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起必然有伏。大宋王朝在忽必烈的铁蹄之下倾覆那一刻，可能有许多像文天祥一样的硬骨文人，会觉得末日就要来了。就像我们这一生，总会有那么一个时间段，觉得迷茫无助，陷入了一种人生无意义感觉。

但，有心的人总能在危机的石缝中播下种子，等待来年春暖，那种子也将在危机中开出花来。这就是元朝的艺术。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它的疆域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到贝加尔湖，是中国历史上领土面积最为广大的王朝。这也促进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以及各民族的融合和相互影响。

正是因为有丰富的对外交流，元朝在艺术上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审美。

比如青花瓷，便和伊斯兰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元朝政府开辟官道，设立驿站等措施方便了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商人沿着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大量进入中国。而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一种特殊的金属钴料——苏麻离青。苏麻离青烧成后会呈现出一种非常鲜艳的蓝色，它被大规模地运用到元青花的烧制过程中。

元青花缠枝牡丹云龙纹罐

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前边看到的器物纹饰，要么是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要么是陶器上的人面鱼纹等，它们更多带有图腾崇拜的含义。而青花瓷上各种植物纹饰的装饰，则要归功于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花、果、叶、草等植物图案，在艺术家的手中有规律地展开、蔓延，形成柔美的曲线，交错填充于空隙，构成了一种复杂、华丽又富有装饰效果的阿拉伯式花纹。青花瓷上常见的西番莲装饰纹路就是从西亚金属器皿上移植而来的。

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牡丹等传统的中式花草图案，被一并处理成花叶肥大、对称又连续重复的缠枝花纹，成了青花瓷上最为亮眼的点缀。

对于历史而言，忽必烈的铁蹄成了文人心中最后的一根稻草。但对于艺术史而言，一个中国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广大的王朝，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王朝，还可能是一个转机。中西往来之路的畅通，各种民族和文化的交融，最终共同浇灌出艺术史上的这一朵奇葩。

元代艺术的特殊性还在于，正是因为这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所以对于前朝社会的审美有了很大的突破。

它打破了汉族王朝长期以来由文人士大夫主掌文化审美主流的情况。

在元朝，艺术走向了两种极端。一种是文人的避世，他们转而在自然里寻求人生的意味。

于是，文人画在元朝达到了顶峰。在元朝，出现了文人画的四大家：吴镇、黄公望，倪瓒、王蒙。

吴镇跟另外3个人不同，他终生不做官，性格也很孤傲，以给人算命为生。他擅长画山水、渔父、梅花、竹石等。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文人清高的精神的代表。同时，吴镇很喜欢在山水中点缀渔父的形象。看起来是在画山水，事实上是为了突出渔父。在屈原和庄子的笔下，渔父是清高孤洁、隐居江湖的智者形象，吴镇画他，也是为了自况。

黄公望也是“元四家”之一，有人甚至把他推举为“元四家”之首。

他原本走的是仕途，饱读诗书却只当了一辈子小官，没想到中年还被人牵连进了监狱，万念俱灰。出狱后加入全真教，游历山水，顺道给人算命占卜赚赚钱。他称自己为大痴道人。“痴”，在美学里是一种特别极致的概念。他“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卧青心，望白云”，把自己融入山水之中。

他因为常年在江南活动，浸染在南方的山水里。所以，他修改了宋朝郭熙提倡的“山水三远”，把“高远”“平远”“深远”，改成了“高远”“平远”“阔远”。[1]

我们看他在《富春山居图》里所描绘的那种清旷感，看他在《水阁清幽图》里营造的云气弥漫的辽阔感。你会发现，在他的画里即便出现了人，也没有烟火气，整个画面使那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世外高人。这和他晚年的隐士生活分不开。

还有一位“元四家”，比黄公望更不爱画人。这就是倪瓒。

倪瓒家里很有钱，但是他却散尽家财，浪迹太湖，画山画水画树。他的画通常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用墨很少，通常是用很干的毛笔在纸上擦出墨迹，所以你看他的整个画，显得很寂寥、清冷。再一个就是他的画喜欢用“一河两岸”式构图，近景放得低，远景放得高，没有人，没有房子，没有船，甚至没有云彩没有风，更是加重了整个画面空旷冷峻的感觉，这个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讲到。

跟以上3位截然不同的是王蒙。

相比于那3位的清淡，王蒙的画可浓烈多了。相比于那3位的留白，王蒙的画可拥挤多了。

比如他的《具区林屋图》，整幅画满满当当，非常饱满，几乎没有一丝留白。这个在中国古代绘画里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即便画幅这么满了，我们也没有很强烈的压迫感，为什么？

《具区林屋图》　王蒙（元）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因为他巧妙运用了水流，做出了层次感。在画面的左上角、右下角，用水营造出“透”的感觉。同时，整幅画色彩浓淡分明，赭石、藤黄、朱砂这些颜色的点缀，让画面充满了秋日的动感。

“元四家”是元朝文人画的典型代表。在宋朝，因为理学的影响，山水画对于形似的追求还是比较在意的，他们关注的是自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人的情感波澜。但到了元朝，审美越来越主观化，山水花鸟，更多是他们抒发自身心绪的载体。

就像倪瓒说的：“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尔。”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是画着开心画着玩儿的，你管得着吗？

元朝艺术走向的另一端，就是文化的世俗化。

备受老百姓喜爱的戏剧和散曲发展起来了，赵孟頫的书法出现了。他吸收了前人的审美，形成了一种实用性的审美价值，因而后人也认为它是公文书写字体的最佳范本。[2]

当然，赵孟頫不仅只有书法厉害。他是诗、书、画三绝的代表，黄公望在他面前自称“小学生”，王蒙是他的外孙，倪瓒刚入门学的也是他的书法，吴镇的山水画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享誉盛名的“元四家”似乎都跟他有解不开的关系。

那，赵孟頫有多厉害？我们下节细讲。

总之，在元朝，中国艺术面临着成熟后的“中年危机”，要继承前人，还是要突破自我？要自守，还是走向融合？

这既是艺术的困惑，也是人生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