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宪法爆发的混战让人们看到这个国家中存在着一些隔阂和间隙。美国需要一位品德无可挑剔的人担任首任总统，来履行新共和国的诸多承诺。他必须像圣人一样，能够超越党派之争，他不仅是行政首脑，还要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所有人都知道，乔治·华盛顿正是这样一位超越政治的政治家。很多人之所以勉强认可新宪法，也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华盛顿将领导第一届政府。
在普克普斯会议召开的数周里，汉密尔顿以一种追求恋人般的热情，力促华盛顿登上总统宝座。很久以前，他就把自己与将军的职业生涯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了，他比其他美国人更希望华盛顿成为总统。他和华盛顿都对无能的国会和贪腐的州政客感到气愤，认为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在1788年8月中旬，汉密尔顿在送给华盛顿两卷本的《联邦党人文集》时提起了总统的问题。他不再介意透露他、麦迪逊和杰伊共同享有这本书的著作权，并说出了他的真实意图：“阁下，您应该遵从国民对新政府的普遍呼吁，我不得不说，由您来领导第一届政府是众望所归，如果在一项制度创建之初不给它施加最重要的影响，恐怕建立这项制度也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了。”[1]
华盛顿回应说，《联邦党人文集》对宪法所作的注释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并预言“导致这场危机的短暂、多变的环境终将消失，但这项工作将被后人铭记”。这份评价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首任总统需要听取内阁宪法专家的意见，了解何种行为是允许的。华盛顿谨慎地向总统宝座迈进。18世纪后期，政治家往往否认自己的野心，假称公共服务纯粹是一种自我牺牲。因此，华盛顿在一封信中发表了微妙的声明，表示他将推迟决定参选总统事宜，并指出他更愿意留在芒特弗农：“你很清楚，当我告诉你我最大也是唯一的愿望是在我自己的农庄里平和悠闲地生活到死时，这绝不是做作。”[2]
自独立战争以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再次坦诚相见，经历了严峻考验之后，他们的关系依然像以往那样牢不可破。他们的关系即便经过最严酷的考验也从未有过裂痕，华盛顿敞开心扉，吐露了自己对未来的设想；汉密尔顿知道，新共和国在其第一届政府时必将遭遇严峻的考验，所以他担心平庸之辈占据高位。他警告华盛顿，如果第一届政府管理不当，“所有的指责都将集中到制度本身上去。它的创建者将不得不为此蒙羞，因为他们在政府中进行了一场革命，却没有取得相称的成果。他们摧毁了一个空想的国家，却建立起另一个空想的国家”。[3]
华盛顿含蓄地感谢了汉密尔顿的坦诚，这让他抛开功利主义的表象，考虑参选总统事宜。华盛顿非常诚恳地说，一想到要成为总统的事，他就觉得“这让他感到一丝忧郁”，并指出如果他成为总统，“他会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怯懦和勉强”。[4]感觉到有必要温和地刺激一下华盛顿，汉密尔顿强调说，美国的光荣使命要求他履行义务：“除了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能有效充分凝聚民意，或者在政府成立之初给这个职位足够的权威。”[5]听到别人也持同样观点后，华盛顿最终决定丢掉疑虑，答应站出来竞选总统。
汉密尔顿在第一次大选中全力支持华盛顿，引起了敏感自负的约翰·亚当斯的不满。根据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说法，自1788年6月从欧洲返回后，亚当斯觉得副总统以下的任何职位都“委屈了他”。[6]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根据宪法，每个选举人在选举总统时有两张选票，但他们不会标明自己选择的总统是谁，副总统是谁。最后得最多选票的人当选总统，第二名成为副总统。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危险的情况：两者票数相等，这就使得决定权转到了众议院。更糟糕的情况是，副总统候选人可能意外地当上总统。“所有人都知道宪法的这一缺陷，这会让本来竞逐副总统的人可能在事实上成为总统。”汉密尔顿在1789年初告诉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党人詹姆斯·威尔逊。如果亚当斯获得全票而华盛顿又“被暗中隐匿”了几票，汉密尔顿说，那么亚当斯就可能挤掉华盛顿赢得总统之职。[7]汉密尔顿不相信脾气暴躁的亚当斯能团结一个濒于分裂的国家，或者给新政府提供走向成功的驱动力。在汉密尔顿看来，整个美国实验的成功与否完全是以华盛顿能否当上总统为转移的。乔治·克林顿也意外地成为总统候选人，这加剧了汉密尔顿的担忧。汉密尔顿担心在自己的运作之下，选举人放弃选择克林顿，但这些人可能转而支持亚当斯而非华盛顿。如果是这样，那他就等于在无形之中帮助对手击败了自己心中最佳的总统人选。
在1788年秋天之前，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之间都没有任何私人往来。在亚当斯因外交工作长年驻外期间，汉密尔顿已经成了国内声名卓著的人物了。亚当斯知道汉密尔顿是一名声誉极高的律师，但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政治暴发户，只是赶上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末班车。汉密尔顿则一直对亚当斯抱着比较复杂的情感。他依然能清楚地回想起马萨诸塞的亚当斯家族和弗吉尼亚的李家族同情“康威阴谋集团”，企图让霍拉肖·盖茨将军取代华盛顿。汉密尔顿告诉一位马萨诸塞盟友说：“李家族和亚当斯家族有攻守同盟的传统，因此有可能形成给政府管理制造麻烦的小集团。”[8]与此同时，汉密尔顿也绝对相信亚当斯无可置疑的爱国心、他的“正确的理解力”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热忱”，他肯定不会“扰乱华盛顿政府的和谐”。[9]汉密尔顿推心置腹地跟麦迪逊说，亚当斯在支持新宪法方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成为副总统，还可以与来自弗吉尼亚的总统形成地域上的平衡。
不过，汉密尔顿还是担心亚当斯可能——或出于偶然，或出于苦心经营——在投票阶段超过华盛顿。因而他接触了康涅狄格州的两名选举人、新泽西州的两名选举人和三到四名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要求他们别投亚当斯的票以确保华盛顿当上总统。像往常一样，汉密尔顿担心过度了。当69名选举人在1789年2月4日开会时，华盛顿得到了全票，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任总统；亚当斯得到了34票，排名第二，顺理成章成为副总统（其他10名候选人瓜分了剩余的35票）。这次投票情况对亚当斯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他哀叹这是自己人格的一个“污点”，甚至出于自尊想放弃副总统职位。[10]此时，他还尚未得知汉密尔顿拉走他几票的做法。得知抢走自己选票的“龌龊、肮脏的阴谋”发端于纽约州时，他被激怒了。“这样卑鄙的行为都会发生，岂知我的当选是祸非福？”亚当斯向本杰明·拉什抗议道。[11]在亚当斯眼中，汉密尔顿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事实上，汉密尔顿只接触了七八名选举人，所以对亚当斯的35票的差额影响有限。他想帮助华盛顿，而不是去伤害亚当斯，而且他还认为后者是副总统的最佳人选。当汉密尔顿得知亚当斯误解了他的行为，把这些行为看成是羞辱他并贬低他的社会地位的努力时，汉密尔顿大吃一惊。他描述这件事作为亚当斯“极端利己主义”和虚荣心的证明：“当我知道亚当斯先生抱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没有获得与华盛顿将军同等的机会时，我惊讶至极，备感遗憾。”[12]这只是共和国初期，这两位巨头之间诸多的致命误解的第一例。
汉密尔顿的真正目标其实是乔治·克林顿，克林顿已经担任纽约州长12年之久了，并且在1789年春再次连任。克林顿主张总统实行轮换制，但却毫无顾虑地把纽约州长一职变成了他的个人世袭职位。汉密尔顿担心克林顿会试图削弱新政府。在发动否认其总统候选人资格的运动之后，汉密尔顿现在试图将他从州长宝座上拉下来。马萨诸塞的联邦党人塞缪尔·奥蒂斯（Samuel Otis）告诉一个朋友，汉密尔顿和菲利普·斯凯勒计划动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从政治上干掉州长”。[13]
1789年2月11日，汉密尔顿在百老汇街他经常光顾的巴丁酒店主持了一次会议，目的是推举一名候选人挑战克林顿。与会的数百人选择了罗伯特·耶茨法官，这个结果令人惊讶。汉密尔顿对这位昔日劲敌的推举，是因为汉密尔顿认为他有能力将纽约州南部支持联邦党的人和北部反对联邦党的农民成功地联合起来。这也彰显了汉密尔顿扳倒克林顿的决心。此外，耶茨在纽约州批准宪法之后对其坚定不移地支持，也给汉密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密尔顿还答应建立一个委员会寻求支持。耶茨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反联邦党的亚伦·伯尔也出现在巴丁酒店，并同意参加这个委员会。
汉密尔顿一选定耶茨，就决心以强劲的手段打击克林顿（好斗可能是其苦涩童年带来的后遗症）。他建议一位支持者：“政治如同战争，先发制人便等于赢得了一半。”[14]汉密尔顿习惯性地以一系列犀利的文章开始了他的战斗，这次是在《每日广告报》上，接连以“H.G.”之名发表了16篇文章。跟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文章一样，汉密尔顿以极其充沛的精力写下了这些文字。在1789年2月底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其中的八篇。
从第一篇署名“H.G.”的文章开始，汉密尔顿便把毒镖投向了克林顿。在回顾了州长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后，汉密尔顿指责他“目光短浅、生性偏执、脾气急躁，还有私心杂念”。[15]他还质疑在独立战争期间，作为陆军准将的克林顿的勇气和胆量：“经过仔细调查，我至今无法确认克林顿先生参与过哪怕一次真刀实枪的战斗。”[16]在一封信中，汉密尔顿将参加革命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真真切切对公共福祉感兴趣的人”；另一类是“没法安守本分的不安定的人”，比如克林顿，“他只是希望趁机中饱私囊而已”。[17]进而，汉密尔顿指控克林顿在第一次州长竞选中从菲利普·斯凯勒手中盗走了州长的位子，他强迫他统率的士兵投他自己的票。
在“H.G.”后来的文章中，汉密尔顿站在了更高的道德立场上。他分析了克林顿对宪法坚持不懈的反对，发现让人无法原谅的是，州长一直坚持一条“对本州和联邦的安宁，对民众福祉充满危险”的道路。[18]汉密尔顿希望纽约继续成为国家的首都，因为自1785年1月以来纽约就一直担当此任。他指出，克林顿反对纽约作为国会的驻地，理由是他认为这样会助长本地的奢靡之风。“每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知道，国会是推动我们这个州的财富的重要来源。至于有人担心会促进奢侈浪费的不良习气，我认为，过去若干年我们都没有看到比国会进驻纽约期间更勤俭节约的风气了”。[19]不只是心胸狭隘、利欲熏心、刚愎自用，克林顿还被汉密尔顿描述为粗鲁野蛮、有失风范，他面对邦联国会的最后两任主席，甚至最基本的招呼都不打。
联邦党人为这些掷地有声的评判感到欢欣鼓舞。“从未有文章能让人怀着如此渴望的心情来阅读它们。”汉密尔顿的一位拥趸写道。[20]另外一名拥趸说：“汉密尔顿上校非常踊跃地支持耶茨法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人心所向。我看克林顿这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很快就要下台了。”[21]年迈的克林顿并没有亲自上阵，而是找了别人来反驳汉密尔顿，他们的辩解很快也充斥着媒体。在3月初，一个署名“菲尔帕斯（Philopas）”的人抗议“H.G.”的文笔“粗俗不堪”，“即使是比灵斯门[10]的人看了也会脸红”。[22]另外一位作者说，这次选举的真正问题在于“籍籍无名的平头百姓”克林顿敢于对抗名门望族斯凯勒家族的远大抱负。[23]如果耶茨击败了克林顿，这位作者预计，耶茨将在下一次选举中被弃之不用，这样“父子二人”就可以从中渔利，显然是指菲利普·斯凯勒及其女婿汉密尔顿。[24]尽管对克林顿展开了尖刻的人身攻击，汉密尔顿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其他人。他对自己受到的批评异常敏感，却从不思考自己的攻击之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他灵魂中的特质。
3月底，谩骂升级，有人以“威廉·特尔（William Tell）”之名发表文章称汉密尔顿是一个十足的马基雅维利分子，侮辱他是一个为权力发了疯的政客，因为有“一群溜须拍马的人，一些野心勃勃的亲戚，和一些富人的”撑腰就趾高气扬盛气凌人。随后，“威廉·特尔”对汉密尔顿提出了比单纯的野心更恶劣的指控：“你的私生活比你的公共生活猥琐百倍。多行不义必自毙，因为你连一切义务中最神圣庄严的义务都不遵守！**”[25]这七个星号必定是指“婚姻（wedlock）”这个词，这意味着汉密尔顿第一次在书面文献中被指通奸。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这一指控会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是有原因的。
跟其他国父一样，汉密尔顿寄居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既有宪法辩论中超俗感人的形象和庄严崇高的言论——许多人更愿意从这方面缅怀这个伟大人物——还有混乱的私生活、阴谋诡计、通俗小报式的人身攻击。建国初期的这种论辩文化既是美国政治表达的巅峰，又是它的低潮，在从独立战争的崇高理想主义到日常政治细节的过渡中，这种矛盾现象可能是在所难免的。1776年和1787年的英雄在为自己在新政府中争取个人权力和利益时，注定要变得更加渺小和更加伪善。
对其他参与州长竞选活动的人，汉密尔顿只是向选举人发了一封公开信，在克林顿的竞选活动集会中，汉密尔顿的文章被不屑一顾地放在桌子底下。在斟酌对投票人最终的吁请时，汉密尔顿说克林顿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把富人拿出来谩骂一通，并且警告说，共和党主义者把富人当成让他们受到损害的替罪羊：“在当权派对有产者发动彻底批判时，他们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公共利益的敌视。”[26]
这样的论证并没有说服投票人,克林顿州长干净利落地击败了耶茨法官。这次针尖对麦芒的选举在汉密尔顿和克林顿之间留下了深深的裂痕，他们俩再也没有机会重新修好了。纽约依然处在分裂状态，这有利于政治上的运作。诡计多端的克林顿知道，他必须夯实自己的根基，于是在9月，他让自己既不喜欢也不信任的亚伦·伯尔出任纽约州的司法部长。汉密尔顿第一次感觉曾为耶茨呐喊助威的伯尔背叛了他。亚伦·伯尔的政治才华就在于能够想出无穷无尽的办法从他家乡州的政治角逐中获益。三年以来，他未曾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现在他那沉睡已久的政治野心开始苏醒了。
新政府在盛大的庆典中成立了。1789年4月16日，乔治·华盛顿从芒特弗农出发，踏上了通往纽约的长达8天的旅程，在那里要举行一场全国性的庆祝大会。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城市都会用礼炮向新总统致意。华盛顿走过不知多少凯旋门，在特伦顿还经过了一座铺满花瓣的小桥，13名年轻的女子撒着花瓣欢迎他。如果认为这似乎是王室出游，那只能说人们被表象所误导。华盛顿当时债务缠身，不得不借高利贷来完成这次旅程。当他抵达新泽西的伊丽莎白城时，他登上了豪华的专用船，横渡哈得孙河来到了纽约城。华盖遮阳，清风拂面，这艘专用船由13名水手操纵着前行。在华尔街的一端，克林顿州长和杜安市长在欢呼的人群面前热烈欢迎当选的总统。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停靠在码头上的船只把旗帜升起来了，礼炮也响了13次，然后华盛顿步入了他的新住处，樱桃大街10号的一幢三层砖结构的建筑物。那天晚上，这个城市被窗前的蜡烛照得通红，州长克林顿设宴款待华盛顿。汉密尔顿很不情愿在州长面前卑躬屈膝，而华盛顿却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汉密尔顿将是整个民族的领袖。
在被选为新联邦政府的临时驻地之后，纽约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准备工作。由于希望能够成为永久的首都，这个城市在必要设施的完善上投入不少。市议会延聘了后来设计华盛顿特区的法国建筑学家和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郎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来重新装修在百老汇街和华尔街路口处的市政厅。郎方把它变成了一幢雅致的新古典风格的联邦大厦，上面覆盖着一个玻璃穹顶。改建所需要的资金部分来自当地市民，但大部分来自汉密尔顿建立的纽约银行。当新国会于4月初第一次开会时，从“联邦战舰汉密尔顿号”上取来的旗帜飘扬在这幢大厦的上空，它的正中是一个美国鹰的标志。
4月30日，乔治·华盛顿早早就起床了，往头上喷了点粉，准备迎接他的伟大日子。中午时分，在议会人员的陪同下，他登上一辆黄色的马车，来到了联邦大厦宣誓就职。超过一万名兴高采烈的纽约人挤到周围的街道上目睹这一历史时刻。与其他任何一个促使这一历史时刻发生的人一样，汉密尔顿远远地从华尔街上的家中看着这一切。一开始，57岁的华盛顿便注定要给人一种皇室的威严和共和主义的亲切之间的中庸形象。随身带着一把华丽的象征权力的宝剑，华盛顿身穿用哈特福德一家裁缝店织成的绒面呢做成的纯棕色礼服。汉密尔顿的未来已经在这套行头中有所暗示了：美国应当鼓励制造业，尤其是被大不列颠垄断的纺织业。华盛顿希望，不久之后，“绅士身着产自美国本土的服饰出现在各种场合，应该成为一种时尚”。[27]
打扮妥当的弗吉尼亚人在二楼的阳台上宣誓，蓝色的背景上点缀着金色的星星，俊朗的立柱侧立左右。约翰·亚当斯站在他的旁边，华盛顿在罗伯特·R.利文斯顿大法官的主持下宣誓，然后亲吻了深红色垫布上的圣经。这一时刻是令人欢愉的，但并非完美的。当华盛顿在参议院会议厅向国会朗读一份可能是由詹姆斯·麦迪逊撰写的简短的就职宣言时，他把左手放在口袋里，用右手来翻演讲稿，这留下了一个古怪的形象。他因紧张而哆嗦的演讲几乎让人无法听清楚。一位观众调侃这位美国的英雄说，华盛顿“比以往被大炮或步枪瞄准时更为焦躁和窘迫”。[28]随后，首任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从百老汇大街上游行到圣保罗教堂为美国祈祷，附近就是汉密尔顿上过学的国王学院。
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参加了5月7日的第一次就职舞会。艾丽萨成了新政权时期社交活动中的一颗明星，回顾那些日子时，她动情地说:
由于我比玛莎·华盛顿年轻，我更积极参与了那天的庆祝活动。我参加了总统就职舞会——所有舞会中最耀眼的一次——那是5月初在华尔街往北的百老汇街上的礼堂中举办的。参加的人员有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大部分国会议员、法国和西班牙公使、军方和地方的首长以及他们的妻女。华盛顿夫人那时还在芒特弗农，未能到纽约来，直到三个星期后才姗姗来迟。在那次舞会上，每一位到场的女性都得到了一把在巴黎就准备好的扇子，象牙镶边，打开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酷似华盛顿的头像。[29]
作为菲利普·斯凯勒和汉密尔顿的密友，华盛顿其乐融融地跟艾丽萨攀谈并在就职舞会上跟她跳了舞。艾丽萨与华盛顿之间很友好，但其实并不太熟。艾丽萨说，即使是在跳舞的时候，华盛顿也从未彻底放松下来，可能一直想着他是总统吧。跟华盛顿在许多晚会上见面多了，艾丽萨后来描述了如下情形：“他总是会选择一个舞伴，准确无误地走完这些舞步，但他从不跳起来。他最喜欢的是小步舞，这种优雅的舞蹈符合他尊贵和严肃的形象。”[30]这跟一名评论家的评论相吻合，那位评论家说华盛顿不苟言笑，即便是被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包围着，华盛顿的面容“也从未缓和下来，或者改变其惯有的严肃”。[31]
华盛顿上任之后的每项举措都被赋予重要意义，因为他是在设定先例，在开历史之先河，为政府奠定基调。他一宣誓入主政府，关于礼仪的问题便引发了一场似无必要的争论。总统该如何演讲？他应该接待来访者吗？由于许多反联邦主义者确信汉密尔顿及其党羽企图确立君主制，他们也因看到背信变节的苗头而急切地参与到这种争论中来了。但是此时的汉密尔顿，尽管反对贵族式的头衔，但他其实是在思考，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庄重的形式而继续激发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其他国家的缔造者也在做大体类似的思考。在1789年5月，富兰克林告诉本杰明·拉什说：“我们一直在提防着旧有的国家可能带来的恶果——统治者权力的过度膨胀。但我们今天的危险似乎在于民众中遵纪守法意识的欠缺。”[32]
新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摆出一副王公贵族般的气派，这彻底激怒了共和党人，甚至连华盛顿都调侃他“是对王室风范引人注目的模仿”。[33]亚当斯一家租住在众所周知的景色秀丽之地“里士满山庄”，那里可以很好地俯瞰哈得孙河，后来这座豪宅成了亚伦·伯尔的家。每天早上，约翰·亚当斯都登上造价不菲的四轮大马车，由身着制服的车夫接送，戴着略施粉黛的假发主持参议院（他经常由刚从哈佛来的次子查尔斯伴行。由于当时尚未得知汉密尔顿对他的选票做了手脚，亚当斯在7月还问其子愿不愿意跟汉密尔顿学法律；汉密尔顿也接受了亚当斯讨好似的请求）。5月，当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讨论到头衔这样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时，亚当斯建议华盛顿被称为“阁下，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以及自由的保护人”。[34]这给人们攻击亚当斯提供了口实，人们说他是能言善辩的小丑，他立刻被冠以诸如“尊贵的胖子”或者“布伦特里公爵”等绰号。亚当斯只是希望吸引人们尊重新政府，但他对礼仪形式的关注可能让人认为他想建立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把自己当成国王，把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立为王储。随后众议院打击了参议院，众议院决定称呼最高行政长官为“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可以了，参议院最终接受了这项提议。
在5月初，华盛顿向汉密尔顿咨询他对总统礼节的看法。跟亚当斯一样，汉密尔顿认为这一职位必须保持庄重严肃的形象，他建议华盛顿在每周一次的招待会上接见来访者，但最长不超过半小时，并且不回访。他认为同立法人员以及其他官员私下聚餐应当限制在六到八人，而且总统也不应该在餐桌前逗留太长时间。他也直言不讳地建议华盛顿只接见参议员而不要接见众议员。显然，汉密尔顿希望总统被塑造为一个高贵的形象，淡化他平易近人的风格。
华盛顿基本采纳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在每周二下午召开事后被证明是单调乏味的例会。即使在气氛轻松的时候，华盛顿也不会笑逐颜开，严格的接待规则束缚得他如同一尊蜡像。他身披褐色的绒大衣，戴着黄色的手套，腿穿一条黑色的缎子裤，一把装饰作用的利剑插在剑鞘中。然后他要极其缓慢地在来访客人中间转上一圈，向他们微微欠身，但并不握手，也不向大家表示敬意。客人不可以打呵欠，也不允许皱眉头。戴假发的男仆在不再让人感到开胃的宴席两旁垂手而立。“总统看上去面容有点忧郁，”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威廉·麦克莱（William Maclay）写到这一场景时说，“没有一丝明亮的阳光穿透严肃氛围带来的阴霾。每次吃饭间隙，总统都要把刀叉放到桌子上。刀叉在他手中简直就是一根鼓槌。”[35]既出于性格也出于策略，华盛顿选择了不苟言笑，他曾经对他的养孙说：“沉默是金。任何时候成为敌人总比成为朋友来得容易。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36]这样一个束手束脚、谨小慎微的总统跟夸夸其谈的汉密尔顿形成了一个异常鲜明的对比。
华盛顿试图塑造出一个既不严肃也不随意的形象，用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话说，“他彬彬有礼，和蔼的时候没有拘谨，冷淡的时候没有倨傲，严肃的时候没有严厉，总之是一个温和、睿智和善良的人。”[37]尽管如此，反联邦主义者还是从华丽的皇家服饰中，发现了预示着君主政体的蛛丝马迹。当华盛顿坐车出席各种公众场合，穿过许多猪猡到处跑的未铺砌的街道时，他经常坐着橘黄色的四轮马车，由两个车夫带着他去。马车由用亮丽的白石膏擦拭过的六匹白马牵引着；它们的毛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即便在黑暗中也能闪闪发光。同时，为了取得共和党人的信任，华盛顿每天下午两点出来散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华盛顿最失当的举动是从芒特弗农运来了七名黑人奴隶协助他的白人仆佣工作。
以前美国的社会分化并不严重，纽约市的贫富差距也不是很明显。经历数年的战时紧缩之后，当地的商人开始炫耀财富。布里索·德·窝里勒评论道：“如果说美洲大陆还有一个城市充斥着英国奢侈品，那就是纽约……从女性的穿着上，你会看到亮丽的丝绸、薄纱、帽子和假发。饰品不多却非常讲究。”[38]有社会地位的男人也模仿欧洲贵族，身着天鹅绒大衣和有褶皱饰边的衬衫大步流星地走路。对担心这个国家将会回到贵族统治时代的共和党人来说，这种纨绔子弟般的着装带着旧社会颓废的味道。他们担心，如果首都就设在纽约，美国的天真古朴会被这座城市的享乐主义涤**得无影无踪。与此相比，许多立法者住处狭小，生活贫困，根本无法享受铺张奢侈之举。拉尔夫·伊泽德（Ralph Izard）抱怨说，收入菲薄的参议员不得不住进“家庭旅馆，在阴暗狭小和隐秘的地方寄宿，没有像样的随从，无法妥帖地进行社会交往，以至于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人格”——这种境况只能加深他们对纽约的厌恶之情。[39]
汉密尔顿始终对新国会保持着警惕，因为他知道国会早期的决策将深刻影响美国的财政，进而影响到行政和司法系统。尽管原计划定于3月初开始工作，但众议院和参议院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召集到法定的人数。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议院在联邦大厦一楼举行了会议，并向公众开放。汉密尔顿作为观众出席了1789年4月1日的首次会议。詹姆斯·肯特回忆道：“汉密尔顿上校对我说，第一天没有形成任何决议，观众们急不可耐，这充分证明他们的好奇心有多么强烈。”[40]与此同时，带着神秘色彩的参议院在楼上一间没有观众席位的房间里开会。在最初的5年里，参议员就这样秘密地履行着他们的职务。
宪法并没有对政府的行政部门做出规定，也没有提及内阁。在就职后的数月里，乔治·华盛顿就是行政部门的全部。行政管理依然是一个云里雾里的概念，不是触手可及的现实。麦迪逊遗憾地说：“我们处在荒无人烟的地带，没有哪怕是一个脚印指引我们。”[41]新政府的财政状况尤其一团糟。美国已经中止了向国内外的债务利息支付，美国债券继续在欧洲市场上以极低的折扣进行交易，这表明人们对新政府具有的偿还能力几乎不抱任何信心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抚慰紧张不安的债权人。
华尔街上小贩的叫卖声，牛铃的叮当声和大车的隆隆声常常淹没了联邦大厦里演讲者的声音，尽管如此，在那年夏秋之际，新政府依然缓慢成型。在众议院，詹姆斯·麦迪逊将各州大会对宪法提出的多处修改意见压缩成12条修正案；各州批准的前10条修正案就是众所周知的《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在参议院，奥利弗·埃尔斯沃思正在领导一个团队起草司法条例，规定最高法院将由六人组成，下设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在5月19日，来自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城的众议员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汉密尔顿的资助者——提议国会应该设立一个金融部门。从这个后来所谓的财政部引起的争吵可以明显看出，这的确是新政府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者担心欧洲式的专制会在这个部门扎根。立法委员指出，英国财政大臣利用庞大的税官队伍征收苛捐杂税，独立战争就是由英国滥用征税权引发的。为了预防这种集中起来的权力，埃尔布里奇·格里希望财政部的领导权是授予一个委员会而非个人，但只有麦迪逊坚持认为，应当由一个拥有各种必要权力的部长指挥领导这个部门。
规定财政部职责（包括它需要对其权力范围内的事项向国会汇报）的法律带来了无休止的争吵。反对者认为，这种国会监督形式并非有效，不足以把财政部长置于民众的监控之下。有英国的先例存在，他们担心这可能给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幕交易打开大门——事实上，这种指责在汉密尔顿在职期间一直困扰着他。
1789年的春天对具有爱国精神的斯凯勒家族而言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将丈夫和四个子女抛在一边，安杰莉卡·丘奇远涉重洋从英国出发，及时到达了美国，见证了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她非常想念家乡，尤其牵挂深受痛风折磨的父亲。她还想能够陪伴一下亚历山大和艾丽萨。汉密尔顿依然对他的妻姐念念不忘，经常讲一些趣闻和她开玩笑或逗她开心。面对安杰莉卡，他又成了一个活力四射旦有骑士精神的年轻人。“我很少给不可能成为爱人或情人的女士写信，”他在写完《联邦党人文集》第17篇后对她说，“但对于你，最乏味的话语也会变得趣味盎然。”[42]
约翰·巴克·丘奇的政治野心却让安杰莉卡一辈子郁郁寡欢：一位美国将军的女儿要成为英国议员的妻子。为了勉为其难地接受这种情形，安杰莉卡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有你这样的口才”，她会很乐意看到她丈夫进入英国下议院。[43]汉密尔顿回答说，他更愿意看到连襟当选美国议员。丘奇在1790年于温多弗镇当选为议会议员。在距温莎城堡不远的道恩庄园，丘奇夫妇周旋于文化名流和政坛显贵之间。一位在那里做客的远亲觉得人见人爱的安杰莉卡“简直就是一位天使，对一个跋山涉水徒步来到其宅第的远亲都关怀备至”。[44]然而在丘奇家的社会生活里，酗酒、沉迷赌博、暗中通奸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就是威尔士的王子，也就是后来的英皇乔治四世，他极度爱慕安杰莉卡。圈子的另一个中心人物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英国辉格党领袖，跟约翰·丘奇同样嗜赌如命，经常为了挥霍，从丘奇那里大举借债。丘奇夫妇在特鲁里街剧院有一个私人包厢，并在那里结识了挥霍无度的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他是《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的作者，曾经拒绝向债权人还钱，还振振有辞：“还钱只能鼓励他们继续借给我钱。”[45]丘奇夫妇还与美国画家约翰·特朗布尔关系密切，曾资助他跟随本杰明·韦斯特以及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学艺。
尽管许多方面都是令人羡慕的，但安杰莉卡在旅居欧洲期间还是时常感到孤独忧郁。在后来带着哀伤的笔调写给艾丽萨的一封信中，她讲述了去剧院碰巧王室成员也在那里的情形，然后说：“对见过华盛顿的美国人来说，英国国王和王后又算得了什么！”[46]她接着跟她的妹妹说：“我真羡慕你能跟三个谦谦君子在一起。你谈起我的父亲，我的男爵（冯·司徒本）和你的汉密尔顿。多么迷人的夜晚，多么惬意的交谈！而我的社交圈里只有阴郁冷淡的英国人。”[47]在另外一封信中，安杰莉卡的思乡之情愈加浓烈，她写道：“再见了，我亲爱的艾丽萨。祝幸福快乐！还请在你的欢笑中记住我这个渴望走进你幸福的人。热烈拥抱汉密尔顿和男爵。”[48]
第一起针对汉密尔顿的绯闻发生在1789年3月下旬，当时安杰莉卡·丘奇已经返回纽约。这个城市正沉浸在与新政府有关的种种社交活动中，汉密尔顿和妻姐相互倾慕，这在他们参加聚会和晚宴时显露无遗，必定会引起人们窃窃私语。在一次舞会上，安杰莉卡掉落一条吊袜带，汉密尔顿殷勤地帮她从地上拾起来。安杰莉卡灵机一动，戏谑地说，可惜，他还没有成为嘉德骑士[11]。安杰莉卡淘气的妹妹佩吉接过话茬说：“如果他能成为一个骑士的话，他会是一个‘床笫骑士’。”[49]这可能都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但是这样的故事却成了当地人茶前饭后的谈资。
安杰莉卡在纽约市一直住到11月，后来收到了约翰·丘奇的来信，说几个孩子都病了。她立刻预定了回英国的航程。无论安杰莉卡待在纽约的这段时期里汉密尔顿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压根就没发生什么，艾丽萨对她亲爱的姐姐的离开还是感到伤心欲绝，甚至不忍为她送行，冯·司徒本男爵费了好大的劲才同其他人一道安抚好她。汉密尔顿、他的长子菲利普和男爵送安杰莉卡到甲板上，然后依依不舍地看着她的船只从港口越行越远渐渐消失了。“想象一下我们的感觉吧，”汉密尔顿给安杰莉卡写信提到这一离别的场景时说，“我们注视，我们叹息，我们哭泣。”[50]即使司徒本这个坚强的老战士站在那里的时候也热泪盈眶了。“可爱的安杰莉卡！”汉密尔顿最后说，“你怎么就这么让每一个人挂念呢？我们中好几个人对你的离开都感到哀伤，并且一定会一直哀伤的。”[51]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十分喜爱安杰莉卡，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分歧。汉密尔顿告诉艾丽萨：“安杰莉卡和我晚上谈论的是你，清晨谈论的还是你。”[52]那些谈论亚历山大和安杰莉卡之间的暧昧关系的人，如果见到艾丽萨写给她姐姐的温柔的离别信很可能会大吃一惊：
我挚爱的安杰莉卡：
虽然我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的心因你的离开而难过得无以言表，我的眼里满含泪水以致我没法给你写太长。但是我亲爱的姐姐，记住，一定要记住你的保证，你说你肯定会回来，尽可能让你离开的时间变得短一点。告诉丘奇先生，对我而言，如果他把你带回来，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幸福。喔，不单单是我，还有挚爱你的父母、姐妹、朋友和我的汉密尔顿，他对你的感情就如同一母同胞的兄弟一样。我没法再写下去了。再见，再见。
E. H.[53]
似乎是象征着新政府的脆弱状态，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6月染上了一种几乎致命的怪病。起初是感冒，后来是左大腿软弱无力，很快又发展成肿胀和“恶性红斑”。总统体重骤减，无法坐直，在**躺了几天，几近病危。除了总统周围的人，几乎没有人知晓病情的严重程度，更不用说知道它可能致命了。无论是炭疽病还是肿瘤，都要进行无麻醉手术切除（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农场主或者种植园主从动物身上感染炭疽病菌的现象十分常见）。主刀的外科医生似乎很享受这次切除手术，他高声说道：“切掉，切得深点，再深点，再深点。不要害怕。你会看到他还是能很好地坚持住！”[54]总统的健康状况是如此难以预料，以致詹姆斯·杜安市长禁止车辆经过华盛顿的宅邸，还在人行道上铺上稻草以消除行人走路时可能惊扰他的声音。
华盛顿痊愈后，依然没有力气参加辛辛那提协会在圣保罗教堂举办的美国独立纪念日庆典。独立战争期间的革命军官提前聚集在城市旅馆里，然后在炮兵部队和军乐队的陪同下朝着教堂进发。当他们经过总统府邸时，华盛顿身着军队制服，在门口向他们表示问候。玛莎·华盛顿代表丈夫前往圣保罗教堂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是自总统就职典礼以来最盛大的名人聚会了。亚当斯副总统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的陪同下也参加了这场盛事。扣眼上别着鹰形徽章、胸前挂满勋章的辛辛那提协会会员是最夺人眼球的队伍。整个活动的**是汉密尔顿对3年前故去的朋友纳撒内尔·格林将军致悼词。一家报纸写道，从走廊看下去，“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士”站在露台上注视着汉密尔顿。[55]
干净凉爽的教堂装饰着雕花玻璃的吊灯和柯林斯风格的廊柱，尽管稍微有点滑稽，但对这种场合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演讲者站立的布道坛装饰着插了6根羽毛的王冠——从此我们可以依稀看到英国对这个城市的统治的最后痕迹。汉密尔顿曾称赞格林，“除了学历之外，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第一人”。[56]现在，他再次对格林进行由衷的歌颂。跟汉密尔顿一样，格林也出身贫寒，靠自学掌握了战争的知识。我们也许能在汉密尔顿对格林的颂扬中，看到汉密尔顿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在引起社会震动的伟大革命中，还是在和平时期，人的本性都会被带往最光明的一面，反之亦然。它会发出耀眼的光辉，以弥补它导致的罪恶。[57]
作为独立战争期间南方军的最高指挥官，让康华利勋爵感到头痛不已的格林将军以善于以少胜多而名扬四海。也许是考虑到这一点，汉密尔顿后来承认，公开嘲弄曾在格林麾下效力的州民兵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在评述格林的功绩时，汉密尔顿轻蔑地把民兵称为“伪军人”。汉密尔顿说，格林统率的民兵在前线溃不成军，后来被英勇果敢的大陆军后援部队救出。[58]汉密尔顿可能都不怎么记得了，他对南方军的评论得罪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埃达纳斯·伯克（Aedanus Burke），一个嗜酒如命、脾气暴躁的爱尔兰后裔。那个时候，汉密尔顿还不是联邦机构的官员，因此伯克没有对他的讲话做出公开回应。此外，在纽约州批准宪法大会之后，汉密尔顿的声望如日中天，伯克不敢向他挑战。他后来解释说：“汉密尔顿先生是那时的英雄，受到民众爱戴。如果我伤及他一根寒毛，我肯定会被绑起来在纽约市游街，然后被扔进东河。”[59]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伯克对这一过节怀恨在心，等待着一个绝佳的报仇时机。汉密尔顿的另外一次声明也让伯克和其他南方人大为愤怒：“大批奴隶被摧残人性的法律所束缚，无不对主人心怀怨恨，南方各州的爱国行动也因此受阻。”[60]汉密尔顿认为，奴隶主遭到奴隶的怨恨是罪有应得，因为这些人在情感上同情英国，拒绝同爱国者合作。这种想法定然会受到南方奴隶主的厌恶。
汉密尔顿的一举一动似乎总能引起争议。纽约州仍然没有选定两名联邦参议员代表。根据宪法，决定权将被交给州议会，以确保当地官员对此事拥有不同比例的表决权。如同在殖民地时期一样，纽约的政局依然操纵在极少数几个有权势的家族手里。某位伯尔的传记作者的话极为形象：“克林顿家族有权力，利文斯顿家族有数量，斯凯勒家族有汉密尔顿。”[61]作为家族的领袖，菲利普·斯凯勒将军当然拥有一个参议院的席位（斯凯勒的另外一位女婿，极其富有的斯蒂芬·范·伦塞勒在同年被选入纽约众议院）。斯凯勒向旗鼓相当的对手利文斯顿许诺，他将支持因婚姻进入利文斯顿家族的纽约市长詹姆斯·杜安竞逐另外一个席位。有了这样的联合，斯凯勒家族和利文斯顿家族有可能分享纽约州的权力，孤立乔治·华盛顿，甚至有可能阻止杰斐逊在某一天将触手伸入该州，由此改变美国政坛的整个格局。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变成现实，因为汉密尔顿犯了一个天大的政治错误。由于担心杜安市长的继任者可能是“一些非常不合适的人物”，其政治主张可能“对城市造成危害”，汉密尔顿决定反对杜安竞争第二个参议员席位。[62]在公然冒犯强大的利文斯顿家族之后，汉密尔顿全力支持刚刚迁到纽约的34岁的朋友鲁弗斯·金——一个来自新英格兰地区，曾在哈佛大学完成学业的律师。金娶了一位有大笔遗产的女继承人玛丽·埃尔索普（Mary Alsop），夫妇俩都与汉密尔顿熟识。作为一个妙语连珠的演说家和**四射的奴隶制批评者，金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参加了制宪会议，并跟汉密尔顿一起共事于编排和筹备委员会。在短短的时间内，金成为纽约市社交界不可或缺的人物。罗伯特·特鲁普告诉汉密尔顿，“像新光派传教士被会众追捧那样，我们的金受到各种聚会的欢迎。”[63]汉密尔顿说服菲利普·斯凯勒放弃他原本支持的杜安，转支持金。出于轻率和狭隘的心理，汉密尔顿决心让他的岳父和他的朋友成为代表纽约州的两名参议员。
凭借极敏锐的政治嗅觉，乔治·克林顿明白汉密尔顿做得太过分了，于是他秘密地帮助金获得了候选资格，试图在斯凯勒家族和利文斯顿家族之间制造裂痕。当纽约在1789年7月16日选举第二位参议员时，鲁弗斯·金排在首位。正如克林顿所猜想的那样，罗伯特·R.利文斯顿大法官被激怒转投州长的阵营。优雅体面的利文斯顿已习惯了受人尊重，感到汉密尔顿这个外来的小辈对他处处掣肘。汉密尔顿在家乡的势力由此被削弱，并失去了最终进军总统宝座的一个重要跳板。这件事也为亚伦·伯尔在州政治斗争中不幸的遭遇埋下了伏笔。那年夏天，让汉密尔顿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关系更加紧张的是，两个人都把目光集中到同一份让人眼馋的职位上：财政部长一职。这个职位不久将由华盛顿指派，必定会成为第一届政府中最有权势的职位。
在乔治·华盛顿反复思考人选时，他知道正是糟糕的财政状况导致13州邦联（1781～1789）的灭亡，财政部长是一个重要的任命。他首先想到的是“爱国金融家”的代名词——罗伯特·莫里斯，一个为了革命抵押了自己个人信用的费城商人。华盛顿的养孙说，在4月参加就职典礼的路上，华盛顿曾在莫里斯的豪宅中小歇片刻。“莫里斯，财政部长当然是你的职位，”华盛顿认真地说，“由于你在独立战争中作为一个财务官所做的无法估量的工作，没有人能跟你角逐财政部长一职。”但是，莫里斯现在濒临破产的边缘，甚至有可能锒铛入狱，因此，他谢绝了任命。
“但是，我亲爱的将军，”他向华盛顿保证，“你不必为我拒绝财政部长一职感到失望，因为我能为你推荐一个远比我更聪明的人担任你的财政大臣，此人就是你以前的老部下汉密尔顿上校。”
沉思了一会儿，华盛顿回答说：“我一直知道汉密尔顿具有无与伦比的才华，但从未想到他也通晓财政金融。”
“阁下，他无所不晓，”莫里斯说，“有他那样的脑袋，什么都不会出错的。”[64]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是，华盛顿询问莫里斯如何处理巨额政府债务，莫里斯建议：“在整个美国也只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怎么办：那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65]后来，罗伯特·莫里斯成为美国的第一届参议院成员。
在华盛顿与莫里斯会面的同时，汉密尔顿正在纽约的大街上散步，突然碰到了亚历山大·达拉斯，费城的一名律师。“哎，将军，您能告诉我谁会成为内阁的成员吗？”达拉斯问道。
“说实在的，我亲爱的先生，”汉密尔顿回答说，“我也不能告诉你谁会成为阁员，但我很乐意告诉您一个不会进入内阁的人，这个人就是在下。”[66]
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不久，华盛顿告知汉密尔顿，说他打算提名汉密尔顿成为财政部的部长。想必汉密尔顿几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时刻，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吧。汉密尔顿必定对这个时刻期盼已久，否则他为什么会在独立战争期间认真研究枯燥的经济学著作，仔细阅读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尼克（Jacques Necker）三卷本的回忆录？好几年来，他一直在构思详细的金融计划，仿佛在为这份工作进行预演。被升为财政部长，似乎是他青云直上的仕途生涯中理所当然的一步。他相信自己能胜任此项工作，并告诉华盛顿愿意接受任命。
朋友们提醒汉密尔顿不要去接手财政部，因为这将激起人们对英国统治的回忆。当古维内尔·莫里斯告诉他，财政部长肯定会遭人咒骂时，汉密尔顿回答说：“这是能够让我大显身手的最佳位置。”[67]在讨论宪法问题时，争议最多的就是联邦税和税收征集问题。作为最高级别的税务官员，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怒气发泄的对象。事实上，汉密尔顿打算把美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所做的努力——设立中央银行、长期债务体系、铸币厂和海关，并为制造业提供补贴——无不遭受过猛烈的批评，说它们是在模仿英国的模式。
在同华盛顿交换意见之后，汉密尔顿将这一重大消息告诉了罗伯特·特鲁普，并询问特鲁普是否愿意接手自己的法律业务。特鲁普非常感激，但他认为汉密尔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区区3500美元的财政部长年薪远不及当时汉密尔顿开展律师业务时的收入，这会让汉密尔顿蒙受经济上的损失。特鲁普回忆说，他告诫过汉密尔顿：“放弃律师业务会对他的家庭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个时候，汉密尔顿的财产非常有限，而他的家庭却在膨胀。”汉密尔顿对特鲁普说，他深知这会造成财务损失，但“他认为在财政部行使权力，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益处，其中的意义远远超过他的私人利益”。[68]作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汉密尔顿在职期间切断了除薪水之外的所有收入来源，在这一点上，无论华盛顿、杰斐逊还是麦迪逊都是不曾做到的。
汉密尔顿后来承认，在财政部工作是他长久以来捍卫宪法的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事业规划的一部分。他说：“我认为，我有义务为了让机器正常运转起来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因而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华盛顿总统的邀请，担任财政部长一职。”[69]除了一些好朋友，汉密尔顿没有告诉其他人自己将担任财政部长这个结果，当时他的竞争对手还在积极运作谋取这份工作呢。5月底，麦迪逊告诉杰斐逊，罗伯特·R.利文斯顿非常想得到这个职位，但是汉密尔顿“或许是最有资格做这类工作的”，并且胜算还更大一些。[70]在失去了财政部的工作机会之后，利文斯顿又想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最终却输给了约翰·杰伊。如果算上他的家族在竞争纽约州参议员席位上的失败，利文斯顿必然将汉密尔顿和斯凯勒看作自己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倘若不考虑整个华盛顿政府的话。7月份的时候，汉密尔顿向华盛顿建议，派利文斯顿去欧洲主持商讨欧洲贷款的谈判，但这个橄榄枝并没有弥合两人之间的间隙。[71]
整个夏天，随着汉密尔顿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传言越传越广，新英格兰等地的仰慕者欢欣鼓舞。但是正式的声明要等到华盛顿在9月2日签署创建财政部的法案之后才能到来。1789年9月11日，星期五，34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同一天，参议院同意了这项任命，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第二天，汉密尔顿从纽约银行为联邦政府借来5万美元的贷款。第三天，星期日，他在财政部位于百老汇街的新办公室（在三一教堂的南面）忙了一整天。他急匆匆地向费城的北美银行发出请求，希望再获得5万美元的贷款。汉密尔顿清楚迅速决策和果断行动意味着什么。正如他在战争期间所写的那样，“如果政府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那这就是激发其他人产生同样信心的最可靠途径。”[72]由于某些州对宪法仍然阳奉阴违，汉密尔顿知道，狡猾的敌人在等待时机摧毁它。为了成功，政府不得不树立起权威，为了达此目的，他准备快马加鞭地采取行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似乎从未陷入人类普遍的惰性之中。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信心，他总能为最复杂的问题找到了最理想的解决办法。
从一开始，他就面临着压力，小心谨慎的债权人等着看这位年轻的财政部长是否能奇迹般地复活美国的信用体系。汉密尔顿被任命之后仅仅过了10天，汉密尔顿被众议院要求准备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期限为110天。有这样一股风在背后吹着，汉密尔顿大踏步一跃进入了华盛顿政府中的核心决策层。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能像当时那样，为汉密尔顿的卓越天赋提供一个绝佳的展示舞台。新政府是一块可以在其上任意挥洒年轻人精力的白板，而华盛顿的行政队伍需要去勾画所有的蓝图。在这个过程中，汉密尔顿成为一位空前绝后的改革家，一位美国政坛所能培育出的行政大师和杰出公仆。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汉密尔顿是一个行政管理天才”，他“对华盛顿内阁所发挥的影响力，在美国内阁制度发展史上无人可比”。[73]这个职位要求在职者既是思想家和行动者，又是技艺精湛的行政家、政治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度的建筑师。它还要求此人能够建立一个符合宪法原则的体制框架。实质上，所有问题都会被归结到宪法的基本层面上，因此，汉密尔顿凭借其深厚的法律素养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对宪政的思考，设计出了高效的政府机器，同时阐述它的理论基础。
鉴于宪法没有提到有关内阁的问题，所以华盛顿不得不自己创造它。起初，执行委员会只有三个人：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国务卿杰斐逊、国防部长亨利·诺克斯（国防部当时被称为战争部）。甚至第一任司法部长，36岁的弗吉尼亚人埃德蒙·伦道夫都不在此列，他没有行政办公室，只充当一个顾问角色，因此只能拿到1500美元的薪金。由于被视为政府的法律顾问，高大俊朗的伦道夫希望能保留私人客户以弥补他微薄的薪水。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大部分时间被排除在华盛顿的决策圈之外，权力的缩水加剧了他对汉密尔顿的忌恨。
内阁的概念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成熟的。在作为总统的前三年，华盛顿很少召集他的部长们开会——汉密尔顿后来告诉英国公使，“我们没有内阁，各部的部长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开会”——华盛顿更喜欢单独地询问各部长的意见。[74]由于只有三个执行部门，因而每一个部长手中的权力都相当大。更何况，各部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清晰的界定，这就使每一个部长都涉足宽泛。由于华盛顿经常就一个问题向所有的部长询问意见，这种现象就更加突出了。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汉密尔顿频繁插手杰斐逊的辖区，令后者感到难堪。事实上，汉密尔顿的建议之多，影响之大，因而有很多历史学家把他看成一个类似首相的人物。如果华盛顿是国家的元首，那么汉密尔顿就是政府的首脑，行政部门中的主要推动因素。
如在独立战争期间一样，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具有互补性的才能，任何一个人离开了对方都无法取得他们在一起时的成就。有时为了强调总统礼节性的一面，华盛顿想成为一个超越党派之争的人物，保留着作为独立战争化身的光环。他的超然风格为积极进取的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尤其是在汉密尔顿愿意担当重任的金融事务方面。如果说华盛顿缺乏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那样的卓越才智，但他拥有的却是超乎寻常的判断力。面对选择，他几乎总是能选出最正确的那个。他从来不是批评家所宣称的那样是“汉密尔顿的傀儡”，他经常推翻他的财政部长的意见和做法。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组成一个特殊团队，因为他们彼此抵消个人弱点。华盛顿可能对批评过于敏感，从来不会忘记别人对他的斥责，但他已能很好地控制情绪，这让他成为火暴的汉密尔顿的有价值的衬托。汉密尔顿可能不圆滑，容易挑起事端，而华盛顿则是一个生性稳重的人，亚当斯说华盛顿拥有“不苟言笑的天赋”。[75]汉密尔顿思维活跃，雷厉风行，但容易做出草率的决定，华盛顿的管理风格则与其完全相反。汉密尔顿后来提起总统时说：“他咨询很多，考虑充分，决断缓慢，但决断坚定。”[76]华盛顿能够权衡一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并能冷静地评判政治影响。杰斐逊则说：“或许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谨慎，在没有成熟地权衡每一种情况或每一种因素之前从不采取行动；如果他看到有一个疑点，就会克制自己做出判断，但是一旦他决定下来，无论有什么阻碍他都一定要达到目的。”[77]这样一个人应该可以缓冲他的财政部长的过激行为。
或许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能如此和谐地在一起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两个人都希望看到13个州能紧密结合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美国。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华盛顿给13个州的州长传阅了一封信，阐述了建立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完成的四件事：各州在强大的全国性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及时偿还它的债务；创建陆军和海军；人民内部的安稳和谐。汉密尔顿列出了同样的清单。
由于总统支持，汉密尔顿不懈地推动这一进程，这位年轻的财政部长获得了仅次于华盛顿的无限权力。杰斐逊指责汉密尔顿操纵华盛顿，这显然是错误的。在处理基本的政治事务上，相比杰斐逊，华盛顿只是与汉密尔顿更为默契。出于这个原因，当汉密尔顿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同时又最有争议的人物时，华盛顿甘愿充当他的政治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