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
导言：区域相似性与差异性
公元前二千纪，欧洲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批城市文明，即兴起于爱琴海地区以宫殿为中心的城邦国家。然而，与地中海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的文明不同的是，这些与近东城市有着贸易联系的新型复杂社会，对其大陆腹地的社会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的技术遥遥领先，甚至他们的权力与军事影响力也沿着他们所接触的人群一路向北传播，但直到公元前13世纪和前12世纪的东地中海城市文明危机才将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草原上的邻国也没有更直接地影响到欧洲温带地区的发展进程。游牧社会向东扩张，在此期间一直延伸至中亚；他们也没能将势力延伸至东欧地区。然而，他们确实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新型冶金社群，影响了东欧的历史进程，而他们的养马技能，以及他们的新型交通工具——双轮马车，就像它们遍布近东一样，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当地还发展了其他形式的运输：用于捕鱼、贸易的船只，给波罗的海带来了一种新的机动性元素，正如它们早些时候在爱琴海产生的影响；许多贸易是通过沿着内陆水运航道上的独木舟进行的。双轮马车和船只，以及东地中海的权力象征，都是由控制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各种世袭贵族所占据，他们的文物主宰了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
在欧洲许多地区，黄金（另有少量银器）制品虽已出现，但却是作为随葬品埋入贵族墓地中；而用于制作武器、装饰品和某些特定工具的青铜在贸易活动中大放异彩。铜现在经常用于合金，早期使用的砷很快就被常规使用的锡取代。如果铜作为一种天然生成的材料相对稀有的话，那么锡则更为罕见；而青铜物品在广泛的交换循环中，它的流通依赖于这两种金属的正常供应。青铜器作为死者的陪葬品，同样被供奉给神灵或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的世界可能反映了人世间的许多方面，《荷马史诗》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传说呼应了各种王朝斗争，它体现的必定是欧洲青铜时代许多地区的社会所具有的特征。这些“野蛮人”社会（正如古典时代的居民对处于铁器时代的北方邻居的看法），衡量他们成功的标准是可供其支配的奢侈品及可用物品的数量，这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社会在早期殖民接触时期被视作“权威物品”的金属及进口原材料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青铜似乎具有“原始货币”中最有价值的许多特性，通常不以标准化单位表示（尽管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例子），但更像是家族银器，可用于精美展示，也可以在艰难时用于换取日常必需品。然而，对于南方较发达的经济体，当他们向神灵奉献储蓄和贡品以求得名望与善意时，并不存在真正的等价物。
将这些群体与其城市邻居区分开来的另一个要素是他们的建筑，尤其是缺乏为上层社会精心设计的永久性住所。虽然野蛮人社会和城市社会都建造了华丽的陵墓，但欧洲早期野蛮人的建筑，甚至聚落，都非常普遍。少数大型设防聚落出现在贸易路线上，特别是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的中欧地区，那里是一处十字路口。东至欧亚草原，南至爱琴海，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经一系列富有的精英群体，一直延伸到布列塔尼和不列颠群岛，那里青铜匕首的设计变化最终反映了匈牙利冶金巧匠的制作风格。然而，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防御中心和丘陵要塞，即使在被毁弃的聚落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器、琥珀和黄金制品，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过公元前三千纪和前二千纪的特洛伊的伟大建筑，更不用说皮洛斯或迈锡尼。在英国，黄金和琥珀标志着威塞克斯最富有的王侯墓葬，像巨石阵这样的古老仪式中心，仍然保留着它们的象征性力量。
然而，温和的欧洲社会逐步向一个共同的理想靠拢。青铜成为威望的通用媒介，用于遍布这块大陆的各种冲突与战争，由此产生了常见的武器组合和设计；精心制作的饮用器皿中处处体现着人们的好客之道，它通常是由昂贵的材料制成；马匹和轮式车辆随处可见；纺织品、琥珀项链和用来固定松散粗纺毛织物的金属衣物夹，成为鲜明的财富标志。青铜冶铸工艺的进步，主要冶金中心的工艺创新并向四周传播，逐渐被周围人群接纳，这有利于考古学家通过类型学的关系来进行不同地区间年代学的研究。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联合的趋向，这与铜石并用时代各自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经过几个世纪，这些模式才在欧洲农耕聚落中被接受。从青铜开始在爱琴海流通之后的1000多年里，或许在德国中部的冶金工匠将当地的铜和附近的锡结合在一起之后的300年里，位于哈尔茨山的铜矿和波希米亚北部富锡的溪流之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基本上都没有金属，除了偶尔交换过来的青铜斧和用燧石精心仿造的匕首。但是，它很快就采用了中欧的手工艺品和风格，全面参与了获得金属供应的远程贸易。它作为交易的物品是什么呢？琥珀是肯定的；或许也有兽皮或粗羊毛；可能还有来自北方森林里设陷阱捕捉到的动物毛皮。无论商品是什么，这都是一种地区间的交换，是早期经济组织形式所不能实现的，在城市经济出现在古罗马时期南部温和的欧洲，或在中世纪早期出现在迟来的北部之前，这种交换都是不可超越的。
尽管在欧洲大陆不同地区使用的轻便人工制品有着相似之处，但在生活方式方面却存在着一个主要的地区差异。早期青铜时代的欧洲划分为两个巨大的区域，形成于上个千年。喀尔巴阡山脉以南是一个拥有设防定居点和平头墓地的地区，这些墓地里都有大量的墓葬；这给人一种领土稳定的感觉，在这里，占有土地是社会战略的目标。尽管在这一时期，用于献祭的遗物或“窖藏文物”很常见，但这一地区明显没有像北欧和西欧的图木卢斯古坟那样丰富的、纪念碑式的墓葬。相比之下，在后一个地区，聚落遗迹相对较少，为死者所提供的由牧场草皮筑成的土冢表明，人们更重视将家畜作为财富来源。虽然这可能与不同的人口密度有关，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和“牧民”的一种简单划分，因为每个地区都有农业和游牧，比例可能大致相等；这种差异应着眼于这些活动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以及围绕这些活动构建社会关系的方式。墓葬和聚落遗存的差异正是这种不同的体现。
喀尔巴阡山脉以北青铜时代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欧洲史前时代晚期的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有它特定的时代环境，轻质土壤上的森林被迅速砍伐，以提供数年的好收成和长期的牧场。在最初的1000年（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里，伴随着重型犁的发展，许多轻质土地被废弃在森林和欧石楠灌丛，那里的墓葬坟墩现在仍旧大量存在。在北欧，青铜时代早期的粗放式耕作模式逐渐结束。正是此时在东南欧建立的这种更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青铜时代晚期，在首次的爱琴海城市化实验失败之后，希腊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倒退至实质上的史前状态；多瑙河中下游沿线被开发的土地数量经历了一次激增，使得它们的丘陵要塞和平坟墓地格局进一步深入中欧，并延伸到欧洲大陆的外围。在第九章，我们将讨论这一时期的“瓮棺墓地”的扩展，其中纳入了一些新技术，诸如先前在城市环境中开发的铜片加工。
这些对比鲜明的青铜时代生活模式，起源于南北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欧洲大陆农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也可以追溯到铜石并用的铜器时代，那时欧洲的农业地点已逐渐分属于两大不同集团（如第五章所述）。在东南欧，以村落为基础的农业首先扎根，大量具有平坟墓地的聚落遗址继续构成社会生活的固定点。自公元前四千纪中叶以来，他们的陶器一直展现出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的精美雅致的、受金属器影响的造型。尽管来自大草原的古坟文化人群侵入了东南地区，但这种稳定的定居格局仍然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然而，在北欧新石器时代，家庭聚落已经趋向于让位给纪念性陵墓和仪式中心，从这些史前巨石碑墓和土方围墙中迅速转移出来。在绳纹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以后，北欧的聚落遗迹变得非常分散，诸如绳纹陶和古坟等干草原元素，被采用并融入了社会结构。墓葬在地理景观的组织中仍然发挥着突出作用。北欧这种广泛的耕作和家畜饲养的组合模式构成了该地区青铜时代发展的基础。然而，这一模式渗入欧洲大西洋沿岸的速度较为缓慢，在那里，以巨石纪念碑和礼仪为中心的社会持续的时间较长；而西欧的一系列类似变化只是在约公元前2500年之后才发生的，当时钟杯文化的传播将这些变化带到了西方；下文将对此着重展开描述。因此，本章的章节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划分的，而是遵循了一系列整体上影响欧洲青铜时代的区域变化来进行的。
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钟杯文化现象及其后继者
正如北欧的绳纹陶文化一样，从苏格兰到西西里岛，被称为“钟杯文化”的无把手杯具出现在这些地区，同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整个大西洋地区，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出现了一组常见的手工艺术品：钟杯，圆形坟墩中的单人葬，以及一组相关的武器、小型石器与金属手工艺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钟杯古坟往往构成了这种不断聚集的古冢墓群的核心。早期的考古学家们将这些陶罐的使用者猜想为一组战士和工匠，即“宽口陶器人群”，他们从西班牙散布开来。这种解释尽管具有一些事实成分，但却错误地定义了这些群体的性质和假定的起源。钟杯文化现象不是代表一个独特人群的连贯性迁移，而是应更恰当地被视为第五章末尾讨论的那种过程的结果：这是传统社会结构崩溃的一部分，以及公元前3000年之后在北欧出现的更具流动性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常常大量侵入西欧较偏远的地区，使得这一时期在考古记录中留下了独特的遗迹，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新的海运联系，使其具有了如此国际化的特征。
这种现象的名称源自具有倒钟形轮廓特征的饮用容器，围绕其器体表面饰有水平的带状锯齿纹装饰。起初这些纹饰高而细长，从边缘到底部具有规格一致的绳纹饰带；逐渐地，这些早期的“国际标准”样式发展成各种区域类型；其中较宽的纺织状装饰带通常出现在较短、较宽的壶身上。早期的钟杯和绳纹饮用陶器之间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因为像钟一样的形状似乎始于莱茵河三角洲下游绳纹陶杯的一种地域变体，那里是西北欧大陆到达大海的主要路线。正是海路联系使得这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器型获得了优势，并导致它们在大西洋沿岸广泛出现。与绳纹陶器一样，这些陶器通常也被放置在单人男性墓葬中，这些墓葬往往随葬有武器，并被一个圆形的坟墩覆盖。因此，他们是散居在欧洲大陆西北部的外来人群还在坚持的内陆的文化传统；这些人将内陆地区具有侵略性和个性化的意识形态带到欧洲的新地区。然而绳纹陶杯通常与石制战斧一起埋葬，但钟杯通常是伴着其他武器发现的：匕首，以及诸如三角倒钩燧石箭头和细石护腕的箭术设备。最早的钟杯使用者并不从事金属冶炼，因此最早的匕首是用燧石制成的，虽然很快就换成铜制的了，然后又用青铜材质。完整的武士形象可能是：皮革短上衣，后来变成编织物，由一条带有装饰性骨环的腰带固定，这样的人物图案在后来的阿尔卑斯山西部地区的竖石纪念碑雕像上有着简略描绘。早期的钟杯显示出有别于绳纹陶前身的绳纹和带状纹样：也许后来的束带装饰也很重要，因为“zone”这一单词在希腊语中意味着腰带，并且希腊武士的精英仍然是希腊精锐部队中的步兵，即“束好腰带的士兵”，而黑色腰带在今天的武术中仍然象征着英勇。欧洲公元前3000年的形象充斥着这样的象征符号，钟杯墓表达了适合更灵活和机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武士价值观。这使得土著群体既面临着对既定价值观的挑战，又有机会加入一个能够接触到外来物质文化的新群落。
因此，在欧洲西部边缘钟杯文化相对突然的出现，表明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在中欧和北欧积累的一系列新元素的侵入，这些元素由当地精英或少数敢于创新的外来人结合在一起（往往是在一个处于剧变的阶段），他们看到了打开封闭至今的陈旧社会的有利环境，并可能与其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保持结盟。这一过程的破坏性集中体现在两个特征上（这两个特征在大约4000年后对新世界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酒精和马匹。宽口陶器被用来酿造一些类似蜂蜜酒的东西，具有绣线菊或野果等草本植物的香味，这一点可从发现于这种器具底部的花粉粒证实。与绳纹陶杯一样，这些容器暗示了个人的待客之道，而不是迄今为止在西欧的礼仪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集会场所的大型公共仪式：陶器类型的枯燥细节没有充分表达出文化价值冲突的社会现实。同样，在西班牙或不列颠群岛等地区首次出现马匹时，其数量虽然很少，但它们的影响力一定是强大的。随之而来的，是冶金技术，以及羊毛织物，它们通过吸收染料而呈现出比毛皮衣物或亚麻服装更绚丽的外观。某些显赫人物被埋葬时的伸展（而不是屈膝的）姿势，大概是为了在墓穴里炫耀这种华丽服饰。特定个人（或其继承人！）的这种夸耀，是伴随着钟杯文化传播而来的对财富的态度发生深刻变化的征兆。
这样的表述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它不仅影响了大西洋海上航道，连接了莱茵兰、英国、布列塔尼和葡萄牙等地的区域中心，还向内陆延伸到德国中部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并到达莱茵河上游和罗纳河等主要河流的上游地区。在整个地区，一种共同的象征系统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以宽口陶杯和弓箭手的武器装备为中心，具有骨质皮带扣或V形穿孔骨钮等装饰元素，用于紧固短皮上衣。这些都是特别精细的工艺品，有些器物的表面布满了黄金。这些地方精英之间的联系将为高等级金属武器，以及其他装饰品和服装款式的传播提供途径：尤其是从多瑙河中游，那里的金属式陶器制造商在河流沿线设防的区域性中心以及德国中部进行贸易，其中一些最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正在此孕育。在此范围之外，是在北欧平原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向东一直延伸到干草原的边缘，后来的绳纹陶文化的形成延续了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传统。这些群体的社会组织和聚落类型类似于钟杯制造者的后代，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新的华丽服饰，而这些只能通过海路和河运的贸易与交流得到。
然而，即使在大西洋地区，钟杯制造者也与古老而安定的人群建立了各种关系，其中许多人群都有自己的复杂社会组织形式。在某些地区——通常是那些处于早期活动中心边缘的地区——新的生活方式几乎直接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另一些地区，这种方式似乎受到了积极的抵制；而其他地区只是采用了某些方面的装饰风格。在这种多样化的反应中，通常很难从意识形态的传播来区分侵入性群体，或者简单地从流行的主题和设计的接受程度来区分人群。这一过程的微妙之处在爱尔兰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那里，铜加工和金器制作的新技术开始蓬勃发展，甚至在金质的新月形项环薄片（新月形的东西）上也使用了钟杯风格图案，但他们没有接受钟杯文化的饮用习惯和墓葬形式。然而，必须记住，所有这些物质文化的新元素都是对社会生活和物质生产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征兆，而不仅仅是出于自己展示的目的。与巨石文化和宗教中心的群体重要性相比，采取刻意炫耀的个人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文化传统及其所支持的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
然而，仅仅根据手工制品来书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是错误的：精湛的手工艺品只有最成功的人才能获得，而这种社会成功是通过在现实世界中饲养和交易牲畜所取得的成就来实现的。这些制约因素解释了为什么新的财富中心往往与取得过突出地位的早期群体发生地域重合并扩大。在一个仍然树木丛生的欧洲大陆上，适于放牧和积累个人财富的拓荒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商品。由此，像威塞克斯这样资源丰富和广阔的地区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钟杯文化模式只是在与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长期斗争之后才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如第五章所描述的巨石阵纪念遗迹。最早带有钟杯的墓葬远离这些现存的仪式中心，似乎是信仰与社会实践体系不相容的反映。只有后来的钟杯模式才出现在这样的仪式场所，事实上，它与约公元前2000年史前巨石阵的精心建造和翻新有关，这些巨石阵平面呈环形而不再是孤立于地表的土木纪念碑。类似的转变发生在邻近的中心，比如埃夫伯里，以及附近的西肯尼特长古坟，那里被巨石遮挡，似乎是为了强调钟杯使用者最终获得的象征性权威。侵入式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新的正统观念。很快，属于钟杯传统的单人葬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随葬器物也日益丰富，这标志着“威塞克斯文化”的出现，它是一个具有跨区域联系的精英群体，通过埋于大型图木卢斯古坟中的黄金薄片制品、琥珀和最新的青铜武器得到了证实。
在布列塔尼半岛，盛行另一种不同的模式。在这里，最早的钟杯也集中在像莫尔比昂这样古老的中心；但在古老通道墓中，它们是作为次生堆积而大量出现的——往往伴随着小的黄金饰品，而不是武器。然而，这种融合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后来的钟杯形式更常见于此集中区边缘新开垦的地区：它可能是莫尔比昂最大的纪念碑遗迹，即卡尔纳克和埃尔德旺的巨石大道，代表着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而有意恢复传统价值观的尝试，旨在使当地居民坚守古老的信仰。然而，最终证明，农田的价值不如矿产资源：当与威塞克斯可相比拟的大型古冢墓群最终出现时（与英国同类墓葬几乎同时），它们位于更适合金属开采和海运贸易的新地区——尤其是威塞克斯，他们向其提供了精美的匕首。当时他们的联系还延伸到波罗的海的琥珀航线，以及德国中部的金属加工中心，并从那里获得了他们的设计构思。同时代的法国内陆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巴黎盆地和布列塔尼半岛中东部地区，那里以覆盖廊墓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模式几乎保持不变，没有任何新财富的迹象，甚至没有与之相类似的。它们小块零散的开垦土地被证明不易受到新模式的影响，而且缺乏有用的矿物资源，这对冒险者几乎没有吸引力。
在法国东部和瑞士，可能还会发现另外一种模式，这看起来更像是莱茵河上游和罗纳河沿岸小群体的实际入侵。在阿尔卑斯山地区，他们引进了新的武士形象，这从后来的竖石雕像中可以表现出来，并重新排列了早期的石头结构，以制作独特的石棺墓；它们少量地渗透到意大利北部甚至中部。值得注意的是，那里的一些墓葬与稀有的马匹遗骸有关，这些马匹最初是由钟杯群体从多瑙河中游的群落获得的。在法国南部和西南部，钟杯及其相关遗物也很丰富；在这里，它们的形象和生活方式可能更容易改变郎格多克干旱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粗放式农业群体。在大西洋的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的联系可能首先是作为商人而建立起来的。最早的钟杯文化出现在葡萄牙的南部，表明了人们对航行到海上可及地区的早期兴趣；而且它们很快就渗透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地区，甚至北非的邻近地区。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南部，他们遇到了本已复杂且使用铜器的人群，他们生活在精心筑防的中心。钟杯已经出现在圣佩德罗新镇和洛斯米利亚雷斯（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者中，主要发生在与冶金活动有关的建筑物中）等聚落，以及后来的集体墓地中。然而，这次接触并没有产生任何革命性的后果，而是和平关系和地位象征的交换。伊比利亚人获得了马匹，大概还有一些奇妙的北欧食谱，以及一种几何装饰技能，这在当地的宽口碗等陶器种类上被广泛应用，并扩展到钟杯直接影响的范围之外。作为回报，布列塔尼半岛的钟杯群体及其后继者获得了伊比利亚的铜（有时特别以当地箭头形状的样式出现），以及稀有的银器。西班牙东部的类似渗透发生在法国南部的邻近地区，将其他使用钟杯的群体带到了地中海沿岸地区。
正是在这个阶段，岛际间的贸易才真正开始在西地中海进行，海上贸易线运送的有小型金属物品和其他贵重物品；与此同时，东地中海的贸易航行还将黎凡特的物品带到了克里特岛。巴利阿里群岛上浮华的筑防中心出土了来自大陆的物品，甚至还有马骨。钟杯到达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甚至远达西西里岛西部，在那里它们被仿制成当地彩陶的风格，就像西西里岛东部的居民模仿特洛伊的骨制牌饰一样；欧洲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
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德国中部冶金的发展及跨地区影响
小规模的铜加工是由绳纹陶文化人群引入北欧的，但是大部分北方地区缺乏二次风化的发育良好的矿脉，而南方的矿石则易于冶炼。在公元前二千纪末，使用钟杯陶器的后继者将技术进行了改进，最先将铜与波希米亚锡合金化；新技术通过新的干草原连接，从高加索的冶金中心，到达了喀尔巴阡盆地，为当地主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对炫耀性物品的普遍兴趣，确保了这一发展对邻近地区和遥远的精英阶层都产生了影响。
正是在这一地点，青铜时代的经典场景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窖藏品。众所周知，来自这一地区的青铜窖藏数量非常多；还有巨大坟墩下壮观的黄金制品和青铜器物的墓葬。考古学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乌尼蒂茨文化（此为捷克语名称，有时被德语化为奥恩耶梯茨文化，这表明了它应该如何发音），由此不仅指明了当地的陶器风格，而且还表明了广阔的冶金地区，在那里它树立了炫耀性物品的风格和炫耀的标准。主要的武器是匕首。钟杯文化的冶金学家已经将单纯由铜构成的刀柄发展为用铆钉连接有机材料（木头、骨头、角）柄的青铜形态。乌尼蒂茨冶金师改进了它，添加了固体金属柄，通过被称为“修补浇铸”的工艺将其添加到刀片中。刀片可以通过冲压来进一步美化，或者通过添加金属钉（特别是在威塞克斯和布列塔尼半岛受乌尼蒂茨文化影响的西部地区）来修饰有机刀柄。这种刀片也可以用作支臂，通过大铆钉将其与杆柄呈直角连接，从而形成所谓的戟。在此阶段，东地中海以外的地区一般不使用长矛，因为它们很难牢固地固定在杆柄上。斧也是用青铜制成的：平斧（既是贵重工具，也可用作武器），以及轴孔斧，在该地区通常有两个窄而对称的刃部。乌尼蒂茨的冶金学家所通晓的这一行业的其他技巧之一，就是知道如何促进锡的表面富集以生产出类似于银的刀片。
与这些武器配套的是金属饰品，尤其是环形物。一种标准化但大体成形的颈环物（称为乌森环，来自扁平且弯曲的末端）是这一时期另一个矿区的特制品，该矿区或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西部，更有可能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东部。这些环形物是通过铸造毛坯，然后用锤子敲打弯曲成型，作为标准化的商品被广泛交易，然后再进行合金化，重新铸造，形成最终的形状。其中的一些通过独木舟沿着多瑙河行销，但大多数则有着它们自己的道路，向北穿过前捷克斯洛伐克到达德国中部。在摩拉维亚，在窖穴中发现的样本多达500乃至更多；而在离生产源头更远的地方数量较少。这种贸易表明了少数商品流通的方式，即以金属为其主要价值的铸坯，甚至流向拥有自己金属来源的富裕地区。它不是一个高度差别化的经济体系，而且只有少量的商品才能被交易；因此为了获得锡或彰显身份的物品，比如北方的毛皮或琥珀，金属可能就会以一种明显不合理的方式被交换（可能是低等价物）。这导致了大量青铜在当地堆积，这些青铜被作为成形的祭祀供品而从流通中移除。加拿大西北海岸的现代部落呈现出与这一进程的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的“冬节”仪式涉及对以铜为形式的财富的类似破坏，是当地领导人争夺威望的主要手段。对这类物资的控制，集中在少数有势力的家族手中，增强了这些群体的地位。
并非所有青铜时代的献祭遗物或窖藏文物都具有这种特征。在德国中部，此类巨大的窖藏文物主要限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进而停息，直到青铜时代末期瓮棺墓地时期一个新事件的开始，当时它们包含了更多使用过的和可回收的残件，表明存在着一种相当不同的行为模式。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南部，与这种“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相比，献祭窖藏文物有着更为连续的历史，它们的奉献特性在稍后将要讨论的例子中清晰可见。这既表明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金属生产具有更为连续的性质，也表明此类窖藏文物在那里发挥了相当不同的作用。与青铜时代丹麦的某些地区一样，在窖穴而不是坟墓中的金属遗物，似乎是奉献财富的另一种手段。再往西，向河流和沼泽献祭的传统可能是沿用了新石器时代的做法。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动机的多样性，在这种体系中，财富物品的替代用途（例如，供养军队，或更为普遍的交换形式）是有限的，并且所有权也受到限制，而且对物品的适当用途也作出了规定。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安定时期墨守的财富旧观念（由窖藏钱币类推）往往是不恰当的，认为这种遗物表现出了流动商人和工匠的商品存货的观念也是不适当的。重要的是，不要将这种观念纳入基于“窖藏文物范围”的编年体系中，以用来表示战争时期或对入侵的预期。
德国中部约公元前2000年的巨大古墓冢群，有关它们的解释并不那么神秘。特别是其中的三个墓群，由于其规模、结构和内容，从其不太引人注目的同时代平坟墓地中脱颖而出：卢宾根、赫尔姆斯多夫，以及毗邻波兰的莱基马勒。卢宾根和赫尔姆斯多夫坟墩（前者有8.5米高）都有大量木制斜坡墓室。它们与金属生产的关系毋庸置疑：赫尔姆斯多夫是在1906年被发现的，当时正在为一座现代化铜矿修建铁路，被认为可能是一位成功的铜匠的墓葬。当威塞克斯的富豪以畜牧业者的身份获得了声望时，超级财富来自对初级商品的直接控制。然而，这种19世纪的原始表象不应掩盖民族志的现实；卢宾根的墓葬包含有一个木匠工具箱和一块用于金属加工的垫石，还有一枚纯金戒指和黄金衣物夹；从荷兰到伏尔加河的其他图木卢斯古坟，我们已经发现了铁匠设备——这表明，冶金术本身可能是一种深奥的精英技能，不能委托给文化下层阶级乃至工匠的仆人去做。对大自然神秘事物的控制，是权力和权威的另一个标志。
在波兰和德国的邻近地区，受乌尼蒂茨文化风格的影响，主要由其铜和锡提供的金属工业在波兰与德国的邻近地区发展起来，但财富集中度不高。乌尼蒂茨的对外关系，经由一系列媒介，与布列塔尼半岛和威塞克斯等不同地区建立了联系，与其他深入至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古老钟杯文化网络中心地区也建立了联系。威塞克斯是由英国西部和爱尔兰向其提供金属补给的，那里的本土冶金文化（尽管性质相对简单）当时发展蓬勃。偶尔有来自这条东西贸易链条的部分金属制品到达了另一端的领土，并沿着这个链条传播其他材料，包括黄金、琥珀和锡。毫无疑问，一些有机商品自那以后保存了下来；但此外还有一些生活文化元素，比如传奇、英雄史诗和神话等，都消失殆尽。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人口相对庞大和密集的丹麦，长期被排斥在这种平等社会之外。那里的人们还生活在发展迟缓的石器时代，他们出口琥珀，同时进口爱尔兰斧头和乌尼蒂茨匕首，但在自己的领地内缺乏金属资源，也没有任何规模的本土工业能对进口金属进行再加工。甚至连钟杯文化也未能渗入北欧，古老的绳纹陶文化传统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且正在被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即“匕首时期”的文化所替代。在这个漫长的阶段，从约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800年，墓葬是由石棺构成的，男人的随葬品常常是一把燧石匕首。在19世纪农业改良期间，这种没有被大型坟墩保护的墓葬被大量发现，当时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这类遗物，又以各种方式进入了私人藏品和博物馆。它们具有惊人的上乘工艺，因为燧石工人提供了优质的材料，力求模仿和复制德国中部青铜工匠的成就。尽管如此，那时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仍必须被视为外围地区，它出口有价值的原生材料，但没有能力利用自有的大宗材料和自己制造的工艺品来参与区域间贸易。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因为远距离的南北交换将从喀尔巴阡盆地开始。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喀尔巴阡金属加工中心的兴起及其广泛联系
在公元前三千纪初，图木卢斯古坟文化的小规模干草原侵入者，进入了喀尔巴阡盆地，主要定居在位于匈牙利东部广阔冲积平原的开阔而日益盐碱化的低阶地带，通过蒂萨河及其支流克勒什河排水（及季节性部分泛滥）。由于使用了轻型犁，开辟了周围的梯田和山麓丘陵地带，使得平原人口减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当地农业人口的竞争。然而，到了公元前三千纪中期，这两个群体已经在喀尔巴阡盆地东北部合并为一个文化人群，具有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经济。
向东的交流仍然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人们不断从干草原地区大批进口马匹，而且还要与高加索地区金属加工中心持续联系。公元前2500年左右，大约钟杯文化正出现在葡萄牙，或黎凡特的影响力开始在爱琴海起作用时，在欧洲中东部地区可以观察到高加索冶金人群的冲击力。最引人注目的新形式是金属战斧：它不是当地制铜传统的浅而平的扁斧或斧锤，而是用单片模具铸造，然后锻造成形；它是一种更有效力的深刃型，末端有轴孔，用两片铸模铸造而成。随着这种用于金属物体成形的改良技术的出现，砷作为添加剂被用来提高铜的铸造性能，所产生的刃更为锋利。正是这些创新，加上波希米亚的锡，才使得德国中部的金属加工有了发展空间。但是，以特兰西瓦尼亚为中心的新喀尔巴阡金属文化，其发展速度较为缓慢（或许是因为在铜器时代，易于开采的矿石已经被开采殆尽），并且初期影响也较小。最初他们也缺乏创新，其主要产品是砷铜合金的轴孔战斧。典型的类别具有一个突出的轴管，窖穴中偶尔会出现多达30个样本，例如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巴尼亚比奇（原巴尼亚布克）。与之类似的当地变种广泛出现在罗马尼亚东部和保加利亚，并且确实穿过干草原地区，出现在图木卢斯古坟下面所谓的“洞室墓”（带侧室的坑道），这种地下墓穴继承了这一地区早期的竖穴墓。其他器物包括柄式凿，也发现于高加索。这些器物，以及作为主要金属武器的斧头的主导地位，显示了这一传统与高加索的紧密联系，并将其与这一时期更西方化的匕首使用风格区分开来。
这些群体在蒂萨盆地及其边缘的聚落，以群落格局或台形土墩的形式出现，但这些聚落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前身（虽然偶尔叠加其上，如赫帕尔），它们被壕沟和堤岸环绕，相比早期长期有人居住的群落，它们被创建的时间跨度较短。根据黏土模具的遗存判断，其中一些遗址进行过金属加工；某些河畔聚落，比如多瑙河岸（与德拉瓦河交汇处附近）的伍切多尔文明考古遗迹，更具有堡垒的特征。但在这一网状分布的某些地区之外，譬如蒂萨河和毛罗什河（穆列什河）交界处，那里出现的却是大量平坟墓地，这种模式主导了喀尔巴阡盆地东部青铜时代的地理景观。
在匈牙利西部地区，沿着多瑙河，平坟墓地更为典型，这种模式延伸到多瑙河上游，直到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这些地区主要由生产环锭（乌森环）的铜资源提供物资，在生产饰品，比如饰针，尤其是适合作为头饰或服装紧固件和装饰品展示的小型片状饰物时，它们的金属物质被仔细节省下来，往往用骨质物作为原型。项链是用贝壳（包括最近的和化石的）制作的。另一种用空心珠辅助金属性的人造材料是玻璃粉（通常误称为彩瓷），用蓝色碳酸铜着色，可能是由于熔炼当时用作铜资源的较复杂的矿石而发现的。尽管如此，在金属供应较为充沛的地区，这些群体生产出自己的斧头品种，或使用了德国中部类型的匕首。河流提供了这一网络的主干线：尤其是多瑙河，将其河岸和支流沿线的群落联系在一起，在运输系统的节点处有着特别集中的财富。虽然农业生产必定已经占据了这些群落的大部分日常生活，但进口物资的流动逐渐开拓着销售网络，特别是在沿河的独木舟运输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的地区和地点。除畜牧业和初级生产外，这是第三条致富之路。通过金属和其他商品的远距离贸易的增长，少数地区的地方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增强，这三大优势的结合将产生惊人的财富集聚。
喀尔巴阡山盆地——现在开始对丰富的特兰西瓦尼亚矿体进行更大规模的开采——所形成的冶金群体已经发展到更加庞大的规模。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金属的使用和初级金属加工已经通过干草原部落传播到有着铜资源的乌拉尔南部。这些不仅满足了当地的需求，森林群体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农业，并且开始生活在半地穴的矩形房屋中；而且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它们供应了更大面积的草原区。除了北部的本廷大草原，它被号称“多重浮雕带”（多层）的陶器制造者居住，里海北部地区还以新的、更大的坟墓为特点，其中包括一个用木材建造的地下洞室（木椁墓），可能复制了同时代的房屋。向东，一直到阿尔泰山脉，关系密切的安德罗诺沃人群将这种生活方式带到了蒙古边境，那里有着更丰富的铜锡矿藏。这些新的冶金中心在整个草原上保持着联系，它们的连接一直延伸到中国北部。这些群体的一个常见组件，是一种带有空槽的物品，它通过带有吊芯的两片式模具铸造成形。在整个草原地带，这些关联所隐含的流动性源自马匹的使用，尤其是新发明的战车：一种轻巧的曲木结构，可以很容易被当时的小马拉动，而马匹是通过连接马笼头和马嚼子的尖状鹿角马勒带来控制。在乌拉尔山脉南部辛塔什塔遗址的木椁墓地，已经复原了5座战车墓穴（车轮陷入地上的槽中），马匹被埋于图木卢斯古坟里，露出其头部和（填充的？）毛皮。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最初几个世纪，喀尔巴阡盆地得益于这个广阔腹地的存在，从而创造出当时最先进的“野蛮人”文化。特兰西瓦尼亚的金属工匠结合了德国中部开创的冶金技能（如铸造刀柄）和本廷大草原周边地区网的冶金技术，以及他们自身丰富的铜和金的资源，提升了自己的雕刻工艺和技巧。他们的主人（因为他们现在肯定雇用了专门的工匠）生活在大型的设防群落里，使用像他们的草原邻居一样的战车，与温带欧洲的周围地区进行远距离的贸易，很快其影响力就波及了欧洲大陆的所有地区：丹麦、意大利、希腊，并以不太直接的方式影响到远至不列颠群岛的武器设计。
匈牙利东北部沙地地区的豪伊杜-沙姆雄窖穴，是这些发展的缩影，人们将这一地区约公元前1800年的这段时期以其名字命名。它是1907年在排水工程中被发现的，含有一把实心柄的剑，剑尖指向正北方，与其交叉还横放着12把具轴孔的战斧，斧刃指向西方。显然，这是一种奉献的祭品，而不是偶然的损失或在危险时期隐藏的一系列财产，它代表了相当数量的财富。剑和其中三把战斧上均雕刻着C形的涡卷纹和曲线纹，它们各自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大量生产的。在罗马尼亚边境的阿帕，也发现了一把类似的剑与三把战斧。在一个主要挥舞斧头的地区，剑是颇为特别的武器，是为了承袭匕首风格的辉煌开拓，因此增加了长度。铸造剑柄是德国中部的一个特色，尽管长尖头剑刃是一种复杂的本地设计；轴基本上属于高加索的风格，但使用铸造的圆形粗柄，具有独特的旋涡状装饰，在这一点上采用了本地类型。这类装饰风格的起源是什么？
答案在于另一类物体，也与显示威望的用途相关联，并且具有草原背景。各种装饰有鹿角和骨制品的物品，组成了一套马具：马勒带、皮带连接，可能还有成套的鞭子。它们用圆形细木来修饰，通常构成同心圆、连续的波形（波纹装饰），或C形的涡卷纹。这种装饰物的更简单的形状，是在草原的马具上发现的，它们与战车的使用有关。四轮辐车的黏土模型，表明了喀尔巴阡盆地中此类车辆的存在。喀尔巴阡山脉和乌拉尔山脉的马具，在形状上有一些差异：前者以棒状的马勒带为主，而后者则是圆形尖状的；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在这两个地区确实存在混合形式。然而，喀尔巴阡马具的装饰更为丰富，这种圆形细木加工准则曾经发生在金属制品甚至陶器的曲纹装饰上。这种装饰风格体现在实心的铸造金器上，例如南斯拉夫北部比列的金臂环；以及在比哈尔郡（现分割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发现的一组华丽的薄板金杯上。这些都不是用车床加工完成的规则形状，比如公元前二千纪东地中海的样本，那里已经在使用轮制陶器，但这证明了喀尔巴阡金匠的本土技能。稀有的铁制品，譬如斯洛伐克加诺维奇的一把匕首柄，它表明当时的冶金工匠已经熟悉多种材料。这个地区的陶器，也展现出有别于金属制品的摆**曲线和雅致的设计，同时这些物质文化产品是史前欧洲最精致的遗物之一。
这些人群的财富，反映在这一时期通常坚固设防的聚落中。从这些遗址中发现的文物，以及该地区特有的大型青铜窖藏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壮观的奢侈墓葬的缺乏——这往往是政治不安定的表现。相反，数以百计的台形土墩遗址给人一种稳定而有组织的生活方式的印象。在贸易路线的关键地点，沿着河流，特别是向北穿过喀尔巴阡山脉的路线（如斯洛伐克的尼特拉斯基城堡和斯皮斯基-斯特沃托克），主要的防御工事遗址带有山丘堡垒的特点，它是否在铁器时代之前就具有长方形的防御城墙尚未可知。在斯洛伐克的巴尔卡有一个这样的遗址，一个地层中保存有房屋遗迹，内含精美的青铜器、琥珀项链、金珠和发饰。这些发现是广阔的远程联系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公元前二千纪中期青铜时代的温带欧洲创造了一个新体系。
远程贸易路线
如前所述，在钟杯文化时期建立并在青铜时代早期发展起来的联系模式，将大西洋地区与德国中部以一种大体东西向的格局连接起来，一般不包括丹麦；而新体系则强调了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的南北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转变了自身角色，从一个被动的进口商和模仿者，转变为远程贸易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并拥有自己独特的青铜铸造风格。在这些路程上流通的商品体积小，价值高：琥珀是影响考古记录的商品，特别有助于重建联系模式，但一定还有更多的易腐材料。考古学家重建了两组可能的路线，一方面是丹麦西部与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之间；另一方面是丹麦东部与奥得河和多瑙河中游之间，它们通常并存，但有所竞争。
这条路径是由北喀尔巴阡地区开创的，它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取代了衰落中的德国中部地区，其特征是这条路线上散布着一种独特形状的由曲线装饰的斧头。这条路线穿过前一个群体的领土，直到波罗的海西部，在那里发现了十几把阿帕类型的剑。如果我们没有被不同的保存条件（比如当地常见的窖穴和仪式遗存）误导，那么似乎最好的物品好像经历了最长的距离，以到达有权势的地方酋长手中。这对社会重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横跨北欧平原，并绕过早期权力中心的联系网，以及更为明确的联盟。除了以当地特色风格模仿的剑和战斧，矛头也首次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物品，仍然相对罕见，只出现在窖藏中；但精英人士还是以葬于圆形坟墩或图木卢斯古坟中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正逐渐取代欧洲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平坟墓。
从更广义上来说，喀尔巴阡山脉的青铜铸造文化的影响力，也扩展到了西部地区——多瑙河沿线、阿尔卑斯山前陆，北至莱茵河到大西洋，南至罗纳河。这不仅体现在新式样矛头的传播上，还反映在匕首刃更细微的尖头轮廓上。不久，这些匕首也逐渐被加长成剑，采取的是狭长的刺击形式，而不是持斧地区的宽大的砍击形式。更精致的青铜吊坠、脚链，以及长长的螺旋形手镯的传播，也影响了女性的外表。而一种独特的有车轮头形状的饰针可能表明，当地精英人士已经获得了威望的终极象征——战车。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相连的地区，人们开始实行图木卢斯墓葬，而这个日益统一的地区通常被称为图木卢斯文化的领地（尽管在大西洋地区也曾出现过图木卢斯文化，但这是对钟杯文化时代一个完整传统的延续）。在与北方的远程贸易中，这一欧洲中西部的文化群体迅速成为与以前建立的喀尔巴阡群体的竞争者。图木卢斯文化群体的一个活跃分支，也逐渐立足于德国西北部地区，它以吕讷堡草原为中心，凭借那里的贸易路线，沿着干旱的冰水沉积砂进入日德兰半岛的西部。从这里，诸如琥珀之类的物品沿着新的联盟轴线进入地区间的流通；德国南部的金属和金属制品到达并开始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里的本地青铜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一种独特的、基于熟练铸造的地方工艺，制作出了饰以螺旋形的武器和女性饰品（项环、固定腰带的金属板）。大西洋地区，如英国和布列塔尼，也受益于这种西移的活动；而波罗的海地区则越来越多地通过独木舟交通与展现在同时代岩画上的各种船只联系在一起，它们本身也成为精英权力的象征之一。
与此同时，喀尔巴阡盆地的输出继续保持不变。当西部地区，比如潘诺尼亚和斯洛伐克西部地区，加入新的图木卢斯文化轴心时，东部地区仍在继续进一步完善早期的传统，并扩大了青铜和黄金生产。有迹象表明，从特兰西瓦尼亚沿多瑙河下游到黑海，可能已经向南建立了新的远程联系，从而与北爱琴海人群和力量日益强大的迈锡尼建立了联系。来自罗马尼亚佩尔西纳里的一把金匕首，还有一起被发现的三个金戟刃，似乎显示出爱琴海（或安纳托利亚）对剑柄设计的影响；在黑海西部周围（武尔奇特伦、拉迪尼、克里佐夫林），模制成品金器的出现，标志着这项更先进的技术向温带欧洲的传播；在那里，它也被用于木杯、页岩和琥珀的精加工。在迈锡尼竖井墓中，用波纹装饰的圆形细木制成的遗物（包括马具）的出现，可能表明本廷周边驯马技能是这些联系中较为无形的产物之一。琥珀珠提供了这个时代与图木卢斯文化区进行远程联系的更为具体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个类似于新月形项饰的具有复杂钻孔的独特垫片，它必须经过德国南部和意大利才能到达早期的迈锡尼皇室墓地。因此，迈锡尼凭借其欧洲内陆地区的财富，作为爱琴海强国首次亮相（见第六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特别是或许在其权力达到鼎盛时期的公元前14世纪），折凳的出现表明图木卢斯文化区继续向北联系的迹象；也可能是用于战车车轮制造的更复杂的木工手艺形式，正如最早的金属模型（托博尔和特伦霍姆）所表明的。折凳最好的证明是在遥远的丹麦，那里用挖空的树干制成、放置在石冢下古坟中的棺木，其独特的保存条件，不仅发现了木制物品，而且还有成套的羊毛服装。尽管饰有刺绣等各种图案，但这些织物的单色外观，与爱琴海青铜时代壁画上的精美彩色织物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化复杂程度的差异，证明了引进风格和进口的南方产品对偏远北方民族的影响力。然而，这种联系太少，而且很不稳定，不足以产生根本性文化变革，也无法建立起各种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城市社会与其野蛮内陆地区之间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关系特征。青铜时代的欧洲仍然是一个自治领地。
西地中海世界
尽管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因其自身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被东地中海青铜时代的国际社会所日益吸引，但西地中海仍然是史前欧洲的一部分。随着爱琴海（尤其是迈锡尼）势力的增长，西西里岛、意大利和撒丁岛比内陆欧洲更深地受到海运贸易路线的影响，但法国南部、巴利阿里群岛和伊比利亚岛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末，当时在促使近东青铜时代社会走向尾声的变化中，迈锡尼王室已经**然无存，新一代敢于冒险的商人比他们的以宫殿为基础的前辈更为深入。
公元前三千纪后期的西班牙南部，钟杯文化在传入当地之后，大部分被本地区的铜器时代人群吸收；但是钟杯文化带来的创新，以及这一干旱地区环境的长期恶化，使得像洛斯米利亚雷斯之类具有小型园艺基地和以礼仪为中心的政体，其社会的稳定性被逐渐削弱。新的中心，虽然大致位于阿尔梅里亚至巴伦西亚的沿海地区，却处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位置，这本身就证明了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可能涉及更多的畜牧业因素，以及蓄水池的使用。它们大多占据山顶建造聚落，有些蔚为壮观，由厚厚的石墙防护，并将许多长方形的小屋围在一起，铺成街道。它们始于公元前2200年左右。在整个群体因其而闻名的阿尔加，无论是在石棺墓中，还是在稍晚阶段的大型陶罐或酿酒池中，都发现了大量的单人墓葬。这些墓葬有丰富的随葬品：与男性相关的有红铜或青铜斧、匕首或戟，与女性相关的是锥子和刀；有时还有银饰，包括戒指和叶状的带状头饰。陶器尤为精美，虽然是手工制品，它们通常以圆形为基础：包括雅致的带基座的高脚酒杯和由黑云母黏土制成的其他饮用器皿，其外观略类似于同一时期的布列塔尼银杯，也许它就是在这里制造的，尽管此地并没有任何保留。在该地区丰富的多金属矿床中，大量的金属显示出如同青铜在欧洲其他地区的类似经济作用，这些金属仍然主要来自当地。大量的银（可能主要是天然的，而不是铅的提取产物）在青铜时代的欧洲并不常见，但或许反映出本地的原料来源，而且它似乎在流通中没有任何特殊作用。按照中欧的标准，青铜冶金相当简单，主要是相当基本的扁平铸件设计；尽管进行了一些创新，但这一传统贯穿整个公元前二千纪。
西地中海群岛表现出与西班牙相同的变迁：在钟杯文化期之后，从神庙和集体仪式的埋葬地转向单人葬和防御工事的证据。例如，在马耳他，塔尔欣神庙上面覆盖着一座墓园，里面的单人火葬墓都随葬有青铜扁斧和匕首。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巨石纪念碑让位于用于防御目的的安全石头建筑：托里古塔和努拉吉圆锥形石建筑。在公元前13世纪及其之后，它们逐渐发展为相当复杂的建筑，就像巴利阿里群岛的塔拉约茨巨石碑一样。
在这些地区，公元前二千纪初期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时期。另一方面，从钟杯文化时代开始，法国南部不断受到罗纳河谷沿线的冲击和影响，从青铜时代早期的实心柄三角形匕首，到当地的图木卢斯建筑群设施，表现出与中欧地区类似的转变。它的历史与欧洲内陆的历史紧密相连。意大利北部也与更北端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湖畔聚落构成了阿尔卑斯山周边地区的一部分。这种相似不仅仅是一种环境：阿尔卑斯山口使用率的不断增加，以及作为迁移性放牧路线（通常以石雕的集中为标志，譬如贝戈山和梵尔卡莫尼卡山谷）的上游河谷的使用，导致了与斯洛文尼亚（和喀尔巴阡盆地）以及瑞士与罗纳河谷之间更大程度的跨山脉文化交流。因此，意大利的青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中欧相似，与之相关联的有大量的进口商品，而且可以发现大量的进口产品，这些产品证明了人们希望获得最新式的武器和装饰品，甚至诸如带木材的城墙等防御设施。但是，意大利中部具有更多的自身特征：在沿海平原拥有大量的遗址，在亚平宁山脉有着广阔的居住遗址，其物质文化并不太丰富，这可能代表着一种广泛的畜牧业经济。不过，众所周知，低地遗址参与了与迈锡尼社会的贸易，因此不能认为该地区在经济上是自治的。再往南，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与迈锡尼的联系引发了实质性变化。
仅仅用“殖民地”的术语来理解迈锡尼人对地中海中部的渗透是错误的，就像欧洲人影响美洲一样。组织架构的差异远没有那么明显。位于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和撒丁岛之间的伊特鲁里亚海，先前承载着一部分以利帕里群岛为中心的本土海运交换网络，那里的利帕里卫城脚下的地层显示出一系列大型建筑遗迹。在公元前三千纪期间，一个运销金属和其他材料的局部沿海贸易体系，在这里逐渐发展起来，而米诺斯和迈锡尼的贸易很有可能就是从与它建立联系开始的。从科孚岛到塔兰托湾的航程很短，从那里到墨西拿海峡的一条沿海路线可以进入伊奥利亚群岛，在公元前二千纪早期，一些贸易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到了公元前16世纪，在迈锡尼的竖井墓时代，很可能这些联系提供了琥珀等材料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途径。（亚得里亚海航线直到公元前13世纪才投入使用。）在公元前15世纪和公元前14世纪，这些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尽管它们可能仍然是通过类似于利帕里岛和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小岛维瓦拉等这样的贸易港来进行的。这条西意大利的贸易路线，为远途欧洲贸易体系与地中海体系的连接提供了一个契机，意大利金属由此进入迈锡尼体系。西西里岛也被牵扯到这种海上贸易中，或许是以本地特产参与进去，而不是远途商品。到了公元前14世纪，在西西里岛锡拉库扎附近的塔普索斯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带有走廊和长方形套间。虽然并非极度迈锡尼化，但这样的一种结构只能存在于复杂的经济和对外交流背景下，譬如迈锡尼附近墓葬的随葬品以及塞浦路斯的陶器和金属制品所显示的时代线索。
因此，沿地中海向西，复杂性不断下降，从东地中海的国际大宗贸易，穿过意大利和中地中海岛屿的接触区，到伊比利亚的相对隔绝状态。这种迅速的下降幅度既反映了在公元前二千纪末改革之前青铜时代航运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东地中海青铜时代指令性经济贸易的集中性。正是这一体系的革命，以及从大约公元前1300年开始的海上贸易的结构调整，才开启了另一阶段的活动，对后来青铜时代的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语：青铜世界的边缘
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欧洲转型，是文化和社会层面的，而不是经济和政治的。伴随城市化而来的根本变化只不过影响了欧洲大陆的边缘，虽然青铜时代的近东出现了一系列规模不断扩大的国家和帝国，但欧洲仍保持着它的自主性。所改变的是其社会组织的性质，以及是如何发现物质遗存的。相互竞争较小的地方，那里的王朝领袖建立了复杂的同盟网络，以确保成功的物质象征。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与其邻国有大的差别，以至于重组其生产性质或从事不平等贸易。没有任何要塞主宰着文化景观、强制执行领土分界或宣称拥有领土控制权。某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商品，给生产这些商品或在其分销中居于中间商地位的地区带来了农业财富以外的繁荣；但这并不是通过社会分层和对劳工的剥削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参与一场精心策划的胜人一筹的游戏来实现的，这取决于对成功的象征性标志物的获得。即使拥有像剃刀和镊子这样的简单物品，也可能会改变身体的外观，从而增强社交距离。城市文化的聚合性，确保了新形式的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的获得，以保持游戏的进行：新颖的饮食习惯、服装、家具、交通工具、威望装饰品，以及武器。然而，欧洲社会并没有像铁器时代的“野蛮人”社会那样，依赖于稳定流动的外来商品。他们存在于青铜时代社会体系的边缘，由于该体系的存在而发生了改变，但尚未构成其活跃部分。
德国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巅峰描述为“霍奇青铜时代”，即公元前1300年后影响整个旧大陆变化之前的“青铜时代巅峰”：东地中海宫殿实验的崩溃和那里的铁器时代的开始，欧洲瓮棺墓地、高加索和伊朗高地的青铜冶炼活动的激增，草原上真正游牧生活的开端。后来的欧洲青铜时代在性质上与它之前的时代大不相同：它的山丘堡垒、野外系统、平坟墓地、废料窖穴，以及河流中的献祭遗物，共同表明了一个不那么稳定和有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领土斗争更为严重，必须进行彻底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