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际上我丝毫没有感到悲观，我已经开始看清适合这个时代的幸福了。而且比起1964年那种光滑、闪亮的幸福来，这种新的幸福感可能更强烈。我想搭建一座能够暗示这种新型幸福的体育场。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画出了设计图纸。

我认为，这座体育场首先必须是低矮的。在人口剧增、经济每年都在大幅增长的1964年，高就是价值。丹下健三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这种欲望，在代代木的山丘上搭建起了两座极具艺术性的高塔，然后把屋顶吊在了高塔上。那时，时代追求的是高度，低矮意味着土气和落后。

但是，到了2020年，高是让人觉得丢脸的事。在第一轮设计竞赛中被选中的扎哈方案的最高处有75米。如果在外苑的森林中耸立着一座75米高的建筑，无论是谁都会有一种违和感。我们的团队首先设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把高度控制在50米以下。即使是1958年建成的旧国立竞技场，照明塔的最高处也有60米。可容纳人数从5万人增加到了8万人，但同时却要降低高度，这件事的难度非同小可。首先，我们对地面进行了挖掘，使田径赛场尽可能下陷。观众席也尽可能靠近赛场，同时控制高度，试图以此来提升临场感，并增强运动员与观众的一体感。另外，我们还想出了让支撑屋顶的大梁的高度彻底变低的方法。最终，从外苑西路路面到体育场最高处的高度被控制在了47.7米（见图39）。

我们还注意到，2020年是成本的时代、节约的时代。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对建筑的非难与日俱增。社会上兴起了这样一些呼声：公共建筑是乱用税款的表现，建筑本身就是环境的破坏者，是破坏国家财政体系的社会性罪犯。建筑师被认为是代表建筑系统的罪犯，经常受到抨击。小泉政权的核心政策就是把公共事业减半，并借此获得了国民的支持。保守党政权与建筑业界互相支持的战后日本体系终于画上了句号。

虽然国立竞技场是为了奥运会这一国家层面的活动而搭建的，但如今的时代已经不允许为其编制特别的预算了；相反，正因为是国立的，所以对社会上的反应更加敏感，决不允许有浪费。这与田中角荣凭一句话就追加了代代木竞技场预算的1964年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们也可以说，扎哈没能读出弥漫在日本的这种时代氛围。与她相反，我们的团队在设计时是将节约贯彻到底的。降低建筑物的高度也是一种节约。我们认为外苑的森林应该也会感到高兴。

图39　 从河出书房新社的楼顶眺望新国立竞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