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梅拉斯（Paul Mellars）

导言

这一时期集中在距今大约4万年至3.5万年前，这是欧洲史前史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确定两种主要的变化，它们显然以某种方式对整个欧洲社会的后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人群（从广义上来说）有效地取代了欧洲早期的“原始人”或尼安德特人，而这些人群在大多数生物特征方面显然与我们自己是完全相同的。在基本相同的时间跨度内，我们可以确定人类行为在考古记录中的广泛变化，这些变化共同定义了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过渡。有关这两个变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以某种直接的、因果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而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有趣议题，这些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进行讨论。然而，总的来说，人类发展的“生物”和“行为”记录的这种变化，无疑是近100万年前这片土地出现最初的居民以来，欧洲史前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环境背景

可以说，这一过渡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并不是在更新世很长的一段气候和环境变化更为剧烈的时期发生的，而是在一个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此时，欧洲北部和中部地区正处于严酷的冰川气候下，这可能与当前阿拉斯加南部或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地区的情况并没有太大不同。据估计，在冰川活动最剧烈的时间段（大约1.8万年至2万年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全年平均气温很可能比目前水平再降低至少10摄氏度。此时，从北大西洋极地流出的寒流，向欧洲大西洋沿岸延伸至西班牙北部范围。这些海流和相关的季风环流模式结合起来，将在欧洲大多数地区形成比现在更明显的大陆性气候，从而导致夏季和冬季之间形成更大的温差。即使冰川期，欧洲一些夏季的气温可能与今天相差不远，但冬季也会非常寒冷，当地气温可能在短时间内降至零下10摄氏度以下并持续数周时间。大雪将是这些漫长冰川冬季的特征，在一年中较冷的这几个月中，它对人类的行动构成了重大阻碍。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冰川迅速从欧洲主要山区（即从斯堪的纳维亚山脉、苏格兰高地以及更为确定的范围，从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冰盖覆盖的北欧和中欧大片地区，纬度范围从英国中部山地到阿尔卑斯省南麓地带。

因此，居住在欧洲冰缘环境的人类群体，生存的气候环境远谈不上舒适（至少在冬季是这样），但这种气候条件却在其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弥补。这些冰川环境最直接的影响是，除欧洲最南端的地区外，树木生长速度显著放缓，出现了由草类、苔藓及其他植物组成的低矮灌木丛，从而形成了视野开阔的地貌景观。即使为期半年的冰雪期阻碍了人类的狩猎及其他活动，人类也不必与这种茂密的、几乎难以穿越的森林抗争，在后冰川期的早期阶段（见第三章），这种森林显然对后来的中石器时代群落的活动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开阔的、少树的景观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覆盖东欧、中欧和西欧大片地区的极其肥沃丰饶的冻原和干冷草原，在许多方面为众多适应寒冷的动物群，譬如驯鹿、野马和草原野牛，以及大型的“厚皮”动物，如猛犸和长毛犀牛，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把欧洲末次冰期这些干草原和冻原类的地形想象成如塞伦盖蒂（Serengeti）大平原那样的野生动物园，无疑有点夸大其词，但不一定是过度想象。当然，已知这些物种中有许多已经形成了大型的漫游兽群（在某些情况下，动物数量即使不是数千只的话，也可能达到了数百只），在一年中定期和基本可预测的时期，它们在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几乎有规律地进行着迁徙。毫无疑问，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群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季节性的迁徙，并且往往将他们的定居地恰好巧妙地建立在这些迁徙的路线上，以便预测和拦截动物群。在这些极丰饶环境的影响下，在欧洲一些生态条件有利的地区，如法国西南部、坎塔布里（Cantabrian）海岸，以及奥地利、前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南部黄土覆盖的平原，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人口密度可能与同一地区早期农业聚落的人口密度相差不太大。

冰川环境的另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海平面大幅下降。根据对冰盖的总范围和厚度的估计，可以计算出，在距今大约1.8万年的末次冰期最大值时，全球海平面一定下降了至少100米。对海水环境的氧同位素记录（清楚地反映在深海沉积物中有孔虫和其他海洋生物保存完好的骨骼中）的研究也可以得出类似的估计，这表明，在冰期最大值时，必须从海洋中去除相应数量的同位素较“轻”的海水（即由同位素较轻的氧16而不是由较重的氧18组成的海水）。当然，所有这些都会对欧洲的沿海地理产生重大影响。在欧洲大多数地区，这只是导致了沿海平原范围的扩大——通常不超过目前界限的20千米至50千米。然而，在其他一些极浅海域，其后果则要显著得多。最显著的影响发生在北欧，下降幅度最大，使得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盆地的大片地区暴露为陆地，并有效地将英国与欧洲的主要陆地一体化。直到冰川期结束后距今约6000至8000年前，英国才与欧洲大陆最终分隔开。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包括英国）大部分北缘地区都太过荒凉，不适合狩猎人群进行任何形式的永久甚至暂时的活动。尽管如此，很明显，在少数短暂的、较温暖的“间冰”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种群确实延伸到了英国南部，例如，在距今大约3万年前的“阿尔西”（Arcy）间冰期，以及显然处于距今大约1.2万年至1.3万年的冰期结束阶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当气候的暂时改善使这种领土扩张成为可能时，这些短暂的入侵无疑使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群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短暂的生态环境“窗口”。

过渡的本质

无论这最终会对行为变化的复杂性有何重要意义，这些变化都标志着欧洲完全旧石器时代晚期群落的出现，毫无疑问，这些变化的规模，以及这些行为改变的一些显著方式都反映在考古学证据的许多不同方面。这些行为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些变化与来自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新的人类种群的分布可能有什么程度的联系，下一节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然而，在着手解决这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之前，重要的是要清楚地了解在考古证据中我们可以识别哪些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对理解人类技术、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一些根本变化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简化为简单的术语，这些变化或许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石器生产模式的某些基本变化——这些变化，以不同的形式，一直被视为区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先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及中期阶段的主要判断特征。事实上，这些变化并不像一些早期教科书中所论述的那样明确清晰。虽然早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前的群落，对于较宽、较重的石器生产主要使用勒瓦娄哇技术及相关工艺，但现在很明显，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群开发了令人惊讶的复杂工艺，用于制作更薄、更长和极规整的“刀片”，即细长的、锥形的石片是由特制的圆锥形或柱状的石核制成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这些石叶形制的种类迅速多样化，它立刻有效地主导了石器的生产——至少在那些当地燧石和其他石材的料源供应充足，质量足以使这些要求颇高的石片切削技术得以应用的地区。对于这一转变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包括对地方性原材料供应的使用方面实现更大经济性的简单需求，到对新的石器生产模式的需求（比如，大型的具柄刮刀片、边刮器或预制的尖状器），对于这些更细长、更规整刀片形状的生产而言，新的优势突然在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凸显出来，其规模与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层序（sequence）所记载的大不相同。

毫无疑问，石器生产中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展现出的巨大创造力上。他们所创造出的工具种类，比早期阶段人类所生产的工具种类更多样，使用范围更广泛。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层开始，以后的地层“记载”了许多新的石器种类的问世，包括新型剥皮刮削工具种类的出现（所谓的“端刮器”），设计用于专门加工骨骼和鹿茸材料的工具（尤其是凿孔或类似凿子的“燧石打火器”或“刻划器”），以及各种各样的刀具、穿孔工具和（最引人注目的）各种形状的长矛或其他狩猎武器。这种石器生产多样性的增加，无疑反映了其他相关技术种类的大幅增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早阶段就已出现——例如，对兽骨和鹿角的修整更为精巧，对木制品的使用量增加了，对毛皮衣物的制作更为精致，以及狩猎技术的新形式。但似乎同样清楚的是，并非所有文献记载的石器生产的变化和多样性，都可以用这些简单的经济或功能术语来解释。一些作者最近认为，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似乎反映了对工具打制的一种投入程度，以达到相对较高的标准化程度，其形状明显预制而成，这似乎超出了关于旧石器晚期较早阶段的现有认识。就好像石器的形状现在呈现出某种更明确的象征意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生产它们的人类群体来说也具有明确的含义。最引人关注的原因之一是，这可能反映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中出现了更高层次的语言形式，它指示着石器（以及很可能大多数其他的遗物）的形状应该符合一些明确定义的“心理模板”——据推测，与工具本身附加的语言和概念符号有关。另一种（但并不相互排斥）解释是，急剧变化的石器种类当时应该以某种方式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阶层或人群分化的象征。后一种解释的吸引力在于，它有助于说明在欧洲不同的地区所遇到的石器种类的显著变化，以及石器种类变化的（或许）同样惊人的方式——速度快而且具有持续性——贯穿旧石器时代晚期序列的许多不同阶段。无论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毫无疑问，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整个石器生产过程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与以往文章中所描绘的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的长时间范围内更为统一和保守的技术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石器生产的所有特征，也同样反映在骨器、鹿角和象牙制品的生产中，即便不是那么显著。也许正是在这里，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的真正创造力和创新力才能最清楚地展现出来。正如克莱夫·甘布尔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们出于各种目的会偶尔利用骨头和鹿角的碎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改变了这些材料的形式。例如，对天然尖锐的骨头末端进行局部磨削，以增强其作为锥的用途，或偶尔将致密骨头碎片剥制成简单的仿石头的边刮器甚至手斧。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原始人类明显缺乏对于骨头、鹿角和象牙可以用作基本“可塑”材料的任何明确认识，它们可以被雕刻并制作成各种不同的、可精密加工的形态。这种突然爆发的骨器和象牙技术，可以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早阶段的地层中得到印证——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从法国中部屈尔河畔阿尔西（Arcy-sur-Cure）的沙泰尔佩龙地层（Chatelperronian，距今约3.3万年至3.4万年）中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锥、针、骨筒、骨环等，以及从早期奥瑞纳遗址中发现的更精细的骨制和象牙制矛头以及穿孔的鹿角“指挥棒”。与石器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工具形成过程中同样强调高标准化程度，对形状也做了明确规定，骨器和鹿角工具的特殊形状也在不停地改变，这一同样显著的趋势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许多遗址的地层中都能反映出来。骨头、鹿角和象牙加工的整个技术体系反映了对各种新技术程序的掌握；从兽骨和鹿角大量碎片的深切槽，到产生可加工的原材料碎料（所谓的“切槽和碎料”技术——几乎可以肯定，涉及了碎石刻刀或刻划器的使用）来进行系统的锯切、磨削和对表面的抛光加工，以获得整齐、规则的形状。不管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中保留的为数不多的骨制品究竟有何重要意义，都似乎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在技术行为的范围和复杂性方面某种近乎巨大的飞跃。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在整体上更充分地讨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美学或“艺术”创造力问题。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艺术或装饰行为的迅猛发展绝不局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期阶段，即使这些创造力的某些表现形式更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在一些遗址中〔如法国南部的拉斯科（Lascaux）洞穴遗址或西班牙北部的奥尔塔米拉（Altamira）岩窟〕，它们的历史可追溯到末次冰期最大值前后，大约在距今2万年至1.5万年。正如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乔基姆·哈恩（Joachim Hahn）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中欧和西欧最早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显然都是不折不扣且成就卓著的艺术家。例如，这方面的明确证据有，从德国南部福格尔赫德（Vogelherd）洞穴遗址早期奥瑞纳文化层中（Aurignacian）出土的用猛犸象牙雕刻的各种动物小雕像，出土于霍伦施泰因-施塔德尔（Hohlenstein-Stadel）附近洞穴遗址的非凡的狮人雕像，以及从法国南部早期奥瑞纳遗址出土的动物和女性“外阴”符号的一些高度风格化的代表作品。所有这些艺术表现形式现在至少可以追溯到3万年至3.2万年前，或许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追溯到大约3.5万年前。

即使在严格的艺术意义上，这些作品并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但人们也不应该忽视那些贯穿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期阶段的显然是“个人”装饰物的迅猛发展。其中大多数是简单的动物牙齿（主要为毛皮兽，如狐狸、熊和狼），人们钻穿牙根后进行穿孔悬挂。这些穿孔牙饰有据可查的例子，来自可追溯到至少3.3万年至3.5万年前法国和西班牙北部遗址层，或许早在4万年前的保加利亚的巴彻-基罗（Bacho Kiro）洞穴遗址就有保留。然而，这些个人饰品最显著的发展似乎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稍晚的时间，距今大约3万年至3.4万年。因此，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指出，有证据表明，在法国西南部卡斯特默尔（Castelmerle）山谷的阿布里-布朗夏尔（Abri Blanchard）岩洞遗址、鲁凯特（La Souquette）遗址和卡斯塔内（Abri Castanet）岩洞遗址的最早的奥瑞纳（Aurignacian）文化层中，似乎存在着一种近乎工厂的模式，用以生产各种形式的珠子和挂件；其中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生产过程，包括切刻、开槽和分割已经精心雕刻的象牙棒，很明显是用于大规模生产各种珠子和挂件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珠子显然被塑以不同的形状，用以不同的装饰，以模仿特定形状的海洋贝壳。据怀特估计，仅卡斯塔内岩洞和鲁凯特这两个遗址就生产了500多件精致的挂饰；而在比利时的一些遗址和德国南部的奥瑞纳遗址，显然可以确定有着类似的生产中心，年代也大致相同。正如甘布尔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在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这种艺术品或装饰品几乎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发现——以下可能除外：匈牙利塔塔遗址出土的雕刻于一枚货币化石贝上的十字形饰物，以及德国南部的伯克施泰因施米德（Bocksteinschmiede）洞穴遗址所发现的两件有着明显穿孔痕迹的狼和天鹅的骨骼。

以上讨论的各种证据毫无疑问地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早阶段的时间里——肯定为距今3万年，在某些情况下，显然早在3.8万年至4万年之前，可以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确定一系列基本新颖的、在某些方面相当引人注目的行为模式。在人类群体的其他一些领域，譬如对动物种群的利用、人口密度的水平或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内部社会组织，有据可查的类似变化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将在后面的一节中进一步讨论。然而，从上述所引用的证据来看，已经清楚的是，传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过渡”时期确实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某种重要分水岭，这可能不亚于有案可稽的所谓“新石器时代革命”时期或早期金属冶炼社群的发展。当然，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如何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如此广泛的区域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是目前了解到的在整个更新世这一巨大时期，人类群落的总体发展中最核心和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起源的问题

解释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的疑问，目前取决于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发生这种转变的人口背景是什么？换言之，我们是否应该设想整体行为变化和考古学变化的复杂性，这些变化将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转变定义为本质上是在当地逐渐发展的人口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这种转变是否反映了一个更巨大的人群替代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发源于欧洲以外的人类群体引发的，并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将欧洲大陆开辟为殖民地？第二，无论人口替代还是人口连续性问题，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记录所清楚揭示的各种文化和行为创新，我们该如何解释其具体起源？

这两个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对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大多数早期的学者（可追溯到1908年马塞林·布勒时代）似乎更倾向于某种主要人群替代的想法——至少对于欧洲大陆的中西部地区而言是这样的。然而，在同一时期，偶尔也有来自人类学家对这种“殖民化”设想提出抗议的声音，他们更愿意将整个生物和文化发展模式视为当地人群的进化和行为过程的一部分。

虽然这一问题仍然备受争议，但最近的一些发现似乎已经使证据的天平相当强烈地转向了长期倡导的人群替代观点。在这方面，有三个事态发展特别重要。首先，在法国西部的圣塞泽尔（Saint-Cesaire）遗址发现了一具非常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根据种种迹象显然可以将其年代追溯至距今非常近的大约3.5万年前。这具骨骼的考古研究组织提出了一些特别有趣的问题，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然而，现在已经确定的是，这具特殊的骨骼最多只比其他几具典型的克鲁马努人（Cro-Magnon，即晚期智人）骨骼的发现早3000年到4000年，后者显然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期阶段甚至现代欧洲种群的那些骨骼几乎相同。主张人群替代假说的人会争辩说，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足够时间让典型的尼安德特人（以圣塞泽尔为代表）在可利用的时间范围内逐渐进化成完全“现代”的人类种群。第二个重要的进展，源自对以色列的斯虎尔（Skhul）和卡夫泽（Qafzeh）遗址的一系列本质上是“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人骨进行的年代测定，结果发现这些人骨的年代距今非常遥远，约9万年至10万年前。这些发现当然只是在欧洲之外，但清楚地表明，在现代人类种群（在解剖学意义上）最终出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之前的5万年至6万年前，现代人类种群就已经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在欧亚大陆的这些邻近地区。第三，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特别是现代人类种群中线粒体DNA模式的研究）似乎表明，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群都很可能源自20万年前一个共同的祖先。如果从表面上看后一项研究结论的话，就意味着早期的欧洲“原始人类”（以直立人和后来的尼安德特人为代表）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后来的欧洲人种几乎没有什么遗传贡献。

如上文所述，这些解释目前都遭受了很大的质疑，特别是来自生物学和人骨证据的几个不同方面的挑战。然而，我自己的想法是，关于这一相当快速的以某种形式的人种扩散的设想，不仅能很好地与欧洲大多数地区考古证据的整体模式相印证，而且有助于解释这些证据的一些更令人费解的特征。这些特征一直难以与整个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转变的这一简单、基本上是线性进化模式的观念相符。例如，在这方面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技术层面的惊人一致性，从以色列的南部到西班牙西北海岸的广阔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早阶段的地层都有与此有关的遗存。这种一致性就是所谓的奥瑞纳文化现象，其特征不仅是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石器类型（各种类型的船底形边刮器、打制的小刀片、奥瑞纳石叶等等），而且还有一系列同样特征的骨器和象牙制成的工具（最显著的是各种类型的“双锥形”和“底端分叉”兽骨尖状器）。人们一直难以用独立产生理论来解释这种至少4000千米内的、遍布欧亚大陆许多不同地区的技术高度的一致性，但是这显然更符合人种在这些区域快速扩散的观点。这一观点的论据如下：奥瑞纳的工业似乎总是与证据充分的、最早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完全现代人的出现相关联，例如，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姆拉德克人（Mladec）、德国的福格尔赫德（Vogelherd）遗址、法国的克鲁马努人（Cro-Magnon）和莱斯-罗伊斯（Les Rois）遗址，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它完全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早的同时又是最明确的技术表现形式，包括精心设计的骨器，年代最早的用兽骨和兽牙制作的装饰品；同样是最早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复杂而又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欧洲东南地区典型的奥瑞纳工业似乎比西欧稍早出现，这一事实似乎为人种扩散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无论如何，最近放射性碳加速测年法的应用清楚地表明，成熟的奥瑞纳技术产生在从黎巴嫩北部延伸到坎塔布里（Cantabrian）海岸的广大区域，时间至少距今3.5万年至4万年。

由晚期智人种群快速扩散的设想引起的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当现代人在欧洲各地不断扩散的时候，他们与当地原始人类（即尼安德特人）种群之间的任何接触或相互影响的情形。朱布罗（Zubrow）最近提出，即使我们设想这两个人种之间存在某种直接竞争，但这种竞争的形式也不一定是非常激烈的。朱布罗还提到，基于种族动态的各种仿真建模实验表明，两个种族之间生育率和死亡率相对轻微的失调，可能会导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也许不超过千年，一个种族被另一个种族有效替代。如果我们设想尼安德特人以小规模且流动性强的组织形态分散在欧洲各地，那我们很容易想象出最终的种群更替的情景：没有任何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图景，甚至这两个种族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冲突。

有趣的是，在考古证据的某些具体方面，很可能有一些能够直接证明这两个种族之间存在某种共生场景，至少在某方面合作过。如上所述，现在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一些尼安德特人在西欧部分地区的存在至少持续到距今3.5万年前，他们显然与早期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同时并存过。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出土过典型晚期尼安德特人遗骨的圣塞泽尔遗址，以及许多其他遗址：在那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早期奥瑞纳文化与其他所谓的“沙泰尔佩龙”文化类型（即与圣塞泽尔遗址尼安德特人遗骨相关的文化类型）的地层反复叠压在一起。现在普遍认为，沙泰尔佩龙文化实际上是法国最后一批尼安德特人直接创造的，具有明确的技术传承，可以直接追溯到同一地区最晚的莫斯特文化。尽管这些发现与尼安德特人明显相关，而且具有明确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源头；但也有同样明显的证据表明，沙泰尔佩龙人在某些方面开始采用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例如，典型的石叶技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型器、（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制作形制简单的骨器和鹿角工具，以及穿孔的兽牙饰品。在此背景下，最重要的因素是，沙泰尔佩龙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征的方面，都显示出是在一个相对较晚的年代（可能距今约3.5万年）发展起来的，这显然晚于西欧最早出现典型奥瑞纳技术的时间。因此，最理性的观点是，将沙泰尔佩龙遗址中任何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具体特征，视为对最后一代尼安德特人与最早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交融”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显然，在欧洲的其他几个地区，也可以发现最晚的尼安德特人和最早的现代人之间相似的接触和文化交融模式。例如，中欧的塞勒托（Szeletian）文化和相关的“叶形尖状器”文化，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虎尼森（Bohunician）文化，以及意大利的乌鲁（Uluzzian）文化。正如法国的沙泰尔佩龙文化一样，所有这些文化都表现出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特征的奇特融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文化似乎都与同一或邻近地区早期的奥瑞纳文化的存在处于大致相同的时期。遗憾的是，这些遗址中还没有发现直接与此相关的人骨；只有在沙泰尔佩龙人的案例中，我们才能确凿地证明，这些表面上“变异”的文化实际上是尼安德特人的产物。不过总体上的证据表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这两个人种确实存在着一段显著重叠的时期，而且在这一时期，两个种群之间发生了某种形式的互动。正如朱布罗等人所主张的那样，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种族被另一个种族明显取代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像一些早期学者倾向的那样，这些学者认为这个过程近乎是剧烈的、突如其来的，或者是极端暴力的。

撇开种族替代和相互作用的问题不谈，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鲜明特色最初究竟何时、何地，最重要的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仍然非常模糊。目前我们唯一有信心说出来的是，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距今至少4.5万年至5万年前，在西亚和非洲的一些地区，许多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特色的技术就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它们出现在欧洲大多数地区已经是5000年或1万年以后。关于这方面的确凿证据是考古发掘遗址的地层，例如，中东的沙·阿吉尔（Ksar Akil）遗址和波克·塔吉特（Boker Tachtit）遗址，以及更远的南非的克拉西斯（Klasies）河口遗址和边界洞遗址。推动这些发展的动力源泉有哪些，现在仍然是个谜。人们提出了各种可能的设想，从当地气候和生态变化对刺激人类社会和经济模式重大转变方面的影响，到简单地解释原材料供应减少对促进以更经济的方式加工石叶类石器的影响。目前认为，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推断。当然，这些层出不穷的假说没有一种可以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进行充分的检验。一个更有趣的可能性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更复杂和高度结构化的语言模式的出现相关联——根据比克顿（Bickerton）和其他人的观点，这一发展可能是在人类发展的某个特定时间节点以相对突然的方式出现的。如果这个意见确实正确的话，那么它也许就可以解释人类文化中的大多数剧烈变动，从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剥削模式和人类群体内部社会组织的出现，到石器和骨器生产中出现的各种象征表现形式，以及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和个人装饰品的出现。当然，问题在于，语言大概必须被列为所有人类行为中考古学上最不“可见”的方面之一。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象征文化和语言之间联系的广泛探讨是耐人寻味的。考古学材料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过渡阶段，人类在技术、经济、社会和美学方面的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而言，语言也许是对此变化最合理的解释。但是，它目前几乎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我们很难利用考古学材料对其做出任何非常直接或缜密的验证。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与社会

无论人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种的源头可能持何种观点，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些人群的一些独特的行为印记不仅涉及上一节文化讨论的多个技术方面，而且还包括人类群体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若干方面。换言之，“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假说的范围似乎已经延伸至人类文化和组织的各个方面，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技术甚至“审美”领域。

当然，在纯粹的经济层面上，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显然与其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先行者一样，依赖基本相同的食物资源。末次冰期后期阶段的气候和生态条件与冰川初期并无显著差异；在可用资源总量及其分布上，人类社群会面临基本相同的经济机遇。这些资源的潜在价值的重要性，对于那些组织得当、装备精良并且有能力对其加以利用的人群自不待言。大量密集成群的驯鹿、野马、野牛和猛犸，游**于欧洲中纬度开阔的冻原和干草原地带，为人群提供了一个极其丰富且可靠的资源库。这些人群必须掌握拦截和杀死这些兽群所需的技术，而且（也许更重要）具备以集中、协调的方式狩猎这些兽群所必需的社会组织和整合程度。

正是在这种协调和组织狩猎活动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似乎已经显示出超越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群生存活动的重大进步。正如克莱夫·甘布尔在前一章所论述的，关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完全意义上的有组织的狩猎者，仍然存在很多争论。特别是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他认为，尼安德特人与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一样，可能主要扮演拾荒者的角色，主要利用被肉食动物，譬如鬣狗或狼杀死的动物残骸。这些解释仍然极具争议性，菲利普·蔡斯（Philip Chase）等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发现的大多数动物物种几乎肯定都是故意狩猎的结果：尼安德特人可能主要是将小型动物驱赶跳下悬崖或类似的天然障碍物。即便如此，仍有清晰的迹象表明，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相比，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群的整体狩猎策略至少在一些重要方面组织性较差，继而导致效率较低，内部协调程度也比较差。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许多动物种类表明一个明显的特征：当时人们对特定物种的锁定。所有的猎人必然都是机会主义者，在欧洲不同地区，为这些高度专业化的狩猎活动所选择的特定动物种类各不相同。在西欧冻原地带中，大量被捕猎的动物似乎是驯鹿或（在某些情况下）野马。然而，在往东的中欧和东欧，捕猎重点往往转移到其他更适应干草原的物种，如草原野牛、野驴，某些情况下为猛犸象。再往南，在树木丛生的欧洲南部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捕猎重点通常是马鹿，加上（多山地区的）野生山羊或岩羚羊等物种。然而，所有或者大部分的遗址表明，狩猎活动的中心聚焦于这些主要猎物中的单一品种。

在法国西南部典型的佩里戈尔（Perigord）地区的各种洞穴和岩棚遗址中，可以看到这种狩猎活动高度专业化的一些最明显的证据。在这些遗址中不难发现，驯鹿占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动物群总数的90%以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99%。正如有些情况显示的，驯鹿出现的压倒性频率绝不局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期阶段；通过几个遗址，比如，阿布利-帕陶德（Abri Pataud）遗址、格拉维特岩棚（La Gravette）遗址和皮亚杰（Le Piage）遗址最早的一些奥瑞纳文化地层，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3.2万年至3.5万年前。至少在这个地区，相比同一地区大量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任意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毫无疑问地对特定物种实行了一种更具选择性的专业化模式。即使莫斯特遗址显示出驯鹿占比已经出现明显优势，但其出现的总体频率也很少超过70%～80%，而且总是伴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物种（马、野牛、马鹿等），这清楚地反映了尼安德特人更广泛和“不拘一格”的动物种群利用模式。然而这些数据也可以解释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群似乎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扮演了更“广义”的觅食者角色。

其他几个方面的证据，似乎证明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对动物资源进行更具选择性和专业化利用转变的一般模式。例如，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可以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地点，或者特定河谷——这些地方显然是一种或多种猎物的主要迁徙路线。在法国西南部地区，韦泽尔河谷和多尔多涅河谷几乎肯定起到了这种作用，这里是驯鹿季节性迁徙的必经之地，驯鹿每年都从中央高原高处的夏季草场迁向大西洋滨海平原地势较低的冬季草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些地区拥有迄今为止密度最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反映了对驯鹿资源最专业化的利用水平。中欧和东欧地区，例如在德国南部的莱茵河谷和多瑙河上游的山谷，以及俄罗斯南部的顿河和德涅斯特河谷沿线，似乎明显存在着类似的密集遗址。所有这些密集程度似乎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对特定动物物种的高度关注，也许更重要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者拥有预测这些动物群沿着主要迁徙路线活动的能力。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往往不是明确集中在这些地区，而是更广泛地分布在广阔的可用栖息地。

如上文所述，这种如此强烈关注特定种类猎物利用的趋势，可能也部分地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对动物活动准确预测的能力，而且通过这种预测准确地将主要定居点建设在动物迁徙的主要路线上。这很可能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模式，以及他们对本地环境中季节和生态情况的详尽认识。但毫无疑问，严重依靠特定种类猎物的趋势也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内部社会组织，以及他们以高度整合和协调的方式来组织利用迁徙动物群的能力。这种内部组织的一个映象，也许反映在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控制的巨大领地面积上，它清楚地表明了相对大型的多个人类家庭群体的聚集。与上面情况相似，我们再次发现证实这些大型聚居地存在的很多例子，从法国南部的一些大型岩棚遗址，如劳格里-豪特岩棚（Laugerie Haute）遗址、阿布利-帕陶德（Abri Pataud）遗址、洛塞尔（Laussel）洞穴遗址和拉马德莱娜（La Madeleine）岩棚遗址，到诸如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帕夫洛夫（Pavlov）和多尔尼-维斯托尼斯（Dolni vestonice）露天遗址、奥地利的维伦多夫（Willendorf）遗址，以及俄罗斯南部的科斯琼基（Kostenki）遗址上一些面积更大或者同样广阔的露天定居点。多年来围绕着这些面积巨大的遗址产生的主要疑问是，它们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大规模人群共居行为？或者仅仅是由规模小得多的人群在同一遗址反复使用的“日常重复”？然而，在许多这样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保存内部结构和布局的总体状况，例如，在炉膛、铺砌区域、储藏洞的分布格局，以及特殊意义的棚屋或其他生活建筑物方面，似乎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确曾被相对较大的社会群体使用过，居住者的数量即使没有数百，至少也有数十人。撇开这些答案模糊的问题不谈，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与保留在同一地区的大多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居住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与那些在多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遗存相比较，譬如劳格里-豪特岩棚遗址、阿布利-帕陶德遗址和拉马德莱娜岩棚遗址；在欧洲西南部的各种洞穴和岩棚遗址中，无论是其总面积，还是堆积如山的岩屑，都很难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其被使用过的遗物。总体而言，似乎毫无疑问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各个社会层面的发展状况，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大大超过了那些同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人群。

这些面积相对较大且结构严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点，有一些保存得相当完好，这不是指那些来自西欧的著名洞穴和岩棚遗址，而是来自中欧和东欧**的黄土平原上的许多露天定居点，譬如，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帕夫洛夫和多尔尼-维斯托尼斯露天遗址，或者俄罗斯南部的普什卡里（Pushkari）、科斯琼基、梅日里奇（Mezhirich）和梅辛（Mezin）遗址群。在这些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建造多座房屋的证据，包括在地面挖出一个坑（通常表现为一个大型的中央火塘），也包括意义明确的圆形或椭圆形的石柱或柱孔排列，它们似乎标志着大型房屋或类似生活建筑物的地基。在东欧的一些遗址中，如梅日里奇、梅辛和普什卡里，这些房屋地基可能包含有大量猛犸象牙齿、颚骨或腿骨，在当地木材材源实际缺乏的地区，这些兽骨显然是主要的建筑构件。这些圆形或近似圆形的房屋地基，其简单的形状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期阶段，例如，法国屈尔河畔阿尔西的沙泰尔佩龙地层中包含的两个并列房屋结构，它们的年代显然可追溯至距今大约3.3万年到3.4万年前。在后来的一些“格拉维特”（Gravettian）聚居地，比如，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帕夫洛夫和多尔尼-维斯托尼斯露天遗址，或法国的瓦因-布龙（Vigne-Brune）遗址，我们似乎有明确证据表明，同一地点同时使用了几种不同的房屋结构，这可能表明在单个聚居地内聚集了多个家庭单元。在其他案例中，比如，普什卡里或科斯琼基1号遗址，似乎有迹象表明，在单个的生活建筑物中，炉膛的排列呈明显的线性，这或许意味着经过扩展的、多家庭的居住组合。所有这些遗址似乎都表明，旧石器晚期人类定居点的组织结构（以及相对应的使用这些遗址的人类群体的内部社会组织）要比目前欧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最初阶段严密得多。

最后，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之间经济和社会形态的总体变化进行的任何评估，都必须考虑到人口总密度大幅度增加的证据，这至少与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过渡相一致。此外，在这方面，当然必须慎重对待考古证据，而且我们必须要始终考虑到旧石器时代初期遗址所遭受到的各种破坏的可能性要高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很难忽略有据可查的一些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遗址总数的差异。例如，在法国西南部被充分勘探的地区，有被使用痕迹的洞穴和岩棚遗址，其中大部分明显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至少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4倍或5倍。如果我们回想起旧石器时代晚期持续时间还不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半，那么这种对比就更加明显了——这意味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每单位时间）的形成速度至少比其前一个时期高出10倍。在中欧坎塔布里和俄罗斯南部平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总数上的类似对比已经有据可查。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注意事项，这些数字只能表明欧洲许多地区的人口总密度有了大幅度增加，这与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趋势大致吻合。

人口密度和人群总体规模的这些变化，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游团社会组织的其他一些方面影响几何？要想从考古证据中获得答案无疑难上加难。一个极为显著的可能答案是，相对较大的社会单元的形成会促进——甚至可能是需要——社会中特定个人所扮演的经济或社会角色，这是因为同时出现了更复杂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些非常精致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洞穴艺术形式，必定是专业艺术家的杰作，这几乎可以作为一个事实。同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考古学文化中发现的一些经过复杂加工的石器和骨器器型，也很可能是专业工匠的作品。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无疑可以认为，几乎任何涉及维持一个规模较大且相对稳定团体的社会制度，都需要在社会内部进行某种形式的权力划分或等级排名，即使仅仅是为了使整个人群的活动得到必要程度的整合和协调，如在集体狩猎活动的组织方面。或许，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尔尼-维斯托尼斯露天遗址、俄罗斯的松吉尔（Sungir）遗址和意大利的阿伦-坎迪德（Arene Candide）洞穴遗址等处保存的一些精心营造的高规格墓葬，它们是当时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中特定个人的社会“地位”或“等级排名”提高的直接反映。

似乎也有同样明确的迹象表明，在一些生态较为丰富的环境中，人类种群可能一直生活在一个整体密度中，这涉及那些独立的社会和居住单元相互碰撞中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拥挤压力”。一些学者认为，在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对独立“社会领域”进行某种明确识别和划分可能是必要的，以避免相邻地区的居民之间因获取特定经济资源（譬如猎物，甚至原材料供应）而一再发生冲突。社会领域的这些明显分工和界定，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个别社会单元出现自我认同的具体形式。例如，这些可能反映在特定人群所制作的某些艺术品或装饰物中；甚至还可以反映在特殊形制的、更实用的人工制品中，如矛或猎刀。简而言之，在明确规定的生态领域内人口拥挤的综合效应很可能导致——或许是在史前第一次——独特的、有自我意识的“种族”群体的出现。正如之前章节所讨论的，目前这似乎为高度多样化和风格各异的遗物提供了最令人信服和最理性的解释，这些遗物出现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各个时段：无论是在欧洲的不同地点，还是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时期的地层中。

然而，即使许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被划分为相对独立的领土和种族单元，在末次冰期颇为多变和不可预测的生态条件下，这些单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充当完全独立、自我维持的单位，这是值得商榷的。当然，众所周知，以冰缘冻土带和干草原为代表的高度专业化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至少就眼前来说如此），因此易受当地具体资源的有效性和丰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流动性强、有迁徙习性的资源方面。例如成群的驯鹿或野马，特大或长时间的降雪期，偶尔过度放牧或火灾造成牧草资源暂时毁坏等。这些都很容易破坏个别动物群的活动和迁移模式。对严重依赖单一食物来源的个别高度专业化社会群体来说，这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甘布尔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在这些背景下，为防止这些本地粮食资源短缺期的出现，人类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保持某种形式的广泛联系几乎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广泛联盟体系的一个可能反映，或许可以通过观察一些广泛的交易或交换网络，这些网络目前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地区都曾出现过。例如，在西欧和中欧，都有证据表明，在大片地区进行了一些海贝的交易或交换——例如在地中海沿岸和佩里戈尔地区之间（约250千米），或黑海海岸和唐瓦利之间（约500千米）。从某些高品质类型的燧石或其他原材料的分布图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网络，例如，波兰南部的圣十字山和前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之间，或者多尔多涅山谷和比利牛斯山脉之间。虽然这种交换网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大部分阶段的地层中（向后延伸到奥瑞纳文化层）都有保存，但甘布尔认为，在末次冰川最大值（距今约1.5万年至2.5万年前）期间，这些模式似乎特别明显，当时经济资源的不可预测性和相对脆弱程度可能最为严重。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

在几页的篇幅内，很难如实呈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这一庞大主题。最近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优秀调查，包括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e Leroi-Gourhan）的《西欧史前人类艺术》（The Art of Prehistoric Man in Western Europe），以及保罗·巴恩（Paul Bahn）和让·韦尔蒂（Jean Vertut）的精美插图版的《冰河时代的图景》（Images of the Ice Age）。如前所述，这种艺术在许多方面都是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创造力最令人印象深刻和不朽的见证——无论是就艺术家本身的精湛技巧和审美天赋而言，还是就他们能够以各种非凡形式传达高度复杂的象征性信息的能力而论。最终（如果可能的话），相比我们从考古证据的其他任何方面所获得的，这种艺术能够提供更多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精神和洞察力。

在一开始，我们必须对广义的“壁画”艺术（保存于洞穴墙壁上的绘画和雕刻）和“可移动”艺术（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小型物品）进行基本区分。与洞穴艺术相比，便携式艺术的研究所产生的问题较少，因为文物本身可以准确地与其他考古材料相关联，并且直接与它们所处的整体文化背景相关。如前所述，这些可移动艺术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们几乎发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所有阶段的地层中，最早可回溯至法国和中欧部分地区最早的奥瑞纳文化层，距今约3万年至3.5万年前。从德国南部的福格尔赫德（Vogelherd）洞穴遗址、盖森克洛斯特勒（Geissenklosterle）洞穴遗址和霍伦施泰因-施塔德尔（Hohlenstein-Stadel）洞穴遗址所发现的引人关注的动物和人类小雕刻品，以及法国西南部一系列遗址，如费拉西（La Ferrassie）洞穴遗址、阿布里-布朗夏尔（Abri Blanchard）岩洞遗址、塞利耶（Abri Cellier）遗址，保存的动物和女性外阴符号的较简单的轮廓雕刻品，都为这种突然爆发的艺术创造力提供了可观的见证，它似乎与欧洲中西部地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种群首次出现的时间相吻合。

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大部分末期阶段的地层中，能发现可移动艺术模式的广泛相似性。从晚期的佩里戈尔期（Perigordian）和梭鲁特期（Solutrian），我们发现了各种动物轮廓的雕饰，例如科隆比耶尔（La Colombiere）遗址、帕帕约奥（Parpallo）遗址；在某些遗址中，例如夏郎德塞（Roc de Sers）岩的梭鲁特（Solutrian）文化层，我们还发现了类似的深刻浅浮雕版画。从中欧和东欧的所谓格拉维特（La Gravettian）遗址，包括多尔尼-维斯托尼斯（Dolni Vestonice）露天遗址、帕夫洛夫（Pavlov）遗址和科斯琼基（Kostenki）遗址，我们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动物形雕像——用石头或象牙雕刻而成，偶尔也有用耐火黏土烧制而成——它们能令人强烈地联想到那些来自福格尔赫德（Vogelherd）洞穴遗址和盖森克洛斯特勒（Geissenklosterle）洞穴遗址的早期奥瑞纳文化层复原品。然而，这些可移动艺术品的大量增加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晚阶段的一些时间段，距今大约1.5万年至1.2万年前，其中最显著的来自佛朗哥-坎塔布里（Franco-Cantabrian）地区一些晚期马格达林（Magdalenian）文化层，以及德国南部同时期的遗址。从较晚的马格达林期的一些遗址中复原的主题图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它涵盖了对驯鹿、马、野生山羊和猛犸象的高度自然主义的描绘，以及对鱼类、鸟类、海豹的类似呈现，还有（在少数地方）对人类形态的更多示意。动物图案可以雕刻在石头或骨头碎片上；也可以（比较少见地）立体呈现在相同材料的单个碎片上；或嵌刻在一些较大的骨头或鹿角工艺品上，譬如投矛器或穿孔的鹿角棒。所有这些“自然主义”的描绘都伴随着一系列较为神秘的“象征性”图案，从沿着破碎骨片边缘的简单切口线，到点、线和“之”字形的复杂排列。最近围绕亚历山大·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所发表的论文一直争论不休，有一种最有趣的可能就是，骨头和石头碎片上的刻痕和缺口的这些长短不一的线性排列，其中一些可能代表着某种历法“符号”系统：它是以某种方式围绕密切观察到的月球周期来进行构建的。这些解释无疑仍然极具争议性，也许并不像马沙克的阐释所表明的那样容易从文物本身中解读出来。然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群体可能参与了对环境中的月球周期性变化或其他周期性运动轨迹的密切观测，这种想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可信的，而且正如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和其他人所提出的，他们可能已经利用这种自然规律知识对整个年度周期内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了规划。

可移动艺术的一些最有趣的反映，在所谓的“维纳斯”（Venus）类型小雕像中得到了体现，现在可以在从俄罗斯南部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的跨越东欧、中欧和西欧的一条非常宽阔的弧线上得到证实。这些小雕像由相当丰满的（有时候是肥胖的）女性形象组成，着重突出性特征，而头部、手臂和脚部通常只是简略地表现。这些图案的范围从相对自然的形式，如发现于奥地利维伦多夫（Willendorf）遗址和俄罗斯南部科斯琼基（Kostenki）遗址的样本，到有时候可以被视为具有两性含义的高度风格化的形式，如来自法国西南部蒂尔萨克（Tursac）遗址的样本。按年代排序，这些图案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似乎都局限于距今约2.5万年至2.3万年前为中心的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通常与晚期的佩里戈尔期（Perigordian）或格拉维特期（Gravettian）群体的文化相关。毫无疑问，对这些形象的解释富有各种想象力，从强调妇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中的核心作用，到认为这些雕像充当着群落之间仪式交换的内容，这些群落（出于各种经济和环境原因）依赖于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广泛的社会和“联盟”网络。例如，甘布尔认为，恰好是在欧洲的环境和生态条件最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时候，这些雕像却似乎显示出它们最广泛的分布，并且（如前所述）不同地区居住者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互动和交流对于人类群体的生存至关重要。

解释各种形式的可移动艺术时所涉及的所有猜想，在延伸到对所谓“顶层”或“洞穴艺术”的分析时，就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了。有关洞穴艺术的基本特征至今保存完好。这种艺术形式主要以表现动物为代表，既包括主要的经济物种，如驯鹿、马鹿、马、美洲野牛、欧洲野牛、野生山羊和猛犸，还包括一些（较为罕见的）捕食者物种的代表，如狮子、熊和狼。除了一些非常罕见的例外，比如来自三兄弟洞窟的奇妙的“巫师”图像，以及派契迈尔（Pech-Merle）洞窟、拉斯科（Lascaux）洞穴遗址和贡巴来尔（Combarelles）洞穴的几个高度图式化的人类代表，在记载洞穴艺术的汇编中，明确的人类图像几乎没有。大多数艺术品都隐藏在洞穴深处，往往位于距离入口一千米或更远的相对难以接近且狭窄的通道中。这种描绘有时由线性刻画组成，可能是用燧石片或燧石打火器等石器制作的；有时是用铁赭石（生产从黄色到深栗色的各种颜色），或黑色二氧化锰，或常常是这两种颜料的混合颜料精心制作的绘画。这些动物几乎总是以轮廓形式呈现，而且几乎都是以单独个体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作为相关的群体或场景（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譬如马匹形象的绘画长廊，以及拉斯科洞穴遗址的一群明显是正在游泳的鹿）。除动物图像外，还经常有各种“简略”符号的描绘，范围从人的手背喷绘到纯粹抽象的符号，譬如线形的“语言混合体”版画、三角形或矩形的“盖形的”图案，或点和圆的各种蜿蜒排列。这些图案分布在洞穴的岩壁和天花板上的不同地方，而且往往直接叠加在先前绘画上，使得个别图形的轮廓几乎不可能被破译。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构成艺术生产的主要动机在于描绘动物的原始行为，而不是为了最终成品的整体视觉或艺术效果。

自19世纪70年代首次发现洞穴绘画以来，解释洞穴艺术创作背后的深层动机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历代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专家们。最初，“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颇具吸引力，这是由那些有时间和闲暇从事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所提出的，远远超出了日常食物采集活动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很快被前面所讨论的艺术的一些具体特征（特别是叠加的发生，它有效地抹掉了艺术的任何整体视觉影响）推翻了。后来的解释侧重于艺术的潜在作用，即反映某些与特定人类社会相关的“图腾”符号，或者，（也许貌似更合理的解释是）将绘画用作“交感巫术”的一种形式，旨在确保对在人类食物供应中至关重要的特定动物种类的控制。事实上，许多动物形象似乎都有长矛造成的伤口表现，或者（在一种解释中）是对动物死尸的描绘，而不是对活物的写实，这往往被视为对这一解释的支撑。最近的解释借鉴了结构主义人类学概念，认为整个旧石器时代的艺术风格可以被视为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一些基本的“二元对立”，围绕着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而构建（这个见解或许能够被证实）。这一观点主要表现在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e Leroi-Gourhan）的出版物中，假设在艺术中所代表的所有主要动物种群都可以被视为“男性”或“女性”符号的一种反映，这些符号分散在洞穴的各个区域（女性符号位于更中心部分，男性符号更为外围），通常与据称是男性或女性的抽象标志相关联：以各种线条或箭头状的图案表示男性，以更广泛的三角形或盖形图案表示女性。最新的解释〔由约翰·法伊弗（John Pfeiffer）、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和其他人提出〕倾向于强调洞穴艺术的潜在作用，通过所反映的各种因素，诸如动物群行为或活动的各种季节性变化，或者与狩猎活动组织最相关的特定动物的行为特征，来强调其承载的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群体当时环境的明确“信息”方面的潜在作用。更富有想象力的一种解释是，大部分艺术都可以代表所谓的“正位”影像，是在艺术家由药物引起的恍惚状态下留下的！

总体而言，或许有三个特征是明确的：第一，对于潜在假设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可以援引这些假设来解释洞穴艺术更深层次的“意义”或“社会—心理”动机；第二，这些解释目前几乎都不能以任何非常严密或可控的方式对艺术本身的个别细节或更广泛的背景进行系统测试或评估；第三，考虑到艺术的巨大多样性和总体空间分布，显然存在着广泛的互补解释空间，整体来看，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领域的不同时间和地点，这些解释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