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年初,“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时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的黄作财,接到一封来自北京中南海的电报。电报是周恩来总理发过来的,上面只有8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10]
周总理电报上所说的“国宝”,是来自唐代著名画家、政治家韩滉创作的《五牛图》。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质画作,也是代表唐代花鸟畜兽画的最高成就之一,其价值不言而喻。
我们前面说了,唐朝的绘画在强大经济的推动下,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画家开始有了流芳千古的姓名,既有像阎立本、吴道子这样的宫廷画师为皇帝服务,也有像王维这样的大文豪为自己发声。
而韩滉,在他们中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画家只是他的副业,他的正职其实是一个政治家,官至宰相。
你可能会很好奇,堂堂一国宰相,为什么要画牛呢?
这就是这幅画的厉害之处,既有技巧,又有深意。韩滉把他想说的话,都藏在了这幅画里了。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这幅画。
整幅画很简单,除了右边有一丛荆棘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的环境交代,它也让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5头形态各异的牛身上。
这5头牛看似各有姿态、互不关联,但你发现了吗,它们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拥有人的性格和情感。那么究竟韩滉想通过这幅画,来表达什么呢?
跟我们一样好奇的还有《五牛图》历代的收藏者。他们在后面的跋文里,也写下了他们猜测的答案。
最早的解释者是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頫。
他先后三次在画上题跋,并且称赞这幅画“神气磊落,稀世名笔”。赵孟頫认为,韩滉画这张画,其实是在效仿梁朝的陶弘景画牛。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南朝梁武帝想要招陶弘景做官。陶弘景却给武帝画了两头牛,一头在田野水草间自由自在,一头却套着个金笼头,后面有人拿着绳子捆着它,拿着竹杖驱赶它。陶弘景这幅画的寓意,明显就是告诉皇帝,自己闲散惯了,如果做官,就像是那头被束缚的牛一样可怜。
所以赵孟頫认为,韩滉画牛,是想向当时的皇帝唐德宗辞官。但韩滉终生都在为官,连死都死在任上,他心中真有退隐之意吗?
至少乾隆爷不这么认为。乾隆爷也深爱《五牛图》,同样三次在这幅画上题跋,并且还在画里留了一首诗。
《五牛图》 韩滉(唐)
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头老黄牛,身体朝向左边,眼睛好像在看着我们。韩滉在这头牛旁边,画了一丛荆棘。这也是整幅画里,唯一和牛无关的事物。这头牛把脑袋凑了过去,好像在蹭痒痒。根据考证,他画的是棵野酸枣树,是长安近郊最普遍的植物。
可是不对呀,野酸枣树荆棘丛生,牛蹭了难道不会受伤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看看第二头牛。
这头黑白相间的牛,看起来非常悠闲。它正昂首挺胸、不慌不忙地向前走,眼睛依然在看向我们。它看起来特别壮硕,背部凸起,肌肉发达,像是健过身一样。它为什么那么自信,它又想表达什么呢?
在画面中央的是第三头牛。它也是唯一一头身体正向面对着我们的牛。这很奇特。
它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张口鸣叫。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看似发须皆白,像是一头经历了沧桑的老牛。但我们仔细观察这头牛的画法会发现,它其实是不符合解剖学规律的。一般来讲,正面的牛,我们通常只能看到头部,没办法看见它的屁股。如果要看见屁股,它的后腿就必须比前腿多一倍高。但在第三头牛这里,韩滉却把牛的屁股抬高了。为什么要这么画,他想表达什么呢?
第四头牛,是整幅《五牛图》里最可爱的牛了。
它身体虽然向左,但是头却转向右侧。它的大眼睛也在看着我们,眼睫毛又翘又长,就像是现在的洋娃娃一样。它伸出了小红舌头,表情微笑,好像在对我们做鬼脸。相比于前面几头牛,它的存在让画风突变,多了一丝俏皮的趣味。
看到这里,我们愈发感觉到,他可能不是单纯地在画牛。
最后,我们来看第五头牛。它也是所有牛里头唯一一只戴上了缰绳的牛。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它是一头家养的牛。只见它紧锁眉头看着我们,牛角明显向前弯,步伐看起来比别的牛要沉重很多。
“一牛络首四牛间,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
他好像在隔空回应赵孟頫:陶弘景的故事,只是你的想象而已。你看,这5头牛里,只有一头牛红绳络头,是因为韩滉要效仿那位路见牛喘而致问的古代先贤丙吉,体察民生疾苦呢。
当然,站在乾隆的立场上,更希望通过这幅画告诫和教化自己的臣民。而这究竟是不是韩滉的本意,其实也说不好。
在他们之后,也有很多的学术观点讨论韩滉为什么要画牛。有些人认为韩滉画牛,是为了鼓励农耕;有些人认为,其实是在比喻他们韩家五兄弟;有些人干脆觉得,这5头牛,就是韩滉人生的5个阶段。
真真假假,或许只有我们回到韩滉的人生里,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韩滉,是唐朝著名宰相韩休的儿子。父亲去世以后,他就被任命为京兆府同官县主簿,相当于都城里某个县的办公室文职,虽然官职不大,但离中央很近。[11]
而且他的官运一直不错,一路从参军做到了刺史,后来又被调到吏部、户部任职。48岁的时候,韩滉就已经开始管理国家财政了。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事,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嫉妒。
在管理财政期间,韩滉向唐代宗提议,把赋税制度做一个调整,有钱的行业就多征一点,没钱的行业少征一点。这就直接得罪了当时的权贵阶级,他们开始疯狂弹劾韩滉,并且向唐代宗控告韩滉私自敛财、中饱私囊。
后来继任的皇帝唐德宗听够了韩滉的坏话,登基没多久就干脆把韩滉外调到陕西去当地方官。4年后,“奉天之难”发生了。
当时,藩镇势力很大,危及中央。唐德宗打草惊蛇,贸然对藩属下手,于是其他藩镇便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因为当年韩滉的提议没被采纳,国库穷得叮当响,连派去镇压藩镇军阀的中央部队也造反了。他们反手就占领了长安,把唐德宗赶到了奉天(今陕西乾县)。
在这危急存亡之刻,韩滉挺身而出。他一边把防线封锁,一边送钱送粮。但都到这时候了,唐德宗还在怀疑韩滉,以为他的“封锁防线”是为了叛变。幸好当时的宰相李泌拿全家百口的性命力保韩滉,才让唐德宗终于放下戒备,让韩滉再多运点粮食来。[12]
韩滉把自己在地方经营时候的老底捐出,给当时的唐军“输血”,帮助他们平定了叛乱。而经此一战,唐德宗觉得韩滉真乃大臣之器,于是让韩滉入朝为相,并封他为晋国公。
一夕之间,韩滉达到了自己权力的巅峰。但巅峰之下,却是危机四伏。
韩滉是铁吏,尤其到了晚年更加严苛急躁,有犯罪嫌疑的,就要处以极法,[13]有人要分他权的,他就到皇帝面前诋毁对方。[14]
有人开始在唐德宗耳边吹风,说韩滉功高震主。这下皇帝也不得不忌惮起韩滉来。等到韩滉一死,皇帝迅速把他管辖的地方划分成3个部分,降低了后来者的权力等级。[15]
纵观韩滉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就是个职场的铁面人。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过于刚硬,于是下不断遭到流言蜚语,上不断遭到皇帝猜忌。在这个职场里混得,那真叫一个如履薄冰。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五牛图》。在农耕社会里,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所以禁止无故杀牛。在唐朝,杀牛的人是要坐一年半的牢的。所以你可以说,韩滉画牛是为了鼓励农耕,或者纯粹是因为他喜欢牛。但也许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他想借牛喻人,向当时的皇帝表明:我很重要。
可为什么是5头牛呢?
你会发现,这5头牛看似互不关联,但是都在看着我们,好像有话要说。它们像是5个人,有着5种不同的形态和表情。
从第一头牛的闲庭信步,到第二头牛的昂首阔步,第三头牛直面我们的从容不迫,第四头牛做鬼脸的情趣,一直到第五头牛背负着责任的沉重。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韩滉在画他的5个兄弟,最后一头牛在比喻他自己;我们也可以说韩滉在描述他的5种生活状态,4种闲庭野鹤,最后一种是他现在的状态;但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认为,他都是在借牛喻人,向当时的皇帝表忠心——
老板啊,在这个充满猜忌的职场里,我才是那个每天尽职尽责,又对您忠心耿耿的老牛呀!
今天,距离韩滉画《五牛图》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它曾在八国侵华时期被劫出国外,杳无音讯,几经辗转后由香港企业家破产出售。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在当时“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努力下,这件国宝才终于顺利回家,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每当被拿出来展览的时候,关于《五牛图》画中的深意就会被人们重新讨论和猜测。谁都不能肯定韩滉画牛的原因,但大家都一致认为,韩滉所画的并非是单纯的自然界的牛。
他用朴拙的笔法,画出了赵孟頫所说的“神气磊落”的韵味。这是牛,也是他的人生。
而唐代之后的中国画,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文人,把自己的情志寄托到画中的山水和花鸟里,文人画,也逐渐登上了艺术的大舞台,成了国画中重要的分支。
[1] 参见唐·佚名《高宗时语》。后一句为:“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经明”。
[2] 参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唐太宗李世民)许以文成公主妻之”。
[3] 援引自《西藏王臣记》。后晋·赵莹编修《旧唐书·叶蕃传》中亦有相似记载,“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命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
[4] 援引自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原话为:“《兰亭集序》的真迹早已不在人间,传世的都是临摹复制版本。以真迹而论,《祭侄文稿》可以说是‘天下行书第一’。”
[5] 参见《旧唐书·颜杲卿传》,“至是遣使告杲卿,相与起义兵,掎解断贼归路,以纾西寇之势”。
[6] 参见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颜杲卿传》,“史思明等率平卢兵度河攻常山。不涉旬,贼急攻城。杲卿昼夜战,井竭,粮、矢尽,六日而陷,与履谦同执”。
[7] 参见《新唐书·颜杲卿传》,“贼胁使降,不应。取少子季明加刃颈上曰:‘降我,当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卢逖杀之”。
[8] 参见《新唐书·颜杲卿传》,“杲卿瞋目骂曰:‘汝营州牧羊羯奴耳,窃荷恩宠,天子负汝何事,而乃反乎?’”。
[9] 参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列传第一百三十七》,“杲卿、履谦等妻女数百人,系之狱中,光弼破械出之,令行丧服,给遣周厚”。
[10] 素材来源:厦门卫视纪录片《两岸秘密档案》。
[11] 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七十九》,“少贞介好学,以廕解褐左威卫骑曹参军,出为同官主簿”。
[12] 参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一·唐纪四十七》,“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它,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上曰:‘善!朕深谕之矣。’”。
[13] 参见《新唐书·韩滉传》,“婺州属县有犯令者,诛及邻伍,坐死数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内,罪涉疑似必诛,一判辄数十人,下皆愁怖”。
[14] 参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韩滉屡短元琇于上。庚申,崔造罢为右庶子,琇贬雷州司户。以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15] 参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观察使以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