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
作家和发掘者
如果我们寻找达契亚人的起源，一个非凡的无文字国家的创造者，其精神中心位于萨米色格土沙的圆形圣殿，受到喀尔巴阡山脉弧形棱堡的保护，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寻他们的祖先——多瑙河平原上的色雷斯人，以及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我们的目光必须更进一步，搜索“越过本都，以及梅奥蒂斯湖，直到较远的鄂毕河”的土地（《失乐园》）。锡西厄地区——大草原的经脉线，从瓦拉几亚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南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史前民族的确可能讨魔鬼喜欢，因为据希罗多德等希腊作家所述，这里有狼人、**被切除的女战士、食人族、易装癖的萨满，以及用头盖骨喝酒的猎头部落成员，他们都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中。贵族墓葬被填充的护卫者围绕，他们以一种最冒犯英国情感的方式骑在经过类似处理的马身上。令人惊讶的是，现代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希罗多德的描述。当然，通过考古学获得的对过去的了解，在本质上与从历史文献中得到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拥有这两种证据既是恩赐，也是挑战。
草原及其过渡地带，包含了许多现代国家地区。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乌克兰、俄罗斯南部、格鲁吉亚，以及远东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质量参差不齐，但材料的数量非常巨大。再结合古典作家们时常敏锐的观察力，我们应当能够重建一幅详尽、全面和可靠的图景，描绘出庞塔斯（黑海）沿岸地区铁器时代希腊殖民社会的许多方面。
由于公元前一千纪只是在某些而非所有社会中存在着历史记录，因此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原史时期”而不是史前时期。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发表了他的史学名著《历史》，就无文字社会的描述而言，他是我们有幸知道的古典作家中最能提供参考信息的一位；但是对于他的叙述可信度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许多学者与修昔底德一样，将希罗多德塑造成“谎言之父”的角色，或者根据更复杂的文学批评理论，将他的故事刻画成主要是希腊思想和希腊范畴的体现，而不是对今天仍然有效的客观现实的反思。古典学者弗朗索瓦·哈托格就希罗多德的“斯基泰人”进行了最为雄辩的解读，他将其称为“想象中的斯基泰人”。
大多数考古学家对希罗多德的解读敏感度要低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编年史，使得原史考古学具有专制性。考古学文化及文化群体对古代文献中所描述的民族，如色雷斯人、达契亚人和斯基泰人进行了不加批判的认同（而发掘的结果相应地不允许对文献提供的整体概念框架提出质疑）。在东南欧和苏联的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使用片面和简单化的解读来证明某些解释的合理性，并且往往将非常小的考古学上认可的物质文化群体与希罗多德著作中仅出现过一两次的名称联系起来。对于东西方学者来说，关于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描述被认为是希罗多德对该地区历史的最重要贡献。然而，只有在我们转向社会问题时，希罗多德才最能帮助我们。因为对于性别、遗传、家庭和亲属关系结构、特定的宗教信仰，以及种族认同等问题，仅凭独立的考古发现是最难以解答的。如果对《历史》这本书认真加以使用，作者提供的信息将是无价的。
在东南欧，史前时期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渐近尾声，但这一时期的史前文化同样也被归类为无文字的欧洲“野蛮人”民族（希腊人之所以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其奇怪而含糊不清的语言）。这些社会群体之间有两种区别，一种是概念上的，另一种是地缘政治上的。概念上的区别在于，对于欧洲蛮族，我们可以举出具体名字，谈论的是欧洲史前民族而不是文化。地缘政治的差异是，从这一时期起，欧洲无文字的民族与城市文明的力量广泛地处于不对称且日益加强的“中心-边缘”关系中。这些文明，特别是波斯、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社会组织——国家。其中的关键因素可能是读写能力和货币制度。这些因素使得先进的会计和信贷设施得以发展，有关财产和继承方面的法典得以制定，并为拥有良好通信系统的专业军队提供了后勤基础。
按照传统定义，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300年的时期跨越了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对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阶段，我们必须主要依靠考古材料。而对其以后的世纪，有许多文献可供使用，而且范围很广，从早期的赫西奥德和荷马的诗歌，到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希罗多德著作、修昔底德以及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以下简称“希波克拉底”），再到希腊文化、古罗马，以及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评论家著作和抄本。
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资料也是可用的。欧亚草原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体质类型的交汇地带，并且草原种群之间存在着许多地区性的体质差异。其中一些差异可能是文化而非繁殖的结果。希波克拉底将一些草原种群描述为“头颅长的人”：“孩子一出生，他们就用手重塑其头部，而此时头部仍然柔软，且身体也纤弱，用绷带和合适的器具迫使其增加长度。”这种细长的头部后来在匈奴人中成了社交礼节上所必需的。希罗多德形容盖洛诺斯镇的居民有着明显的蓝眼睛和红头发——这可能纯属遗传特征。如果没有对所有相关因素的精确控制，那么通过测量头骨来识别种群之间的遗传学差异将十分困难。然而，可以根据文化和（或）遗传的差异，从考古材料中对特定地区的新的或侵入性的人群进行令人信服的鉴定。
关于草原部落所讲的语言，这一问题很棘手。幸存下来的只是一些专有名称和不多的其他词语。伊朗语和色雷斯语当然是通用的，但可能与其他较小语系的语言共存。语言是种族的核心，根据倾向也有可能成为文化接触的障碍。当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遇见亚马逊族女战士时，“男人无法了解女人的语言，但女人们却学会了男人们的讲话”。关于定居在乌拉尔山脉欧洲一侧的秃头族，希罗多德这样讲道，“斯基泰人开始接触这些人时，通过7名口译者、借助7种语言与之进行交易”——这可能是一种诗意的表述，但这是考古学上定义的“二叠纪人类”的地区，他们讲的可能是一种非印欧语系的芬乌语系，与斯基泰人的语言截然不同。希罗多德提到的草原北部的其他各民族，一定也包括讲斯拉夫语和波罗的语族的祖先。
19世纪的语言学者认为，色雷斯人是印欧语系的创始者。现在从事实或概念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都不再有意义。关于印欧语系和种族的争论，既复杂又具有争议性。根据地名和其他证据，我们所能说的是，在公元前一千纪至少有一种主要且独特的印欧语系（可能分为两种主要方言：“色雷斯-莫西亚语”和“色雷斯-伊利里亚语”）在色雷斯使用。尽管如此，东欧学者基于语言推理的简化方法，使用“色雷斯语”一词来描述公元前三千纪甚至更早的考古学文化，而在这种坚定的认同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
新金属，新风格
令人困惑的是，“铁器时代”一词被不同的学者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被按照时间顺序和（或）社会以及（或）技术意义来使用。因此，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日期是一个约定和分歧的问题。在欧洲，可以说它最早出现在希腊，因为铁开始取代青铜作为基本工具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在3个世纪后的中欧和东欧，铁得到了充分利用，这大致与希腊对沿海地区的殖民统治以及与内地人民发展奴隶奢侈品贸易的时期相吻合。因此，对于东南欧而言，铁器时代指的是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到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罗马扩张的时期。它标志着一种重大的社会调整，这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步进行（见第十章）。
要想理解这一变化带来了什么，我们必须首先查看考古学证据，以了解在希腊殖民色雷斯人和斯基泰人海岸地区之前所存在的社会。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在东南欧的青铜时代社会有一些贸易商与北欧和爱琴海地区保持着联系。为换取他们制造青铜所需的锡，大多数人群不得不进行长途贸易。整个东南欧的情况都是如此，除南斯拉夫东部的一些小矿外，因为这些地区本身没有锡矿，只能从波希米亚、土耳其或乌拉尔获得。到公元前二千纪中期，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金属——铁，它不需要合金流程，并且在欧洲很多地方都有当地的供应。
铁似乎是在一开始冶炼某种天然含铁量高的铜矿石时无意中产生的。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部（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脉）和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山脉，铁的生产似乎始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接近冶金业显著创新时期即将结束时，这在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区都可以观察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即在相隔甚远的森林草原墓地中的当地墓葬中发现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华丽墓葬，很可能表明了流动军事精英的出现。这些墓葬含有展示创新金属加工技术的人工制品，它们先于南部草原边界出现的专门青铜制品，以及随后在整个大草原上使用马和战车的精锐产生大规模联系时期（安德罗诺沃文化）。因此，尽管铁的发现可能与黑海东部和西部不相关联，但对新武器类型的开发和区域间联系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使高加索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有可能直接传递有关这种新金属的信息。
根据目前（当然是不完善）的证据，在公元前1100年之前（例如，拉普斯的苏丘德苏斯文化遗址，东欧考古学家习惯上将铁器时代的开始确定为这一日期）很少使用铁。此后，直到公元前750年左右（“哈尔施塔特B阶段”时期结束），它的制造量似乎有所增加，尽管总是随着青铜生产的波动而波动，而且从未用于任何非常新颖的用途：铁制品通常是更普通的青铜制品的仿制品。从大约公元前750年开始，我们可以观察到铁的激增，这与新矿源的开采，以及新的特别是含铁的人工制品类型的发展有关。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在这通力使用铁器的千年序幕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一种深厚的保守性。青铜匠可能是通过客户关系的纽带来运作的，他们的领主是锡供应的世袭控制者。要使铁器站稳脚跟，不仅必须用锻造技术取代占主导地位的合金工艺和铸造技术，而且必须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在这种被戴维·克拉克称为“去部落化”的重新定位中，旧秩序从此丧失了对制造业继而是社会的控制权；工匠与特定部落群体或家族的联系变得不那么紧密；人的社会地位也变成了一种更可以努力争取而不是被赋予的东西。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总体趋势就会发现，在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100年，首先是陶器装饰类型的区域差异在逐渐减小，进而到任何类型的陶器纹饰差异全无。到公元前8世纪，从多瑙河下游平原一直延伸到南斯拉夫和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都使用了规格相当统一的彩陶。这种陶器是在被统称为“巴萨拉比文化”的低地农业聚落发现的。在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森林草原的广大区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陶器类型同质化现象，即所谓的“戈利格拉迪”（或“霍利赫拉迪”）和“索尔达内斯蒂-色雷斯文化”，以及更东部的“切尔诺莱斯文化”类型。
这些大型陶器“文化”，取代了青铜时代晚期极为多样且极具吸引力的地域陶器类型（见第九章），并被视为更大社会形态出现的象征。然而，没有确实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聚落与之前时代有很大的连续性，并且类型相似：主要是开放式的，偶尔有战略性的防御场地（譬如多布罗加的巴巴达格或喀尔巴阡山脉的塞尔纳图德苏斯）。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墓葬具有显著的竞争性表象，火葬和土葬的墓地在个人墓葬之间还没有显示出差别。这种观测数据与持久定居的小规模酋邦的大致情况是一致的，在酋邦中，地位是通过继承得到的，不需要大肆宣告。
因此，巴萨拉比文化可能标志着一种缓慢趋势的开始，即不再通过本地生产的且相对固定的独特陶器装饰纹案来标识种族差异。这与人们的期望有关，随着该地区各种形式的畜牧业的发展以及新群体的涌入，种族认同的重心转移到了人体及其时尚配饰上。当然，物质文化大约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金属传统发生了改变，铁取代了青铜作为常用工具和武器，而且还建造了新型聚落，埋葬地点和仪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这些事物标志着铁器时代的开始。虽然定居的农业人群继续生活在平原上，但他们的聚落变得更具防御性；走出草原，我们可以分辨出一种新型流动的游牧牧民元素。
牧马人和牧羊人
本廷大草原北边毗邻森林草原，其次是落叶林地，然后是针叶林；接着，在到达北冰洋之前，是没有树木的冻土地带。在南边，草原逐渐变成半沙漠，以蒿属灌木为主，或与群山或海洋接壤。在西边，它被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铁门峡谷中断，但随着匈牙利的普施塔草原而再次短暂延伸。植被带随季节交替按时变化，随着气候的变化向北或向南移动。到公元前9世纪末，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亚大西洋期取代了亚北方期，草原的气候迅速变得寒冷而干燥。与这一事件同时发生的，是中亚游牧牧民在中国和近东国家边缘的突然出现。正如今天一样，史前草原经济以水源网络为基础，不规则地分散在广阔的区域，涉及大约2000千米范围内的季节性牧民迁移。这样的系统是无弹性的：任何一点上的压力，都可能导致整个欧亚草原地带的人口被迫逐步迁徙。局部地区气候—人口的失衡，也可能给牧场带来压力。自公元前四千纪草原畜牧业开始以来，周期性的气候—环境模式很可能造成了经常性的人口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中，几次丰年后人类和动物群体增加，将不得不面对干旱和较为恶劣的条件，周而复始。
主要的压力原点一直是蒙古大草原，一个被沙漠和针叶林环绕的美丽牧场草原中的森林地带。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1]，蒙古牧民（匈奴人，通常等同于后来历史上的匈人，见下文和第十三章）的牛羊缺乏水源，由此侵犯了当时的中国。周宣王将他们击退，多米诺骨牌效应被启动，一直延伸至蒙古、哈萨克，以及黑海等草原地区。从同时代近东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以及后来的希腊故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被称为“马萨格泰人”的群体迁入了咸海周围的地区，迫使斯基泰人背井离乡，而斯基泰人转而又迫使西米里族人离开家园，促使西米里族人卷入了与高加索山脉以南的亚述王国和喀尔巴阡山脉两侧的摩尔达维亚的色雷斯部落的严重冲突中。在另一个故事版本中，阿里玛斯庇亚人驱逐了伊塞顿人，而伊塞顿人转而又把斯基泰人分流到了西米里族人。名称不同，但结构相同。
从文献中，我们只能了解那些牧民领袖人物参与并影响了有文字记载的事件：在公元前681年至公元前668年，亚述国王阿萨哈敦击败了图什帕国王领导的“金麦里人”（西米里族人，《圣经》中的“歌篾人”）；公元前674年左右，“阿库扎”（或斯基泰“伊什库扎”）的国王帕尔塔图亚迎娶了一位亚述公主，三四十年后，他们摧毁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乌拉尔图王国，并控制了伊朗北部的米底王国——可能是与亚述人结盟。约公元前610年，这一游牧的斯基泰人联合米提亚人，攻克了亚述首都尼尼微；之后，被米提亚人逐回高加索北部；而米提亚人随后也处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霸权之下。从大约公元前520年开始，“尖帽塞卡人”（波斯语中的“尖帽斯基泰人”）对新帝国的威胁与日俱增；约公元前513年，大流士一世对他们进行远征——跟随他们进入欧洲，穿过色雷斯，进入大草原——给予了希罗多德有关斯基泰人起源和风俗习惯长篇描述的由头，使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斯基泰人起源和习俗的长篇报道。
何谓牧民领袖？虽然所讨论的这些游牧民族，他们起初的生活可能只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以宗族为基础的部落群体，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管理着他们的牛羊群，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游牧化——去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他们不断地与邻近的森林和山地群落相联系，建立起一个供求网络，这些群落向他们提供金属和木材，而他们相应地为之提供马匹、奶制品和其他牲畜。在受保护的河谷区实施了一定量的农业生产，牧民群落也参与其中。但是，由善于骑乘所赋予的好战优势，意味着专门的军事群体有兴起的趋势，这些军事群体一边管理着自己的牛羊群，一边从定居的人群那里获取他们所需的其他物资，他们则“保护”这些人群免受其他军事群体的攻击。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西米里族人和斯基泰人，希波克拉底和希罗多德都明确区分了自身拥有马匹和骑马的“贵族”与不具备这些的贫穷“平民”。这些骑在马上的群体的基本一致性，是由一位设计战略并分割战利品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来确保的，而不是通过任何牢固的基于家族的传统义务制度。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这一名称的理解是，它是一位国王名字的一种译文（有两种希腊化形式的变体：克拉科赛司和斯科洛蒂）。
骑兵对高加索地区的入侵，在考古记录上有迹可循，它被称为“斯鲁巴那亚-赫瓦伦斯克文化”，通常认为与斯基泰人有关。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一些墓地中，公元前700年之后墓葬的相对财富突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富有的武士墓葬，其体质类型不同于那些放置在旁边作为献祭的人骨。在这些墓穴中发现的武器凸显了游牧民族不断发展的军事才能和掠夺性偏好。他们采用的是高加索武器类型：通常每名战士都装备有复合反射弓和穿甲青铜三叉（三裂片）箭镞（现代实验表明，射箭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比弩箭略慢一点）、铁制的“阿基纳克”短剑，以及巨大的铁矛。
在高加索地区，艺术中的“动物风格”也可能已经形成。中亚游牧民族一直生活在靠近动物的地方，并在立石上雕刻有他们放牧和狩猎的图像。但直到建立了与近东金属加工传统的联系，才出现了一种真正新颖的风格（包括有翅膀的狮身鹫首兽这样的混合动物形象），用于装饰马勒饰物、盾牌和鞘套以及珠宝。
由此可见，接近城市文明进一步刺激了游牧武士精英群体的专业化发展。从一个被洗劫的城镇所能获得的丰富战利品，远远超过了袭击鄂毕河上一个农庄的微薄回报。即便如此，从古坟中发现的新型且极具特色的草原类墓葬品的数量判断，游牧民族在东欧和中欧也有进行猎物猎取的活动，在这些墓穴中发现有成对的马和战车、动物风格的装饰品、“阿基纳克”短剑以及三叉箭镞。在匈牙利平原上的辛特罗尼克古墓，墓主骸骨属于东方的庞塔斯或陶洛人体质类型。看来，这一群体（考古学上称为维克祖格族）的斯基泰人骑手，就像跟随他们到来的匈奴人和蒙古人一样，都是被多瑙河中游地段这片草原中的森林地带吸引。
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斯基泰式的材料，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中部的穆列什-蒂尔纳夫墓葬群，以及在波兰维塔斯科沃（曾经的维特斯费尔德）出土的著名饰金铠甲。之所以使用“斯基泰式”一词，是因为在俄罗斯草原南部（狭义上的锡西厄地区）的墓葬中发现的人工制品（例如剑）的造型与这些中欧的实例存在细微差异。至于那些墓主是否为“真正的斯基泰人”的争论一直很激烈。然而，我们无法知晓这些人的自称，也不知道古典作家对他们的真正了解（希罗多德谈到了该地区热爱黄金的阿加西尔萨人，但无法确定应该将其视为色雷斯人抑或是斯基泰人，还谈到了配备有矮种马牵拉双轮轻便马车的昔恭纳伊人，他们显然既不是色雷斯人，也不是斯基泰人）。此外，我们应该预料到，入侵的斯基泰精锐的装备会因当地条件而异，因为他们会依靠当地的专业知识——无论是否出于情愿——来给他们的马重新套上马具，并且更换他们破损的武器。最后，动物骨骼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经由中间商，斯基泰人的骑乘马匹正被交易到欧洲（一直到亚得里亚海角）；草原装备的便利性，可能为特定地区的骑兵精锐在当地的出现提供了支持。
草原群体的到来，似乎刺激了铁的使用。他们一定是在瓦解了保持锡供应的特权阶级的同时，又渲染了他们所使用的新技术，从而产生了这样的效应。
随着山地区域采伐森林建立夏季牧场以适应一种新的、更集约的当地季节性迁移放牧的草原畜牧业体系，新的铁矿在特兰西瓦尼亚山脉被发现。参与这一砍伐和勘探的文化群体（费尔吉勒-比尔塞斯蒂群体）似乎具有旧的本地混合农业社群和新精英人士的共同特征。人们在位于喀尔巴阡山南麓通往山地牧场的费尔吉勒火葬墓地发掘出了150多座武士墓穴。这些墓葬的遗物包括与当地低地巴萨拉比类型相似的陶器，绵羊、山羊及其他动物遗骸，铁制的马衔铁、长矛，以及一把仿制草原类型的“阿基纳克”短剑。至少在埋葬方式上，似乎体现了身份等级制，因为几乎所有的火葬墓主人都被证实是那些不可能使用随葬武器的儿童。
因此，在草原边界周围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生存和剥削模式。造成这些模式的人们，他们是和平共处，还是通常处于冲突之中？他们主要是遵循经济，或者语言，抑或种族划分的吗？在现代英国，山农、奶农和谷农之间可能会有差异，但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属于同一社会；然而，就物质生活而言，他们的文化是不同的——受不同的需求和不同范围的本地可用资源的制约，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特定于功能且分散的（“单一”）。相比之下，人们通常认为现代化之前的非城市社会具有自然的“团结”，人们融入紧密交织的（“多元化”）关系，并具有明确的部落或民族认同感。但是，铁器时代的部落组织解体进程意味着，尽管族群认同感仍然很强，甚至变得更为强烈，但许多社会关系却变得单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经济活动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更具竞争力，特定民族的领土变得越来越少。这导致了资源上的冲突：色诺芬关于色雷斯南部的一手资料记录了“山地色雷斯人”对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色雷斯低地农牧村庄进行的夜袭盗取牛群行动。
侵入性的骑士精英出现，为流动的铁匠、淘金者和口译员等专业的“服务”人员创造了商机。这种社会形式预示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安纳托利亚，也许是在欧洲青铜时代的奥托马尼文化时期。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它重新浮现，而且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专业化：首先是奴隶，然后是货币的推行，还有希腊的葡萄酒和石油。
希腊人的到来和见证
当第一批希腊船只逆流而行，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驶入黑海时，他们跳上海岸，寻找自然的停泊港，他们小心翼翼地窥探蚊虫滋生的伊斯特河（多瑙河）、提拉斯（德涅斯特河）和波律斯提尼斯（第聂伯河）的出入口，紧随着迈锡尼人的脚步。但是迈锡尼人了解航海知识吗？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就黑海航行的一些知识来说，已经口头传授给他们，后来以书面形式在航海家的沿海地理学中正式化。由此，我们可以就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来思考：黑海周围希腊殖民地的建立，是与内陆地区关系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开始，而内地也保留有先前事件的记忆。
在《伊利亚特》中，爱琴海以北的一片土地被描述为“色雷斯，那片肥沃的国土，如波浪般翻滚的草原，羊群的滋养者”。荷马的史诗，写于公元前700年左右，通常被认为借鉴了有关青铜时代——迈锡尼英雄时代的记忆和幸存的传统（见第八章）。《荷马史诗》中的色雷斯位于何处？唯一明确的是，它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包括一个山区。在第9卷中，内斯特向阿伽门农致辞，说道：“你的小屋里装满了葡萄酒，那是我们的船每天穿过广阔的海洋（爱琴海），从色雷斯运来的。”在第14卷中，赫拉在“色雷斯骑兵的白雪皑皑的山丘之上”滑行。从广义上来讲，早期的希腊作家将色雷斯理解为马其顿以外的国家，有爱琴海和黑海海岸，包括哈伊莫司山（巴尔干半岛的老山山脉）。除了哈伊莫司山，情况就变得不太确定。往北部横跨多瑙河，是一片平原，被认为是锡西厄地区的一部分，但后来的作家在那里找到了色雷斯人的部落；而在多瑙河以北、喀尔巴阡山脉以及更远的地方，达契亚人——一个通常被认为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色雷斯人的民族，在稍晚的时代出现了。
《荷马史诗》中的色雷斯人是什么人？首先，他们是来自色雷斯的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荷马暗示是叙事中作为其同盟者出现的特洛伊人所能够理解的一种语言。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考古学上讲，亚洲的弗利吉亚人似乎与欧洲的色雷斯人相似；在《荷马史诗》中，色雷斯的瑞索斯和特洛伊的希波孔是亲戚；特洛伊人伊菲达穆斯在色雷斯被养育长大，通过联姻，他即将成为居住在那里的基修斯的亲戚。伊菲达穆斯将要支付的聘礼，部分是色雷斯的绵羊和山羊。《荷马史诗》中的色雷斯人，是指男性武士精英；他们与特洛伊人的亲戚关系，可能不是社会各阶层“族群连续体”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出现在精英间的现象。
希罗多德认为，色雷斯人构成了“仅次于印度人的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是许多现代“色雷斯学家”所采用的说法。他的观点是基于地理上的误解，这种误解使得色雷斯比实际情况要大得多。除此之外，还有居住在那里的不同“民族”总人数的数值评估情况：由于色雷斯比锡西厄更靠近希腊，希腊人可以说出更多的当地“部落”——其中一些，毫无疑问，只不过是单个村庄而已。
按照希罗多德的信念，世界的地理对称性促使他将多瑙河的河口置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正北，从而有效地将色雷斯扩大到与印度相称，并缩减了被认为是“正方形”的锡西厄地区。
希腊人最早在色雷斯和斯基泰海岸定居的动机和时间是许多讨论的主题。希腊本土的“人口压力”往往被认为是原因之一。然而，在通往蛮荒腹地的战略要地，出现了组织良好的殖民地，其间隔均匀、便于航行，连同基于此路线进入内陆的希腊奢侈品，这些都表明贸易很快就变得至关重要。
南部的第一个希腊殖民地位于色雷斯的爱琴海沿岸，名为阿夫季拉，始建于公元前654年，但庞塔斯海岸殖民化时间尚不确定。靠近多瑙河口的伊斯特洛斯，似乎是最早正式建立的殖民地；该遗址的有效考古证据可将其最早的人类活动层追溯至公元前630年。然而，历史学家尤西比厄斯和西姆努斯为其建立给出的考古测定年代范围，分别为公元前656年和约公元前600年。其他文献证据表明，甚至早在尤西比厄斯提出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有关黑海的爱琴海知识的复兴，这增加了年代上的不确定性。赫西奥德在他所著的《诸神谱系》中所谈到的“挤奶的斯基泰人”，可追溯到约公元前700年，这比赫卡泰厄斯文献中所保存的关于黑海北部沿岸地区更详细的地理信息要早近一个世纪。
对这些差异明显的记录的一个解释是，希腊殖民地的发展需要时间。研究表明，最初的聚落处于自然防御的位置，可能没有最便利的港口地理位置以及通往内地的贸易路线，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城镇规划和扩建。考古上发现的殖民地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方，只有在与好战的土著人建立良好关系之后，这些地点才可能被采用。
如果这一探索是为了寻找新的材料和市场而不是逃避人口过剩而引发的现象，那么甚至最早的接触都可能是季节性的：希腊人每年一次沿着海岸行驶，与那些来自内地的人进行贸易往来，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重要的是，到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记载了一群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播种谷物，为的是出售，而不是填饱肚子”。这表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必然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互相影响的结果。
永久殖民点坐落的优越地理位置，适宜与内地进行贸易：阿波罗尼亚-本都卡和梅森布里亚-本都卡位于布尔加斯湾两侧，前往色雷斯平原很便利；托米斯和伊斯特洛斯位于多布鲁詹海岸，相距多沼泽、不适宜居住的三角洲之前的多瑙河下游最北端弯道，只有一小段的陆上运输路线；提拉斯，位于德涅斯特河沿岸；别列赞和奥尔比亚，位于第聂伯河沿岸；还有潘提卡派翁，位于刻赤海峡，控制着出入梅奥蒂斯湖（亚速海）以及顿涅茨河和顿河（后来在顿河河口建立了塔纳伊斯）的交通。在草原墓葬中发现的希腊葡萄酒双耳酒罐和希腊制造的银酒具，使我们对贸易的程度有所了解，正如我们从碑文和文学资料中了解到的那样，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从贸易中获得了奴隶和谷物。
但起初，草原上很少有华丽的墓葬。游牧民族似乎在森林草原地带活动，在他们自己当地的森林草原农牧民，以及希腊沿海和内河的商人之间形成了三方关系。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该地区已经建造了许多防御工事，希腊的进口商品大量涌入这里。其中已知现存的最大遗址是贝尔斯克，它位于第聂伯河的沃尔斯克拉河支流。建于公元前7世纪末，由东西堡组成，外围堡垒周长33千米（相当于环绕现代巴黎的环城大道）。仅西堡一座，就占地72公顷（规模相当于一座颇大的西欧城堡），被认为是1100万工作日工程量的体现，其外部有1000多座古墓。这一切使得世界上任何已知的同时代的聚落都相形见绌。
根据某些遗迹，贝尔斯克被鉴定为类似于盖洛诺斯镇的木结构壁垒，城镇人口包括希罗多德曾简要提到过的格洛尼人和布迪诺伊人混杂的希腊-斯基泰人以及斯基泰人。但是，尽管他可能想到了其中一个森林草原中心，但我们不能确定是哪个。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贝尔斯克是不可能被完整发掘的。城镇还开展了诸如三叉箭镞的铸造、灌封遗存，以及铁器锻造之类的工艺作坊。中央围场安置有粮仓，还有至少11个独立的聚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一季节性的聚会，牧民们牵着他们的牛羊和满载经济作物的农耕团体汇聚到一起，进行实物交易，下赌注、玩游戏，并结成婚姻联盟。
斯基泰与色雷斯社会
无论是古典资料还是现代考古学，都无法全面了解斯基泰人和色雷斯人种族渊源的复杂性。对希罗多德来说，地理上的中间群体和边缘群体属于不确定的状态，实际上对考古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考古学所确认的物质文化群体，与古典作家所承认的部落和社会群体，是不太可能恰好一致的。对于希腊人而言，锡西厄地区代表的是大片的土地。“斯基泰人”是一个广义的社会经济学名称，相当于同样宽泛的术语“塞卡人”，波斯人用它来表示草原游牧民族。然而，希罗多德不断试图根据姓名、语言、风俗习惯和外貌来定义许多不同类型的斯基泰人、色雷斯人以及其他人。从他的有关亲属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得知，在色雷斯人和斯基泰人之间发生了通婚，并且他们的贵族阶层以欧洲王室的方式，拥有一个国际性的家庭关系网。
一般来讲，在色雷斯人中，希罗多德称：“懒惰是最高尚的，而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名劳动者是最不光彩的。所有人中最高贵的是那些靠战争和掠夺为生的人。”他说，他们只崇拜阿瑞斯、狄俄尼索斯，以及阿耳特弥斯，“但是他们的国王，与普通民众不同……他对其他的神灵并不推崇备至，除了赫耳墨斯，并声称出自其血统”。从神话的角度来说，赫耳墨斯是一位漂泊的神。如此说来，虽然色雷斯贵族可能不像斯基泰人那样游牧或半游牧，但他们在体制上与在色雷斯的本地小规模农业社群可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从他们的墓葬及其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马的所有者，而且存在着明确的社会等级。在保加利亚，大致有2万座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土石墓葬，每一座都必定耗费了一个群落许多天的劳动。虽然多数墓葬已被盗掘，但很少被损毁。因此，根据村落和堡垒的数量以及历史记载，我们能够估计出，在多瑙河以南的色雷斯人居住时期，每一代人大约建造了3000座墓，那么他们的人数一定是有数十万之巨。他们的死者大多数都是以不同方式来处理的，无论是谁：可能是葬于偶尔被挖掘出来的那种平坦的火葬墓地（它们很少留下地表痕迹，而且不像土石墓葬那样很容易被农业破坏）。在保加利亚南部，一些群落可能将死者**于山腰上岩凿的凹洞里。
古典的叙述，如果结合考古材料，就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模型，以了解公元前5世纪的色雷斯和斯基泰居民的整体族群结构。在这一模式中，流动精英是“横向”组成的族群，对于男性而言，其精英资格的获得大体取决于是否通过经验获得了武士身份（尽管财富有所帮助，而且显然可以继承）。这些精锐在特定地区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他们的名字就是古典作家们所提起的名称。下属群体，要么是“纵向”构成的种族群或部落，人们繁衍其中，并通过发展宗族之间的亲属关系来提高其地位，要么是“服务性”的族群，具有强大的“专业”或“行会”身份，内部分层很少。
希罗多德提供了关于联盟和争端解决方式的详情，后者最简单的方式似乎一直是决斗。在贝尔斯克发现的一座比较专业的手工作坊，生产的是用人类头骨制成的酒杯。这让我们想起了他的报告：斯基泰人锯掉最令他们不满的敌人的头骨，用其饮酒，当他们负担得起的时候，就会把头骨镀金，“至于和他们有意见分歧的亲属，他们也这样做，最终会在国王在场的战斗中打败他们”。复杂的争端和决议，似乎由一类专门的装扮奇怪的占卜师（或萨满：下文进一步讨论）着手处理。
色雷斯和斯基泰女性，似乎在政治上一直从属于男性（尽管下文所谈及的“亚马逊族女战士”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贵族联姻主要是建立或加强男性之间的联系。但是，希罗多德在谈到斯基泰人缔结誓约协议所采用的方式时，提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即在碗里装满葡萄酒和缔约各方的混合血液，然后由缔约各方饮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后世草原上的蒙古族人重要的“拜安达”（金兰之好）习俗。
到公元前5世纪，在斯基泰世界，似乎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习俗化了的复杂事物。希罗多德谈到了“行政区”和斯基泰王族，总的说来，他们似乎是当权者。他提供了一个生动且高度细致的描述，是有关一位斯基泰皇室国王的葬礼，其基本内容是：塞满填充物和打上蜡的死者尸体被储藏在“隶属国”的领土周围；然后，被勒死的朝臣被埋葬在国王周围，并用巨大的坟墩遮盖；一年后，他的五分之一的随从及其马匹被勒死，然后塞满填充物，且将尸体骑于马尸并在墓葬周围围成一个大圆圈。葬礼仪式结束后，亲眷们在三脚架支撑的小型大麻帐篷里，将大麻籽掷于滚烫的石头上，通过吸入其熏气来净化自己。
这一描述与第聂伯河下游盆地的地下遗迹非常吻合，那里是现存最丰富的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古墓集中地。但这些坟头的坟墩并不是简单的土堆。仔细的考古发掘表明，它们最初是相当陡峭的，呈圆锥形，具有多层超致密的土制“盔甲”，用于抵制盗贼，还覆盖着一层层反铺的草皮。或许，这种结构是来世草原分配的符号化呈现。北高加索被盗的公元前6世纪的乌尔斯基奥古冢，在1898年被韦谢洛夫斯基部分发掘，发现葬有360具马的骨架，每18匹为一组，被拴在钉入主墓室地板的柱子上。在古墓冢中三分之一地层处的其他遗存中还发现了更多的马（韦谢洛夫斯基放弃了计数！），以及大量的驴、羊和牛的殉牲。正如希罗多德所宣称的，这一较高的地层可能代表了葬礼仪式的第二阶段，也许是在主葬后的一年内完成的。在第聂伯河下游的托尔斯塔亚古冢（“厚葬墓”）中，一名男子、一位妇女及一个儿童先后被埋葬于此，每次葬礼之间可能只间隔一年的时间。他们的各种侍者似乎当场被杀害：留下一人守着一条通道，有两个马夫牵着马，男子和妇女都是孩子的“看护者”。
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脉距黑海数千英里发现的巴泽雷克古墓，更是明显支撑了希罗多德的叙述。在那里，多年冻土使得游牧民族的大量墓葬被冻干，因而保存了大部分的有机遗骸。尸体上的皮肤在20世纪50年代被挖掘出来时仍然完好无损，显露出文身；还有希罗多德所谈到的细致的动物标本剥制术——尸体里也的确塞满了他列出的许多草药。肌肉区已经从皮肤下被去除，也许是出于某种与仪式上的嗜食人肉相关的原因（据希罗多德记载，伊塞顿人曾做过类似的事情）。在一座墓室的一角，有一个毛皮袋，里面装有大麻籽、一只装满石头的香炉，以及一顶六脚构架的吸入式帐篷。
文化适应与差异
巴泽雷克古墓展示了草原民族参与的庞大联系网。墓葬品包括来自北极泰加针叶林的毛皮，其中一件是一条绘有狮子图集的进口波斯地毯，其精美的镶边是用当地的黄金制成的；有来自近东的猎豹毛皮和芫荽；一顶高加索的青铜头盔；一面中国的镜子；以及一件刺绣的婚礼丝绸——被修改成了一条饰有流苏的鞍褥。从中我们体会到了大草原的核心地位，同时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对有文化精美品“文明”的某种崇敬之情的缺失。在希罗多德叙述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失败远征中，有一个难忘的时刻：数周来一直拒绝与庞大的波斯步兵进行激战的游牧骑兵，他们列队仿佛要冲锋，但随后“一只野兔在双方之间奔跑，而每一个看到它的斯基泰人都在追逐这只野兔”，这一情景刺激了大流士，他不由得说道：“这些人完全在鄙视我们。”
实际上，游牧贵族很快发现自己正遭受着“文化适应”的困扰。虽然雅典在公元前400年后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的黑海谷物，使得许多斯基泰人变得非常富有，但他们埋葬死者时随葬的希腊制造的精美奢侈品金银酒具，表明他们对葡萄酒的热情接受。加上他们的大麻，纵情遂欲形式发展的可能性必定很大。据希罗多德的讲述，尽管事实上他们不喜欢希腊的方式，而且他们中的两个人——阿纳卡西斯和后来的斯克拉斯，由于采用希腊的做法而被处死，他们不在葡萄酒中掺水，因而时常喝醉。旧方式的转变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后来美洲印第安人面对白人和威士忌一样）。在阿特阿斯统治下，他们几乎变得很稳定。一些人断言，他们的上层人物习惯于居住在舒适的希腊风格的石头房屋中，这些房子位于第聂伯河下游卡缅卡镇的卫城，但这方面的考古证据尚不足以支撑这一说法。可以肯定的是，阿泰乌斯于公元前339年在色雷斯被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打败，到公元前3世纪，斯基泰人霸权区已经缩小，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奈阿波利的一个固定的城市首府。在大草原之外，一个拥有更先进武器的新军事贵族——萨尔马提亚人，逐渐取代了他们。
事实上，等到希罗多德旅行到黑海时，斯基泰人已经不同于那些曾经奚落大流士的人了。尽管希腊人仍然将其称为斯基泰人，但在考古学上，我们已经察觉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新一轮中亚游牧民族的到来。因此，希罗多德的锡西厄地区的民族志也包括对正处于剧烈转型的社会观察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族群之间和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族群本身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似乎也在发生变化。
继恩格斯之后，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草原游牧制度标志着女性承受的男性压迫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似乎与我们对斯基泰的考古和文献证据相矛盾，至少部分如此。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写道，“最可能正确的说法是，好战的游牧民族是所有统治关系的始作俑者，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关系”，因为“只有在游牧民族驯养牲畜，以及妇女涌入耕种界这一阶段时，狩猎者的‘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妇女不再是非常重要的粮食生产者或采集者……她们是作为儿童特别是儿子的养育者而被需要。她们的生产力现在已降低至由男性占用和控制的‘生育力’上”。这一点在锡西厄地区并不明显，那里的性别范畴似乎与希腊世界的明显不同。最著名的例子是亚马逊族女战士：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这是一个由女战士组成的民族，其最显著的习俗是抑制她们右侧**的发育，以便更自由地投掷长矛和用弓射击（a-mazos，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缺少一个**”）。在希腊雕塑和绘画中，亚马逊族女战士的右侧胸部被绘成褶皱状垂下，以遮蔽这一缺失的**。
据希罗多德所述，斯基泰语中有关亚马逊族女战士的单词是Oiorpata，意思是“杀人者”，她们是一群来自萨尔马提亚人群或从中分裂出来的女战士。希罗多德对于她们的起源显然进行了神话般的描述，他说当这个部落的女人被年轻的斯基泰男性邀请回家时，她们抗议道：“我们不能和你们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和她们没有相同的习俗。我们引弓射箭、投掷标枪，还能骑马；但是，对于‘女性的任务’，我们并不了解。”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战士的角色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斯基泰世界以外的女性所接受。希罗多德本人很熟悉哈利卡纳苏斯的阿尔泰米西娅，她是一名战士及军事领袖，据他记载，一些帕米尔地区的斯基泰人曾经由大流士一世之王后、马西斯忒斯之母——“居鲁士大帝之女阿托莎”领导作战。但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妇女是特例，而且（或许）只有草原游牧民族才理所当然地愿意在一个女人的领导下作战。
尽管人们通常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大草原上女战士的存在于考古学上是有根据的。发掘者并非总是把体质人类学特征作为性别指数来关注。大多数斯基泰人的墓葬被归为“男性”或“女性”，这是基于对特定墓葬品（例如，男性用武器，女性用镜子）持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草原群体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先验归因主义更令人可笑了。例外地，19世纪中期对高加索地区捷列克河的发掘，清理并辨认出了一具女性的骨架，但是这个墓主随葬有盔甲、箭镞、石板铁饼以及一把铁刀。在奥尔-斯捷潘-茨明达附近发现了一系列墓葬，似乎都是骑着马的女战士（虽然在时间上要晚于斯基泰时期）。最近以来，雷纳特·罗尔围绕切尔托姆雷克陵（1981—1986）的斯基泰“王冢”古墓进行了发掘，在已发现的50座战士墓中已经确定其中3座埋葬的是女性骸骨：一具女性墓主的背部牢牢嵌着一枚箭头，另一个随葬有一件巨大的铁制盔甲，第三个与一个年幼的孩子葬在一起。在顿河以西的斯基泰地区，目前已知大约有40座这样的墓葬；顿河以东，在希罗多德所说的萨尔马提亚，经过调查的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战士墓中有20%是属于女性的。据希波克拉底所述，萨尔马提亚妇女“除非杀死3个敌人，否则不会放弃她们的贞操”，在接受丈夫之后也不会骑马，“除非被迫进行远征”。
有关妇女活动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斯基泰妇女在所有社会领域都能与男子平起平坐。“亚马逊族女战士”墓葬的比例很低，而且它们与更明显的“女性化”墓葬并存——在有权势的男人墓中作为献祭的那些女性陪葬墓（没有相反的事例记录在案）。尚存的斯基泰骑术的表现手法是健壮的男性形象：以其形状明显的末端命名的“**和马蹄”因其明确的终端形状而得名，且很受欢迎；在艺术上，雄性马被描绘为通常的坐骑。
然而，在与希腊人接触之前，妇女可能已经享有较高的地位，或者某种程度的平等。在晚近的北美印第安部落民族志中，对女战士和女猎人出现的公认解释表明，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心—边缘经济的一部分：随着欧洲毛皮商人向西进入加拿大，土著男子通过捕猎毛皮（一种男性性别的追捕）能够或多或少地变得富有；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地位都不过是与妇女平等；妇女开始从“女性”转向“男性”性别类型的活动，以力图弥补日益缺乏的权威。此类事情可能发生在锡西厄地区：就希罗多德而言，在偏远森林草原的游牧民族伊塞顿人“妇女和男子是平等的”——或许是以前比较普遍的一个痕迹。当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女性武士葬，还是男性墓葬中的从属女性人殉，似乎都是铁器时代晚期的现象。
与亚马逊族的跨性别相对应的，是希罗多德称为“两性人”的西徐亚人。这个词可能与梵文nara（男人）有关，赋予它的含义是“没有男子气概”。希罗多德说这些男人患有“女性病”，希波克拉底则认为：
这些男人对**没有太大的渴望……马匹不断地颠簸使得他们体格不佳……绝大多数的斯基泰人变得**，他们做女人做的工作，像女人一样地生活和交谈……他们穿上女人的服装，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刚毅之气……这种痛苦侵袭到了富有的斯基泰人，因为他们的骑行……而不骑马的穷人，遭受的痛苦较少……斯基泰人是男人中最**的，理由我已给出；另外还因为他们穿裤子，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马匹上，以至于他们不能处理这些部位，而且由于寒冷和疲劳忘却了情欲。
从现代医学知识方面来看，希波克拉底的解释似乎是合理的：颠簸会对睾丸造成创伤和不可逆转的损害，而裤子——可能是一种马术发明物——会使体温升高并导致不育。然而，斯基泰人可能会显示出一系列症状，并且不可能出现在这些简陋的文本记录里。希罗多德所说的“女性病”可能暗示出血，与其他骑兵的病痛有关，譬如痔疮和瘘管（从1337年至1453年的百年战争中归来的骑士中，英国外科医生约翰·阿德恩得知了这两种疾病，并进行过治疗）。
任何解释的另一部分都必须考虑到这些人作为占卜者的角色：根据希罗多德所说，“作为两性人的西徐亚人……用欧椴树的树皮练习占卜。当他们把树皮劈成三段时，先知就会用手指把树皮编成辫子，再把辫子解开，从而做出预言”。希波克拉底说，“当地人把这一‘征兆’的原因归于一位女神，并为此尊重和崇拜这类人”。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心理上的解释，一方面激进的性别分工导致母亲们要在马车上颠簸；另一方面是男人们要组建骑兵突击队，而且每次服役都将持续多年（就米底王国来说是28年），这些都迫使孩子们承受压力作出选择，也不给那些由于各种病痛不能再骑马去打仗的男子留下位置。希罗多德告知我们，一个男人如果不在战斗中死去，会被认为是完全可耻的；“改变”性别并成为萨满巫师，可能提供了一个社会认同的心理折中点。这种萨满教在晚近的西伯利亚牧民中有充分的记录。
在色雷斯，墓葬和文献证据表明，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阶段都处于更从属的地位。希罗多德描述了一个色雷斯人的一夫多妻制群体，在丈夫去世后，妻子们由他的朋友们来评判。获胜者“如此光荣，受到男人和女人的高度赞扬，然后被她最亲近的亲属残杀于丈夫的坟墓里”，并葬在旁边，而其余的妻子们会为此而感到羞愧。对保加利亚西北部公元前4世纪的弗拉察的莫吉兰斯卡古墓冢中的考古发现与这一描述相一致：一座富有的中央男性墓葬中伴随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妇女，她被一把铁刀刺穿了肋骨。
碰撞中的民族
按照希罗多德所言，下聘礼而不是要嫁妆是大多数色雷斯人所遵循的通例；他还说道，“他们卖掉自己的孩子去出口”。修昔底德评论说，“在色雷斯人中，不送礼是无法完成任何事情的”。从考古学上，我们可以看到，与斯基泰人一样，到公元前5世纪初，色雷斯人已经与希腊和波斯等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体进行了贸易往来，因此也正在经历迅速的社会变革。“奢侈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从殖民地和其他地方获取外来奢侈品并用于特定社会地位的外在标志，从而推动了社会竞争。由此，贸易进一步加强，小规模摩擦升级到区域性冲突，并为建立具有自己货币制度的国家级组织开辟了道路。
大流士一世对锡西厄地区的军事远征，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它是从色雷斯发动的，有色雷斯雇佣兵参与，并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宴会风格的金银酒具引进给了色雷斯贵族。据波斯人的记载，在远征失败后，斯库德拉总督管辖区的附庸国行政区划仍然维持了30年（约公元前513年—公元前480年）。不管是否如此，波斯式的朝贡制度和波斯王权意识形态似乎随后被色雷斯人采纳。
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阿契美尼德的金属加工风格直接刺激了色雷斯贵重银器制造业的发展。银币在当地的使用已变得越来越广泛，似乎此时色雷斯开始开采本地银矿，同时也从劳里厄姆的雅典矿山进口白银。银器显然是以硬币的整数倍重量单位制成的，符合波斯或色雷斯-马其顿的标准。
公元前4世纪的许多葡萄酒酒具上都带有“Kotys”这个名称，后面往往跟着一些似乎是地名的东西。这些刻文，在希腊字母表中，通常被认为与约公元前384年成为奥德里西亚人国王的科蒂斯有关。波斯人撤军之后，奥德里西亚人凭借与雅典的密切政治和军事联系，在色雷斯中部逐步变得强大起来。对这些刻文的一种解释是，科蒂斯可能是在他的领土周围发展起来的，像英国中世纪的国王一样定期朝会，接受带有他名字和产地的贡赋。公元前359年，他被马其顿的支持者暗杀。
在菲利普统治下的马其顿扩张到了色雷斯，继而由亚历山大带领，活动范围扩张至多瑙河以北，以控制盖特人。在多瑙河渡口，亚历山大遇到了一些凯尔特人，向他宣称著名的“天空坠落头顶之恐惧”的言辞。次年（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带着他的色雷斯雇佣兵离开了多瑙河流域前往波斯、印度，并不幸早逝。随着马其顿政权的衰落，奥德里西亚人在索瑟斯三世的统治之下再度崛起，并且索瑟斯三世还发明了铸有他本人肖像的货币。考古和墓志资料显示，索瑟斯三世的首府塞索波基斯的城墙内有一座设防的塔楼或提尔西斯，他本人是其中一座圣殿的大祭司。这座城市的中心，有墙的部分是仿照希腊的方法建造的，可能是由一位接受过希腊培训的建筑师设计的，凭借属民和希腊殖民地的朝贡来维持——据希腊矿主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言，某年使用的黄金和白银重达400塔兰特（其中使用白银1吨，1塔兰特约等于25千克）。在色雷斯南部，希腊移民聚居地和本土内地之间最初的显著区别，已经让步于世界性的压力。最近，由多玛拉德斯基先生领导的对距爱琴海约200千米处的内陆、马里查河上游的色雷斯市和韦特伦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表明，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特别法律保护下经营的希腊商人，以及可能的葡萄酒双向贸易已经出现了。
此时，再往北，在多瑙河下游的河道贸易网络已经充分地建立起来，不过根据目前的证据，人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空间距离。就在距希腊人聚居区内陆的沿海地带，有一片希腊化的聚落和墓葬区域。这一区域涉及穿过多瑙河主航道的货物运输。位于多瑙河左岸的济姆尼恰聚落，距黑海约300千米，在这里已经获得了奥德里西亚、杰蒂克和斯基泰类型的手工制品，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数百件公元前430年左右开始陆续到达的希腊双耳葡萄酒罐的残片。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雅洛米察河的皮斯库-克拉萨尼等遗址，以及在山口的出入口、西塔尼丁河谷等遗址，也发现了双耳葡萄酒罐，在那里，破碎的陶片数量惊人，再加上几乎没有完整的罐子，这更进一步表明了葡萄酒在这些地点被转存至皮酒囊，以便于通过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崎岖不平的通道。
盖特人中的贵族，随葬有金银盔甲，以及绘有似乎与另一个波斯国王有关的主题——“王室狩猎”相关场景的酒具。斯基泰的动物风格、希腊和波斯的基本图案习俗，都采用了这种不拘一格且独特的风格。这里的建筑风格似乎也受到了城市模型的启发：在奥尔特河支流、济姆尼恰以西的科托费尼-丁-多斯，由V. 济拉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泥砖壁垒，其中规则间隔的塔楼构成了一座原本平淡无奇的山顶堡垒的一侧（见第十章）。
希罗多德讲述了两个关于盖特宗教的故事，他认为这两个故事既不是相互矛盾的，也不是完全可信的。他说，盖特人认为自己是不朽的，是一神论，他们信仰一位被称为“撒尔莫克西司”或“盖贝莱齐斯”的神灵，死时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通过一个信使向撒尔莫克西司询问有关世俗事务的问题，这个信使通过被钉在他们的矛尖上“派遣”了出去。希腊殖民者向希罗多德讲述了关于撒尔莫克西司的另一个不同的故事：他之前是一个富有的奴隶，回来是要讲授一种不朽的哲学，即死后在一个舒适的地方享受。在教学期间，他秘密地建造了一所地下窑居，然后消失在里面，让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去。三年后，他回来了，向那些易于轻信的听众证明了他的不朽。第二个故事的逻辑是有缺陷的。如果盖特人对地下密室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会相信撒尔莫克西司已经死了，如果他仅仅是返回外地了呢？来自保加利亚东北部斯韦什塔里附近的土石墓葬地的考古证据表明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最近的发掘显示，在一座土石墓葬中有一扇滑动的木门通向中央墓室，木门底部的石槽非常光滑，表明是经常使用的。这种结构显然适于一种死而复生的仪式，并且极有可能同一种与阴间相关的“地府”宗教有关，这种宗教分布于色雷斯（俄耳甫斯的诞生地），为希腊人所信奉。
当亚历山大遇到凯尔特人时，他们已经完全立足于多瑙河下游地区。公元前4世纪初，凯尔特人开始向东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并在公元前3世纪继续向色雷斯南部和希腊进发，他们洗劫了塞夫索波利斯（公元前281年）和特尔斐（公元前279年），之后于色雷斯的某地建立了泰里斯王国。在东北方向，凯尔特人利用斯基泰政权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将活动范围跨越了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