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
从共和国到帝国：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60年的开端
如果说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这两座海上大城市毁于罗马之手，是罗马走向古代世界帝国统治的不可阻挡进程的重要起点，那么公元前133年则标志着另一个分水岭，因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三起重大事件：在西方，伊比利亚人的抵抗在努曼提亚要塞被围城攻陷后遭到压制；在东方，在阿塔罗斯三世的遗嘱中，罗马继承了大部分小亚细亚；而在国内，最近刚从西班牙军事任务中归来的提比略·塞森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被选为人民的护民官。地中海两端的重要新领土的正式获得，在罗马国家内部创造了新的天平和新的紧张局势，而格拉古的当选则使一位志在阻止经济和社会衰退的人上台执政，而衰退早已侵入了罗马帝国的心脏。
要了解罗马在那段时间的问题，以及她对帝国的发展态度，就必须对伊比利亚半岛正在进行的社会进程有所了解。在许多方面，早期的罗马社会与凯尔特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一社会中，社会等级制度是通过在军事胜利仪式上合法化的军事英勇行为来维持的。因此战争是地方性的，因为社会系统需要区域冲突，以便社会等级能自我完善。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军事战役变得很普遍，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之后，罗马几乎一直在围绕其日益增长的外围地区发动战争。这样的一种制度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意大利的土地是相对富饶的；而且最初实行的农业经济类型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也就是说，农民个人只生产维持家庭生活和缴纳国家税收所需的产品。这意味着，在罗马乡村存在着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可以从中抽调出由精英指挥的军队。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指挥官是每年按抽签方式选出的（以防止权力集中在任何一个人手中），农民必须服兵役。这一制度有可能创造一种平衡：只要维持适当的战争水平，就可以将人口过剩的能量用于生产，而同时，人口水平可以通过战场上的屠杀得到控制。然而，一旦罗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海外侵略战役，这种平衡就开始改变。
长期缺乏男性农民，导致农村日益不稳定。一方面，小农场无法维持；另一方面，较大庄园依赖的季节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枯竭。除此之外，一个人在军队服役的时间越长，他就越不愿返回到这片土地上再过农民的生活。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劳动力从土地向城市稳步流动，小农场被废弃或被大庄园吞并，这些大庄园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奴隶劳动力来维持生产。因此，奴隶作为战争的副产品之一，成为推动罗马农业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的主要来源。在城市中，城市贫民逐渐成为日益不安稳的暴民；而在农村，贵族阶层的庞大庄园吞并了小农户，从而减少了军队从中征募自由农民阶级的规模。随着外围战争的加剧，大批服役期满的士兵带着期望涌回意大利，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就是提比略·塞森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开始与之抗争的局面。
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提议将现在集中于贵族手中的国家土地重新分配给小农，但遭到了保守派的暴力反对。格拉古被暗杀，但问题仍旧存在。由他的兄弟盖约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即在意大利的偏远地区和海外新获得的领土上建立公民殖民地。在经历了最初的反对之后，该方案得到了推行。在公元前80年到公元前8年间，意大利约有一半的自由男性居民被重新安置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城镇和农场；公元前45年到公元前8年，罗马在海外建立了100个新的殖民地，人口在殖民地重新定居不仅减轻了国内的社会压力，而且还在不断扩展的边境周围的战略要地为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提供了飞地，这些军事人员渴望保留自己的土地，从而在意大利周围形成了一道保护屏障。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乡村，大型庄园继续蓬勃发展。土地是贵族投资的一个主要热点，随着各省巨额财富的不断增加，更多的土地被购置并进行管理以牟利。据瓦罗和科鲁迈拉所述，意大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果园，有关地产管理的文学小册子也激增。所有人都建议使用奴隶。一个奴隶可能很昂贵，但可以使之努力工作而且他还没有任何法定权利。此外，如果管理得当，可以鼓励奴隶繁衍后代，为主人牟利。因此，伴随着庄园的增长，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仅意大利就有100多万人受雇于农业。这些事态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势头。资本的流入导致大庄园数量和规模的增加，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对奴隶劳工的需求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为了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利，庄园主必须尽可能廉价地生产农业盈余，并将其推向市场以赚取最大利润。
大多数古典作家都很关心这些事件，认为最有利可图的作物当属葡萄。普林尼说，酿造葡萄酒产生的收益甚至超过与远东的贸易。这或许是事实，但它取决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葡萄酒市场，而意大利市场太小了。因此，生产商不可避免地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比蛮族欧洲更好的地方，那里的凯尔特人对葡萄酒的热情是具有传奇性的：
他们酷爱葡萄酒，用商人进口的纯正的酒来款待自己；他们的欲望使其饮之贪婪，当他们喝醉时，他们会烂醉如泥或性格狂躁。因此，许多意大利商人以他们一贯的对金钱的热爱，把高卢人对葡萄酒的渴望视为他们的财富。他们在通航的河流上乘船运输葡萄酒，通过马车穿过平原运送，以此换来高昂的价格作为回报。举例来说，一只双耳酒罐的葡萄酒能使他们得到一个奴隶——一份酒换来一个仆人。（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
因此，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意大利企业家就开始将过剩的葡萄酒越来越多地转运至高卢南部的港口，在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吞并该领土后，供应量更是激增。
可以说，有足够证据表明，支配意大利罗马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动力具有强大的发展轨迹，它注定会渗透到地中海，并穿过山体屏障进入蛮族欧洲。到公元前1世纪末，战争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主导部分：它引起了问题，但也创造了克服这些问题的机会。对新领土的征服，提供了罗马人最需要保持自己核心的东西——财富、原材料以及奴隶形式的人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新赢得的省份是一个方便的倾销市场，可以用来倾销从核心地区流失出来的生产盈余——意大利庄园的葡萄酒和参战的退伍老兵将是严重破坏意大利稳定的一种影响力。因此，罗马的地中海核心逐渐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蛮族人外围地带，一旦这个外围被吞并，在它的后面总会有另一个，直至增加到海洋、沙漠和森林为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仔细研究了系统而不是个体，因为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些系统大部分包含了个体。然而，在公元前131年之后，在将共和国变为帝国的革命时期，伟人的抱负打破了旧的束缚，成为扩张阶段的重要推动力，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公元117年图拉真去世。
蛮族欧洲，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60年
当罗马国家正经历社会压力和经济调整的阶段时，欧洲正在发生超越罗马人直接控制范围的重大变化。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罗马早已开始建立牢固利益的高卢南部开始。到公元前140年，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沿海地带迟早会落入罗马人手中。这一时刻发生在公元前125年，当时马萨利亚城邦寻求罗马的援助，以对抗邻近部落萨卢维人的侵略意图，萨卢维人受到占领中央高原的强大联盟阿韦尼族的支持前来袭击海岸。随着罗马军队的涉足，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变得显而易见，直到经过5个季节的紧张战役之后，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罗马军队与大约20万人的阿韦尼人和阿洛布罗克斯人的联合部队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战斗，该地区才表面上恢复了某种秩序。这场战役发生在伊泽尔河和罗纳河的交汇处，表明罗马人的利益现在已经沿着罗纳河流域向内陆扩展了200千米。
到了公元前120年，局势已经稳定，罗马人开始进行道路和城镇的基础建设。约公元前118年，在纳博-马蒂乌斯（纳博讷）建立了一个公民殖民地，这是一个重大举动，预示着在西方一种新利益的到来。纳博-马蒂乌斯是一个地中海港口，靠近奥德河口，它提供了一条向西的天然路线，经由卡尔卡松峡谷，到达当地的托洛萨城镇（图卢兹），占据了通往大西洋加伦河的枢纽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这条路线一直被用于将锡从布列塔尼和英国运往地中海。纳博-马蒂乌斯的建立，是罗马意图接管这一贸易控制权的一个明显迹象，仅仅几年后，军队便被派来征服托洛萨，从而获得了到达加伦河的直接通道。十年之内，在南部高卢的冒险活动，使罗马完全控制了通往西欧的两条基本路线——奥德河-加伦河和罗纳河。
与此同时，一种局势正在遥远的北部发展，它很快就使所有的罗马人心生恐惧。大约在公元前120年的某个时候，来自日德兰半岛和北海沿岸的北方部落联盟，在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领导下，决定向南迁徙。他们首先穿过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到达多瑙河中游，在那里他们袭击了凯尔特部落的斯科迪斯克人，导致其南下进入马其顿，并沿着萨瓦河向西迁移。接着，在公元前113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转向西部，攻击了诺里库姆王国，当时这一王国与罗马建立了密切且有利可图的关系。一支罗马军队由此涉足，但遭到惨败。在意大利几天的进军中，伴随着这支庞大残忍的日耳曼游牧部落，许多罗马人都会忆起不到3个世纪前凯尔特人袭击罗马的恐怖故事。然而，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这支蛮族部落决定舍弃意大利，未对其有任何损害，向西进入高卢。几年后，我们发现他们正横冲直撞，穿过山北高卢行省的西部地区，分别在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7年和公元前105年，于3个不同的场合，打败了被派去截击他们的罗马军队。在公元前105年罗纳河阿劳西奥城的第三次挫败后，一股新的恐怖浪潮席卷了意大利。结果罗马接受了挑战。盖尤斯·马略，率领一支新的“现代化”军队，于公元前102年在塞克斯提乌斯的水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附近与条顿人对峙并击败了他们。次年，辛布里人在波河流域的韦塞莱被大批歼灭，意大利国民可以宽心了。
很难高估这些创伤岁月对罗马精神的影响。自公元前4世纪凯尔特人迁徙以来，人们对北方蛮族的深切恐惧就一直存在，这再次成为一个可怕的现实。从今以后，一个有抱负的指挥官只需进一步唤起人们对来自北方可怕经历的缠绕心头的恐惧，就能被过度焦虑的民众投票选出他所需要的一切权力来对付他们。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尤利乌斯·凯撒将这种恐惧变成了一种很好的手段。
而德国游牧部落往返罗马，与高卢人的贸易继续有增无减。进入南部高卢港口的商船船队及盛载着葡萄酒的双耳酒罐被转运到河驳上，并深入内陆。在托洛萨和索恩河畔沙隆等地，葡萄酒被倒入桶中或装入皮袋中，以运往更远的内陆，不再使用的双耳酒罐在托洛萨被大量砸碎，或者像在沙隆一样干脆倾倒入河中。一些双耳酒罐被罗马企业家经由陆路运往当地的奥比达城镇，如蒙特梅尔赫、埃萨卢瓦、乔夫雷斯和比布拉克特，在那里他们与当地贵族交换奴隶和其他商品。罗马商人很可能常驻于这些奥比达城镇。沙隆（卡比郎努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凯撒提到他们曾是公元前52年那里的定居者。来自高卢领土内这些主要奥比达城镇的双耳酒罐，可能是通过当地的交换网将其分销于消费葡萄酒的定居点。
根据公元前1世纪高卢葡萄酒双耳酒罐的分布来判断，重要河流是主要交通线，这一点得到了斯特雷波的证实。奥德河-加伦河航线似乎一直特别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进入黑山和比利牛斯山脉矿床的通道，而且它通向大西洋航线。关于公元前1世纪初葡萄酒向北流动有着翔实的证据：在布列塔尼有密集的双耳酒罐，特别是莫尔比昂地区和菲尼斯泰尔沿岸，还有英国中南部索伦特海峡亨吉斯特伯里角，及其直接相连的腹地。的确，现在有充分证据表明，主干线是通向法国西海岸，到达基伯龙湾，在那里卸载货物，其中一些被当地的维尼提亚人船只获得，向西绕过布里多尼海岸。而另一些则采取了跨伊比利亚半岛的航线，沿着维莱讷河和朗斯河，到达阿莱特的布里多尼北海岸，那里的一个海角，很可能具有防御性，在公元前1世纪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港。从这里，科里奥索利人的船只向北航行，途经根西岛，到达当时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转口港的亨吉斯特伯里。在亨吉斯特伯里的遗物堆积层里有充分证据表明它在此时的规模，包括铁、铜、银和黄金在内的金属，连同谷物，可能还有准备出口的牛。在港口得到证实的进口商品，包括葡萄酒、有色玻璃、无花果，以及从布列塔尼进口的布里多尼人制造的陶器等诸如此类的物品。凯撒在撰写维尼提亚人的海运和商业实力时，对这一贸易体系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在山北高卢行省的成立和凯撒征服高卢之间60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各部落，尤其是与该行省接壤的部落，越来越多地受到罗马人的影响，有可能在他们的社会体系中会发现所发生的某些变化。这一点在瑞士的海尔维第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到公元前58年，他们已经摒弃了王权，由民选的治安官统治，但这一制度是危险的，一名贵族成员——奥格托里克斯，被指控密谋夺取王权。他被监禁起来，若被判有罪，将受到火刑，但他似乎选择了自杀了断。在那时的埃杜维人中，已确立的执法官制度较为稳固。首席治安官——选定的法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约束，即他是年度任命，而且任职期间被禁止离开部落领地范围；此外，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家族中的其他任何成员都不能担任这一职务，甚至不能被选入参议院。显然，这些严格规则的存在是为了防止任何一个家族变得强大，从而使治安官不可能以传统的凯尔特方式领导突袭部队，来提高他的威望并创建一支强大进而危险的亲军。所有这些都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所运作的社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不禁相信，这些变化至少部分归于罗马人的激励。如果边境地区被拥有稳定政府的群落占领，而不是必须面对一个建立在武士威望和突袭基础上的游民体系，这对罗马是非常有利的。
随着罗马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新兴的罗马帝国——本质上仍然是地中海强国，对温带欧洲的影响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增强。与此同时，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观察到大规模防御据点的出现，这些据点通常被称为奥比达城镇——对于这一词语，凯撒将其用于他在法国遇到的此类据点。奥比达的分布范围遍及温带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法国西部到塞尔维亚，从阿尔卑斯山到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山脉。在进行大规模发掘的地方，例如德国南部的曼兴，可以看出防御区内通常是密集建造起来的木结构建筑，沿着笔直有序的街道整齐排列。还有证据能够表明当时正在从事的各种手工艺技能，某些商品的产出，譬如轮制陶器、玻璃珠和手镯，以及各种铁制品，都达到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奥比达也是铸造硬币的中心。鉴于这类据点体现出的人口规模以及生产的绝对强度，游民很难抵抗将奥比达视为蛮族欧洲的最初城市中心的**：至少可以说，其中许多奥比达都显示出一系列重要的城市特征。
从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城市”现象在整个欧洲都得到了认可，这一事实可能表明，这是罗马消费需求所带来的贸易加剧的直接结果。不过，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缘由，但过分强调罗马在这一直接因果关系中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在公元前2世纪初，温带欧洲村庄的文明化程度日益提高，较小的游民部落群体逐渐融合成更稳定的政治格局，这一迹象表明，在罗马与北方的贸易开始加强之前，在国王或主要酋长合法权力下组织起来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已经取得了进展。因此，更为稳妥的是将奥比达的出现视为具有本土起源的一种温带欧洲现象，但在其后期阶段由于罗马世界对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加快了发展速度。
征服和混乱的十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50年
到公元前1世纪60年代，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蛮族欧洲出现了一些不稳定性。在东方，达契亚人处于由匈牙利博伊人控制的强大势力范围（见第十一章），而在西方，莱茵河以外被凯撒称为“日耳曼人”的部落，又开始向其南部邻国施压。与该行省接壤的部落之间也爆发了争执。据凯撒所述，埃杜维人长期以来享有声望，有许多附属部落向他们致敬，但现在却与他们的邻居塞夸尼人发生了冲突。塞夸尼人逐步赢得了许多埃杜维属地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埃杜维人自身陷入屈从的状态，以至于他们被迫交出酋长的儿子作为人质。最终，在公元前61年，一位贵族被派往罗马寻求帮助，结果却失败了。更麻烦的是，3年后，一支以阿利奥维斯塔为首的日耳曼部落开始发出威胁性的声音。与此同时，瑞士的海尔维第人已经清楚其领土已容不下他们的发展，下定决心迁往法国西部，走一条穿过埃杜维领土的路线。很难确定这些紧张局势在凯尔特人世界中的常态程度，或者它们是否构成了一场特殊的危机，因为我们是借助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才对此有详细了解的，而这些叙述是为凯撒的个人利益服务的。
凯撒正处于事业的关键阶段。他迫切需要为自己创造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他的军事才能可以展示出来，胜利就会接踵而来。只有这样，他才有希望在憎恨并恐惧他的罗马保守寡头政体中生存下来。在高卢，他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公元前59年，他引导参议院制定了一项特别法律，赋予他在山南高卢和伊利里库姆一项为期5年的指挥权，随后他得以将这项权力又延长了5年。于是，为控制局势，他被准许培养和维持一支坚定效忠于他的庞大战斗部队。他提出此议案的论据之一，是日耳曼的蛮族开始威胁盟国。他说，要么高卢成为罗马人的，要么被日耳曼人占领。日耳曼人对意大利发动攻击的威胁，在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之后不到50年，它们如此接近，对罗马人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于是凯撒得到了指挥权。
对高卢的征服始于公元前58年，完成于公元前51年，尽管在随后的几年中，有必要进行几次清理行动才能将这片从地中海延伸到莱茵河的广阔领土完全征服。凯撒的战斗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公元前58年，他成功地击退阿利奥维斯塔，并迫使海尔维第人返回家园。接下来的3年里，是与从布列塔尼到莱茵河的北部周边地区的部落打交道，公元前55年以两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横渡而告终——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不列颠，穿越莱茵河进入日耳曼。经过如此大胆的壮举之后，罗马很难不延长对他的任命。第二年，他巩固了对贝尔加伊族部落的控制权，并对不列颠进行了一次更深入的探索；公元前53年，他专心致力于将自己的立足点扩展到整个莱茵河。至此，军队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对付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贝尔吉卡行省部落上，法国的其他地区，除对反叛的布里多尼人部落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战役之外，都没有受到影响。然而，在公元前53年，塞纳河以南的塞诺尼人和卡尔努特人爆发了动乱；公元前52年，法国大部分中心地区都公开起义，反叛部落在领袖韦辛格托里克斯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下，在短期内迅速团结起来。凯撒的处境很严峻，但罗马人再次战胜了凯尔特人的热情。在阿莱西亚，韦辛格托里克斯相当轻率地陷入了凯撒的包围，在经历旷日持久的围攻之后，这一事件以高卢人的投降而告终。接下来的一年里，在凯撒宣称“整个高卢现在都已被征服”之前，他只是简单地扫清了一些抵抗力量。
公元前1世纪中叶，日耳曼部落向南推进，当时达契亚人的领袖布雷比斯塔正在向西扩展他的权力。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凯撒决定入侵并吞并高卢，直至莱茵河沿岸，以反击日耳曼民族的南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罗马穿越阿尔卑斯山扩张到多瑙河上游。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征服高卢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仅仅8年时间，一片辽阔的领土就被罗马人统治，在征服的过程中，凯尔特人的社会制度遭到了破坏。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破坏的规模。公元前56年，在对付反叛的维尼提亚人时，凯撒将所有的长老都处死，把其余的人都卖为奴隶。他对待比利时北部纳尔维人的态度就较为宽容。经过激烈且充满血腥的战斗之后，这个部落原来6万人的部队只有500人幸存下来，600人规模的议会已减少到3人。但是，为了防止这个部落被完全消灭，凯撒鼓励能够被找到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逃到森林和沼泽安全地带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回到他们的城堡，并发布命令让邻近部落不要在其弱势的时候攻击他们。阿杜亚都契人就没有受到如此宽恕了，他们的城堡被围困和占领。大约有4000人在袭击中丧生，而其余的约5.3万人，凯撒说，“将我在城堡里所发现的人全部都拍卖”。卡尔努特人受到的对待甚至更为严厉，因为他们屠杀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罗马商人。他们在凯纳布姆的城堡被围困，当其被攻陷后，罗马士兵被鼓励向全体居民复仇：4万名男子、妇女和儿童中，除800人以外，其余的人都被砍死。被围困的乌克塞洛顿诺镇的居民略为幸运些，那些携带武器对付罗马人的，被聚集起来切断了双手。
8年的战争对高卢的许多凯尔特部落来说是灾难性的。这需要好几代的时间才能愈合心理上的创伤，崩溃的经济也才能恢复，这可能是罗马对高卢事务干涉甚微的原因之一，直到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才开始全面重组。
向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扩张，公元前51年至公元14年
凯撒的活动使得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但在其他地方，罗马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是微乎其微的。波河流域、伊利里亚海岸，以及马其顿和希腊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这仍然只是以阿尔卑斯山和巴尔干山脉为界的地中海边缘，温带欧洲以外依然保持着自由。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的统治结束时，疆界已远向内陆扩展至多瑙河，只剩下色雷斯，名义上享有附庸国地位的自由。
我们先前已经知悉，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已经与阿尔卑斯山脉东部的诺里库姆王国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和贸易联系。罗马的政策是既不干涉其内政，也不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不可否认，在公元前113年的辛布里战争期间，曾进行过短暂的干预，但它是未经授权的，当提古林尼人于公元前102年移居诺里库姆西南部，博伊人在公元前60年围困诺里库姆王国的首都诺里亚时，罗马依然置身事外。
公元前1世纪，诺里库姆经济非常繁荣，其基础是集约化农业生产、铁矿开采和加工以及贸易。与邻近凯尔特部落的商业关系很重要，到了大约公元前70年，一种本地制造的货币开始出现在诺里库姆南部，以便利国内和国外的交易。有充分证据表明，诺里库姆与东方的潘诺尼亚和西方的高卢有贸易往来，但对当地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与罗马的通商。从南部出发的主要路线，是从阿奎莱亚出发，经过塔利亚门托河流域，到达诺里库姆的中心。在毗邻这条路线的马格达伦斯堡，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发展起来。马格达伦斯堡建筑群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山顶上的本土奥皮杜姆，另一个是下面的罗马贸易侨居地。奥皮杜姆是王国的主要行政中心和王室的住所，正因如此，自然而然成了罗马商人的关注区域。罗马人的侨居地是在奥皮杜姆南面向阳的阶地上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建筑是用木材建造的，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年；但到公元前30年左右，商人的房屋是用石头建造的，并用壁画装饰，这些壁画的场景是由移民的罗马艺术家绘制的古典神话。侨居地中心是一个大型的开阔广场，在那里可以进行商业事务。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罗马商人，是大商业“公司”的代表，主要来自阿奎莱亚。和所有的异域商人一样，他们具有自己文化的外在且明显的标志。与罗马的贸易规模相当可观，对当地生产起到了刺激作用；它还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引入当地，几十年来，当地人越来越接受罗马的奢华和罗马的礼仪。
诺里库姆以及阿尔卑斯山以北和以东整个地区的未来，都与罗马领导人的雄心息息相关。凯撒利用时机，在高卢成功解决了对罗马国家的挑战。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用生命为自己的抱负付出了代价。随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最终以见证屋大维胜利的亚克兴战役而告终。4年后的公元前27年，屋大维，即现在众所周知的奥古斯都，被确立为罗马国家的元首。新秩序的建立花费了10年时间，以巩固其在国内和各行省的权力，但是到了公元前17年，皇帝可以着手向北方和东方扩展他在高卢与德国以及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的疆域。
第一个重大收获，是在公元前15年由德鲁苏斯和提比略取得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瑞提人和文德利基人，以及多瑙河中游的斯科迪斯克人被征服了，很可能在这个时候诺里库姆也被罗马吞并了。次年，开始镇压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地区，但直到公元前12年至公元前9年的一次重大攻势才得以完成。诺里库姆并不对罗马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当时帝国的政策是将疆界向北扩张至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几乎不容将这块飞地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潜在避风港，因此，在罗马商人的侨居地驻扎了罗马军队。唯一的重大影响，是马格达伦斯堡变得更加富足：吞并实际上只是近两个世纪之前与罗马建立第一个试探性贸易联系进程的最后一步。
莱茵河之外，公元前55年至公元16年
对罗马来说，莱茵河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用的边界线，尽管在某些人看来，这只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而且它标志着南部的凯尔特人和北部的日耳曼人之间的族群鸿沟。这至少是凯撒所选择并呈现的观点，尽管事实上情况更为多变。公元前1世纪中叶，河流两侧的部落非常混杂，不太可能识别出严格的族群差异，但沿河边界的建立，阻止了部落的进一步迁徙。这意味着北部的日耳曼部落，在其零星的南移中别无选择，只能集中在河流北侧以前由更多不同部落所占据的土地上。因此，罗马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加剧沿河两岸族群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公元前51年完成的凯撒作品，以及一个半世纪后塔西佗的著述，我们可以窥见日耳曼社会的某些本质。这两本书都没有提供一个系统的叙述，但都试图描绘一幅普遍的日耳曼人生活方式的逸事图景，以使读者感到有趣和惊奇。凯撒认为他们的农业并不是特别先进。土地由部落持有，按照既定的每年再分配制度分配给各个宗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防止因不断获取特别肥沃的土地而产生的财富积聚在任何一个群体手中。然而，人们还可以通过在突袭行动中表现出的勇敢行为和领导才能来获得地位。“日耳曼人，”凯撒说，“声称这是对年轻人的良好训练，可以防止他们变得懒惰。”在公众集会上酋长宣布了突袭行动，所有那些在这一激动时刻宣告自愿跟随的人，都应该在部队准备出发时现身，否则他们就会受到部落的嘲笑，丧失所有的威望。这个时代的权力，就像在传统的凯尔特社会一样，是由贵族阶层掌握的，并由其随从的规模和他们给予赞助的能力来衡量。是他们组成了部落委员会；只有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贵族成员才会被选举出来领导联盟军队。
一个半世纪后，到塔西佗写作之时，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至少在最靠近边界的部落是这样。可耕地，现在是按照社会地位分配。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被认可，一种是包括贵族阶层的从小部分贵族家庭中选出的终身制的国王，另一种是根据军事中的英勇表现而任命的在困难时期统军的军事长官。贵族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全体战士集会时提交给他们的所遇到的问题：他们似乎无法主动采取行动。这种双重制度，显然是为了维持某种社会均衡的表象而发展起来的。但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主要特征存在于日耳曼社会中，就像在传统凯尔特社会一样，即个人吸引忠诚随从的能力。塔西佗巧妙地总结了这一点：
首领为胜利而战，追随者为首领而战。许多高尚的青年，如果他们的出生部落在长期的和平或不活跃中停滞不前，他们就会故意寻找其他手头有战争的部落。因为日耳曼人对和平没有任何的兴致；在危险中更容易赢得名望，除非借助于暴力和战争，否则不能将一大批随从维系在一起。
他接着说，最无畏的战士更喜欢战争而不是农业，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房屋、家务和田地，都留给妇女、老人和家庭中的弱者去照料”。那时的日耳曼社会与500年前的凯尔特社会非常相似，其威望体系依赖于冲突的维持，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永久的不稳定。
凯撒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3年横渡莱茵河，并不是一次认真的征服尝试；公元前38年阿格里帕发起的一场短暂战役也不是。在这段时间里，罗马人满足于把这条河发展成一条边境线，而帝国的事务则由奥古斯都和他的行政人员来整治。到公元前15年，帝国内部的局势已经足够稳定，能够着手实施征服阿尔卑斯地区的行动；到公元前12年，阿尔卑斯地区已经处于罗马控制下，伊比利亚西北角也已被充分制服，帝国现在能够从西班牙和阿基塔尼亚撤军，横跨莱茵河的新的前沿政策可以着手开始了。
奥古斯都的意图似乎是使易北河—伏尔塔瓦河—多瑙河成为帝国的永久边界，但他严重误判了日耳曼人的抵抗力量。对于凯撒来说，侵占高卢相对容易，因为高卢人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发达农业基础的定居民族，而且现在许多部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以固定的奥比达城镇为中心。此外，来自地中海奢侈品的削弱效应，令高卢社会抵抗力减弱。日耳曼人则完全不同：流动性和战争是主旨，没有任何的奥比达；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南方奢侈品渗透到这个地区。通过围攻它的奥皮杜姆城堡来摧毁一个部落是一回事，而当它的军队只是缩进广阔的未开垦的防护森林中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起初，这一进展对罗马来说似乎并不算太糟。公元前12年到公元前7年每年的战役，以及公元4年至公元5年的又一次战役，使得罗马对莱茵河到易北河的这一地区有了足够的控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对波希米亚的征服，这是为易北河和多瑙河规划的边界区之间的重要纽带。对波希米亚的控制，也将为罗马商人提供一条通往北欧平原和波罗的海的主要贸易线，从那里可以得到一系列令人满意的产品。然而，在关键时刻，伊利里库姆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乱，需要紧急关注：当罗马军事行动的主要砝码集中在应对这一局势上时，日耳曼部落却借此机会进行了重组。阿米尼乌斯，精英的一员，曾在罗马军队中担任骑兵军官，被选为军事领袖，效果令人震惊。三支罗马军团在条托堡森林深处被歼灭，罗马军队几乎被赶出。这对罗马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逆转。次年，即公元10年，莱茵河边界得到了加强，为重新夺回日耳曼领地所有权的新战役做好了准备，在随后的几年里，罗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通晓日耳曼语、在日耳曼打过仗的提比略皇帝最终承认这个族群是难以统治的。在公元16年的最后一次战役之后，他把罗马军队撤至莱茵河，从而结束了28年徒劳的努力。
然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后记。阿米尼乌斯，正如我们所见，是由他的部落凯鲁斯奇选出的战争领袖，领导了对罗马的军事起义。起义的成功无疑提高了他的威望，从而增加了他的随从，但他甚至在自己的家族中也没有被普遍接受。他的岳父塞格斯特斯和他的叔叔英吉奥莫鲁斯都反对他的政策，并且能够激发他们自己的、并非无足轻重的随从来反对他。这就是日耳曼社会中个人贵族的力量，以至于个人野心和反感可以掩盖整个族群的需要。事实上，人们不禁想弄明白，日耳曼民族所认同的观点是否更多的是罗马历史学家建构的，而非现实。公元19年，在与罗马人战斗了12年之后，阿米尼乌斯突然倾向于暴政。根据塔西佗的说法，罗马人撤离日耳曼，波希米亚亲罗马的国王马罗勃杜乌斯倒台，都促使他采取行动企图获得王权，但这对那些信奉传统价值观的人来说是深恶痛绝的。冲突爆发，最终“阿米尼乌斯死于背叛他的亲属”。这一事件强烈地提醒人们，公元1世纪初的德国社会与近80年前凯尔特高卢的情况相似，当时海尔维第人奥格托里克斯渴望王权，但受到其人民的制止，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扩张中的帝国：不列颠和达契亚，公元前60年至公元130年
将不列颠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的英吉利海峡，可能是罗马扩张的心理障碍，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其周围的人们来说，它是沟通的主要通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越过水域彼此交换商品。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康沃尔郡的锡原料供应引起了地中海商人的注意，在法国南部海岸被罗马人吞并后不久，古老的大西洋贸易路线因对奴隶和一系列原材料的需求而活跃起来，以换取大量的葡萄酒和各种小饰品。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布列塔尼北部滨海圣塞尔旺，以及索伦特海峡亨吉斯特伯里角之间，已经建立了一条常规贸易路线。
凯撒对高卢的征服，以及他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对不列颠东部的短暂远征，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罗马高卢现在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几英里远，随着整个高卢道路交通的改善，沿着大西洋的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线逐渐被废弃。对于商人而言，使用短途通道前往格索里阿库姆（今布洛涅），然后经陆路至索恩河畔沙隆，再沿着河流直达地中海，要比直线面对比斯开湾便利得多。另一个因素是值得考虑的，在不列颠战役期间，凯撒与东方的某些部落建立了条约关系，特别是那些占领泰晤士河以北沿海地区的特里诺文特人。也许，为了确保他们继续与罗马保持友谊，他允许他们对跨海峡贸易拥有一些垄断权。无论如何，凯撒时代政治重新整顿的结果在不列颠是显而易见的：大西洋贸易迅速减少，与此同时，比利时海岸和泰晤士河以北的不列颠东部的海岸之间，发展起来一个活跃的交易体系。
在凯撒战役和公元43年克劳狄乌斯入侵之间的大约90年中，特里诺文特人和卡图维勒尼人的部落领土从埃塞克斯海岸一直延伸到切尔吞山，而且因跨海峡贸易的收益而变得富有。来自不列颠西部和北部的商品必须途经这些领土才能到达高卢。正因如此，控制吞吐量的上层阶级，通过掌握罗马葡萄酒，以及以适当仪式来分发所必需的杯子和陶罐等名贵商品，获得了财富并提升了地位。随着交换系统的建立，进口商品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包括橄榄油和鱼酱之类的更多外来商品。所有这一切的影响是，到克劳狄乌斯入侵之时，该岛东南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已经完全被罗马的奢侈品侵蚀。因此，当克劳狄乌斯想要征服一片领土来提高他的威望时，似乎不列颠已经时机成熟了。
对罗马人来说，入侵初期的进展很顺利。沿泰晤士河口南侧，穿过卡图维勒尼人和特里诺万蒂安人的领土，迅速实现了军事攻势，并通过建立两个附庸国，即北部的爱西尼人王国和南部的阿特莱巴特人王国，促进了政权巩固。在两到三年之内，就建立了一个由福斯路连接的军事区，横跨杜罗特里吉人、多布尼人和科利埃尔塔维人的领土，在文明的东南部与仍然野蛮的北部和西部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克劳狄乌斯和他的顾问们，似乎决定只占领农业生产发达的东南部地区。贸易基地很快就在军事区的边缘发展起来。亨伯河口的南费里比及其在北费里比的跨河合作伙伴，促进了货物往来北部的运输，而像伍斯特这样的聚落，则与威尔士边境地区的群落和远处更广阔的山脉相连。
接纳罗马的本土掌权人物，很快就从占领中获益。沿着南海岸，在尼禄统治时期，存在着许多令人惊讶的富有的罗马别墅，它们都以新样式的罗马风格进行了奢华装饰。在费施柏尼的其中一座，很可能属于当地的附庸国王提比略·克劳狄乌斯·科吉杜布努斯，据塔西佗所言，他对罗马自始至终都非常忠诚，并被赐予额外的土地。到此时，东南部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迅速展开。殖民地已经在卡木洛杜鲁姆（今科尔切斯特）建立起来，维鲁拉米翁（今圣奥尔本斯）可能是一个罗马自治市，伦敦到处都是商人和管理者，较小的地区首府卡莱瓦（今锡尔切斯特）和诺维奥马格斯（今奇切斯特），正在迅速为自己装备罗马城市生活的外部标志。
威尔士部落的敌对行动、爱西尼族的反抗，以及北部的政治动**很快表明，克劳狄乌斯只限于东南部范围的政策代价太高，无法维持。大约在公元70年，他决定完成对整个岛屿的征服——这一政策最终在阿格里科拉将军的率领下迅速推进到苏格兰，以公元84年格劳庇乌山战役结束，当地的抵抗被粉碎。
当北方正发生这一切时，在较文明的南方，正在实行一种蓄意的罗马化政策。塔西佗的讥讽值得引用：
为了诱使一个迄今散居的、原始的、由此有战斗倾向的民族，愉快地适应和平与安逸，阿格里科拉对寺庙、公共广场和私人宅邸的建造，给予了私人支持和官方援助……从他那里争得荣誉，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此外，他还对酋长们的儿子进行了人文方面的培训……其结果是，人们对拉丁文的厌恶被转化为一种驾驭它的热情。同样地，我们的民族服装也受到了青睐，托加袍随处可见。于是，不列颠人逐渐被引导到令人愉悦的舒适设施上——游乐中心、浴室和豪华宴会。他们谈论诸如“文明”这样的新奇事物，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其被奴役的一个特征。
在这一段话中，塔西佗概括了罗马的征服精神及其帝国主义政策。
克劳狄乌斯也活跃于东方。公元前46年，罗马最终将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附庸国的色雷斯吞并，力图将世界上一些组织混乱且不稳定的地区纳入更牢固的罗马控制之下。多瑙河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边界，但北部的部落此时开始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主要的反对派重点是达契亚人——一群占领特兰西瓦尼亚高地、处于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山脉封闭山系保护中的广泛的民族联盟。他们最早是在布雷比斯塔的领导下崭露头角的，在公元前60年，布雷比斯塔率领一支由20万名战士组成的军队，向西对抗定居在匈牙利的凯尔特部落，并沿多瑙河进入前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向东扩张，吞没了多瑙河下游的富饶土地，威胁着黑海沿岸的古城。布雷比斯塔的帝国终成泡影。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末，他被暗杀，由于国家中心在敌对派系之间分裂，外围的占领地很快就失去了，但这向罗马发出了一个警告，即这个未被征服的地区在一个强大领导人的率领下可能构成的潜在威胁。
在奥古斯都当政期间，多瑙河边界正式确定下来，与北部各部落发展了一条正常的贸易航线。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第纳里形式的罗马银币流向北方，毫无疑问，是用来交换奴隶和毛皮。地中海的葡萄酒、油和其他奢侈品也被运往北方。在此期间，达契亚国家也迅速发展起来。精通银器制作的工匠，正在为上层阶级生产一系列商品，高质量的轮制陶器被普遍应用，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被用于各种形式的记录保存。在达契亚领土的中心，在奥拉斯迪山中，萨米色格土沙的奥皮杜姆城堡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集中点。由于希腊军事建筑的技术，这里被石头筑成的防御工事所包围，大量的居民安全地生活和工作着，因为他们知道通往城市的道路受到一系列战略堡垒的保护。在萨米色格土沙，人们建造了一座精致的圣殿，其石柱和木柱分别代表着日、季和年，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将一个月分为5个星期，每个星期有6天。
到公元1世纪末，达契亚国家与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关系由来已久，但并非都是友好的。尽管达契亚人接受了地中海文化，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准备对他们的南部邻国发动突袭。在战斗中，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武器，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们用大的椭圆形木盾或金属镶边的皮革来保护自己，有时用铁板遮盖。这些盾牌，就像凯尔特人的盾牌一样，部分是从凯尔特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通常都用徽章精心装饰，以抵御邪恶，可能也是家徽。常见的武器有弓箭、矛和剑，但他们拥有两种本地的锋利的武器，即弯匕首或西卡，以及用于近距离肉搏的重型弯刀（法拉斯）。
公元1世纪80年代初，王国交由一位能干的年轻贵族戴凯巴路斯掌管，他很快将不同的派系融合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公元85年，他越过多瑙河，击败并杀死了罗马总督，并横扫莫西亚行省。罗马人的初始反应是入侵达契亚。起初，战斗对他们不利，但最终，戴凯巴路斯以对达契亚人来说颇为合理的条款进行求和，包括每年从罗马得到补贴，以及借用一些罗马工程师。
这一不稳定的和平又维持了10年左右，在此期间，戴凯巴路斯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但公元98年，图拉真被提升为罗马皇帝，使事态迅速变得十分尖锐。达契亚被意识到对罗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一观点部分基于军事考虑，但无疑受到达契亚国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影响。公元101年，图拉真行动起来对抗达契亚。战争的细节尚不清楚，但第一年的战役并不果断。然而，次年，戴凯巴路斯求和，作为条款的一部分，他同意放弃王国的西部地区，同时接受罗马在他的首府萨米色格土沙驻防。和平一经建立，戴凯巴路斯就开始重新武装起来，到公元105年，已经强大到足以变为侵略国。罗马兵营的指挥官被扣为人质，达契亚人横扫了莫西亚行省。图拉真的反应仅限于救援该行省，但次年他准备采取主动。罗马军队向萨米色格土沙进军，包围了首府。当贵族们饮下毒药时，戴凯巴路斯逃离并最终自杀了断。彻底失败后，很大一部分人口向东迁移，把一片废弃之地留给了罗马人。
达契亚因此成为罗马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外多瑙地区的行省。在距旧都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乌尔皮亚-特拉亚纳，并促进了其他城镇的发展。丰富的银、金和盐矿藏，得到了迅速而彻底的开采，但达契亚在帝国的边缘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棘手的赘生物，没有任何的自然分界线，除了长期以来由其控制而形成的。但最终，在作为一个行省的短暂的150年之后，达契亚被遗弃。很可能正是这些东欧人口的流动性，使得罗马难以维持对它的控制。
帝国疆界之外
罗马帝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人力供应。其疆界的不断扩张，使得贵重金属和其他商品的来源处于其边界之内，但许多奢侈品位于无法直接到达的蛮族土地上：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遥远北部的琥珀和毛皮；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以及来自更远处撒哈拉沙漠的黄金。这些东西只能通过贸易获得。但是，罗马对蛮族外围的最大依赖，在于它需要奴隶来提供维持罗马体系运转所需的能量。奴隶贸易的规模是巨大的。据卡西乌斯·狄奥记载，在帝国初期，每年约有25万名奴隶在公开市场上被转手，由于这些奴隶是出于纳税目的而记录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实际的交易数量要大得多。据估计，仅在公元前1世纪末的意大利，600万总人口中就有200万是奴隶。假设每年的损耗率约为7%，为了维持这个规模，每年需要将14万名新奴隶投入市场。因此，斯特雷波不经意间说，在得洛斯岛的奴隶市场上，每天有1万名奴隶找到买主并不稀奇，这绝非夸大其词。
补充奴隶储备的手段多种多样。海上劫掠提供了稳定的奴隶来源，当局于是任由其继续下去，而战争也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方式。倘若我们还能忆起，单单在一次对抗阿杜亚都契人的战役中，凯撒就把5.3万名俘虏卖为奴隶，那么他8年的战役必定满足了帝国的大部分需求。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在2世纪初逐渐消失，奴隶的主要来源已经脱离罗马人的直接控制，这种需求必须通过边境以外的蛮族中间商来得到满足。
为了保持邻近蛮族部落中一定程度的稳定和控制，罗马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可以简单地用奢侈品或金钱来收买土著贵族，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特殊的垄断和保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青年可以“养育”在罗马皇室中，并在适当的时候返回他们的部落，于是他们的举止要比纯正的罗马人更罗马化。所有这些方法都经过了试验和评估，使得罗马占得了先机。
人们对贸易和交换的实际过程并不十分了解，但古典作家提供了一系列逸事信息，给所运行的体系提供了一些启示。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以好战著称，然而他们却完全愿意接纳商人到他们的国家，“这样他们就会有战利品的购买者，而不是因为他们想进口任何东西”。这可能指的是他们对葡萄酒的厌恶，他们认为葡萄酒使男人变得“女人气，不能忍受困苦”。罗马商人的团体定居于日耳曼，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时定居于波希米亚的是马科曼尼人首领马罗勃杜乌斯，他的反对者在公元18年发现了“来自罗马行省的商人和随军商贩，他们先是受到贸易协定的引诱，然后又寄希望于赚更多的钱，于是从他们的不同家园迁往敌人的领土。最终，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国”。这些人显然满足于定居在具有丰厚利益的地方：其他人则更具冒险精神，比如罗马骑士。在尼禄统治时期，罗马骑士探索了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以搜寻野兽进行角斗表演。他们偶然发现了贸易港口（商业贸易），获得了大量的琥珀，并将其运回罗马。商人也并非总是裹足于一方。塔西佗提到了赫尔门杜里人，他们是“唯一与我们进行贸易的日耳曼人，不只在河岸上，而且在我们的边界之内……他们深入自己想去的地方，没有一个卫兵监督他们”。从这些记载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货物易手的一些方法。
各种罗马商品被用来与日耳曼人进行贸易。根据自由德国的文物分布图来判断，硬币是距边境200千米左右地带最受欢迎的物品。塔西佗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距离我们最近的日耳曼人，重视黄金和白银在贸易中的使用，并认可且偏爱某些类型的罗马硬币……他们喜欢古老而又常见的硬币，具有凹口边缘和双马战车图案的第纳里……他们试图优先获得白银，而不是黄金……他们发现兑换的大量银币更适合购买廉价和普通的商品。”大量的硬币窖证明了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公元64年尼禄货币改革之前的早期发行的钱币在2世纪硬币窖藏中的比例仍然异常高。他们对小面额硬币的偏爱是特别令人关注的，因为这表明公元1世纪末的边境部落正在实行市场经济。这些部落与罗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且经常与在河两岸发展的许多市场中心进行贸易。
在蛮族领地深处，输入的罗马奢侈品种类有限，最常见的是与酒饮仪式有关的成套的金属器皿、桶、瓮、罐和圆盘饰。从东部的波兰一直延伸到北部的瑞典和挪威的一片广阔的弧线范围内，已经发现了数百件上述遗物。在这片区域内，有许多奢华的墓葬，里面随葬有成套的奢侈品。这类墓葬以波兰的卢布索遗址命名，在这里发现了5座这样的墓葬。最壮观的发现之一是来自丹麦洛兰岛上的霍比古墓，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初。在这里，死者被安葬于一具木制棺材中，随葬有他在阴间享受盛宴所需的一切——成块的烤猪肉，以及一套酒具，包括一个青铜瓮、一个罐和一个圆盘饰，一个银勺、两个银杯置于一个青铜托盘上，还有两个嵌有青铜的角杯。他的个人物品包括青铜的、银的和金的饰针，金戒指、腰带配件以及一把刀。显然，霍比古墓属于当地的一位贵族成员，他凭借自己的地位，能够获得一套最昂贵的罗马奢侈品，他的宗族随葬于此，以宣告他们的地位。卢布索墓葬，似乎代表了那种名贵商品经济，这种经济是由西哈尔施塔特酋长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见第十章），以及不列颠东部和比利时的贵族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运行的。
这些墓葬的分布，恰好处于帝国边界前面的一片广阔区域，使帝国边界免受市场经济区的侵害，这强烈地表明，这里实行的较为“过时”的奢侈品经济形式，可能反映了当地上层阶级在促进商品从波罗的海以外的地区向罗马世界流通时所起的作用。换言之，他们充当中间人，并从中获益。
在这一贵族墓葬区的东北部，从波兰北部一直延伸至芬兰湾，此时可以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确定两种文化群体：维斯瓦河下游地区和但泽湾的欧克斯威文化，以及维斯瓦河-奥得河地区的普热沃斯克文化。人们主要通过墓葬才知晓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它们是典型的战士墓。死者中的大多数都随葬有他们的剑、盾和马刺；但也有少数较高地位的人，随葬有银制或金制带钩。这一战士群体可能从事的职业，是通过突袭和战争，获取俘虏，然后将其驱赶到罗马边境南部，作为奴隶出售。
上文概述的社会经济区域体系，在整个公元1世纪和公元2世纪的上半叶仍然有效。在2世纪后半叶，随着人口压力和族群互动在日耳曼地区的深入发展，这一体系开始瓦解；这种解体又对边境地区部落产生了压力，进而又威胁到帝国的稳定。这一压力，部分来自战士墓葬区，那里的社会制度不稳定，加上人口增加，可能促使部落向南迁移。战士墓葬文化人群所占据的领土，大致与通常认为是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出现的地区相吻合。
第一次有记录表明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出现在公元162年，当时一个名为卡蒂族的边境部落试图向南迁移进入罗马领土。几年后，伦巴德人和马科曼尼人横渡多瑙河进入外多瑙地区的匈牙利；随后在公元167年，马科曼尼人、夸德人和埃阿热格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迁徙，他们设法成功到达了亚得里亚海角，包围了阿奎莱亚。这些事件，以及罗马在公元166年至180年为阻止人口流动而发动的马科曼尼战争，标志着在3个世纪内摧毁帝国的移民潮的开始（见第十三章）。
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公元前第一千纪一直到公元后一千纪的两千年里，北欧平原的定居模式都呈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在北海地区，从荷兰到丹麦，人们可以认识到罗马的临近对发展中的定居模式的影响。临近北海将确保这里的人群能轻松保持与南方商人的贸易往来，而不必考虑民族进一步向内陆的迁移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影响。这种贸易的强度，最明显地体现在大量小饰品和陶器上，譬如萨摩斯陶器，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北欧沿海地区的村庄。综观聚落本身，可以发现两种趋势：生产的集约化和等级化。在罗马时代之前，经济似乎是以自给自足的生产为基础的，几乎不需要参与复杂的长途贸易模式；没有生产大量盈余的企图，因此，基于生产垄断的财富和声望在考古材料中是无法识别的。然而，受罗马影响的市场的发展，某些本地商品增值并提供了一系列较低价值的外来物品作为交换，这为社会和经济变革提供了动力。
最显而易见的，是对地方专业化生产的日益重视。在下萨克森州的弗勒格尔恩村落，作坊的数量开始增加，特别是从公元3世纪初开始，有证据表明，金属加工和可能的皮革加工的规模正在扩大。在更北部的日德兰半岛的德伦斯特德，铁的生产量远远超出当地人群的需求，而且附近的丹基尔克村落发现了奢侈品遗存，包括玻璃制品和铅铸块，这些都表明当地贸易水平有所提高。在这种生产集约化的同时，有可能辨别出农庄中出现的显著规模差异。例如，在不来梅港附近的菲德森-沃尔德，从2世纪起出现了一个规模和中心位置有别于其他建筑独立的建筑，它的地位进一步体现在大量的青铜器皿、珠子和萨摩斯陶器等罗马进口商品的聚敛上。据推测，这里大概是村落头人的宅地。
生产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一个比迄今所实行的更为复杂的交换体系的发展。鉴于北海地区的原材料普遍匮乏，而且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的空间较小，因此，最适合的集约化领域是牛的饲养，并且一些延续至今的牛栏使用规定可以确认这一点。邻近的罗马边防军对皮革、帐篷、盔甲、靴子、马鞍和马具的巨大需求，必定创造了一个快销市场。虽然罗马人对皮革的需求—牛饲养的增强—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增加，这一模式作为一个说明过于简单，但它确实强调了当时在北海地区可观察到的经济变化动态涉及的一些因素。到了3世纪，北海的贸易路线越来越多地受到海盗袭击的影响，这必定严重扰乱了已建立很久的交易体系。很明显，到达北海地区的贸易额迅速减少，是破坏该地区社会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能促成了5世纪北海沿岸地区特有的混乱移民活动。
最后，我们必须转向罗马世界的西端——不列颠群岛。到公元84年，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所领导的战役，将远至北部格兰扁山脉山麓丘陵地带的整个不列颠，划入了罗马政权统治之下。在格劳庇乌山与卡尔加库斯领导的不列颠军队进行的最后一场大战，是一场实力悬殊的事件。不列颠人的武装很陈旧：双轮战车仍在使用，这种技术已在高卢废弃了近200年，而他们的长而钝的剑，在与手持尖利短剑的罗马军队近距离肉搏中几乎毫无价值。这场交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1万名不列颠人遭到360名罗马人屠杀的溃败（或者，是塔西佗想让我们相信是这样的）。但是苏格兰没有被长期控制，到2世纪初，横跨泰恩河-索尔韦地峡的边界线已经建立，后来被称为哈德良长城；对于其他占领区，帝国边界在此处及沿着克莱德河和福斯湾一线的前沿位置之间波动。
在这个广阔的边疆地区内外，土著部落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受到罗马的影响。自由苏格兰的生产能力极为有限，尽管一些古老的山堡充当了生产和交换集中的部落中心，但很少的贸易发展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西部和北部的群落，直至设得兰群岛，仍然分散在孤立的聚落中，占据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地点，使用并有时修整已有的建筑。正是这些完全不同的北方部落，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自由联盟，名为皮克特人，即“刺花文身的民族”，意指在身体上装饰的悠久传统。从3世纪开始，皮克特人成为来自不列颠日益严重的威胁，并最终导致罗马在该岛的统治被摧毁。
公元82年，阿格里科拉站立在苏格兰西海岸，眺望着爱尔兰。“我经常听到阿格里科拉说，”塔西佗写道，“只要一个军团和一些辅助人员，爱尔兰就可以被入侵和征服。这将是一个优势，特别是在平定英国的时候，如果到处都能看到罗马人的武装，独立领主们就会被从地图上抹去。”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爱尔兰仍然是凯尔特社会中唯一免于罗马奴役的地区。一些商人穿过爱尔兰海，到达都柏林湾海港和科克港，他们带来了许多小型饰品、相当多的奢华的萨摩斯陶器和一些青铜器皿；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奴隶、兽皮和著名的爱尔兰猎犬，但他们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凯尔特人一直将爱尔兰作为大西洋地区特色的捍卫家园持续建设，丰富的口头传说继续流传，远古的法律法规继续制约着人民的行为。因此，凯尔特人的社会就这样设法生存了下来，几乎没有变化地贯穿了这一罗马穿插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