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先是马其顿人、后是凯尔特人的进攻，当地的色雷斯人似乎已经尽可能多地埋藏了他们的贵重物品——在保加利亚的西北部和中北部，陆续发现了许多窖藏的公元前4世纪的银制装饰品。这个地区尚存的凯尔特突袭时期的银器艺术品之一，是在本地制造的贡德斯初普大釜。在日德兰半岛发现的这个谜一样的大釜，在许多方面都囊括了我们理解色雷斯人、达契亚人和斯基泰人社会的全部问题。简言之，这些社会并没有牢固的界限。一方面，它们存在于一个发展中的世界体系中，具有许多共同的要素和较长的存续时间范围；另一方面，它们是由众多小型的、地方性的、短暂的文化群体组成，在这些文化群体中，这些要素被赋予了含义。

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的某段时间，拥有制造精美大釜技术的通常是色雷斯人。大釜上面描绘的一些形象，譬如戴着鸟类顶饰头盔的战士，发现于特兰西瓦尼亚的西约姆麦斯蒂地区的凯尔特人墓葬，看起来像凯尔特人；另一些则是源于希腊和伊朗神话的海豚骑士和屠牛者；还有一些来自印度，包括拉克西米女神、诃利帝鬼子母神，转轮圣王或“宇宙之君主”，以及坦陀罗瑜伽坐姿的头上长角的人物。后者，根据大釜的图式语法以阴阳人呈现，一手持蛇，一手握着一个金属项圈，头上长着角——这些符号很可能分别象征着对男性、女性和动物领域的权力。坦陀罗瑜伽促进了草原萨满教的发展，萨满们通过药物和酒精来获得对宇宙的支配权，并经由特殊的姿势来引导性能量；佛教和耆那教的传统与之背道而驰，是要成为独身者、禁欲者和有读写能力的人。从主题上说，大釜与影响草原轴线的东部悠久历史融为了一体。在公元前300年以前，这主要来自伊朗、西伯利亚和中国，之后则更多地来自塞种人地区和印度（有关印度女神的描述，出现在萨尔马提亚人的银制工艺品中，以及乌拉尔语“二叠纪”动物风格中，它们从那里传至芬兰）。大釜很可能是被突袭的日耳曼人也可能是凶残的辛布里人作为战利品带到北方的，这些辛布里人最终定居在日德兰半岛（希默兰）地区，那里留存着他们的名字和大釜。

在大西洋和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印度象和神的绘画，还有中国丝绸（也被发现于黑海潘提卡派翁的一个墓地中）的存在，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欧亚大陆北部的族群活动超越了不同的帝国边界，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紧密得多。在大草原上，到公元前200年，萨尔马提亚人取代斯基泰人成为占统治者。萨尔马提亚人，被大多数古典作者与希罗多德的召罗马提亚人混为一谈。尽管这些单词可能是同名变体，但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却并非如此。在考古学上，最初的萨尔马提亚文化通常被确定为普罗霍罗夫卡文化，它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从南部的乌拉尔山脉进入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然后进入本廷大草原北部。在这一迁徙过程中，萨尔马提亚人似乎已经壮大并分裂成几个群体——阿拉尼人（或阿兰人）、奥尔西人、罗克索拉尼人和埃阿热格人。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考古学文化群体与这些族群类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尚不知晓（苏斯利和切尔尼亚科夫文化，似乎一直都是萨尔马提亚人的文化；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穆列什和蒂萨河上的墓葬，很可能是埃阿热格人或罗克索拉尼人的）。东部的事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萨尔马提亚人向西扩张。约公元前176年，据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言，匈奴人击败了月氏人（或吐火罗人）；在公元前1世纪，他们扩张至南部的乌拉尔和伏尔加河地区。

达契亚国家及其劫后余生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征服了南部的马其顿；公元前1世纪，北部的达契亚国家崛起，从而在东南欧重新实施了一些历史上令人满意的制度措施。公元前60年，特兰西瓦尼亚的凯尔特人（博伊人和海尔维第人）被布雷比斯塔王击败，并被迫向西迁移（后来卷入对曼兴的破坏，参阅第十章）。布雷比斯塔似乎在公元前62年与一个叫德凯尼乌的祭司（即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者——公元6世纪的约尔丹，他保存了几位早期作者的部分著作，本例中为狄奥·克里索斯托）联盟，借此巩固了他的权力。布雷比斯塔-德凯尼乌的联盟合作，将包括盖特人、达契亚人和布里人在内的四五个较小的群体聚集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足以威胁罗马的山间国家。

在达契亚国家，社会分层并非像早期的部落酋长制那样主要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是与中央集权经济特别是宗教权力有关。克赖顿在他的《盖特史》一书中写道，“盖特国王通过诡诈和魔法，将对神的恐惧与和谐强加给他的臣民，并享有崇高的地位”。祭司和国王（然而后者最终更强大）联合执政的理念，可能与西徐亚国王的斯基泰人血缘关系有关（如同德鲁伊教国王或瑜伽修行者转轮圣王一样，这似乎已经形成了当时欧亚大陆北部共同体的一部分）。达契亚人的一个特殊阶层——貌似为祭司身份，被描述为“云上行者”或“烟行者”，该名称可能暗示了大麻的使用（大麻在色雷斯广泛种植）。达契亚祭司是素食者和独身主义者，这种宗教可能完全源于当地，撒尔莫克西斯的不朽一神论可能是这个宗教的先驱之一；而像达契亚人的山顶圣殿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在色雷斯南部的罗多彼山脉中预演。但此时也有许多潜在的外部影响力——佛教、犹太教，它们刚刚传至克里米亚的博斯普鲁斯王国，还有在希腊化的南部色雷斯城市的埃及宗教。无论达契亚宗教的确切形式是什么，它显然都对罗马征服者构成了强大的威胁，罗马占领者有系统地将庙宇夷为平地，仅留下柱基。

达契亚人的墓葬不易辨认。除在库吉尔发现的一座带有丰富随葬品的孤独的武士墓葬外，它们在考古学上似乎是作为“奥斯特里纳”火葬遗址而存在的——一个桶状的坑，里面有人体骨骼，其中大约有15具已在定居点得到确认。这种证据与一种新的宗教仪式的形式相吻合（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同时代的花剌子模国的拜火教习俗相提并论，它与大夏王国的佛教相似，包括将尸体暴露和将尸骨移至骨罐中）。没有任何可以将物品与特定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埋葬证据。就考古学而言，我们对达契亚社会中男女的相对地位几乎一无所知。古典作家和图拉真凯旋柱上的描绘，都表明了男性在军事和宗教方面占主导地位。

尽管达契亚国家发展了国教、纪念性的建筑、中央存储设施、货币，以及对广阔而多样的领土的控制权，但它既没有可识别的城市，也没有文献记录，而这两个特征都是我们认为会伴随着这种中央集权的发展而来的。有关达契亚人的文字是可以找到的（公元前5世纪，它以金属制品上铭文的形式开始传播到色雷斯）；他们选择不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流或记账，这表明他们拥有自己的适当方法（1000多年以后的蒙古人也是如此）。

达契亚国家的内部经济是如何运作的，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但其中央意识形态显然很重要。布雷比斯塔-德凯尼乌的领导层强令戒酒，导致葡萄园被拆毁。低地粮食都被集中于高地堡垒的粮仓里，这些储地本身与在费尔吉勒-比尔塞斯蒂文化时期就已初具规模的高海拔区的专业高地畜牧业经济区相连。达契亚国家很可能在其高地中心实际上是城市化的，虽然是以分散的方式存在。因为在奥拉斯迪山的萨米色格土沙周围，发现有高密度的堡垒和圣坛，这些地方与小山顶的车道（或普莱乌里）网络以及之间的露天聚落和山坡上的小型单人排屋相连接。公元106年，罗马人摧毁了这座建筑群，并声称他们在一个窖藏里掠夺了16.5万吨黄金和30万吨白银[2]。尽管根据达契亚人对阿普塞尼山贵金属的大规模开采（以及来自国外的贸易款项和贡品）来看，这一数额或许是可信的，但它们集中在一个地点表明，贵金属的流通受到中央的控制。

达契亚国家的外部经济学令人费解。波利比奥斯在公元前2世纪的著作中记载了三种主要的黑海出口商品：牛、奴隶和谷物，为此还进口了其他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正如我们所见，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诸如皮斯库-克拉萨尼之类的河岸贸易站到达特兰西瓦尼亚的。但是，在布雷比斯塔王掌权的时候，皮斯库-克拉萨尼被遗弃了，达契亚国王攻击并部分摧毁了黑海的奥尔比亚、提拉斯和希斯特里亚殖民地。这表明，布雷比斯塔王首先试图削减殖民地的权力，还有作为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萨尔马提亚人领主的权力；新近主张禁酒的达契亚不需要葡萄酒，但它确实需要多瑙河和庞塔斯北部的谷物（以及军事安全）。其次，黑海贸易网的切断表明，达契亚的主要经济联系肯定已经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钱币窖藏遗存表明该联系是向南延伸的，从中部的多瑙河流域（最近从斯科迪斯克人那里获得）直到达尔马提亚海岸，以及阿波洛尼亚和第拉奇乌姆的殖民地，正好穿过出自罗马的亚得里亚海。奴隶似乎是这个方向上最有可能的出口品，并且是用在这些城镇铸造的四德拉克马银币来支付的。

达契亚国家似乎实行内部现金经济。目前已知的90多座钱币窖藏，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31年，其中包含2.5万多枚罗马共和国第纳里，以及它们的本地铸造版本。除铸币外，达契亚人似乎没有进口任何实质上由耐用材料制成的东西。那时人们所具有的消费能力足以进口各种奢侈品，但至少根据现有的证据，他们似乎既是文化上的孤立主义者，也是军事上的扩张主义者，同时也允许一定数量的有利可图的“直通”贸易。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萨尔马提亚墓葬，往往发现含有意大利青铜器，它们是通过达契亚-亚得里亚海贸易通道抵达的。

布雷比斯塔似乎是一位与凯撒、阿利奥维斯塔（见第十章）或米特拉达梯·攸巴托（本都王国的国王）同等声望的军事领袖。凯撒原本计划对他发起进攻，但在公元前44年，这两位领导人都被暗杀。我们对接下来大约一百年在达契亚发生的事件知之甚少，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四分五裂。但突然之间，在公元1世纪后期，她在一位新的国王戴凯巴路斯的领导下重新崛起。我们仅详细了解这一时期罗马人开展的反对戴凯巴路斯执政的达契亚人的运动，但它并没有进一步使我们领悟到这一主要强国的社会构成、宗教或经济。公元105年至107年，战争取得了胜利，罗马的达契亚行省建立。

公元2世纪和3世纪东南欧的族群关系，以及考古学和历史之间的相关性，都是混乱的，以至于已知情况看来好像更为复杂。达契亚国家的毁灭与萨尔马提亚墓葬的财富和社会分化的突然增加，以及萨尔马提亚人向森林草原区的扩张有关。达契亚人继续生活在罗马帝国之外的喀尔巴阡山脉北部和摩尔达维亚，在考古学上与一个称为“卡尔皮人”的族群有关——这个群体以其丰富的儿童墓葬著称（可回顾公元前6世纪费尔吉勒的儿童墓地）。公元117年之后，罗马只对多瑙河下游盆地的草原地区行使名义上的控制权；直到公元275年，由于阿勒曼尼人、高斯人、汪达尔人以及其他族群对帝国的潮水般袭击，几乎耗尽萨尔马提亚人的兵力，罗马也完全失去了控制权。公元293年，戴克里先大帝在仍受罗马控制的多布鲁詹沿海地带建立了一个单独的锡西厄行省，将色雷斯教区和东部辖区并入其中。但是，这一新的省份很快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哥提亚的一部分（见第十三章）。

民族遗产

欧洲东南部和俄罗斯南部现代社会发酵的许多因素，都是在我们所回顾的这一时期汇集起来的。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甚至更早），不同的民族在欧洲共存，虽然这一点很明确，但东南欧铁器时代互动的多样性和强度，为我们描绘出多民族兴起的早期图景。希腊的殖民化使动态的社会经济体系更加复杂。（公元前7世纪希腊殖民者表面上的后裔——庞塔斯的希腊人，仍然讲希腊语，有着独特的体质特征，直到最近才被驱逐到斯大林统治下的中亚；后来又逐步返回，但不是返回黑海沿岸，而是返回希腊。）

在色雷斯和锡西厄地区，利益集团的互动变得激烈、多面和易变。在城市环境中，人们可能期望看到一种随和的世界大同主义的兴起，能够消除人们之间的差异（在哈利卡纳苏斯，通用语和普通法法典都是必要的，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但是在草原上，随着一些群体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行动，而另一些群体则进行季节性的迁移，还有一些定居在易受影响的河谷和高地，这种差异性使得个体对身份的需求变得至关重要。族群问题变得很明显，并被密集地编印在佩戴和携带的手工制品中，而不再体现在家用陶器上。

某些族群的身份是持久的，如黑海的希腊人；其他族群，譬如好战的草原精英，似乎变化非常之快，以至于以古典作家的民族志为代表的传统文本编纂方法所提供的解析度，并不能用固定的身份标签将他们集中表述。草原游牧部落的组成本来就不稳定，其种族名称几乎随着个别领导人来去的速度而变化。然而，如同我们先前指出的蒙古族人的“拜安达”，他们的习俗在时间上似乎有很大的连续性。对于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普什图人统治者的葬礼，必须征得城市当局的许可，才能用马车将国王的尸体运到其臣服的属地周围，越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以一种我们所忆起的希罗多德所描述的方式来处理。对此，我们可能会认为，斯基泰人和普什图人是完全一样的社会类型，与草原毗连，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现代地缘政治边界，与欧洲各国民族的实际分布不符，他们也无法严格按照国界来分布。是定居的人、城市的人和有文化的人，将明确的边界强加给牧民、游牧者和旅行者。后者发现，他们现在需要得到许可才能露营，才能把兽群从A地赶到B地，才能收集柴火以及捕捉野兔。权力的天平已经倾斜。

游牧民族精英对喀尔巴阡山脉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在该地区非凡的民族复杂性和迷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留下了痕迹。因此，当我们谈到族群认同时，我们必须首先要仔细思考现实中存在的多重身份认同。东南欧的历史一直是名称和职业、基因和遗传的融合联结，在这里，除非是神话中的族群认同行为，否则无法追溯一条民族血统线。保加利亚的史前史通常是根据单一的、同质的民族——色雷斯人，来书写的；而对于多瑙河以北的罗马尼亚，史前史学家们则是根据民族对比，以及通过独裁者齐奥塞斯库铁腕的长期统治，描述了一个不同的但同样单一的色雷斯人种群，即将现代罗马尼亚人的祖先追溯为达契亚-盖塔人的精神历程。然而，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同质的族群构成。“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人口中，有四个不同的民族：南部的撒克逊人；与这些人口混合在一起的瓦拉几亚人，他们是达契亚人的后裔；西部的马扎尔人；东部和北部的塞克勒人。我要加入后者，他们自称是阿提拉和匈奴的后裔。”乔纳森·哈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布拉姆·斯托克，《德拉库拉》）。事实上，在当今的罗马尼亚，至少有12个文化背景各异的主要民族群体在共同生活。当然，他们包括：淘金者和工匠——色雷斯金属加工传统继承者；拥有印度拉迦曲、助产术、占卜术和精明的讨价还价交易技巧的锡格纳人（卡尔德拉什人和其他的“吉普赛人”）。

正是人群和人群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而不是其族群名称的变化，才导致了新的社会形式的出现。铁器时代发生在色雷斯、达契亚和锡西厄地区的经济、政治和（也许是最显著的）宗教，以及精神方面的激烈互动，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民间传统中得到了保留。因此，“世界上每一种已知的迷信都聚集在喀尔巴阡山脉的马蹄铁中，就好像它是某种富有想象力的旋涡中心”。

[1] 应为公元前9世纪下半叶。——编者注

[2] 原文如此，疑为笔误。——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