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激励我的是我大学时的恩师内田祥哉老师教给我的各种思想。

内田老师的父亲内田祥三是建筑界的大佬，但同时又是一位极为庶民化的人物，具有庶民思想。他出生在深川的木材商人家，但家里破产了，后来他被横滨的一户商人收养。养父认为，这么聪明的孩子在他们家当学徒太可惜了，因此，让他研习学问，上了东京大学。那时付出的辛劳和努力就是祥三设计的建筑的底色。

如今留在东大本乡校区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是祥三设计的。我最喜欢的是本乡的建筑外墙使用的名为刮擦瓷砖（scratch tile）的褐色瓷砖，它使外墙呈现出一种看上去像抓痕的纵向条纹。

当时，在地震中遭受重创的校区需要尽快复兴。但是，瓷砖工厂也同样遭受了重创，因此，仅凭一家工厂是无法提供所有瓷砖的，只能向很多家小工厂订货，以凑齐所需瓷砖。当然，各地小工厂生产的瓷砖颜色各不相同，无法控制。这时，祥三想到了刮擦瓷砖。他凭直觉感到，如果在所有瓷砖的表面弄出同样的刮擦痕迹（纵沟），那么凭借这些痕迹所带来的独特的柔和质感和灰色阴影，就算每一块瓷砖的颜色不同，但就整体而言，应该能产生一种松散的统一感。而且，既然可以允许颜色不一致，那此前作为次品被废弃的瓷砖也可以用起来了，这进一步降低了成本。祥三具有独特的庶民感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条件严酷和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他采用逆向思维，成就了如今东大校园温暖而松散的统一感。

我一直认为，日本建筑界与西欧建筑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庶民性。在过去的西欧社会，建筑师（architect）基本上是贵族和上流阶层的职业。在当地人的认识中，所谓建筑（architecture），原本就与普通的房屋（building）不同，是一种特别的事物。人们认为，建筑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人设计的、在特别的地方搭建的特别美丽的东西。

设计出这种特别美丽的东西的建筑师接受的是特殊教育。法国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曾经是艺术精英教育机关的典型。那时，只有从为少数精英服务的特殊学校毕业的人才能获得建筑师的资格，被允许设计建筑这一特别的事物。建筑对社会和城市就是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另一方面，在日本，从传统上来说，没有必要存在建筑师这一特权阶层。日本过去不存在西欧式的分工，即建筑师负责设计，而工匠负责施工。日本的木匠既负责设计又负责施工。更准确地说，要盖房子的人（客户）与木匠的距离很近，两者一起搭建房屋（不是建筑），并一直使用下去，这才是日本房屋的一般搭建方式。

在西欧，客户、设计和施工是有明确分工的。而在日本，三者没有明确的区分，他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且，施工及施工结束后的维修保养在西欧也是有明确分工的，但在日本，施工中和施工后这两段时间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明确，时间是连续流淌着的。即使在房屋完工之后，也经常会改变一些室内的布置和装修等，木匠总是在家里进进出出。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没完没了的修补，就在于日本木造建筑体系有着极高的灵活性，这与欧洲那种用石头和砖块砌成厚厚的墙壁、灵活性很低的砌体结构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木造为平台，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千锤百炼才形成了这套日本的建筑体系。到了明治时代，人们却认为它是封建时代的遗物，试图否定它、忘掉它。日本从欧洲邀请来了“建筑师”，委托他们设计“建筑”而非房屋，同时拜托他们开展巴黎美院式的精英主义“建筑师教育”。

在这种现代化和“建筑化”的过程中，里程碑之一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代代木竞技场。举行开幕式的旧国立竞技场是建设省营缮部设计的。当时的官员们觉得代代木竞技场也应该由官员们来设计，但最终，代代木竞技场是通过“建筑师”之手，以“建筑师”的名义设计的。据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丹下的老师岸田日出刀强烈希望如此，并在幕后进行了推动，而岸田正是试图把西欧式“建筑师”引进日本的人。丹下是“建筑师”的冠军，而屹立在东京天空下的代代木竞技场拥有强烈的个性，不愧是建筑师设计出来的。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寻求的是一条与上述形式的西欧式现代化不同的道路。我的老师内田祥哉和他父亲内田祥三都是“普通人”。丹下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明星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而在他边上，祥哉老师在探索着另外的可能性。与作为拥有特权的精英而闪耀的丹下式建筑师不同，与工匠并肩同行、与使用者并肩同行的建筑师应该可以被称为现代版木匠吧。祥哉老师摸索的就是木匠式建筑师的道路。我虽然惊叹于丹下的造型能力，但同时也对另一条道路有着深深的共鸣。我认为，在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之后即将到来的“里山资本主义”必须由“木匠”而不是“建筑师”来担纲。我还认为，要想超越“建筑师”设计的1964年的代代木竞技场，必须基于“木匠”的哲学来进行搭建。

内田祥哉老师也曾试图让“木匠的感觉”、庶民感觉回到建筑中。他的研究起点是为了解决战后的住宅不足问题，提供老百姓也能买得起的住宅。为了摸索廉价而快速地搭建房屋的方法，他对预制装配的施工方法进行了研究。以祥哉老师及其弟子们的创意为基础，预制装配式建筑产业在日本兴起，战后日本的老百姓终于可以比较轻松地以便宜的价格买到住房了。

祥哉老师进一步深化了他的研究，发现日本在漫长历史中确立起来的木造住宅的构造方式（传统木造）即使与最新的预制装配建筑相比也毫不逊色，是一个灵活而又合理的体系。他阐明了这样一件事，即传统木造是一个容许各种杂音的灵活而又开放的体系。

祥哉老师经常提起原教旨主义思维的危险性。赞赏木造建筑的人经常会掉进原教旨主义的陷阱。既然采用木结构，那就必须彻底使用木材来搭建一切，这种想法就是木造原教旨主义。用钢筋来进行补强或者用土墙来进行抗震化处理，都被看作不纯正的想法，从而被木造原教旨主义者否定。如果坚持木造原教旨主义，那么能用木材搭建的就只有花钱如流水的超高级的数寄屋建筑了。祥哉老师告诉我们，木造原教旨主义者看上去非常讲伦理，但其实等于是在让大家不要使用木材。可以说，正是托了祥哉老师的福，我才没有陷入原教旨主义的陷阱，正是因为学到了他的随机应变，我才得以在新国立竞技场使用了很多木材。我的思路是：以钢筋为主体结构，再用木材来补强它、覆盖它。借此，在可以容纳那么多观众的大型建筑中大量使用木材才成为可能。而且，这些木材当然是从日本各地的森林中采伐来的。通过使用日本的木材，可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另外，因为外国木材的大量进口而一直荒废的日本森林也可以得到养护，这将有利于森林恢复至健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