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被称为丹下弟子的黑川纪章的期待比对丹下的期待还要大。我是在刚进初中时在NHK节目中第一次见到黑川的样子的。他戴着安全帽，站立在建筑物拆除的现场。吊在起重机上的铁球正在撞击混凝土的墙壁，将其粉碎。在大量扬起的尘埃中，建筑正在被拆除。而在建筑的旁边，黑川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大声呼吁道：“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拆旧造新。建筑必须像生物一样，缓慢地变化下去。”我觉得他说的太酷了。我完全被说服了，于是黑川成了我心目中新的英雄。

东京奥运会举办三年后，也就是1967年，黑川出版了《行动建筑论——新陈代谢的美学》一书。据说，被称为“新陈代谢派”的建筑设计潮流开始的契机是1955年以东京大学丹下研究室的学生为中心的小型学习会。矶崎新（生于1931年）是组织者，美国的结构工程师康拉德·瓦克斯曼（Konrad Wachsmann，1901—1980）曾作为讲师被邀请到这个学习会上。瓦克斯曼曾资助过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包豪斯学校的首任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包豪斯学校是诞生于德国的一所以融合设计和技术为目标的划时代的教育机构。瓦克斯曼出生于一个木匠家庭，非常熟悉组装物品的现场。通过把这种从现场获取的知识和高端的数学相结合，他设计出了以瓦克斯曼飞机制造车间（1951—1953）为首的、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系统性结构网络。他的朋友爱因斯坦的住宅就是他设计的。瓦克斯曼飞机制造车间是1970年世博会上支撑庆典广场的大屋顶的空间架构的原型。

以在东京大学建筑系15号教室举办的学习会的成员为核心，1959年掀起了一场名为新陈代谢的运动，给建筑界带来了冲击。能言善辩的黑川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他甚至还担任了NHK的解说委员，在媒体上频频露面。如果说战后日本是以“建筑”为引擎而运转的话，黑川就是那个时代催生出的“建筑偶像”。开着阿斯顿·马丁在各处建筑工地转是黑川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与建筑主导的战后日本社会相适应的新偶像的诞生。

黑川从京都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了东大的丹下研究室读硕士，因此，丹下是黑川的老师。丹下深信，通过把日本的传统与最先进的工程学加以融合，自己已经将日本的现代建筑提升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文学、音乐等其他文化领域，日本的现代建筑更早达到了世界水平。丹下觉得自己位于日本现代建筑的中心，所以对于黑川在媒体上频频抛头露面，丹下是反感的、嫉妒的。有这样一则逸事：黑川在丹下研究室读研时，有一次在热海举行了研究室的年终联欢会，在联欢会上，丹下激烈斥责了黑川的言行举止。

不过，黑川可不是因为一顿斥责就会气馁的人。他的思维方式远比丹下有逻辑性。丹下是依靠直觉进行造型的“艺术家”，而黑川则属于“逻辑先行，造型后至”的那一类人。丹下是把时代需求翻译成建筑形态的天才，而黑川则靠预测时代走向吸引了一大批人。

图22　黑川纪章设计的东芝IHI馆（大阪世博会）

黑川没有停留在重新解释日本传统这个层面上，而是把目光扩大到了整个亚洲。他讲述了亚洲的原理，认为其中存在超越工业化社会原理的生物原理。他的宣言是：用亚洲的、生物的原理和设计去超越西欧的、工业的事物。

因此，他提议用流动的、生物式的新陈代谢系统（通过不断更换舱体来实现）来替代西欧式、工业化的拆旧造新系统，他还提议用亚洲式的动态小巷来替代西欧式的静态广场。

我那时正在读初中，已经开始对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社会产生了疑问，于是立刻成为黑川的崇拜者。我感到，能够改变时代、开拓未来的人只有瞄准亚洲、关注生物的黑川，而不是沉默寡言的艺术家丹下。

于是，我满怀期待地来到了酷暑中的大阪世博会，盼望着能够看到黑川设计的场馆。

但是，我对黑川设计的场馆的失望程度甚至超过了丹下设计的庆典广场。钢铁制造的舱体建筑（东芝IHI馆，Takara Beautilion，见图22）正是黑川加以否定的工业化社会的东西，与亚洲式的柔美和生物式的流动相去甚远，看起来就像是钢铁怪物。

我曾经向往的英雄烟消云散了，这令我无比沮丧。世博会会场带给我的只有炎热、不快和痛苦。

图23　瑞士馆（大阪世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