲的故事，那么，决定未来首都位置的时刻就是1790年6 月20日位于处女巷宅邸举行的晚宴上了。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显赫的晚餐了，客人包括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可能还有其他一两个人。一个多月以来，杰斐逊一直饱受偏头痛的折磨，但他仍以无可挑剔的礼节主持了晚宴。尽管他不喜欢债务承担计划，但他知道在债务融资方案上形成僵局可能会使联盟破裂。同时，身为国务卿，他也害怕美国在海外的信用受到不利的影响。
麦迪逊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即债务承担计划不利于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已经适时清偿了债务的各州。同时他表示，如果用某些东西来交换，他也许会改变立场。杰斐逊回忆道：“大家评论说……由于这剂药对南方各州来说很痛苦，因此应当做点什么来安慰他们。”[82]安抚措施就是把费城作为临时首都，为期10年，之后永久迁都到波托马克附近。出于对其家乡州有利的考虑，麦迪逊好像还为弗吉尼亚州争取了一个在与中央政府的最终债务清偿中的优惠待遇。作为回报，汉密尔顿同意竭尽全力促使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代表同意接受费城作为临时首都，而将波托马克某地作为永久的首都所在地。
这次晚宴所缔造的交易离成功已经不远了。可悲的是，汉密尔顿，一个典型的纽约人，在交易中放弃了这座城市成为另一个伦敦、巴黎，成为国家的政治、金融和文化首都的机会。他所做出的艰难妥协验证了他赋予债务承担计划的重要价值。这个决定令许多纽约人非常不满。当汉密尔顿告诉鲁弗斯·金，他“已经决定”要舍弃让纽约成为首都的机会以保全债务融资计划时，金被激怒了。对于金而言，汉密尔顿的行为独断而隐秘。私下里，他咆哮着说：“伟大而有益的计划不应当通过密谋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83]
汉密尔顿履行了晚宴上的承诺，向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施展了他的煽动力。麦克莱的日记再一次成为追溯这些密谋的无价之宝。当他发现汉密尔顿将其债务融资计划的“可恶之处”与首都波托马克联系在一起时，他斥责华盛顿是一个受汉密尔顿摆布的傀儡，是“每一桩肮脏投机交易的擦桌布”。[84]6月23日，在参议院里，麦克莱留意到罗伯特·莫里斯被人叫出了房间。“最后，他回到房间里，对我耳语：‘终于成交了。汉密尔顿放弃了纽约作为临时首都的地位。’”[85]第二天，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折中的办法，费城将在未来10年成为美国的临时首都。
为了敲定这笔交易，6月28日，汉密尔顿、杰斐逊和作战部部长诺克斯一同与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共进晚餐。麦克莱关于这次晚餐的回忆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很有帮助。麦克莱觉得杰斐逊拘谨而正式，姿态“高傲庄重”。他更喜欢长得胖胖的脾气随和的诺克斯。诺克斯可能喝过了头，麦克莱说他在“发酒疯”，却努力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气质。对于汉密尔顿，麦克莱的形容充满了诋毁之词：“汉密尔顿的举止带有幼稚的轻率，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人很可能称呼他为‘skite’。”[86]《牛津英语辞典》中将苏格兰单词“skite”定义为“指代虚荣、轻佻和**的女孩”。这些词汇的使用，暗示着隐藏在汉密尔顿军人仪态下面的某种女性化气质，或者所谓的“中性气质”。他的描述还表明，汉密尔顿由绝望无助转为心花怒放，他的债务承担计划最终获得了支持。
1790年7月10日，众议院批准了《首都选址法案》（Residence Act），指定费城作为临时首都，波托马克方圆26平方千米的地界作为随后的永久定都地点。幻想破灭的麦克莱现在认为汉密尔顿无所不能：“他的‘爪牙’……在这个地方浪费了我们数月时间……所有的一切，甚至一个委员会的提名，都是由汉密尔顿和他的投机团体预先安排好的。”[87] 7月26日，众议院勉强通过了债务承担议案，著名的晚餐交易发挥了政治戏法的作用。麦迪逊投票反对汉密尔顿的措施，但安排了四名分别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议员投票支持债务承担计划。
回顾往事，这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的辉煌时刻。他们设计了一个具有政治家风格的解决方案，避免了联邦的瓦解。然而，这种妥协在充满理想主义的共和国早期引起了一片咒骂。任何私下交易都会滋生腐败，而立法者们忧心忡忡地等候着公众的反应。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的托马斯·菲茨西蒙斯（Thomas FitzSimons）害怕“回到费城后会被乱石所掷”，因为他赞同了选择波托马克为首都。[88]此时纽约城里全新的总统大厦已经破土动工，在纽约的街道上，宾夕法尼亚人忍受着路人呼喊的充满敌意的绰号，因为纽约人正因为与临时首都失之交臂而心生愤懑。菲利普·斯凯勒便是这些最为沮丧和委屈的纽约人当中的一员，他哀叹“这座城市的公民为国会的饮食起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座城市理应得到庄重的殊荣，但现在它却遭到了侮辱”。[89]
杰斐逊应该向后世承认，他参与了这场交易。或者，他可以辩称，面对联邦分裂的危机，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争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决定让汉密尔顿一个人成为替罪羊。关于他自己同意债务承担议案的情形，他告诉华盛顿说：“我上了财政部长的当，像个傻瓜一样推动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理解的方案。在我政治生涯所犯下的所有过失中，这一次令我感到最深重的悔恨。”[90] 1818年，杰斐逊提出更加生动的论据：通过债务承担议案，汉密尔顿将有利可图的诱饵抛向“从事证券经纪的乌合之众。这大大增加了财政部长的信徒，于是，部长主宰了立法机关的每一张表决票，最终使政府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符合他的意图”。[91]杰斐逊追溯两个主要政党的形成——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和联邦党——正是在汉密尔顿债务承担计划获胜的时候。在杰斐逊看来，这一事件将国会分为两派，一派是道德高尚、纯粹的共和党人，一派是“唯利是图的方阵,原则上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在此原则之下理所当然地拥戴汉密尔顿作为领袖”。[92]
为什么杰斐逊试图在回忆中弱化自己在通过债务承担计划的交易中扮演的角色？虽然他当时知道该计划比他自己承认的要更好，但他可能并未像汉密尔顿那样，清楚地看到这项计划将为政府权力奠定不可撼动的基石。从此，联邦政府抓住了美国大部分的税收权力。与之相比，国都位于何处就是次要的问题了。杰斐逊并未遭受蒙骗，因为汉密尔顿已经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只是被汉密尔顿的智慧胜过，后者在其债务融资计划中注入了一个永久性的政治体系。那年9月，在一篇题为《致公共债权人》（Address to the Public Creditors）的未署名的登报文章中，汉密尔顿一语道破了他的治国之道，并因此深深激怒了杰斐逊：“任何对我们政府性质具有洞察力的人都会看到，尽管在有益的措施获得采纳的过程中总是存在障碍和延迟，但是这些措施一经采纳，很可能就是稳定而永恒的，撤销它们将远比实行它们更为艰难。”[93]
批准债务承担计划及确定在波托马克建立首都的晚餐交易是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最后一次合作推动一项议程。自此以后，他们将发现自己置身于不断升级的公开冲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