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简还列出了大量的动物，牛、猪、绵羊和山羊，同时注意标明它们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动物。许多遗址的骨骸证实了这种模式，但除通常所显示出的狩猎的重要性之外，也许它是作为一种树立威望的活动。甚至在梯林斯和马其顿地区的卡斯塔纳斯等遗址也发现了狮骨，表明了迈锡尼艺术的猎狮并不仅仅是想象中的虚构。

我们对宫殿以外聚落的了解是有限的。尽管迈锡尼、梯林斯和皮洛斯的周围有大型聚落，但在克里特岛尚未挖掘出具有古尔尼亚或帕莱卡斯特罗这样规模的城镇。个人住宅基本上是建成两层楼。较低层专门用于储存，如迈锡尼城堡外的“油商之居”。这里和它的近邻所含有的贵重物品，诸如粗陶和彩瓷花瓶，以及大量的象牙镶饰物品，可能来自家具或组装家具的作坊。这些镶嵌物包括戴有野猪牙头盔的头部、8字形盾牌、海豚、贝壳以及具有精巧柱头的锥形柱。其中线性文字B简板的发现，凸显了这组居所的重要性。

迈锡尼的“宗教中心”提供了有关宗教工具的最明确的证据。一组建筑物，竖立在圈形墓A以南的一个狭窄的空间中，里面存放着各种不寻常的堆积文物。这些建筑物包括有：“圣殿”，中央有一个平台，墙壁四周设有长台，具有内部储藏室；以及“壁画厅”，有一个中央壁炉，在壁画下面有一个祭坛式的长方形平台，还有一间带有长台的内室。圣殿的正厅里，在支撑屋顶的一根柱子后面，一尊造型粗糙的女性泥塑像站立在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平台上，而在后面密封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大量破损的双臂张开、面目恐怖的男女泥人，同时还发现了一条盘绕得紧紧的泥蛇，蛇头高高扬起，还有一尊着色精致的女性泥雕。壁画厅的祭坛一侧，摆放着一尊雕刻精美的年轻人的象牙头，它曾经镶嵌在一个木制的身体上。附近是一头昂首俯卧的象牙狮子，它的底部具有长方形的槽，这可能是宝座的扶手。壁画本身的下部是一位面向祭坛的女性人物。她戴着精致的头饰，举着麦穗。壁画的上面部分是两个更大的人物图案，一个肯定是女性，另一位可能是女性，他们彼此相对。其中一人拿着一把直立的剑，另一人拿着一根棍棒——也许是矛杆或弓。房间里的其他地方有一个黏土的“棺椁”或浴缸，以及一个铅制容器，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包括一块埃及彩陶匾额，上面印有埃及国王安曼霍特普三世名号的象形文字长方形图框，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可能是某种官方联络的遗物，而不是私营贸易品或古玩物。还有大量的家用陶器。在里面储藏室后边的平台上，竖立着另一位小巧优雅的女性雕像。

这里的礼拜涉及各种不同的祭品，有时可能为放置在平台上或者呈现在粗糙雕像手中的珠宝。优雅女性的角色尚不清楚，唯一可能被认为具有焦点地位的形象，是壁画厅中站立在祭坛上或一侧的象牙头青年。进入这些房间的难度，表明这也不是一个公共的礼拜场所。从其他遗址都没有发现蛇和粗糙的塑像，但来自梯林斯城堡下层和菲拉科庇城墙旁边的小雕，证实了迈锡尼神殿的一般性质。然而，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这种宗教与克里特岛所奉行的是否有所不同。许多女性小雕，或动物和图式化的双轮马车，是迈锡尼遗址的代表，常见于家庭废墟和墓葬中。至少其中一些必定具有一种日常功能，或者是作为家庭神灵，或者是充当儿童的玩具。

公元前13世纪建造的圆顶墓很少，但巨石墓道仍然很常见。这一时期珍贵物品的缺乏，或许表明由于致力于筑垒和其他公共工程而导致繁荣的丧失，或者仅仅是时尚的改变。剑和矛仍然是墓葬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品，但那一时期刀刃锋利的短剑表明，从相对静止的对峙中用矛和长剑刺，变化为更为激烈的近身冲突。或许发现于登德拉的那种胸甲装备，迫使军事战术发生了改变。最常见的祭品是陶瓷器皿，通常是用来盛放芳香油或其他珍贵**的小容器，以标准化的方式装饰，这意味着廉价的大规模生产。珠宝，特别是宝石串珠、蓝彩陶珠子，甚至陶珠或贝壳串珠，都是很常见的。尽管其中许多是传家宝，但偶尔也会有一些黄金物品和印封。墓穴中很少拥有黄金和青金石珠宝这样上等品质的物品，以及发现于底比斯的新卡德迈恩一间作坊里的进口“古董”圆筒形石印藏品。

公元前13世纪初，人们公认迈锡尼城邦达到了鼎盛阶段。它包括埃托利亚、塞萨利沿海，以及奥林匹斯山、爱琴海中部和东南部的岛屿，远至罗得岛和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南部。马其顿地区的查西迪克海岸很可能存在着聚落，但在马其顿的内陆地区，如伊庇鲁斯和色雷斯，却保留了自己的地方特色。爱琴海东北部由特洛伊统治，而克里特岛虽然共享迈锡尼文明，但仍然保持着明显的米诺斯文化。尽管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一些遗址出土了大量迈锡尼陶器（其中一个遗址是米诺斯陶器），但迈锡尼文明的其他典型特性几乎没有痕迹，比如巨石墓道或微型黏土小雕，并且这一地区的迈锡尼聚落范围仍然不太可能广泛。

爱琴海文明在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影响

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南部大陆，是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和埃及东部，以及意大利与阿尔卑斯山周边西部地区复杂的青铜时代社会之间的天然媒介，那里的物质文化至少没有那么先进，读写能力的发展比爱琴海要晚1000多年。一旦海员——无论是爱琴海岛民还是东方人——都通晓了东地中海的海上航线、风和洋流，只要经济和政治环境允许，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贸易的扩大。大多数这种贸易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不可见的，只有借助在卡斯附近距离格里多亚角的乌鲁布伦所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沉船，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贸易是如何进行的、船只是什么样的，以及它们所运载的货物种类。无形的影响，比如度量衡标准、书写和管理制度的使用，必定同等重要。早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克里特岛人就已经与埃及建立了联系，但这种联系很少，而且可能是间接的。最早的双向贸易可以在旧宫殿时期看到，例如，在阿卡尼斯、古尔内斯和勒贝纳的坟墓中所发现的埃及圣甲虫形宝石的进口，以及远至阿斯旺、阿比杜斯和卡洪的米诺斯陶器的出口。来自上埃及托德的153件银器宝藏，与克里特陶器和金属制品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迹象。

通过最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特勒埃尔-达巴村，即阿瓦利斯古城，所发现的完全是米诺斯风格和主题的壁画碎片，强烈证实了新宫殿时期米诺斯人贸易的重要性。发掘者曼弗雷德·比塔克认为，这些壁画来自一个庇护所，属于约公元前1550年希克索斯王朝时期在那里定居的一群米诺斯商人。这些壁画场景，包括映衬在迷宫般的交叉线背景下的公牛和斗牛士，还有狮子和豹。这样的商人飞地，很好地记载于近东青铜时代群落的泥简档案中，而且这一发现是最早表明这些飞地包括来自爱琴海的商人在内。交换物品的数量和种类说明了贸易的实力。在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公元前15世纪的米诺斯陶器，而对爱琴海地区的进口，包括埃及的圣甲虫形宝石和塞浦路斯陶器，以及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粗陶花瓶。

克里特宫殿作坊进口的原材料，包括完整的象牙，以及大量发现于整个东地中海的标准“牛皮”形状铜锭。在阿基拉-特里亚达发现了一个铜锭库，在扎克罗斯又发现了另一个。对铸锭和铜物体的铅同位素分析表明，其中一些源自阿提卡地区的劳里昂矿，但多数来源仍有待确定。只有阿克罗蒂里的少数物品和在基亚岛发现的一个铸锭，是来自塞浦路斯，尽管这是塞浦路斯人第一次涉足东地中海贸易的时期。每九个铜都需要使用一部分锡来制成青铜，但它的来源仍然是个谜。爱琴海地区没有明显的矿体，近来在土耳其南部海岸附近的托罗斯山脉发现的矿床规模尚未明确。离得最近的大型矿床位于波希米亚和伊比利亚。对锡和铜的需求很可能一直是促进长期贸易的动力。劳里昂矿和西弗诺斯岛的富银铅矿石，给那些控制它们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在近东有很大需求的宝贵商品。同位素分析表明，劳里昂银矿石至少远达塞浦路斯。

爱琴海陶器发现于伊奥利亚群岛，它可能被用作与意大利大陆和西西里岛进行贸易的安全基地，表明了人们对地中海中部资源的关注。波罗的海的琥珀一定是从这个方向到达希腊的，但是在从亚得里亚海的海角开始的这条最明显的航线上，没有任何活动迹象。迈锡尼早期的长剑和角剑，被向北出口到阿尔巴尼亚和多瑙河流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出现了当地的仿制品。在特洛伊也发现了米诺斯和迈锡尼早期的陶器。

埃及与爱琴海的交往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埃及统治者是否对其边界以外发生的事情抱有积极的兴趣。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官员的陵墓中包含“克弗悌乌”字样，绘于贡品使者的彩绘文件中，他们携带着克里特的贵重金属器皿，佩戴着克里特的遮阴布，如乌拉蒙墓穴（约公元前1451年）中描绘的一样。不久以后，在雷赫米尔的墓葬中，这种遮阴布被迈锡尼式的褶叠短裙所覆盖，这或许反映了公元前15世纪末爱琴海大陆的统治。安曼霍特普三世是另一位鼓励外交联系的统治者，刻有他名字的一些圣甲虫形宝石在公元前14世纪抵达了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他的名号也出现在了迈锡尼壁画厅的彩陶匾额上，已经被视为官方联络的标志。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内陆以及埃及南部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迈锡尼陶器。大多数器皿都是小型容器，小巧优雅，但装饰并不精美，它们能够到达东地中海，是因为其所容纳之物，而非它们本身的缘故。所含之物一定是**的和珍贵的，例如香水或药膏，它们在埃及和近东备受追捧。在新都的工匠宿舍垃圾场，也发现了迈锡尼陶器，该新都是由法老阿肯纳顿在特勒埃尔-阿马尔纳建立的，只占领了19年。这些珍贵的药膏或许是富人所获得的，而被丢弃的容器随后则被其仆人用于其他用途，直到破碎，就像近年来的玻璃罐一样。

公元前14世纪的卡斯沉船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极具吸引力的画面，展示了当时运载的各种货物，纵然我们不知道它是属于黎凡特、塞浦路斯，还是爱琴海。铜锭、装有塞浦路斯陶器的大口陶瓷坛，以及装满笃耨香树脂的迦南人的双耳细颈椭圆土罐，是货物中最庞大的部分。在克里特岛和希腊，发现了这些双耳细颈椭圆土罐的许多碎片。还有锡锭和锡制品、玻璃锭，以及一些象牙。包括许多迈锡尼陶瓷制品在内的一些物品，很有可能是属于船员的。其他个人物品，比如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的一枚圣甲虫形的金宝石、一枚美索不达米亚的圆筒印章、两枚叙利亚的吊坠、一把迈锡尼的和一把叙利亚的长剑，都显示出各种文化影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物，是一块木制的碑匾，带有象牙制的铰链，上面可能涂上了一层蜡以供书写。公元前13世纪的格里多亚沉船没有那么豪华。它的货物主要是铜锭和农具：磨损或损坏的物品表明了这是一名旅行的青铜匠，他收集废料以换取新的工具和武器。

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在塞浦路斯的影响力稳步上升，爱琴海的塞浦路斯铜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一些装饰瓶，特别是用战车、公牛或其他用色大胆的绘画场景所装饰的大的双耳喷口罐，尤其受到富人们的青睐。这些物品通常出土于塞浦路斯人的墓葬中，其中一件在随葬前曾远至约旦的安曼。同时，迈锡尼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贸易也有了很大的扩展。尽管在撒丁岛发现的一些铸块是由塞浦路斯的铜所制成，但金属仍然可能是主要的利益所在。伊奥利亚群岛已不再用作基本的安全基地，大部分的发现物来自沿海的一些遗址，比如塔兰托附近的通诺陡崖、特雷比萨切的布罗利奥和卡拉布里亚的特米蒂托。在希腊也可以看到欧洲的影响，特别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人开始使用欧洲的劈刺剑和“佩斯基耶拉”匕首，以及乐弓式扣针和中翼斧。在希腊和中欧，广泛使用短节矛头。这些联系，特别是与波河流域特拉马拉文化的联系，表明了在迈锡尼宫殿文明的最后几年中，亚得里亚海贸易日益强大。

尽管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开展了这种海运活动，但迈锡尼游客对原住民的影响有限，并且仅限于沿海地区。没有迹象表明在爱琴海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类型曾经进一步向西传播过，这也许是因为爱琴海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与欧洲前城市社会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