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条证据来自石器及其有限且经常重复出现的形制。奥克利（Oakley）指出，一些手斧在燧石内含有化石贝壳，原始人在打制石器时将这些贝壳精心保留了下来。尊重这些美丽的物品，坚持一种石器形制，有时会被认为是象征意义上表达思想存在的有力论据。然而，必须记住的是，我们是灵长类动物，具有模仿的特质，学习是通过仿效我们所见之物，而不是我们听到的指示来进行。这种模仿行为足以制造石器，而现存的留在洞穴内的和沿河休憩点的遗物则可作为现成的模仿范本。博尔德所倡导的观点是，他的5个尼安德特部落中的每一个都有制成专门用途的石器，如果认为他们希望用石器来表达自己的部落身份，这似乎是过去将英国卷伞（English rolled umbrella）和法国长棍面包（French baguette）作为身份象征一样，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正如戴维森和诺布尔所主张的，欧洲的这些早期原始人类最好被视为以工具作辅助的原始人。这与运用文化的人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者的情况下，以工具、服饰、装饰品、房屋等形式的物质文化是一种汇聚和传播信息的媒介。只有当存在一套经广泛认可的象征性规则的时候，文化的运行才有它的意义。我不认为这种能力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因为在拓荒时期，原始人类没有诸如钻过的狐牙、穿孔的贝壳和其他可作为身体饰物或缝在衣服上的物品。这些物品在距今4万年之后是普遍的，呼应着法伊弗（Pfeiffer）曾经提到的“创造力大爆发”。正是在这个时期，考古遗物经由它们的风格处理，间接地表达出了其他的信息。也正是在那时，小型雕像、雕刻吊坠和岩画等艺术品形式出现了（见第二章）。

他们是如何生存的？

我在围绕欧洲人类的神话和故事中走了一大圈。现在是时候对这70万年的概况进行一个说明了。他们的行为是否与我们不同，对于这个先前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研究了。我很清楚，对于这整个时期来说，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尽管这期间有重大变化。关于语言能力和智力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但这些早期人类并不具备完全清晰的言语或我们所知的语言这一结论，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了。这种缺失显然会对社会和生存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对我形成上述考古记录有何帮助呢？

语言是一切与其相关联的符号的文化，并以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规划这种形式来操控时间。正如惠伦（Whallon）已经恰当阐明的那样，过去和未来时态的增加改变了人类在社会组织方面的能力，并对生存和定居产生了影响。了解语言缺位带来的影响，不仅意味着不会产生艺术品，也意味着石器工具形制的单一化；我们必须从那些看不见的系统的组织形式来理解，这是考古学家要研究和解决的目标。

当我们试图“思考原始人”，并想象如果没有作为关键要素之一的现代人类，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时，可能会打开解释过去的大门，但是它充满着主观性。我们需要避免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所青睐的那种方式，1921年，在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中，他为尼安德特人普遍的命运打上了封印：“我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理解那些可怕的人们。我们无法在我们不同凡响的头脑中，去想象那些怪异的大脑所追逐的奇怪想法。就仿佛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大猩猩一样去梦想和感受一样。”为了避开这种陷阱，我将专注于原始人类扩张到新栖息地之后，他们的生存和延续问题。

原始人只有解决了环境的季节性问题，才能在欧洲生存下去。在传统上，人们认为，这可以通过猎杀大型动物实现，有许多艺术家的重构作品都展现过：原始人用石头砸死了猛犸象、用棍棒袭击野牛的膝盖。毫无疑问，原始人是可以杀死动物的，尽管以这样充满大无畏气概的壮举来对付3吨重的厚皮动物和迎面而来的1吨重的公牛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当做出这种简单论证的时候，我们同时忽略了一个要点：狩猎。无论猎物是大型的、中等的，还是小型的，也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狩猎都不仅仅是个捕杀动物的问题；它同样也是一项充满技巧和危险的活动，这也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在任何狩猎社会中最神奇的部分。但是杀死动物通常是很容易的，无论是用长矛还是弓箭，无论是设陷阱还是将猎物驱赶到悬崖峭壁上。困难之处反而在于人员的组织，以便使他们能在正确的地点、恰当的时机和合适的装备下，获得高于平均概率的成功机会。随着动物的活动和数量变得难以预料，狩猎的成功概率也受到限制。因此，原始人生活在季节性环境中的风险迅速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高于平均概率”还不够好。原始人不能听天由命，因为失败带来的惩罚将是饥饿和灭绝。在更新世的季节性环境中，欧洲也不会有可供原始人任意选择的丰富植物类食品，一旦错过狩猎机会，原始人不能指望依靠坚果和蓝莓度日；他们也不能指望一个意料之外的丰年。

今天的猎人和采集者，以及距今4万年之后的旧石器时代社会，已能从容不迫地应对这样的环境挑战。事实上，他们选择特定行动以磨炼能够解决问题的行为。因此，改进技术以降低狩猎失败概率；通过联盟、亲缘关系、访问和盛宴建立社会网络，以便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在需要时号召邻邦兑现区域保障协议。这种形式的社交绸缪是司空见惯的，是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手段之一。在将风险分散到整个地区的同时，当面临的困难是明显的季节性条件时，应对方案却是就地解决：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建立粮食储备，预留下足够的粮食用于维持困难时期的生计。这种行为产生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区域考古学类型，因为生存模式最终是在这种体系中产生的。其鲜明特征之一是，在更新世气候循环运转期间，随着季节性变化的增加和资源的减少，定居地仍然具有延续性，虽然它的规模缩小了。欧洲原始时期和远古时期人口的缩减与流动，特别是北欧地区人群的兴亡，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狩猎”行为在那时尚未得到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匮乏，有柄工具及轻型复合工具仍然很稀有，这些情况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但这仍然留下了他们如何谋生的问题。原始时期，在欧洲有人类居住的8个地域（没有东北欧），社会群体的规模显然存在差异。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集中精力分析其中几个地域可能面临的限制性因素。在冬季，他们以何为食？那时他们的生存环境有五六个月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大群的野牛、马、驯鹿和马鹿为解决同样的问题而长途迁徙。迁徙的路程往往极远，对于原始人类来说，他们无法跟随，也没有任何物证表明他们拥有过哪怕是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储备粮食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用来揭示和阐明这种行为以及与这种规划相关的社会组织。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不是在狩猎，而是在觅食尸体，这些尸体要么出现于冬季，要么是在冬季来临时，动物在要离开这个地区之前被肉食动物吃剩下的。在这些中纬度的草原上，为确保草场供给，大量猎物分散开来，但在河流沿岸和湖泊周围却很密集，因而大多数的狩猎都发生在这里。来自西伯利亚和育空（Yukon）地区的猛犸和其他更新世动物群的冰冻尸体，表明了自然界极度冰冷的力量。尽管解冻后的肉和骨髓并不符合我们对美味的要求，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美味大餐。那些被找到的仍然含有重要脂肪储备的全部或部分尸体，将成为度过那些寒冷冬季的基本资源，直到大批畜群从它们的过冬觅食地返回，原始人类才能以捕杀和觅食它们为生。以巨型动物庞大的脂肪和骨髓储备为食，比起试图用石头砸死它们更有效果。

这一冬季策略借助于两个要素。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人手在当地寻找一些尸体，大型的群体规模将是很重要的。当地群体的人数可能多达150人，他们一直是定期联系的，而且大多数婚姻伴侣都是从中挑选出来的。这种涉及相当大流动性的社会群体，不需要煞费苦心地来记住谁，因为在专门的狩猎之旅中，不会发生个体离开主要群体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的事情。这些面对面的社群既不需要依靠语言，也不需要依靠器物的符号内涵来建立他们的人际关系。因此，选择规划以及以记忆和协作的形式利用过去和现在，与社会内部关系的发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获得食物和生存手段的问题。

第二个要素是火。这不仅可以让人取暖，而且还有助于将尸体解冻。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尸体带入洞穴，可以更容易使其升温。搜寻几乎不需要什么技术，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一支长矛就满足需要了——正如克拉克顿（Clacton）海峡所发现的那样——有时候也有可能是探杆或凿子，用来对雪堆下或经过冰层时进行搜索。这两个要素将开辟一个其他肉食动物无法获得的食物来源。这样一种让他们度过寒冬的策略取决于环境中的许多因素，例如畜群数量、迁移距离、温度和积雪深度。由于这些因素逐年变动，在更新世的长期循环中也有所变化，因此，当地资源能否满足该群体的食物需求，随着这种情况的变化而充满不同风险。在一个地区内，相对于聚居地，某些区域将变得具有吸引力。该策略的一个特点是，几乎不需要什么技能和知识就能使其产生效果。它可以视环境而定，很容易地从一个山谷转移到另一个山谷。然而，在数千年的漫长光阴中，有些山谷的位置会比其他山谷更好，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在它们的砾石器和其他堆积中所含的遗物数量存在着差异。

经过长时间的居住后，这种生存策略完全可能在欧洲发展起来。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北方地区，对于韦斯特伯里（Westbury）、博克斯格罗夫（Boxgrove）、亥洛奇（High Lodge）和斯特兰斯卡什卡拉（Stranska Skala）等原始时期遗址的考古材料最早可追溯至大约50万年前。这可能与当时周期时间向10万年之久的更新世循环的转变有关，它会使原野变得更加干燥或寒冷，当兽群处于最大规模时，这一策略是最为有利的。它表明，地中海地区远古人类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在较短距离内追踪季节性迁徙的兽群，以及更多地利用植物资源。

同样，正如先前提到的，远古人类通过迁徙到达北欧平原的部分地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本身的季节性迁徙的距离也更大了，这意味着现在群体要获得食物就必须扩大搜寻空间，这是生活在这种开放环境中的结果。上述搜寻食物的策略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也许可以通过拉科特遗址一个有着便利除冻用途的洞穴来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蔡斯（Chase）对孔布-格雷纳尔岩棚和洞穴遗址以及肯纳遗址的动物群遗骸进行了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这里的马和野牛是被直接杀死的。虽然难以证明原始人类对肉类的贮存行为，但我强烈地怀疑，一些小型储藏室可能源于这类事件，尽管仍旧缺乏在区域范围内支持这种行为的社会组织证据。近距离杀戮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并且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男性和女性都参与了这种活动。个体主要负责他们自己的储备品，因此两性都展现出力量、强壮这些特征，作为他们如何为自身安全提供保障的解剖学上的标志。

然而，远古人的生存策略是如此的有限，这一点从他们的区域定居史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他们错过了英格兰的末次间冰期，尽管这座大岛当时满布长大象、窄鼻犀牛、河马、野牛和橡树混交林等动植物。但即使拥有了所有的巨型猎物和温暖气候，“大型猎物捕食者”最终还是消失了。究其原因只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他们不可能存活下来：在温带森林环境中，动物的体积虽大但密度低，这是他们的群居组织所无法应对的。因为这需要更大的规划来降低风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口裂变增长期更长。这会打破他们社群曾经面对面的基本体系。据霍菲克（Hoffecker）的报告，在末次间冰期，俄罗斯平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时种群也是不存在的。

在最近一次寒冷期的早期也是这种情况，当时第4阶段有相当大的冰川活动，在温带第5阶段的a级到d级的东北欧和中北欧地区的平原环境中，重现的人群消失了。这可能是对资源减少的一种反应，在这种程度下，现有的生存策略变得不再切实可行。相比之下，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这种气候恶化的适应能力都已经变强，无论是温暖的还是寒冷的。远古人类的应对方式，就是完全退出这些地区。

唯一表明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迹象来自拓荒时期。来自那些小型叶形尖状器遗址的资料证据表明，在北欧、中欧和东欧荒凉的环境中出现了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支持山区猎食者的网络使得人群能够进行更频繁、更长期的裂变增长，这只能通过提高规划和社会组织的能力来实现。因此，他们所活动的地理区域大大增加，规范与陌生人接触和打交道的需求会更大。这种发展是否可以归结为在欧洲其他地方出现了另一种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促使拓荒者意识到他们的潜能，或者这些遗物和它们所体现的组织制度是否完全是由新居民在新型的行为场所运作的，这都有待于在下一章中加以研究。

注：在讨论1万年前的时期时，学术界习惯上不是用“BC”这一术语，而是用“距今”（“BP”）这一术语来引用放射性碳定年法，仍依照惯例用AD1950年来表示“今”。因此，“BP”用于本书前三章中的年代测定，之后用“BC”来取代。最近已经很清楚的是，放射性碳所测定的1万年前，实际上可能是对地质年代的严重低估——或许是距今大约1万年，其实少算了1000年；也许是距今3万年，而几乎少算了3000年之多。（在这些章节中，所有的年代都是基于放射性碳的测定。）有关年代测定的更多内容，请参阅马丁·吉姆·艾特肯（M. J. Aitken）的《考古学中基于科学的年代测定》（Science-Based Dating in Archaeology，伦敦：朗文出版社，1990年）。

[1] 本书初版于1994年，距亨利·奈普诗歌已过去89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