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托德（Malcolm Todd）
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北欧各族与地中海罗马帝国远未隔绝。虽然从18世纪开始，学者们倾向于将罗马世界与其蛮族邻国视为领土和人口独立的国家集团，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远比现存的文学记录所揭示的更为密切，并且在许多领域接触紧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商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文化和社会等。蛮族领域，从北海延伸到西部大草原，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延伸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在人口、经济和文化的表现形式上都是极其多样化的。这种多样性在我们现有的书面记载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考古学研究仍在揭示这一点。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现代学术界在欧洲史前人类学中所创造的唯一划分。在与罗马帝国共存的大体定居的蛮族社会和从4世纪末到6世纪后期横扫该帝国的移民部落之间，也存在着同样错误的区分；在那里建立的权力体系被公认为是蛮族的，尽管这些体系以罗马为基础。大规模的迁徙当然是改变欧洲的事件，但它们并不是由于环境的某些突然变化、某些新的民族入侵而引发的。更确切地说，它们的起源可以进一步追溯至将许多蛮族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大国联系在一起的复杂关系网络。要了解这些关系，就要掌握真实的迁移情况。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时机。
迈向迁徙
公元2世纪后期是中欧和东欧颇为动**不安的时期。人们南迁多瑙河和黑海的活动，影响了广大地区，使得许多部落与罗马边防军发生直接冲突，特别是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在166年至180年，罗马和多瑙河以北的各族群之间爆发了一系列长期的战争，通常被称为“马科曼尼（Marcomannic）战争”——尽管夸德人（Quadi）也大量参与其中，通过军事力量和外交手腕的结合，罗马的权威最终得以维持，但略为不稳定。虽然帝国的北部边界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得以恢复，并因新的军事部署而得到加强，但马科曼尼战争的余波很快就显示出军事力量和野心开始向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蛮族转移。这些冲突结束后的30年间，有迹象表明，横跨中欧的各个族群进行了重大调整，在靠近罗马边境的地区出现了新的侵略性联盟。阿勒曼尼人，于公元213年在历史资料中首次被提及，当时他们被卡拉卡拉（Caracalla）大帝赶出了上德意志和腊埃提亚（Raetia）。20年后，他们再次闯入边境省份，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公元260年，他们，无疑还有其他各蛮族，导致了罗马对从莱茵河到多瑙河边境体系的放弃。阿勒曼尼人特有的名称，“所有的人”“每个人”，表明了联盟的起源，我们可以猜测，它是在几位领袖的领导下所组成的一个组织松散的联合战团。阿勒曼尼人的主要领土位于易北河上游和罗马边境之间，苏维汇人（Suebi）和塞姆诺奈人（Semnones）早先曾在那里统治。后来，他们又向前推进到旧边界后面的楔形领地，并继续向黑林山和阿尔卑斯山北部进发。
在莱茵河下游东部的法兰克人，虽然在公元250年后才首次出现在我们的文献里，但他们在3世纪初可能已经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出现了。他们也可能起源于几位领袖控制下的侵略性战团，趁罗马人对边境控制有所放松，敢于攻击罗马各行省。目前尚无早期法兰克人实施中央政治体制的依据。后来的法兰克人对他们自己的民族历史有着颇为模糊的概念，统一的进程是缓慢且相对平淡无奇的。法兰克人在3世纪以海上和陆路突袭而闻名，就像他们的北方邻居撒克逊人和弗里斯人一样，同时他们的野心也超越了北部沿海地区。即使有明显的文献资料证据可以表明，在3世纪晚期，莱茵河下游以西的法兰克各族的聚落处于罗马的管理统治之下，但考古学上几乎没有关于3世纪、4世纪的法兰克人的发现。然而，在4世纪后期，在莱茵河和塞纳河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惊人的战士墓葬，随葬品极为丰富，通常有精致的武器、个人饰品、玻璃以及精美的陶器，某些墓地与罗马城镇和堡垒有关，另一些则位于农村地区。这些墓葬，往往随葬有莱茵河以东生产的物品，而这些墓葬作为战士墓葬的这一基本事实，进一步说明其墓主的蛮族身份。在这些日耳曼人的墓地中，也有女性墓葬，因此，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家族或亲属群体显然是从莱茵河对岸来到高卢北部的。直到最近，可能与这一进程有关的聚落遗址仍未找到。但现在已经确定一个约公元400年的日耳曼人聚落，位于默兹（Meuse）河流域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附近的尼尔哈伦-雷肯（Neerharen-Rekem），靠近一栋废弃的别墅。一些战士墓地，与法国东部和比利时的山顶要塞有关，譬如菲尔福兹（Furfooz）和维勒-莫兰（Vireux-Molhain）。在大约公元400年的数十年动**时期，这些地区驻防的军人或许在保护晚期罗马庄园和其他领土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东欧，也存在着民族迁徙，日耳曼民族及其游牧和半游牧邻国的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从2世纪后期开始，维斯瓦（Vistula）盆地的居民与黑海腹地和草原边缘地区的混合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发展。人口向东南部的大规模迁移很可能没有发生，但很明显，战团确实进入了黑海沿岸地区，那里聚集着盟军和资源，使他们能够攻击东罗马世界。这些新的群体被罗马作家称为“哥特人”（Goths），这个术语包含了广泛的种族成分，并给成分复杂的部落集合体、战团，以及其他群体，赋予了一种虚假的统一体气氛。因此，3世纪在黑海以北形成的权力框架，在文化上极为混杂，汇集了各种游牧民族、东日耳曼人，以及黑海沿岸古希腊和罗马城市及其周围的居民。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无须寻找任何独特的“哥特式”文化，因为它并不存在。然而，这种新兴力量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是实质性的。从238年起，哥特人军队攻击了多瑙河下游地区，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其国王克尼瓦（Kniva）的足智多谋的领导下，他们于251年在阿伯里图斯（Abrittus）大胜罗马军队，杀死了罗马皇帝，并从其继任者那里获得了巨额赔款。后来，哥特式袭击的范围扩大到几个世纪以来从未发生过重大战争的小亚细亚，还有爱琴海。这些攻击必定是从港湾发动的，这是蛮族入侵者的一个新方案，由此造成的破坏是广泛的。公元257年，几支哥特人武力入侵希腊，标志着他们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功达到了顶峰。这场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一系列入侵突然结束。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公元332年签订的条约得以稳定，该条约规定罗马每年向蛮族支付金钱，以换取人力，并允许恢复多瑙河两岸的贸易。金钱、人力、兵役、商业：作为帝国联盟的哥特人已经到来。
考古学上所定义的东南欧文化，给那些试图将不同民族区分开来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难题。这是一个在罗马铁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人口巨大变化的地区，导致了复杂令人费解的文化联系。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在寻求正常经济活动时高度流动的地区：并不是所有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都永久生活在西部大草原上。对位于顿河和多瑙河之间这片庞大领土上的民族的研究尚未取得多大进展，自19世纪以来所做的一切学术努力都被民族主义者的自说自话困扰。这里最广泛的考古文化被称为“普热沃斯克（Przeworsk）文化”，它起源于公元前1世纪，涵盖大片地域，从德涅斯特河上游流域到匈牙利的蒂萨河，再向北到达奥得河和维斯瓦河流域，一直繁荣到公元5世纪。这是一种不规则的地方嵌合文化，深受诸多民族的影响，包括日耳曼人、多瑙河中游盆地的凯尔特人、草原居民以及其他民族。有些人在普热沃斯克文化的东方传播者中探寻斯拉夫人的祖先，但这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在这些领土上，很少有针对聚落进行的调查：墓地提供了可供我们支配的大部分物证。战士墓葬很常见，很多都随葬有马具。有少量墓葬的随葬品非常丰富，但绝大多数死者的随葬品数量是适度的。普热沃斯克文化统一体在5世纪初突然结束，这可能是由于随后匈奴人的出现和哥特人的到来迫使他们南迁和西迁的重大转变所致。
与此同时，在多瑙河和第聂伯河之间，一种广泛的文化逐渐兴起，即以基辅附近的一处墓地遗址命名的“耶列尼亚霍夫（Cjernjakhov）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于2世纪，起源于俄罗斯西部的斯基泰人（Scythian）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在4世纪这种复合文化达到顶峰，当时它可能由于哥特人及其盟友的作用，已经向南扩展到多瑙河。耶列尼亚霍夫文化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文化，其特点是精美的抛光陶器、高品质的金属制品和优质的铁器。对于这一文化的传播者，人们仍然争论不下。乌克兰的广袤流域可能是它的发源地，但它向西南的延伸，则意味着向日耳曼人和达契亚人的传播。这种稳定的文化在4世纪后期完全丧失，可能是由于导致普热沃斯克复合文化终结的同序列事件所致。
聚落、文化以及战争
蛮族欧洲某些地区的聚落和聚落类型，要比其他地区保存得更好。总的来说，人们对西欧和北欧这一主题的了解，要比东欧的更多，那里迄今为止还很少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无论是罗马铁器时代还是大迁徙时期，信息最丰富的地区，是德国北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大迁徙之后，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尔干半岛的前罗马行省内的聚落，都有零星的保存。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法国和不列颠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但仍有很多未知情况。在迁移之前，蛮族各族还没有发展出城市类型的聚落，也没有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仍然是部落社会，在其结构上也很相似。中央的经济和行政管理职能是不完全的和不稳定的，还没有可能出现稳定的城市中心。当早期国家形成之初，这种情况并没有迅速改变。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欧洲就存在的主要据点或山堡，在公元一千纪里的蛮族社会中并不常见。确实存在的那些，似乎只是地方政权的据点，而不是联系更广泛的区域中心。
这并不意味着蛮族欧洲不存在大型群落聚居地。北部的大规模挖掘表明，自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开始，就存在着大规模的且布局有序的聚落。那些罗马铁器时代的定居点经常展现出从简陋家园的稳步发展历程。威斯特的情况就是如此，公元前1世纪初始它是一个小农场，但到了3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观的村庄，以木栅栏为标志的棋盘式的道路布局也做了常规规划。它又持续发展了一个世纪，然后在早期迁移阶段相当突然地结束了。像威斯特这样规模的定居点在其人口顶峰时（在4世纪可能有200人居住），只能是稳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很可能是在当地酋长的领导下进行的。在菲德森-沃尔德（Feddersen Wierde）的海岸遗址，也有一些这样引人注目的建筑，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一个聚落按照其年代顺序，占据了威悉河口附近一处不断扩大的土丘。这也是一处结构井然有序的遗址，其房屋呈辐射状排列。到2世纪，靠近南部边缘的一处住所已被一道围栏隔开；在这种筑有围墙的院落里，工匠们使用各种材料劳作。这大致被视为一位当地领主的住处，控制着群落和一群附属工匠。菲德森-沃尔德最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这种内部排列方式一直维持了两个多世纪。
在日德兰半岛，也发现了大量4世纪、5世纪的聚落遗址，这些聚落往往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在沃巴瑟（Vorbasse），一系列长屋坐落于一条中轴线街道的两侧，每一栋住宅都设置有自己的围墙。这个聚落代表的只是有限区域内房屋使用的一个阶段，在几个世纪中，聚落的主要居住区从铁器时代早期地层转移到了维京时期。这种聚落变迁现象，在丹麦、荷兰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都得到了充分证明。确切地讲，其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与需要保持集约化利用农业用地的肥力有关。这种集结的村庄绝不是北部聚落的唯一类型。众所周知的弗勒格尔恩（Flogeln）小规模聚集农场，也是单一农场。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分散的农场类型，例如瑞典南部，瓦尔哈加（Vallhagar）零散的遗址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时期的遗址。瑞典以及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和厄兰岛，也发现了大量早期移民时期的小型设防遗址，其中埃克托普斯-伯格（Eketorps Borg）的研究最为全面。到现在为止，再往南还没有类似的情况。
北欧各族人民的农业经济以混合农业为基础，但畜牧业是大多数地区的主要特征，对此确实有可靠的资料存在。正如塔西佗这样描述早期德国人：“他们的财富存在于牛羊群中。”在聚落发现的动物遗骸，以及作为欧洲长屋一个基本特征的畜舍隔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在北部的几乎任何地方，牛都是最重要的家畜，它生产肉类和奶并可以用作耕畜；排在第二位的，是猪、绵羊和山羊，它们在不同地区的比例各不相同。马一般是大型动物中最不常见的。大多数动物的北方品种，很少受到其他地方的杂交繁殖的影响，必然导致个体动物要小于欧洲南部的那些动物。牛肩高通常只有1米多，马仅有1.5米；猪极小，但绵羊和山羊的大小较接近于那些罗马社会的。家养的狗是用来放牧和看家的。奇怪的是，尽管北欧地区事实上有很多可用的野生动物资源，尤其是野牛、獐和马鹿，但狩猎在肉类供应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沿海群落从事捕鱼和海豹捕捉的活动，但这些活动的重要意义只在少数地方持续存在。最重要的是，蛮族人是农民，他们对土地资源的开发效率是极高的。
从聚落的种子残骸、泥炭沼泽中保存的人类尸体和胃中的内容物，以及花粉谱系，就可以知晓北部种植的农作物。大麦仍然是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谷物，用于酿造啤酒和提供食物。从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这里一直种植有多种类型的小麦，特别是单粒小麦和二粒小麦。燕麦、小米和黑麦分布广泛；还有亚麻，因其种子中所含的油及其纤维而被广泛种植，可用于制作亚麻织品。种植的蔬菜包括豆类和豌豆类，可以在其中添加各种野生植物，包括芹菜、菠菜、莴苣、萝卜和芸薹属植物。菘蓝也被收集用于纺织品染色。欧洲大片的蛮夷之地很可能也是膏腴之地，与某些古典和中世纪早期作家的树木丛生的蛮荒印象相去甚远。但是饥荒和困苦可能会发生，特别是冬季常常很严酷的东部地区。
工艺
从3世纪开始，欧洲蛮族大部分地区的工匠在技术和设计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贵金属的设计制作方面。黄金和白银的供应量大大增加，这些主要是以罗马硬币和其他物品的形式出现。首要的原因是，贵族都渴望在精美的饰品和武器装备方面展示他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威望。从技术上讲，金银丝细工饰品美化、镶嵌工艺，特别是半宝石（尤其是石榴石）的镶嵌等工艺更加成熟，这些都改变了蛮族欧洲的金银加工业态。从3世纪晚期开始，这些奢侈品普遍见于华丽的墓葬中：在中欧的哈斯莱本和扎克罗、多瑙河5世纪的墓葬和窖藏中发现的琳琅满目的珠宝首饰里；以及后来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法兰克的高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的金属匠的辉煌成就里。半宝石与黄金相结合的多色装饰风格的发展，是3世纪至5世纪精细工艺最鲜明的一个特征。长期以来，这一直被视为哥特人西进运动的结果之一，他们带来了一种起源于草原民族的风格。虽然新设计的某些元素确实起源于遥远的东方，比如伊朗和俄罗斯南部，但它们极盛时的艺术繁荣现在看来似乎归于5世纪早期在多瑙河中下游地区劳作的工匠。罗马尼亚阿帕希达（Apahida）的豪华墓葬，以及同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的令人惊叹的器皿和珠宝窖藏，是金属匠的精湛技能及其主人财富的最好展示，而这一切从欧洲大迁移早期就广为人知。金属匠人在此处取得的成就，很快就被欧洲其他地区仿效，比如希尔德里克墓葬随葬品、克雷费尔德-盖莱普（Krefeld-Gellep）、多马尼亚诺（Domagnano）和萨顿胡（Sutton Hoo）。就像蛮族欧洲许多地区一样，对这一惊人成就的贡献来自几个地域，尤其是东罗马社会。
直到欧洲民族大迁徙时代之后，蛮族人基本上仍然目不识丁。然而，早在4世纪初，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主教乌尔菲拉（Ulfila）就把《圣经》翻译成哥特语，这几乎是超人的成就，他为此发明了一个字母表。乌尔菲拉是一名哥特人，他的祖先中有一名基督教囚犯，在3世纪的一次突袭中被哥特人从小亚细亚掳走。在这么早的时期试图将日耳曼语翻译成文字作品的其他事件，历史上没有记载。不过，确实存在一种使用符号进行交流的系统，至少从2世纪起就开始发展，尽管它是用于相对专业化的用途。这些符号——自17世纪以来被称为如尼文（runes），其早期的形式表示单个名称或单词，最常见于武器或装饰品上；有一些似乎是命名一种特定的武器，或为了表达其力量；其他的似乎是对神灵的献辞或针对敌人的咒语，可能还与占卜和宣读众神的旨意有关。如尼文的起源还不完全确定。早期的如尼文〔古弗萨克文（futhark）〕或字母表中，包含24个字符，其中4个可能与拉丁字母有关，而有9个类似于至少在公元1世纪流行于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的北意大利语族的字母表，如尼文可能部分来源于此，但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而这些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直到后来的大迁徙时代才确实出现了如尼文字的铭文，它已不同于之前的符号体系。正是在波罗的海西部地区，这种发展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一直延续到维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在其他日耳曼领土，如尼文的出现较为零星，主要是在祭拜和巫术领域。
它为我们粗略地记录了北方诸神的角色和势力范围。与大多数原始社会一样，生育、死亡和战争等神灵拥有最强大的权力。尽管他们的身份鲜为人知，但水池和泥炭沼中的献祭遗物仍显示出显著的祭拜仪式的遗迹，尤其是在丹麦和德国北部。19世纪，在托尔斯伯格（Thorsbjerg）、维莫塞（Vimose）和尼达姆（Nydam）发现了三处大型祭祀遗迹，康拉德·恩格尔哈特（Conrad Engelhardt）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最近被发现的还有丹麦的伊勒鲁普（Illerup）和埃斯博尔（Ejsbol），以及厄兰岛的斯凯德莫塞（Skedemosse），这些遗址对上述祭祀遗迹的历史和意义进行了重要的澄清与补充。罗马铁器时代晚期的大量遗物，主要是武器和其他战争装备：剑（占大部分，如果不完全是罗马风格）、矛、标枪、盾和盾牌零件、刀、皮带和马具。在托尔斯伯格（Thorsbjerg），以精美的服装和装饰品为代表，胸针和罗马硬币占遗物的大部分，甚至在尼达姆还发现了3艘完整的沉船。在埃斯博尔和伊勒鲁普，也发现了大量战争主题和战利品祭品遗物。在埃斯博尔，大概是在4世纪末，大约可以装备60名战士的武器装备似乎被一次性地献祭到泥炭沼泽里。动物和人类的献祭情况，在其中一些遗迹中也得到了证实。在斯凯德莫塞，马是献祭时常见的一种祭品，或许是献给一位天空之神，这是他的象征。在某些遗址，包括托尔斯伯格，遗物堆积是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那些与战争有关的遗物堆积开始于3世纪。在其他案例中，在重大的胜利之后或许会发生单一的献祭事件，如同在伊勒鲁普和埃斯博尔的。战争装备的献祭遗物一直持续到5世纪，然后就告一段落，也许是因为军事上的重心不再位于北欧。
在泥炭沼泽中发现的遗物，是关于北方各族使用的武器和作战装备的非常宝贵的信息来源，可以作为墓葬和浮雕之外的一种补充证据。到4世纪，剑显然已经变得更为广泛，其中大多数是罗马产的，质量很高。弓箭越来越重要，但远距离作战的主要武器仍然是标枪，通常是装有倒钩的安戈。飞斧变得越来越普遍，成为对抗武装精良的对手的有效武器。但是，在所有的蛮族中，胸甲仍然极为罕见。只有前列的战士才能获得头盔，而且在4世纪末之前，人们几乎不知道如何遮盖身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战士都像几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一样，缺少防护地投入战斗。在某些民族中，特别是东欧那些与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和匈奴人有联系的民族，他们使用骑兵编队的情况有所增加。哥特骑兵，在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后来成为入侵意大利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蛮族军队仍然主要是步兵，装备相对轻捷，其效力取决于他们传统的勇猛和体力。战术依然是简单的，从隐蔽位置的突袭仍然是最重要的策略。通常会避开对有城墙的城市和其他要塞的袭击，因为这种行动可能徒劳无功，这需要运用围城器械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蛮族知之甚少。尽管如此，蛮族军队能够，而且确实战胜了罗马军队。事实上，罗马人和蛮族人在这一领域的划分变得越来越难加以区别。从4世纪中叶开始，大多数军事交战都是在帝国之外的一方蛮族人与在罗马服役的另一方蛮族人之间进行的。
罗马帝国军队中的兵役，为蛮族人的好战性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表现机会，从3世纪起，蛮族人军队成为罗马兵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4世纪后期，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他们构成了帝国军队的大部分，这部分反映了帝国内部的人力短缺，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战斗力受到高度重视。对于野心勃勃的蛮族人来说，在罗马服役可以为其提供财富和地位，远远超出其本国人民的预期。康斯坦丁大帝建立的机动军团，对招募日耳曼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新部队很大程度上是从蛮族队伍中抽调出来的，其许多军官都出自同族。在4世纪上半叶，阿勒曼尼人在高级指挥官中表现突出，法兰克人和其他民族后来也加入了部队。后者中包括西尔维纳斯，他在4世纪50年代曾在高卢担任军事长官，在罗马观察员看来，他似乎是“献身于帝国”，但他却宣告自己为皇帝，以保护自己免受阴谋的侵害，不料不久后竟被自己的士兵谋杀。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许多最高级的军事指挥权都被德国人控制，尤其是在西方。他们的权力可能和他们名义上效忠的皇帝的权力一样大，甚至更大。
哥特人：从巴尔干半岛到意大利和西班牙
在332年签订条约之后，靠近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与罗马国家保持着一种联邦制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无疑或可靠，但大体上是恰当的。到如今，这些蛮族人通常被称为“西哥特人”，以区别于他们东方的同胞，即“东哥特人”。在哥特人自己的传统中，这种分裂可以追溯到来自维斯瓦河流域迁徙期间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一座横跨河流的桥梁发生断裂，致使两族永远分离。事实上，这两个集团在黑海后面的平原上定居之后，可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在4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对这两种哥特政权知之甚少。他们都与西部草原民族有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的政权似乎都很稳定，占据着富饶的土地，并且与黑海沿岸的其他民族保持着联系。在公元370年之后不久，这块相对安全的领域就被突然地破坏了。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为“匈奴人”的草原游牧民族，迅速向西突击，似乎让蛮族人和地中海社会都措手不及。侵略者以惊人的速度侵占了东哥特，并使得他们在接下来的80年里一直臣服。西哥特人及其邻国，立刻领略了西部大草原新主人的生猛力量。376年末，大量的哥特人乞求罗马皇帝允许他们穿越多瑙河，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一旦到达那里，他们就发现生活条件几乎没有比可能留下来忍受匈奴人的统治要好多少。在经历了两年的严寒困苦之后，西哥特人及其盟友在阿德里安堡使得一支罗马军队遭受了惨败，并杀死了皇帝瓦林斯。在西哥特人被正式确定为同盟者之前，发生了更进一步的混乱战争，根据382年签订的条约，莫西亚是为帝国内的蛮族人设立的最早的行省。然而，他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供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定居，因此他们将目光向西转向意大利北部。在他们的领袖阿拉里克——一位有战斗力但并不出色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在5世纪的头10年，他们从北部基地威胁到了旧帝国的心脏。由于斯提利科的阻击，阿拉里克的军队陷入了困境，直到408年斯提利科被处死，阿拉里克的军队才最终于410年8月占领了罗马。这一事件震惊了同时代的人，但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影响。阿拉里克的注意力迅速转向了非洲的财富，但在准备横渡地中海的入侵时，他突然去世。在帝国境内，西哥特人仍旧没有稳定的家园。他们的新领袖阿萨尔夫在意大利北部基地维持了一段时间；在他被谋杀后，他的大批人民再次根据条约的条款，于418年被安顿在阿基坦。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将一直是西哥特人的领土，以图卢兹为中心。在政治和文化上，阿基坦地区的哥特王国在5世纪的动**事件中起到了相对次要的作用，其主要贡献是451年作为击败高卢的匈奴侵略者的重要一员。西班牙北部的部分地区也处于西哥特人的控制之下，随着法兰克人的势力稳步向北部扩展，伊比利亚半岛广阔居留地的吸引力也有所增加。
阿基坦的西哥特王国，是欧洲日耳曼时代早期最不为人所知的强国之一。墓地考古是有关这一时期大多数民族的主要信息来源，但西哥特人特有的物质文化却鲜在墓葬中表现，因为在死者周围放置许多来世的物品并不是他们的习俗。因此，我们甚至不清楚西哥特人的主体在公元418年的聚居地。他们的国王以图卢兹为首都，这应该意味着加伦河上游是罗马后期大量别墅庄园的所在地，接纳了许多的盟员。普瓦图和圣通日辽阔的平原提供了另一片肥沃的土地，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在那里发现西哥特人的任何证据。无论他们抵达阿基坦时自身的物质文化如何，他们似乎很快就将其摆脱，并适应了高卢罗马人所遗存的独特文化。事实上，他们现在与其他日耳曼族群隔离开来，这可能进一步抑制了任何明确的文化意象的发展。王国的内部历史同样鲜为人知。在阿基坦的第一任国王提奥多里克一世的长期统治期间，一般都遵守了盟约条款。451年，在卡塔隆尼平原上面对匈奴人的罗马军队核心成员，是由西哥特人组建的。提奥多里克本人在那次重大战役中丧生。他的儿子，另一个提奥多里克，仍然是罗马的盟友，但他的王国很快就受到了因法兰克势力崛起而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早在507年武耶战役中败给法兰克人之前，西哥特人的目光就已经向南转向西班牙了。
由蛮族人建立的两个最大的罗马王国是哥特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以及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从长期臣服于匈奴人中摆脱出来，在最伟大的蛮族政治家提奥多里克领导下于488年入侵意大利。他的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君士坦丁堡作为人质度过的，接受过罗马教育，精通罗马的治国方略，但又不失天生的战争嗜好。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以几个古老城市为基础的王国，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政权，但在他死后却无力反抗复兴的拜占庭帝国。提奥多里克王国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国王本人。在保留那些可以为他的目的服务的罗马等级制度和行政管理要素的同时，提奥多里克仍然是一位日耳曼国王和指挥官，另一方面还具有非凡的视野和外交技巧。他通过哥特会议统治哥特人，并雇佣日耳曼军事指挥官。但他也任命罗马人在宫廷中担任要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卡西奥多鲁斯，其信件透露了提奥多里克的意大利消息来源。东哥特王国的弱点，是东哥特族人民本身。他们似乎没有服从国王分配给他们的社会角色。他们的主要聚居中心仍在意大利北部，在北部亚平宁山脉以南发现的东哥特人物品极少。尽管在488年之后，意大利在近半个世纪内一直享有免受外部攻击的安全保障，但哥特族对北部的控制却未能形成一种经历提奥多里克之后还能存在的凝聚力。526年国王去世后，意大利再次暴露在外部势力之下。
在罗马土地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耳曼王国，是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从5世纪后期开始，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北部的势力得到巩固和扩大，他们很快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早期，他们得到了提奥多里克的大力援助，但到了530年，西班牙王国的独立性得到了保证。它一直存续至711年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的西哥特人，虽然略显内向，但却是罗马和日耳曼元素的完美融合体。西班牙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南部，从6世纪中叶开始，王国定都托莱多，奇怪的是，它靠近日耳曼人定居点的南部边界，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西班牙大部分地区都是从这里被统治的，但是苏维汇人占据了西北角，直到6世纪80年代才被统治，而东南沿海的一条狭长地带，在6世纪中叶被拜占庭人占领。西班牙西哥特人的物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罗马晚期的行省及拜占庭。西班牙特有的“哥特族”遗物，无论它在6世纪意味着什么，都是稀缺的，而且在质量上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利奥维吉尔德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这个王国在6世纪后几十年里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时它享有在任何蛮族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精神生活，即使是如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这般的罗马晚期那么有代表性的学者，也可以在里面舒适地工作。假设它在7世纪后期停滞不前，那么在711年阿拉伯人横渡直布罗陀海峡时，它绝不是行将灭亡的。但面对强大的入侵者，它以惊人的速度崩溃。
法兰克人：从高卢到法国
法兰克人的势力在高卢北部的崛起，并没有在该地区的考古学中得到明确反映。历史资料表明，到5世纪中叶，莱茵兰的大部分地区、默兹河（Meuse）流域和摩泽尔（Moselle）河流域，以及比利时广阔的平原，都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但考古记录中并没有清楚地表明有大量蛮族人的存在。只有在此世纪的下半叶，法兰克人的墓地才大量出现在这些地区，其墓葬物品标志着与罗马晚期历史的决裂。这片土地的殖民化似乎相对缓慢，可能是从一些原本相当小的飞地扩展出来的。其中之一位于莱茵河下游，是起源于4世纪的作为法兰克人一支的撒利族人（Salian）的聚落；另一处位于默兹河谷和摩泽尔河谷；第三处位于比利时南部，其中心在罗马小镇图尔奈（Tournai）；随后，兰斯（Reims）周围地区吸引了一些法兰克人群体定居下来。直到5世纪后期才出现了中央集权，当时克洛维将这些分散的酋邦合并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并扩大其对高卢北部大部分地区的领土控制，将国土面积从莱茵河扩展到卢瓦尔（Loire）河。到6世纪初，克洛维已经与莱茵河以东的图林根人和阿勒曼尼人、高卢东部的勃艮第人（Burgundians）展开了战斗，最重要的是，他在武耶（Vouille）战役中赢得了反对西哥特人的胜利。当克洛维于511年去世时，受到拜占庭皇帝和意大利提奥多里克尊崇的法兰克人成为高卢的主人，并将一直如此。
皇家墓地和其他装饰华丽的墓葬，在法兰克人的考古定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年代最早的也是首次被发现的皇家墓地是去世于481年或482年的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的墓葬，于1653年在图尔奈（Tournai）被发现，随葬品在不久之后即被公布。这位国王，克洛维之父，被一堆金、银和石榴石包围，其中包括两把剑鞘镶嵌着石榴石的巨剑、金腰带搭扣、一个金饰环、一枚罗马晚期军官佩戴的十字弓胸针、100枚金币和200多枚银币，以及一件绣着300只金蜂的精美锦缎披风。这座墓葬用无与伦比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5世纪晚期金属和宝石的精湛加工工艺。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墓地周围的帝国回声，尽管他和他的儿子是十足的蛮族国王，但他们将接替罗马在西方的权力。
希尔德里克是一个异教徒，他的埋葬位置并不确定。但是克洛维受洗为基督徒，从他那个时代起，法兰克国王、他们的家人以及许多贵族都寻求葬于教堂或靠近教堂。在巴黎附近圣但尼的一座小型长方形基督教堂下面，有一位40多岁的贵族妇女的墓葬。她躺在石棺中，身着华丽的衣服，披着一件淡红色的丝绸斗篷，佩戴着华丽的珠宝。她的金图章戒指上刻有阿尔内贡迪斯·雷吉娜（ARNEGUNDIS REGINE）字样，由此可以确定她是克洛塔尔（Clothar）的第二任妻子阿尔内贡德（Arnegunde），死于570年左右。科隆大教堂下方的两座墓葬，与圣但尼墓葬同属王室，也许早于前者20年。其中一座墓主是女士，另一座墓主是个小男孩，可能是她的儿子。这名妇女墓中的珠宝，是已知欧洲日耳曼时代最精美的珠宝之一。这个小男孩，大约6岁，装备有全套微型法兰克战士的武器：头盔、剑、斧、矛、盾和刀。但是，并非所有的法兰克贵族都被葬于教堂中。在克雷费尔德-盖莱普（Krefeld-Gellep）的墓地里，有一些装饰华丽的6世纪和7世纪的战士墓，远离任何明显的教会遗址；而位于莱茵兰莫尔肯（Morken）地区的一座武士酋长墓则被埋葬在一栋罗马别墅里，后来被一座教堂覆盖，但二者貌似毫无关系。在蛮族贵族的世界里，古老的习惯根深蒂固。伟大的战士及其女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很久之后，仍然必须随葬有适合他们地位的物品。逐渐地，在教堂里安葬才成为人们公认的方式，尽管如此，墓葬品也没有被完全抛弃。
早期的法兰克人聚落显示出与罗马晚期人群的密切关系，鉴于其中许多人群的强大，即使在5世纪，这一事实也不足为奇。在皮卡第（Picardy）大区的贝里欧巴克（Berry-au-Bac），人们对一处高卢罗马人的乡村遗址关注的焦点，是一群法兰克人的半地穴式小屋格鲁本豪瑟（Grubenhauser）和长厅，对它们的使用可能没有中断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法兰克人的墓地往往位于高卢北部和中部的罗马别墅或附近，转而成为以墨洛温（Merovingian）王朝或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的教堂为中心的中世纪村庄。这表明罗马晚期的别墅庄园、法兰克人的聚落和墓地，以及后来的村庄，这一系列形态有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演变顺序。但作为一个整体，目前还尚未在任何一个遗址完全显露出来。后来的法兰克人聚落，在结构和布局上远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研究最深入的，是位于新维德（Neuwied）附近的格拉德巴赫（Gladbach），它由许多格鲁本豪瑟组成，围在一个长方形大厅周围。在加来海峡（Pas de Calais）的布勒比耶尔（Brebieres）， 6世纪和7世纪的大量的格鲁本豪瑟与各种产业活动有关，可能是附近维特里昂纳图瓦（Vitry-en-Artois）皇家别墅的附属建筑。法兰克贵族的住所，尚未在考古中明确发现。很有可能它们通常位于罗马城镇和城市内部，从而使识别成为一件无把握的事情。即使在乡村，对法兰克人聚落的了解也远不具有代表性。
5世纪初，高卢东部的大片土地被勃艮第人占领。在6世纪，这个民族已经远迁西部，获得了靠近罗马边境的美因河-内卡河（Main-Neckar）地区的控制权。但是，高卢的土地具有极强的**力，406年年底，他们在国王贡多哈尔（Gundohar）领导下，参与了大规模穿越冰封莱茵河的行动，并在沃尔姆斯（Worms）、施派尔（Speyer）和斯特拉斯堡周围定居下来。435年，他们试图通过向西北迁移到高卢行省比尔吉卡（Gallia Belgica）来扩大他们的统治，但被罗马指挥官埃提乌斯（Aetius）击退。随后，一支仍在贡多哈尔（Gundohar）统治下的勃艮第军队，被入侵的匈奴人包围并摧毁。这场惨败有效终结了勃艮第人在高卢的扩张，但它促使勃艮第人的名字被庄严地载入后世欧洲的神话里。它是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ebelungenlied）的起源，这首诗详细叙述了侠义面纱之下几个复杂纷乱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以西的扩张时期。
在443年，勃艮第人仍然有足够的影响力来赢得联邦地位。这使得罗马给予了他们新的聚落区，位于萨帕迪亚（Sapaudia）、瑞士西南部，以及与法国毗邻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可以协助罗马人控制通过阿尔卑斯山口进入意大利的通道。他们通过在451年与匈奴人作战，以及456年在西班牙与苏维汇人（Suevi）作战，履行了作为联邦成员的义务。罗马权威在高卢的最终崩溃，使他们得以向罗纳（Rhone）河延伸，从而最终控制了这条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大部分土地。但这也是他们权力的最高点，他们无法抵抗法兰克人不断扩张的疆域，重要地位很快减弱，只在法国地图上留下了勃艮第的名字。
高卢北部也接纳了移民来的撒克逊人，这一事实常常被遗忘，主要是因为直到最近还很少出现表明他们切实存在的考古证据。在诺曼底的巴约（Bayeux）周围，撒克逊-拜奥卡西尼（Saxones Baiocassini）被建立起来，并两次被“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提及。撒克逊人的陶器和金属制品，在当时的卡尔瓦多斯（Calvados）省日益受到人们的认可，譬如在吉布韦尔（Giberville）和圣纳维尔（Sannerville）的墓地里。其他撒克逊人定居在索姆（Somme）盆地和加来海峡（Pas de Calais），在这里出现了太多他们的坟墓，例如蓬蒂厄新城（Nouvien-en-Pontieu）；另一群撒克逊人冒险前往高卢西海岸，定居在卢瓦尔（Loire）河口附近。到6世纪末，这些北方人已经融入了高卢墨洛温（Merovingian Gaul）文化。
阿勒曼尼人
在260年罗马边界被放弃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阿勒曼尼人（Alamanni）并没有向莱茵河和多瑙河进发。然而，到大约300年时，成群的移民占领了黑林山（Black Forest）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土地，不久之后阿勒曼尼人就开始攻击莱茵河上游流域和高卢东部。4世纪50年代，尤利安（Julian）皇帝发动了反击他们的战役，并几次击败了他们，最令人瞩目的当属357年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那次。尽管如此，他们对高卢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参与了406年或407年新年前夜的大入侵。其主体部众占据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并不利于统一权力的建立。阿勒曼尼人的军队，通常由不止一位国王或战争领袖指挥，而在这些指挥体制下，相应地，亲王又领导着规模较小的氏族部落。这些地方酋长的据点，是考古学上阿勒曼尼人版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法兰克人的扩张，促使他们周围的阿勒曼尼人越来越紧密相系。于是，阿勒曼尼人向南望向阿尔卑斯山谷和巴伐利亚以寻求未来。从这里他们仍然能够突袭高卢、意大利，以及多瑙河上游地区。到500年时，他们控制了阿尔卑斯山北部最好的土地，作为克洛维（Clovis）将他们排除在莱茵兰之外的补偿。阿勒曼尼人感受到了意大利的**，但他们的实力不足以入侵意大利，无法占领那里的领土。在6世纪期间，东部法兰克人对阿勒曼尼人行使了越来越大的权威，直到8世纪初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最终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帝国。
目前已知的阿勒曼尼人的几个主要据点遗址均位于德国西南部，其中经过最全面考察的是位于乌拉赫（Urach）附近的伦德堡（Runder Berg）。这座小山顶，长最多70米，宽最多50米，周围是大约公元300年建造的巨大木制城墙，包围着许多4世纪的木结构建筑。其他的建筑，则位于山坡的较低处，可能是供给受酋长控制的工匠居住。在迪滕海姆（Dittenheim）附近的盖尔贝堡（Gelbe Burg），以及班贝格（Bamberg）附近的赖斯贝格（Reissberg），也存在着类似的据点。可能很大一部分较小的聚落，位于中世纪和现代的村庄之下，因此目前所知的聚落类型并不具有代表性，比如位于高卢法兰克的那些。一些古罗马乡村遗址，吸引了阿勒曼尼的移民。位于霍尔海姆（Holheim）和布劳恩海姆（Praunheim）的别墅，部分是由他们的新主人重建的。在巴尔丁根（Baldingen），发现了罗马金币和一枚军事胸针，可能是曾在罗马各行省服役或者成功突袭过他们的阿勒曼尼人的遗物。从大约330年起，在多瑙河上游的诺伊堡（Neuburg），显然存在着在罗马服役的阿勒曼尼军队的迹象。
汪达尔人
汪达尔人对帝国的入侵遵循了与众不同的模式。在406年年末横渡莱茵河之后，汪达尔人穿越高卢，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到达比利牛斯山脉。然后，他们偕同苏维汇人（Suevi）和阿兰人（Alans），横扫西班牙，发现那里的肥沃土地防卫不足。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狂欢之后，几个汪达尔群体聚集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强盗和海盗是财富的主要提供者。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良港，促进了穿越海峡的冒险；正当贝提卡（Baetica）的财富开始枯竭时，非洲的巨大资源也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428年5月，一支庞大的船队被集结起来，受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控制，由盖萨里克（Geiseric或Genseric）指挥。盖萨里克是所有蛮族国王中最有才干且最残忍的一个，他是一位权威显赫的战争领袖，也是一位颇具技巧的政治家。在他死后很久，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将其描述为“最聪明之人”。汪达尔军队可能大约有2万名战斗人员，据我们确凿的资料，越过海峡的总人数为8万人。在非洲的罗马军队本应有能力对付这种规模的敌人，从海上进行攻击。但他们领导不力，从未抓住机会去强力抵抗侵略者。从汪达尔人登陆丹吉尔港（Tangier）附近的那一刻起，就未实施重要的对抗。汪达尔人向东横扫，其速度是令人惊叹的，其影响是毁灭性的。两年内，沿海地带只有三个主要城市仍然坚持反抗他们。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侵略者不必浪费时间寻找补给。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可以用于对城镇和领土的夺取。在极少数城市驻军的抵抗下，汪达尔人在两年内完全控制了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和努米底亚（Numidia）行省。罗马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个盟约，期望他们能满足于其已经拥有的。但是盖萨里克想要的更多，他袭击了富裕的非洲行省，在439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迦太基。这给了他一个威胁意大利的基地，440年，一支汪达尔部队侵入西西里岛。罗马用另一个盟约收买了盖萨里克，汪达尔人又恢复到老样子，开始享受他们征服北非的成果。
大部分的汪达尔殖民者，可能从440年开始以迦太基附近为基地，然而其他的人占据了切厄切尔（Cherchel）和提帕萨（Tipasa）周围的肥沃土地，以及君士坦丁岩堡四周的平原。罗马的土地和财产被普遍没收，但许多土地所有者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罗马行政管理的某些要素得以保留。一些重要的汪达尔人，甚至采用了罗马拥有大量土地的所有人的轻松生活方式和品味。但是，在大批汪达尔殖民者和各行省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鸿沟。汪达尔人在非洲的统治，是用武力来实施的，通常会抓住机会到处袭击和掠夺，例如在455年，西班牙和意大利遭到劫掠，罗马也被洗劫。虽然大部分对手不屑于为汪达尔王国留下记录，但它显然不是一个仁爱的且具有前瞻性的政权。结局来得很快：533年，拜占庭人入侵非洲，在短短几个月内，汪达尔政权就被永远地摧毁了。
北欧各族
在约公元400年人口开始迁移之前，北欧沿海地区各族长期以来一直在袭击高卢和不列颠。这些民族包括：荷兰北部的弗里斯人（Frisians）、易北河下游和威悉河（Weser）地区的撒克逊人（Saxons）、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盎格鲁人（Angles），以及来自日德兰半岛的其他民族。对于迁徙的刺激因素，人们往往认为是沿海地区定居条件的恶化，海平面的上升致使大片土地无法耕种。这或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人口的增长至少也是其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而且，北部各族不会一直觉察不到罗马在维持其在日耳曼和不列颠的防御方面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困难。撒克逊人的名字，在我们的书面资料中占据了最显著的地位，但很可能这是一个适用于任何跨越北部海域的袭击者或移居者的名字。这些民族的政治组织鲜为人知。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组织，而他们领导人的名字充其量只是虚无的，如果不完全是虚构的话。迁往不列颠和高卢的撒克逊人及其他人，是作为战团和小型移民群体抵达那里的，只是在他们到达之后才慢慢发展成为政治单位。因此，这并不是像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或后来的伦巴族人那样的运动，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也许是长达两个世纪里人口的零星迁移。撒克逊人的松散体系，持续贯穿于5世纪，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德国北部的故乡。这一世纪是沿海地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许多定居点被放弃，并且再也没有被重新使用。大型火葬墓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些民族的文化信息，往往在5世纪上半叶就告一段落；其他的则开始于500年之前，并持续了3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为了应对一系列压力，显然正在发生重大的人口重组。
易北河和威悉河的下游山谷，通常被认为是撒克逊人的中心地带，在那里发现了他们的一些最为著名的墓地。但它们向西延伸到荷兰，向南延伸至德国中部。他们与最重要的相邻民族保持着联系，莱茵兰（Rhineland）的法兰克人（Franks）和南部的图林根人（Thuringians）。位于利伯瑙（Liebenau）的墓地，在威悉河流域的宁堡（Nienburg）附近，里面既包括法兰克的金属制品，也包含来自图林根的玻璃制品及胸针，这些或许是通婚和商业的遗物。利伯瑙墓地是近年来研究最为全面的，由于它从5世纪初到9世纪中叶一直在使用，因此特别令人感兴趣。直到8世纪，异教徒的埋葬习俗一直占主导地位，其中包括单独的马葬，大概是重要战士的坐骑。在785年威德金特（Widukind）受洗之前，没有随葬品的基督教墓葬就没有出现过；甚至在此之后，墓穴中仍然可能包含后世的随葬品。
在整个6世纪和7世纪，欧洲大陆的撒克逊人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但是，像莱茵河以东的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无法抵御法兰克人，最终在8世纪晚期被查理曼大帝统治。他们的弗里斯兰（Frisian）邻国在战争中远没有那么强大，但在北部海域发展贸易网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释放精力和航海技术的出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在这项事业中树立了相当大的声誉。
在迁徙时期，波罗的海西部的土地，仍然保持着其作为权力和财富中心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来自外部地区各族群的任何程度的公然侵扰。这块土地物产丰富，提供的资源可以用来交换来自东罗马世界的黄金。源源不断的黄金，到达瑞典南部，以及波罗的海的哥特兰岛（Gotland）和厄兰岛（Oland），其中一部分可能输送给拜占庭皇帝以支付东部各族的战利品和补贴。在斯堪的纳维亚收到黄金的那些人，将其加工成胸针、螺旋环、华丽的项圈和其他饰物。这一时期最大的窖藏是来自南曼兰（Sodermanland）的蒂勒霍尔姆（Tureholm），有重达12千克的纯金铸块，而在特罗莱伯格（Trolleberg）发现的一枚戒指，重达1.25千克。斯堪的纳维亚的黄金时代，名副其实。
波罗的海西部与包括罗马世界在内的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在古默（Gudme）地区的菲英（Fyn）岛上有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19世纪，人们注意到此处堆积有丰富的贵金属遗物，最近的发现更加深了这一认识。出现在这里的，有许多罗马晚期的硬币，连同银器、胸针以及其他饰品。发现这些物品的区域，占地面积为200公顷，其中设置有许多定居点。新知晓的图景是一个权力中心，它能够吸引大量便于携带的财富，并在波罗的海西部地区广泛地重新分配。这只能通过海上运输才能实现，而古默距离海岸只有5千米，可能性不大。在伦德堡（Lundeborg）有一个著名的港口遗址，在此处更进一步发掘出了大量的罗马进口商品和迁徙时期的金属制品，其中包括丹麦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黄金窖藏。古默和伦德堡建筑群，被证实很可能是后来几个世纪著名的商业中心的前身，譬如西部的多雷斯塔德（Dorestad）和昆都维克（Quentovic），北部的海泽比（Hedeby）和比尔卡（Birka）。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各个民族，并不为文明的地中海世界熟知，甚至连主要族群的名称也记录不清。最强大的是瑞典中部乌普兰（Uppland）地区的斯韦阿人〔Svear或斯维亚人（Sviar）〕，以及其南部的戈塔尔人（Gotar）。瑞典南部可能被大量小型人群占领，从民族大迁徙时期起，那里就存在着数百个设防遗址，其中大部分都是小的要塞，周围只有一堵石墙；最大的堡垒之一，是位于厄兰岛的格拉堡（Graborg），宽210米，粗凿石城墙高9米。在这些遗址中，发掘最彻底的是同样位于厄兰岛的埃克托普斯-伯格（Eketorps Borg），它最初是4世纪晚期的一个避难所，但在大迁徙时期转变为一个高度组织化且规划严密的聚落，其整个布局反映了这里曾拥有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能够长期统治周围的领土。
瑞典南部有更大的权力中心。在距现代城市北部不远的旧乌普萨拉（Gamla Uppsala），附近有三座巨大的墓葬，周围有数百座较小的墓葬。对其中两处大型墓葬的发掘可知一处可追溯至约500年，另一处则大约晚半个世纪。从挪威人和英国人的传说中可知，这些墓葬几乎可以肯定属于斯维阿（Svear）王朝时期的伊林格人（Ynglingas）。位于旧乌普萨拉的中央土墩，尚未发掘，这可能是该王朝创始人奥恩（Aun）的坟墓，他死于5世纪。乌普萨拉以北几英里的地方是汪达尔（Vendel）遗址，在那里依旧矗立着另一个巨大的土墩，它是奥恩之子奥塔尔（Ottar）的亡冢，他阵亡于战斗中。这座建筑的年代尚不确定，但已经采集到一枚5世纪的金币。从现存的墓冢遗迹似乎能够确认，在瑞典至少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在马拉尔（Malar）湖畔的巴德隆达（Badelunda），从一个可能有15米高的土丘俯瞰，可以看到一组巨大的船形石砌古迹。直到完全进入中世纪，这里还一直是“议会”或政治集会的场所。
在汪达尔和瓦尔斯加德（Valsgarde），有两个随葬品丰富的6世纪后期和7世纪的墓地，使人对统治北方这一地区的王朝的财富和与外界联系有了一定了解。汪达尔的墓葬群是船葬，位于中世纪教堂附近。随葬品有装饰华丽的剑、盾、头盔、马具和个人物品，连同葬礼上献祭的马和狗，伴随这些酋长家族成员去往来世。
在500年到700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更广阔世界之间的联系依旧很显著。东罗马硬币大量涌入波罗的海群岛，尤其是哥特兰岛和厄兰岛。在厄兰岛和博恩霍尔姆岛上，5世纪后期皇帝发行的铸币较为常见，而在哥特兰岛上更为普遍的是后来的统治者发行的。其中绝大多数发现于窖藏中，埋葬于6世纪的动乱时期。在瑞典本土，拜占庭硬币的使用频率较低，但在马拉尔湖畔的赫尔戈（Helgo）有一个重要的集中区。赫尔戈遗址，从罗马铁器时代晚期到中世纪一直被使用，其意义和经济基础在这漫长的时期内发生了变化。在500年至700年，这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活动中心，接收来自欧洲及欧洲以外许多地区的进口商品。玻璃制品来自法兰克王国，金属制品来自西欧的几个地区，精美的青铜器来自地中海，青铜佛像来自印度北部，还有来自8世纪爱尔兰一名主教的牧杖。这种惊人的不同长距离交通背后的组织机构，目前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与权力中心的联系显然是要寻找的，但仍旧无从捉摸。赫尔戈，不仅仅是外来进口品的接收点，它还从事制造，特别是金属制品，在这里为本地市场进行生产；而其他没有留下任何考古痕迹的活动，可能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人们质疑这里可能也是一个宗教中心，爱尔兰的牧杖也许是基督徒到北部传教的遗物。关于赫尔戈，仍有许多尚难解释的。可以肯定的是，它的用途很复杂。
6世纪的迁徙
6世纪，发生了来自俄罗斯西部以及更靠东部的大草原的大规模入侵。大约550年，被称为阿瓦尔人（Avars）的游牧骑兵出现在高加索地区，在拜占庭皇帝的支持下，他们开始攻击黑海沿岸各族。他们迅速向西进发，在6世纪60年代抵达多瑙河中游地区，填补了盖皮德人（Gepids）分散后留下的空缺。当伦巴第人（Lombards）南下进入意大利时，阿瓦尔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放手扩大其行动范围，他们迅速控制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甚至向北扩张至易北河流域。阿瓦尔人的势力一直持续到7世纪初，但当时崛起的斯拉夫人取代他们成了东欧和中欧的主导力量。
斯拉夫人的起源隐含着不确定性，现代的诠释使得其愈加难以理解，这些解释更多的是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公正的学术研究。早期关于斯拉夫人起源于特定区域的观念，现在已被普遍抛弃，尽管仍旧出现斯拉夫人完全产生于普里皮耶特——马什（Pripyet Marshes）的某些论述。较为合理的是，斯拉夫人源于拜占庭的斯克拉维尼人（Sclaveni），系5世纪末和6世纪初东部的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以及西部的维斯瓦河和奥得河之间的文化群体的融合体。他们必定与北部的波罗的海各族和西部的不同日耳曼族群相联系。日耳曼人进入多瑙河地区，促进了他们向西和向南的迁移。在我们确认的书面资料中，斯拉夫移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进入波希米亚，从那里沿着易北河谷，向北扩张进入波兰和德国东部，经由保加利亚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进一步扩张到西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莱茵河以东法兰克人的进发使其中止。斯拉夫人的确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北部，不过他们对希腊的占领在9世纪被拜占庭人终结。如此广泛的人口扩散，必然导致众多斯拉夫国家的出现，而不是欧洲日耳曼更为统一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