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水师逐渐没落。继任的铁穆耳停止了对日本和安南的远征，尽管1304年有传言日本计划入侵中国，但元朝对海防并未上心。[1356]海防舰队力量被削弱，忙兀台要负很大责任。正是他最先开始让陆军加入海战演练，而水军则参与地面作战。忽必烈也因此训斥过他：“以水路之军习陆路之伎，驱步骑之士从风水之役，难成易败，于事何补？”[1357]
朝廷并未重视忽必烈这个明智的忠告，未采取措施进一步阻止水师的败落。至14世纪中期，官员王思诚曾上书指出，忽必烈在位时，朝廷有四十余艘海仙鹤哨船于海运路线往来巡逻，而如今(1350年)这种船只剩十几艘，更有甚者，这些船实际并不出海，闲置在刘家港，任由海寇在岸上猖獗。
他又提到，战船上的水手与港口的妇人成婚后，不愿离家出海巡逻。他提议，为增强海防，水军不得与当地妇女成婚，舰队每年应当巡游两次，外国商人的船舶在海上锚泊接受检查。[1358]朝廷许多大臣十分赞同王思诚的建议，但当时水师的情形已经腐败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海寇猖獗
元廷放任水师衰败不管，导致海防松懈，海寇趁机侵扰船舶，洗劫东海沿岸的富裕市镇。其中就有来自日本的倭寇。元军出征日本后半个世纪，日本再次陷入内战，经历了北条摄政时期、后醍醐天皇发动的建武新政时期、室町幕府时期以及南北朝时期。
至14世纪中期，高丽每年都受到倭寇侵扰。倭寇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情况越来越严重，到1363年，倭寇居然出动了263艘船洗劫高丽沿岸。[1359]他们一直扫**至中国的山东沿岸，[1360]1363年在蓬州被沿海守将刘暹率领的元军击退。[1361]
元朝后期，苦于国库紧张，粮食短缺，课税越发沉重，让本已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更加苦不堪言。黄河、长江之间的地带，湖北、浙江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朝廷的粮食、岁入大部分都来自这些地区。目无法纪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靠贩卖私盐营生的张士诚在江苏得势，不仅占领了产粮的中心地区，还控制了京杭大运河的下游段。[1362]
浙江台州人方国珍曾被诬通寇，逃亡海上，聚集了冒险家、亡命之徒及难民等数千人，打造了一支由轻便船组成的舰队，阻塞元朝的漕运系统。入海为寇的方国珍在浙江沿海一带的岛上活动，劫夺来往商船和漕运船。到1348年，方国珍成为第一个举起反元大旗的汉人领袖。
朵儿只班奉命率舰队讨伐方国珍，追至福建闽江入口的五虎门，将其包围。但元军战船上叛变的船员放了方国珍，结果方国珍掉头击败了元军舰队，活捉了朵儿只班。为保朵儿只班性命，元廷任命方国珍管理庆元府。方国珍虽然接受了官职，但仍继续扰乱沿海郡县。
方国珍遭遇两次败绩后，于1351年再次被元军包围。方国珍的舰队遭到火攻，但元军船上的水手再一次将其放跑。于是方国珍又回头击败元军，俘虏元军将领。次年，元廷又派两支舰队征讨方国珍，一支从福建浮海北上，另一支从浙江南下，但方国珍成功地逃脱了追捕。
最终，元廷为笼络方国珍，以海道漕运万户之职招降他，希望由他保障漕运的畅通，也免受其侵扰。1358年，元廷又升其为浙江行省参政，并让他派兵攻打盘踞附近的张士诚，期望双方两败俱伤。但方国珍与张士诚在水、陆过招时，屡战屡胜。到了次年，他却向在安徽的一股农民起义势力示好。这一势力的领袖便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63]
此时，因粮食短缺，陷入困境的元廷越来越绝望。为了招安方国珍，元廷于1359年封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而占据相邻地区的张士诚也被授予重要官职。作为回报，方国珍须向朝廷提供船舶，张士诚提供粮食。两方交战一场后，彼此不愿配合，张士诚担心方国珍会劫粮，方国珍害怕张士诚会抢自己的船。最后由元廷派中间人协调，漕粮运到南边的澉浦港，在方国珍的船上卸货。11万石漕粮以此方式运往大都。直至1363年，张士诚才不再运粮。[1364]
漕粮中断后，大都立刻陷入困境。饥荒严重，食人之事时有发生。明代的丘濬在书中写道：
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1365]
粮食不足，国库空虚，朝廷腐败，这些都是导致元朝走向衰落的原因。强盛的元朝水师能护卫南粮北运的海道，使元朝能在海外扩张势力，利用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财富维持本国经济。反之，羸弱的水师也是大元帝国倾覆的主要原因。
出走的汉人
元朝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大量汉人出走海外的情况。汉人移民或是因为在元朝深受政治压迫出国寻求庇护，或是希望在海外寻到生计。其中有很多是南宋遗民，他们对入侵中原的蒙古人痛恨不已，试图影响海外国家的首领反抗蒙古人。蒙古人被这一举止所激怒，出兵远征。大量汉人在海外定居后，地位显著提高，建立了聚居区，其中有不少经济富足、大权在握。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野心勃勃的元朝统治者想建立的海外帝国只是昙花一现；但从商业角度看，中国人成功地在海外建立了至今仍生机勃勃的商业帝国。
蒙古人入主中原，还促使一大批将士出走海外。很多南宋将士离开中国去了安南和占城，有些人走得更远，去了马来半岛的宋卡和苏木都剌，[1366]甚至还有人到达僧加剌。僧伽罗语的史书中提到，中国士兵曾为波罗羯摩跋诃二世(1222—1257年在位)效力，当时还引入了大量的中国武器。[1367]
汉人在广东抗元失败，1279年崖山一役又全军覆没，之后汉人将士纷纷涌向海外。安南和占城有数量可观的南宋将士，他们自行组成了军队。最出名的当数赵忠及其手下的士兵，他们成为安南一位亲王的亲卫。这些汉人将士穿着宋人的兵服，以宋军阵形紧密配合。正是这些士兵的及时出现扭转了安南军与元军对阵的不利局面，元军才被迫撤出东京。[1368]
忽必烈第一次远征中国南海便是征讨占城，起因是由流亡占城的南宋遗民引发的。首先，正是在汉人的鼓动下，占城人劫持了元朝的船舶，扣押了四名出使暹国和马八儿的官员。元廷决意派唆都率兵从海道攻打占城时，忽必烈曾说过：“老王无罪，逆命者乃其子与一蛮人(蛮人是蒙古人对南方人的蔑称)耳。”[1369]1283年3月，元军在占城海岸登陆时，汉人曾延独闯元军大营，假报军情，设法拖延了元军的行动，为占城人赢得备战时间。[1370]后来，1285年，忽必烈认为要根除反元势力，派将军李恒前往占城追捕自称宋广王的赵和尚及陈宜中。[1371]
很多汉人百姓也前往海外抗元。嘉应州的客家农民卓谋响应文天祥号召参加抗元队伍。文天祥被捕后，他和众人又辗转到崖山加入宋军。1279年南宋灭亡后，卓谋取海路乘船逃退，到了婆罗洲北岸，击败了当地的迪雅克人。经过20年的开荒垦殖，他在婆罗洲建立了一个曾短暂存在的小国。[1372]
大量的南宋军后来被编入元军队伍，并被派出征海外。其中很多人在海外诸国登陆后就一去不复返。最惊人的拓荒传说是元军中的一名汉人将领在印度海岸建立了国家。商人汪大渊曾到访过此国，将其命名为马鲁涧，[1373]他在书中记载：
周回广一万八千余里，西洋国悉臣属焉。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遂入此国，讨境不复返。[1374]
纵观宋、元时期，越来越多的华人到东南亚定居。因为他们的同胞已经在此地落地生根，兴旺发达，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出来。移居东南亚的华人越来越多，15世纪初，马欢(曾随郑和下西洋，任通事、教谕)到浡淋邦时记录：“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1375]
华人越聚越多，实力强大到可以推翻当地首领，占领该地。[1376]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南方汉人[1377]是占领了浡淋邦北部詹卑的梁道明。巩固势力后，梁道明发现自己的实力已经可以攻占浡淋邦，遂“改其名曰旧港……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1378]。旧港这一庞大的华人聚集区在14世纪中期建立，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华人聚集区的规模可能是苏木都剌首屈一指的。
除苏木都剌以外，东爪哇还有一大片华人聚集区，规模最大，发展最繁华的是革儿昔，华人将其命名为新村。[1379]此处能兴盛得益于其成为杜板和苏鲁马益的商业中心和港口，西面的杜板距离此处半日行程，南面的苏鲁马益距离此处20里路。[1380]起先，该地“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1381]。
来自东方各国的船舶向革儿昔港口蜂拥，城市交通熙攘，街头店铺栉比，生意繁忙。百姓或住店铺，或住民居，风俗习惯与在国内无异。[1382]此处其实就是搬到热带地区的中国市镇。明朝郑和下西洋时，爪哇的这些华人聚居区仍然存在。[1383]
大明崛起
宋末元朝，水师的发展掀开了序幕，到明初臻于鼎盛，使明朝一跃成为海上强国。1355年，当时朱元璋(后来的明朝洪武帝)组织抗元两年，苦于没有舟楫横渡长江攻打集庆(今南京)，于是他说服水寇廖永忠加入自己的队伍。朱元璋有了廖永忠的战船，得以在两次水战中击败元军，于1356年平定集庆。
之后的11年中，朱元璋的义军与元军的交战多在水上，战场包括长江、洞庭湖、鄱阳湖及太湖等。他利用船队在长江往来输送兵力，进行双线作战——东线对抗张士诚，西线对付陈友谅，两方水军实力皆十分雄厚。1363年8月30日至9月2日的鄱阳湖之战，尽管朱元璋这边都是小船，远不如陈友谅的三层巨舰，但其利用火攻的威力和灵活的战术总能以少胜多。歼灭陈友谅的势力后，朱元璋全力在东线作战，消灭了张士诚的舰队。朱元璋的内河作战以占领长江下游地区宣告结束。
1367年，廖永忠和汤和率舰队浮海南下，前往浙江征讨方国珍，标志着海战阶段开始。两人将方国珍赶出其根据地庆元府，将其改建成明朝首个水师驻地。明军沿海南下，规模迅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10月，明军舰队在定海歼灭方国珍的主力舰队，俘获60艘海船。次月，明朝舰队又攻下福州，夺取福州平章陈友定的103艘海船。镇守广东的何真见到明军舰队到来，归降明朝。1368年4月，廖永忠沿珠江北上到达广州，擒获500艘战船。同时，为供粮给北上攻伐元大都的军队，朱元璋命汤和在庆元府建造海船运粮，首批船舶于5月到达塘沽。
1368年，消灭元朝，建立明朝后，水师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但朱元璋仍然扩大水师规模，加强建设。打造水师是重建海防的基础。根据计划，每个百户所配有一艘战船，100名军士。一个千户所统领10个百户，配10艘战船，1000名军士。一个卫所设五个千户所，配50艘战船及5000名军士。[1384]朝廷命各省造船填补卫所的船舶短缺，使配置到位。若船舶有所损坏，由各卫所士兵自行修葺。[1385]
明初，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56个卫所，[1386]应配有2800艘战船。但明朝海防水师的建设计划似乎只停留在了纸上。只有其中一个造船中心——浙江按标准配有舰队。浙江有11个卫所，额度为550艘战船。[1387]其他濒海省份的海防舰队都未达到标准。如广东设9个卫所，应配战船450艘，但实际只有300艘战船，分布在6个水师驻地。[1388]由400艘战船组成的禁军舰队驻守在应天府(今南京)附近的新江口。[1389]边上的皇家龙江船厂，由朱元璋亲设，专为朝廷建造战船。
1403年，明永乐帝登基后，增加卫所战船和千户所数量以增强海防实力。每年，朝廷会派一名高等级的武将前往监察沿海各省联合舰队巡海事宜。1404年至1411年，李彬统领海防舰队，在1406年至1407年，他应召出征安南。中国的海岸线蜿蜒绵长，只由一支舰队出海巡逻很难完成任务，于是李彬将舰队分成两队。一队由在安南水战中领兵出色的柳升和漕运总兵陈瑄统领，在山东和江苏沿海巡防并护卫漕运，并于1409年在青州和金山歼灭大批倭寇。另一队由姜清和张真统领，从福建和广东抽调50艘船舶和5000名军士，负责东南沿海的巡防。1408年秋，该队派小分队在钦州(在当时的廉州府)重创安南海寇，将其逼败回安南沿岸。[1390]
除在应天府的禁军舰队和海防舰队外，另有两支船队。其中一支驻扎在长乐(近今福州)，曾由郑和等将领指挥数度前往南海和印度洋。该船队中的船舶是明朝水师中规模最大的，一等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二等船长三十丈，宽十五丈。[1391]但远洋舰队中的主要船舶并非这些大船，而是体形稍小、易操控的“八橹”船。
另一支是运粮船队，明初时受水师指挥，驻扎在长江口的刘家港，规模一度达到大小船只三千艘。永乐帝迁都北京后，船队一年四次运粮供给皇城。船队既有一千料的大船，也有小型的舟楫。
明初的水师不仅拥有精良的船舶，还有比敌人更先进的武器。1355年，曾有炮匠弃元投明，帮助朱元璋击溃元军的舰队，攻下集庆(今南京)。后来，朱元璋又利用枪炮在鄱阳湖歼灭了陈友谅的势力。洪武帝朱元璋明白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下令在军队中普及。海防舰队的战船各配16支手铳筒、20张弓及火攻箭、火枪、蒺藜炮、神机箭等。[1392]
造船工程由应天府的工部和各省卫所承建。除应天府外的皇家龙江船厂外，扬州、宁波、苏州、安庆、镇江、定海，甚至内陆的江西和湖北都设有造船厂。永乐帝执政的前十年，造船工程一直都在进行，其中1403年和1405年造船数量最多，各造了361艘海船和1180艘船舶。当然，郑和1405年开始的下西洋活动和这些造船工程密不可分。
郑和下西洋
永乐帝登基的第一年，便派遣使臣前往东南亚诸国、日本和印度，宣告登基事宜，并表示要各国与明朝恢复外交、商贸联系。为彰显明朝实力，为使臣提供武力保障，永乐帝几次派船队南下南海和印度洋。在这几次远航中，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几次就是由郑和指挥的。郑和曾七次奉旨出海，一次因私出海，总计经历八次远航。[1393]
史书并未明确记载永乐帝派船队出海远航的目的，人们推测有以下几种动机：(1)明廷与东南亚各国及印度发展贸易的政策；(2)永乐帝期望在海外扩张明朝的势力和威望；(3)永乐帝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皇权后，疑心建文帝逃亡海外，四处寻找他的下落；(4)宫廷太监希望从海外寻得稀奇的玩意儿讨永乐帝欢心。[1394]
以上四种原因中，前两种似乎更为可信。永乐帝自认为主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世界，野心勃勃地希望成为东亚各国的宗主国。郑和首次下西洋时，《明史》中记载，他“依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395]。同时，郑和的船队中既有战船也有大型货船，这种货船被称为“宝船”。每到一个港口，郑和或其他使臣处理外交公务，部下们就在当地开展贸易。[1396]
每趟远航都是郑和在应天府接到命令后，率部分船队南下到达福州附近的长乐，接管指挥主力船队。船队物资由应天府的工部和当地官府供给，军士从集庆和沿海卫所中抽调。尽管每次出海船数从40(1412年至1415年第四次下西洋)到62(1406年至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不等，但人数平均稳定在27,000到28,000。这些人包括“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辨事、书筭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1397]。
郑和首次出海时间为1405年至1407年。元朝时期，东南亚诸国都臣服中国，但从抗元起义爆发到元朝倾覆，中国在南方诸国的影响力就日益收缩，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忙于巩固政权，对此并未多加关注。东南亚许多国家不再派使者前往中国朝廷，有些国家甚至对中国皇帝的自命不凡不屑一顾。14世纪时，满者伯夷的统治者对中国势力扩张到自己的领地深感嫉妒、不安。起初，他们十分轻视中国的军事实力，因此郑和下西洋展示明朝国力势在必行。
郑和的船队抵达爪哇海岸时，未遭遇满者伯夷王朝的水军正式反击。但船队上170人“入市”时，却“意外”被杜马班王朝的国王所杀。郑和对此表示强烈抗议，逼迫国王派使者前往应天府为该事件致歉。永乐帝要求爪哇西王赔偿6万两黄金。经多次沟通谈判，郑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争端，满者伯夷最终赔偿1万两黄金。满者伯夷王朝无力帮助属国爪哇。[1398]
出访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诸国后，明船队穿过榜葛剌湾(孟加拉湾)到南印度古里国[1]。郑和代表明成祖朱棣诏封古里国国王，并在此立石碑亭，以示明朝的势力扩张到“海外万里”。
除爪哇外，郑和到其他国家并未发生武力冲突，只是在旧港时遭遇阻挠，但也并非当地人，而是中国海寇的阻挠。14世纪下半叶，大量福建、广东的华人在旧港定居。自满者伯夷王朝衰落后，华人居民占领了旧港和邻近地区。他们因从事贸易或入海为寇而提高了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这些华人的首领叫梁道明，他曾派使者前往应天府的朝廷，并得到明朝的支持。
后来，梁道明因上了年纪而无力管辖，另一新任首领陈祖义觊觎他的权力。因此，郑和首次下西洋时，旧港的华人聚集区已经分裂成两派。郑和的船队从古里国返程经过旧港时，接替梁道明的施进卿告诉郑和，海寇头目陈祖义正准备伏击中国船队，劫掠昂贵的货物。陈祖义的人发动攻击时，郑和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他击溃了陈祖义的海寇，焚毁十艘船，俘获七艘船。[1399]永乐帝听郑和上报事情经过，并考虑他提出的建议后，设立了旧港宣慰司，使其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施进卿为首任旧港宣慰使。
尽管旧港也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港口，但华人更喜欢以北的另一个港口满剌加(今马六甲)，该港口地处战略要道，控扼连接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海峡。1405年，此处还只是一个小渔村，每年向暹罗上贡40两黄金。满剌加的酋长派使者前往应天府，请求得到明朝的支持，称“愿同中国列郡”[1400]。永乐帝十分欢喜，诏封酋长为满剌加国王，将其地位抬高，成为独立的国家，并警告暹罗不得再犯满剌加。[1401]1405年，明朝控制了满剌加，该地的山都以中文命名。自此，满剌加成为明朝舰队的中转站。郑和的船队正是到达该港口后，分成两队前往不同的国家，之后又在此会合，共同返航回中国。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从1407年开始到1409年结束，历时两年。到达满剌加后，船队分道而行。其中一队由张谦率领，驶向浡泥(今文莱)。明朝使臣告知浡泥国王今后不必再向爪哇的满者伯夷统治者每年上贡40斤片脑。明朝封浡泥一座主要的山长宁为镇国之山，御制石碑，上书：“上天佑启我国家万世无疆之基。”[1402]主力船队驶向锡兰山，郑和要在此建碑，并刻三种文字宣称明朝对此岛的宗主权。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间为1409年至1411年，同样历时两年。此次出行共48艘船，随行人员27,000人，到达的国家包括占城、真腊(今柬埔寨)、马来群岛的假里马打、交栏山、爪哇、重迦罗(今姜加拉)、旧港、淡洋、满剌加、彭亨、昆仑山、狼西加、苏木都剌、阿鲁、哑齐(今亚齐)；印度洋的龙涎屿、翠蓝屿、溜山国(今马尔代夫)、锡兰山、俱蓝山、柯枝、榜葛剌；波斯湾和红海的剌撒、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天方；非洲东海岸的不剌哇和木骨都束。船队并非同时到达这些国家，而是分成几队各自前往。一部分船队去了流求，另一部分去了菲律宾群岛。[1403]
郑和亲率的部分船队从红海返航经过锡兰山时，遭到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的攻击。郑和在一支兵马护送下上岸，此时5万僧伽罗军向他们发起进攻。郑和没有躲回船上，反而向内陆前进，占领了王城。亚烈苦奈儿带兵折回解救王城时遭遇明军的埋伏，被生擒押送到应天府。明廷另选一位性情温和的僧伽罗王子诏封为王，而这位新王愿意向明朝俯首称臣。[1404]
1413年至1415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此次出行访问了满剌加、占城、孙剌、彭亨、吉兰丹，之后又扬帆穿过榜葛剌湾到达南印度的古里、南巫里和柯枝等国，然后又去了溜山国和忽鲁谟斯。回程时，郑和卷入了苏木都剌北部亚齐的内政纠纷。当时，亚齐一个叫苏干剌的人谋权篡位。郑和船队的人上岸后击败了苏干剌的花面军，俘获苏干剌，将其带回应天府处决。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间是1417年至1419年，到达占城、满剌加、苏木都剌、爪哇、彭亨、旧港、古里、锡兰山、南巫里、剌撒、柯枝、溜山国、阿丹、忽鲁谟斯、麻林地、木骨都束及不剌哇。南印度柯枝国的某座山还以中文命名。1421年至1422年第六次下西洋时，船队在满剌加、阿鲁、古里、南巫里、锡兰山、溜山国、剌撒、坎八叶、阿丹、木骨都束、祖法儿和不剌哇停留。此次航行一帆风顺。
1424年，郑和奉旨出使旧港。当时旧港宣慰使施进卿已经去世，永乐帝派郑和去旧港宣旨任命他的儿子施济孙(据马欢记载，施济孙为施进卿的女儿)为新一任旧港宣慰使。这趟出行郑和并未率领船队，而是单独前往。[1405]
郑和完成使命返回明朝时，永乐帝已经驾崩，其子朱高炽即位为洪熙帝。新帝听从大臣夏原吉的建议，立刻下旨停止郑和下“西洋”的活动。1420年，明朝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后，成立新的军队护卫应天府，征调了郑和船队中的军士。1425年，洪熙帝在位一年便去世了，长子宣德帝继位。
宣德帝登基后第一年内，处理政事十分小心谨慎，直到1430年重臣夏原吉亡故，他才下诏命郑和再次出海远航。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是1431年至1433年，随行27,550人，出访了暹罗、旧港、满剌加、阿鲁、柯枝、古里、锡兰山、祖法儿、天方、木骨都束、不剌哇和竹步。在暹罗，郑和强烈谴责暹罗国王阻挠满剌加使者前往中国之旅的行为。
明代海外活动的终止
郑和返程后，继续担任守备太监，两年后，即62岁时，郑和去世。郑和去世后，明朝水师的远洋航行中止。然而，30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及其他明朝官员多次出海活动，展示了中国水师的实力，势力所及，几乎覆盖了整个亚洲海域。从日本海到非洲东海岸都留下了中国战船的踪迹。《明史》中曾记载有42个国家的使臣携带礼物——中国人称之为贡品——上京。
尽管现代学者通常用“和平”“友好”等词描述郑和的远行，但有一些行为难以称之为“和平”“友好”：郑和俘虏锡兰国王和苏木都剌北部花面的首领回到京城，明廷又另立他人为王。中国人还几乎在满剌加成立王国，将此作为水师在中国南海和印度洋活动的中转站。旧港当时是由华人统治，明廷还曾委任旅菲侨领为吕宋国总督。[1406]东南亚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满者伯夷和暹罗，在郑和下西洋后，再也不敢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权威。
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南部的各国国王受到明朝皇帝敕封，有四位国王甚至亲自进京上贡。高丽国、流求岛的中山国、日本都曾向中国称臣，日本、满剌加、浡泥和柯枝的主要山脉都有中文名，寓意它们就像中国领土的山脉一样。安南也一度被明朝平定，并入明朝领土。
明朝舰队不仅在东海和南海巡防，反击倭寇的劫掠，还保护马来群岛和南印度的海道，以防海寇侵扰。据《明史》记载，明朝的舰队曾在旧港歼灭陈祖义的势力、俘虏锡兰山国王，以示惩罚这些首领在海上劫掠的行为。满者伯夷和暹罗都受到明朝警告，不得在附近海域干扰往来商人和使者。永乐帝自认有责任护卫东方和平，派遣水师调解外国争端。1403年，水师首次担负这一职责。当时，占城王阇耶僧伽跋摩五世向明朝求助，称王城被安南篡夺皇位的胡季犛军队攻陷。明成祖出兵相助。安南舰队一见到九艘明军舰队，便不战而退。[1407]
中国在海上的势力在此时发展到了巅峰。中国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水师，在短短的三十载，势力所及，东至日本，西到锡兰山，政治地位居于亚洲海上诸国之首。纵观中国悠长的历史，只有这一时期的海上力量最为强大，势不可当。
海上强国
南宋、元朝及明初三百年间，中国的海上实力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这一时期，中国水师先后控制了黄海、东海，再是南海，最后势力范围到达印度洋。中国的船运业在水师的庇护下，控扼了东方的海道和海上贸易，大量华人出海在南方热带地区建立聚居区，中国的政治地位远超东方海上诸国，是真正的海上强国。
本书一直力图表明，中国实际是从南宋才开始在海上发挥出了优势。当时，中国首次在国家层面组建了长期、稳定的远洋水师，迥异于之前其他朝代的水师。女真入侵中原，宋廷不得不离开北方南迁，偏安东南沿海。这一地区由于自然地形特征和资源十分适宜开展海上活动，人们继承了祖辈的海洋传统和航海精神，拥有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又为战事所迫，中国正是在此条件下成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水师。
当陆军在前线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这支水师成为抵抗北方侵略者生死攸关的武器。1161年在山东海岸和长江入海口的水战大捷，说明将希望寄托在水师上的策略是正确的。同时，因宋朝疆域收缩，正常的岁入来源大大减少，长年累月的战争让国家满目疮痍，中国人不得不从海外寻找资源和资金，以维持朝廷运作和战争开支。结果，中国海上贸易发展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在元军成功建立水军之前，宋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水师的作用，一度有效地抵挡了元军入侵。元军依赖水师的力量，突破了南宋在汉水和长江的防线，攻陷了行在临安，直至最终于1279年的崖山海战中一举歼灭南宋舰队。残余的南宋水师被编入元朝水师，成为远征军的中坚力量，征讨过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在不遗余力地想通过武力扩张大元帝国的政治势力的同时，元朝还力图建立一个海外经济帝国。中国的货币曾一度强制推行到了一些遥远的国家，如马八儿等。中国的商船曾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带回大量财富。为逃离国内的压迫，大批华人去海外寻找机遇，背井离乡到了异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出海移民潮。
宋朝的海洋精神和传统、精湛的造船技艺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一路从元朝传承到明朝，使中国的海上势力发展到了顶峰。中国人的远洋旅程，包括最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最远曾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在鼎盛时期，从日本到锡兰山，从高丽到爪哇，许多国家都深受中国政治势力的影响。
12世纪之前及15世纪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都不曾如此辉煌，海洋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也没有如此深远。中国对海洋突如其来的兴趣和海上势力的急剧扩张并非一种异常的情况，也并未偏离许多人所谓的“正常”的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轨迹。中国向东和向南的扩张是顺应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中国的海上实力在南宋、元朝及明初时期遥遥领先，是由多种因素合力形成的，最主要的是地理、历史、心理、政治等特征，以及急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具备以上所有条件，中国在南宋、元朝及明初这一时期一跃成为主要的海权国家。这些条件既是形成这一时代的一些基本因素，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一些专家认为这一时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2至15世纪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和14至17世纪的欧洲相似。那时的欧洲人从蒙昧中觉醒，渴望寻求智慧和知识，深受冒险精神的影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继发生，资本主义初现，民族国家兴起，人们扬帆出海，开拓市场，寻找贸易机会，建立殖民地，政府资助私人远航，以期征服当地人，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
阻碍海上实力进一步扩充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这是由于中国人多面性性格中各种矛盾的心理特性形成的。一方面，中国人积极地与其他国家与人民互动交往，这种外向性似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他们又倾向于武力扩张和扩充资源，这几点都让中国人对海洋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道家思想反对斗争，主张清静无为。[1408]中国人听从天命，安土重迁，重视人文化成，追求止戈为武的和平观，这几点都抑制了扩张行为，而让中国人将兴趣转向国内。
以上因素互相交织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些时候需要内敛蛰伏，中国便呈现平静无为的状态；有些时候中国人的兴趣转向拓展西北，或全力对付边疆问题。但有些时候，如宋、元及明初，中国人迫切想扩张势力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海洋，中国也在此时脱颖而出成为海上强国。
结论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人多次出海远航，又因国内诸多问题或因北方边疆受到威胁而中断。战国时期，吴、越两国成为水上强国。汉朝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内忧外患，海上力量又渐渐衰退，结果北方少数民族蜂拥而至，中原四分五裂，各国争霸。
后来，历史重演。三国时期的吴国及晋、宋、齐、梁及陈国先后拥有雄厚的海上实力。隋、唐时期中国重新统一，朝廷利用水师征伐高丽、流求群岛、安南和占城，同时还向中国西北和西北边境发起战争。但唐代中期，朝廷日渐衰败，内战不断，又饱受西北彪悍的少数民族侵扰之苦。终于，大唐帝国陨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再次走向分裂。
再次四分五裂的中国大陆上，又是沿海国家，如吴越、南唐和南汉在水师建设和海上活动方面遥遥领先，这一传统延续到了宋朝。蒙古人用武力又一次统一中国，建立元朝，派水师远征高丽、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明初，中国的海上力量达到鼎盛，船队远航到了印度洋，控制了东亚海域。然而，明朝中期，朝廷又如之前一般开始腐败衰退，中国国内又狼烟四起，游牧民族再次对中原虎视眈眈。
中国三次海上活动都始于分裂时期的沿海政权，国家统一之后海上实力进一步提高；及至国家衰败，内战不断，对外政策都以西、北为主，海上实力又慢慢衰退。中国人对海洋的兴趣周而复始，每次约持续五百年，这一周期与国家统一又分裂、社会盛极而衰、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疆域扩张再收缩的周期恰巧吻合。[1409]
以上大致是中国的海权发展史。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陆地，周期性的焦点转移影响了中国及其邻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进程。中国因人口数量庞大，疆域广阔，地理位置特殊，在东亚占据领导地位。即使中国的皇帝将重心放在国内或西北大草原之时，对其东、南的邻国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但当中国人出海远行，中国成为海权大国之时，中国的地位更为重要、影响力更为广泛。
[1] 元时称“古里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