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
导言：欧洲多元化
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的一千余年间，在欧洲建立起来的农业拓荒者群体，只占领了欧洲陆地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外来作物以及居住的新村落，在这个仍然是大量猎人和觅食者的欧洲大陆上，长期以来依旧是一个侵入性因素。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农业经济的特点被土著居民广泛采用，因此这种对比开始被打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由原住民与后来者融合而产生的地域文化，促使了农业的普遍出现和觅食生活方式的实质消失。
这一过程产生的模式并不是统一的：恰恰相反。虽然它创造了具有相似文化现象的广阔区域，如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巨石纪念碑带或东欧和干旱草原的圆形古墓冢群（土丘冢），但每一个地区有其独特的特点。事实上，这种区域差异是农业和土著居民相融的主要结果，并由此产生了适合这些独特环境及其环境背景的特定生活方式。这些新群体的出现，产生了比史前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丰富的欧洲文化——即使就社会复杂性而言，它们只是一个主题变量，无法比部落社会或简单的酋邦做更多的描述。然而，日益增加的多样性为进行接触以及群体和个人身份自我意识的界定提供了新的机会，这反映在考古材料中，是一系列新的纪念碑和各类文物的体现。
直到公元前3500年，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开始耕作地区的发展相背离的。人口的增长和园艺种植者与土著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于森林砍伐而导致的温带环境的缓慢转变，逐渐改变了欧洲的生存条件。家畜的饲养，特别是在东欧较开阔的平原地区，为经济变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虽然在近东，灌溉和犁耕的使用为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第一个城市社会的崛起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欧洲不受这些发展的影响。在农业本身的传播之后，几千年来，欧洲实际上并不一直受近东传统的影响。相反，它在建筑、编织和制陶等共同的新石器时代工艺技能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木材建筑在森林环境中占主导地位，拥有独立的长方形房屋村落，而不是近东地区典型的复杂的泥砖砌块。石材也被用作住宅结构（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还被用作墓碑和仪式纪念碑，它们通常使用大量的巨石块以及木材、泥土和草皮制成。纺织生产（使用亚麻和其他植物纤维，因为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绵羊不产羊毛）实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使用立式的重锤织机；虽然编织的衣服在替换欧洲大陆外部地区毛皮时的速度很慢。陶器在其复杂程度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地域多样性，在东南欧生产精美的彩绘器皿（通常用纺织图案装饰），而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则以质朴风格为主。
陶工在热力转化天然材料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在考古学家眼中，奠定了区分这一时期的创新之举——冶金的开始。在此期间，有两种金属——铜和金——开始使用。铜是通过冶炼大量开采于东南欧部分地区丰富的化学结构简单的矿石获得的；金是从同一地区其他区域的河床（砂矿）矿床中获得的。两者都被铸造或锤打成简单的形状——通常是已经存在于石头中的形状。这些技术最初主要限于东南欧，但在那里发展时，并没有后来在近东使用的更先进的炼制合金和复杂的铸造技术，似乎冶金最初在这两个地区是基于相似的共同技能和简单矿石供应而独立发展起来的。然而，其最初的影响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用的。虽然金属成为一种值得拥有的地位象征，往往交易距离很远，但它本身并没有给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森林砍伐或木工乃至武器装备带来任何创新性的改变。铜和金一样，是一种装饰的媒介，而不是改变物质世界的一种手段。
不同种类的细石器也发挥了类似作用，尽管在这里实用效能更为明显。黑曜石和燧石刀片广受珍视。石斧也是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质石材的来源也得到了开发和扩大。然而，这里的陈列装饰功能仍然很突出，特别是在那些冶金技术进入较晚的西欧地区：翡翠制成的手斧之类被视作珍宝，就像珍贵的宝石手镯或进口的海菊蛤壳一样；但是“铜器时代”的社会与它们的“新石器时代”的原有事物没有任何根本的物质区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行为：象征着社会特权的物品被用来陪葬，这也许是一种更明显的对于财富的夸耀。衰落的村落社会在派系竞争面前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团结，而多样性的增加为年轻一代带来了更新角色与社会地位的机会。
公元前3500年之后，由于近东城市社会的兴起，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加速了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的转变进程。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出现影响了一个巨大的内陆地区，由于能够长距离地获得金属及宝石，这刺激了对日常消耗品的需求。在奢侈品加工及长途货物运输方面的工艺技术都得到了巨大进步。这些变化影响到了广大地区，甚至超越了直接参与此类交流的社会，因为产品和技术传播到城市经济体之外，到达了那些位于森林与草原间的邻国地区。而我们也很容易从考古学上发现城市社会兴起对冶金技术的影响。砷铜合金和组合模具的使用，使大型物体的铸造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一变化最明确的证据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左右欧洲出现的新式铜斧。然而，甚至早在公元前四千纪末期，东南欧地区的陶器造型就已经表明其受到了邻近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众多城市所产金属器具的影响（比如特洛伊），这些陶器以陶罐和陶杯为主，可以论证当时人们在酒精饮料方面的新尝试：葡萄是那时出现在爱琴海的新作物之一。此时在欧洲出现的其他既实用又具有威望的近东创新，包括第一批轮式车辆、轻型犁以及诸如产羊毛的绵羊等在内的家畜新品种，这些都可能与欧洲农业活动更根本性的转变有关。所有这些创新都通过新的媒体和展示媒介，以及不断变化的工作和消费模式，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社会构建文化差异的范围。
这些新元素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地区是东南欧。在技术和贸易联系的广泛性方面，东南欧已经是最先进的，它的青铜工艺品通过贸易远销至北部的丹麦和已经完成马匹驯化的东方草原地区。爱琴海的岛屿间交通网络为希腊居民带来了安纳托利亚的特色文化；干草原与高加索地区之间的连接，使北巴尔干和喀尔巴阡地区的居民与近东世界体系外围日益复杂的社会建立了独立的陆地联系。小规模的人群沿着这些路线流动，沿途传播着新的文化与技术。这些创新的起源可以从东南欧追溯到中欧，而且还可以逐步沿着地中海追溯至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从这些纵向路线来看，它们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的上千年的过程中，逐渐渗入了欧洲的社会结构。
尽管这些创新很重要，但不应想象它们是瞬间或普遍传播的，或者无论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意义。新的畜牧业只是缓慢地取代了早期的园艺形式，特别是在欧洲最近才采用农业的那些地区。即使是在公元前3500年之后的不久就证实远至北欧丹麦的犁具使用，也并没有立即带来文化模式的显著改变。上一个千年形成的区域文化差异提供了将这些新事物纳入其中的结构，这些结构足够坚固，能够根据其与现有事物的相容性来吸收或排斥元素。当变化发生时，它往往是迅速而突变性的。在北欧，只有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随着绳纹陶文化相关联事物的传播，结合了犁耕和畜牧业全部潜能的根本性变革才发生，并且伴随着新旧模式之间明显紧张的迹象，基于石坛神龛的静态仪式模式迅速被更灵活的生活方式取代。沿着大西洋航道和西欧河流，通过与钟杯文化关联事物进一步传播，甚至起到了更大的瓦解作用。欧洲新模式的最后延伸在第七章的时间背景下考虑更为合适，但在这里必须提到它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事件中的最后一个插曲，它完成了欧洲社会在公元前四千纪中期开始的转变；而将西欧纳入整个大陆的格局，为青铜时代欧洲文化的日益融合提供了前提条件。
因此，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代表了欧洲发展历程中最复杂和最令人关注的阶段之一。在此期间，第一波农耕扩张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随后很快出现了第二波农业和紧随其后的畜牧业创新。欧洲大陆的原住民从此越来越多地陷入农业生活方式，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文化模式中；但他们共同的生存条件和他们彼此之间越来越多的接触开始缓慢地重新确立欧洲大陆的统一性。本章将在区域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些主题，按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时间顺序节点划分，将欧洲的发展再次与欧洲大陆以外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东南欧
农业在欧洲首次站稳脚跟的地区，是巴尔干半岛和喀尔巴阡山脉周围的土地，这些地区将其独特的文化延续到了铜器时代。这些是欧洲大陆最复杂的地区，保留了他们的东方遗产，使其没有受到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是因为这里的农业出现得太早，以至于中石器时代的人群无法与引进的经济同步发展。早期的园艺种植者占据了最肥沃的土地。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上的河谷和古老湖盆中，密集的人口可以依靠小块易于耕作的地块来维持。
每个群落都占据了一个可以供后代居住的地点：一堆用泥土和木头搭建的房屋，其遗迹构成了继任者的平台，直到一系列标志着人类居住地的人造土墩出现。保加利亚卡拉诺沃的土墩堆积达12米，由2000多年的连续聚落积累而成。这些台形土墩（每种巴尔干语言都有其对应的文字——莫吉拉、马古拉、豪洛姆）不仅仅是定居经济的偶然副产品，它们附近的每一个村落都在其可及的范围内集中耕种土地：它们是人类生存的固定场所，炉膛和家园的所在地，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因为死者常常被埋葬在他们的住所旁边，紧挨着家庭住宅。从精心绘制的餐具（桌子本身以黏土模型显示），精心制作的炉膛和灶或装饰用黏土配件，再到更明确地与女性生殖部位相呼应的陶器塑像；或者是男性所用的精致绿岩斧或燧石刀片：这里的每座建筑，每件遗物都充满着象征意义。每个物品都有它的明确位置，不仅房屋本身的形制是整齐划一的，而且整个村落的布局通常都是完美规划的典范，以基本方位为导向，由带有中央入口的方形栅栏围起来，如保加利亚东北部的奥夫恰罗沃和波利安尼萨。
这是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因为人们试图从这个内向的世界中挣脱出来，探索在它之外的令人兴奋的可能性。狩猎和放牧提供了这样一种出路；新矿物的开采并用其冶炼金属也是如此；或者旅游和贸易的机会，因为这些丰富的必需品正是那些进入海岸或穿越山脉的人们所渴望的。除优质磨石或专业陶工产品的近距离流通交易外，还发展了稀有和贵重物品的长途贸易：诸如盐或毛皮等商品，或许还有蜂蜜或树脂，这些在考古材料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但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适用于制作长刀片的细燧石中；出现在诸如用于彩绘陶器的石墨等颜料中；特别是闪光的金或铜饰品中，以及由贵重新材料制成的斧和木工器具中。
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产金属矿石的山脉距离被村落和庭院控制的领土仅几步之遥；在聚落后面的小山中，深矿井被挖掘出来，沿着诱人的绿色矿脉，开采大量铜矿以供冶炼，例如南斯拉夫的鲁德纳格拉瓦或卡拉诺沃附近的布纳尔。这些活动是以适当的仪式进行的，精美的陶器供品及其所含物品被留在矿井中，作为从大地获取财富的补偿或交换；但一旦开采出来，这些原料就可以与遥远的人群进行交易。这些人群可能在农业社会的边缘地带，甚至在更远的地方：沿着流向黑海的河流、穿过平坦开阔的黑海大草原，在捕鱼和养牛人群聚集的地方进行交易。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村落网络已经从巴尔干半岛向东北方向扩展，沿着俄罗斯森林和乌克兰草原之间的疏林地带，一直向东延伸到基辅。这些开拓者保留了巴尔干起源的所有传统，居住在类似的长屋中，使用同样种类的手工艺品，包括精心绘制的陶器和小雕像。然而，在东部边境更为开阔的地区，房屋并非集中在像台形土墩那样密集的聚落中，而是占用了被深挖的环壕所保护的防御性高地。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其他人群的存在，他们是该地区中石器时代土著居民的后裔，他们使用陶器、饲养家畜，但并未放弃其季节性迁徙而转向稳定的村庄。这些群体生活在农耕群落密集的缝隙中，占据着远至伏尔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他们和农民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互利关系中：交换他们的互补产品，但也有潜在的冲突。然而，这两个群体都渴望从巴尔干半岛获得铜饰品。
1972年，一位保加利亚的拖拉机司机从黑海海岸瓦尔纳河口处的一座六千年历史的墓地中，发掘出了第一个坟墓，这充分证明了铜器时代贸易的范围和影响。在随后的发掘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铜制品，还发现了6千克的金饰品，大部分是最初缝制在衣服上的片状饰物，还包括黄金权杖和空首斧。保加利亚东部也有其他类似的墓地，尽管随葬品没有那么丰富。它们标志着从以前泥墙村落的家葬模式的突破，在瓦尔纳似乎与海湾岸边木桩之上的水上村落有关，这也许是与沿海贸易活动有关的一种特殊的聚落形式。这种金制品令人震惊，而且肯定被大量使用；但它不能与迈锡尼竖井墓等后来富含黄金制品的墓葬相提并论，因为在如此简单的经济条件下，能够与之交换的商品较少。事实上，它可能不属于个人，因为发现它的大部分墓穴都不是人类墓葬，而是具有黏土面具的象征性墓葬。铜器时代的社会与历史上的欧洲社会有着深刻的不同，需要人类学的想象力。
无论如何，瓦尔纳的财富似乎只是一个暂时的插曲，因为很快就发生了反映草原均势变化的重要变革。根本的原因是铜器时代草原地区的居民开始驯养马匹，通过驯服和骑行野马来补充沿河资源，然后利用野马来开发野生兽群。在第聂伯河的德雷夫卡遗址就发掘出了此类聚落。这些人群开始发展一种独特的文化，用绳纹装饰他们简单的陶器——也许是对控制动物本身很重要的麻绳——并创造出独特的器物造型，比如石制的兽形权杖，以及小型陶火盆，它们可以用来燃烧大麻种子，正如该地区铁器时代的斯基泰部落一样。在黑海大草原的西端，他们开始接触耕种者的坚固房屋和聚落，这些狩猎和放牧群体开始建造圆形墓碑，从而使人们得以集中精力生活在流动的帐篷中。这种生活方式向西扩展到了以前由园艺种植者控制的一些地区，一些群体甚至似乎已经沿着多瑙河小规模地伸入罗马尼亚，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典型的墓葬和手工艺品。这一入侵对邻近的农民造成了影响，因为铜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通常位于台地和小山顶上。在基辅附近的东部农耕边境，今天的多布罗沃迪或马伊达涅茨科等遗址，有多达200栋房屋的大规模密集村落，聚集在一起进行防御。
在喀尔巴阡盆地，发生了一系列类似但较为平静的变化，没有受到历史事件的干扰。公元前五千纪的大型聚落和台形土墩，与之相配的大量彩陶、黑曜石刀片、绿岩斧，以及聚落内或附近的简陋墓葬——已被一种新的模式取代。规模较小、更为分散的聚落变得普遍；同时，多达数百墓葬的墓地，类似匈牙利东部的蒂萨波尔加和巴萨塔尼亚那样的墓地遗址，在社会景观的组织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这些规模较大的墓地可能服务于几个小型的聚落，墓葬变得更加正式，墓穴成排排列（大概用柱子标记），并配有大量的随葬品。物质文化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日用陶器不再那么精致，地域特色也不再鲜明，但新的炫耀性男性装备以金属的形式出现，还有长距离进口的燧石刀片。随着眼前居住群落的显著减少，墓葬的象征性意义和个人地位的标志也随之增加。墓地映射出了当时必须明确界定的人际关系。
每一个地区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新石器时代简单园艺经济的分化，新的活动领域也随之开辟，即畜牧业、新原料的开采和贸易。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中欧和西北欧
从公元前六千纪中叶开始，中欧树木丛生的黄土地上的农业拓荒群体，最初形成了一个同样闭关自守的文化群落，尽管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森林和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从莱茵河到维斯瓦河，他们典型的木头长屋、“鞋楦”状的锛子和特有的圆底陶器（饰以螺旋状或弯曲的刻线和戳点）保持了同质性，这表明他们保留了内部联系，并可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繁衍网络，或者至少强调了其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和排他性。到公元前5000年，这些农民已经远至巴黎盆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进一步向西扩展，到达了英吉利海峡沿岸和布列塔尼的边缘。
然而，到了此时，他们的团结开始瓦解：中欧的群体日益受到喀尔巴阡盆地和巴尔干半岛用铜人群的影响；而在外围地区，则出现了他们与土著群落融洽和互动的迹象，这些群落大量存在于大西洋沿岸和阿尔卑斯山边缘地区。在中部地区，村落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单位。房屋的大小和复杂性不断增加，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梯形平面结构，入口区域较宽，后部区域更加隐蔽。一个特别大的例子来自德国的波鸿，长达65米之多。分散的长屋群通常具有拓荒阶段的特征，当时聚集在大型建筑的集结聚落里，由栅栏围起来——也许是为了将菜园和牲畜分开，这些牲畜可能在周围被拓荒过的土地上大量放牧。受南部铜器时代的影响，陶器、小雕像和进口铜珠的设计变得更为精巧；此外，还出现了具有两个相对入口的圆形土方围场（像巴伐利亚的科蒂切琴多夫的著名例子），这令人想起了台形土墩遗址的布局（并且或许是非常完美的）。在村落附近，这些地方可能充当了舞蹈和举行公共仪式的场所。在阿尔卑斯山滨海地带、德国南部、瑞士和奥地利，采用的就是这种村落生活模式。在那里，中石器时代的群体在冰碛湖附近从事农耕和畜牧业，并在湖泊沼泽边缘的木桩上建造了简单的木质聚落。保存在泥炭中的这些遗址，提供了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一些最生动的证据——桦树皮容器、木碗和工具、亚麻织物、成堆的饲料和肥料（包括蝇蛹），甚至还有一块带有齿痕的树脂“口香糖”，以及通常都是存在于内陆地区的陶器和小石斧。
在黄土的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区，农耕人群与欧洲古老的土著居民发生了相当不同的互动模式。这一过程最早始于法国西部，在那里，随着物质文化变得不那么复杂，农耕辅之以狩猎和采集，遥远的中欧影响力开始让路于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在喀尔巴阡盆地或保加利亚沿海地区，随着更多流动生活方式的发展，集体象征符号的重点已经从房屋和村落转移到了墓葬上；但在西欧和北欧，纪念性陵墓成为群体身份界定中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墓葬品和复杂手工艺品的微妙信息。在法国西部（同样，稍晚些时候，在英国南部、波兰北部和德国），用长的（并且通常是梯形的）土墩包围的木制或石制的陵墓建筑成为群落生活的焦点：随着房屋和住宅遗址变得不那么坚固和持续存在，这些纪念祖先的石碑成为景观的突出特征。
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最开始出现在那些中欧农耕传统与稠密的土著人口接触的地区；而随着这些早期人群的加入，农业人口也随之扩大。永久古迹，无论是房屋还是陵墓，从长远来看，都是组织农耕活动以及种植和收割的基础。但是，这一举措并不仅仅依靠外来人口：很快，类型多样的墓地建筑表明，这种刺激唤起了原住民的创造性反应。出现在诺曼底的带有石棺的石筑长冢，与大西洋许多地区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建筑外立面的石砌陵墓设计相呼应：墓室设置在圆冢内，由一条狭长的通道连接，可以反复使用并添加新的墓穴，这一类型被称为通道墓，成为远西部当地农民的主要标志。起初，主要是由干石墙建造而成，具有托臂拱顶，就像布列塔尼南部海岸外长岛上的宏伟实例一样，越来越大的石头被用于建造此类墓葬。一种新颖的建筑结构传统出现了，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它将成为大西洋地区欧洲本土早期农民的特征，所遗留的一直存在的巨大高位块石，在大约六千年后激发了早期古文物研究者的想象力。
比过去农业在欧洲传播过程更为复杂的是，无论是通过迁徙还是通过有选择的采用诸如陶器和家畜等元素，这种殖民者与土著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在西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小规模进行的。这些不同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不同类型纪念碑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并且复杂性日益增加。例如，在不列颠群岛，对农耕的刺激似乎来自从附近的佛兰德斯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小型群体，他们建造木制的丧葬建筑（被封闭在长冢中），而他们自己却仍然生活在与周围的土著人几乎没什么不同的简陋小屋中。随后，在英国西部和爱尔兰出现了被圆冢覆盖的具有漏斗状入口（称为“门墓”）的石棺，有可能是表明当地人反应的证据；这种结构有时会被发现在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的长冢下面，与他们自己的石造墓室形制相结合，因此综合两方面来看，这也许表明了一种调和的融合体。在苏格兰，随处可发现简单的土制和木制长冢，而石筑长冢则被引进了北爱尔兰。然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传统的石制门墓和圆冢中较发达的通道墓都与长石冢并存，尤其是在对这种引入模式具有本地阻力的地区。随着旧景观逐步转变为新的社会形态，所有这些类型都见证了为获得独特身份而进行的斗争。
从法国南部到北欧平原的广大地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区域特色和融合模式。随着旧的社会排他性的瓦解，以及更大的社会和文化单元的出现，黄土地区本身似乎也受到了这一过程的影响。以前的小规模农业模式被更广泛的刀耕火种的耕种形式取代，而聚落往往从山谷中向上移动到更高的俯瞰位置。人们对用于森林砍伐的燧石斧需求增加，导致在白垩纪或侏罗纪矿床适宜的地区出现了矿山，特别是在比利时和波兰中部。在这种更加流动的聚落和区域贸易格局中，新型的仪式空间（通常带有同心的截断壕沟）便作为地方或区域中心出现。
小规模的渗透和变化过程在北欧重新上演。在那里，从维斯瓦河中游到日德兰半岛的一个地区，出现了与北部黄土地的长屋相呼应的长冢；波罗的海沿岸和岛屿上的另一种巨石建筑（称为“戴瑟”或“史前石桌状墓标”类型）的爆发，是这些地区稠密的中石器时代人口转变为农耕生活方式的一种回应。已知的来自这一地区的大量燧石斧，证明了众多人员参与农业生产，以及为种植农作物而清理小面积茂密林地所付出的努力。与东南欧一样，劳动工具也是财富的象征；精致打磨过的石斧有时被作为祭品沉入沼泽。
这些北部和西部新石器时代群体使用的陶器，与同时期巴尔干半岛铜器时代相比虽然形制简单，但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所使用的那种大型粗糙的、尖底的器型（适用于罐装食物）相比，却显示出了更加多样化的类型（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厨具）；在北欧的遗物很快就吸收了饮用容器（“漏斗颈陶”）和独特的带颈环的长颈瓶组合，毫无疑问，它们被用于一些饮酒场合。在法国，陶器中有一种装饰精美的小型烧炉，分布非常广泛。人们认为，这些小型烧炉可能用于燃烧某些芳香剂或麻醉物——同样，可能是仪式和典礼的点缀。
欧洲史前时期的这一阶段，为早期农民的努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斗争留下了一些最显著的纪念物。纪念碑一旦竖立，就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和强大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可以被夺取或颠覆的。在布列塔尼南部最近的考古工作表明，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发生了一个明显的重建阶段：现有的巨型建筑被拆除，并重新竖立在新的位置。巨大的雕塑巨石被断开，用作新的大型通道墓的顶石。譬如莫尔比昂地区著名的加弗里尼墓葬，28块巨大的墙板上面覆盖着丰富而神秘的装饰物，人们费力地将这些装饰物凿刻在花岗岩上。正如瓦尔纳的黄金墓葬一样，我们只能模糊地了解主导这些遥远欧洲人生活的动机；但是，农业的登场带来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变化。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东北欧
与欧洲大陆有限地区的这些壮观的考古现象相比，调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部和北部以及向东延伸到乌拉尔的大片北方森林是有益的。在那里发生了一系列较为缓慢而统一的变化。中石器时代文化从全新世开始就出现在这里，人们生活在半地穴房屋中，通过采集湖泊和池塘中的欧菱与捕鱼，猎杀森林中的麋鹿、猪和其他动物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海豹为生。他们制作木制和桦树皮的容器，装备包括独木舟和兽皮艇、浮漂、渔网和陷阱，以及滑雪板。从公元前四千纪开始，陶器的使用就从东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群体扩展到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的群落，然后沿着第聂伯河上游和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地区。但它的采用并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经济变化，它并不表示人们已经接受谷物或驯养家畜；尽管人口可能已经有所增加并且变得更为集中：一些遗址全年可能有多达100人居住。
这样的图景对于洞察欧洲其他地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农业没有从近东如此迅速地传播，这种模式将普遍盛行。甚至更为相关的是，该模式在那些农业未能渗透的地区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北欧平原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在农耕群体的夹缝之间。除此之外，甚至在西欧的山区和高原也很少使用陶器，而且这些狩猎遗址的年代也较难确定。在这些地方，中石器时代的人群与早期的农民并存，直到公元前三千纪。在波兰，“坑纹及蜂窝纹”陶的使用者，以一种非农业的生活方式，占据了华沙周围的广阔区域，其外围向西远至奥得河。农业的到来最初并没有取代其他选择。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地中海中西部
农耕生活方式和觅食生活方式之间的强烈反差，在欧洲其他地区极为显著，而在地中海地区并没有那么明显。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群之间的巨大连续性，以及农业首先进入地中海东部，意味着当地人群趋向于选择农业生产方式的某些方面，并将它们与现有生活方式相结合。在地中海西部的许多地区，陶器制作和小规模的家畜饲养先于耕种出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聚落类型。因此，也许除意大利南部，农业的传播并没有在村落和移动猎人之间造成显著的差异，因为农业群落大多规模很小，而觅食者本身也大多是定居的。定居的证据来自洞穴和已建成的居住建筑，不要盲目期待本地也能有中欧那样的精致建筑。然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确实标志着重要的变化，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谷物种植赶上了陶器和家畜传播潮的尾声，新的特征也从巴尔干半岛和中欧扩展开来。
在意大利，露天遗址（而不是洞穴或岩棚）变得更为普遍，尤其是在北部的环阿尔卑斯湖区或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的临海平原；但是，狩猎和采集仍然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阿普利亚，面向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的邻近海岸，三色彩陶在巴尔干纺织纹样中出现了；在利古里亚，带有雕刻装饰的特色方口陶器与中欧类似，而阿尔卑斯周边则加入了更为普遍的“湖村”文化模式。在法国南部，本地居民普遍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这是上一节中所述的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手推磨和抛光斧头的广泛出现，以及新型的悬挂用多耳陶器。在图卢兹周围地区的聚落特别集中，那里的河畔遗址铺满鹅卵石，这些地面有大量灼烧的痕迹，目前还难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可能是代表某种仪式意义的桑拿或公共设施遗址。最著名的例子位于圣米歇尔-图什，在图什和加伦河汇合处。
由于撒丁岛、利帕里岛和庞丁群岛上的黑曜石矿源，地中海中部的火山岛在这一阶段变得很重要。稳定的农业村落允许对撒丁岛中西部蒙特阿尔奇等的资源进行持续开采，这些集散中心的产品会在伊特鲁里亚海沿岸，直至法国南部和阿尔卑斯周边进行贸易。精美的陶器，也通过这样的沿海贸易路线流通，同时传播了新的样式，如利帕里岛迷人的红色施釉陶器。在马耳他，这一阶段也因石板墓的出现而著称，同一时期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是岩洞葬和建造的石棺墓。
伊比利亚在这个时期呈现出一种略微孤立的面貌，尽管在这里，含有农业经济因素的露天遗址变得更加普遍，并出现在新的地区；它们的特点是简单的圆底陶和抛光石斧。在贫瘠的南部地区，细茎针草（针茅属植物）纤维被用于服装和容器的制造，岩洞葬保存了此类新石器时代织物的引人注意的一个例子。19世纪在格拉纳达峡谷一侧的穆尔西拉戈斯洞穴遗址，采石工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非凡的场景，里面有一排仍然穿着衣服的骷髅，以及装有罂粟果的球状篮子。这些罂粟仅仅是生育能力的象征，还是它的麻醉性已经被人所知？更西边，在葡萄牙，那里（如丹麦）的贝冢表明曾经有大量的沿海人口——农业在周边内陆地区的传播，以史前巨石墓的首次出现为标志；这些巨石墓的形制为简单的通道墓。
因此，到公元前3500年，欧洲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东南部最为复杂；沿西北的轴线与西南的文化联系不太紧密，并且保留了东北地区几乎未曾改变过的古老生活方式。这些差异被放大了，而不是被已经发生的新的东方接触所削弱。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东南欧和中欧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爱琴海地区从原来的欧洲巴尔干半岛——即以塞萨利平原的泥土建筑的村庄和彩陶为典型代表，转变为一个以拥有石头防御工事和山顶密集定居点为主的海岸和岛屿网络。促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很多：新的木本作物，如藤本植物和橄榄树；开辟农田的耕犁和毛驴；放牧于牧场的产羊毛的绵羊；用于合金和铸造铜、从铅中提取银，或使用金刚砂开采大理石的新的冶金技术；用于岛屿间交通、捕鱼、贸易和掠夺的长船——所有这些都是由于邻近的安纳托利亚在东地中海青铜时代的国际分工中担任了新角色。
特洛伊遗址很好地集中体现了这种转变的性质。这座宫殿式的堡垒，设有巨大的厅堂和手工工场，可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并能够眺望利姆诺斯岛上的波利奥克尼等岛屿城镇；在第二阶段（在我们时代的末期）的大火中保存下来的，不仅有证明它工艺基础的大量纺锤，还有它的统治者的丰富金属器具：金银制成的罐、杯和盘；青铜碗；银锭；东方风格的青铜矛头；以及拥有金银花丝和粒化工艺的纯金首饰。这是一个与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农业文化不同的世界，特洛伊通过贸易和竞争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文化联系在一起；它凭借着与爱琴海群岛的海上联系而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爱琴海群岛的原材料包括含银铅，可供应增长中的城市经济对白银的需求。
饮用葡萄酒的安纳托利亚的精英生活方式，很快被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商以更简单的方式复制。银器也出现在希腊的岛屿和大陆上，还有更多的复制品，包括施釉陶器和抛光陶器。位于基克拉迪群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东海岸的区域中心，仿制了堡垒墙和大型中央建筑，当地的作坊也试图重现近东专业金匠的技能。基克拉迪群岛的经销商从对岛际航线的控制中获益，并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体现在酒者和里拉琴演奏者的大理石雕像上。
东南欧的其他地区则不受上述情况的直接影响；但即使是最北边的喀尔巴阡盆地，公元前四千纪后期的新陶器风格也与爱琴海的金属饮具相似：它有高悬的带状把手，凹底，饰以凹槽，具有光亮的灰色表面。乡村精英也有证据表明，因为这些代表身份地位的物品（当时他们只能饮用一些当地酿造的东西，因为经过驯化的葡萄在三千年内都不会在这里种植）与其他昂贵的随葬品出现在同一坟墓中：妇女或成对的牛（或两者兼具）。这些都是从匈牙利中部这一时期墓地中的几处墓葬中得知的。这些私有财物的形成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体现在整个公元前四千纪晚期的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上：一个典型的马车形状的酒杯，已知的例子来自布达卡拉兹古墓和瑞杰圳特马顿古墓。用于牵引轮式车辆的牛也可用于犁耕，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低地边缘和干旱河间地区的进一步殖民化过程中得到了推广。
轮式车辆和轻型犁耕的成对牵引技术的推广，在黑海北部的干旱地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那里，位于近东贸易网络边缘的复杂社群，例如北高加索的迈科普，与干草原上的牧民建立了联系。马匹和牛拉货车的结合，为开发牧场提供了充分的机动性，发展出一种强大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以竖穴墓为特征，用木料制成椁室并以圆冢或“库尔干”为标志。这些古迹有时会被一个石制的人形纪念碑盖着，偶尔也有木制车轮乃至整辆马车。后一种情况出现在从多瑙河下游到乌拉尔河的整个地区，向南直到里海。这些人群中的一小部分群体沿着多瑙河深入保加利亚北部，并向北进入匈牙利东部。在那里，他们在季节性干旱的蒂萨河和克勒什河冲积平原日益盐碱化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块飞地。他们的墓葬——仰身屈肢，撒着红赭石，躺在一张涂有颜料的毛毡上，地表堆起隆起的“库尔干”——与当地平坦的墓葬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通过这种向东的联系，近东的特产（产羊毛的绵羊品种，以及使用两件式模具的金属铸造技术）最终找到了进入欧洲的途径，这次不是通过爱琴海。
与此同时，早期的爱琴海影响蔓延到了喀尔巴阡盆地周围的中欧地区：巴伐利亚，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部。在这些地区，出现了特有的、受金属器具影响的圆形陶器形状，这些陶器通常与高地地区有壕沟保护的台地遗址有关。除促进东南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文化统一外，还在德国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发现了进一步影响——包括在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多夫的一个巨石建筑中仿制金属器皿的陶器的惊人发现，以及库亚维亚的成对牛葬。这些直接影响表明了更基本的因素，包括耕犁和轮式车辆的传播。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北欧和西欧
来自南部的这些进一步的推力，在北欧平原和邻近的西部地区引起了一系列迅速的反响和接纳。总的来说，新的因素被现有的社会制度和仪式体系所吸收；但耕犁使得耕种规模扩大成为可能，而接触的多样性日益增加，这些都积累了在随后时期发生根本变革的潜力。
在波兰的克泽米奥尼基等遗址，燧石开采工业规模的扩大，体现了经济变化的规模。在那里，多达1000个竖井通过较软的岩石打入适合制作斧头的坚硬燧石矿脉。这些矿料将被传送达500千米，以满足因犁耕需求产生的不断增长的森林砍伐的需要。此类工具密集的发现地点，集中在扩张最迅速的区域，特别是维斯瓦河沿岸的库亚维亚地区，那里有着小型的方形房屋聚落和墓地，包括动物墓葬（例如双角间刻有骨盘和“旭日形”图案的牛）。这些表明畜牧业在人的生存和意识形态方面日益重要，这也使得更广泛的森林采伐成为可能。这一地区的陶器包括巨大的球形容器，带有悬挂耳（有点不太恰当地被称为“双耳陶罐”），它向东扩展远至基辅，毗邻干草原竖穴墓文化人群的分布区。从这一来源，他们获得了扭曲的绳纹装饰，也许还有其他的习惯——尽管还没有接纳建立圆形古墓冢的做法。最早的驯养马匹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了中欧和北欧。在波兰和德国的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带有绳纹装饰图案的球形双耳罐，在那里，它们似乎属于与农业群体并存的专业牧民。文化融合的另一个线索是由狩猎群体提供的，他们使用带有坑纹及蜂窝纹装饰图案的陶器，这些陶器似乎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部和波罗的海沿岸渗透到少数地区，在周围的农民和放牧人中占据了一个专门的位置。
当时的耕作，包括犁耕，是在黄土带较古老的中心区域和北部及西部与巨石建筑区毗邻的区域大规模进行的。山顶场所和礼仪中心仍在使用（或出现在丹麦等新地区），而大量坚固的木屋取代了先前在黄土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较简陋聚落。在德国中部——易北河和萨勒河中游地区——一个新的特点是大量集体墓地的出现：令人回想起西部的史前巨石碑墓，但这里通常是用木材或小块石头建造的。陶鼓用于仪式场景中，有时也作为随葬品留在坟墓里。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地区梅泽堡附近的利纳-戈利茨奇遗址，有一处不寻常的室内场景展示；在特别精心建造的石砌墓穴内，一块石棺的侧板表面雕刻着一个房间的内部场景：装饰性的毯子，以及挂在墙上的弓和箭筒的图案。丹麦发现了木质的祭祀屋；具有特殊底座形状的陶器和黏土勺；带有入口通道的大型巨石墓（被称为“杰特斯特图尔大墓碑”或“巨大的坟墓”）也首次出现在这里。它们通常含有大量的墓葬，常常将头盖骨和长骨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隔间里。这些巨大的纪念碑也是在荷兰北部首次建造的。
类似的木材、石头或者地下的集体墓地建在西欧的广大地区，连接着海岸上古老的巨石中心。已知的这些长长的石棺，来自黑森州、巴黎盆地、布列塔尼中部和卢瓦尔河谷，在那里它们被称为“长廊墓”或覆盖廊墓，里面有大量的集体墓葬。它们与一种新的聚落形式联系在一起，被称为“扩大的村落”，位于村子中央的史前巨石碑墓构成了周围散落小村庄的焦点。这种可能以农业为基础的聚落类型广泛出现在内陆高原上，这里仍然幸存着少数中石器时代群体，这一现象似乎代表了对这些边缘人群的最终同化。这种新模式对法国西部较早建立的巨石文化人群的影响，体现在结合通道墓和长廊墓特征的新形式的纪念碑上，例如集中于莫尔比昂的所谓的斜道墓（弯曲的通道墓）。
这一时期的陶器种类繁多，尤其是适合正式仪式场合和展示的装饰性器皿。它们记录了不同行为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对饮食的群体表达性消费。其中包括南部圆形的饮用容器，北部的棱角形食物容器，东欧较大的**容器，以及在西部中石器时代融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简单“花盆”形状器皿。每种类型的陶器都反映了当地食物的制备方式，并与各种纪念碑和聚落相呼应。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地区表达方式中，某些共同特征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空间布局的关键性。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以永久的物质形态固定的，无论是木屋和村落、土建的礼仪中心还是石制的祭坛。在以农业为主而不是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这些群落标志是保持耕作和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的根本。它们是定期举行仪式和典礼的场所，是出于永久性的期望而建立的，持久地贯穿于日常生活中年复一年的循环，直到永恒。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流动性，而且已经在东欧被预示：一种不那么固定、更具机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社会与土地和稳定象征的联系不那么紧密。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北欧和西欧
公元前3000年，这一地区的区域划分标志着欧洲大陆外围地区快速变化的步伐，因为累积的变革矛盾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尽管在过去的5个世纪里，仪式建筑和纪念碑类型日益完善，但这一趋势却由于新的物质文化形式的传播而被突然扭转。在这种文化中，便携式财富比巨石文化和仪式中心更为重要。重点从神圣空间转移到人及其个人财产上。
这种变化的标志，是被考古学家称为“绳纹陶文化”的陶器类型。以前是在草原上，后来在北欧平原东半部的人们已经知晓使用绳纹作为装饰图案。但现在它采用了一种特有的形式——被称为“高脚杯”的饮用器皿：一个高而无柄的罐子，罐口外翻，能容纳一升左右的**，上半部饰以水平条纹。这种陶罐通常是在男性墓葬中发现的，并伴有一种穿孔的、单边斜刃的石斧，通常被称为“战斧”。早期也制造了类似的石斧，仿制的是铜器时代末期喀尔巴阡盆地的柄孔斧，但是现在它们以更多的数量出现，取代了以前用来砍伐森林的抛光斧的荣耀。包含这些物品的墓葬现在位于圆形坟墩文化的中心。
这套私人物品和单人葬融合了源于南部和东部的元素。对饮酒的重视，从安纳托利亚传到了南欧。现在，在北方乡村风格的马克杯中，隐约可见爱琴海人使用的银质酒杯的复杂性。这些都不是空的容器，要用适当的酒精饮料装满它们，就需要汇集稀有资源。这种绳纹装饰可能暗示，其内容物不只是从森林蜂蜜和野果中获得的微弱酒精；因为它还可能向邻近的草原人群注入了吸食大麻的嗜好，这只是一种推测。但采用圆形古墓冢是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其意义重大，也许反映了起源于东方的更为自治的家庭群体的圆形小屋或帐篷。战斧也被赋予了意义，因为它们表达了一个群体的理想，他们的自我形象不是工作而是战争。
这些变化也不仅限于意识形态和风格方面。绳纹陶文化民族的聚落类型与先前的传统相反，变成由少量分散的居住群体组成，此类居所数量较少，因此很难从简陋的柱洞遗存中重建其房屋结构；但面积可能很小，并且没有相当于先前模式的中央土建建筑和礼仪中心。它们适合于变化更迅速的社会景观，在这种社会景观中，居住地不那么固定，社会群体更具流动性。墓葬也是如此：埋葬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只有坟墓边的人才能见证；但死者作为人的存在而被埋葬，在最后的剧情反转中炫耀自己生前的用具和个人地位，而不是加入一个更无名的祖先墓地。这些坟墩标出了特定的祖先和继承关系，这对活人的世界充满意义。这些现象在欧洲史前时期并不新鲜，因为它们与喀尔巴阡山脉早期铜器时代有着相似之处，在草原上也有类似现象。它们的新奇之处在于，它们出现在被森林覆盖的北欧，那里的牧场已经被早期的农民慢慢地从茂密的林地上用辛勤的劳动开拓出来，更大面积的可耕地和休耕地使得人们有可能根据新的原则重新组织生活方式。在那里家畜是财富的基础，而不再是土地，手工艺品则作为权威和权力的象征，在不停的变化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种模式是从哪里开始的？考古学家利用类型学分析和（迄今为止）数量不足的放射性碳定年法，确定了一个最初的群体，即从日德兰半岛到北布格河低丘之下的土坑中，发现了最初的绳纹陶文化的高脚杯和战斧的“最初地层”。在这个分布的外围地区，这些人群显然是侵入性的，并且与史前巨石的建造者和双耳罐的制造者一起生活了两个世纪。也许他们一直都是局外人，在现有文化的边缘成长，并逐渐颠覆了后两者的人群。然而，不久之后，在长期耕作的平原，例如德国中部黄土地区的平原，或吕讷堡草原容易开垦的冰水沉积砂（那时不是目前用于陆军演习的欧石楠丛生的荒野），他们就变成了主导力量，并且很快就深入了北欧平原大部分地区的类似砂土区。从那里，这一模式扩展到莱茵兰，再向南延伸到瑞士，覆盖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向东，吸收了波罗的海东部的农民和采集者，并向莫斯科进发：逼退以前的文化模式，重新定义广阔的区域，创建了一个可以与草原牧民和东南欧较稳定的农业人群相匹敌的文化集团。这是欧洲史前史上规模最大、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之一。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不列颠群岛
当这些重大事件在欧洲大陆发生的时候，英国经历了一种较孤立的变革轨迹，在这种变化中，旧的模式得以存在更长的时间，而没有被这些新思想直接瓦解。然而，耕犁早就到达了丹麦，它的使用定义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尽管没有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化，但犁耕见证了聚落类型的重大变化。犁痕一直保存在南街长古坟下面，这是新一代“短的”长冢之一（通常根本覆盖不住墓葬），大约于公元前3500年出现在威塞克斯的白垩地区。聚落，当时以更大、更稳定的家庭场所的形式存在，不再局限于这种富含黄土的钙质土壤区，并且开始在泰晤士河等主要河流的布满砾石的河流阶地上更广泛地扩张。在这里，以及在英国东部的其他地方，譬如约克郡，出现了新型的单人墓葬，有着独特的人工制品，如双头羚羊饰物、燧石斧和刀，或者诸如骨针或黑玉腰带配件之类的装饰品。这些发展与当时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相似的；但在英格兰西部，这些变化似乎遭到了新的、更为精心制作的仪式纪念碑的抵制。例如，由平行的堤岸和沟渠组成的长长的土方工程，被称为科萨斯遗迹（在18世纪的奇想中，它们代表了某种赛马场），这些遗迹与同一时代布列塔尼的石碑排列有些相仿——尽管没有直接的联系。直接冲突的迹象在英格兰西南部很明显，在那里，像汉布尔登山和克里克利山这样的位于小山顶的礼仪场所都构筑了防御工事，而且这些工事确实遭到了手持弓箭的袭击者的攻击。
在英国北部和爱尔兰，当地的圆形通道墓数量剧增，而且在爱尔兰，长墓传统在邻近的地区延续，并且扩展到主要的部落中心，集中在像卡罗基尔或拉夫克鲁之类的小山上，或主导着博伊奈河湾处的纽格兰奇古墓、诺斯古墓和道斯古墓，它们具有巨大的用刻纹装饰的十字形通道墓，彼此相距不超过3千米，每个古墓都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圆锥形土堆中。在这里，古人对天文学和季节历法的深奥兴趣，在早期的通道墓中都有暗示，这在墓道旁边的石头上所雕刻的日晷和通道的感光顺序中变得明确起来：在冬至，太阳初升，阳光直照进通道里，照亮了远处墓室中的雕刻。加弗里尼建立后的500年，巨石艺术和建筑学在欧洲的最西部达到了另一个巅峰，那里没有受到欧洲大陆冲突的影响。在爱尔兰的其他地区，长墓的传统盛行，人们付出了同等的努力（虽然持续了数代人）去建造长长的牧场墙以保护在贝希-格伦纳拉附近梅奥郡的肥沃牧场，它们后来被保存在那里的泥炭沉积层中。
另一个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北部地区是富饶的奥克尼群岛。它们最初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由使用耕犁的农民和渔民将其开拓为殖民地的，它们不仅因其主要陵墓的精雕细琢而闻名（其中的一些，譬如麦豪石室，在规划和定位上与纽格兰奇古墓有着相似之处），而且还因配套建造的像斯卡拉布雷这样的石砌定居点而著称，那里有着密集的近长方形的小屋，由通道连接，还有用片石叠砌而成的床、柜以及火炉。在最近被发掘的巴恩豪斯遗址，紧邻麦豪石室，一座中央圆形建筑的周围分布了一组类似的小屋，在夏至时，圆形建筑的入口处正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一道欢欣雀跃的光芒，就像冬至的阳光穿透了死者的王国。奥克尼遗址也因另一类纪念遗迹而显得特别，它们位于上述两个遗址南方的哈里湖对面。这些就是布罗德盖和斯丹尼斯著名的被壕沟和堤岸围绕的史前环状巨石阵，以及它们的仪式性入口；它们是一种纪念遗迹类型的样本，广泛分布于英国北部，后来又进一步向南发展。史前环形巨石阵似乎是圆形通道墓及其刻石装饰的进一步发展（最初可能在苏格兰西北部）；而且这样的巨石阵很可能围绕着圆形木结构，用于以前在墓室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因为可以容纳比墓室中更多的集会人群。这样的石圈通常都是针对夏至排列，就像巴恩豪斯遗址的巨大建筑，而不是像古墓的冬至。有关他们神秘的仪式，我们没有直接的知识，但某些精心制作的坚硬岩石物体，例如装饰性的球体或正多面体，上面刻有浮雕和凸线（也许是用来占卜的），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对几何学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这一时期的英国北部似乎有着一种特别繁荣的文化，它凭借一种不存在于南方的本土背景，将其影响力远投至威塞克斯。它的标志是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凹槽器的独特陶器，可能是在圣餐中食用某种特定食物的适当容器，起源于北部。在威塞克斯，这种文化体现在“巨石阵”纪念遗迹中——陶土制的，而且有时也类似于奥克尼遗址的环状巨石阵——包括（如同埃夫伯里巨石阵）一条堤岸和内部沟渠；有相对的入口，入口处围绕着一组石头。锡尔伯里山附近的巨大土丘与北部同样巨大的通道墓的形制相仿。在杜灵顿墙，一堵环形的有堤岸和环壕的围墙环绕着一座大型的圆木建筑；而在附近的巨石阵即是这个文化序列中最后的纪念遗迹，时间约在公元前2000年。这座巨石阵的直立石柱和楣石紧密相连，构成圆圈，复制了木墙和圈梁的建筑结构。当然，这座宏伟的纪念遗迹，恰好与精确定位的夏至日初升的太阳处在同一条线上。因此，英格兰最著名的史前纪念碑保留了与最早的北方农民有关的历法仪式的相似之处，甚至可能与他们在欧洲黄昏边缘的中石器时代的祖先有关。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地中海西部和中部
这一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展现出上文阐明的各种社会形式，从东部的城市复杂性，到中部地区使用铜器的个人主义群体及其随葬武器的墓葬，再到西部的纪念碑建筑人群的集体墓地。他们都使用了基于耕犁的农业系统，随着畜牧业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区间的联系开始在其他原本贫瘠的岛屿上凸显出来；但这些广泛的连接没有被扩大，以往航行以天计算的路程阻力妨碍了贸易的远距离发展。虽然某些特征确实从东部传播到了西部，但它具有缓慢扩散的特征，而不是移民或有目的的探索。
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时期见证了墓葬建造和仪式活动的显著全盛期，同时也见证了基于对当地丰富矿石资源的开采和精细石器（如长长的燧石刀和精心雕刻的片岩板）生产的简单铜冶金术的发展。虽然精美的手工制品包含诸如象牙梳和草带鞋之类的个人物品，但它们仍葬于集体坟墓中，没有被分类到个人墓葬。鸵鸟蛋壳等材料的使用，表明与邻近的北非有交往，在那里也建造了有分室的石制古墓冢群。陶器上装饰的象征性图案，与出现在示意性的人形饰板中，以及被称为“牧杖”的弯曲物体上，此外还有几何形图案，与其周边的太阳形或眼睛形图案同属象征性图案类别，但它们是更具象的元素，如象征雄鹿的棍状图形。另外，还在一些地区建造了纪念墓碑、复杂的聚落或区域中心，四周是精心建造的防御墙，包括错综的入口和堡垒。这些与已知的当时法国西部航空摄影中土制的“营地”有些类似，尽管堡垒似乎是地中海地区特有的元素，但它可能表明了与撒丁岛、西西里岛和爱琴海之间的联系，能够追溯到黎凡特南部的城市。这些共同的元素连接了大西洋伊比利亚半岛及其著名的遗址，如葡萄牙的赞布雅尔和圣佩德罗新镇，以及阿尔梅里亚贫瘠的土地。在这里，集约化的洪泛农业和简单的灌溉维持着一些拥有共同核心的定居点，譬如洛斯米利亚雷斯，其附近大约有100座带拱门的巨石墓穴群，以及附近小山上隐蔽的具备棱堡的堡垒。这些墓穴的建筑风格与位于塞维利亚附近马塔鲁比拉石室冢墓的巨石建筑物相仿，并沿大西洋海岸，以更简单的形式在数以百计的墓穴中再现，其中一些带有刻绘的几何形装饰。在西班牙黎凡特的对面海岸地区，岩画传统与狩猎场景表明，早期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
在法国南部郎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干燥的石灰岩高原上，有大量世代为人所居的聚落。有两种空间上截然不同的建筑材料形式与这种延续性有关：一种是圆形的石冢，覆盖着石棺或石室，被称为简单的石室冢墓；还有一种是椭圆形的石砌房屋，间或被石墙包围着，并有棱堡状的突出物，最为人所知的是埃罗省的雷布遗址。虽然这些建筑通常被认为是出自高原上的巴斯德人之手，但在这些新定居的景观中，用轻型犁进行耕种很可能是最早的生存方式；尽管绵羊的放牧数量可能比以前更多，并且许多洞穴都显示出占用的迹象；而比利牛斯山谷中简单的巨石墓，可能与早期的季节性游牧的开端有关。这种农耕生活方式的扩张，与覆盖廊墓的建造者对内陆地区的填充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凯尔西地区邻近区域的简单石室冢墓，与覆盖廊墓的东方定位一致，尽管在法国南部米迪类似的纪念遗迹更倾向于朝向西方，即夕阳方向。两者都与人形石柱或竖石雕像有关，这与在巴黎盆地地下集体墓穴的白垩层中雕刻的女性人物形象没什么两样。在南部岩石较软的地区，已发掘出类似的长长的地下墓穴，其中一些有侧室，比如阿尔勒附近著名的费斯洞穴遗址，里面有大量的集体墓葬。这些坟墓和聚落的物质文化，包括长燧石刀片和细箭镞，以及绿松石，还有精细加工的石灰石或大理石和小件铜器。
科西嘉岛、撒丁岛、马耳他，以及西西里岛，这些岛屿景观受限较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较为内敛的扩张模式，这可能是它们确立特定仪式中心而不是采纳邻近欧洲大陆地区更易流动模式的原因。这些地区中的每一个都显示出与迄今为止人口不足的岛屿引入犁耕有关的繁荣，而岛际间接触的证据却很有限。最极端的情况是马耳他，在所讨论的这一时期，6个极为显著的主要神殿建筑群次第出现了，并逐渐变得更加精致。在起源上，这些似乎是带有墓室的地下墓穴的增大版本，为独特的三叶形或五叶形的结构设计，由大的、成某种形状的（并且通常是饰以螺旋形）石灰岩块建造而成，这些设计与造型在塔西克主要中心附近的岩石雕刻、红漆的集体墓穴或下墓室中得到了呼应。神殿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并经常被扩大或模仿，所提供的证据有封闭的圣殿、神谕坑和祭石，其中一把燧石刀被保存在一个隐蔽的壁龛中。神殿里还有一个巨大的雕像，象征着一位臀部特别肥硕突出的“母亲神”，以及沉睡的（出神的？）“女祭司”小雕像。与爱尔兰一样，相对孤立的环境孕育了一种更极端的纪念碑类型，基本上在其他地区得到了体现；尽管必须将马耳他的中心想象为彼此竞争，而不是与其他群体竞争，因为这里显然没有其他地方意识形态。撒丁岛的岩洞墓中也出现了少量类似的表现形式，这些墓穴可能仿造木制地面建筑物的样式，以及其他地面纪念遗迹的类型，比如带有大片预留空地的巨型墓的集体墓葬，以及萨萨里附近阿科迪山著名的金字塔状的坟墩。在科西嘉岛，石棺和竖石纪念碑的分布更为分散，一些是人形的，其他则是群像的形状，这表明在树木繁茂的山区环境中，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程度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