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
导言
中石器时代，指的是末次冰期结束之后、到以农业经济为主之前的时期，这些时间节点都非常模糊。后冰期的间冰段（late-glacial interstadials，距今约1.3万年至1.2万年）为冰期后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开端”，在此期间，狩猎采集者已习惯于温暖的环境。在温暖的气候回转之前，他们不得不重新适应最后一段严寒期。因此，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间寻找一个明确的分割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任意性——通常选择距今1万年的时间。随着觅食者探索和利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貌，考古材料中不仅找不出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与他们在中石器时代同行之间的区别，反而能够勾勒出一个可以追溯至末次冰期以来的连续的行为变化轨迹。中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社会，人类适应环境的基本过程也是相同的。此外，中石器时代的许多传统判别要素，譬如细石器技术和沿海资源的开发，现在已被确定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接合点也同样模糊不清。陶器的使用、人口定居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曾经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人群所独有的。现在人们知道，这些现象在中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普遍存在。同样的道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类型仍然是狩猎采集而不是一般认为的驯养野生动植物。将他们描述为“复杂的狩猎采集者”而不是农民，或许更为恰当。虽然无法确定中石器时代是何时开始或结束的，但它却是欧洲史前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在更新世末期（距今约1万年前），自3万年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首次到达欧洲以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在本质上从未改变过。他们的特点在于平等的社会组织和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在接下来的5000年内，发生了3次不可逆转的事件，为后来史前时期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出现了等级社会；采用了农业经济学；人类干预并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把中石器时代看作一个过渡时期，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研究，那我们就会忽略它。虽然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的许多社会和技术特征，但它们在中石器时代的麇集和相互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在技术、生存和艺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事实上，许多人认为，中石器时代是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融合被推到极限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考古材料中最充分地证明了，人类有能力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利用它。
在本章中，我们利用北至挪威、南至希腊等遗址中的材料来深入思考中石器时代，并探寻确定欧洲史前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我们将认识到所有中石器时代社会之间的相似之处，它们主要源于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所施加的限制。但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欧洲各地不同文化传统和环境条件下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我们的研究必须从简要回顾中石器时代的环境背景开始。然后，我们将从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动物群的遗骸和特征入手，逐步构建一幅聚居地及其生存的图景。我们将考虑如何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以解释个别定居点的性质，进而再考虑它们与建立中石器时代的定居—生业模式的关系。最后，我们需要讨论人口规模、社会组织和艺术的各个方面，并以欧洲史前的这一关键阶段文化变革过程的一般模型作为总结。
环境背景
中石器时代的史前时期与末次冰期结束后所发生的环境变化过程密切相关。日益升高的温度改变了陆地和海洋的范围、植被和动物的分布。大量研究表明，最剧烈的环境变化发生在北欧，紧邻正在消退的极地冰川附近，在这个地区，自然地理、植物群和动物群经历了一系列巨大变化，至少在地质年表中是如此。对于中石器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自身是否可以感受到这些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有大片可用的狩猎土地被海水淹没时，人们的记忆会一直存在。
陆地与海洋的关系 在北部地区发生了两个气候变化进程，重新划分了大陆板块的面积与地形：一是陆地隆起活动受到了冰川重量的抑制，二是冰川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地壳的均衡恢复仅限于冰盖之下的土地，在遥远的北方表现得非常剧烈，以至于现在的海平面比冰期后海平面下降了250米。陆地面积的扩展是一个缓慢而滞后的过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陆地今天仍在上升。在这些地区，这种均衡的陆地恢复创造了更大面积的土地，而且已被植物大军先期占领，这使得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能够对其加以利用。反之，海平面上升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与陆地的均衡恢复相比，这是一个影响所有地区的快速进程。它淹没了冰川和冰期后早期阶段的海岸线，以及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一些陆地，使其失去了大面积土地，从而使得狩猎区域减少。在距今大约8500年前，英国与欧洲大陆隔绝。人们可以认识到，这两个过程的结合，连同冰川消融速率的变化，对整个北欧海岸的特定改变过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波的尼亚湾（Bothnia）就呈现出这些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在末次冰期，冰川湖泊在这一地区密集分布，这种湖泊现在仍然分布在瑞典南部、波罗的海诸岛、爱沙尼亚和芬兰。随着冰川退去，海水渗入这些低地，带来了海洋生物。然而，滞后的陆地均衡恢复速度很快就超过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再次形成了一个淡水湖，即安希勒斯湖（Ancylus）。在距今大约7000年前时，东南部的陆地屏障再次被上升的海平面所破坏，使该地区恢复到了海洋环境，即利托里纳海（Litorina Sea）。
植被变化 当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发生这些变化时，景观就会发生转变，从开阔的冻原景观过渡到以树木为主的景观。来自北欧的花粉粒显示出这里曾经拥有树种丰富的茂密森林。我们可以构建“等分线”（isopoll）图，以展现特定物种在欧洲的传播，譬如欧洲椴树和栎树。不同树种的扩散和自然演替是由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温度的上升、土壤形成过程、树木迁移率及孑遗种的位置等。来自甲壳虫遗存的证据表明，许多地区在树种自南欧和东欧的孑遗分布区到来之前，就已经处在温暖气候中很多年了。在北欧，最早的冰期后景观带以开阔地带的草本植物为主，包括耐寒的桦树、山杨、柳树和杜松。随着温度的升高，松树，然后是榛树，上升到突出地位，接着是喜暖的阔叶树种，最终形成了以栎树、欧洲椴树和榆树，以及适应排水性较差土壤的桤木为主导的中后冰期（mid-post-glacial）混交林。日益升高的温度和植被自然演进的一个结果，是湖泊中充满了有机沉积物。这一过程在冰川消融后立即开始，许多浅水湖在中石器时代被完全淤积了。
在南欧，在远离先前冰盖南缘的地带，植被的变化就没有那么显著。在这里，影响晚更新世植被变化的关键限制因素可能是水分的不足，而不是低温。在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在更新世末期，松树和杜松分布稀疏。在冰期后的早期阶段，松树扩展到较高的平地，而以落叶栎树为主的森林遍布整个低地。栎树林的组成似乎与北欧截然不同，榆树、欧洲椴树和桤木的数量要少得多。在地中海东部沿岸，末次冰期的极盛时期有一些小块林地，以干草原环境为主。随着气候的改善，首先是松树的分布面积迅速扩散，然后是栎树。温度和降水量的进一步增加导致其他树种分布的扩展，如山毛榉和角树。在较干燥的地区，如希腊南部，林地不太可能有很多，将其描述为开阔的稀树山地环境是最为恰当的。
后冰期动物群 除植被以外，后冰期的动物群与晚冰期的动物群也有着鲜明的对比。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物种，如长毛犀牛、猛犸以及大角鹿都已灭绝，驯鹿和麋鹿被迫进入最北纬的地区。曾经栖居于开阔冻原带的驯鹿和马等大型迁徙性动物群，现在被一系列更多样化的有蹄类动物取代，它们以小规模群体活动，缺乏明显的迁徙行为，其中主要有马鹿、狍、野猪、欧洲野牛和麋鹿。小型哺乳动物群的数量和多样性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在中后冰期的茂密森林地带。任何一个地区的冰期，动物群的鲜明特征和植被一样，都取决于多样的气候和生态因素，这些因素导致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石器时代期间，动物群结构继续改变。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持续的气候和植被变化；部分是由于人类活动。例如，欧洲野牛和麋鹿在中石器时代晚期的丹麦东部似乎就已经灭绝了。这可能部分是由中石器时代觅食者过度捕猎造成的。但是我们很难对过去的环境进行详尽的重建，因为大多数动植物的遗骸都是从考古遗址中发掘的，因此经过了“文化过滤器”。如果某一物种没在考古发掘中出现，通常就不能弄清楚它是不存在于后冰期早期阶段的环境，还是仅仅未被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利用。
在后冰期时期，相比先前而言，海洋生物栖息地的数量增多了，物种的多样性也更加丰富了。海洋脊椎动物种类繁多，从鲸、鲨鱼到鼠海豚和海豚。各种各样的咸水鱼类连同许多贝类，都可供开发。这些资源中有许多会季节性迁徙，在一年中特定的和有限的时间内可供开发。淡水潟湖、湖泊和河流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动物种群。当淡水鱼类如梭鱼、丁鲷和欧洲鳊鱼的数量增加时，野禽的数量也会有很多。
景观演化 虽然将自然地理、动植物群的变化作为单独现象来分析是最容易的，但实际上这些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后冰期开始时和在此整个期间的环境变化，以及景观演化的过程。希腊南部阿戈里德（Argolid）地区是由弗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的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居民所开发的。在距今2万年前，有一片广阔的滨海平原，海平面比今天低120多米。这片平原上覆盖着草原植被，在绿洲和水坑周围可能存在着一些树木。在这片平原上有大量的马群，很可能还有牛科动物。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片平原及其提供的资源逐渐减少，直到距今8000年时，只剩一条狭窄的沙滩和沼泽地带。现今这已不复存在，海岸线已变成一系列的岩石和鹅卵石，映衬着陡峭的海崖。因此，全新世的狩猎采集者们必须不断调整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应对迅速演变的地理景观。这些适应性的改变反映在弗兰克西洞穴遗址考古发现的地层中，我们会在下文详述。
环境结构 动植物群的变化不应该仅仅根据物种的数量和多样性来加以说明。后冰期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明显比晚冰期更为复杂、更不稳定。每个物种，包括人类，都与其他动植物物种被囊括在捕食者—猎物以及各种竞争关系中，它们之间也有着更多的联系。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物种组成及其数量的周期性但无法预测的波动的影响。环境的特点还在于植物和动物种群的明显季节性变化。除这种时间变异性外，后冰期景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空间分割性。某些地区，以及这些地区内的某些地点，资源特别丰富，尤其是河流、湖泊和海岸；而内陆地区生物的数量较少，资源组合的变化也较少。在了解中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割性，还有物种的数量和类型。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用来利用这种环境的技术，这可以看作是为了应对环境结构问题，同时也是与环境内容相适应的。
技术
与早期的史前时期一样，石器在中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燧石可供利用于大多数领域，可被制成简单的箭镞和其他工具。在北欧沼泽遗址保存的有机材料，让人们一窥鹿角、骨器和木器的多样化及其非常复杂的用途。我们还有几个实例，其中保留了用于大型项目的技术——居所和迁移。
石器的使用 可追溯到中石器时代的燧石采石场很少见，可能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并不存在。在波兰平原南缘的圣十字山脉北坡上的发现是一个例外。从这里，一种高品质的巧克力色的燧石被开采出来，这种燧石在广阔的区域内被发现，可能反映了传播模式而不是交换网络。在大多数地区，燧石的表面岩层足以满足中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需求。有些可能是原生矿石，例如来自英格兰南部的白垩地层；或者是以冰川沉积物形成的次生矿床，表现为不规则石核或海滩卵石。这些矿床可能是通过特定的勘探，或将获得的石材纳入其他活动，如为了狩猎出行而开采的。已知的有一些原始的工场，例如在波兰的波兹南-斯塔洛文卡（Poznan-Staroleka），一个主要的石器制作场所就是作为大量不规则燧石的来源地而被众所周知的。这里的遗物表明这样的遗址具有极其丰富或者数量庞大的石核和原始的石片，以及很少的打制工具。
燧石并不是中石器时代使用的唯一石材。在无法使用它的地区，或者不适合手头任务时，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会转向各种其他石材。石英和石英岩也可以为边刮器或箭镞提供尖锐的石片。在苏格兰赫布里底（Hebridean）群岛的莫尔河谷（Gleann Mor）、斯陶斯奈格湾（Staosnaig）和卢萨河（Lussa River）遗址的发掘表明，随着人们离燧石产地越来越远，石英在中石器时代工具包中的使用越来越多。板岩本身适合分割和打磨，由此石斧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中石器时代工具组合里的重要成员。细砂粒的绿岩也容易剥落加工，片麻岩和各种岩石的处理是通过凿取后再加工成一系列古器物，如石斧和石锛。充分开发利用周围的原材料，是中石器时代的一个特征。
在欧洲的某些地区，我们可以验证原材料种类的使用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可能反映了社会经济组织的重大改变。例如，在英格兰北部，中石器时代早期和末期使用的原材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以距今第9个千年为分界线。在早期，工具是由高品质的白色或灰色燧石制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各种低品质的黑硅石和半透明燧石取代。这种变化能够反映出优质的燧石未能满足需求，它的减少可能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资源的枯竭或海平面的上升造成的。或者，它反映了人们行为模式的变化。中石器时代末期的觅食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可能覆盖的距离较小，并且它说明了多瑙河峡谷的中石器时代的人群在距今大约8000年时从使用黑曜石到石英和石英岩的变化过程。
来自中石器时代的许多燧石工具都是用石锥制成的薄刃石器生产的。由于这些石核往往极小且需要巧妙地处理，因此很明显可以设想当时人们打制燧石的技术水平是非常之高的。在剥离石片时，可能使用了一些木制支架，以便将石核固定。在某些地区，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产出了带柄石核。这些石核都为细长形，当将石片从一端分离时，碎石器可以在另一端紧紧固定。虽然这种剥片技术在中石器时代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碎矿方法也被广泛用于生产薄刃石器。在原材料石核体积较小或品质较低的地区，双面修整技术被用来生产薄而锋利的石片和刀片。
当复原和分析的水平足够高时，就可以获得大量关于中石器时代加工方法的信息。当用碎片和工具重建石核的“档案”时，情况尤为如此。例如贝尔莫西二号（Bare Mosse II）遗址，一处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早期的中石器时代遗址，817件古器物中有48%经过了重复修整，以生产7类主要的箭镞和石刀。由此，可以重建用于每个石核的生产工序。这些工序包括去除表层和不规则面、修整平台的制备、石核和石叶坯料的去除，最后将其打制成工具。一些部件在重复修整工序中都不见了，这表明它们已经得到保留并运送至其他的聚居地。在贝尔莫西二号遗址，我们可以确认一种应用于每一件石器的处理与制作的普遍方法。这可能通过某些方面观察到，比如原材料本身的局限性、生产出来的石器具有相似的功能以及群体内工具制造的传统。此外，从坯料的分布情况观察到的空间布局情况，表明工具生产的不同阶段是在遗址的不同地方进行的。总体而言，就重复加工策略的角度对石器进行研究，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中石器时代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超越了对更为传统的类型学的关注。
细石器 中石器时代通常与细石器的使用直接相关，即一种细小的石器或石叶部件。然而，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一些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如爱尔兰中石器时代晚期的拉恩（Larnian）文化，使用了一种大型的叶片技术——“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此外，在几个晚更新世的文化中，如马格达林期（距今约1.7万年至1.1万年）也发现了细石器。总之，细石器至少是中石器时代的象征。
细石器有多种形状和尺寸。考古学家一直以来并且以后仍然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根据器型特征将这些分型定式；然后分析它们在石质堆积物中出现的频率，并根据不同的文化和技术传统将其分类。这些文化类型对过去人群的意义尚不清楚，但通常假定为某种形式的团体认同。这种类型学方法的最佳例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那里有丰富的考古材料、悠久的田野工作历史，以及曾经快速更新迭代的技术类型，这些因素相结合后在这一地区呈现出一系列广泛的细石器文化类型。到1973年，人们根据这些细石器类型，连同其他的遗物证据，将这个地区的中石器时代分为10个文化阶段，并将其划分为3种文化——马格勒莫斯文化（Maglemose，约公元前9500年至公元前7600年）、孔格默斯文化（Kongemose，约公元前7600年至公元前6500年）和埃特博莱文化（Erteb?lle，约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200年）。最近人们做出了更精细的区分：利用丹麦东部的资料数据，根据细石器形状的变化，将孔格默斯期和埃特博莱期进一步划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建立了类似的文化发展序列。例如，欧洲东北部中石器时代的资料被归类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系列，这些文化的典型器物特征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
如果抛开空间因素的话，我们可以基于细石器类型学和放射性碳测年法将欧洲的中石器时代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以斜钝的尖状器为特征，这一时期典型的英国遗址是斯塔卡（Star Carr）遗址，结束于距今约9000年。第二阶段以细小的石叶制成的多种类型的细石器为特征，通常被称为“薄刃”或“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它们所包含的形状多样，如斜角三角形、长方形和棒状，这些文化最早似乎可追溯至距今约1万年前法国南部的菲厄洞穴（Grotte des Fieux）和鲁菲尼亚克（Rouf?gnac）遗址。在距今9000年至8500年的法国其他遗址、荷兰和英国也发现了它们；直到距今8500年，它们都是广泛存在的。这些技术类型持续了大约1000年，然后被那些以偏菱形和梯形为主的厚刃石叶技术类型取而代之。最后一种文化几乎同时出现在整个欧洲，然而也许由于与欧洲大陆隔绝的缘故，并未在英国发现它们。
如果我们要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细石器类型的这些变化，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它们的用途。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它们是多部件工具的标准化组成部分。它们的用途之一，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狩猎武器的尖刃和倒刺。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人们发现许多用细石器制成的箭镞，是用树脂和麻线绑在木柄上的。一些细石器也具有与肉或骨的撞击造成的特殊断裂形态。另外，在许多动物（和人类）的骨头里发现仍嵌在其中的细石器，这表明细石器是导致它（他）们死亡的原因。照此，他们或者是被切割肌肉和动脉造成的严重出血而死，或者是被穿透器官造成的几乎即刻死亡。
用仿制的弓和箭进行的实验表明，细石器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这种复制品可以通过从阿罗德5号（Agerod V）、霍尔梅加德（Holmegaard）和灵克洛斯特（Ringkloster）等遗址发现的弓箭来制作。所有这些弓箭都是由榆木制成，长度在150厘米到190厘米。三种特质造就了特别高效的箭镞：穿透能力、产生锐利切割的能力和用以确保箭支飞行方向大致稳定的对称性。细石器的形制随时间与空间而变化，很可能与这些变量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有关。有些人认为，埃特博莱文化的梯形和偏菱形的厚刃细石器就具有这种文化特征，而且认为这些厚刃细石器就是这三个变量的最佳结合体。它们的使用提高了狩猎效率，这可能是其能被快速应用于整个欧洲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许多与狩猎活动无关的工具，特别是那些用于处理植物材料的工具，可能都使用了细石器。这些细石器在各个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可能是由于它们被用作诸如锉屑器等工具的切割部件。在苏格兰莫尔河谷遗址的细石器，人们发现其尖端附近都有一个圆形的磨耗痕迹，而没有纵向条纹，这表明它们曾被用作钻孔器或者钻头。因此，细石器形制的一些变化可能只是与使用它的不同方式有关；或者，它可能并没有这种类型的功能意义。其他的因素或许也很重要。细石器的形制可能具有象征意义，表明它属于某一特定个体或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在人们检查死亡猎物的信息时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表明是谁杀死了这头野兽。
其他石器制品 细石器只是人们在中石器时代制造的众多器物中的一种，呈薄片状的燧石斧和石锛也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它们的制成过程是先对大的石片或石核进行双面加工，然后用工具横向敲打或斜击石斧的中轴，使石片从一端分离，这样就产生了锋利的刃部。当斧或锛需要磨锐时，更多靠近刃部的石片就会被去除，中石器时代遗址中经常发现这些特别的、被重新磨锐的石刃。来自中石器时代遗存的其他石器制品，还包括边刮器——打制的石片或石刃，形状和尺寸多种多样；钻孔器——背部有一个凹孔，用以制造坚固的尖状器；燧石器——这一器物来自被剥落的碎石片，用以创造凿状刃。这些种类的石器，在整个中石器时代欧洲的大多数遗存中都有发现，其精细化和标准化程度各不相同。
一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对中石器时代而言极不寻常。例如，在俄罗斯北部的尼日涅韦雷蒂1号（Nizhneye Veretye I）遗址的北方期（距今约9050年至8520年），人们复原了5件燧石“锄”。它们具有加工过的宽刃、正面呈圆形以及经由横向精心剥片而成的短柄。在东欧和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中也发现了类似器物，据推测它们是用来耕种土地的。这些中石器时代的石器制品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它们可能是模仿麋鹿鹿角的产物。
关于更常见的普通燧石工具的用途，也不容易说明。除了钻孔，很难想象具有锋利尖刃的器物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用途。然而，“边刮器”这一笼统的术语仅适用于以特定方式打制并以多种形式出现的石核或石叶，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用于刮削。微痕分析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功能的信息——尽管结果常具争议。对英格兰北部斯塔卡遗址（距今约9500年）石器的一项研究表明，石器类型、材质以及使用方式之间很少有明确的关系模式。例如，学者对来自遗址的374个边刮器中的56个进行了微痕分析。其中，只有36个（64%）显示出有使用的痕迹，表现为55种使用情形。这些主要是刮削、抛光的活动，针对的是兽皮（40%）、骨头（22%）、鹿角（22%）、木材（13%），以及不确定是骨或兽皮的情况（约为3%）。不同质地的器物使用的情形确实存在一些差异：用于鹿角的工具，往往比用来对付骨、木材或兽皮的工具更长、更有弧度。
木制品、鹿角工具和骨器 北欧的沼泽遗址保留的有机材料表明中石器时代的狩猎者拥有鹿角、骨器和木制品组成的种类繁多的工具组合，以弥补石制工具的不足。这些遗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手持工具；另一类是人类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动运转的陷阱及其附属设施。在第一种类型中，弓箭、尖矛和鱼叉的种类丰富。箭杆是由各种木材制成的，它们的箭镞刃部要么是黏附着树脂，要么是钝的，这样就不会在杀死鸟类和哺乳动物时损坏它们的皮毛。骨头同样也被用作细石器的支撑物。在骨头上抠挖出狭窄的凹槽，然后用树脂将嵌入凹槽的细石器固定。利用阴平法雕刻鹿角，将其塑造成各种形状的、装有倒钩的尖状器。鱼镖两侧或大或小的倒钩要么紧挨在一起，要么相距遥远，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考古学家将这些鱼镖作为与细石器类似的参照物，用以划分不同技术风格和文化类型。
另一种类型的人工制品是用马鹿或麋鹿鹿角制成的鹤嘴锄。在中石器时代的早期，鹤嘴锄是通过去除鹿角的掌状部分，然后将剩余部分斜穿一个小孔，从而嵌入木柄制成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鹿角固定在树桩上进行穿孔，这样就可以用来做手柄的套结槽。人们有时候也用欧洲野牛和麋鹿的肢骨制成鹤嘴锄。
还有一种人工制品是由木头、鹿角和骨头制成的，最好的代表是柳条篮子，这很可能是捕捉鳗鱼和其他鱼类的工具。已经分析的几例显示出了高超的工艺技术。一系列不同的原材料被用来建造这种工具的框架并使之牢固。阿罗德5号遗址的样品是用樱桃木制成的，而尼德鲁斯遗址的样品是用桦树枝制成的，都用劈开的松根对它们进行捆扎。来自马格比朗的框架和捆绑物都是用欧洲椴树制成的。
在中石器时代，植物材料被大量用于其他方面，尽管对于其中的许多用途，我们仅有极少的证据。位于丹麦菲英（Fyn）岛西海岸曲布林湾（Tybrind Vig）被淹没的埃特博莱遗址，为中石器时代植物的使用提供了一些最好的证据。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鱼钩，上面还挂着一小段麻线，另外还发现了几件纺织品。这些纺织品是用植物纤维纺成的纱线编织而成。同样，在德国波茨坦地区的弗里萨克遗址，发现了一张渔网的碎片，可追溯至该遗址的北方期早段（距今9050年至8800年），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网是用于运载还是捕鱼。
陶器 陶器传统上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许多中石器时代晚期的群落很明显都已加工和使用陶器器皿。它们最早出现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南部，距今约5600年。这通常表明，那些群落已经建立了一种半定居或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在丹麦的埃特博莱文化，出土了两种类型的容器：尖底罐和椭圆形碗。两个种类的样品都来自曲布林湾遗址；其中一些含有烧焦的食物残渣，经过分析后发现里面含有草和鱼。
居所 许多中石器时代的遗址都有柱洞，这表明过去的建筑从简单的防风屏障到坚固小屋的变化。关于这方面的第一个证据，是在许多遗址中都能发现的排列呈直线或弧线的柱孔。例如，苏格兰的莫顿（Morton）遗址（距今约6700年至6300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短时间被反复使用的地点，内有几组柱孔或桩洞，表明其可能是非常脆弱的防风屏障。
在葡萄牙穆日（Muge）山谷的莫伊塔-多锡巴斯提奥（Moita do Sebastiao）的大规模贝丘遗址（距今约7350年至7080年）里发现了一处相当大的建筑基址。在该遗址的一个区域内发现了61个柱洞，组成了一个向南开口的半圆。这似乎是一个光线充足的居所，可以免受北风的吹打。屋顶很可能是用灯芯草和禾本科的秸秆搭建，然后再铺上黏土防水：因为在附近发现了许多带有禾本科印记的黏土碎片。与之相关的是与烹饪、储存等特征相关的基址，以及众多的废弃土坑。在爱尔兰中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桑德尔山（Mount Sandel，距今约8960年至8440年）中，数量异常庞大的柱洞明确证明了这是一个大而坚固的居所。其中一些柱洞深度超过20厘米，而且坑壁向内倾斜，与垂直面成微小的角度；另一些则被炉膛和其他灰坑分割，表明该遗址曾被多次重复使用。
在北极的挪威地区发现了几处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有大量的石墙和地基遗迹。在芬马克（Finnmark）外海岸加姆维克（Gamvik）的特维尔维克雷特（Tverrvikraet）遗址，有一座长方形小房子基址。同样，在特赖纳（Traena）群岛的萨纳（Saana）岛上，发现了房屋遗址，其年代距今8000年至6000年，拥有石制地基、沿内墙排列的柱洞，还有一个位于房屋中央的灶坑。甚至在瓦朗格尔峡湾（Varanger Fjord）以北更远的地方，也有证据表明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房屋结构，柱孔的圆形布局表明这些结构包括半地穴房屋和帐篷。
在丹麦，已经发掘出一些保留有房屋地板遗迹的遗址，例如马格尔莫斯（Maglemosian）文化的穆勒鲁普1号（Ulkestrup ?st I）遗址、霍尔梅加德4号（Holmegaard IV）遗址、杜文塞（Duvensee）遗址和斯维尔德堡1号（Svaerdborg I）遗址。这些地板是由交错的树皮和劈开的桦树、松树原木组成的。在穆勒鲁普1号遗址，沿着地板边缘会发现一排树枝卡在地里，这可能是建筑物上部结构的遗存。这些房屋本身要么是长方形的，要么是梯形的，面积从6.25平方米到24平方米不等。屋顶和墙壁很可能是由树皮或者芦苇组成的。在霍尔梅加德4号遗址和杜文塞遗址，叠加的桦树皮地板表明在长时段的使用中，这些房屋要么是被不同的人反复占用过，要么是同一群人对其进行了修复。在斯维尔德堡1号遗址，发现了9处房屋基址，而其中一处显然早于其他，但无法确定其余的8座房屋是否同属一个时期，或与人们分批前往一个受青睐的狩猎地点有关。
当然，在考古记录中，保存完好的建筑是极为罕见的。但是从石器的分布可以推断出过去居所的特征。加工过的石器的分布能够表明人们曾身处何方，而这种分布的空间格局可能表明人们栖居的建筑物的大小和平面结构。例如，在丹麦的一处马格尔莫斯文化遗址弗莱旦特（Flaadat），有两个相邻的新月形细石器分布区，可能标志着一个直径7米到8米的大型房屋的位置。类似地，在诸如英格兰坎布里亚（Cumbria）郡的克米尔斯（Eskmeals）等遗址也发现了铺有鹅卵石的地面遗迹，可能追溯到过去建筑物结构的存在。然而，这种推论极具争议性，在加以核实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民族志中关于宿营地的立体空间结构的记载。
保存最完好的居所来自多瑙河流域的莱彭斯基-维尔遗址（Lepenski Vir，距今约7750年至6250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极其重要的遗址，在那里，中石器时代的猎人们已经“定居下来”并且有着稳定的生活方式。这些居所平面是梯形的，面积从5平方米到30平方米不等。它们建在被切入多瑙河沿岸斜坡的阶地上，有着统一的平面规划和内部布局。所有房屋都把它们宽的一端朝向河流。地板是用硬石灰岩膏制成的，周围是柱洞，这些柱洞一定是用来支撑木质结构的。在内部，长方形的灶坑由石灰石块砌成。在一些房子里，人的墓葬就在这些灶坑的附近，而几乎每间房子里都有一块大的圆形石灰石，它们被雕刻成人或鱼的形象。
运输技术 有效的水上运输对于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人类群落进行各种生存活动、在不同环境之间流动以及群体之间的沟通都至关重要。在中石器时代，许多近海岛屿被开拓为殖民地，如赫布里底群岛和地中海群岛，要穿越海洋必将需要大量的船只。在瑞典西部聚居地的鳕鱼遗迹表明，人们已经进行了深海捕鱼，可能需要大量的船只。
保存最完好的中石器时代的船只来自曲布林湾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两只独木舟的残骸以及装饰过的船桨。最大的船有9.5米长、0.65米宽，据估算能够装载6至8人连同他们的装备；里面有一块重达30千克的大石头，很可能充当了压舱物。独木舟的两侧光滑圆润，船尾刻成正方形。这两艘船的船尾都有放置一个小的火炉的残迹，这可能与鳗类的捕捞有关。
在独联体东北部的维斯1号（Vis I）遗址（距今8300年至7000年），保存有滑雪板的碎片。这些都是从粗大的阔叶原木上砍下来的。它们向前端逐渐变细，而下表面变得越来越凸出。在其中一只雪橇上刻有麋鹿头图案，以防止滑雪板在雪中逆转，并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虽然这些都是中石器时代的独特发现，但它们与17世纪记载的西伯利亚雅库特（Yakut）人的雪橇极为相似。
生产活动
中石器时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随其环境的好坏而变化。总体而言，考古记录反映了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在利用各种环境类型以及应对可利用性资源的短期和长期波动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基于对其周围环境的详尽了解和对资源分配变化的持续监测。
陆地生物的狩猎 多年来，大型陆生哺乳动物一直被认为是中石器时代经济的精华。然而，随着人们对海洋和淡水环境生产力的重视，以及人体骨骼研究提供了饮食中存在大量水生食物的直接证据，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的优势地位正逐渐受到削弱。尽管如此，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的狩猎仍然是中石器时代的核心，因为即使它们不是所有地区的主粮供应，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可能还是需要最长的时间，而且它们具有相当大的社会意义。整个欧洲的动物群遗存组合都证实了对大型有蹄类动物的混合利用，人们发现了马鹿、野猪、狍、麋鹿和野牛的变化频率。非常罕见的是，任何一种遗存组合都只以其中一种有蹄类动物为主。丹麦的灵克洛斯特遗址（Ringkloster，距今约5630年至5230年）是一个例外，因为在这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组合中，以猪的遗骸为主。
猎杀这些大型哺乳动物似乎主要靠一种遭遇策略，猎人们很可能是在森林中搜索鹿和猪的踪迹。在发现并推断出有关其踪迹制造者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行进方向的信息后，追踪就会启动。如果动物很大，猎人可能会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帮助。一旦定位，就会试图彻底杀死该动物或者弄伤它，以使其流血，并追踪到它倒下为止。使用狗有助于追踪动物。在中石器时代的墓地，对狗的埋葬，通常是像德国牧羊犬这样的犬类，这表明这些狗已经被驯化，并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土坑和陷阱也被用于猎捕大型猎物。在西兰（Zealand）岛北部维格（Vig）遗址的一个沼泽中，人们发现细石器被牢牢嵌在一头野牛的骨骼中，这表明它是被从陷阱中放出的箭射中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有许多土坑和陷阱被用来捕捉大型猎物，尤其是驯鹿。
在欧洲那些没有被茂密森林覆盖的地区，动物会大批聚集，因此人们也可能采用了其他类型的狩猎策略。在西班牙的黎凡特（Levantine）艺术（我们将在下文讨论）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只马鹿冲向伏击的弓箭手。这幅画保存在奎沃-德沃斯-卡巴洛斯（Cuevo de los Caballos），描绘了12个猎人：8人充当助猎者，将一群鹿驱赶向4名正在等待的弓箭手。这群动物似乎是一群带着幼崽的雌性动物——这是夏季兽群结构的典型模式。在某些特定场合，北欧也可能发生过这种围猎情况，但证据的砝码指向更个人化的跟踪模式。
在中石器时代，除大型陆生哺乳动物外，也有小型陆地猎物可供利用。兔子、獾、水獭和松貂可以提供毛皮，同时也是肉类的来源。很可能此类动物主要是使用陷阱而不是主动捕杀的。一些遗址似乎是某些特定种类的小猎物的捕猎地点；灵克洛斯特遗址的松貂遗骸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水生资源的利用 猎捕大型陆地猎物只是中石器时代各种生活基础的一个要素。对于那些生活在沿海或大型湖泊和河流沿岸的人们来说，水生资源即使不能超越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的生产力，也是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海鸟可能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近代的历史表明，那些栖息在人类聚居地的鸟类具有潜在的食物价值；圣基尔达岛（St Kilda）的180名居民就因每年捕猎22 600多只塘鹅而闻名。一些中石器时代遗址的鸟类动物群，只包含少数一两个物种。在阿格松（Aggersund）和奥加德（Ogaarde）的埃特博莱文化遗址，鸟类区系以单一物种为主，分别为大天鹅和白尾海雕。在其他遗址，譬如埃特博莱遗址本身，发现了许多不同的物种，往往数量很多。在这类遗址，似乎出现了对鸟类大规模的屠宰，或许是将鸟类驱赶入罗网中。内陆的鸟类也经常被猎杀，主要是因其羽毛，尽管它们也是宝贵的食物来源。
在中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沿海贝丘遗址中，发现了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的骨骼——海豹、海豚、鼠海豚和鲸。这些动物可能是人类驾船出海主动猎杀的，如北极的挪威岩画所示。另一种解释是，被杀死的可能是搁浅的动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后一种情况是发生在体型较大的动物身上，比如蓝鲸和抹香鲸，它们偶尔也会出现在贝丘。在贝丘中，还发现了许多种类的海豹，实际上，海豹的骨骼在内陆遗址，比如灵克洛斯特也有所发现。
在保存完好的遗址中，往往会发现鱼骨，咸水鱼和淡水鱼一定是作为一种宝贵的食物来源。当这些种群迁徙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些物种可以提供惊人的收获。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遗址显示，包括鳝鳗、梭鱼、丁鲷、欧鳊和鲈鱼在内的各种淡水物种都得到了开发。它们的捕获，是通过包括鱼钩、鱼叉、陷阱和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在许多沿海遗址中，咸水鱼类出现的比例也很高。例如，在苏格兰小岛奥龙赛（Oronsay）发掘出的贝丘（距今约6300年至5200年）表明，海鱼，尤其是鳕鱼类，一直被有系统地开发，它在人类日常饮食的贡献方面大概超过了贝类动物。在埃特博莱遗址巨大的贝丘中，鱼的残骸主要（71%）是在附近湖泊捕捞的淡水物种。因此，一个遗址的临海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海洋物种就具有重要意义。
在水生资源谱的底部是贝类动物，如牡蛎、帽贝和玉黍螺。在中石器时代晚期，这些似乎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许多沿海地区都发现了当时大型的贝丘。然而，利用这些资源代价高昂；据计算，需要52 267只牡蛎、156 800只鸟蛤或31 360只帽贝，才能够提供与一只马鹿畜体相同的热量。但是这种资源可以由年幼的、年老的以及体弱者来收集，并且可持续利用。因此在其他资源匮乏时可以依赖它们。
在冰期后早期，沿海和水生资源在饮食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一点在希腊南部的弗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距今2万年前，这一洞穴首次被人类占据，当时它位于离海岸大约5～6千米的地方。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到距今8500年前，这一距离减少到只有1千米。洞穴中的动物群遗骸表明，在中石器时代的饮食中，鱼类和贝类的数量也增加了。
植物性食品 在中石器时代，植物性食品很可能是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冰期后的森林提供了品种丰富的可食用植物，如浆果、菌类、坚果以及根茎。从南欧较为开阔地带可以采集到草籽。虽然可以列出可观的潜在可食用物种清单，但实际上很少有植物残骸能够保存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能够把这些植物确定为食物来源就更难了。因此要评估植物材料对饮食的贡献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多瑙河流域遗址人类牙齿磨损模式的研究表明，植物的贡献可能是巨大的。
榛子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植物材料，英国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有发现，通常数量很少，但偶尔数量也会很大，这表明榛子已被广泛利用并可能被贮存。例如，在汉普（Hampshire）郡的奥克汉格7号（Oakhanger VII）遗址，碎榛子壳散落在整个活动区。有些人认为，冰期后早期孢粉谱中榛子出现频率很高，可能表明这一物种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偏爱。鉴于橡子在其他时期作为植物性食品的重要性，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上橡子的稀缺是令人惊讶的。可能是因为需要在食用时浸出鞣酸，降低了它们作为食物来源的吸引力。其他可食用植物残骸包括：来自欧洲东北部遗址的菱角；斯塔卡（Star Carr）遗址的藜、荨麻和萍蓬草；纽费里（Newferry）遗址的树莓；以及多瑙河峡谷的伊科阿纳（Icoana）和弗拉萨克（Vlasac）遗址粪化石中的草本植物（可能是谷类植物）花粉。从距今1.1万年前起，弗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的居住者就开发了多种植物种类，包括野生杏仁、梨、苦野豌豆、小扁豆、燕麦和大麦。植物资源使用的明显增加，可能弥补了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大型猎物狩猎区的减少。所有这些植物都被发现可以在山谷底部和平缓的山坡上野生生长。
从拉布拉-巴尔多马（Balma Abeurador）岩棚遗址中也获得了重要的植物残骸，该洞穴位于中央高原的南部边缘，距离现今的地中海海岸约50千米。在距今1万年到8000年的地层中发现了小扁豆、鹰嘴豆和豌豆的碳化残留物，它们在形态上类似于西南亚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的栽培种植。在地中海沿岸西部遗址，例如拉布拉多-巴尔马岩棚，植物材料使用的日益增加，似乎与对鱼类和鸟类开发利用的增加有关。很显然，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对他们用来获取食物的植物资源有详尽了解，新石器时代初期采用驯养的做法并没有给他们的经济带来任何重大变化。事实上，拉布拉多-巴尔马岩棚遗址和弗兰克西洞穴遗址的居住者能否通过简单的收集策略长期利用这些豆科植物，一直是一个关键的争论点。初期的栽培可能有必要使用燃烧、除草和灌溉等技术。
除食物的获取外，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似乎以其他方式干扰了自然植被。在英国，有使用植物为燃料的大量证据，特别是在高地地区。这意味着大片植被被烧毁，但人类活动或自然事件造成的后果程度尚不清楚。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大面积地燃烧是否是为了促进幼芽的生长以作为食物利用，抑或是作为吸引鹿的一种手段？如果是后者的话，就会增加鹿的数量，并且可以预测它们在景观中的位置。由此，觅食效率就会有所提高。
定居点
我们已经看到，后冰期环境为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资源，以供食物和原材料的开发利用。这种开发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而是以高超的技巧和组织来进行的。毫无疑问，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就像民族志中记载的狩猎采集者一样，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猎物习性，以及季节变化有着广泛的了解。这类知识可以被有效地用于组织他们的生存活动，以便他们能被安置在地理景观中的适当位置来利用那些“季节性”的资源。然而，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能够利用或防范自然界中不可预测的事件——幸运地发现一头搁浅的鲸，或者迁徙资源未能按期到达。在探索中石器时代的这一方面时，我们可以先从认识许多不同种类的聚居地类型开始。
遗址类型及其演变 在中石器时代，遗址类型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一方面是小型宿营地，这表明它或许只是由一小批猎人单次使用了几个小时；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有大型的综合性遗址群，具有定居点遗迹，这表明全年都有大批人使用。在这些极端之间，是各种类型的狩猎营地、原材料提取遗址和专门的活动场所。近年来，许多研究都与推断这些定居点的功能和使用季节有关。通过选择研究中石器时代的欧洲，我们可以了解这种范围广泛的遗址类型，以及它们演变的方式。
最常见的中石器时代的遗址，是一种分散的小型石堆，没有任何有机体保存在内。这表示的可能是短期的露营地，或许只是狩猎小队过夜的停留地，甚至是在狩猎期间的活动场地，如现场分割被杀死的动物。这些遗址有许多分布在欧洲的高原地区。典型的例子来自英国奔宁（Pennines）山脉的石堆，如邓福德（Dunford）A号遗址和布鲁姆黑德（Broomhead）5号遗址，它们的细石器占打制工具的90%以上。此类遗址往往占据显要位置，可以远眺郊野，被认为与对马鹿的狩猎有关。挪威高原地区的类似遗址，关注的是驯鹿的开发。例如，吕菲尔克地区塞特河谷（RyfylkeSetesdal）山地中的“148”号遗址（距今约5870年），就恰好位于积水边上方的一个小斜坡上，靠近现代驯鹿使用的一条小径。在这里仅发现7件燧石制品，其中6件可拼成一个石核。这个遗址似乎仅仅代表了一次性使用场所，或许是对动物的屠宰事件，抑或是对残余兽皮的处理。
当阐释比“148”号遗址中要大的石堆时，主要的困难是要了解它们代表了多少次使用行为。它们仅仅是来自少数猎人多次短期使用形成的遗物，还是来自一个相对较大群体的更广泛的使用期？对此类遗址进行一系列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有助于解决问题。例如，华沙附近的卡洛瓦尼（Calowanie）露天遗址上的散落石堆，曾经一度被解释为代表独立的使用层。但新的放射性碳所测定的年代表明，每一个单独的石堆的形成史长达1000年，在距今约9400年至8300年，因此是一系列反复使用的结果。
当无法获得放射性碳数据进行测定时，对水平或垂直分散的石片进行修复是另一种选择，它可以证明一种堆积物只是涉及单一的使用或至少是有限的使用。在英格兰南部亨吉斯特伯里角（Hengistbury Head）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就使用了这一方法。此遗址是密集分布的燧石制品，层积在风沙沉积物中，已发生了严重的灰化。该遗址发掘面积达78平方米以上，出土了总量达3.8万件的燧石制品。对其进行的修复结果不仅表明该遗址是由一系列燧石层组成，还表明这些石器的大量垂直分布完全是沉积后自然过程的结果。可被复原器物的残片之间的垂直间距高达39厘米。当所有可拼合物品组合在一起时，它们形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分布在60厘米的垂直距离上。诸如踩踏、生物扰动、漂砾和风蚀等过程都是造成垂直分布的原因。若不是进行修复的话，这个遗址可能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被多次使用过的、逐渐堆积的沙土层。在其他的遗址，由于保存的状况和原材料的特点，许多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或校正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然而，文物的绝对数量和坯料往往表明，这些遗址已经被多次重复使用。例如，在苏格兰西部艾莱（Islay）岛上的博尔赛（Bolsay）农场进行的发掘表明，这里最开始就存在着数百万件已加工过的石器，其中包括数千枚细石器。这些石器保存的状况很差，但如此数量的材料很可能来自遗址被多次重复使用时的逐渐积累，这大概是由于这些遗址作为狩猎场所的优越地理位置。
通过微痕分析可以重建遗址内部的活动区。这方面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来自维德贝克（Vedbaek）阶段埃特博莱文化的瓦甘特-诺德（Vaenget Nord）遗址，这是在丹麦西兰岛维德贝克峡湾发现的完整建筑群遗迹之一，时间约距今7000年。微痕分析表明，该遗址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以加工骨器或鹿角的燧石器为特征；另一个是用于兽皮加工的工具，如端刮器和未经处理的小石片。其中第一个被称为主要使用区，因为这里分布着箭镞、凿子等石器，与集中分布的特征相吻合。在兽皮加工区的旁边是一个燧石处理区域，它们的后面是一个废料堆，这是区域表面呈深色、遗物中富含木炭和烧裂的石块。在一些地方发现了单独的垃圾堆，如一个燧石散落区，包含了制造石斧时产生的所有废料，但并没有发现斧头本身和小木片。我们推测，当人们清理废料时，他们把木片留在了加工场。
当一个遗址保存有动物群遗骸时，就可以对它的季节性和功能性做出更多的推断。例如，在丹麦北部阿格松的埃特博莱遗址，动物群遗骸以迁徙的大天鹅为主。这些天鹅只有在11月至次年3月期间才出现在该地区。因此，该遗址被解释为一个专门的冬季天鹅狩猎营地。斯塔卡遗址的动物群遗骸，为试图推断遗址的季节性和功能性提供了经典范例。人们对这些遗骸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多次进行了重新诠释。目前的观点认为，这些遗骸显示出该遗址是在春末或初夏时节使用的。这一点从马鹿和狍子下颚的牙齿以及大量的马鹿头骨上脱落的鹿角可以看出——这在4月和5月是很常见的。该遗址脱落的鹿角，表面上看可能是在秋季收集的，实际上可能全年都有收集。遗址中的动物遗骨属于猎人在最初屠宰后通常会处理掉的那部分，因为它们几乎没有肉。以上这些似乎表明这只是一个在春季或夏季使用的临时狩猎营地，而不是一个被长期使用的大本营：因为带肉的骨头是会被送回大本营的，而不是被带走。
在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南部奥龙塞小岛上的贝丘中的动物群遗骸也值得一提。在此处的一个岛屿上发现了5个贝丘，占用面积不超过4平方千米。如上文所述，鳕鱼是一种极为常见的鱼类，它们的耳石（耳骨）被用来计算每一处贝丘被使用的季节。这是可行的，因为在生命的最初两三年里，小鳕鱼的生长速度非常快，根据耳石长度来衡量它们的大小，也表明了它们被杀死的季节。通过使用这一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奥龙塞岛上的每一个贝丘的使用季节似乎都是不同的。可以推测的是，贝丘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特别适宜于某一特定季节。对这一模式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全年的占用，由于季节性的轮回，觅食者会从一个贝丘向另一个移动。然而，这在欧洲这一地区的一个面积如此小的岛上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里可能难以获得其他资源（譬如鹿）。因此，这些贝丘可能代表了人们多年来短期的捕鱼和捕猎而逐渐积累的过程，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会利用他们对地景、潮汐和盛行风的知识，在每次访问中选择最有利的地点。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大型贝丘和定居点更有可能成为全年的、永久使用的候选地。其中许多是在几个不同生态区的交界处发现的，它们能够为觅食者交替提供各种各样季节性的资源。例如，在丹麦北部，我们发现了埃特博莱大规模贝丘遗址（约距今5800年至5100年），将其命名为埃特博莱文化。它表明，在夏季和秋季，该遗址的居住者会依赖大型陆生动物资源，而冬季的主要支柱则是迁徙而来并在此产仔的海洋哺乳动物。可能存在的“春季缺口”会由牡蛎填补，它的外壳构成了贝丘的主要部分。同样，瑞典南部的斯凯特霍尔姆遗址（Skateholm，约距今7000年至5400年）似乎位于陆地、潟湖和海洋生物群落之间的交界处，因为环境的混合能够提供多样性的资源。该遗址的动物群，或者说是已知的三个时期的遗址，证明了从这些生物群落中开发出的资源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季节性指标遍布全年各个时段。
生存—定居模式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作为单个实体的遗址类型，但是最近许多研究的重点是通过建立这些遗址之间的联系，从而重建“生存—定居”模式。即使我们对中石器时代有着相当高的年代鉴别力，考古学家目前也很难自信地断言哪两处遗址是同属一个时期，被同一个群体的人员使用过。由此，我们重构生存—定居模式时依据的材料可能并不完全是同一时代的，这种复原出来的生存—定居模式代表的是中石器时代的理想化模式，而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地区或阶段的详尽重构。
最简单的中石器时代生存—定居模式，是涉及低地和高地之间的移动。据许多对狩猎采集者的历史记载，人们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聚集在低地地区，在那里开展了许多集体活动；然后在夏季以较小的群体分散到高地地区。这种分裂和融合的模式很可能可以上溯至中石器时代。通常，人们可以察觉高地和低地地区的石器组合的差异，这表明已经进行了不同的活动，而且与过去的迁徙模式有关。例如，在英国，高地地区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往往频繁出现细石器，这意味着狩猎工具的制作或修理。那些在低地地区的人们通常使用诸如边刮器之类的工具，相比之下这类工具出现的频率也更高。它们应该是用于营地活动，例如制备皮毛。挪威高原上与驯鹿狩猎有关的小型燧石器堆，很可能起源于从西部或东部低地向高处迁徙而来的春秋季节狩猎群。在这些遗址上发现的史前石器都是用燧石制成的，它们只能来自沿海的遗址。
丹麦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保存得特别好，使得我们能够重建比简单的群聚或分散循环更为复杂的生存—定居模式。我们发现了有关埃特博莱期的几处遗址。由于其优越的位置、丰富的动物群遗骸和遗存内涵，这些遗址被认为是用于极为特殊的生计活动的季节性营地。我们先前提及的阿格松（Aggersund）遗址专门用于冬季天鹅的狩猎；万戈-索（Vaengo So）遗址是一个特别适合长期捕鲸的场所，鲸类在该处遗址的动物遗骸中占有突出地位；对鳝鳗的捕获很可能是人们在迪尔霍姆（Dyrholm）遗址进行的主要活动，该遗址仅在秋冬季才会被使用；灵克洛斯特遗址似乎是一个冬季露营地，猎人专门在那里进行对野猪和松貂的狩猎。对这些遗址的使用方式，很可能是猎人们从大本营出发后进行的短暂而特别的访问。这些大型的沿海贝丘遗址，如埃特博莱、迈尔高（Meilgaard）和诺斯隆德（Norslund），它们所处的位置适合进行各种不同的活动，也发现了在全年大部分时间被使用的证据。
我们很难在整个地区发现保存良好的有机物遗存，以便能够利用动物群遗骸重建空间广泛的生存—定居模式，从而推断遗址的功能性和季节性。如果缺乏这样的遗迹，就必须依靠诸如遗址大小、地貌，以及石器组合特点等因素，利用这些变量对我们会有很大帮助。例如，在挪威北部的维加（Vega）岛，人们已经根据各个遗址在人类生存—定居模式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对多个遗址进行了分类。阿斯加登（Asgarden）是这些遗址中最大的一处，拥有总数达25万多件（处）石料堆积、各类石器和大型的房屋基址，人们把它解释为定居点。从这里，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可能也使用了附属的野外营地。例如赫斯维克（Hesvik），那里的遗址面积较小，结构不太坚固。另一类遗址面积更小，石料堆也更小，可能代表的是“码头”，即海岸附近的临时登陆点或“停留地”。这种重建是否正确，的确值得怀疑，但也没有理由说明有机物保存较差地区的生存—定居模式要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这样的地区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