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诚实和善意是不够的：在信任中，我们还需要能力。如果我相信你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一个可靠的建筑工人，我相信你的诚实，但我也必须确认你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如果我信任你会在我度假时照顾我的宠物，我相信你的好意，但也得相信你知道怎样照顾大丹狗和西伯利亚仓鼠。

信任中有诚信的面向，也有知识的面向，两者相比，后者通常很少涉及道德问题。在政治或其他地方，关于“信任危机”的讨论通常集中在对诚实或善意的怀疑，而不是对技能或知识的怀疑上——我们可能会担心政客的能力，但不太可能用信任来表达这些担忧。毕竟，与故意欺骗我们或故意让我们失望的人相比，那些无心之过更容易被原谅。但这种容忍应该有限度，那些承担责任的人有义务保持必要的专业水平。

埃丝特尔·莫里斯(Estelle Morris)于2002年辞去了英国教育部部长一职，她宣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对于如此重要的职位，“还行”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在她辞职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危机和问题，但她的诚实和正直受到了广泛称赞。如果她的离职宣言是可信的(这是一个进一步的问题)，那么，她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可靠品质：当意识到自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选择辞去工作而不是硬着头皮继续她那无法兑现的承诺。

值得信任总是需要专业知识吗？不一定。只要我们知道自己的极限，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值得信任。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治愈癌症，这本身并不会让你变得不值得信任。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治愈癌症，但你却自负地对此提出建议，那你就会变得不值得信任。照看宠物也是一样：你不知道仓鼠喜欢吃什么并不影响你的可信度，但是你不应该主动提出照顾仓鼠，除非你知道它们喜欢吃什么(或者有这份心思去关心它们喜欢吃什么)。

诚信是关于承诺履行的问题，这既需要良好的意愿，也需要能力。值得信任的一部分是努力避免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给予承诺，而且也要努力履行你所做出的承诺。受困于你明知无法兑现的承诺——特别是当风险很高，且其他人还都在依赖你的时候——是一种十分糟糕的感觉。这样的感觉能够让我们对那些即将做出的承诺三思而后行。

这意味着，自知之明也是值得信任的必要条件。诚实地对待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能力、技能和弱点，都是值得信任的先决条件。反过来，当我们寻找值得信任的人时，我们应该寻找那些知悉自己的长处，也了解自身局限性的人。值得信任的人通常善于评估自己的技能、知识和局限性，这样他们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提供帮助或者建议，以及什么时候该止步。有时候，值得信任的选择是说“我不知道”，或者“恐怕我不能为你做这件事”，即使我们知道这会让你失望。要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可控与不可控的事情。对自己的才能过度乐观会导致某种不可信。

这种自知之明并不易获得。有时我们可以通过外部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技能和知识，例如参加比赛或考试。但这通常是不可行的，我们可能容易高估或低估自己，因为这取决于我们的自信程度，甚至是自大程度。此外，这种自我认识有时需要谨小慎微的自省。因此，我很难把准确、详细地评估自己的才能与专业知识，上升为我在生活中给自己定下的最崇高的目标。

这些关于自知之明的问题虽然常见，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完全信任是很难实现的。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应该给别人提供什么，并没那么简单。我真的能满足这份新工作的要求吗？我真的能为他人提供财务建议吗？我真的对自己的观点如此确信，以至于我应该设法影响他人吗？在这类事情上的错误而导致的失信，也许比因不诚实而导致的失信更容易得到原谅，但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属于不值得信任的范畴。

一方面是能力或技能，另一方面是诚实或善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理论上泾渭分明，但在实践中可能会变得含混不清。长期的经验告诉我，当我们约定见面时，不要相信我的朋友黛西会准时出现。我会据此安排一个我不介意等一等她的地方，然后独自待一会儿，带上一本书看看，或者自己晚到一会儿。但是黛西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不守时，还是不想来？是做不到，还是有意的？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她发现守时并不容易，但她也没有尽力克服这一点。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是否相信人们的言谈。我并不相信梅茜和我讲的那些有关她儿子业绩非凡的话。她没有故意对我撒谎，只不过她相信她儿子成就辉煌，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在表明不是这样，可她却把这个站不住脚的信念当作斩钉截铁的事实传达给我。她不诚实吗？不完全是：她相信自己说的话。但她也不是简单地犯了一个无辜的错误：她有能力清晰地认识这一点。所以，意图和能力在这里都是有问题的，很难在它们之间划清界限。

然而，关于信任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在信任博弈实验中，人们决定是否将钱交与另一方，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这种实验似乎关注的是善意，而不是能力。实验设计中收钱者本是有能力返还一些钱的，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在实验中，诚信与否的代价很小，这说明该实验只测量了信任行为的一个方面。)黑猩猩似乎在交换食物和梳理毛发方面均有着互惠的约定，而且它们通常也全都清楚地知道这些资源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是否管用；唯一不确定的是意图。同样，关于测谎、肢体语言和说话的实验当然也都是针对我们对他人的诚实性而不是他们的知识水平做出的判断。

因此，在思考信任与值得信任的能力方面，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从他人的言语中获得知识，以及如何识别技艺纯熟者或知识权威者。

谁知道呢？

当我们缺乏知识，向别人寻求帮助时，我们会束手无策。我怎么知道谁有我需要的知识呢？我不能仅仅通过考试来检查他们能否给出正确答案——如果我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了。当我们在检查技能而不是明确的事实或知识时，可能会简单一点：我可以断定我母亲会开车，尽管我自己不会开车，因为我正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看着她开车。但并不是所有的技能都那么容易评估：我不会说古吉拉特语，我也不知道公交车上坐在我前面的那对夫妇是否会说古吉拉特语，我只知道他们在用一种我不了解的语言聊天，仅此而已。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识别出知者呢？一条线索是地位或声望。当英国报纸想要对某一科学问题发表评论时，他们通常会求助于马丁·里斯(Martin Rees)。我猜，对他的朋友来说他就是马丁。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他是马丁·里斯教授，勒德洛(Ludlow)的里斯男爵，功勋勋章成员，剑桥三一学院的硕士，皇家天文学家，皇家学会前主席，瑞斯讲座教授，以及十几个科学研究和传播方面的最高奖获得者，甚至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核实里斯男爵的科学专业知识，但他长长的履历清单使他看起来是一个优秀的天体物理学专家。

这些证书的大部分都给了我们一种关于里斯专业知识的二手或三手保证。毕竟，荣誉勋章的成员资格是由女王亲自授予的，而皇家天文学家和三一学院院长都是由女王根据首相的建议任命的。难道伊丽莎白看上了马丁？毕竟，我们的女王并不以她的天体物理学知识而闻名，我们最近几任的首相也不是。但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些证书，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女王听取了首相的建议，而首相听取了他的官员的建议，而他的官员又听取了在相关领域有很强资历的科学家的建议。里斯长长的获奖名单反映了他受到其他人的高度尊重，这些人在他们共同的职业中也受到高度尊重。同样，他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研究得到了他所在领域的其他专家的高度评价。如果马丁·里斯告诉我一些关于黑洞的事，我会相信他的。

近年来，里斯撰写的文章广泛涉及天体物理学之外的科学，包括人类文明的未来、气候变化、外星生命形式和其他令人兴奋的话题，他总是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2010年的瑞斯演讲中，他甚至谈到了关于科学、证书、信任和媒体的问题。但作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在谈及这些更一般性的话题时，能延伸到哪种程度呢？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各种资源可以利用，但是，简单地将证书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是有风险的。在接受《独立报》(Independent，2010年9月27日)采访时，里斯驳斥了他的朋友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关于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殖民太空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思虑不周的声明。”——以及霍金关于宇宙学使上帝变得多余的观点。

“斯蒂芬·霍金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我认识他40年了，正因为如此，他的任何预言都会被夸大。我很了解他，知道他几乎没有读过哲学，更没有读过神学，所以他说这个话题，不值得我们太当回事。”

就获得证书的人而言，里斯和霍金都是极端的例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声，有好有坏，有些人有正式的资格证书、学位证书，他们的名字后面还有头衔。当我们寻找有知识或技能的人时，这些声誉和头衔可能是有用的指南(尽管可能会出错)。

偶然性也能提供线索，有时我们发现别人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我看到你在看报纸上的电视时刻表，我会问你今晚有什么节目。我们知道，与首相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很可能知道高层正在发生什么。名人杂志引用珍(Jen)、布拉德(Brad)和安吉丽娜(Angelina)的“友人”的话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目击证人在法庭案件中很重要，因为他们被假定为对所发生的事情有特殊的了解，而道听途说的证据则被认为不太可靠。

追踪记录也提供了不同的线索。有一些资料显示了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事实。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是如何通过信息或技术手段实现的，也许我们也不想知道。当然，这些不同类型的线索可以一起发挥作用：通过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证书和声誉，我们可以较好地了解事实。

社会心理学家用其所谓“专家启发法”(expertise heuristic)进行了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广告的传播力量有兴趣。当我们决定是否相信某人所说的话时，我们不仅要评估讲话者，也要评估讲话内容的内在可信性。类似演讲者的职业或经历这些细节，自然会影响听众对其信任的意向。但说话速度也有同样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说得越快，他看起来就越有能力和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语速快的人看起来更自信，而且语速快也会让听众更难发现论点或证据中的某些弱点。(可也有一种可能，如果一个演讲者讲话快到别人几乎跟不上理解，那么这会降低听众对她所讲内容的信任。)

篇幅与细节也增加了说服力。(这对写“牛津通识课”的作者来说有点不幸)。细节越多越会给人一种专业的印象，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但长篇大论或陈词滥调的讲演也给人一种肤浅的印象，但如果事关重大，必须洗耳恭听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机立断有时并不是一件坏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犯不了什么大错，而且风险也较低。花那些时间去仔细评估我们收到的每一条信息和每位说话者的讲话内容，虽然会带来准确率的提升，但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太高。专家启发法让我们获益，但在诸如应该信任谁这类更重要的问题上，它也未必有什么指导性的作用。

社会中的专家

你应该给你的孩子注射MMR三联疫苗吗？人类活动对气候有显著影响吗？陆上风电场能为能源需求做出有效贡献吗？2011年8月英国城市骚乱的主要原因是糟糕的教育吗？监狱管用吗？嗯，我了解我的想法，你或许对其中一些问题也有明确的观点。但我们都不是这些复杂问题的专家，在表达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或谨小慎微或不假思索地依赖于这些所谓专家的观点。

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建议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传统图景是，专家应该提供关于不同选择和可能性的真实信息，而不带入任何个人价值。推行哪些价值观，应该由整个社会通过惯常的民主程序来决定。例如，专家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关于各种拘留和非拘留的惩罚制度影响再犯率的信息，但是这些专家不能决定司法系统应该优先考虑哪种因素，诸如规避再次犯罪、道德报应、受害者意愿、犯罪者的个人权利，或者经济效率等。在这种传统的观点上，事实和价值可以完全分开，唯一的问题是确保专家足够诚实，把他们的个人偏见排除在其研究之外。

这一理想图景的实现有很多困难。对于哪些问题需要专家的意见、哪种专业知识是相关的，人们也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不良的教养方式会导致骚乱吗？社会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长期性的问题，不太可能有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而且需要详细的数据收集和复杂的统计方法。许多报纸专栏作家、政治家和公众转而认为这是常识：显然，有家教的家庭在骚乱发生时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晚上出门。家教好的家庭显然会向他们的孩子灌输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包括不要打碎商店橱窗和抢劫商品。在此，对于那些专业讨论要不要介入，你想不想有孩子或要不要生活在治安不好的地区等话题，都存在不少的争论，尽管你对这些话题也有着深刻的见地，但没有相关证书可以证明你的这些知识。

在其他场景的问题上，如风力发电场，毫无疑问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来回答。风力涡轮机是如何工作的？它们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能产生多少能量？它们会制造多少噪声？它们对鸟类或其他野生动物有什么影响？这些听起来像是纯粹的事实问题，可以先通过科学探究来回答，接着我们可以就如何在地方关注与国家需求、美学与实用性，或当前问题与子孙后代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等“价值问题”继续讨论。但是，那些对应该建设风力发电场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也会对事实问题持不同意见：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取得共识的专业信息源来让我们好好地思考价值问题。

有时，专家们在某一特定主题上存在名副其实而广泛的争议。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几乎达成了共识，但这一事实却又会被注重争议或表面和谐的媒体报道所掩盖。2011年，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教授——遗传学家、科学传播者、另一位瑞斯讲座教授——在伦敦大学学院科学传播部的支持下，受命审查BBC的科学报道。BBC的编辑指导方针是要求公正，但琼斯的结论是，为满足这一要求做出的谨慎努力往往意味着，一小部分人的意见被给予了过多的重视和曝光率，使得一些原本不具争议性的话题看起来好像是备受关注的。

编辑和记者也有他们的难处：即使受过科学的训练，他们也无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子分支领域内成为专家，尽管这些领域时常会登上头条。与明确的共识保持一致可能意味着某些重要的异议被忽略，但授予不同政见者以口舌，允许他们将自己的观点进行传播，又可能会造成对专家意见的扭曲。

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我们能相信谁？也许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在科学的公众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上，科学家的职责是尽可能地将他们的专业知识传递给缺乏这种知识的公众；这将使普通人意识到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几乎无法评估科学争论，以判断哪一方更正确。事实上，当代科学体系是如此庞大和多样化，以至于某个领域的科学家只能评估自己的某一狭小的领域，对于其他领域，他们也是门外汉。

科学的公众理解的另一种观点，是强调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其运作：争议是如何解决的，谁可以发表、发表什么和在哪里发表，推测、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以及科学家在什么样的压力下工作。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之间，知识、异议和共识的状态可能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当我们将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纳入其中时。2003年，英国《独立报》报道称，汇丰银行(HSBC)董事长曾吹嘘，最近被汇丰收购的家庭国际公司(Household International)聘请了150名有博士学历的专家来评估其业务所涉及的风险。家庭国际公司专门提供次级抵押贷款，但随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致使英国政府在2008年向汇丰银行施救。在这个案例中，所谓专家共识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

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不同类型专家之间的分歧和共识之性质与意义——这不能取代信任，但有助于我们明智地把握信任。

最后，我们需要关注来自情境和经验，而不是来自正规的教育和培训的知识与专业。社会学家布赖恩·温(Brian Wynne)研究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英格兰湖区丘陵地区绵羊养殖的影响。研究焦点是，放射性对放牧于山坡的绵羊有何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农民销售这些受伤羊群的情况。事件发生后不久，官方声明没有什么影响发生，但在随后的几周，山上的绵羊被检测到携带有越来越多的放射性物质。因此，政府要求延期销售，正如农民所警告的那样，这一禁令让其生计岌岌可危。由于当地的温斯凯尔(Windscale)核电站[在一次特别严重的事故后更名为塞拉菲尔德(Sellafield)]发生过这类事故，所以农民在放射性物质对羊群的影响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能够将这些经验应用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布赖恩在结论中讲，农民自己“积攒”的专业知识在许多方面要比科学家们更深入、更准确。除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之外，我们还需要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互动。

自我信任

关于信任的讨论最常出现在人与人之间，或出现在人与机构之间，本书也认可这一模式。但当我时常发问“我应该相信谁”时，一个很好的答案是“我自己”。不管怎么说，有时我也真的应该质疑一下自己。

我们只有在自我信任遭遇挑战时才能注意到它。当我面对吵闹的邻居时，我能相信自己不会生气吗？如果我不列清单，我可以买全所有必备的杂货吗？如果房间里有香烟，我能确信自己不抽吗？这些都是关于我能相信自己会做什么的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是与知识和证据有关的：我能相信我所记得的东西吗？还是我在自欺欺人？我应该相信自己对某一情况或人的直觉判断吗？还是我的偏见或期望让我误入歧途？

自我信任既像也不像我们有时会给予他人的那种一贯的道德化的信任——这种信任常出现在亲密关系中，当它出现问题时，会有怨恨和遭遇背叛的感觉。有时，自我信任似乎包含一个分离的自我。其中的一个“我”决定是否应该信任自己，而另一个“我”是信任的对象——通常是过去或未来的我。现在的我虽然已经戒了烟，但未来的我是否会喝酒？或者我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抵御自己身边将会发生的任何**？这种分离的自我画面促使我们将相信自己视为一种信任他人的特殊情况，将过往的和以后的我们，视为自己特别亲密的“他人”。

自我信任是否与他人信任一样会牵涉道德问题？如果我相信我自己，结果酿成一个过错，我因此感到沮丧和失望，这是可能的。可不常有的是，我认为需要向自己道歉。在典型的人际交往中，我们认为，赢得别人的信任又让他人失望，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一种使自己变得不值得信任的过错。但未来的自我却没有得到曾经的自我的保证，也没有做过有约束力的承诺。如果你意志坚强，能够将过往的愿望变为现实，你当然会获益良多；但举例而言，如果没有这种意志与决心，那么戒烟是很困难的。不过，这种决心与为信守承诺和值得信任而做的坚守不是一码事。

哲学家卡罗琳·麦克劳德(Carolyn McLeod)发现了自我信任和伦理之间的其他联系。她认为，适度的自我信任是自主性的一个重要元素——自主思考、行动和自己选择的能力——当我们需要在现代医学的背景下对医疗保健做出决定时，这种能力尤为重要。如果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别人认为我们在某些领域不值得信任，那么自我信任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鼓舞并劝慰病人增强自信心是尊重患者自主性的关键。事实上，在信任他人的决定中也含有某种程度的相信自己：我对自己应该信任谁能做到心中有数吗？

就像信任别人一样，我们信任自己的决定，必须由现有的证据来引导，尽管这些证据不能完全确定。经验告诉我，我不可能只看一集《我为喜剧狂》(30 Rock)就关掉电视，随后去写这本书。如果想多写一些的话，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看DVD。经验还告诉我，我对颜色的记忆力很差；如果我想要一双和这条裙子相配的鞋子，我不相信自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除非我把裙子拿到鞋店去配。

如果提升我们的自我信任和自信心，的确会让我们表现得更好的话，有时要让这样的自信稍稍脱离事实一些，这是有好处的。正如信任别人，可以使他们变得更值得信任一样，至少在适当的情况下，自我信任可以使自己更有能力、更成功，甚至更值得信任。但是，就像信任他人一样，如果关系到他人的切身利益，我们需要小心斟酌证据。一些关于“请相信你自己”这样鼓舞人心的口号并不能给我信心。未经培训，就能完美地驾驶一辆57座的公交车，这怎么可能？!如果我相信我能飞，那么无论我会感到多么振奋，最终都会事与愿违。

麦克劳德认为，无论是在医疗语境中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都有责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达到合理的自我认知和自信水平。事实上，辱骂和侮辱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打击受害者的自信心；家庭暴力也伤害了受害者的自信心，使其怀疑自己对现实情况的判断力，以及寻求解决办法的能力。从积极角度讲，教师和教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学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获得和建立自信。作为父母，我们担负着向孩子灌输自信心和自我意识这一艰难的任务，同时也知道我们很有可能——甚至应该——高估自己小宝贝的才华。

选择与责任

信任或不信任并不总是一件我们主动选择去做的事——通常，我们只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信任或不信任的状态，却很少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达到这种状态的。如果信任是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那么思考我们应该信任谁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如我们可以觉察到自己的信任或不信任一样，相信或不相信，也不带有可控感。我相信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是英国第一任女首相，她的铁腕作风有问题，而且我再也见不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这些相信都是合理的，尽管我可能发现很难准确地找出支撑它们的证据。此外，我不太可能轻易改变我的观点，即便你给我一大笔钱来贿赂我也不行。如果你想让我改变主意，你得拿出或捏造出一些反对这些观点的证据，比如报纸上报道，伊斯特伍德下周将造访我的工作地点，或者丘吉尔实际上是一名女性。至于后一种情况，不单单只是一份报告就可以改变我的想法，我也想象不出有什么证据可以改变我对这荒诞不经的错误的认识，即使改变想法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没那么简单。

信任某人做某事通常是相信他们在某些相关方面是值得信任的。当信任涉及信仰时，它就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这并不奇怪：我不能简单地相信你是值得信任的。就算我只是部分地相信你，我的证据也会对我的信任施加某些限制。如果我真的认为你完全不可信，那就意味着我在任何方面都不相信你。我可以假装信任你，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好像信任你，但我不可能真正地信任你。

然而，事实上我们通常无法选择我们的信仰，或者选择信任的人，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信仰和信任是不能评估的。当我们把自己当作对象加以审视时，这一点很难被观察到。但当我们环顾周围时，就会看到合理或不合理的信念的例子。在这里，理性不仅仅是真理的问题：我可以不同意我朋友的看法，或许是因为我比她有更好的证据，但不会认为她是不理性的。我可以看出，在她的处境下，她得出了唯一明智的结论，但我知道，她对事实的判断是错误的。

因此，即使信任和信仰齐头并进，超越了我们的直接选择，它们仍然会出现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评估。我们都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信任和不信任、诚实和不诚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强调了公平听证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她认为，当种族、阶级或性别的偏见削弱了我们对某一群体的信任时，我们会对他们造成重大的伤害。这种偏见可能会导致人们对欺骗的预判，就像“女人的诡计”一样；或者会导致对无知的期待，就像“无知少女”一样。相较于对无知的期待，对欺骗性的预判可能带来更多的道德谴责，但两者都能有效地让弱势群体保持沉默。其实际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利益就有可能被忽视。但弗里克认为，危害还不止于此——如果你的声音没有被听到，如果你没有表达出你所知道的，那更加麻烦的是，这些知道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知识本是一种可以用来分享和传播的东西；不能分享的知识，其价值几乎**然无存。

弗里克敦促我们要有“认识论的正义”(epistemic justice)，为了他人的利益，应当听取他人的声音。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倾听他人意见中获益，或者至少通过评估证据来判断他们的可信度，而非依靠我们的偏见。如果我们对原本向我们开放的信息或合作的源头置若罔闻，我们就会自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