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詹姆斯的房间里,和他一起躺在**。在汤姆·普杜学校,一月份期末考试之前,有一周自由时间,这段时间不用来学校,学生自己安排复习。我正在研究物理,詹姆斯在研究我。“我不想爱一个人爱得如此疯狂,”他说,“我不想我的一生幸福跟另一个人绑得那么紧。”
我说不用担心。
詹姆斯坐起来说:“不对,我是认真的。今天,我几乎忘了吃药。我对你的感情,有时候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我开始吻他全身上下各个地方。不只是吻他的嘴唇,在我看来,我们放了太多注意力在嘴唇上。毕竟除了嘴唇,还有很多同样有趣可爱的地方可以吻。我吻他膝盖上的折痕,吻他的背沟,他的背沟很窄但是肌肉惊人地发达。我吻他踝关节凸出来的那块圆骨头,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吻他乌黑浓密的眉毛,他眉头上有一两根一字眉。我吻他手腕上那条两英寸长的横向疤痕。
他把手腕抽开了。
“不用拿走。”我说。
他笑道:“天啊,我那时候真是太傻了。”
“你是说自己企图自杀的事吗?”
他这回笑得更久些,不过笑声中多了一些伤感:“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想割腕自杀,应该竖着割,而不是横着割。如果横着割的话,流血不会太多。这样的话伤口就很容易自行愈合。”
除了摄影课,我学得最差的课就是法语课了。我得疯狂地学才能勉强及格,这时候我连日常基本交流要用的法语词都知道得不多。
但是幸运的是,詹姆斯是个法语奇才。他之前在加利福尼亚上的私立小学读书,那里差不多和英语课同一时段开了法语课。他常常跟我用法语对话,帮我学习法语,碰到我不会的法语词时他会跟我解释。
这天我们在车里,他用法语问我:“关于你的事故,你怪威尔·兰兹曼还是怪那些台阶?”
我需要他翻译给我听,因为台阶的法语词我不会。然而事故的法语词我倒是知道。
他翻译之后,我都没怎么想就用法语回答道:“两个都不是,我怪那个相机。”
詹姆斯笑着说:“嗨,说得很正确。”
奇怪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竟然知道“都不是”和“相机”的法语词,直到它们从我的嘴里蹦出来。
我们正在开车去他工作的社区大学的路上(这个学期他负责在那所社区大学放映美国电影),我看着路边的树,想起树的法语词是arbres。
路的法语词是route。
天空是ciel。
还有大理石。
抛硬币。
还有那个咖啡杯。
还有太阳下所有东西的法语词。
我正准备告诉詹姆斯,我出乎意料地想起了之前学过的法语,这时我意识到我想起的不只是法语而已。
我想起了所有的事情。
这四年间发生的所有事情。
摔下台阶之前的所有事情。
威尔和我争论着谁回办公室拿相机。
然后威尔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他问都没问就宣布说,我选背面,他选正面。
所以我就开玩笑说:“你觉得你是上帝啊?”
“内奥米,”他问道,“你是说你要选正面吗?”
我并没有说要选正面,选哪面都无所谓,只是我的朋友(兼联合主编)有时候办事效率太高,都接近独裁了,作为他的联合主编(兼朋友),我认为有些事情还是应该大家好好商量来决定。“大家都希望能够被事先询问,”我说,“这是礼貌问题,你知道吗?”
威尔叹口气说:“正面还是反面?”
他抛出硬币的一瞬间,我说选正面。不管怎么说,他这次硬币抛得不错,足够高,有那么一瞬间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是也许是银色硬币的反光导致的错觉。硬币抛得那么高,我想着威尔这样一个文弱的学生能不能稳稳地接住硬币。他没有接住,硬币扑通一声掉进了差不多七英尺深的水沟里,这条水沟是学生停车场和教职工停车场的分界线。我们跑出去看结果。由于我打网球练出来的速度,我先跑到那里。尽管水沟里的水有点浑,但我还是可以辨认出硬币上面有些模糊的老鹰轮廓。
“你应该坚持选反面的,主编。”他说,随后把正面印着乔治·华盛顿头像的硬币从水沟里捞出来。
“是啊,是啊。”
我们握手道别,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惯常的道别方式。
我穿越教职工停车场和学校的两个运动场,我们的小型校军乐队(二十三个成员)正在其中一个运动场上排练,正在另一个运动场上训练的是我们的小型校足球队(平均身高173厘米)。
我开始往斜坡上走,斜坡最下面是低年级教学楼(七年级到九年级),斜坡往上是高年级教学楼(十年级到十二年级),所有教学楼根据地势依次排开,让人印象深刻。
我爬上通往主教学楼的二十五级大理石台阶;人们一谈起汤姆·普杜学校,首先想起的就是它的砖墙以及跟银行办公楼相似的主楼,主要原因是这个主楼的照片印在了几乎所有介绍达里镇和汤姆·普杜学校的小册子上。这时候,已经快晚上7点了,主楼走廊里空无一人,这也是学校晚上7点钟时正常的场景。我打开凤凰社办公室的门,里面没人,现在还没开学,所以年刊团队还没回归。我很快找到相机,这台相机还很新,我们还没来得及买一个背相机的盒子或者带子。
整个过程花了不少时间,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我准备回家。我小步跑出主教学楼,开始下大理石台阶。
听别人说我是侧翻下去的,原话是“你听说内奥米·波特的事故了吗?她从台阶上侧翻下去,脑部受到重创”。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想想都知道。我又不是一个老掉牙的八十岁老太太,我已经爬了整整四年汤姆·普杜学校的台阶,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我知道它们雨天打滑是什么感觉;我知道穿着高跟鞋和正式礼服走这些台阶是什么感觉;我知道这些台阶在冬天铺着一层防滑盐时,走在上面是什么感觉。
这些台阶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我是不可能从台阶上侧翻下去的。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知道谁放了一个泡沫塑料咖啡杯在台阶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没有看到,所以踢翻了这个杯子,里面的**倒了出来。我记得我踩在**上面脚打滑了一下,这时我没有拿住相机,相机脱手了,在纵身跃下台阶前的一刹那,我唯一想到的就是相机,这个相机花了凤凰社不少钱,我多么想在它落地之前抓住它。
我没有侧翻或者摔倒,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小心导致的事故。
我纵身跃下,这个动作出于主观能动性。是的,是很傻,但是确实是有意为之。
跃下是带着某种信念、外加不顾重力作用地纵身一跳。
我把自己整个人扑向某个东西。
扑向那个东西的同时,好像是为了远离一些别的东西。
那天晚上之前,我吻了威尔。
实际上,是他吻的我,我没有拒绝。
这件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那时候我们正在跟踪报道科学俱乐部回校参观天文馆一事。我总是取笑威尔沉迷于报道学术事件。我称之为威尔的“书呆子活动”,尽管这么说有些不道义,但是还是面对现实吧,我们两个人都是书呆子,是同一类人。不管怎么说,我们决定留下来观看星系展览。
然后我们就接吻了。我想我们俩都被里面的空调系统、黑暗的环境还有那些变幻莫测的假星系给诱导了。
这个吻也许更多是因为我对艾斯充满矛盾的感情,而不是因为我对威尔有多少浪漫幻想。另外,这时候我还没遇到詹姆斯。
不过,这几个月威尔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我想这也不重要了。我现在和詹姆斯在一起,而我和威尔连朋友都不是了。
坐在詹姆斯车里,我摘下眼镜,一月傍晚的太阳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们在等一个红灯,这时候詹姆斯说:“你好安静啊。”
我茫然地点点头,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我感觉如果我开口说话,我可能会导致动脉破裂。
“你把太阳镜摘下来了。”他说。
“哦……”我重新戴上眼镜。然后我吻了詹姆斯的嘴唇,这次可能有点太用力了。
我决定不告诉他或者任何人关于我恢复记忆的事。在某种意义上,不告诉他们也没什么关系,反正知道了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我看着詹姆斯。我看着他,再一次充满感激,感激那天在台阶下面的人是他,而不是别的任何人。
结果显而易见,我的考试成绩比预想中要好很多,特别是我的法语考试。我考得非常好,格林伯格老师决定完全基于期末考试的分数给我算总分。她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但也是一如既往的公平。“你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内奥米,”她用法语说,“但是你学得很用功,题目答得很漂亮。”
我完全能听懂她说的话,我还用法语表达了我的感谢。
按照要求,我在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去见韦尔老师。“恭喜你,你还有十八周时间去创作让我眼前一亮的作品。”他说。他没有给我打不及格,而是给了我一个暂未完成。话说回来,如果我九月份的时候没有失忆,我肯定已经弃选这门课了。他的课是最差的自选课,这是一门很可能会把平均成绩拉低的课程。
当天晚上我到家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书房里工作。
我轻轻地从厨房门的挂钩上拿走车钥匙,去开车。
重新回到方向盘后面的感觉简直太好了。
我也没开到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就在我们的街区里面,一直右转弯,所以最后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我记得我差不多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博物馆迷路了。那时候我爸妈正在写他们的第三还是第四本《波特一家漫游》杂志,漫游法国南部的那期。我以为我一直跟着妈妈,实际上不是,我一直都跟着一个相机包走着,这个相机包跟妈妈的很像。当那个女人回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跟错了人,然后开始哭起来。
那个女人看着我,虽然她不会说英语(我觉得她也不是法国人),我还是听懂了她的问题:“……妈妈?”
我伤心地点点头,指着那个相机。
她用法语说:“相机?”
然后我更加伤心地点头。巧合的是,这时候我的妈妈来到走廊里面,找到了我。
很多年来,相机一直都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法语单词。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在詹姆斯车里的时候,我的记忆突然恢复了,也许医学上的解释可能是跟神经突触和神经元有关,就像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这四年的记忆会凭空消失一样。
我现在只知道我很想念我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