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00年，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诞生
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欧洲处于迈锡尼权力的鼎盛时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根据迈锡尼陶器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的分布情况，爱琴海船只定期冒险进入亚得里亚海和西地中海，以满足迈锡尼王朝对原材料的需求。在更遥远的蛮荒欧洲的边缘地区，当地精英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对商品的控制能力，尽管这种权力结构是不稳定的；这些商品的目的地是爱琴海的消费市场。就像迈锡尼社会的短暂繁荣是希腊文明以及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先兆一样，迈锡尼的贸易体系以及边缘地带野蛮人部落对此后5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发展的互动也是如此。迈锡尼体系几乎是针对成熟的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一次试运行。
要了解早熟的地中海边缘地区以外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首先就必须看看地中海本身，因为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这两个世界的命运就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00年的4个世纪中，地中海的历史随着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之间的贸易竞争而开启，并随着罗马人和迦太基人这两个继承者的军事对抗而闭幕。错综复杂的事物和次要历史情节很多且引人入胜，在这里我们只能梳理出几个主要的主题。
到公元前800年，希腊大陆和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的城邦开始从默默无闻中崛起。随着人口在重点地区集中，社会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以及生产系统无法长期维持粮食供应而加剧了社会压力。这些问题通过大量人口离开家园并建立殖民地而得以缓解。尽管希腊人将殖民定居点（apoikiai）与贸易站点（emporia）区分开来，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很大。无论最初定居的动机是什么，人口过剩的虹吸效应和在不管是在庞蒂克草原（Pontic）的玉米田还是金属丰富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这样的高生产力区域边缘建立贸易飞地的渴望，都使得两者的区别很快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的两个世纪，见证了西地中海向希腊世界的开放。根据希腊的传统，最早的殖民运动是由来自埃雷特里亚和卡尔基斯的欧波亚人发起的。从考古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大约到公元前770年，集约贸易就已经开始了。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殖民聚落之一，是在那不勒斯湾北端伊斯基亚岛的皮特库萨，殖民者令人折服地选择了这个地点，它与北部的埃特鲁里亚的高产地区和厄尔巴岛有直接和方便的联系，那里有各种金属，特别是优质的铁矿资源。人们显然认为这个岛屿位置优越，不到几年，哈尔基斯人就在库迈邻近的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聚落。
从希腊到西地中海偏远地区村落的旅程是漫长的，但早期海上交通的陆地环绕式风格，以及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沿岸提供的安全且经过充分试验的锚地，使得航行变得不那么危险。随着贸易强度的增加，这些港口有许多已经成长为固定的聚落。纳克索斯岛，位于西西里岛东海岸陶尔米纳以南，据说始建于公元前734年，科林斯人在次年就选定在其南部80千米处的锡拉库扎建立殖民地。其他人紧随其后，直到大约公元前650年，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已经成为希腊的一个延伸区域，它们被称为“大希腊”并非毫无道理。
起初，与伊特鲁里亚人的贸易满足了希腊大陆本土市场对金属的需求，但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一批新的探险家出现在地图上，他们是来自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福西亚镇的福西亚人。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们是“最早远航的希腊人，正是他们开辟了亚得里亚海、伊特鲁里亚和西班牙，以及塔尔泰索斯地区”。据他所述，福西亚人驾驶的不是商船，而是一种有着50只桨的单层桨战船，这提醒我们，当时的探险活动与2000年后的瓦斯科·达·伽马利用他的火力为葡萄牙在印度建立的霸权几乎是一样的。这清楚地表明，西班牙东南部黄铁矿带的矿产资源是主要的吸引力。这些资源是由占领了瓜达莱特河下游地区、瓜达尔基维尔河，以及廷托河领土的塔特西人控制的。希罗多德还记载道，塔特西人对福西亚人的态度非常友好，当福西亚的家园受到来自波斯人越来越大的压力时，塔特西国王邀请他们全体迁移到他的王国，福西亚人拒绝了这一提议，而是接受了金钱来建造防御城墙。
福西亚海员所走的航线，极有可能先向北行驶，从那不勒斯湾到科西嘉岛，再到法国海岸，然后沿着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到达大西洋的塔特西港口。像所有的海员一样，他们会在沿途选择港口来补给食物和水，从而与许多土著群落建立密切联系。逐渐地，位置最好的港口发展出了贸易港口的功能，最终更有利的地点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批永久殖民者。靠近罗纳河口的马萨莉亚（马赛），在公元前600年成为殖民地。不久之后，恩波利昂（安普里亚斯），以及科西嘉岛东海岸的阿拉利亚在大约公元前560年也成为殖民地，后来又发展了子殖民地，以填补两者之间的地域。因此，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福西亚人已经牢固确立了自己作为西地中海北部水域主人的地位，逐渐接管了曾经是伊特鲁里亚人的领地。通过这种方式，西欧的野蛮人群落首次密切建立了自己与希腊城邦的联系。
希腊扩张的同时，来自黎凡特（今黎巴嫩）沿海城市闪米特人一支的腓尼基人，正在与北非和西班牙南部沿海地区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他们似乎也被塔尔泰索斯的矿产资源吸引。据传，他们应该是在加尔德（加的斯）建立了一个贸易港口，那时是塔特西王国南侧的一个岛屿，时间约为公元前1200年——这是一个未经考古证实的日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占领遗迹仅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当然，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的贸易得到了加强，其背后的原动力可能是亚述人对白银的需求。腓尼基人，凭借其家乡的沿海位置，是占据地中海生产和近东消费帝国之间接合的天然中间人。
希罗多德详细描述了腓尼基商人和塔特西人之间的贸易性质。“在向那个地方输入石油和其他小型海上贸易商品之后，”他记叙道，“他们获得的白银如此多，以至于再也无法保存或接收更多的白银，而在驶离这些港口时，他们不仅被迫用白银制造他们使用的所有其他物品，而且还制造他们所有的锚。”这无疑过分夸大，但足以说明白银的输出可能是巨量的。塔特西人的银子极有可能最终成为亚述人的货币。
腓尼基人的贸易范围极为广泛，不局限于塔尔索泰斯。他们的踪迹可以追溯到北非的大西洋沿岸，并且在地中海地区沿着西班牙南部海岸有一系列的小港口。从这里，内华达山脉山间地区的生产腹地，以及更远的瓜达尔基维尔山谷，都能够被开发。腓尼基人的聚落也沿着商人穿越地中海沿岸的路线建立起来，但在突尼斯沿岸最多。最早的是在尤蒂卡，但它很快就被公元前7世纪盛极一时的迦太基取代。腓尼基人在沿途其他地方如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的南部和西部海岸，以及巴利阿里群岛上都建立了港口。就是说，当希腊人控制西地中海北部地区时，腓尼基人控制着南部。这并非表明这两个势力范围是互斥的，相反，有许多合作的证据。在迦太基的早期地层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希腊遗物，很有可能是腓尼基商人在西西里岛或意大利港口接载希腊石油和其他商品，然后将其转运给他们在西方的贸易伙伴。
公元前6世纪中叶，西地中海的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573年，巴比伦人占领了黎凡特海岸的腓尼基城邦，严重破坏了长期建立的贸易体系。当时西地中海与东部的联系被切断，从现在开始，迦太基而不是古老的母城提尔和西顿成为腓尼基商人在西部的主要据点。不久之后的公元前544年，波斯人霸占了小亚细亚诸城，围攻了福西亚人的城镇。人们集体向西逃亡，想要定居在其科西嘉岛的阿拉利亚殖民地。伊特鲁里亚人将如此大规模的希腊人数量存在视为严重的经济威胁，因为他们当时仍在西地中海北部区域进行广泛的贸易。伊特鲁里亚人与迦太基人结成联盟，于公元前537年左右在阿拉利亚附近的海岸发生了海战。尽管希腊人获胜，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希腊殖民者决定从科西嘉岛迁出，离开伊特鲁里亚人的领域，在意大利南部的埃里亚建立一个更安全的殖民地。
这一事件提醒人们，西地中海地区开始变得局促，无法满足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日益增长的经济野心。阿拉利亚是长期紧张局势加剧期间的第一次重大冲突，最终导致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
阿拉利亚之战，并不意味着伊特鲁里亚人将北部海路据为己有，事实上，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希腊的马萨利亚城邦开始迅速发展，主导着通往野蛮高卢及其他地区的贸易路线。这一突然增长的原因可能是，继阿拉利亚之后，迦太基人有效控制了西班牙南部的港口，阻止了希腊人的贸易通道，使得他们不仅无法获得塔尔索泰斯的矿产资源，而且还无法进入较远的大西洋贸易体系，而希腊市场的大部分锡都是从那里获得的。通过发展马萨利亚和高卢南部的其他港口，希腊殖民者可以直接控制通过蛮族欧洲的两条主要贸易路线：通往北部罗纳-索恩流域的航线，以及进入大西洋海路的卡尔卡松峡谷至加伦—吉伦特的航线，从而获取了加利西亚省、阿莫里凯地区和康沃尔郡的宝贵锡矿。因此，迦太基人垄断直布罗陀海峡的一个后果是，希腊人在高卢南部的势力更强大安定，这反过来又导致伊特鲁里亚人的利益逐渐被剥夺。
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可以很容易地查明。古老的沿海城镇开始衰落，一个新的贸易路线系统通过亚平宁山脉向北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末，伊特鲁里亚人在亚平宁山脉的北侧建立了马尔扎博托和费尔西尼亚（博诺尼亚）城镇，俯瞰着富饶的波河流域。这种重新定位为伊特鲁里亚人提供了直接进入两个新市场的途径，一个是穿过阿尔卑斯山通往野蛮人的北部，另一个是经过沿海城镇斯皮纳和阿德里亚进入亚得里亚海，从而直接进入希腊市场，而不必经过大希腊贪婪的中间商。根据目前的证据，斯皮纳似乎建立于公元前520年左右，而阿德里亚可能略早些。这些经济调整，使得伊特鲁里亚人在近一个世纪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与此同时，在西地中海，人们的行动自由逐渐被剥夺，最终在公元前474年，伊特鲁里亚人与大希腊的军队在库迈附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海上战斗，伊特鲁里亚舰队惨遭重创。
回顾详细资料，可以发现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600年存在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阶段，紧接着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的冲突、竞争和加剧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从意大利到葡萄牙的整个欧洲海岸，都与希腊、伊特鲁里亚文化和腓尼基文化有接触；在第二阶段，腓尼基和迦太基文化的影响力集中在伊比利亚南部，而在北方，希腊人开始主宰高卢的南部海岸，同时，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范围重新聚焦在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卑斯山东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有这些转变和再调整都会对欧洲内陆地区的人群产生巨大影响。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蛮族外围
围绕地中海沿岸建立的贸易港口，刺激了欧洲蛮族的发展。不同地方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但每种情况的模式都是相似的——地中海地区的商品被狂热地寻求，其中最有价值的则被贵族获得，用来炫耀其高贵的地位；而价值较低的商品，则被精英们在礼物交换的循环中流传给了地位较低的人。同时，人们渴望模仿异国风情，当地的工匠仿制进口奢侈品，人们采用异域文化的某些方面。
在西班牙南部，随着塔特西人及其邻国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进程发挥着明显的作用。进口商品的数量是巨大的。在韦尔瓦（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古塔尔泰索斯遗址）的发掘中，人们从一条长6米、宽4米的沟渠中提取了1400枚希腊陶罐碎片。这些陶器来自东地中海的一些中心，包括雅典、希俄斯岛和萨摩斯岛。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但大多数属于公元前6世纪。如果这一次挖掘的材料密度在整个遗址内是一致的，那就意味着有数百船货物进入过这座港口。
在拉霍亚聚落的外围有一座公墓，那里埋葬了公元前7世纪的一些当地塔特西精英。在17号墓中，死去的贵族随葬有一辆胡桃木马车，车上饰有青铜，并配有一个象牙盒，以及一套由壶、碟和香炉组成的青铜礼器。这些物品显然是由当地工匠制作的，但墓葬品所隐含的信仰似乎取自东地中海。在塔特西人领地的其他地方，随葬丰富的墓葬很少见，但在王国的北部外围附近发现了许多。在卡莫纳发现的一组墓葬，随葬有雕刻精美的象牙；另一组墓葬发现于阿利萨达，随葬品由一系列惊人的黄金珠宝组成，其中大部分是当地制造的，除了一枚叙利亚紫水晶印章和一个埃及耳环。这些富有的墓葬可能代表着当地精英的财富，他们通过控制经其领土到达沿海港口的商品流动，得以致富。
通过加的斯和韦尔瓦的主要港口以及西班牙南部海岸较小港口进口的希腊和腓尼基陶瓷制品，导致当地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用红黑几何图案绘制的浅赭色织物，代替了灰暗的制品，很快被人们接受。这就是被称为东方化阶段的一部分内容，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550年，随着这一阶段的到来，遍及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的城市也得到了同样迅速的发展。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里已存在着相当多的城镇，四周都围有城墙，不久之后，伊比利亚艺术的最初表现形式就出现在波尔库纳这样的地方：令人吃惊的精美雕塑作品，在盔甲和服装的细节上明显是本土风格，但其东地中海的原型仍然清晰展现出来。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的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发展，可能是由于贸易网的重新定位，因为那时西班牙南部沿海的腓尼基港口最为活跃。其影响似乎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沿岸向北，与控制着远处莫雷纳山脉的白银产区和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丰富资源的群落建立了直接联系。有证据表明，大约在这一时期，塔特西人领土向西变化的步伐变缓，这可能是因为东地中海的商人宁愿使用更直接的航线，也不愿冒险进入大西洋经由塔特西中间商进行贸易。
随着公元前6世纪的到来，中心城市的进一步转移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希腊陶器进口商品的分布来判断，西班牙东南部的港口成为主要的入境点，这一发展可能与伊比沙岛在约公元前550年之后成为腓尼基中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有关。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喀他赫纳港附近银矿的开发可能是其中一个吸引点。从东南海岸，瓜达尔基维尔河的传统开采资源仍然能够通过塞古拉山谷到达。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整个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地区都已经发展成为充满生机的城市化社会，以复杂的军事结构为基础，具有高度独特的艺术和文字。他们当时被称为伊比利亚人，源自土著血统，与东地中海商人长达3个世纪的密切互动，使得他们加速了文化发展，也增强了文化特色。
北部的山脉，如滨海阿尔卑斯山和塞文山脉，在地中海地区和欧洲温带地区之间形成了一道重要的屏障，但罗纳河和索恩河流域提供了一条从勃艮第到德国南部广阔地区的简单路线。这一西哈尔施塔特地带，横跨塞纳河、索恩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上游，可以直接进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部分大陆地区，由此在欧洲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毫不奇怪，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当希腊主导的贸易通过马萨利亚得到加强时，这一北部区域的精英们得以指挥和控制异国的地中海产品作为贸易货物运往北方。货物流通在早些时候就开始了，包括用于希腊宴会饮酒仪式的贵重装备，譬如制造于公元前7世纪末，在维尔辛根和卡珀尔发现的“罗得岛”酒壶，以及公元前6世纪初在意大利南部制造的出土于格拉奇维尔的提水罐。但公元前6世纪中叶之后，贸易量激增。有着大量价值不菲的大型物品被持续进口的，比如维克斯的与人等高的青铜罐；还有一系列价值较低的商品，包括雅典的陶器，先是黑彩，后来为红彩。毫无疑问，马萨利奥特的双耳细颈椭圆土罐装满了普罗旺斯产的葡萄酒。
贸易的运作机制仍然模糊不清，我们也无法确定有什么当地产品作为回报。黄金是一种可能，兽皮、毛皮和食品也有可能，比如熏火腿，几个世纪后该地区就以其闻名于世。对地中海经济至关重要的另一种产品是奴隶，在后来的商业交易中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当地精英阶层对这些交易保持着完全的控制，并将获得物作为他们崇高地位的象征。生活中，最高酋长与下属之间存在着奢华的盛会和礼物交换的循环；而酋长死亡后，家族就会随葬昂贵的酒具和其他奇异的装备，以此来体现其社会声望。在这一层面上的炫耀性消费造成了奢侈品短缺和需求，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贸易。地中海贸易商一直有能力也愿意为该体系提供供给，这种平衡尽管不稳定，却一直保持着。
考古学上的这种“名牌商品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引人注目的。许多山顶区域被开发成贵族的防御住所。在勃艮第的拉苏瓦山、德国南部的海涅堡，以及瑞士格拉讷河畔的沙蒂永，都发现了大量的地中海奢侈品。同时，一堵与众不同的城墙环绕着海涅堡，它是在石块构造的地基上用泥砖砌成的，向前突出的矩形棱堡赋予其生气。这种技术在希腊很普遍，但对于欧洲温带地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那里的冬雨很快就会对墙体造成严重破坏。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个显著事例，说明蛮族的精英是如何热衷于他们所理解的地中海文化。
在他们的墓葬中，所随葬的一系列奢侈品也展示了精英阶层对地中海的掌控。在拉苏瓦山附近的维克斯，死者随葬有一整套的葡萄酒具，从调制葡萄酒的罐子到用来饮用的杯子。而在霍赫多夫，一口源自地中海的大釜中盛着蜂蜜酒，它是用当地制造的镶金角杯来饮用的。在别处，往往能发现酒壶和雅典杯。高等级的墓穴也可以通过黄金用量和装饰精美的随葬车具的存在来区分，在霍赫多夫，人们普遍用铁板覆盖随葬车具，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效用的工作，但表现出家族指挥近乎无限劳工的能力。
西哈尔施塔特地区的主要家庭，在竞争性贸易网络中相互关联，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财富随时间而变化。变化原因之一是由地中海政治重新定位而引起的奢侈品流通的变化。较小的变化很难从考古学上加以辨别，但阿拉利亚之战后，伊特鲁里亚贸易网的重新调整导致了一次重大动**。公元前525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左右，在瓦尔奇和邻近城镇的伊特鲁里亚作坊制造的鸟嘴状酒壶的分布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些酒壶散落分布在通过亚平宁山脉、穿过波河流域、沿山口向北通过阿尔卑斯山的路线上。除此之外，莱茵-摩泽尔区中部地区的精英墓葬群密集分布，而法国北部的马恩地区则较少集中。对这种模式最简单的解释是，由于马萨利奥特人当时的垄断地位，伊特鲁里亚商人无法通过罗纳走廊得到北欧地区的丰厚财富；于是他们开发了自己的新商道，迂回绕过了西哈尔施塔特地区，并与北部边缘的马恩-摩泽尔区人群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一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很可能是洪斯吕克-艾费尔地区的优质铁矿石。
这种联系对马恩-摩泽尔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先前，已经开始出现分布广泛的武士权贵，其尚武性很可能是由于该地区能获得奴隶，进行与西哈尔施塔特精英阶层的交易，而后者则将他们转运到地中海。与地中海建立的新联系，凭借伊特鲁里亚网络，首次将名贵商品直接引入该地区，从而使杰出的武士通过操纵奢侈品继而成为精英。这样的人被葬于华丽的墓地中，比如萨尔兰州的魏斯基兴和施瓦岑巴赫，以及马恩的梅耶峡谷和索姆-比昂尼。
伊特鲁里亚人与马恩-摩泽尔区的联系，通过进口鸟嘴状酒壶的分布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但它也以更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新的精英阶层在其葬礼仪式中采用了两轮战车，这是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到的一种方式。此外，还出现了极具创造力的铸造匠人群体，他们依靠其不拘一格的艺术图案为他们的贵族顾客制造了一系列器皿和装饰品，其中许多只是稍微偏离了伊特鲁里亚的原作。在这个短暂而辉煌的时期，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凯尔特艺术或拉坦诺艺术，这注定要成为欧洲大陆第一种真正的泛欧艺术风格。
这一新的精英阶层在公元前5世纪初突然崛起，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哈尔施塔特体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致使该体系迅速瓦解。瓦解的原因是内部动**，还是奢侈商品供应量的减少，或者是来自北方外围的侵略，这些都不完全清楚：年表太不精确，允许多种解释。可以明确的是，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哈尔施塔特的奢侈商品经济已经接近尾声，马恩和摩泽尔的武士精英阶层正蓬勃而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神很快就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亚得里亚海的海角，为地中海地区和欧洲温带地区之间提供了另一个便捷的连接。从威尼斯平原有一条相对容易的路线，可以通过尤利安山到达斯洛文尼亚的丘陵地带，然后向东经过德拉瓦河和萨瓦河，到达多瑙河上游平原；或者向北沿着东阿尔卑斯山脉的边缘，穿过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多瑙河，到达摩拉瓦河流域以及远处的北欧平原。斯洛文尼亚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之间，其中心位置至关重要，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独特的聚落群，其基础是马格达伦斯卡-戈拉、瓦采和斯蒂纳等大型设防聚落，其下面分布着巨大的墓地。这些遗址的考古证据给人留下的首要印象是近4个世纪以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无法确定是哪些产品进出斯洛文尼亚，但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所占分量可能很大。当地有优质铁矿石，具有铁矿开采的充分证据；另一个专业产品是玻璃，通常被制成五颜六色的珠子。鉴于该地区的关键位置和生产力，人们可能曾期望精英阶层的出现，能以西哈尔施塔特地区的模式创造对地中海奢侈品的需求，但事实并非如此。有证据表明，贵族的墓葬形式丰富，通常配有轻型青铜盔甲，并附有华丽的瓮，但进口奢侈品较为罕见，西部的财富集中现象在这里找不到。显然，这里的社会制度与西部是完全不同的。
最合理的解释是，东地中海商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展现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伊特鲁里亚人用来开拓中部阿尔卑斯山关口的创业活力，出于某种原因，并没有引起东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关注。人们关心的是在斯皮纳和阿德里亚的通商口岸开发波河流域，以及通往西北部的航线。这或许仅仅是因为从东北部到达亚得里亚海的商品需求量要少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借助植根于社会体系中的传统交易方式穿越斯洛文尼亚，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地中海贪婪的商业主义的影响。
更远处的边缘地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
在从葡萄牙到克罗地亚这个直接受希腊、腓尼基和伊特鲁里亚世界影响的不规则领土区域之外，是欧洲大陆的广阔地带。由于地貌和气候及其资源潜力各不相同，这相应又影响了令人困惑的各种文化输出。我们可以将该地区简单划分为三大区域：从英国南部和法国北部延伸到斯洛伐克的温带地区；包括荷兰、德国北部、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内的北部地区；以及从葡萄牙延伸至苏格兰西北部的大西洋地区。毋庸置疑，这些地区不仅在文化方面，而且在现有证据的保存质量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在温带地区，数量惊人但又完全不同的群落将十分之一的精力都投入到山地堡垒及其相关建筑的建造和维护上。其中许多地区，例如英国南部和德国南部，山地堡垒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开始发展，在公元前7世纪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初，这种现象达到了顶峰。这些建筑占地面积通常在1～6公顷之间，很显然，这需要在某种强权下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努力，其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权力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某种程度的集中化，它们将群落凝聚在一起。但是，如果认为该地带不同地区堡垒的存在就意味着它们具有非常相似的社会结构，那将是错误的。
鉴于这种现象的潜在意义，考古发掘工作却出乎意料的少。在英国南部，已经发掘出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堡垒，其中一些规模相当大，很显然，许多堡垒都被大量的群落占据。在代恩博里，圆形的木结构房屋就集中在城墙后面的空地周围，而且沿着围墙南部的碎石小道分布。在其他地方，人们在木制的仓库和窖穴中留出了粮食储存区。在该地区的某些区域，特别是中南部，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修建了大量的山丘堡垒，但大部分在大约公元前400年之后被废弃，只有少数在继续使用并上升到主导位置。这种被称为“成熟的山丘堡垒”的类型有许多被一直使用到公元前1世纪。因此在这个地区，鼓励建造早期堡垒的社会制度似乎持续了500年左右，尽管是以一种发展的形式。
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堡垒的密度略低，发掘出的数量也很少。但有些堡垒规模较大、足以作为范例，譬如法国的哈鲁德堡，以及比利时的布泽诺尔、凯默尔堡和哈斯登，它们似乎都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时被废弃。但在更东的卢森堡的两座堡垒——奥岑豪斯和阿尔特堡，它们的使用密集期在公元前400年以后。在这里，或许我们看到的是类似于英国南部山地堡垒现象的一种本土化发展。山堡区一直延伸到德国中部，直至前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西南部的斯莫列尼茨，发掘了一座公元前6世纪的筑垒，其基本规模、位置和基础经济与威尔士边区的典型堡垒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公共防御工事的理念在波兰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大波兰区和西里西亚发现的许多堡垒，大多数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并非所有的堡垒都在小山上，在湖泊中的岛屿上也发现了一些。最著名的是比斯库平，位于比得哥什附近，在1938年至1949年发掘工作揭露了岛上聚落的总体规划，它被一堵坚固的木制城墙围绕。城墙内的整个区域都被13排平行的房屋占据，房屋之间紧密地排列着用木头铺成的小道，连接着一条环绕城墙内建筑群的环形路。一排排房屋由3栋到10栋独立的房子组成，按照单坡屋顶，以排屋的方式排列。尽管没有明显的重大社会分化迹象，但这一非凡聚落的整个布局都让人联想到公共秩序是维持在强权之下的。假设所有的105栋房屋同时使用，且每套房屋只容纳一个家庭，那么常住人口可能有400人到500人。
就其多样性而言，我们很容易看到，在欧洲温带的这个山地堡垒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基本水平大致相同，堡垒代表着人口的集中，而服务则大概由当地领导人的权威来维持。这种发展的内在过程植根于青铜时代晚期（见第九章），但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有明显加速的证据。筑垒这一非常行为，以及从英国到波兰的许多遗址所证明的被攻击的事实，都足以说明潜在的侵略潮流偶尔会爆发为公开的战争。很难阐明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但是，普遍的气候恶化加上人口的增加，可能足以引起广大地区的社会不稳定。在西哈尔施塔特区和南部的马恩-摩泽尔区，相互竞争的上层精英阶层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也可能是一个辅助因素，尤其是如果最终为了地中海市场而通过突袭抢夺奴隶成为两个地区交流进程的重要一部分。
由于不同区域的资源潜力，支撑这一山地堡垒地带各个群落的经济体系差异很大，但筑垒的持久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聚落的长期性，则表明了人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开发的重视。当时英国南部山地堡垒明显可见的相当大的存储能力充分表明，在这里，至少盈余粮食的获取和储存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动机，虽然很难说明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有组织的区域再分配制度，或者仅仅是一种针对周期性短缺的对冲措施。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整个地区，进口奢侈品在经济中没有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这些堡垒基本上是区域体系的中心，而这些体系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毫无疑问，只有在诸如铁、青铜、矿石等基本商品，以及像玻璃制品、琥珀和珊瑚等小奢侈品中，区域间交易才会在社群互动的礼物交换系统中发生。
在该区域内，很少会看到富有的墓葬，但偶尔会发现一些被认为是权贵人物的墓地，比如在比利时海恩地区的库尔圣艾蒂安，那里有一座跨越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长期公墓，不时会埋葬富有的武士。在掌握了各种物资或路线使财富得以积累的地方，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区域性精英的。
越过山地堡垒地带向北，从莱茵河口到维斯瓦河，横跨北欧平原，向北穿过丹麦和瑞典南部，有一大片广袤的领土，其特点是村庄在确定的领土内一代又一代地转移定居。这种乡村经济是一种非常持久的现象，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在维京时期仍然可见。在整个三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可以发现技术变革和农业制度的进步，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地区巨大的社会连续性。甚至在公元最初的4个世纪中，罗马世界的临近也几乎没有造成混乱。
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典型的村落由一组长屋和附属的仓储建筑组成，每个建筑群代表一个家庭单位，它们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异，但在地域性建筑中出现了区域和年代的变化。在公元前6世纪的荷兰哈普斯聚落中，屋顶的屋脊由居中放置的一排排木料支撑，侧墙负荷由坚固的墙柱承受，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日德兰半岛的格伦托夫特聚落，则采用了三道侧廊的结构。在整个地区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是通过一条贯穿两个相对门道的中央连接通道将房子分割成两部分。其中一个区域通常较小，被预留为一个公共生活空间，有一个放置在中央的炉膛；另一个区域通常用于牛栏。这种划分在格伦托夫特这样的村落中尤为明显，那里牛栏末端的侧廊被划分为单独的畜栏，其中一些较大的房子可以容纳10头到20头牲畜。牛显然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绝不能排除粮食生产，因为农田系统在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的许多地区都变得很普遍，而且不时在沼泽中能发现木制的牲畜围栏。
北欧平原的乡村经济，在公元前一千纪明显成为整个欧洲最稳定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贸易网络开始带来不稳定的音符之前，这些农业群落与地中海发展中的消费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相隔绝。他们同时受到所处地貌的严酷限制，几乎没有动力接受创新或通过操纵奢侈品来追求地位。
如果说北欧平原的人群生活在一个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区域里，那么大西洋航线的人群则陷入了一个繁忙的运动系统中。整个欧洲大西洋沿岸，从北部的设得兰群岛到南部的塔尔泰索斯港和加的斯港，都紧密相连在一系列基于便利海上通道的相互关联的贸易和交换系统中。这些活动的动机并不难理解，因为大西洋沿岸富含金属。伊比利亚西部的黄铁矿区出产银、铜和铁，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北角的加利西亚，是古代世界锡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坎塔布连山脉中则含有黄金。阿摩力克半岛的古老坚硬岩石是锡的另一个潜在来源，并具有数量较少的银和铜，而康沃尔半岛则以锡闻名于古社会。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花岗岩荒原周边也出产铜、银和少量的黄金。威尔士和爱尔兰南部也有铜和黄金。这些财富不可避免地被当地人群开采利用，并通过长距离运输从一个地方体系交易到另一个地方体系。
大西洋贸易网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建立，在韦尔瓦附近的港口塔尔泰索斯港发现的可能是公元前7世纪沉船上的爱尔兰青铜矛头，充分证明了这个贸易网络的广阔性。在整个大西洋地区，人工制品的分布反映了更大系统中更多的区域**易网络。例如，公元前6世纪，大量的高铅青铜在布列塔尼被加工成斧形铸块，并从那里分销到法国北部和西部以及英国中南部，而当时大部分青铜交易即将接近尾声。尽管铜和黄金无疑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但引起古典作家注意的却是锡。后来的罗马诗人阿维阿努斯在他的诗歌《海岸》中引用了一些诱人的信息片段，这些信息是从大西洋航道的航海手册《玛萨利奥特·伯里浦鲁斯》中的一条古记载收集而来的，据信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这本航海手册描述了塔特西人和迦太基人从伊比利亚南部港口向北到布列塔尼、爱尔兰和英国的旅程，目的是寻找高价值的贸易商品。很难讲明这些长途旅行有多频繁。但我们得知，大约在稍后的公元前330年，一位希腊商人探险家皮西亚斯的航海历程：他向北航行，经由布列塔尼，探索了英国周边的北部水域。到此时，人们已经为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地区建立了一条常规的贸易路线，从比斯开湾经由加伦河和卡尔卡松峡谷到达奥德河，从那里再到地中海和马萨利亚，可以进行锡的运输，从而避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周围以及通过迦太基人控制水域的漫长而险恶的航路。
考虑到贸易网的范围，人们很有可能在合适的港口和河口建立贸易港，以便进行交易。普林尼在一部著名的著作中描述了英国的伊科提斯岛在退潮时与陆地相连，当地的土著人带来了锡块在这里交易。伊科提斯岛的位置尚不清楚，但普利茅斯湾巴滕山岬角貌似是最适宜的。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贸易繁荣发展。
大西洋地区的人群，在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差异很大。在加利西亚，许多大型山丘堡垒（卡斯特罗斯）的存在表明了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和集权化程度。但在更北的布列塔尼、康沃尔、威尔士和爱尔兰，聚落模式的基础是小型的防御住宅，被称为多元环形住宅或围屋，代表了单一的家庭单位。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整个后半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玻璃珠和手镯等精美的小件饰物，其精细化和尺寸化的发达特征表明了这些人地位的提高，但经济基础可能更多的是粮食资源的开发以及家畜的饲养，而不是贸易货物的操纵。对于所有关于大西洋交换系统的文献证据，来自地中海的奢侈品是出了名的罕见。
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140年，地中海霸权之争
在公元前45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与希腊人为争夺西地中海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各执一词，而伊特鲁里亚人则被挤在两者之间；最后通过条约建立和商定不同的势力范围，达成了某种不稳定的平衡。但是现在，随着罗马城摆脱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一股新的破坏性力量开始出现，他们开始实施其领土野心，这一野心最终导致一个庞大帝国的建立。
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罗马的势力一直扩张到意大利中西部城市、南方的拉丁人城镇，以及北方的伊特鲁里亚南部城市。扩张的**阶段是包围并最终占领了维爱（据传为公元前405年至公元前396年），开辟了通往北方的道路。但是，凯尔特人的迁移造成了暂时的停顿。然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公元前348年与迦太基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罗马又一次开始了向南的扩张进军，与萨谟奈人进行了零星的战争，萨谟奈人利用凯尔特雇佣兵在罗马控制下的许多城镇中煽动反罗马情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元前295年，在翁布里亚的森提乌姆，伟大的反罗马联盟与罗马军队进行了会战。罗马大获全胜，不到5年就控制了横跨意大利半岛中心从第勒尼安海到亚得里亚海的一大片领土。
此时，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衰退的状态，受到敌对的原住民的攻击以及政治阴谋的摧残。罗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公元前264年，当希腊西西里岛的居民与邻国迦太基发生冲突时，罗马站在希腊人的一边并出面进行了干预，挑起了三次布匿战争中的第一次。对于罗马来说，取得胜利并非易事，但在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投降了。罗马从中受益甚多，或许远甚于它意识到的，因为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它就了解到了海军的价值。作为脱离接触条款的一部分，迦太基人承诺自己的船只将不再进入罗马水域，并同意放弃对西西里岛的所有要求，并支付巨额赔偿金。罗马利用对手的弱点，随后又吞并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
因此，在仅仅约30年的时间里，罗马成功地控制了近5个世纪以来腓尼基人及其后继迦太基人经济圈的重要部分。由此一个主要的后果是，迦太基不得不另辟蹊径，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经济：它选择了西班牙。在公元前237年，迦太基主要贵族家族首领之一的哈米尔卡·巴尔卡启航前往伊比利亚，以建立迦太基对富饶南方的控制权。不像他的前任是去进行贸易的，他着手进行征服，一开始就建立了港口城市新迦太基（卡塔赫纳）。
到这一阶段，罗马已经被古希腊城邦卷入法国和西班牙沿岸地区的政治事件中，这些古城邦经济不稳定，担心迦太基人会沿着海岸向北扩张。随着罗马的保护势力扩大，迦太基也不断推进，直到公元前218年，这两大巨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对欧洲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事件。冲突迅速蔓延。战斗一开始发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直到公元前204年入侵非洲的辉煌战绩之后，罗马统帅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才在公元前202年于突尼斯山丘的扎马将汉尼拔及其部队最终击败。罗马因而控制了伊比利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迦太基虽然被严重削弱，但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外，罗马贵族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突尼斯繁荣的生产力上。在这时候，老加图把成熟的迦太基无花果扔在他的参议员们面前，大声告诫“迦太基必须被消灭”，他不仅提醒贵族们商业竞争对手的临近，而且提醒他们迦太基有富饶的农田。这种**太大了，在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的短暂战役中，迦太基被摧毁，其领土被吞并。
对迦太基的征服与罗马早期介入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活动是同时进行的。它始于公元前229年，当时罗马向伊利里亚女王宣战，因为她的臣民一直在攻击亚得里亚海的罗马商船。伊利里亚人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但战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马其顿人旷日持久的冲突。直到公元前190年，马其顿才被制服，在40年后的一次起义之后，它成了一个行省。一直以来，希腊残余城邦组成的亚细亚同盟在名义上仍然是自治的。但是在公元前146年，一场计划不严密的起义爆发了，罗马军队进驻伟大的海上城市科林斯并将其洗劫一空。如此一来，在一年内，即公元前146年几个月的时间里，罗马的两个强大海上对手科林斯和迦太基就被摧毁了，罗马成为这两个贸易帝国的继承者。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命中注定或者本就心怀野心，这些因素使得罗马变成了一个霸权帝国。几年后，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写道：“记住，罗马，是你来统治这些国家。这是你的任务：推行和平的道路，宽恕被征服者，以战争为荣。”普通的罗马市民在这样的陈述中不会感到有什么了不起或傲慢。
因此，从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140年的3个世纪，地中海从一个主要由城邦贸易组成的竞争性政体的海洋，有时是和谐的，有时是竞争的，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大国的实际垄断。但即使到这一时期结束时，罗马的势力范围仍然基本上还是地中海。它尚未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蛮族欧洲的边缘地带。
罗马扩张的一个影响，是在西地中海地区造成了一种几乎连续的战争状态，完全破坏了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初繁荣起来的贸易体系：一方面，这减弱了地中海体系对北方蛮族的直接影响；但另一方面，贸易网络的崩溃加剧了已经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马恩-摩泽尔地区，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这个话题上。
凯尔特人的迁徙，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200年
我们已经了解到，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哈尔施塔特区的奢侈品经济已经崩溃，部分是因为用于驱动其竞争**易循环的奢侈品流通已经枯竭；部分是北方新权贵的崛起，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和需求。依靠本地工匠来生产奢侈品使得这个北方边缘地区能够维持自身一段时间，比如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贵族墓中发现的许多凯尔特艺术杰作。然而墓地数量的增加表现出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因素动摇了本已不稳定的社会平衡。这些因素一起导致了主要社会体系的崩溃，致使广泛迁移阶段的到来。
经典作家们非常清楚这种现象，并试图对其进行解释。老普林尼确信，正是无花果、葡萄、油以及葡萄酒等南方奢侈品的吸引，才促使劫掠群体向南流入意大利和希腊。庞培·特罗古斯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高卢人（与“凯尔特人”的用法相同）的人口增长已经超过土地的负荷：人口增加造成的社会压力日趋严重，以至于30万人开始出发去寻找新的土地。李维对同一个话题展开了论述。高卢人中最强大的是比图里格人，他们由安比加特斯国王统治。他们以谷物为生，但人口的增长使得秩序难以维持。国王希望“减轻王国的人口负担”，于是派遣了他的两个亲属塞哥维苏和贝洛维苏，谕示这两个年轻人领导大规模的移民。塞哥维苏向东朝着海西造山带的方向行进，而贝洛维苏则率领他的追随者南下意大利。因此，总的来说，在事件发生几个世纪之后的经典文献资料与考古学证据表明的人口增长和社会体系面临崩溃而导致的迁徙绝不矛盾。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初的墓地分布表明了这一迁移的方向，凯尔特人南下至波河流域，向东沿多瑙河进入匈牙利，一些早期的支属穿越匈牙利大平原，定居在当时罗马尼亚的中心特兰西瓦尼亚。
在马恩-摩泽尔区所在地，贵族墓地一度持续了一段时间，它们位于索姆-比昂尼、赖恩海姆以及瓦尔达格斯海姆，但墓葬的数量却少得多，这表明最初的迁徙就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我们先前已经了解到，在迁徙之前，马恩-摩泽尔地区支持的是一个武士社会结构。年轻人的墓穴里总是随葬有长矛和剑，也许还有盾牌，尽管这些东西大多是由木头和皮革制成的，几乎没有留下痕迹。更富有的人可以拥有青铜头盔，最高酋长则拥有可以用于战争的快速双轮战车。正是这些万千勇士，穿越欧洲寻找新的土地，进行掠夺。
在接下来的400多年里，地中海社会获得了关于这些北方民族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将其归类为“高卢人”或“凯尔特人”。这些北方民族首先是野蛮的入侵者，后来是作为雇佣兵，最后是作为被占领和统治的异族。关于凯尔特人，尤其是他们的作战方式，存在着许多广泛的同时代记载。它们多是传闻轶事而非民族志，但足以让我们建立起一幅凯尔特社会在迁徙时的概貌。
似乎从早期阶段开始，没有土地耕作束缚的武士阶级与留在家里照料庄稼和家畜的那部分人口——老人、妇女和儿童以及没有自由的人，他们之间似乎就有了明显的分化。在自由的武士中，维护社会秩序体系的重点是宴飨。正如作家阿忒那奥斯所描述的，宴会安排会受到严格的管制：
当几个人在一起进餐时，他们围成一圈坐着；但其中最强大的人，在战争技能、家庭关系或财富方面突出于其他人的，就像合唱队的领队一样，是居于正中的。在他旁边的是东道主，两边紧邻的是其他人，按照他们各自的等级就座。手持长方形盾牌的士兵紧站于他们身后，而他们的保镖则围成一圈坐在正对面，像他们的主人一样分享盛宴。
盛宴是宣布和接受等级的场合。步骤之一是把分配给英雄的食物端上桌。“在过去，当烤好的动物后臀及后腿被端上桌时，最勇敢的英雄会拿走大腿部分，如果另一个人想索取的话，他们就会站起来，来一场一对一的殊死搏斗。”（斯特雷波）东道主，或负责切肉的人，会根据他理解的每个人的地位为其上菜，给聚会中的任何一个感到被低估的成员提供参与公开争夺的机会，而这可能会以搏斗告终。无论结果如何，集会的客人都是见证人这一事实使得它合法化了。
集会还为有抱负的领导人打算袭击邻近群落提供了机会。个人的地位将由表示愿意跟随他的人数来衡量。如果突袭成功，战利品也有足够的回报，那么下一次他的追随者可能会增加。突袭近邻社群为维持和再现社会群体内部的等级制度提供了一种机制：它还允许部落通过不断重新界定其领土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因此，战争是地方性的，它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斯特雷波所说：“整个民族都疯狂地喜欢战争，斗志昂扬，战斗迅速，然而在别的方面却性格直率，并不邪恶。”
在改变方法以适应与地中海军队的冲突之前，典型的凯尔特人的战争场面是参与的双方部队会在战场上排好队伍，彼此面对；然后勇士们会自告奋勇地乘坐他们的车辆或步行上前，并对他们的对手大声施以恶言；进而，在双方武力尽收眼底的情况下，会进行一对一的战斗；最后，可能会爆发一场更大范围的混战，或者一大群人可能会散去。这种战争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它与地中海国家进行的征服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战士们自己的情况怎样呢？
几乎所有的高卢人都身材高大，白皙而红润，眼神凶猛可怕，喜欢争吵，专横傲慢。（阿米亚诺斯）
无论你以什么借口煽动他们，即使他们除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外什么都没有，也会随时准备面对危险。（斯特雷波）
他们的性格中除率直和烈性外，还必须加上孩子气的自夸，以及对装饰的热爱。他们戴着金饰，脖子上套着金属项圈，臂腕上戴着手镯，而上层精英则穿着镶金的印染衣服。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他们经受不住胜利，在失败中完全颓靡。（斯特雷波）
凯尔特人及其社会所呈现的景象，是在一个基于勇士威力的社会体系中松散地维持着一种不安定的繁荣。突袭和战争是维持社会和繁衍的基本机制。这种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的马恩-摩泽尔区的战士墓葬中很容易辨认。此外，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中，随着武士贵族遍布欧洲大部分温带地区，并开始与地中海国家互动，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史前时期过渡到了原史时期[1]。
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充分证明了凯尔特人对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半岛的渗透。李维区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在公元前600年，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开始200年后。首批移民的可信性一直受到质疑，但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一些北方人群可能已经穿过阿尔卑斯山口，定居在伦巴第湖周围的山麓丘陵地带。在格莫尔达岛和塞斯托-卡伦代的墓地，哈尔施塔特风格的车葬是众所周知的，而在更南的拉文纳附近的圣马蒂诺，以及博洛尼亚附近的卡索拉-瓦尔塞尼奥等公元前5世纪的墓地中，发现了北欧类型的人工制品。
这些早期的渗透为公元前5世纪末涌现的北方部落不断向南移动的主旨铺平了道路。当时苏布雷人攻占了梅尔普姆城（米兰），塞诺马尼人定居在布雷西亚和维罗纳附近，勒庞蒂人选择了马焦雷湖地区，而科比西人和萨鲁维伊人则定居在提契纳河岸。稍晚些时候，博伊人和林贡斯人穿过这一北方部落定居区，接管了波河以南的土地。最后到达的部落之一，塞诺尼人，进一步向南迁移到翁布里亚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带。定居点的取得是通过武力完成的。博洛尼亚的一块石碑描绘了伊特鲁里亚人和凯尔特人之间的战斗场景，以及亚平宁山脉北坡伊特鲁里亚人城镇马尔扎博托下的废墟，都是北人南来的见证。
这一阶段的移民本质上是一场整个家族迁居富饶山谷地带的民间活动。波利比奥斯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记叙了凯尔特人的肥沃田地：出产小麦、大麦、小米，以及藤本植物，还有散养的猪。考古学上对这些定居点知之甚少，但从数量众多、规模相对有限的墓地来看，人口似乎生活在分散的小型聚落中。本地墓葬风格被保留下来，战士们随葬有他们的剑、矛和头盔，但有些人当时也采用了伊特鲁里亚的胸甲。
波河流域的开拓标志着一个初期阶段，亚平宁山脉成为进一步扩张的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在更远的南方，罗马人正在与他们的伊特鲁里亚邻国进行对抗，以获得对维爱、法列里和沃尔西尼等城市的控制权。大约公元前390年，罗马的领土已经向北延伸到奇米尼森林。正是在这个时候，凯尔特人的战团突破了亚平宁屏障，袭击了南方的城市。狄奥多罗斯宣称，他们是从塞农人定居的领土上突袭而来的战团，但波利比奥斯认为他们是来自阿尔卑斯山脉以外新涌现出的部落成员。他们的精力非常充沛，几天内就开始向罗马进军。
李维将罗马执政官马库斯·波皮利乌斯·拉伊纳斯的讲话概括为：“你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拉丁人或萨宾人的敌人，当你们打败他时，他们会成为你们的盟友。我们已经拔剑对付野兽，我们必须放尽他们的血，否则就会洒下我们自己的血。”在台伯河左岸的阿利亚，最后的罗马防线被攻破，使得这座城市向凯尔特部落打开了大门。这一事件的创伤从此深深植根于罗马人的灵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来不止一次地被唤起。尽管首都在凯尔特人战士离开之前坚持了7个月，但罗马大部分地区都被摧毁和掠夺。在接下来的60年里，凯尔特人的突袭队活跃在意大利半岛。其中一些人可能来自亚平宁山脉以北的大本营，只是为了进行一次暂时的突袭，带着掠夺品返回家园；而另一些人则充当雇佣兵，受雇于南方暴君。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30年代，突袭完全停止了。在公元前332年至公元前331年，罗马人与塞农人缔结了一项条约。
对于塞农人来说，公元前3世纪是一个撤退的时期，罗马逐步将其势力向北扩展到整个波河流域。约公元前295年，在森提乌姆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对抗，当时苏布雷人和博伊人向他们的北方亲属求援，在公元前225年的泰拉蒙战役之后，凯尔特人定居的大片领土被罗马人霸占。波利比奥斯对此事件的叙述值得回顾：
苏布雷人和博伊人穿着长裤、披着轻便的斗篷作战，而盖萨塔依人出于对自己的骄傲自信丢弃了他们的衣服，**裸地站在整个阵列前面，只手持武器……罗马人……被凯尔特东道主的良好秩序和令人畏惧的喧嚣声所吓倒，这里有着无数的号手和鼓手，随着全军同时发出战争呐喊，声音是如此令人心烦意乱，似乎不仅有鼓号手和士兵的，而且整个区域周边都异口同声发出了鸣叫声。前面那些**战士的外表和姿态也非常令人害怕，他们都正处于生命的黄金期，年富力强、身强力壮，而且都是佼佼者，他们所有人都佩戴着金项圈和臂环。
但是罗马人的力量和秩序战胜了凯尔特人的浮夸和急躁，凯尔特军队被打垮了。在公元前197年和公元前196年的又两次作战后，拉丁人开始了在波河流域的定居生活。博伊人进行了反抗，但最终在博洛尼亚之战中被击败。他们损失惨重，大部分土地被侵占。于是，该部落的幸存者再次出发，沿着祖先的足迹，穿过阿尔卑斯山，定居在波希米亚，以这个名字来纪念他们的存在。
凯尔特人向东的迁徙活动，同样可以在考古记录和古典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他们最初的活动似乎是沿着多瑙河展开的，在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初呈扇形散开进入匈牙利东部的外多瑙河地区；到公元前4世纪初，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山脉的弧线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聚落。大约公元前360年之后，可能是从他们在外多瑙河地区的家园，向南进入伊利里亚的突袭行动开始展开，造成了当地部落的混乱。公元前310年，随着袭击的加剧，伊利里亚人陷入恐慌，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80年，进攻扩展至保加利亚，穿过铁门峡谷，进入多瑙河下游流域以及瓦拉几亚平原。整个这一时期，这股势头在不断增强，最后，在公元前279年，一支庞大的军队涌入马其顿，一心想要掠夺和定居。它由3支独立的军队组成：博尔吉乌斯率领一支军队通过奥乌斯山口，但后来出发进入塞尔维亚，建立了一个王国；塞尔特里乌斯带领他的追随者大举入侵色雷斯；而布伦努斯先是前进到波埃尼亚，进而带着他的3万人军队行进到色雷斯，然后经由塞莫皮莱山口深入希腊，最后到达特尔斐。塞尔特里乌斯无疑是被传闻中保存在阿波罗神殿的巨大财富吸引了。这次战役是失败的，主要是因为遭遇了严冬天气，凯尔特人的残部被迫后退到马其顿。很大一部分人口向北迁移到多瑙河流域，使那里已经存在的凯尔特人口激增。合并后的人群被称为斯科迪斯克人，他们的主要奥皮杜姆（城镇）位于辛吉度努姆（今贝尔格莱德）。
蛮族军队的另一部分由3个部落组成：托利斯托波伊人、特罗奇尼人和沃尔卡埃特克托萨格人，他们经由各种路线向东进入安纳托利亚，最终定居在弗里吉亚北部地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从那里对小亚细亚沿岸的爱琴海城市进行季节性突袭。近300年后，这些部落的起源以其后裔的名称被铭记——迦拉太人，圣保罗曾用责备的言辞写信给他们。
对于凯尔特人迁徙的情况，我们只是部分了解，而且必然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能够追溯到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200年，从加来海峡到特兰西瓦尼亚，从波河流域到波兰南部，整个欧洲的面貌都有着显著的文化相似性。这种拉坦诺文化，正如它的命名，是凯尔特语系的文化。至于它通过迁徙的人口或者只是通过文化适应过程所传播的程度，是无法究明的，但没有人能够怀疑人群的流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艺术——凯尔特艺术，反映了人民的紧张、对抗和纯粹的活力，生动地记录了那个动**的时期。遍及整个地区持续存在的战士墓葬，进一步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