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些方面来说,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最有效方法,可能并非试图深入研究构成艺术本身具体特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而是来自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不同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艺术的更普遍分布的研究。可以说,洞穴艺术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明显集中在欧洲某些极具地方色彩的地区——尤其是在法国西南部的佩里戈尔和邻近区域,以及比利牛斯山脉和西班牙西北部的邻近地区。即使对分布模式进行快速调查,也会显示,记录在案的90%以上的洞穴和岩棚艺术都出现在西欧这一相对局部化的地区。诚然,人们很难期望在诸如中欧和东欧的黄土平原或欧洲西北部的类似地形区找到洞穴艺术的痕迹。但是,欧洲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如德国南部、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和意大利北部,那里适合保存艺术的石灰岩洞穴和岩棚相对丰富。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对这些地区的艺术遗存进行调查。但是这些地区所出现的艺术品与欧洲西南部典型的佛朗哥-坎塔布里地区的大规模集中相比,极为稀少。这种差异必然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不同地区的社会和文化模式的本质特点。
大多数学者现在一致认为,在西欧这些特定地区,洞穴艺术特别集中,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地区人口的总体密度和集中程度有关,而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地区所提供的特定经济和生态环境同样相关。这些论点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特定地区位于欧洲末次冰期基本开阔的冻原带或干草原环境的最南端,因此它们将支撑整个欧洲大陆上一些最密集的动物种群。关键的支撑因素应该是这些动物群体(特别是驯鹿和马鹿)的高度迁徙行为,它们几乎可以肯定是沿着特定的、基本上可以预测的路线进行的,经由从中部高原向西延伸、从坎塔布里山脉向北延伸的主要河谷。人们认为,这些因素的结合将为相对庞大的人类群体的聚集(至少是季节性的)提供理想条件,他们聚集此间,专门开发利用这些丰富而集中的迁徙猎物群。
其余论点涉及人口的“拥挤压力”、社会分化,以及对明确界定和分化的社群领地需求的各种问题——正如上一节所述——这些几乎不可避免的是由这些异常庞大而密集的人口聚集所产生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洞穴艺术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对人口拥挤(具有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等制约因素的进一步反映,这就对各种形式的仪式或礼仪活动产生了明确的、本质上的功能性需求,这些活动可以用来整合和协调各个社群领地的范围。在这种背景下,艺术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还有待进一步的推测。一种可能性是,一些主要的艺术生产中心,如法国西南部的拉斯科洞穴遗址,或西班牙北部的奥尔塔米拉(Altamira)岩窟,充当了主要的仪式或礼仪中心——也许是人类群体在每年定期聚会期间举行重要礼仪的场所。或者(另外),艺术的产生可能掌握在特定的酋长或宗教领袖手中,他们利用艺术产物和相关的礼仪来加强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或权威,并使之合法化。显然,这一切都处于猜测的范围。显而易见的是,洞穴艺术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欧洲,而是集中于(零星的考古发现地点除外)已知人口最集中、最密集的地区。从这些方面来看,这种艺术很可能为研究欧洲不同地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群体之间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提供一些重要视角。
冰期的终结
旧石器时代世界的终结相当突然。这方面的关键因素当然是气候迅速变暖,这标志着末次冰期的结束,并以激进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生存环境。这种变暖过程的初始阶段最早可检测到距今1.3万年前。冰盖逐渐从其最大面积后退,全球海平面开始上升(随着水从融化的冰川返回海洋),森林开始从原来南欧的冰川屏障区向北扩展。虽然这些都是相对渐进的过程,但很显然,最迅速的环境变化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当时气候变化的总体速度正处于最激烈时期。传统上,以1万年前为中心的时期(就当前的放射性碳时间尺度而言),被用来定义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结束和中石器时代的开始。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因素是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开阔的冻原和干草原地带被茂密的森林环境取代。不可避免的是,欧洲不同地区跨越这一临界点的确切日期各不相同,欧洲大陆南部地区(距今约1.25万年前)比更偏北的地区(距今约1万年前)所发生的时间要更早。无论具体时间如何,这一重要生态转型的影响都再深远不过了。仅仅在狩猎活动层面上,在茂密森林地带中对动物的追赶与在开阔冰缘环境中对动物的追逐就有很大不同,并且在组织狩猎群体时它需要非常不同的策略和战术。但是,森林的出现将导致特定区域内动物的总体密度和当地生物的总量,以及它们在不同生态区之间的迁移模式发生更重大的变化。从对现代环境中动物种群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森林环境只能维持处于开阔环境中的动物种群总生物量的20%~30%。同样明显的是,在森林环境中遇到的各种动物在其季节习性上往往较少迁移,并且分布在较小的、更分散的群体中。换句话说,人类群体需要适应它们的行为,不仅要顾及食物供应总量的大幅度减少,还要适应对动物的追逐,因为它们的行动习性与早期冰川时代的动物大相径庭。
人类面对这些生态变化的反应有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被考古材料记录下来了。对森林侵蚀的明显反应之一,自然是人类群体自己向北推进,并将随冰盖逐渐消退而开始在北欧出现的新环境开辟为殖民地。从大约1.3万年前开始,我们就可以准确地推测当时这种人口向北欧扩张的模式,从法国北部和英国南部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从巴黎盆地〔宾斯维特(Pincevent)遗址、埃蒂奥莱(Etiolles)遗址、马尔桑吉(Marsangy)遗址、韦尔布里(La Verberie)遗址〕和德国北部〔迈因多夫(Meiendorf)遗址、施特尔穆尔(Stellmoor)遗址〕各遗址所发掘出的定居点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采用这一方式,人类群体能够(至少暂时)保持对尚为开阔环境的控制,并能继续利用相同种类的动物(主要是驯鹿和马),这些动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期阶段一直是他们经济活动的支柱。即使其中一些遗址仅在夏季几个月期间被短暂使用,但北欧这些新兴的地貌显然为人类居住提供了极其丰饶的栖息环境,这对人类群体来说,要做的只是进行最小限度的经济和社会适应。
当然,第二种方式是让人类群体留在以前居住的区域内,并使其行为和组织适应新的森林环境。这种适应性的最清晰的例证之一可以在法国西南部的典型地区看到,发生时间在从马格达林(Magdalenian)期到阿济尔(Azilian)期的考古学上的过渡时期——现在显然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1.25万年。这种生态转变最直接的反应可以从相关动物群落的构成观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与晚期马格达林期相关的大量以驯鹿为主的动物群,被几乎全部由马鹿、野猪、野牛和其他典型的森林生物物种组成的群落取代。几乎完全在同一时间,我们可以从被使用遗址总数的急剧下降〔从晚期的马格达林期的七八十个遗址,到阿济尔期的二三十个遗址〕,以及同样明显减少的被使用遗址的总面积得到证实。仅凭这一证据,毫无疑问,该地区的总体人口明显下降,人类群体现在生活在规模更小、更加分散的社会单元中。
但是,这些变化的一些最显著影响可以从考古遗物本身的特征中观察到。与从晚期马格达林文化层发现的工具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相比,从阿济尔文化层所出土的石器、骨器和鹿角制品的种类,不仅在“类型学”意义上简单得多、变化更少,而且总体上要小得多,制作得也不够细致。例如,这可以从阿济尔文化层发现的双刺鱼叉头的形制体现出来,与晚期的马格达林文化层所记载的那些相比,它相形失色(就大小、器型复杂度、技艺上的投入、装饰程度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马格达林期末期的手工艺品几乎消失了。从阿济尔遗址中,我们只发现了为数不多的雕绘的动物图案,(在一些遗址)还存在着一些神秘的“彩绘鹅卵石”,点缀着一系列简单的赭红色几何图案。尽管在整个物质文化范围内发生了这些根本性变化,但毫无疑问,法国西南部的阿济尔人是同一地区早期的马格达林人的直接后裔。
究竟应该如何解释环境条件、经济活动和技术模式变化之间的奇妙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最显著的含义(正如上文所述)似乎是,人类群体现在不仅生活在人口密度低得多的群体中,而且显然是以更小、更分散的群体形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先前大多数用来支持精细技术、手工行业生产以及可能相关的礼仪活动的社会机制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简单、更少结构形式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如何解释,关于考古材料中这些变化的深刻特征,或者这些变化与当地环境和生态条件特征的同步变化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联,都是毫无疑问的。正是这一现象,标志着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世界的终结,以及接踵而至的中石器时代各种森林适应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