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哈丁（Anthony Harding）

如果将欧洲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的时期称为“巨石阵时代”，那么就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标签来定义这一时期之后以及下一次经济和社会重大变革到来之前的时代。它被恰当地称为“瓮棺墓地时期”，但这并不能说明不同活动领域的可变性程度。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文化、社会、军事和宗教。

然而，作为一个时代，这部分时期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关注。没有伟大的石碑古迹可供巡礼，很少有大型的古墓葬，也没有广泛的聚落。但是，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历史性欧洲形成的关键时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地中海地区的读写文化全面恢复，并传播到中欧。欧洲以众多早已存在的原生人群展现在历史舞台上，例如中欧和西欧的凯尔特人，或巴尔干半岛西部部分地区的伊利里亚人。在有文献资料表明他们在那里之前，由于我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假定他们只是才到达那些地点不久，那么他们很可能是在整个青铜时代晚期，或许在此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因此，在这7个世纪的故事，直接发轫于欧洲众多民族最早的历史。

纵观这700年，欧洲仍然处于史前状态，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在南部，与东地中海伟大文明的联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或几乎是历史性的信息。开始的两个世纪是东地中海动**的时期。伟大的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安纳托利亚的赫梯文化都衰落了，许多较小的国家和独立的城市都被破坏，埃及不得不在其边境进行大规模战争，以保持其统治地位，然而这一地位不管怎样挣扎都在下降。虽然这一时期的许多事件都是不确定的，记载它们的文献也是不明确的，但有许多理由让我们可以假设，这是一个“欧洲民族大迁徙时期”，与中世纪早期那个众所周知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是由于埃及文本中的含糊提及，人们认为一个民族联盟——埃及人称为“海上之民”——应对袭击黎凡特和塞浦路斯的城市和国家负责。在这一时期，有很多的中欧和北欧较为知名的器物也开始出现在地中海地区，譬如北方类型的剑、矛头和盔甲、安全别针、某些饰品，甚至还有可能源于意大利的陶器。学者们一直试图将破坏和“外来的”人工制品这两种现象联系起来，并假设在青铜时代末期，北方民族南迁到希腊和其他地方，但其中大部分仍然是高度推测性的。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建立在物质文化观的基础上，认为艺术品的风格反映了其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民族身份。在今天看来，人们对这种推测颇有怀疑。

无论对希腊有何影响，整个青铜时代晚期的欧洲都普遍出现了显著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墓葬的一个近乎普遍的变化，从把死者直接葬于墓中，到将其火化，并将其骨灰安葬于地下的坑或骨灰瓮中。这种做法导致这一时期被称作“瓮棺葬时期”，如果加以恰当描述的话，这是一个奇妙的标签。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做法持续贯穿于本章关注的大多数时期。的确，墓葬是这一时期（某些地区除外，包括英国）最明显的遗迹之一：聚落的发现相当稀少，只有没有考古背景的金属遗物才能在数量上与之抗衡。这一事实，从数量和质量上反映了金属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巨大扩张。这种冶金技术最初主要与青铜有关，其次是金器，后来越来越多地与铁有关。然而，金属并不是被开发的唯一材料，例如，真正的玻璃也被使用，石头和木材仍然非常重要。

尽管不可能在这一时期从历史意义上分离出一些事件，但可以注意到某些影响到整个或部分欧洲的关键发展。从约公元前1100年开始，人们在山顶上建造堡垒，或者在低地圈起栅栏。在某些阶段，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明显较为奢华的墓葬，并且有大量随葬品。在许多情况下，遗物在到达最终埋藏地之前都被运输了相当长的距离，这是强大交换网络的证据。盐的开采和运输，特别是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矿区开采的盐，更能体现这一事实。本报告所述的整个时期最富有的墓地之一，哈尔施塔特，就位于其中一个盐矿旁边，后来哈莱因（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保）附近的迪尔堡等其他中心聚落，也被发现靠近盐矿开采遗址，这肯定不是巧合。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人居环境和生存自然环境的变动，以及农民对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的反应。还有一些迹象表明，精神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尽管此类问题很难从考古学证据中阐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从公元前1300年起，我们就可以根据一系列革命来对欧洲历史进行分期。

公元前1300年的欧洲

公元前1300年的欧洲基本上是由小规模聚落组成的马赛克。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是颇有争论的话题。毋庸置疑，虽然聚落的规模很小，但社会的许多方面已经充分发展，尤其是在整个聚落中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分化。但是，在公元前1300年，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如同古时候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围绕着田间和作坊工作展开的，也必定制作了用于死者的物品。但对更为精巧的仪式和宗教类物品的关注，或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本章中所要描述的青铜时代晚期变革时期的欧洲聚落类型，其地域和规模都是适中的。被发现的大多数村落基本上是农业性质的，当然也有一些村落，特别是那些靠近金属来源的，也参与了手工作坊活动。其他的一些村庄，譬如意大利南部的那些，有着来自东地中海的船只，估计主要是出于贸易目的而存在的。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南部的伊奥利亚群岛到北部的（但是没有中欧）英国荒野，是标准的小型圆形房屋，它们集结成小村庄或村落。我们无法像分析墓葬那样从房屋平面布局判断当时的社会组织，不同的地位并没有反映在家庭布局上。有关特定地区聚落密度的可用资料也不多。这主要是由于难以发现这些相关遗址，但即使在有着良好信息的地方，也看不到像中欧线纹陶文化地区的那种重建模式。

青铜时代早期所涉及的生存活动，延续了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模式。主要的食物来源是标准的驯养物或栽培品种，包括植物和动物；不过如果能获得野生食物的话，也是很受欢迎的。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直到公元前1300年，野猪、马鹿，甚至欧洲野牛等大型野生动物，在匈牙利平原等高度开发的地区依然能够被捕获。这必然表明，大片林地仍然存在，一部分大概是在最初砍伐后再生的，另一部分是未砍伐的原生林。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时候的日常工作包括耕作和畜牧业，使用的是不变的食物种类。在某些地区，特别是不列颠群岛，有大量来自青铜时代农业体力活动的证据，主要形式是田地边界的划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太确定这些田地究竟用来做什么，但至少在一些低地实例中，能够确定可耕地的利用。即使在缺乏具体证据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在欧洲大部分低地区也可以合理假定。碳化谷物的发现，以及环境条件，几乎可以确定这些生存活动与当时相适应。

手工业方面，主要的活动是金属加工，尽管陶器制造和木工也很重要。手工业日常工作是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以及其他山区丰富矿源的金属冶炼，数千吨铜被制造出来。金属制品的种类不断增加，尽管尚未出现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所达到的壮观规模。除金属之外，还生产其他材料，比如辉石（现阶段和玻璃的原始形态没什么差别），像琥珀和黑玉等原材料也得到了加工。这方面的生产对于了解贸易网的范围是十分重要的。在欧洲青铜时代早期，货物的流动只发生在当地，或至多是区域性的，规模和数量并不大。然而，有强烈的迹象表明，当与东地中海的先进文化有交往时，货物确实会远距离运输。特别是就迈锡尼文化区而言，有几类物品，最值得一提的是琥珀，它表明远距离联系是可能的，而且是有规律发生的。这种情况持续存在于随后的几个世纪，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

然而，在青铜时代早期不只有这些日常活动，更引人注目的是精神生活事件。能够建造复杂的巨石阵或费利杜萨遗迹，以及像英格兰南部、丹麦或本廷大草原的大型长条墓那样广阔墓葬遗址的人群，不论是作为社会实体还是出于技术原因，都是值得关注的。这些社会必定拥有组织系统和权力体系，通常认为，较富有的墓葬（以及诸如此类间或规格更高的墓葬），是属于那些酋长和其他团体领导人的。然而，这种情况并非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普遍存在。在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墓葬都位于“平坟”墓地中（即没有坟堆），它们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但在大多数地区，丧葬仪式为土葬；以火葬方式殓葬死者，虽然并不陌生，但相当罕见；但少数地区除外，比如匈牙利平原。人们通常认为，处理逝者方式的差别与民族差异有关，但目前还不可能清楚地了解青铜时代早期欧洲的民族构成情况。在公元前三千纪和公元前二千纪，发生在整个旧大陆的诸如车轮和骑马等技术革新的传播，通常被认为与印欧语系人群（即说印欧语系的民族）的活动有关，这一点在希腊、安纳托利亚和近东的其他一些地区都是可论证的。

青铜时代晚期的工艺革命

青铜时代晚期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意味着工业生产与前几个世纪相比有如此大的不同：既在于生产的规模，也在于技术进步的发生。在这些概念中，公元前1300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分界线。但总的来说，在这一节点之后，技术比以前更为先进。事实上，技术变革的运转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试图将时钟冻结在公元前1300年而不是另一个日期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从青铜器和铁器的冶金学以及其他工业工艺的角度来研究这些过程。

冶金术 在青铜时代晚期开始的时候，冶金术远非一种新技能，但当时冶金活动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爆炸式激增，表明“革命”是描述这种情况的一个恰当词汇。冶金生产的惊人激增，主要从地下实际回收的金属器数量可以看出。与此同时，使用的技术范围也大大增加，包括一些使铁匠能够在技术和艺术方面对其半成品进行更大的改造。

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的数百年间，最重要的冶金工艺与铜和锡有关，它们被制成青铜。公元前1000年之后，铁日益占主导地位。在某些地区，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爱尔兰，黄金也得到了一定的采用。其他金属，尤其是铅，也被使用，但在这一阶段使用量很少。在这一时期，以及随后的整整7个世纪，对金属的需求必然决定了青铜时代社会的大部分工业活动，对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脉、巴尔干半岛、爱尔兰，以及众多小型矿床的铜矿资源的系统开发，明显是从上一时期延续下来的（见第七章）。事实上，人们对青铜时代晚期主要矿区的开采情况知之甚少，尽管人们认为，同样的火力破石和坑道掘进方法仍继续存在。在早期，独特的颈环形状的铸锭显然是金属传播的主要手段（见第七章），而在晚期，铸锭则变为平凸型，顶部平坦，底部弯曲，反映了它们基于碗状熔炉成形加工的方式。经由成分分析来追溯金属物品的方法也比以往更为困难，众多矿源的利用，以及金属原料的混合，致使最常使用的方法即光谱发射法难以实行，而较为行得通的铅同位素方法还未能够解决地中海地区以外的金属矿料来源问题。即使在那里，人们对独特的“牛皮”形状铸块（见第六章）流动显示的金属贸易路线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大量有效的分析表明，它用的是东地中海的矿源，而不是西地中海例如伊特鲁里亚或撒丁岛的。

在这一时期，用于青铜制造的锡的来源并不比前一时期更清晰，但候选的康沃尔、布列塔尼、德国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矿山、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仍旧是保持不变的。在地中海地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锡是从东方（也许是阿富汗）而不是从西方获得的，但对于中欧、北欧和西欧来说，被更多利用的肯定是当地的资源。与铜相比，要确定锡的来源地更为困难，但锡矿的有限分布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金属的来源只有几种可能性。

就黄金而言，爱尔兰和喀尔巴阡山脉产地可能持续向金匠及其用户提供数量惊人的贵金属。特别是在爱尔兰、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现了大量优质的黄金制品（主要是饰品，也有器皿和其他物品）。如此大量的材料在当时和现在一样被高度重视，它的流通肯定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惊人影响，不仅是在整体上（因为新的价值元素不断被引入系统），而且在个人财富分配和展示身份的能力方面。

一旦获得原材料，铸造工匠就必须把它们变成顾客所需要的物品。在这一领域，新技能也得到了应用。迄今为止，金属制品大多是用金属或石头制成的两件式模具铸造的，而现在开始使用多件式模具，并且越来越多地依赖失蜡铸造法（cire perdue）。前者的典范为华丽的青铜乐器：爱尔兰的号角和丹麦的小号（lurer）；后者的典型样本为撒丁岛或瑞典的精美小雕像。使用失蜡铸造法，可以铸模极小的零件，青铜能够忠实地保留最初刻在蜡上的印记，进而保存在外部模具表面的底片上。像特伦多尔姆“太阳车”之类瑰丽的精心杰作，很好地说明了铁匠对其技术方法的熟练掌握，以及他对大体平凡主题有关的线条和比例的精密把握。最重要的是，新模具技术的推广，使得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随着青铜时代晚期金属制品数量的增加，铸件所用模具的主要材料变成了黏土，抑或是掺有少量黏土的沙子，这种模具在过去3000年的埋藏条件下往往无法保存；因此，对于大量的青铜制品而言，现存的模具太少了。这样的铸模只能使用一次，因为它们在提取铸件的过程中就被打碎了。但是许多大型黏土模具遗物，譬如在爱尔兰威克洛郡的拉斯戈尔，或者在英格兰德文郡的丹顿，发现了用于各类物体的模具碎片，都证明了现场冶金（一种很少被发现的现象）的情况一定经常存在。丹顿发现的遗物，包括用于铸造剑、矛头和金属箍（矛杆配件）的熔炉和模具，而拉斯戈尔的材料包括用于剑、矛和嵌碗的模具及用于黄金制品的模具。构成青铜时代晚期冶金革命的不只是模具铸件。在青铜时代中期以及以后被广泛采用的最流行的技术之一，是金属板材加工工艺。它通常是锻造的，用青铜铸条锤打成形，并通过铆接或溢流浇注连接起来。青铜薄片被用于种类繁多的物品：盔甲（胸甲、护胫甲、头盔、盾牌）、器皿、车辆及其配件，以及其他较小的装饰品。

这种冶金活动在哪些经济和社会框架内发挥作用？在青铜时代晚期，铸造工匠的产品只是工业的一个方面，但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无法得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有多少铸造工匠在发挥作用，也无法知道铸造工匠与其他工匠的比例，但历史学和民族志的相似性表明，铸造工匠的数量相对较少，其重要性与他们的人数不相称。我们对青铜时代冶金学的了解，大部分来自窖藏的青铜遗物，通常是工具，但间或有武器或其他物品。这些东西被保存在地下的小洞里，大概是当时的人打算以后重新取回。这些遗物中许多是用于重熔的破碎物品，有时还包含有金属加工工具。由于它们通常很重以至于不能随身携带，因此有一个合理的假设，那就是铸造工匠们在各个地点流动时，将其存货放在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藏匿处，打算以后返回时再重新取回。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可能预示着混乱的时代和铸造工匠的高死亡率，很难相信，这些遗物是被它们的所有者故意丢在地上的。这与我们将在下文中提到的那些完美无缺、未受损害的遗物堆积情况是不同的，在那些案例中，遗物似乎是被故意埋藏的，但是动机不明。

在青铜时代后期，铁越来越多地进入日常使用。相比铜或金而言，铁的来源要多得多，并且均匀分布于整个欧洲；许多社区迄今为止还没有本地供应的工具所需的原材料，现在发现自己能轻松获取大规模的铁资源。在低洼地区，那里的铁与黏土和砂结合存在于碳酸盐矿石中；或者在高沼地和泥炭区，那里存在有“沼铁矿”。相比前一时期，这些地区尤其受青睐。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中欧和北欧，铁的变化只在数量上变得显著，但在南部，可以用铁制造各种各样的物品（斧头、剑、矛头），从伊利里亚地区（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或意大利墓葬中的遗物可以看出这一点。铁的使用也牵涉高温技术，只有在达到1100摄氏度的最低温度时，才有可能提炼铁矿石。这只能在封闭的由风箱驱动的薄层黏土炉身和碗式熔炉中才能实现，在强还原环境下将氧元素从氧化物矿石中排出。这样的温度是通过铜熔体（铜的熔点为1083摄氏度）获得的，早期的铁冶金可能使用了青铜加工的方法和设备。

玻璃制品 原始玻璃珠（所谓的“辉石”，实际上是一种低温烧制的玻璃状物质），自青铜时代早期就已为人所知，但真正玻璃形成所需的较高烧成温度却很少达到。当这确实发生时，实际上创造出来的玻璃物品只有珠子，尽管在埃及和近东，诸如容器和各种饰品类的精致物品正在生产中。在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弗雷特西纳，发现了部分和完全成形的玻璃珠、黏附有玻璃的坩埚，以及不完全熔融的玻璃原料，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述玻璃的分析成分更是表明，这种材料是属于本地的构造类型，而不是由近东贸易商带来的。卡斯沉船（见第六章）也含有玻璃铸块，因此青铜时代玻璃的流动是一种公认的现象。野蛮人社会的生产是小规模的。但的确创造出了某些装饰更为华丽的类型，如蜻蜓眼，以及那些呈螺旋形缠绕的颜色各异的珠子（譬如瑞士的“湖边桩屋珠”）。这种珠子数量众多，可能产于不同的中心聚落，但真正让人吃惊的是生产组织的小规模，尤其与东地中海社会一直保持的生产水平相比。尽管如此，在整个欧洲采用这一技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很好地说明了在一个可以被视为具有真正国际化联系和倾向的时期，技术传播显然是以轻松的方式进行的。

农业革命

乍看之下，在公元前1300年之后，欧洲的生存活动变化似乎并不显得特别剧烈。在有着优质资源的所有温带地区，混合农业似乎一直是主要的生存模式，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一时期之前和之后，多种动植物食品被开发利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发生了任何明显的“革命”。然而，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存在的，尽管其中一些是微妙的。

就农作物种植而言，各种小麦和大麦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一些豆科植物也很流行，特别是小扁豆、豌豆，以及首次大规模亮相的蚕豆或凯尔特豆，但这远非全部。在欧洲大陆，我们看到黍类（Panicum miliaceum）经常出现在粮食作物中，而西北欧和英国则保存着关于黑麦的最早证据。另一类新开发的作物，是广泛而经常使用的含油植物，如亚麻、罂粟和亚麻荠（Camelina sativa）。再结合凯尔特豆，总体印象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人们的种植偏好发生了明显转变。这并不是说基本主食发生了改变，它们没有变化，但得到了比以往更广泛的辅助作物作为补充。导致这种显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确定，但有一些突出的特征。黍作为一种作物，由于其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时间很短，并且能够抵御恶劣的气候条件，特别是干旱，因此值得注意。它在欧洲的许多史学和民族志中都有记载：从罗马时代开始，它就成为最受贫穷阶层欢迎的谷类作物，不仅用来制作无酵面包，还用于发酵酒类和粥；它出现在青铜时代晚期的马其顿、青铜时代中期的意大利北部，以及铁器时代早期的中欧和北欧，似乎证明了人们的一种早期兴趣，这种兴趣在中世纪早期已成为维持生命的主要部分。这种情况与提及的其他植物相似。凯尔特豆类既多产又易于生长，是土壤中的固氮剂，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包括凉爽、潮湿的环境，它都能够成熟。油料植物或许麻烦些，但它们的高蛋白含量使其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且它们本身也很美味，匈牙利奥格泰莱克铁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出土了一条上面撒有荠菜籽的面包。

有关动物开发利用的变化没那么迅速和明显，但变化依然存在。人们常常忘记，家畜绝不是唯一存在或让人感兴趣的动物，也有大型野生动物可用。在匈牙利和北欧平原发掘古迹的工作中，发现了体形异常巨大的欧洲野牛和野猪遗存，更不用说马鹿和各种小型哺乳动物、鱼类，以及鸟类——它们的捕获可能带有机遇性成分。很少有遗址能够提供足够详尽的证据来用于系统图像的建立。但荷兰的博芬卡斯珀尔遗址显示，在骨骼遗存中，牛在数量上占了很大优势，并且根据年龄和性别对动物进行了有系统的放养。拿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方来说，一些遗址可能专门用于饲养绵羊或山羊；而猪往往是温带地区数量最多的动物，譬如在波兰的哈尔施塔特时期。当然，马也是存在的，尽管从来没有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作为役用牲畜和用于驾乘的用途，自公元前2000年前就开始受到重视，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的几个世纪，随着青铜和铁制的马具物品开始出现在东欧广大地区的墓葬中，其用途呈现出新的面貌。关于这些发现在民族方面的意义，已经有很多文献记载。马的广泛存在可能表明，人们开始将马视为适合陪同战士参战的高贵动物。

人们不应该忽略那些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体型较小但同样有用的生物：在糖还没有出现的时代，所有甜味调味料都是依靠蜂蜜来实现的。令人惊讶的是，有关这种极为有用的物质幸存的证据非常之少，但来自柏林遗址的一个被解读为蜂巢的物体，或许表明了确实曾经存在过这种东西。我们可以再现用途更少的细菌制剂，如酸奶，在许多社会中，它将牛奶变成了一种较为固态且更令人愉悦的食物，而且它们无疑也是存在的。

当然，农作物和动物都需要空间，它们通过田地、农场和庄园，来占有地理景观中的空间。田地无疑到处存在，但仅在北欧和西欧被大量发现。部分可能是实地考察优先次序的反映，部分可能是因为保存程度，它肯定不能反映真实的史前情况。无论在何处培育可耕种农作物、饲养动物，活动空间的划分都是必要的，并为新的后代提供保护。像这样的确定年代的证据表明，造田的主要阶段发生在青铜时代的前半期。然而，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尾。在公元前13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至少在其中一些案例中引入了一系列显著的改良措施。在迄今仍然存在着小型田地系统的地方，如今长长的边界沟渠和河岸笔直地穿过它们，将这里的地貌分割成许多重要的地块，它们被恰当地称为“牧场”或“庄园”。譬如，人们一直在深入研究汉普郡、威尔特郡和多塞特郡边界上的一条主要堤坝——鲍克利堤坝，其古罗马和中世纪早期的最终形态，表现出借鉴了青铜时代中期的起源。威塞克斯的山岳堡垒，以类似的方式通过广阔的田地系统和线性边界，与其周围的乡村结合成一体。从大陆遗址中找到可比的证据很难，那里的田地范围往往规模较小，而且通常年代要晚得多。然而，在地中海的某些地区确实存在这种边界，从诸如克罗地亚沿海的新温暖期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工程的调查工作中可以得知。

精神革命

在欧洲，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不是在技术或生存领域，而是在对待死亡和墓葬的态度上。迄今为止，欧洲大部分地区对于逝者，要么是葬于简单的土坑中，要么是置于切入地面的块石衬砌的石棺里，或者是埋在堆积的土堆下（古冢或图木卢斯古坟）。大约公元前1300年，这种做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那时起，死者通常被火葬，骨灰被收集并放置在骨灰瓮中。然后，这些瓮棺葬被放置在指定的墓地区域，因而这种现象被赋予了名称：瓮棺墓地。这一名称通常适用于整个时期，一般将瓮棺墓地文化描述为大约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700年时间跨度的特征。即便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我们正式进入了随后的哈尔施塔特铁器时代，但许多相同的埋葬仪式仍在继续。

然而，如果认为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或之后，整个欧洲的墓葬习俗是统一的，那是不对的。在青铜时代的早期和中期，部分人被火葬；在匈牙利的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火葬；在英国等其他地区，这种情况发生得更为零星，这或许反映了生活习惯的差异。因此，在瓮棺墓地时期，如此大规模地采用火葬是有其背景的，尽管模式转换的过程依旧不清楚。同样，并非瓮棺墓地时期的所有个体都被火葬，在某些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两种仪式的混合。譬如，如果你研究波兰南部的普热奇采等已公开的大型公墓就会发现，在该墓地的874座墓葬中，其中132座是火葬，727座是土葬。这可能会引发思考，将其与随葬品相联系，从而以特定的方式表明被埋葬者的地位或身份，但事实上，这与随葬品的类型没有任何有规律的联系；无论如何，公墓所提供的遗物（正常情况下）不足；些许的陶盆和青铜纽扣物品，也很难被视为相当程度财富的标志。

对所举行的仪式的好奇态度也许可以从北欧地区看出。在相当于瓮棺墓地时期开始的时候，那里火葬墓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且显然是为保持这种受欢迎的仪式的需要，甚至达到了把火化的遗骸放入大到足以容纳大型土葬墓的程度！有时会出现特殊形状的坟墓，一种石制的船形装置，火葬的遗骸也可置于其中。在中欧和北欧的部分地区，人们在火化的遗骸之上建立了小型的土丘或坟堆，为子孙后代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见的标记，这可能表明死者是一位显要的祖先，值得世世代代铭记。这种风格，在瓮棺墓地社会偶尔出现的大型土丘上，可以找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早期在斯洛伐克的奥科夫，晚期在德国北部的塞丁和瑞典的乌普萨拉附近。其中之一的“国王墓”，位于德国东北部勃兰登堡的普里茨瓦尔克附近的赛丁，它由一个石质的托臂拱顶墓室组成，其顶部建立有一个巨大的土丘，宽约130米，残高仍有8米。这种拱顶实际上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原始欧洲一直不曾出现的，再加上丰富的墓葬品（剑、矛头、吊碗、剃刀、刀、镊子、戒指、斧头，以及青铜器皿和陶器），生动地说明了极少数人从当地居民手中获取财产和地位的能力。它还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证据，表明人们可能沉迷于这种炫耀财富的行为，因为一般来说，瓮棺墓地的墓葬品很少。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剑、武器、盔甲、精美的金属器皿、金属或玻璃的装饰品以及其他物品都被制造出来了，但它们几乎从未被放置在坟墓里。为什么不呢？

向火葬的转变通常被认为是史前后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为它显示出人们对待死亡和来世的态度发生了显著改变。也许，土葬式的做法意味着一种信念，即身体的完整性在某种程度上对死者在死后的他或她的“存在”的人物角色来说是重要的。另一方面，火葬法表明，身体本身是毫无价值的，易于腐烂，不过却是高级事物——情感、反思性思维和精神观念的一个微弱而暂时性的载体。这些抽象概念的延续不取决于身体，而是依靠在祭祖中的颂扬和重复来缅怀。因此，所涉及的墓葬仪式的根本变化，可能反映了青铜时代社会对信仰的一种非常明显的重新定位。这可能更多地与人们对生活的态度有关，而不是人们所称的“宗教”。死者随葬了他们生前拥有的很少财产，或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采用这种方式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死者及其成就的记忆，不是他们的肉体存在，是瓮棺墓地社会中人们所感兴趣的。

然而，不应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宗教在青铜时代晚期欧洲居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作用。事实远非如此：广阔的遗址和样式繁多的遗物向我们表明，精神生活是极其重要的。首先，许多符号或标志被反复使用，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随处可见。例如，鸟类发挥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并且后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泥塑的和青铜的鸟类小雕是常见的，或者为独立造型的物体（由此可能与神殿中的宗教活动有关），或者是附着在像四轮马车和大釜这样的大型器物上。鸟类还作为装饰性图案出现在青铜器和陶器上，尽管我们不清楚它的确切含义，但显然在信仰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间或，水鸟（鸭子？）被绘制于小船或四轮马车上：来自贝尔格莱德附近杜普利亚的著名战车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古人在这辆车上描绘了三只鸟，两只在中央辐条轮的前侧翼，一只飞起于车身后；战车上站着一个显然是女性的雕像，但头部像鸟，有钟形的裙子和显示身体特征的雕刻装饰，战车由另外两个四辐轮支撑。在其他案例中，鸟类的图案往往只是示意性的，只有眼睛和喙清晰可辨；但这是一个确定的符号，表明原始的想法很重要，因为观察者仅凭原始的概念草图就能将图片的意义汇总在一起。

此类符号只是欧洲瓮棺墓地时期和哈尔施塔特初期进行宗教和仪式活动的一部分证据。宗教活动必须有一个场所，其中一些——尽管并非全部——毫无疑问是露天场所，譬如小树林和小山顶，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巴格罗斯维尔德的德伦特泥炭地，发现了一处不同寻常的木质结构遗迹，它由一圈小石头围绕着两根平直的枕梁组成，每根枕梁上矗立着四根柱子：两根为圆形截面，两根为方形。在这一建筑物的拐角，伸出的尖角状木端子或许起着美化作用，这些建筑是被故意拆除的。在瑞士东部恩加丁的圣莫里茨，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仪式性建筑。在这里，一块长方形的木板围住了两个木制的落叶松圆筒，而整个四周又被彼此交叉并在拐角处接合的又一圈木桩环绕。在圆筒中发现了三把剑，其中两把是完整的，此外还有一把匕首以及一枚饰针。还不应忘记的是，尽管巨石阵是早期的产物，但它不仅继续出现，而且还在被积极地使用：在围绕中心建筑的Y孔和Z孔中，发现了当地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类型的陶器，以及从埃文河附近向南延伸的大道沟渠所获得的材料中，根据放射性碳测年表明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建筑。在早期的仪式场所进行的这种持续性的活动，通常很难有文献记载，而是否能以此证明仪式的连续性则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至少，青铜时代生活的这一方面似乎没有经历过革命。

仪式生活的另一方面，很可能产生于本章所述时期（至少部分），那就是岩画，在岩石表面雕刻描画的图案（人类和动物）、船只和各种符号。这些场景中最为著名的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特别是瑞典），但阿尔卑斯山脉的两个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布雷西亚以北的梵尔卡莫尼卡山谷，以及博尔迪盖拉附近法意边界上以贝戈山为中心的地区。阿尔卑斯山岩画的年代很难确定，而且在任何方面都各不相同，有些明显早于公元前1300年，另一些则晚于公元前600年。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艺术遗存很可能介于这两个年代之间，尽管在这一点上，年代测定也是非常困难的，通常取决于对所描绘物体的分析。少数案例附近的墓葬会提供一些线索，但仍然很难有定论。例如在瑞典南部斯堪的纳维亚东南海岸的西姆里斯案例，那里有一座横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大型墓地，位置靠近岩画。尽管并不能肯定这两者是相互伴随的，但至少表明，该区域对宗教仪式活动一直很重要。

绘于这些经过冰川侵蚀、略微倾斜的岩壁上的艺术，其主题图案范围极为有限，重复出现，令人审美疲劳。船只代表了最常见的单一主题，不仅出现在海洋附近，而且出现在今天的内陆位置。动物，尤其是牛类和鹿，也很常见，经常出现的是犁耕的场景和其他可能被认为来自日常生活的绘画。但最吸引人的是涉及人类的场景。他们远不如船只或动物常见，但在他们出现的地方，展现的似乎是仪式性舞蹈或其他表演的行为，通常是双臂举起，有时手拿诱饵或斧头（偶尔持弓），而且总是有生殖崇拜，很少描绘妇女和儿童（依其身份可明确识别）。通常不清楚各种图案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一个构图整体（即一个场景）的一部分：有时会让人们禁不住相信，某些板块是有意创建的，但这仍然纯粹是假设而已。这样的场景，如果可以证明的话，将是一种风俗画类型，而不是单个真实事件的实际表现，尽管我们毫不怀疑所描绘的仪式确实发生过。

这方面的一个例外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希维克附近布雷达洛墓葬，其墓室内壁石板上的不同寻常的岩画构图。遗憾的是，这些石板现在已经严重损坏，部分已经遗失。残存的画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出殡的队伍，正在为葬于墓中（我们对所涉墓葬一无所知）的死者举行临终祈祷。残存的图案包括船只、动物、战斧、圈状十字形记号、波浪形线条；以及在末端的两块石板上，哀悼者队伍（包括吹鼓手）和一辆战车以及某种代表露天墓穴的标志。这组奇特的描绘，在感官和题材上，使人想起希腊几何艺术中类似的场景。或许就青铜时代而言，最接近它的是在西班牙发现的雕刻石碑（墓碑），这些石碑描绘的题材通常是战士，而且将其简绘成棍棒人，但装备有剑、矛、盾牌和角盔。人们更关注的是武器，而不是人物本身；强调的是死者的军事性质，而不是他的身体方面，但被装饰的石板全然表明了对他的名声永存的一种关注，并以他这一最重要的身份，即作为一名战士来描绘他。

贸易和运输

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在经济上并不复杂，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运用了通过贸易和交换进行联系的可能性。当然，货币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也没有任何确定的“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易媒介的价值很小或没有内在价值的物品）的实例，虽然某些类别的人工制品被认为适合这一角色。在布列塔尼发现的一系列嵌入式斧头，其铅含量过高，无法有效地用作木工工具，可能只是作为易货代币运行。我们当然也不能重建市场，即使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与其类似的事物已经存在于近东的某些城市。用卡尔·波拉尼的“实体主义”学派所采用的术语来说，经济是被“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因此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社会背景中，并被赋予社会意义。当然，这并不否认，从获得有关商品的角度来看，交换具有在合作伙伴之间转移货物的作用。事实上，大多数此类交换必定是针对这一目标的。但它缺乏一个正式的交换地点，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它是在一个相当于地方层面以外的任何地方运作。大多数青铜时代晚期的人群规模较小，且以正常的生存活动为基础，如果误以为在此阶段大批食品被运送到欧洲各地，那将是错误的。

不过，根据这一时期发生的多起沉船可以做出判断，欧洲内外确实产生了交流，而且显然是远距离的。虽然土耳其南部海岸附近的格里多亚角海域沉船的年代是青铜时代东地中海城邦崩溃前的垂死挣扎时期，但韦尔瓦和阿格德角沉船完全发生在本章的时期内，而且英格兰南海岸附近的两艘沉船也在时间上接近。因此，在奥迭尔河河口发现的一批来自韦尔瓦窖藏的遗存，很可能来自一艘沉船，其中包含一种特殊形制的剑，具有较窄的剑尖（“鲤舌剑”），分布在大西洋沿岸、最北至英国。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遗物，既有武器，也有装饰品，这表明它联系的地域很广阔。在纳博讷东部南海岸的阿格德角的遗物中，包含有典型的当地“劳纳西亚人”青铜业原料，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末期。这些遗物的证据与来自兰登湾和索尔科姆窖藏中的那些相似，其中包含大量法国风格的金属物品。这些物品究竟是准备进口到英国，还是仅仅偏离航道，目前都不得而知。对我们来说，大批金属制品被运送到各个地区的事实说明，即使确切目的不明确，运输机制也仍然存在。因此，像罗诺昂剑这样类型的遗物（一种早期的带有简单铆接柄形制的剑）被发现从英国到前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分布就不足为奇了；还有标准的“法兰柄”剑出现在从瑞典到希腊的整个欧洲。

青铜器是欧洲青铜时代进行运输交换的货物之一，特别是武器，当然还有其他货物。史前交换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是来自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的矿山和蒸发点的盐，尤其是在哈尔施塔特遗址自身，以及之后的哈莱因等邻近中心（这两个词，从词源学上讲，都与希腊语“hals”、盐和其他印欧语系中的类似词有关）。在哈尔施塔特，对一处青铜时代晚期含盐地层的开采一直持续到铁器时代，显然人们对其的使用没有明显中断。从附近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墓葬。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由此产生的盐饼所采取的贸易路线，但来自阿尔卑斯山南北地区遗物的外观显示了这种宝贵商品的一些可能的接受者。从他们坟墓中的财富判断，那些控制盐源的人肯定从交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据推测，他们自己并没有进行实际的开采，这一定是一项危险和令人不悦的工作，其技术类似于自青铜时代早期以来的铜矿开采。

玻璃和玻璃制品的活动也有一些证据。乌鲁布伦沉船上载有蓝色玻璃块状物，因此在欧洲发现近东成分类型（高镁）玻璃的地方，玻璃原料至少可能是以铸块形式从东方海运而来。这与弗雷特西纳所发现的玻璃类型不同，这种玻璃被发现广泛分布于晚期青铜时代世界。从远处进口的另一种材料是琥珀。至少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琥珀就从北欧传播至希腊，但在公元前1300年之后，接受“北方黄金”的地区在数量和多样性上都有所增加。虽然希腊一直到公元前1100年甚至以后都持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交换的重心转移到了地中海的西部和北部，尤其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在那里，用琥珀和玻璃珠装饰的扣针（安全别针）变得很常见。

当然，这些交换蕴含着承载它们的技术手段，从源头运输材料，以及从作坊到客户的制成品。我们先前偶尔提到船舶，但是对于所讨论的船舶的形状知之甚少。唯一经常出现的图示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岩画，那里的船只通常被描绘成没有帆的高船头、浅吃水的船只，显然是由一排桨推动行进的。这类船只是用来沿着瑞典群岛的小溪、穿过狭窄的水域航行的，并不一定用于进行较长距离的海上航行。罕见的帆船描绘可能代表这种船，但它们只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流行。但这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公元前1300年之前和之后，古人在地中海地区显然进行了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埃及、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市的外交和经济档案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陆路旅行也很重要，在远离海岸的地区更是如此。有关这方面的认识仅限于那些古道遗迹或形成人工小径的地区，譬如在下萨克森州、荷兰，以及英国和爱尔兰部分地区等潮湿、泥泞的土地上。在萨默塞特郡平原区，公元前一千纪初期有一个道路建设的主要阶段，这可能是为了应对降雨量较大的时期，当时地下水位上升，更多地面变得潮湿。像廷尼地区的那些古道，都是用固定在适当位置的灌木丛建造的，并且在地面特别潮湿的地方还加上了其他木板。下萨克森州的一个显著实例中，相距40千米的两条古道都是在公元前713年用同一棵树建造的，这表明了古道建设某种形式的集中规划和组织。在干旱地区，重建古道的路线要困难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知重要遗址的位置。例如，很可能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存在连接伯克郡丘陵沿线铁器时代堡垒的山脊通道：拉姆山的堡垒前面有一堵青铜时代的围墙，其他遗址也可能是如此。

沿着这些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既可以从岩画上中找到，也可以从属于它们的青铜配件和车轮遗物中获知。其中一些车轮，譬如发现于下萨克森州施塔德或德塞夫勒省库隆的壮观实例，它们可能属于大型礼仪车，用于重要的出行，如葬礼或其他仪式。杜普利亚的小型三轮马车泥塑模型，以象征手法暗示了它的仪式意义，很可能就属于此类性质。而有轮的大釜，譬如来自梅克伦堡州佩卡特尔或日德兰半岛斯卡尔拉普的那些，可能只是用于祭祀活动。它们展现的形制可能还是那种用于更多日常活动的。然而，在农家宅院和田地中，马车的构造可能千百年来变化都不大：实心木轮，某些具有新月形的或其他形状的车轮，或者横杆式车轮，都在沼泽地区发现过，它们必定代表了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建造的用于运输农产品和粪肥的缓慢移动的运货马车和手推车。这种由牛或马拉动的车辆，是青铜时代大多数居民所熟悉的，对他们来说，描绘于塔努姆、法拉那坡或纳奎尼岩画中仪式典礼上的那种精心制作的青铜马车是很少见的。

战争

虽然瓮棺墓地时期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可能过着乡村平和的生活，仅仅不时被农业年的季节性需求以及相关的祭礼和仪式义务打断，但有些人从事的活动显然更具军事性质。从行动的规模来看（就我们根据岩画和武器装备遗物重建而言），个人或小团体的冲突似乎已经成为日常事务，而不是大规模军队的演习。岩画描绘了许多高举武器的人们的场景，但他们通常是以个体身份出现的，而且不是在冲突场合。稍后在梵尔卡莫尼卡山谷发现的岩画展示的是冲突情景，但其中一些可能晚于公元前600年。然而，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和人工制品遗存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强烈的印象：战争是那个时代的要素之一，是经常发生的。这首先体现在大量保存下来的武器上：刀剑、匕首、矛头、箭头，以及盔甲——向我们展示了瓮棺墓地时期的战士可用的进攻和防御武器库，伊比利亚的墓碑和科西嘉的竖石雕像则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战士外表的重视。

例如，阿尔卑斯山东部地区在青铜时代中期开发了多种形制的剑，更新速度也极快，或许反映了若要保持军事上的成功，就必须不断更新装备。它既是一种功能性的工具（如某些部件的磨损和再开刃痕迹所示），又是一件用于炫耀的重要物品。剑柄通常是由骨头之类的有机材料制成的，套以青铜剑首；但有时他们用青铜铸造剑柄，并精心加以装饰。这样的事例往往很明白地说明了，当时的人为了外观已舍弃了操作的实用性。能够准确评定这两种剑柄优缺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所连接的有机剑柄。这两种类型剑柄共存的事实可能表明，实用和华丽外观之间是有区分的，也是有意被保持着的。

盔甲（盾牌、头盔、胸甲、护胫甲）在青铜时代战争机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那些用金属制成的盔甲才得以保存下来，而这些盔甲并不是功能上最有效的。例如，实验证明，用青铜薄板制成的盾牌可以被一把剑猛击切开，而皮革或木制的盾牌则要坚韧得多。另外，身着金属片的盔甲很难自由移动，而皮革可能是普通的材料，更有可能的是这些金属片是用于展示的——要么用于战争仪式，要么意在使敌人一看见就心生恐惧，就像在《伊利亚特》中的荷马英雄那样。

瓮棺墓地时期也是一个人群有系统地开始保护自己免受战争影响的时期，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增加了城墙和沟渠，从而建立了堡垒。丘陵地区的堡垒遗迹最著名，但低地地区也有它们的踪迹。虽然学者已经对德国东部卢日茨地区（靠近波兰边境的科特布斯附近）防御工事的地层进行了最好的研究，但是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以及英国都发现了此类青铜时代的堡垒。虽然这种围墙的初始阶段往往只是增加了木栅栏而已，但后来发展成一系列精心制作的木制框架，辅以石制外墙、碎石填充物以及倾斜堤岸。在其他地区，例如德国西南部，可以看到堡垒的分布几乎是地域性的，沿河谷两侧以大致相等的间隔（10千米至15千米）出现，大概是作为邻近地区的避难所。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堡垒都是被迅速摧毁的。大多数堡垒发现的陶器都局限在一个阶段，而且这些堡垒未再被使用过。虽然这些阶段的具体年代仍然相当不精确，但我们现在确实知道了（如前所述，由于树木年代学的发展）所涉及的时间范围，而且这些时间范围很少超过100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兰的大栅栏，那里的比斯库平或索比朱奇遗址接连经历了两三个发展阶段，而灾难性的破坏导致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建立的遗址走向终结。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骑兵在瓮棺墓地时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战争中的作用。公元前2000年后，自欧洲大部分地区采用了马拉战车（及之后的骑乘）以来，它的多功能性和威力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公元前二千纪年的上半叶，一系列骨制和鹿角的马勒配件越来越多地增加了金属件，这些金属件既包括马嚼子本身，也含有更为常见的连接嚼子和笼头的马勒带。可以看到，在仪式上，或许也在战争中，马的使用量正在增加。但真正巨大的变化发生在大约公元前800年之后，当时在东欧和中欧的广大地区开始出现含有骑兵装备的墓葬，它们被解释为“色雷斯-西米里族文化”，反映了希罗多德所记载的东部草原民族向西进入欧洲的传统：在斯基泰人定居之前的一段时间，人们从干草原地区向东、向西进入欧洲的活动。据推测，后者在匈牙利东南部的森特什-维克祖格等墓地中都有体现，这些墓地中都有铁制的马勒和马嚼子，可追溯至公元前600年以后。在类型上，早期的组合是青铜制成的，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而鹿角材质的同类物品自青铜时代早期以来也一直在使用。

结语：公元前600年的欧洲

到了公元前600年，欧洲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希罗多德这样的作家很快就记载了希腊的历史事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北方“野蛮人”部落的互动。公元前600年以后，南北联系的规模远大于在此之前我们所能识别到的一切，这表明瓮棺墓地时期的形成过程是如何成功地为欧洲下一个主要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其中一部分原因，无疑是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发展的结果，因为希腊和意大利经历了殖民化、政治演变和贸易扩张等过程，这些过程在那些城邦社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北部地区的事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出现的社会规模大大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时期。例如，海涅堡的规模和精细度都标志着瓮棺墓地模式的重大进步。

铁的广泛出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欧洲发现的铁的数量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不断增加，这表明人们明显不再依赖传统材料，而是转向那些更容易保证供应、来源更广泛、产品硬度和锋利度更高的产品。到了公元前600年，铁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标准材料，尽管最高质量的艺术产品仍然是用青铜制造的。铁冶金技术很重要，尽管它只是过去几百年发展起来的众多技能之一；这些技术在构成下一章主题的主要社会、政治和艺术成就的发展中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