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文·波帕姆（Mervyn Popham）

公元前1200年左右，东地中海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希腊，迈锡尼王宫被摧毁，而在更远的地方，埃及和赫梯这两个大国受到了严重的外部攻击，导致埃及控制权的迅速下降以及赫梯首府博加兹-库伊的灭亡。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的中间国家遭到进攻，整个地区受到广泛而毁灭性的破坏。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是混乱的：在许多地区出现了移民，人口重新组合，伴随而来的是有些地区变得荒无人烟。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发现了“外来”民族的聚落或混合群落的建立，它们将以前文化的不同元素结合起来，使其具有了新的特征。它最初看起来可能会带来一些稳定和适当的繁荣；但随后，总体而言，这一复兴失败了，尽管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复苏。

在希腊，攻击进一步加剧，人口严重减少，这里的迈锡尼文明迅速衰退并走向实质上的灭绝。赫梯文化的某些方面在叙利亚北部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其家园仍旧荒芜。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恢复缓慢，幸存者处于低谷；例外的是，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聚落拥有新的人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塞浦路斯，他们所见证的城市重建和手工艺的繁荣被摧毁，随后迅速衰退。埃及不再是一个强大帝国，它遭受了更多的外部攻击和内部纷争。

青铜时代晚期旧文明崩溃的原因颇有争议，很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存在着相当多的考古证据的事实依据，可以增加一个合理的假设，即东地中海地区总体情况大致统一，这表明了某些共同因素和某种相互联系。

我们关注的主要地区是希腊，以及爱琴海，再向南延伸至克里特岛，对那里的证据我们先做一概括。

进攻的准备以及约公元前1200年的毁灭

到约公元前1300年希腊铜器时代文化晚期开始时，迈锡尼王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统治者和贵族不再关心修建宏伟的石造陵墓（圆顶墓），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具有前几个世纪风格的墓葬得以延续。梯林斯和皮洛斯的宫殿，也许还有迈锡尼和底比斯的宫殿，早早就形成了它们的最终形制。公元前13世纪（希腊铜器时代文化晚期的IIIB阶段），在主要中心和其他地方的建筑资源大部分被转用于防御工事。在迈锡尼和梯林斯，城墙得到了加固和扩建，并在地下修建了通往外部水源地的通道。雅典卫城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在那里，通过可观的地下工程，确保了对水源的获取。在维奥蒂亚北部，格拉的新的设防聚落是在科派斯盆地的高原上建造的。同样表明入侵危险的，是科林斯地峡的一座城墙建筑或具备棱堡的堡垒，其设计可能是为了封锁从北方通过陆路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

这一点和其他证据表明，人们普遍害怕受到攻击，甚至认真做好了受长期围攻的大量准备工作。对这种恐惧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最有可能的有两个：一个是侵略性的跨区域竞争，另一个或为外部威胁。地峡的防御工事及其部署，表明了人们对来自北部攻击所做的准备，或许来自维奥蒂亚以外的地区，似乎很有可能的是，格拉的城堡原本是作为一个防御性的难民中心和军事前哨。那么雅典卫城的设防很容易解释，因为这座城市位于任何敌对军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路线上。但是同样的，在一个许多的重要中心都位于或靠近海洋的国家，防御海盗袭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鉴于希腊的地理情况，其农业用地面积有限，同时依赖这些土地的众多人口。因此，对主要的有关地区间冲突的另一种解释是完全有可能的。后来的希腊历史，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清楚地说明了相邻城市或国家联盟之间的竞争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一个以迈锡尼为中心的主流迈锡尼帝国的概念，主要源于记载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这导致了这种可能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权衡各种解释的可能性时，考古证据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而且，通常情况下，可能的答案更多的是在事件的结果后，而不是在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其可感知的过程细节中被揭示出来的。

很明显，至少从轮廓上看，一些事件的先后顺序是可辨别的。底比斯的毁灭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初前不久，当时城堡内的一座象牙作坊被烧毁。然而，这很可能是一场局部的，甚至是偶然发生的火灾，除非认为奥尔霍迈诺斯的大型建筑被摧毁于同一阶段，目前资料还太粗略，无法确定。

但是，蓄意用火摧毁皮洛斯及其宫殿的行为是明确的，当然也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事件，依我之见，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初，鉴于雅典卫城没有设防，这显然是一个没有预料到重大威胁的时期。如果这一年代是正确的，它极有可能促使其他主要中心开始认真对待他们自己的防护，并加强其防御工事。攻击的结果后来在迈锡尼可以看到，那里城堡外的建筑也被摧毁，附近的聚落亦然，包括齐高利斯和贝尔巴蒂。这通常可能发生在大约中世纪或稍晚一些，虽然可能不太精确。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迈锡尼的防御工事，可能会使其壁垒内的某些文化活动撤出，这可视为一种正常反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地方也进行了类似准备工作，特别是在梯林斯。尽管采取了大量而精心的防御，但这些保护措施不足以应对约公元前13世纪末突然出现的重大威胁。迈锡尼、梯林斯，以及阿戈里德半岛登德拉的堡垒，都被夷为平地并烧毁。然而，破坏绝不限于该地区。在其他地方，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梅内莱奥斯）附近，以及尼科利亚，类似灾难的证据都很明显。在更远的地方，底比斯和维奥蒂亚的格拉城堡等中心也被摧毁；再往北，塞萨利的伊尔科斯聚落也遭受了破坏。这些事件是否大致同属一个时期，可能仍然是不确定的。考古证据的局限性——基本上是这一阶段的陶器——表明当时的统一性不如以前，留下了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空白。

破坏的结果

希腊大陆和爱琴海群岛 但是，灾难的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不仅主要的中心遭受了损害，而且周边地区也受到了影响。经过考古勘探的少数小规模聚落，除极少数例外，也都呈现出同样的普遍破坏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展现出乡村的普遍荒芜，许多墓地停止了使用为这一情景提供了佐证。当然，也有一些幸存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聚落得到了恢复。特别是，迈锡尼和梯林斯的旧中心得以部分复兴，人口稠密，也许是在一些人从空旷的乡村撤出之后，这可能也是阿戈里德半岛南部亚辛墓葬增加的原因。另一个相当重要的结果是居民的流动。某些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这似乎是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聚集的结果，他们可能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当我们将公元前13世纪希腊化IIIB晚期的遗址分布图与此后的分布图进行比较时，总体情况就非常明显了，当时大片地区的居民肯定是非常稀少的。

爱琴海的岛屿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人们尚不得而知，因为这一时期的聚落与墓地截然不同，很少被发掘出来，充分公布的就更少了。西弗诺斯岛和米洛斯岛这两个岛屿，在公元前13世纪显示出了对防御工事的关注。就后者而言，长期存在的菲拉科庇聚落虽遭受了一些损毁，但得以幸存。在帕罗斯岛，某种动乱可能导致了在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在远离中部平原的岩石高地上一个设防聚落的建立。再往西，我们也缺乏对于小亚细亚海岸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和迈锡尼人的聚落的有关资料。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罗得岛已知的遗址显示出一些收缩的迹象，但另一方面，亚吕索斯的主要城堡遗址的墓葬数量增加了。这样一种模式或许意味着向更安全的地方撤退，但并不排除难民抵达的可能，他们中的一些来自大陆，另一些则来自附近的岛屿，譬如喀帕苏斯岛，那里此时显然已经荒废了。塞拉吉里奥，科斯岛的主要城镇，至少部分遭受了火灾的破坏，但之后仍被使用了一段时间。

根据发掘者对约公元前1200年的最新表述，在小亚细亚的对岸，迈锡尼的米利都殖民城邦被烧毁，随后修建了一堵巨大的防御城墙。证据很薄弱，但表明了对危险的预知，紧随其后的是攻击和破坏，后者明显见于看似荒芜的几个岛屿中。

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以南的情况要清晰得多，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大陆：一些遗址遭到破坏，更多的则被放弃，还有已知聚落数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们没有统一组织，但还是经常撤退到更容易防御的地点。例如，在帕莱卡斯特罗，居民离开了海滨平原上长期居住的城镇，转而选择了附近的卡斯特里天然卫城，在时隔大约800年后再次被占用。

然而，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这种观念或许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更了解情况。这种理解甚至考虑到了该岛的独立特征及其地理位置，也许能够更好地引导人们获知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及其成因，因此仍然值得更全面地考虑。

虽然该岛未曾从约公元前1450年的严重破坏和其帝国的海外丧失中完全恢复过来，但到了公元前13世纪，它再次变得人口稠密，并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此时，它的主要中心很可能已经从位于中心区的克诺索斯转移到了西部的干尼亚（古老的科多尼亚）。到公元前13世纪末，在经历了漫长的孤立阶段后，克里特岛再次开始在国外产生影响，陶器出口是其主要指标。花瓶，主要但不完全来自克里特岛西部，它们大量到达了塞浦路斯，稀疏但广泛分布在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大陆。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到达意大利南部甚至撒丁岛的数量相当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交换是相互的。在包括干尼亚在内的一些克里特岛人的遗址中，出现了少量明显的异国花瓶，为手工制作的灰色器皿，主要是大的罐子、碗和杯子，其形状和构造与意大利南部的陶器最为相似。同一时期可确定年代的是显然进口于同一地区的极少数青铜器，克诺索斯的一把刀和马利亚的一枚胸针；在目前无法确定年代的情况下，可能还有其他物品。然而，它们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的混乱和破坏之后到达的已知的更多事物的先行者。

证据主要来自高山高原的赛克罗宗教洞穴中的祭品，那里离卡尔菲难民聚落不远，是一个有着广阔海岸线的地方，但却严重暴露在风和冬季的降雪中。在大规模抢劫之后还保存的青铜祭品中，有13件物品表现出强烈的意大利或中欧风格，以及是其可能的起源，特别是匕首和刀，还有一些扣针，以及一枚旋转饰针。剑或匕首祭品中的两把刀柄，其外形是爱琴海风格的，矛头也是。对于欧洲的这些形式，我们必须注意公元前12世纪IIIC阶段的3个武士墓葬，在岛的东部出土了5把瑙维[1]二代的劈刺两用剑（并非同一时期），以及一个具有非常短的新型矛头，铸有插槽。在同一地区，很可能发现了没有确切起源的其他类似武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创新事物，如两个外凸的盾牌，以及火葬的出现。在穆利亚纳有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种盾牌被置于一个大陨石坑中；这从侧面描绘了青铜时代已知最早的爱琴海骑兵，佩有一个外凸的盾牌和长矛。在克里特岛上的其他地方，同一时期的火化品被放置在巨大的箱形容器中，其中有些涂抹了古老的米诺斯宗教标志，即双斧和“公牛之角”。

破坏的原因及近东证据

我们已经偏离正题，超出公元前1200年灾难的范围，深入了随后的IIIC阶段：这是将岛上早期的意大利和其他外来遗物纳入历史框架所必需的。此外，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它将在其他地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整体来看，这些证据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使得人们相信，甚至在克里特岛遭到破坏和混乱之前，该岛早已为意大利人所熟知，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可能已经带着自己的陶器加入了现有聚落。随之，这些相互关系得到增强，武器装备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一批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人的到来，自公元前14世纪初以后，他们以克诺索斯为中心的对整个岛屿的霸权统治以暴力告终，之后他们似乎对克里特岛没有多大兴趣。迈锡尼的陶器和小雕像出现在特里亚达圣地，而不是卫城遗址，之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具有大型祈愿动物雕像的神殿。长期以来，宗教一直是米诺斯人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一直如此。就在动乱发生之前，在早期的米诺斯建筑、米特罗波利斯的别墅、古尔尼亚，以及克诺索斯的宫殿废墟中，都建立了神龛，这或许代表着对来自过去伟人的一种求助呼唤。这些神龛在约公元前1200年被废弃，但随后在卡尔菲和其他地方建造的神殿中，具有大型的宗教泥塑，再加上人们重新燃起对洞穴崇拜的兴趣，可能都反映了在持续困境中人们对神所给予支持的一种非常现实的需求。

移民 迈锡尼人抵达克里特岛，并不是大陆人移民社群的唯一证据。迈锡尼式的陶器，至少意味着迈锡尼陶工的存在，是在那里的混乱之后，近东地区非常复杂的景象特征之一。由此，我们发现，在塔尔苏斯、塞浦路斯和腓力斯，近乎广泛采用的不仅仅是迈锡尼的装饰主题，还有陶器的形制，而这些都不属于当地的传统。迈锡尼元素在这些地区的存在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他们是由于国内动乱而避难的难民，正如有人主张的那样，那么他们选择的这个避难所可能不太舒适。一个似乎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是战俘；或者，一个受到一些学者支持的理论，即一些迈锡尼人参与了该地区的袭击。

我们现在已经调查了在希腊大规模毁灭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以及它们在岛屿上的体现。灾难的严重性与范围，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减少、分裂，以及一些地区的居民向其他更易防守地方的流动，造成这些的理由远不止于城邦间的战争、内部纷争或王国内部的“体系崩溃”，尽管这些因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事态恶化并削弱了士气。对迈锡尼-提林斯、格拉等戒备森严的中心城市的成功攻击，也许还有雅典，那里有一个青铜器窖藏在雅典卫城没有被发现，说明有一支高效的军事力量。假设叛乱者不是迈锡尼人，他们发动攻击并且离开，或者，倘若（正如我所认为的）有些人留了下来，那么他们的人数必定很少，不足以聚居在居民逃离的地区，也不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前文化的延续基础。

我们实际上已经界定了侵入者的外形特征：具有侵略性、装备精良、高效，以及冷酷无情。显然，这一角色的候选者并不难找到：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存在着对其破坏性活动的书面记载和描述。例如，拉美西斯三世将他的国家受到陆上和海上攻击的生动场景镌刻在麦地那哈布神庙的墙上。从中我们得知，敌人是在向北摧毁了权力中心之后到来的，但是他们未能征服埃及。海上突袭的场景描画了袭击者独特的武器装备，包括一支头戴角盔，手持大型圆形盾牌的分遣队；一些人手持剑，另一些人则挥舞着长矛。在早期的埃及绘画中，也出现了同样装备的士兵，他们既是攻击部队的一部分，也是埃及军队中的雇佣兵。也曾出现了一些海上掠夺者的名字，特别是其中的施尔登人和舍克利斯人，是最令我们关注的。

近东的结局超出了本章的地理范围。在这一点上必须说明的是，一些攻击部队留了下来，其中一些人，后来被我们称为非利士人，他们定居在巴勒斯坦南部；另外一群人，是塞浦路斯主要城市重建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且可能起支配作用的中坚分子，特别是塞浦路斯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繁荣阶段以及手工艺的兴盛期，迈锡尼人和近东人显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的大多数刀和剑都具有欧洲渊源，譬如我们在克里特岛上看到的那样；而在恩科米发现的青铜战神雕像则配备有角盔、圆形盾牌和长矛，这与海上掠夺者的武器装备极其相似。

在回到我们正常讨论的爱琴海范围之前，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涉及对先前提出的证据的理解。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海上掠夺者分遣队的两个族群——施尔登人和舍克利斯人，可能还有第三个族群：特雷什人。人们认为，这些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与后来被称为撒丁岛、赛克利亚（西西里岛）的地区有关联，而且，人们更怀疑它与伊特鲁里亚有某种联系，要么是他们在动乱之后最终定居的地方——此为更受赞同的观点，要么是他们的原籍地。如果存在某种关联的话，至少可能发生在撒丁岛，而克里特岛上的证据表明，在突袭之前可能有来自西部的定居者，这增加了后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此外，克里特岛是通往近东和利比亚的一个便捷跳板，那里的人对埃及的进攻比海上掠夺者早了一代人左右。至少在这之前，施尔登人一直很活跃，其中一些人被招募为埃及军队中的雇佣兵。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即希腊大陆是否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卡特林在他对这一时期武器的研究中极力赞成这种可能性。他认为，在公元前1200年以前危险日益增加的时期，新的非爱琴海武装是出于军事需要，受迈锡尼国王所雇，作为雇佣军将其引入希腊的。倘若如此，正如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未能提供有效的防御。

直到大约25年前，大多数关于迈锡尼时代的概述都是以王室的灭亡而告终，这意味着黑暗时代从此笼罩希腊。主要是得益于德斯伯勒对后继时代的精心调查，部分是由于最近的发掘，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迈锡尼文明仍然存在了近一个世纪，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衰退时期。然而，对这一阶段的任何考证都会面临严重困难，尤其是施里曼的早期发掘，当时清理了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宫殿，在这些或其他的建筑物中发现的陶器，没有进行任何恰当的记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只能合理地推测，这些宫殿的毁坏是由于公元前13世纪末的事件造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能确定它们是否被部分地重新使用过，以安顿后来的统治者，因为若如此的话，社会秩序必定会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书面记录可以帮助我们，单凭这一点，就使得任何宫廷官僚体制的丧失都成为一种可能的假设。奇怪的是，我们也没有任何关于王室住所或统治者住宅的证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表明社会差异的“国君的”或“贵族的”墓葬。因此，既然这样，我们最好承认对这个问题几乎是一无所知。同时我们想弄明白，在这个阶段，领导人是不是被称为“巴赛勒斯”，而不是“瓦那克斯”？是否实际上还断断续续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王权，直至公元前8世纪末的阿尔戈斯国王？关于他的存在，从书面文献中我们又获得了一些了解。

此外，对于在这些区域中心和其他重要中心，如底比斯、沃洛斯和泰霍斯-迪迈恩较近期所进行的广泛发掘工作的障碍是，目前发表的只是一些初步报告，有些还不足以形成任何确切结论。

因此，如果此处对埃维厄岛勒夫坎狄的色洛波利斯遗址，以及阿提卡东海岸佩拉蒂的墓地给予了过度重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可以充分反映更大范围内的事件，而是由于对后者的充分发掘及与其相关的详尽出版物。并且，就勒夫坎狄而言，该遗址分层良好，极少遭受后青铜时代使用的影响，这一不寻常的情况，也有助于提供一些来自墓葬证据的有力补充。

为了分析剧变的性质和原因，我们先前已经提及了公元前1200年之后时代的某些特征：伴随着巨变带来的居民大幅度减少导致某些地区几乎被废弃；人们转而在其他地区重新集中；一些移民的可能性；在迁往天然卫城的活动和接近那些早已防守森严地方的人群中，人们所体现出的一种不安全感。所涉及的其他特点是：起源于欧洲的新型武器出现，在某些实例中为确切的意大利类别；灾难发生之前，在一些遗址中出现的少量但具有重要意义的完全异域的手工花瓶（并且，在先前提到的地点中应该加上梯林斯）；同样，在某些实例中，最有可能是与意大利的具体联系；武士墓葬和火葬也出现了。

对于其中的某些方面我们将做进一步探讨，但在这之前，有必要确定一个时间顺序，尽管不精确，但也可以将不同的特征或变化纳入其中。这样的一个序列是大约40年前由富鲁马克在他对迈锡尼陶器的伟大研究中建立的，当时他提出了希腊青铜器时代文化晚期IIIC期的三个主要阶段，随后的资料证实了这是一个有效且有用的时间框架。自那时起，人们提出了各种附加的细分或阶段，但除有价值的局部改进外，尚未看到它们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适用性。富鲁马克三个阶段中每一阶段的持续时间，目前都只不过是聪明的猜测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们无须过多关注，除整个IIIC阶段开始和结束的日期外，它始于约公元前1200年，不过可能要晚一点，以约略的整数而言，大概结束于约公元前1100年。基于陶器风格的划分，可能具有更为普遍的有效性，表现为先是稳定期，然后是恢复和创新期，最后是贫困和衰落期。

破坏之后的整合

初始阶段，我们可以首先对勒夫坎狄的色洛波利斯遗址展开讨论，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再转而关注总体的埃维厄岛。虽然在这里和其他方面必须强调的是，除表面上的探索以外，该镇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勘探过，但没有发现任何确凿证据，表明该聚落在公元前1200年的普遍破坏中受到了影响。然而，可以相当确定的是，在IIIC阶段开始时，整个山丘遗址都进行了筑防，经过了全面重建，当时它的人口大幅增加。埃维厄岛中部的其他遗址，看起来情况也是如此。这些“难民”的可能来源，如果他们是的话，则来自维奥蒂亚的对岸。这个新的聚落，在它被夷为平地之前，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足以进行地板的重新铺设，还有一些建筑的重构。据我所知，这场灾难可能普遍发生于该岛的中部地区。通过更常规的计划和略有不同的定位，几乎立即夷平废墟并进行了重建，这表明破坏者已经定居下来。

这些最早居住者所使用的陶器，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迈锡尼传统的，色彩略为暗淡，点缀较少，这是公元前13世纪潮流的延续。然而，在意大利南部一座住宅的一处被破坏的堆积中发现了一种手工制作的抛光杯，这是一个例外。这并非这种制品的最早亮相，因为在新移民到来之后的最早阶段，发现了一种类似构造的陶器。但是，主要形状却有所不同，杯子较浅，具有一个高拱形的手柄。它出现的数量很少；更受喜爱的是按照当地轮制传统制成的仿制品。在色洛波利斯遗址，这种器型的存在期很短，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出现在梯林斯、迈锡尼，以及阿戈里德半岛科拉库的后期阶段。因此，很可能埃维厄岛最初的“难民”中含有外国人：来此之后，他们可能与自己的家乡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就像上文提到的杯子所表明的那样，在同一处堆积中还发现了一把青铜刀，刀片的顶端具有非迈锡尼式的浮雕饰。是否有证据表明，在维奥蒂亚，这些外国人于公元前1200年之前就已经抵达并定居在那里，我们还无从知晓。

重建后的色洛波利斯被再次焚毁，这表明在公元前12世纪初期，动乱仍在继续。鉴于现有的证据不足，不可能说明它们的分布到底有多广泛。然而，可能有另外两个遗址大致在同样的阶段也遭受了损害，一个位于帕罗斯岛，另一个在埃利斯北部，它们彼此相距很远。提及IIIC早期对帕罗斯岛上库库纳里斯的占领和设防，人们认为它可能是避难聚落的一个案例，之后不久它就被烧毁了；但由于它与勒夫坎狄迥异的陶器风格，因此无法进行精确的年代对比。

对位于开法勒尼亚对面、科林斯湾入口处的设防卫城泰霍斯-迪迈恩而言，情况可能更为有利。相关资料的不足，给其年代的鉴定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但它连同许多的其他遗址似乎在公元前13世纪已被摧毁；之后可能像位于附近的爱奥尼亚群岛一样，它又接纳了新的抵达者，并在IIIC期加强了其防御。随后它再次被毁坏，但尚不确定这种情况是何时发生的，也不清楚此后该聚落是否继续存在。认为它被焚毁的时代和勒夫坎狄的可能大致相同，主要理由是基里克斯陶杯的使用，其形状和装饰风格完全相同，都属于这两个遗址的破坏层。同样令人怀疑的是，在泰霍斯迪迈恩发生的灾难中，有一把与意大利记录类型有关的刀上烧焦的刀柄，其保存状态非同寻常；但人们不能确定是哪一次灾难。然而无论是哪个年代，仅它的存在就有助于加强那些人所持的主张，即认为科林斯湾是此类进口青铜器进入希腊的一条重要航线。

克里特岛的情况表明，在IIIC早期阶段，类似来源的武器继续流通。更多的证据来自科斯岛的战士墓穴，随葬品有瑙维二代剑和短插槽的矛。另一类似的矛头，是从附近的塞拉吉里奥聚落找到的。在另一座墓葬中，随葬有一枚带有雕饰的扣针，也与意大利的或欧洲的相似，可能属于这一早期阶段。

然而，在罗得岛，尽管已经发掘出大量坟墓，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种明显非爱琴海种类的武器，不过圆柄刀可能是一个典型。然而，那里可能存在另一种非战争性质的欧洲联系：在一个墓穴中保存了两颗特殊类型的琥珀珠子，其名称来自在蒂林斯发现的窖藏中串在金制“车轮”上的珠子的形状。这件文物，无疑起源于欧洲，年代很早，由此，可能与同一窖藏中另一把早期类型的瑙维二代剑大致同属一个时代。在科斯岛的墓穴中，也随葬着其他不同形状的琥珀珠。这种琥珀的出现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当然，琥珀在希腊并不新奇，但对发现于希腊和各岛屿上的这种材料的物体进行详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在IIIC期到达希腊，特别是爱奥尼亚群岛的数量明显增加；人们认为，这与其他的证据表明了一条通往亚得里亚海的航线。最起码，说明这种商品有了新的供求关系。它可能还意味着戴着此类珠子的妇女的到来，她们陪同着那些存在证据已被阐述的外国战士。

辛克莱·胡德最近提出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看法可能是支持这种观点的，即埃及沙卡拉拥有琥珀珠项链的9座墓葬，可能是随同应募加入埃及军队外国雇佣军的那些妇女的墓葬。这些墓葬是墓地的一部分，可追溯至第十九王朝，有用蒲席包裹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它们都是土葬结构，这是一种与埃及人习俗不同的埋葬方式。据称，这些形状的琥珀珠在中欧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都有发现。如果在希腊发现的这些琥珀珠在某些情况下是外国人妻子的所有物，那么它们在厨房设备和烹饪方式领域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后来发生的事情。不过，人们最终发现，在黏土结构的中央炉膛覆盖着一层碎陶片，这是住宅及其烹饪设施的一个特点，那时在色洛波利斯遗址，显然也在梯林斯，正是这种与非迈锡尼相类似的新事物。

科斯岛和克里特岛上的，以及另一座在纳克索斯岛上至今尚未提及的属于这一阶段的战士墓葬，引发了一些问题。这些战士拥有新型武器装备，包括我们所补充的，证实在阿哈伊亚和雅典具有非爱琴海特征的护胫甲，他们留了下来并已定居，甚至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接管了控制权，那么他们是否该被视为入侵者？或者，他们是迈锡尼人和米诺斯人，已经认识到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战斗方法的价值，并因此获得了装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外国种类的武器最终会取代那些具有爱琴海风格的，尽管它们当时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并且似乎同样有效？这些问题的答案仍然不确定，甚至存在争议，但这些问题本身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一个新的尚武阶段。

在我们离开这一阶段之前，还有另一项创新需要引起关注，尽管其意义尚未获得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那就是小规模火葬的采用。在克里特岛已经提到过这种做法；在阿提卡的佩拉蒂墓地，以及在罗得岛和科斯岛的那些墓穴，也出现了这种做法，这些地区与阿提卡东部都有着密切联系。没有明显的社会联系，它的起源地也不明显，但主流观点还是倾向于安纳托利亚是在这一时期和较早时期实行火葬的。一旦引入，它会零星地持续存在于同一地区，在克里特岛东部和中部可能更为频繁。

之后，公元前12世纪的最初阶段继续经历了一些变乱，但它们还不足以严重到阻碍相当长距离的互联互通。例如，克里特岛人和塞浦路斯人的物品到达了佩拉蒂，来自近东的小件饰物也一样；克里特岛人的花瓶也被进口到多德卡尼斯群岛，在那里它们对当地的生产产生了显著影响。

恢复期

然而，更为稳定的时代必定具备随后的IIIC中期阶段的背景，当时，更为自由的交流使得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在其他地区，有时是遥远的地方得到反映，尽管仍然普遍存在一种潜在的强烈地方主义。与塞浦路斯的联系日益增强，爱琴海对该岛的影响更显而易见，胜过它对佩拉蒂和其他地方的少数物品的出口。黄金和其他珍贵材料仍然非常稀少，几乎没有明显的财富增加迹象。爱琴海大部分地区及其海岸地区的复苏，在其艺术作品的广泛复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种艺术仅保存于陶器之上。

关于这种有把握的显而易见的例子，我们可以再次转向色洛波利斯，那里不完全的破坏对该阶段规划得相当有序的城镇造成了一些损害。地层中的陶器，虽然大部分是碎片，但说明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此处和其他地方，一个突出特征是绘画表现形式的重新采用，在公元前1200年的动乱之前，这里的绘画基本上已失去活力，之后几乎停止。而现在它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生命力，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鸟类（显然是一个流行的主题）、不同物种的动物、神话中的生物，以及人类的活动。色洛波利斯的大多数陶器都是非常破碎的，但是有一个完整无缺的花瓶：一个大的长细颈瓶，中心构图描绘的是两只鹫头飞狮正在喂养它们巢中的幼仔，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动物，展现了新一代艺术家的新奇幻想和自信的绘画技巧。很显然，他们没有碰见过狮子，因为其画像酷似牛头犬，但是有关人类的绘画却颇有造诣。其中一个片段描绘了一名战士，他身穿流苏褶叠短裙，腰间别剑，身着护胫甲，令人忆起迈锡尼著名的、大概同属一个时期的陨石坑，里面有两个战士的画像记录，其中一个戴着角盔，这是我们所能想起的一个特征。正规的图案也包含了相当广泛的设计，尤其是所谓的“对照流线图”样式，它广泛传播于大片地区：在迈锡尼是较小程度的，在克里特各岛和塞浦路斯，其影响是巨大的，并且为长距离运输的想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识。

这些风格的陶器沿着埃维厄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岸线，向北延伸到塞萨利的沃洛斯。

然而，在更远的南部，佩拉蒂墓地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反应，或许主要是由于其钟爱顶部有拱形把手的希腊古罐，将它作为随葬品，而在埃维厄岛上对这种容器很少青睐。佩拉蒂的居民显然找寻到了他们的制作模型，主要是从多德卡尼斯群岛进口，并可能通过同一渠道获得了进口的克里特花瓶。这些岛屿上的陶器，尤其是罗得岛和科斯岛，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具有精美章鱼纹装饰，顶部有拱形把手的希腊古罐。在这些古罐上，他们绘有野生动物、鸟类、鱼类，甚至刺猬，主要是作为章鱼触须之间的填充美化物。克里特岛显然是这种风格的起源，在那里，章鱼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主题，其描画精心制作于IIIC阶段。进口到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此类样式被模仿，并给予进一步的装饰润色。这一地区的墓葬品，着重于对瓶饰形状的选择，特别是希腊古罐，从而导致了对某些特征的过分强调。现在从塞拉吉里奥聚落的陶器中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装饰图案种类繁多，尤其是在陨石坑，其承载着在色洛波利斯已经接触过的那些主题：鸟类、山羊、鱼类和罕见物，以及在这里描画得较为贫乏的人类。

在阿戈里德半岛，逐渐演变为一种不太华丽的风格，它的主要中心在迈锡尼，那里对野生动物的兴趣主要限于风格化的鸟类。人们偏爱以讲究的方式对正式图案进行渲染修饰，即所谓的“细密风格”。尽管它可能对阿哈伊亚产生了影响，但它的流通更多是地方性的，也展示出了它自己的本土风格。

这种对陶器的重视，如前所述，部分是由于其他证据的匮乏；那里没有像塞浦路斯那样有着保存至今的象牙制品，也没有显著的黄金珠宝样品，在那里也没有发现有关印章制造业连续性的证据。无论这一观点受限的程度如何，陶器依然提供了对于时代风气的洞察，更具体地讲，它表明了当时的环境允许艺术发展在交流中广泛传播，这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

环境展现得更为稳定，其中一部分从先前的破坏中有所恢复。然而，军国主义和战争仍然是一个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即墓葬品，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几乎没有包含什么武器。在色洛波利斯、迈锡尼、梯林斯和其他地方的战士画像，都表明了这种状况。色洛波利斯的身穿褶叠短裙的战士，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迈锡尼陨石坑一侧的士兵画像记录。遗憾的是，他的头部缺失，无法表明他是否像他们一样，是戴着一顶角盔，还是戴着那种轮廓尖利的、像刺猬毛皮的头盔，即迈锡尼花瓶另一面所描绘的战士们所戴的那种类型，并且经别处证实，譬如梯林斯，是作为手持长矛士兵的头饰，在这里，是安置于战车上的。

战争的一个新方面，更确切地说首次被证实的一种新表现，展示于最近在罗克里斯的利瓦内斯海岸遗址所发现的这一阶段的两个碎片上：全副武装的战士正在船上作战。随着发现于克里特岛、阿哈伊亚，可能还有梯林斯，以及其他不确定地区的瑙维二代剑的到来，在这些方面还可以补充进来武器的更新。

最后，有证据表明，在IIIC中期这里遭到了破坏：部分发生在色洛波利斯；一次可能是在稍后的迈锡尼卫城内，那里的谷仓被烧毁；另一次是与之同时代的阿戈里德半岛的科拉库小镇。这些事件是如何按时间顺序与所记载的梯林斯的几起破坏事件相关联的，目前尚不清楚。在较远的地区，对于米洛斯岛上的菲拉科庇遗址和科斯岛上的塞拉吉里奥城镇的占领似乎已经结束。在克里特岛上，帕莱卡斯特罗的卡斯特里和重新使用的费斯托斯旧宫殿的一部分，以及干尼亚的重要城镇已被废弃，虽然尚不确定是在哪个阶段。

此外，聚落证据的缺乏也阻碍了对这一阶段动乱的范围和严重性的全面评估。这种破坏可能像以前一样彻底，并对更远的地方造成了广泛影响，例如，塞浦路斯各主要中心就可能遭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在这一时代，即使迈锡尼文明继续存在大约30年，也不会有任何恢复。米诺斯文化传统大多保留在山顶，那里的内陆聚落是孤立的，它们受到的影响很小；但在岛屿的西端，有证据表明聚落被大量放弃。

甚至没有足够的证据用图表来说明这种衰退的速度和程度。在色洛波利斯，它其实并非直接可见的，在那里，人们对第二个IIIC阶段的小镇进行了部分修复，令人惊讶的是，当时它的居住者将死者掩埋于房间的地板之下，或许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虽然类似的环境可能导致梯林斯墙内的众多墓葬和迈锡尼可能的浴葬，但尚不知晓同时代与这一做法相似的确切实例。色洛波利斯肯定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害，因为有证据表明建造过第三个聚落，尽管其规模尚未可知。在这一阶段，它的陶器具有这一时代的特征：风格贫乏，形状有限，技术低劣；其终结的原因很可能是抛弃，而不是进一步的破坏。在此之前不久，相同类型和质地的花瓶，大概出口到了基亚岛，那里的敬奉似乎一直继续于一个长期的圣地，之后这也被遗弃了。可能移民到了希俄斯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大致同时代的聚落，在它同样被废弃之前，使用的是极为相似的陶器。

在佩拉蒂，墓葬继续存在的时间和与之有一定联系的色洛波利斯的使用期一样长，但随后就停止了。在罗得岛上，对旧墓地的最后使用大约同属一个时期。

在迈锡尼，几乎没有被使用的确凿证据。而最近的一次独特发现是在不远处的阿戈里德半岛的干尼亚，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图木卢斯古坟，其中的罐子里装有火葬遗物，这强烈暗示着来自其他地方新事物的到来。再往南，梯林斯和亚辛残存聚落的规模尚不清楚，但可能已经大大缩小；就像迈锡尼一样，它们很可能没有进入铁器时代就已经建造了小型社区。最后，阿戈里德半岛的陶器也变得低劣无光泽，仅保留了最简单的装饰。

阿哈伊亚以及更重要的开法勒尼亚墓地，又继续使用了多久，这是很难估量的，尤其是在那时已经发展出一种完全具有地区特色陶器的爱奥尼亚群岛。从欧洲进口的一种最新事物，可能是一种多环扣针，其类型与在克里特岛卡尔菲发现的相同，这个聚落可能一直持续到这一时期的结束。间或有人认为，开法勒尼亚的墓地持续的时间甚至更长，很可能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位于麦西尼亚南部，皮洛斯附近一座墓的随葬遗物，证实了在那一地区相当持久的占用，大概从IIIC第二阶段的晚期（其简陋的绘画陨石坑），或许一直延伸到恰好这一时期结束，因为某些花瓶已经采用线性主题作为装饰图案，这是麦西尼亚铁器时代早期陶器的一个独有的特征。这些带有转矩把手和鸭头螺旋形饰物的青铜筛或滤器，与中欧具有牢固但较晚的联系。

崩溃

导致迈锡尼文化最终崩溃的原因尚不清楚。那里的人口的确急剧下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时代。艺术和经济上的贫瘠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一个小规模社会不难获取生存主食（橄榄、大麦、葡萄、鱼和猎物）的地区，这样一种低水平的生存是很难解释的。进一步的毁坏以及可能的突袭似乎是必然存在的，类似灾难曾再次降临到塞浦路斯社群，那里的恢复期就被过早地中断。这一时期出现了快速下降。

我们可能寄望于直接的结果以进一步了解事件，但遗憾的是，我们再次几乎完全依赖于墓地这一间接证据。在勒夫坎狄，墓葬是在铁器时代的新墓地进行的。虽然花瓶具有迈锡尼的基本血统，但它们与来自色洛波利斯的晚期IIIC阶段的陶器没有任何关联。墓葬，包括土葬和火葬，都被安排在石头建造的石棺中；均为独人葬，而不是普遍的家族墓葬；不过这不是迈锡尼的一般习俗。在雅典和附近的萨拉米斯也是如此，这一阶段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那里；这是石棺墓的新墓地模式。在希腊的其他地区，例如迈锡尼和梯林斯，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整个转变过程并不一致。克里特岛没有受到影响，继续进行着丛葬，这一差异凸显出希腊的巨大变化。

某些共同的特征，使得德斯伯勒能够定义他所说的遍布大陆广大地区的亚迈锡尼文化。但这一术语的含义并不恰当。与过去的连续性几乎完全限于残存的一种极为低劣的迈锡尼式陶器，但即使在这一范围，也过度强调了装饰过的花瓶。如果我们转向标准化的炊器，从它所采用的手工制作和抛光质地，以及其略呈袋状的形状，我们就会发现，这在当时绝对是外来品种。可惜的是，我们恰恰缺少地层遗存证据，不能说明厨房发生了怎样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对应的还有那些在厨房工作的人员。确实，正如德斯伯勒强调的那样，重要的不仅是新特征，而且还有旧特性的丧失。比如，迈锡尼的“纽扣”已然消失，据推测，当时由于服装的改变，已经不再需要了。

单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人口数量的巨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包括非迈锡尼血统的种族的到来，是很容易发生的。这种变化，无论其程度如何，都是很有可能的。

迈锡尼时代已经结束。可以确定来自它的某些连续性；最显著的不是来自手工制品，而是存在于更基本的语言和宗教方面（至少部分如此），特别是存在于过去的神话和传说中，保存在连续的但不断修改的吟游诗人的故事中，其中两部是以荷马之名为我们保存下来的。

[1] 瑙维（Julius Naue， 1835—1907），德国考古学家、画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