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我在四川阿坝。高原的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我们一行三人被晒得像三个康巴汉子，鼻子和脑门都开始脱皮。我们边笑边互相拍照，拍着彼此陌生又好笑的模样。当我笑嘻嘻地把照片发进家族群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任何改变姥姥都看不到了。无论我是晒黑了，变老了，都已经不再是她离开时的样子。即使今夜入梦，她能认出我吗？
于是在姥姥离开的两年之后，我突然就懂了苏轼写的“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我想这样的瞬间，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很宝贵的东西。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写下遥远诗篇，与今日的你我肝胆相照，哪怕相隔千百年，也好像隔空拥抱了一下，那么亲切。
讲苏轼的诗的这一篇，以写作顺序来说，是这本书最后动笔的一篇。有关东坡先生的研究作品不计其数，他是如此广泛地被大家所熟知和喜爱。那么东坡先生何以动人呢？我认为，他不是很多作品中描述的完美圣贤的形象——那使他看起来像一个齐物爱人、乐观豁达的文化商品。他伟大的长衫之上，也有虚荣的小口袋；他坚韧的同时，也曾口无遮拦；他满怀理想，却也有才子的傲慢。他像你我一样，有自己的隐晦和洁白，在生命跋涉的过程中，学着用儒家的克己、道教的超脱、禅宗的空观万物，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空间，安放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人生片段。
德国古典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曾扪心自问：“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随后，他自问自答：“是的！人类虽然充满劳绩，但依然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我想这就是苏诗的鲜活，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不期而遇。
乐尽天真
苏轼，北宋景佑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蜀地的眉州眉山。说苏轼之前，我想先说说他的家学渊源。
苏家，虽算不上名门世家，落籍于眉山也有三百多年之久，是远近闻名的乡绅。苏轼的爷爷苏序，是乡里的长老，为人古道热肠，颇富游侠精神，平日里经常惩恶扬善，还曾在饥年用自己家攒下的粮食救济十里八乡。苏序老先生的二儿子，也就是苏轼的二伯苏涣，在二十四岁时考中了进士，这可是苏家几代以来的第一位进士，轰动了整个蜀地。有一天苏序老先生正和村里的老朋友在田埂上喝酒、吃牛肉、聊天，有人大老远给他送来了诰封文书。老先生看了一遍，一言不发地把它塞进自己随身带的布袋里，打算起身入城。他刚站起来，发现刚才的牛肉还没吃完，旋即抹抹嘴，把剩下的牛肉也细细打包好，放进布袋，骑上驴就走，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引得路人看了也忍不住发笑。这份率真与淡泊，无疑也“遗传”给了苏轼几分。
苏轼从小健康聪明，十岁就能提笔作文章。他的童年，是和小他三岁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一同度过的。他们一起爬高上低，一起读书、闯祸，深深根植于彼此的生命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诗词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子由”，足足有两百多次，像什么《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等。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也有“兼怀子由”，可见中秋佳节时，他也最最想念子由。二人也曾在意气风发少年时许下“功成身退，夜雨对床”这样既豪迈又浪漫的约定。
苏轼十九岁时娶了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的女儿王弗为妻。王弗贤良恭俭，将苏家大事小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照顾婆婆程夫人时，更是仔细耐心，知冷知热。王弗常伴青年苏轼一起读书，冰雪聪明如她，很多时候苏轼都忘了的诗书内容，她还能在一旁提醒。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苏轼凭《刑赏忠厚之至论》被欧阳修大为称赞，在会试中得了第二名，高中进士。同年，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卒。程夫人温柔敦厚，常教导苏轼苏辙两兄弟要懂得推己及人，不许他们伤害小动物，这部分教诲组成了苏轼善良的底色。
为母丁忧三年后，嘉祐六年（1061），二十五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王弗陪着他一起去凤翔赴任，她谨言慎行，见微知著，二十多岁的苏轼避免不了锋芒毕露意气用事，她便在旁小心观察，帮着苏轼辨析人情事理，给出自己的建议。同甘共苦十年，她始终像一座温柔宽厚的港湾，苏轼事事都有她能商量和依靠。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王弗留下他们七岁的儿子撒手人寰。
后来又过了十年，当年的毛头小子慢慢成熟，独自面对起残酷的人心和风雨。在苏轼三十九岁的某个夜晚，他梦见了十年前去世的夫人和那段乐尽天真的青春岁月，世殊时异，不觉泪已千行。他遂作千古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行云流水，就像那夜的眼泪一样满溢而出，顺流而下。心里的声音是最能打动人的，字字句句都是生命的注解。
经历过的人自然就懂了。
西湖虽好莫吟诗
熙宁元年（1068），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适时外患严重，朝廷内外散漫成风，民穷财尽，急需振奋求变。王安石行事果敢，他决心变法，推行一系列新政，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颇有一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果敢的另一面，是不可避免的独断专行。新政的重点目标是富国，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不惜以重典、刑赏等强制力量来推动新政的实施。
包括苏轼在内的司马光一派对新法持反对意见，觉得一切操之过急。他们认为，王安石属于顶层官僚，不太能看得到人间疾苦，一系列变法新政不过是把百姓兜里的钱变成国家兜里的钱。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派就像是共同管教孩子的两位教育理念不同的父母。“新党”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想要琢木成材，必须严苛；而“旧党”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主张以循序善诱的道德力量来感化孩子。这样的分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哪能精准量化地评判出对错呢？
苏轼当时不过是个八品闲官，却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奋不顾身。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一次又一次地明讽暗谏。这期间当然少不了遭人馋诬，也常有人劝他谨言慎行，以免惹祸上身。苏轼答：“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果不其然，熙宁四年（1071），苏轼遭人弹劾，于是自请离京，被出为杭州通判。好友文同为他作诗送行，还特意叮嘱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西湖虽美，你可别胡乱作诗啊。
熙宁七年（1074），天下久旱，接连十个月滴雨未下。一时间饥民遍野，流民千里。宋神宗内心不免有些犯嘀咕，王安石劝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之”。
正当宋神宗忧心忡忡之时，一幅郑侠绘制的《流民图》被悄无声息地呈上，画中的百姓流离失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神宗看后一夜未眠。再加上光献太皇太后也极力劝阻，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支持的变法是不是错的，遂下令免除青苗法等新政条制。
就这样，初见成效的王安石变法被皇帝一道圣旨叫停，王安石旋即孤身罢相。
此时的苏轼在杭州任满三年，为了离弟弟苏辙近一点又改任密州知州。他在密州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气象恢宏，给词这一文体注入了豪迈之气：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密州任上，苏轼见到了太多令他于心不忍的景象，蝗灾、穷凶极恶的匪寇、因太过贫穷无力抚养被丢弃的婴孩，百姓的苦统统走进了他的心。他遂作《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记录他在密州的岁月：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苏轼机敏爱民，治蝗、治匪、治“手实法”流弊，在密州想了不少法子造福当地百姓。比如最让他痛心的“洒涕循城拾弃孩”，他如此应对：凡是有新生儿又养不起孩子的家庭，每个月会由政府发放六斗米救济，不准其抛弃婴儿，如此供给一年，父母对孩子也就有了养育情感，不忍再弃。由此一来，弃婴得以大大减少。
密州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苏轼在《和蒋夔寄茶》中曾无比怀念杭州，“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腥盘筵。厨中蒸粟埋饭瓮，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他的凄惶人生已初见端倪。
关于密州，如果让苏轼讲一个最快乐的夜晚，大概是这个晚上：
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节，苏轼和几位好友于超然台上欢饮达旦。虽然是密州知州，但苏轼的工资其实也没多少，连酒钱都不够，根本无力支撑他常常宴请宾客。爱交朋友如他，平时自然是有些拘束的。这次正逢佳节，又有好友，苏轼开心不已，大醉。此时清秋的风吹散了一丝醉意，抬头看看这轮完满的圆月，苏轼想，要是子由也在就好了。
于是苏轼提笔就清辉，一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成为后世万千游子在中秋夜不断回望的精神坐标，自此余词俱废。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值得一说的是，王安石罢相一年多后，由于朝中弄臣厮杀，腥风血雨，民不聊生，王安石遂复相。此时朝中境况与变法初期已无法同日而语，曾经支持他的老臣都已离去，无人为助，只有他的儿子王雱可依赖。然而没过几日，王雱因为行事鲁莽，被吕惠卿反诬一状，王安石又恨铁不成钢将其责怪一番，王雱血气方刚，活活气病致死。至此，垂垂老矣的王安石万念俱灰，力请解职，于熙宁九年十月归居金陵。
适时，苏轼回望自己在变法之初颇有些意气用事的言辞，自省“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元丰二年（1079），苏轼赴任湖州，作《湖州谢上表》，发了两句新政的牢骚，“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就是这篇文章，被有心之人抓住把柄，成为新旧政争的祭品。王安石卸职后，新政一派的政治任务由王珪接任，此人上无声望领导众人，下无能力安抚百姓，只有一群混吃混喝愿为其出头的“小弟们”。新官上任急于清除异己，小弟们便开始出谋划策：司马光早就归隐洛阳，没什么好议论的，倒是苏轼话多，就拿他来做文章！除了《湖州谢上表》外，他们开始从政治角度分析苏轼之前的诗，像什么《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系列等，都被扒了出来。
遂有“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诫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剳子》节选）。
又有“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臣请陈之：昔者尧不诛四凶，而至舜则流放窜殛之。盖其恶始见于天下。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古人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此三可废也。《书》：‘刑故无小。’知而为，与夫不知而为者异也。轼读史传，岂不知事君有礼，讪上者诛，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奖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御史中丞李定剳子》节选）。
朝中一时间群攻蜂起，群臣纷纷上书弹劾苏轼。王安石二次罢相后，主导新政的人实则就成了神宗自己，苏轼没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因此那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以及曾经的各种针砭时弊之语，在此刻就异常刺眼。苏轼就任湖州知州仅两个月，神宗便准奏罢任苏轼，并令御史台将其追捕回京师。
昔日旧友将朝廷决定逮捕苏轼的消息告知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又匆忙命人快马加鞭通知苏轼。然而还没过一天时间，御史台派来的人便闯入了州衙。他们白衣青巾，面目狰狞，苏轼哪见过这等阵仗，以为自己大限将至，必死无疑，便请求与家人诀别。来人皇甫僎告知苏轼不至于此，随后命人将苏轼绑起来，催促他别废话，赶快走。目击者在回想这场抓捕时写道：“拉一太守，如驱鸡犬。”
某天入夜，被押解的苏轼路过太湖，想到自己过去仗义执言得罪过的权贵王侯，不禁哀叹此去一行凶多吉少，与其让亲友受累，惨死狱中，不如此刻投湖，一了百了。幸而被狱卒拉住。
可想而知，乌台诗案给苏轼的第一层精神感受，是如此惊恐忧虑，不惜赴死。《上文潞公书》记载，苏轼的家人在他被抓走后，打算寄寓南都（今商丘）弟弟苏辙处。坐船渡江时，他们被御史台的人追上并抄家，还要检查所有留存的苏轼诗文，一家老小快被吓死了，哭诉“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后“悉取烧之”。
如今后世得苏轼诗词三千多首，而他在青葱岁月所作的其他激昂文字，大概有不少于这场浩劫中被烧毁。
被押解回京后，苏轼被关进囚房。后来他在《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中记录了这一刻：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
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
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这牢房有多小呢？仅仅容纳一人宽窄，张开胳膊就要碰到墙壁，像天井一般高深。想抬头看看代表自由的天空，奈何天窗只有丁点大小。我的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我什么都不敢写，只剩苦泪深深浸透了纸笔。
随即而来的是夜以继日的严刑拷问，甚至连苏轼一二十年前写的诗也被拿出来算账。这日复一日的折磨足足持续了四个多月，其间苏轼无数次想过，这日或许就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日。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这炼狱中看到了一颗金子一般的心。有一名叫梁成的狱卒，极富仁心。要知道，苟且之人但凡得到了一点权力，便会肆意膨胀，作威作福。而梁成不但没有落井下石，甚至夜夜为学士苏轼烧一壶热水洗脚，这个举动让苏轼备受感动。一日，苏轼叫来梁成，悄悄给了他两封诀别信《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其一）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其二）
人之将死，会想些什么呢？家人、亲友？苏轼亦是如此。
考妣尽丧，这个世界最亲的人就是弟弟了。今生怕是再没机会完成“夜雨对床”的约定，只希望以后每当阴雨绵绵时，弟弟不要太过伤心。愿与君生生世世都做兄弟，剩下的妻儿老小还要多依托弟弟的照拂。想到这一世，亦觉愧对妻儿。就把我葬在浙江西吧，我也曾在那里付出过青春，拥有过百姓的爱。
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苏轼的定谳文书下来了，乌台诗案尘埃落定：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罗织罪名，曲解文章，想要致其死地的人终未得逞。在营救苏轼的人里，除了苏辙自不必说，还有光献太皇太后曹氏、旧友吏部侍郎范镇、旧相章惇、当朝左相吴充等，其中更有一位学士王安礼，此人正是苏轼昔日政敌王安石的亲弟弟。政见不同依然隔空相救，此真名士。
就这样，元丰三年（1080）新岁的第一天，开封处处沉浸在新年的欢愉里，苏轼却在风雪中踏上了前往黄州的路。
他一路上回望这场灾难：自己几近死亡，家人散尽，弟弟也为了救自己被贬官筠州，究竟是何以至此啊！不堪细思量。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出狱次前韵二首》节选）
路过春风岭，看到梅花纷纷开落，他的心情稍有缓和，作《梅花二首》：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路过麻城时，他竟与旧友陈慥（字季常）不期而遇。那个年代的不期而遇多浪漫啊，陈慥又是出了名的好客，他便邀苏轼去家中做客，全家上下一起张罗酒食。
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鸭鹅。
房陇锵器声，蔬果照巾幂。（《岐亭五首其一》节选）
当你曾有过必死的境遇，拥有过赴死的勇气，那么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像新生一样，多闪几倍光。
苏轼的元丰五年
“乌台诗案”是苏轼命中的试金石，它给了诗人从未经历过的惊恐、惶惑、苦难，也造就了他后来的超然洒脱，甚至催生了美食家苏东坡。同时，于文学史和艺术史来说，这场浩劫精雕细刻，成就了苏轼神迹天成一般的元丰五年。
这一年，他写下了《定风波》《临皋闲题》《念奴娇》《赤壁赋》《后赤壁赋》《临江仙》等千古佳作，还有与《兰亭序》《祭侄文稿》并称“天下三大行书”的《寒食帖》。
初到黄州，看到竹林丰茂，水绕城郭，苏轼还挺开心的，想着吃喝是不愁了。他作《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我们劫后余生的大诗人，在小镇上重新感受生命的细微与鲜亮。熟睡、采药、钓鱼、洗澡，他三缄其口，只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不敢再乱说话。他作《与王定国书》《安国寺浴》《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门还作此诗意思殊昏昏也》等，记录初来乍到的生活碎片。
初到黄州他住在“定惠院”，那是一座城中旧庙。他每天跟和尚们一同吃斋，尽量不再饮酒。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直到有天见后山繁花中，竟有一株海棠出现。海棠在当时是西蜀的名花，十分珍稀，在黄州如此荒凉的乡野之地，竟也有一束。联想到如今的自己，苏轼枯槁的双眼又有些模糊，遂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有段时间，他充满劫后余生的后怕，因此白天都在家睡过去，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才敢悄悄出去散散步。从天之骄子，沦落至此，他的周边突然就“安静”下来，他得以一寸一寸向内探索。他作《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缺月、疏桐、孤雁，句句遗憾，一个人孤身走在月光下，缥缈中又像一只落单的雁。突然受惊回头，大雁心中的怨恨怕是无人能懂。良禽择木而栖，这只大雁捡尽寒枝，却依然无枝可栖。江上缺月照沙洲，凄苦冷清，此刻天下寂寞。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阵子，初来乍到的新鲜已经变成庸常。这期间，苏轼给老朋友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但都没有收到回音。他在黄州，只能跟当地农民、渔夫还有市井百姓交往。日子久了，他想了很多办法解闷儿，有时候在袖口里藏很多石头，去江边和人比赛打水漂（清·潘永因《宋稗类钞》）；有时候在路边凉亭歇脚，遇上路人就缠着人家要让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人家说实在没有，他说“那你编一个也行”（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姑妄言之也好”）。苏轼也是在这时候认识了佛印和尚，他常在赤壁周围的细石浅滩捡一些温润如玉的小石头，一股脑送给佛印。
这些快乐、寂寞或怨恨的情绪都是阶段性的，一切尘埃落定后，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还是让苏轼在每一个月明风清的寂静深夜反思自己，检讨何以至此，他作《答李端叔书》：“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好一句“人苦不自知”，这世间多少事与愿违，我们怪时不我待，怪运势未及，怪那天的天气，却不知归根结底都源于我们本身与期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的一切愤怒，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苏轼变成“苏东坡”，除了要感谢白居易外，还要感谢他的一位“穷朋友”——他的忠实追随者马梦得。就是他帮苏轼请领到一片地，这片地被耕耘为日后的东坡。关于这位雪中送炭的老友，我们来《东坡八首》中感受一下苏式幽默：
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君，借耕辍兹田。
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
这个马梦得，我们认识有二十年了，他日日夜夜盼望我大富大贵，好分钱给他买座山颐养天年。谁知道今天反而被我拖累，要借田来耕种。哈哈，打我的主意，就像在龟背上刮毛，什么时候才能做成毡子啊！哈哈！可爱的马梦得，至今还在痴人说梦，夸我能成事儿呢。大家都笑他，他也不知道悔改，明明是自己施舍予我，还当获得了千千万万一样高兴呢。
这一年，苏轼真正开始务农。他和老农苦苦学技，当地的农人也确实教了他一些土地的法则，“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他还作诗向别人乞讨桃花茶的种子，觉得茶可以消食，以后吃得太饱的时候来一杯，好不惬意，又忍不住自嘲“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他羡慕着古人陶渊明的生活，热爱土地，为一株植物得以平安生长而欣喜异常。
土地讲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元丰五年（1082），对于苏轼而言，依旧是无人问津的一年。一日，苏轼走在大街上，竟被一醉汉推倒。他定了定神，丝毫不生气，反而笑了起来。这天下真已无人识他，他却很喜欢这种状态，“自喜渐不为人识”，与大自然相处，自得其乐。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我们不知道这句话里是否有一丝难掩的失落。曾经名满天下的翰林学士，沦落至天下已无人知晓。正是这样的生命体验，让苏轼褪去了知识分子身上不易自知自除的优越感，不再去在意什么阳春白雪，什么下里巴人。田舍村落间植物自开自落的美，街头巷尾市井小民细碎生活的美，是一种踏踏实实的美，一种脚踩大地的美。都说由奢入俭难，跌落至此的诗人却拥有一种心安。他无须再日日焦虑担忧，无须思考如何在激流中勇进、逆行。事已至此，退无可退，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一步。
泰戈尔有一首诗说“我那天清晨的失路，寻到我永久的童年，可算我生平最好的幸运”。
生命的视野越低微也就越宽阔，因此这一年苏轼的文章充满大智慧，能装得下整个世界的优美。
说说《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我能想象，半百衰翁独自提着一壶酒，在东坡自斟自饮，他的内心在纠结往复，消解前路惶惑，是磨砺，也是自我疗愈。喝着喝着，月已当空。时间不早了，诗人向家走去，奈何老远就听到家童鼾声如雷，敲了敲门，许久未应。“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这两句颇为可爱，诗人有点委屈地在抱怨，“敲门都听不见啊”。他没有选择继续敲门，或者想个什么别的办法回家，而是倚着竹杖，听大江流淌。这个选择其实很能代表诗人此时的心境，放下我执，随遇而安，任生命之风四面吹拂。
接下来最精彩的句子来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什么时候才能无须顾忌世间纷扰呢？此时的苏轼，跳脱出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当作别人来生活。我把这种处理方式理解为一种自我救赎。诗人此时将“苏轼”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刚好这个生命借由“我”来呈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还会堕落吗，还会自怨自艾、破罐子破摔吗？这不仅仅是你，还是附着于你的一个生命的人生啊。此时，风止水静，道家的超脱在这种情况下被儒家的自我约束轻轻裹住，达到一种曼妙的平衡。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爱苏东坡，他不极端，博采众长，不断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修正自己，传达给我们人生是立体的，是流动的，是可以不断修正的，这是一种大希望。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泛若不系之舟的肉身被思想轻轻拽住，无论今后去向哪里，消失何处，我都愿轻快自在。这是他清澈恣意，又有所不为的跋涉。
这年三月，苏轼叫上几个老朋友一起去郊外沙湖看田，突然天降大雨，又没带伞，看起来只能挨淋了。大家都颇为狼狈四下奔逃，只有苏轼，自顾自地淋着大雨徐徐前行，于是有了这首名扬千古的《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是我认为苏轼词中最值得反复品味和解读的作品，不同时代不同人乃至不同年纪不同环境，读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诗无达诂，我一次次重读后发现，这里面其实藏着苏轼人生至此的四重感受。
第一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经过乌台诗案，苏轼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在此之前，他是被皇帝钦点的宰相之才，可如今却成为一个无权散官，这是人生的风雨。这一路以来，他耳边最不缺的就是争议、纷扰甚至骂声。所以穿林打叶声，不仅仅是雨声，也是此时他人生中的杂音。莫听穿林打叶，人才能从那种混沌迷茫的困境中抽离出来，进而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秩序。下了雨，大家都在躲雨，但躲避能减少分毫失落吗？不如大声吟啸，徐徐行进。芒鞋也许比车马慢，但轻便自由啊。这三句看似轻巧，实则带着骨气，写得非常叛逆。不要听，不如走，芒鞋也能胜过马。被人议论又能怎样？与众不同、格格不入又能怎样？都说忙人贵人车马好，我偏偏觉得闲人竹杖无事一身轻。这是苏轼告诉你的第一重境界：不要活在别人的声音和定义中，要找到你自在的方式，而后低头赶路，敬事如仪。
第二重：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初到黄州时，苏轼寄住在寺院。经过牢狱之灾后，他也不太敢相信别人，经常独行独饮。一个本性开朗的人，却不得不幽闭自己，缥缈孤鸿影。那一刻他才明白，唯有自己才是坦**余生最可靠的同伴。所以，你要一次次，千千万万次，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支持自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谁怕？！这是反问吗？这其实是对自己莫大的鼓励。一蓑烟雨任平生，风雨既然要来，那我们就走进风雨中。这是苏轼的第二重感受：找到前行的勇气，做自己人生忠实的战友。
第三重：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这一层是一个巨大的转折。苏轼在这里突然点明了春风“吹醒”，原来刚刚的潇洒是醉后的豪言壮语，那是否就推翻了之前的一切呢？我们都有过被理想的火焰炙烤到上头的时候，觉得自己只要去做就无所不能。但苏轼在这里告诉你，什么东西更加可贵？那就是清醒之后的自省。褪去热情和冲动，发现现实微冷，甚至带着一点点刺骨的疼痛。但也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不被冲昏头脑，真正全方位地审视自己。山头斜照却相迎，看，太阳迎来拥抱，如梦初醒后的我们，不是仍然在向着光明前进吗？这是苏轼的第三重感受：保持自省，虽身处微凉，却心向光明。
第四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你有没有想过，经过了前面的一切潇洒快意，这首词的最后为什么要说回首？因为人生漫漫，风雨兼程，前途无量，难就难在回首。来路已知，而前方仍有无限的风景，无限的可能，谁愿意再回头呢？苏轼说：回首向来萧瑟处。萧瑟是形容风雨的声音。回头去看来时的风风雨雨，你要把这一路的风景和感受重新在心里过一遭，仔细掂量，细细品味。所有的一切皆非无缘无故。花开花落，零落成泥，那也是花曾来过的证明。这是回首引起的思考。回首的结论是什么？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实现了真正的豁达与超脱。最初是莫听穿林打叶，一蓑烟雨平生，最后回首，心中无风无雨无晴。下雨又怎样，晴天又怎样？这生命实则空无一物，风雨来，风雨去，天地明暗转换，我仍是我。这就是苏轼尘埃落定后的坦**：赶路终须回头看，再论是非，已是明月照大江般澄澈释然，阴晴又能如何？
这就是苏轼的厉害之处，短短一首词里，藏着如此深厚的内涵。诗词常读常新，它会随着我们人生经历的丰富而不断生长，最终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延展出你我各自人生的千言万语。
黄州给了苏轼它的一切，美食、天气、古寺、牵挂、超脱，苏轼全都接住了。
泛若不系之舟
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下诏“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将苏轼调离黄州，赴任汝州。这一年他去了庐山作《题西林壁》，路过金陵，拜访隐居多年的王安石，两人一笑泯恩仇。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尚且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任保守派司马光为宰相，苏轼旋即被召还回京，一路提拔，升至三品大员。当苏轼看到保守派不顾民生之多艰废尽新法，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新、旧党不过是一丘之貉。于是他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至此，他又触怒旧党，再次陷入政治旋涡，无奈请求外调。
一日饱食，他看了看自己圆滚滚的肚皮，与家人说笑：“谁知道我这肚子里，都装了点什么呀？”有人说是满腹经纶，有人说是满腹文章，只有与他心意相通的侍妾朝云，轻轻说了句：“先生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道：“朝云知我！”
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次出任杭州知州。十八年前，他为西湖写过《饮湖上初晴后雨》，然而这时候的西湖被淤泥堵住了，不复往日风光，他又兴修水利，造就至今被千万次吟诵的“苏堤春晓”“三潭映月”等诗意景致。
是年，他作《临江仙·送钱穆父》：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元祐六年（1091），回京不到一个月，苏轼再次受到支持新法的人的攻击，被贬岭南惠州。他在惠州作《食荔枝二首》，说“不辞长做岭南人”。
绍圣三年（1096），苏轼心爱的侍妾朝云去世。他感叹：“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绍圣四年（1097）五月，苏轼再次被贬，这一次的地点是海南儋州。他留家人在惠州，只带了幼子渡海。至此，苏轼已贬无可贬。去儋州要渡海，古代没什么动力系统，一条木船随波逐流，生死都托付于天气。东坡先生作《减字花木兰》，盛赞海南的春天，殊不知他的到来，本身也是赠予海南的一缕春风。
去年，我有机会去过一次儋州，循着先生的足迹“步城西，历小巷”，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村落田间处处春意盎然，藏着东坡居士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过的耕读文脉，他未负那句“海南万里真吾乡”。
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路过镇江金山寺，苏轼看到昔日好友李公麟给自己画的画像，作《自题金山寺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还是用那样略带自嘲的口吻，如此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北归路上，苏轼没能等到三年前的好运气，又或者于他，无论何时化去，都是好运气。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盛暑久旱，苏轼气数散尽，卧床不起。二十八日这天，他几乎已经丧失了听觉，但面色依然平静。他的忘年至交钱世雄在病榻旁照拂，眼看其神识欲逝，钱世雄复诵维琳长老的请愿：“端明勿忘西方。”苏轼答：“西方不是没有，但个里着力不得。”世雄又凑近耳畔劝：“至此更需着力。”苏轼答：“着力即差。”随后溘然长逝。
“着力即差”，这是坡仙走完一生后留下的答案。我理解这其中的顺其自然，是黄州酒后脚踩土地的夯实之感，一步一步走向明天；是惠州“此生归路愈茫然”之时，定了定神，又入人间；是儋州万丈泥土之下，还发新芽。
是一种生命最崇高的姿态。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这一世，我已极尽鲜活，无论接下来是风声四起还是縠纹静谧，我都笑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