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现代的“国立”？在现代，何谓“国家”？我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在欧洲，通过市民革命建立起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后，“国立”建筑的任务之一就是象征国家这一架构。国民国家是以“单一民族”这一虚构事物为大前提来组编世界的一种架构，因此，人们开始探究象征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形态，对何种形态才最适合某一民族进行了彻底的讨论，甚至还爆发过激烈的争论。其典型就是19世纪发生在英国的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内容是：最适合英国这个国家的建筑样式到底是哥特式建筑还是古典主义建筑。

到了20世纪初，现代主义建筑席卷了整个世界，上述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主义建筑的目的就是创造出适合工业化社会这一新型社会的全球性建筑样式，也就是全世界通用的“制服”，并使其普及，因此，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心一度被封印了。

另一方面，20世纪是世界大战的时代，也是国家为存亡而战的时代，因此，能够让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象征性事物并非没有市场。在以全球化为目标的经济世界和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政治世界的夹缝中，20世纪的建筑师们处于一种悬在半空的状态。他们找不到答案，只能持续彷徨在政治与经济之间。

但是，唯一可以无视现代主义和国际化的大原则而挑战国家、民族等课题的地方是存在的，那就是“新国家”这一特殊事物。

例如，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柯布西耶设计的印度昌迪加尔的一系列建筑就是对适合1947年刚刚独立的印度这一新国家的“国立”设计进行探究后的成果。昌迪加尔实际上是一个省会城市，但当时的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总理对这座新城市的规划有着特别的考虑，希望它能够成为印度这个新国家的象征。在悬在半空的紧张感中，柯布西耶完美解决了这一课题。或者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悬在半空的紧张感，他才创造出了这批杰作。

1971年独立的孟加拉国这个新国家的国会大厦（1983年，见图41）也是20世纪的代表性杰作之一，它是由美国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 1901—1974）设计的。他建造出了象征这个国家的美丽大地和刚毅文化、传统的不朽纪念碑。据说，因为这座建筑具有古代遗迹的风格，所以，有些从空中俯瞰它的人错把它当成了真的遗迹。路易斯·康把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都奉献给了孟加拉国，他在回国途中，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其遗体一度被当作身份不明的人。

丹下健三设计的1964年的代代木竞技场是可以与上述作品匹敌的20世纪的杰作。日本绝不是一个新国家，也许可以说是过于古老的国家。但因为在二战中败北，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新国家重新出发了，或者说不得不重新出发。对于“如何象征这个新国家”这一问题，丹下也在悬空状态下进行了摸索。

图41　路易斯·康设计、被称为20世纪代表性杰作的国会大厦（孟加拉国）

丹下的答案是：使用新技术来创造一个符号。20世纪建筑技术的本质是通过重复使用同一技术来进行空间的扩张和扩大。通过垂直方向的重复，可以搭建出超高层建筑；通过水平方向的重复，可以建造出横跨数个地块的巨型建筑。所谓工业化社会，就是以重复的方法为基础来实现降低成本和大量生产的时代。

但是，重复和符号原本就是无法兼容的两个概念。工业化与民族国家具有本质性的矛盾。通过重复，中心消失，世界变成扁平状，无聊透顶。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悬索结构。把屋顶吊在高高耸立的柱子上，就可以在保住中心的同时扩张空间。通过使用悬索结构，丹下实现了技术与象征的并存。

也有人把吊在柱子上的大屋顶的曲面与唐招提寺的大屋顶（见图42）相提并论。代代木竞技场是凭借现代技术搭建起来的，同时，也兼具了古典式的象征性与力量。

1955年以后，整个日本设计界掀起一场关于弥生与绳文的讨论，也就是有关传统的争论，而代代木竞技场是这场争论的答案。在这场争论中，丹下战后的处女作——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被认为是弥生式建筑，并受到了批判。的确，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的地板正如弥生时代的住房一样，是浮在大地上方，与大地割裂开来的。弥生时代的传统后来被平安时代的寝殿造继承，这种传统被认为是贵族式的，脱离民众的，因此成了批判的对象。

人们认为，以混凝土的均质网格为基础的广岛那种轻快的表达方式在象征日本民族的再生时，显得过于纤细和柔弱，也就是具有弥生时代的特点。与其相对，受到赞扬的是刚劲有力的绳文文化。艺术家冈本太郎（1911—1996）认为，正是在绳文陶器那种超越理性的强劲力量中，才潜藏着可以使日本重生的能量，绳文才是大众化的，因此，他批判了丹下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

有人指出，丹下建筑的基本方法是“扬弃”（即德语的aufheben）。据说，丹下在上旧制高中时邂逅了黑格尔哲学的“扬弃”这一概念，然后终生都以这一方法为基础来设计建筑。

在这个意义上，代代木竞技场是工业化和民族国家这一对立的扬弃，是弥生式事物和绳文式事物的扬弃，也是经济高速增长和大地上的民众的扬弃，因此，是对于现代主义所受批判的最终答案。丹下提交的答案是：不采用冈本太郎那种通过**创造的具有恣意性和艺术性的造型，而是基于理性和现代技术去象征战后日本。这就是1964年的日本提交的对于如何才能同时兼顾工业化社会与民族国家这一问题的标准答案。

但是，在丹下的标准答案背后，很多东西被掩盖了。曾经存在于工业化社会之前的日本的各种技术，以及各地的多种多样的原材料被掩盖了，你可能无法想象这种丰富的多样性出自一个小国，而这种多样性被隐藏在了一件杰作、一个美丽形态的背后。

图42　唐招提寺金堂的大屋顶（奈良县奈良市）

我们所寻找的新“国立”、新“国家”绝对无法用单个形态来象征，而必须是无数个多样化的小东西的集合。必须是多样的、零散的、面貌各不相同的小小的东西和小小的个人的松散集合体。我们想到了通过搜罗细小的木材来制造小东西们的柔和集合体。现代的“国立”必须是小东西的水平的、无层级的集合体。我们的目标不是丹下追求的那种直冲天际的垂直性，而是水平。

而且，这些小东西必须是地方上的小企业也能参与制造的大众化、开放式的东西，而非只有大城市的大企业才能生产的具有贵族性和排他性的东西。另外，“国立”不仅需要是物理意义上的小单位的集合体，而且这些小东西必须是小单位（企业）进行合作之后的产物。有了这种“小”，才有新日本的经济、政治。

我们不仅使用细木材（小径木）搭建屋檐，而且还坚持使用小型木材来支撑大屋顶。通常来说，这种部位如果要使用木材，会使用由多张横截面边长为1米，有时甚至是2米的木板拼接成的大横截面的集成材。欧美最先进的木造技术正在向着这种“大木造”迈进。但是，我们感到，大横截面的集成材有一种类似于混凝土梁柱的宏大规模感，不适合质朴时代的日本，不适合试图在质朴中发现新幸福的日本，因此也就不适用于新的“国立”。而且，大横截面的集成材只能在城市的大工厂里生产。

我们决定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努力。我们先搜罗地方上的小工厂也能生产的横截面边长为30厘米以下的小型集成材，然后想办法把这些集成材与钢筋组合在一起，从而让大屋顶产生了森林中阳光透过树叶缝隙照射到地上的那种斑驳效果。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地组合细木材是日本木造建筑的看家本领。用30厘米以下的细木材搭建成的屋顶从外观看上去就很柔和、纤细。我一直想创造一个与用粗俗的混凝土和钢筋搭建起来的20世纪的巨大体育馆形成鲜明对比的空间。因此我认为，像森林一样纤细、开放的空间才适合我们正在走向的质朴时代。在使用小型材料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尝试把不同种类的材料组合在一起。日本的木造不是追求纯粹的原教旨主义式的木造，而是将身边很容易入手的材料巧妙组合在一起的反原教旨主义式的、随机应变的体系。例如，日本会频繁发生地震，为了抗震，日本木造会巧妙地使用柱子和柱子之间的薄壁以及楣窗等纤细的东西。

日本的土墙很薄，假设柱子的横截面边长为10厘米的话，土墙的厚度就只有几厘米。乍一看似乎与建筑结构无关的薄薄的土墙在地震时却能保护房屋。这种柔和而又坚韧的土墙是由竹子、稻草、线头等身边常见的材料巧妙组合在一起构成的。由木柱、木梁构成的房屋骨架中加入细钢筋这种异质材料来进行补强这一手法在日本的住宅中也是司空见惯的。

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把这种随机应变地使用身边日常材料的方法称为拼贴（bricolage），该词的词源是法语中表示“修缮”“掩饰”的bricoler一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日文版，1976年，美篶书房）一书中，提到了“拼贴”这种灵活的手法，并认为其与基于设计图纸来制造物品的“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的国立竞技场就是现代拼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