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忽必烈巩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开始备战日本的时候，蒙古人的势力也向南扩张到了中南半岛。1257年末至1258年初，时值冬日，为了包抄南宋，一支蒙古军从云南进入东京。都元帅兀良合台之子阿术率领先锋部队在红河的支流中大破安南水师，取得关键性的胜利，迫使安南王陈日煚逃亡到海上的小岛避难。[1191]
经过双方拉锯式的谈判，安南于1266年同意降为臣属，承认蒙古皇帝为宗主。但次年，蒙古人让安南王廷以藩属国身份执行“六事”时，安南人再次回避了。所谓“六事”，和同年在高丽诏谕的类似：(1)君长亲朝；(2)子弟入质；(3)编民数；(4)出军役；(5)输纳税赋；(6)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1192]
安南人拒绝接受“六事”。蒙古人当时正在全力对付南宋，没有精力迫使安南人执行，只能满足于对方名义上的归顺。然而，一旦完胜南宋后，新兴的元朝便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尤其是占城和安南。
蒙古入侵东南亚
1276年，南宋行在临安失守，元廷再次关注东南亚情势，这一次是小国占城。广西的一名武将曾上书朝廷，称占城防御薄弱，他可率三千步兵、三百骑兵攻下该国。向导告诉朝廷占城交通便捷，从琼州出发，水路一日便可抵达。[1193]忽必烈对占城也十分感兴趣，因为此国地处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往来海路的必经之处，地缘位置重要。
但福建道宣慰使唆都上书朝廷，认为无须出兵占城，因国王因陀罗跋摩六世[1194]已有意与中国的新政权建立联系，或许通过外交手段就能让占城臣服。因此元廷于1280年初令唆都、孟庆元和孙胜夫持诏谕占城国主。[1195]此后，元廷开始命占城履行藩属国义务，如“元廷出使马来亚的船只若有损坏，占城须再备船舶”[1196]“政治犯都流放到占城”等。[1197]
忽必烈对第一次东征日本倾注了大量精力，但元军的舰队在九州岩岸失利的消息传回后，或许是为了挽回声望，他立刻将注意力放到了东南亚，第一步便是决定将占城设为行省，作为远征南海的基地。1281年11月29日，他下诏立占城行中书省，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兵部侍郎亦黑迷失为参知政事，因陀罗跋摩六世为占城郡王。[1198]次日，11月30日，敕以海船百艘，正规军、新附军及水手合万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诸番，仍谕占城郡王给军食”[1199]。
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朝廷许多大臣的反对。
朝议兴兵讨暹国、罗斛、马八儿、俱蓝、苏木都剌诸国，迦鲁纳答思奏：“此皆蕞尔之国，纵得之，何益？兴兵徒残民命。莫若谴使谕以祸福，不服而攻，未晚也。”[1200]
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1281年，前往俱蓝的使臣杨庭璧成功招抚南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十国，使其同意遣使入贡。[1201]1282年，孟庆元和孙胜夫出使爪哇，何子志和皇甫杰出使暹国，尤永贤和亚阑出使马八儿。[1202]
这些使臣出海向南都必须途经占城。忽必烈认为如果占城和元廷关系友好，便可以保证这些使臣的安全和供给。但他没想到占城王廷亲宋的情绪依然十分强烈，占城王十分同情南宋的命运。南宋小朝廷和元军在广东沿岸作最后的斗争时，汉人中曾说起向占城借兵，也有说想把幼帝送往占城寻求庇护。大量汉人，包括官员、士卒和百姓逃离蒙古人的压迫，前往占城避难，这激起了占族人对蒙古人的敌意。[1203]同时，元朝官员提出的无理要求也让占城百姓对他们仇深似海。于是，1282年元朝使臣何子志、皇甫杰、尤永贤和亚阑经过占城时，被占城王子阇耶僧伽跋摩带人扣留关押。
这时，身在广州的唆都正打算起航前往占城立其为行中书省。一听到使臣被扣押的消息，元廷立即命他率兵征讨占城。忽必烈在给唆都的批示中宣称：“老王无罪，逆命者乃其子与一蛮人耳。”[1204]元廷以占城既服复叛的理由派兵征讨，远征军包括从江苏北部、浙江、福建、湖广抽调的五千名士兵，舰队包括一百艘海船和二百五十艘战舰(可能是登陆艇)，[1205]安南受命供给兵粮。[1206]
1283年远征占城
舰队从广州出发，12月30日，进入归仁湾。归仁湾是一片三面环山的水域，只有南面一条狭窄的航道可容船舶通过，海湾向北数十里便是占城首府毗阇耶。[1207]归仁湾北面的水域太浅，[1208]唯一可登陆的地点只有海湾西岸，而占城守军已经筑好木城防御。[1209]
元朝史书中对此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二十年正月，行省传令军中，以十五日夜半发船攻城。至期，分遣琼州安抚使陈仲达、总管刘金、总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总把张斌、百户赵达以三百人攻东面；沙觜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
舟行至天明泊岸，为风涛所碎者十七八。贼开木城南门，建旗鼓，出万余人，乘象者数十，亦分三队迎敌。
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贼败北，官军入木城，复与东北二军合击之，杀溺死者数千人。守城供饷馈者数万人悉溃散。国主弃行宫，烧仓廪，杀永贤、亚阑等，与其臣逃入山。[1210]
元军在木城停留两日后，从陆路向毗阇耶进军，并于2月17日到达。两日后元军进城，后又撤离，在城外安营扎寨。占城人派出使者与元军谈判，但长达一个月的谈判并无任何实质性进展，因为占城王因陀罗跋摩六世和王子阇耶僧伽跋摩都躲在山中，不愿前往元军大营。元军前往山中时又遭遇埋伏。占城人杀了另外两名元使——何子志和皇甫杰及其一百来名随从，以示反抗到底的决心。
占城使者不停找借口，元军将领渐渐觉察到占城人根本没打算求和，只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而已。元军抓捕到一名占城细作，唆都从他口中得知躲在山中的占城王身边有两万人，他不仅在南部的宾多龙(今越南藩朗)和北部的因陀罗补罗召集兵力，而且还遣密使前往安南以及今柬埔寨[6]和今爪哇[7]借兵。[1211]
3月16日，唆都派精兵入山搜索、捣毁占城王藏身之处，但遭遇埋伏，伤亡惨重。唆都随即撤军，回到海边的木城等待增援和补给。他让部下从海船上卸下物资，开垦田地耕种，这样到夏天便能收割十五万石粮食。[1212]他派了两名官员出使真腊，却被当地人扣押。[1213]同时，他又向元廷报急信求助。
当时元廷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第三次东征日本，无暇回应唆都的请求，便下令让南昌派兵护粮船前往占城。[1214]直到6月，忽必烈暂缓了征日计划，才应了唆都的请求。朝廷命阿里海牙调集七千汉军(女真人及北方汉人)和八千新附军，并输送粮食、盔甲、武器等前往占城加强兵力。[1215]史书上并未记载援军离开的情形。显然，阿里海牙很难调集到兵力，所以三周后，朝廷又下令发征日本重囚前往占城。[1216]
最终在次年3月，朝廷令东征军元帅阿塔海抽调一万五千人和两百艘船助征占城。两万援军由忽都虎统率，乌玛尔和刘君庆为副帅，起航出发。[1217]
远征并非一帆风顺。到了舒眉莲港[8][1218]，前锋舰队发生兵变，士兵夺取船只一走了之。[1219]4月13日，舰队终于进入归仁湾，但在唆都扎营的地方，他们只看到营帐尽被焚烧的遗迹。副帅刘君庆的部队登陆向北挺进，攻下占城首府毗阇耶后，才从俘虏处获悉，九日前即4月4日，唆都的军队已经撤离毗阇耶，并放火烧掉了营寨。[1220]唆都率所有兵马已从陆路北上，占领了顺州和化州。忽都虎派一名官员面见占城王。占城王回复愿意归顺元朝，但经过唆都军马掳掠，国库已空，无力进贡。[1221]
占城的态度让忽必烈更加坚定了降伏对方的决心，并制定了新的征讨战略。江淮行省(江苏北部)已经从武将或异国商人处得到了一些占城地图，发现从安南有路可通往占城。8月23日，元廷收到这些地图，次日便令忽必烈第九子脱欢率军借道东京远征占城，并让在大都的安南使臣回国通知安南王廷，准备让元军借道通过。[1222]
下半年，身在中南半岛的唆都向元廷提议，由于安南与真腊、占城、暹(暹罗)、缅(今缅甸)和云南接壤，为战略要地，可即其地立省，及于越里、潮州、毗兰三道屯军镇戍，并利用东京的粮食储备支援占城的云南军，“庶免海道转输之劳”[1223]。这一建议得到了琼州安抚使陈仲达的响应，他同样认为应占领东京，开道前往占城。[1224]
元使到安南，要求安南国主发兵占城，并提供粮食，但遭到断然拒绝。[1225]于是陈仲达上报，安南人不仅拒绝援助元廷，且通谋占城，遣兵二万及船五百应援。[1226]
12月时，元朝和占城的关系有所缓和。占城遣使进献大象三头，并在国书中表明，只要元朝撤兵，愿以土产岁修职贡，承认元朝宗主国地位。元廷拒绝了这一条件。37同时，一名安南使臣也到达大都，请求元军延期借道东京，同样也遭到了拒绝。[1227]
安南使臣返回东京后，上奏安南王陈日烜，称元朝要求借道只是攻占东京的借口。陈日烜立即召集元老，告知大家元朝的要求，并让大家群策群力。“万人众口一词：‘力战到底!’”[1228]1257年至1258年蒙古人第一次入侵安南时，兴道王陈国峻曾与之交手。因此他统领诸军，在万劫(今北宁省万安)聚集二十万人对抗元军。同时，安南也十分注重造船和训练士兵水战能力。[1229]1285年元军入侵时，安南军已万事俱备。
1285年第二次远征安南
1285年1月27日，脱欢率领元军从广西穿过边境进入东京，从谅山附近涌入要隘，分六路渡河南下。[1230]2月11日，乌玛尔率领的前锋部队到达万劫，三日后突破安南防线到达富良江北岸。[1231]安南王陈日烜为阻止元军渡江，调集十万大军到泸江的一千艘船上。2月18日，双方开战。乌玛尔的军队利用俘获的安南船舶，大破安南守军，成功渡过富良江，并屠杀了所有手臂上墨刺“杀鞑”二字的安南俘虏。[1232]
但元军并未乘胜向南追击，仍然屯驻北宁地区的富良江北岸，每日与安南军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并未突破安南的防守。安南守军屯驻在防御工事后，在河上安置木桩，戳破元军的船底。
疲乏的战事持续了数周。脱欢料想安南举全国兵力在北方抗元，东京南部的防守必定十分空虚，便派一位名叫唐古带的官员通知还在顺州和化州的唆都北上。另一方面，脱欢书信告知安南王，元军已经赶来与安南联盟对付占城，而非与安南敌对，但他并未收到任何回音。同时，他又派人加急去元廷求援，但元廷回复海路运粮太过冒险，且安南人也不会接受元军抛出的橄榄枝。[1233]
正如脱欢所料，安南人在南边的防守力量不强，唆都的军队能够**北上。北上两周后，即3月13日，元军已行军两千里，与安南军交战七次，突破义安(安南港)的关口，攻破演州和清化、安南军在天长(南定东)和长安(宁平东)的补给站。[1234]元军抓获的战俘中，有亡宋官兵四百余人。[1235]
唆都的北上迫使大批安南守军向北回撤，以缓解南方的威胁。同时，北面的元军也马不停蹄地在林中伐木，搜集钉子、石灰和其他造船零件，要为乌玛尔打造几翼水军。安南的防守日渐削弱，元军成功和北上的唆都部队会合。
元军会合后，由忙兀台率领陆军，李恒和乌玛尔率领水军对安南人发起了总攻。水军率先逼得安南王驾舟出海，又转头击败了陈国峻率领的一千船舰队，之后再顺泸江而下。泸江里布满了安南人插的木桩，元军在江上受到安南军战舰的夹击，遭到岸上投石机的袭击，但仍成功攻下了安南的首府升龙(今越南河内)。[1236]
元朝水军又入海作战，在4月两次遭遇安南舰队，都将其击溃。元军先在安邦包抄安南军，差点擒获安南王陈日烜。[1237]第二次海战发生在胶水，元军俘获近万船。安南王及安南军统帅陈国峻向南潜逃，乌玛尔率六十船紧追其后。但他们躲过了元军的追杀，撤到清化后，又召集将士抗元，收复了供给物资的天长和长安。
到了5月，元军已经在敌方的领土上作战五个月，所带的粮食几乎耗尽，安南的村庄在遭受战争**后也很难找到食物。元朝的补给线漫长而又脆弱。从广西到东京，每三十里设一卫所，每六十里设一驿站，每个卫所和驿站分别有三百名士兵把守。如此一来，补给的粮食还未到达前线便几乎耗尽。[1238]
由于升龙并无多少粮食，不足以支撑元军，镇南王脱欢命唆都率部下前往天长。因为天长是安南其中一处供粮基地，应该会有食物。李恒率水军浮海向南，或许考虑到水域较浅，他命人赶制船筏，并重新攻下天长。[1239]
而在升龙的元军处境越发艰难。除了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他们还饱受暑热和疾病的困扰，伤亡惨重。蒙古骑兵困在一个闷热潮湿的城市中，难以发挥优势。6月初，元军在升龙东南六十多里外的咸子关与安南军交战。元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战略得当，纪律严明，一开始便击退了安南人。但他们突然震惊地看到一队穿着南宋兵服的人马组成封闭的阵形，向他们万箭齐发。这些汉人士兵由赵忠率领，在南宋倾覆后，逃到安南，投奔昭文王陈日燏麾下。这些南宋兵的到来扭转了战局，大惊失色的元军逃回城里。[1240]
6月9日，元军撤出升龙。次日，撤出东京。安南军一路追击，元军不断遭到袭击、埋伏。李恒中箭后毒发身亡。为保护镇南王脱欢，士兵们造了铜管让他躲在其中，他才安然逃回广西境内。[1241]
脱欢此次撤军事发突然，未及时告知唆都。6月6日，唆都引兵撤出天长时十分吃惊。他企图北上，但遭到安南人阻击。6月24日，陈日燏率领的安南军在章阳大破唆都的军队。唆都出逃后，在山马被斩杀。[1242]乌玛尔和水师将领刘贵寻到小船，出海返回元朝。[1243]
元军仓促撤军时，其水军还滞留在中南半岛的海岸。李恒和唆都相继身亡，乌玛尔逃回元朝，亦黑迷失接管了水军。他派人向大都送信，建议舰队留下巡游占城和安南海域，朝廷允准。亦黑迷失在大浪湖(越南中部承天顺化省的球海湾一带[1244])屯兵，一年后才领命率舰队返回元朝。[1245]
第三次入侵安南
大都的元廷最后还是决定向脱欢增派五千兵力，其中包括一千蒙古军和四千汉军(北方汉人)、新附军，准备8月集合出发，但这时溃不成军的元军陆续越过边境回国，于是增兵的计划取消了。朝廷决定不惩罚此次失利的将士，反而网开一面，并同意唐古带的请求，让将士们先回家探亲休憩，再返回脱欢和阿里海牙的大营。[1246]
这段时间，正是准备1286年第三次东征日本的关键时刻，朝廷将所有精力都投放于此。然而，2月1日忽必烈突然下诏变更计划：“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1247]忽必烈与阿里海牙商议之后，于3月5日下诏设立安南行中书省，阿里海牙任左丞相，奥鲁赤任平章政事，亦黑迷失、乌玛尔、樊楫并参知政事。[1248]为瓦解安南人的防御和抵抗，元廷找了安南的皇族陈遗爱，宣称他为王位继承人，[1249]由阿里海牙派三千正规军和一千蒙古军护送陈遗爱回安南继承王位。[1250]
元廷很多大臣反对对外战争，但又不敢向忽必烈明言，只好极言征战之困处拖延时间，希望大汗放弃计划。其中吏部尚书刘宣就指出：“水路难通，无车马牛畜驮载，不免陆运。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需，通用五六十万众。”[1251]
刘宣的奏章让朝廷注意到了种种现实问题的存在，并采取了几项解决措施。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马成龙上奏，他设计打造了数十艘海运船，名曰“海哨马”，运粮神速。[1252]朝廷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命湖广行省9月时打造完三百艘大型运输船，在广东西南沿海的钦州港和廉州港会合，出发征安南。[1253]
步兵在广西桂林会合，于1286年8月征讨安南，但7月初，湖广行省称召集足额的28,700名士兵尚需时日，目前只召集到10,900名精锐士兵，其余17,800名为老弱病残，不可用。忽必烈和枢密院同意延至次年。[1254]这一年朝廷忙于征召数量庞大的远征军，训练水战。[1255]
1287年2月初，远征军开始整装备发南下。此次远征军包括七万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签军(包括女真人和北方汉人)，六千云南军、一千新附军，以及一万七千海南岛本土的黎军，[1256]总计九万四千名士兵，还不算五百艘运输船和战船上的水手在内。
至于粮食输送，朝廷组织四处的海道运粮万户(泉州、福州、平江和上海)将长江流域的粮食运送至北方的京城，命忙兀台管辖的平江负责运粮至安南。忙兀台让副将张文虎、费拱辰和陶大明共同辅助他运送十七万石粮食到安南。[1257]琼州路安抚使陈仲达上奏，很多私船主愿意出借私船将黎兵运送到东京。[1258]
由于朝廷用三个月镇压了蒙古宗王乃颜在辽东的叛乱，以及缅军侵袭等原因，征讨安南的时间延后至5月。1287年秋，第三次远征安南万事俱备，10月10日远征军从鄂州(今湖北)出发，其间经历了小小的换将风波后，脱欢再次被任命为主帅，并新增阿八赤、张玉和刘贵等大将。阿八赤被免除了新开运河的职务，助征安南，张玉是老将张荣实的儿子，刘贵则是前次征安南时和乌玛尔一起逃回元朝的将领。脱欢出发前，收到父汗的来信，告诫他须肃整部队纪律，不得抢掠村庄，也不可小觑安南的实力，以为可以轻取其地。[1259]
12月4日，远征军抵达广西来宾，在此兵分两路。一路由乌玛尔、樊楫和马末率一万八千人向南进入广东，前往钦州港，登上七十艘运粮船和五百艘战船，船上一万水手由张玉和刘贵统领。[1260]主力部队由镇南王脱欢率领，从陆路向南推进到安南的防线。舰队12月16日起航，步兵12月17日出发，水陆两路预期于东京会合。第三路六千人的军队于12月10日从云南南下，牵制安南军的注意力。[1261]
12月24日，云南军分两路穿过边境：程鹏飞率一万大军向南前进，经过今天被称为常山溪的溪流；阿八赤另率一万大军顺陆南河南下，脱欢和奥鲁赤率主力部队随后。[1262]元军在17次冲突中击败安南军，切入对方防御要塞。1288年1月1日，两路元军在万劫会合，等待水师的到来。[1263]
元军舰队于12月16日起航，一帆风顺浮海南下，途经玉山(今万宁附近)，再进入下龙湾和白子龙湾海域。陈椰率领的四百艘安南小战船藏身于浪山岛，[1264]准备伏击。安南将领得知元军的战舰航速快，而大型的运粮船还远远在后面，便计划让元军的护送舰先过，然后伏击运粮船。
1月2日，乌玛尔率领的元军战舰经过浪山岛，尽管当时已是深夜，但元军还是发现了安南军的埋伏，便立即驶出航道包围敌军舰队。双方交战到天明时分，安南战船败退。元朝史书中称歼灭四千安南水兵，俘获一百艘战船。[1265]安南的史书则称安南军重创敌军舰队，俘获大量船舶。[1266]但元军的舰队几乎毫发未损地进入了白藤江(也称南赵江)，并和万劫的步兵会师，所以这场战争应该说是元军取得了胜利。
至此，尽管遇到了敌军阻挡，但水陆两路元军的行动都严格遵照计划行事。然而，根据事前部署，水军和步兵此次都未携带大量粮食，粮草供给由张文虎率舰队运送。没有粮食，元军大部队陷入了困境。[1267]
1月7日，商议过军务后，脱欢命程鹏飞率两万人于普赖和至灵(位于今七塔以及万安以南地区)建造木栅护卫后防，乌玛尔率一路人马清乡抢粮。[1268]1月下旬，元军依然未见到运粮船的踪迹，脱欢下令大军继续前行。2月2日，阿八赤率领步兵沿江行进，乌玛尔和樊楫率领水军顺泸江而下。翌日，大军未遭抵抗便攻破安南城升龙。但安南人坚壁清野，卷走了所有粮食，只留下一座空城，让元军大失所望。
之后几日，元军巩固了已占领的红河三角洲地带，安南王陈日烜率残余势力败退入海。为解决后勤问题，脱欢派奥鲁赤和阿八赤率军攻入敌军阵地的村庄劫掠粮食。乌玛尔受命率舰队至大旁口(浮村)等候张文虎率领的迟迟未至的粮船。阿八赤等人在攻城的时候，俘获装载了113,000石大米的两百艘安南粮船，但阿八赤本人在作战中被杀。奥鲁赤则俘获四万石粮食回到升龙，大获全胜。但乌玛尔机遇不佳。他的舰队在多鱼口(离浮村不远)因退潮被困，从安南军的进攻中死里逃生。由于张文虎的运粮船杳无音信，乌玛尔认为返回升龙比较明智。[1269]
一边是元军在红河三角洲心急如焚地等待粮船，一边则是张文虎的船队步履艰难。运粮船分三路离开长江口：分别由张文虎、费拱辰和徐庆率领。[1270]费拱辰的这一路船队在广州沿岸珠江三角洲东的惠州遇到大风，偏离航道，漂往琼州。徐庆的船队遇海风不得进，被吹至占城，最后也只得去琼州靠岸。只有先行出发的张文虎船队到了东京湾。
1288年1月，就在乌玛尔舰队经过浪山岛后几日，张文虎押送的粮船经过当时繁荣的贸易中心云海岛(也称为二豚湾)。安南兴道王陈国峻早已令陈庆馀率精锐舰队驻守在此，阻截元军舰队。但陈庆馀之前犯了错误，让乌玛尔的舰队通过。因为这一疏忽，兴道王派使者抓他回京审问。但陈庆馀请求使者宽恕几天，因为他认为跟随元军战舰之后的往往是运粮船，他有希望拦截防御较弱的运粮船。[1271]使者答应了他的请求。
如其所料，遂其所愿，张文虎的船队出现在他眼前，30艘安南战舰马上发动进攻，张文虎当即迎战。双方舰队激战到下龙湾和快子龙湾，张文虎在此遭到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猛攻。等他意识到自己被诱入陷阱时，为时已晚，便下令全力撤退。但他的运粮船笨重累赘，难敌安南军轻快的战舰，他只得下令将粮食全部沉海减轻船重。最后他设法穿过东京湾到达琼州，折损了11艘粮船，14,300石大米及220名将士。[1272]
安南王得知胜利的消息后，赦免了陈庆馀的罪，并对手下说：“元军急需粮食，恐未获悉粮船已遭伏击，兴许会再发动攻势。”因此，他让俘虏回元军营地报信并告知运粮船被截获的消息。这一消息进一步打击了元军的士气。[1273]
3月5日，元军从升龙撤军，回到万劫地区的普赖和至灵木栅。[1274]但粮食日益紧张，即使守在这些地方也无济于事，3月30日，脱欢下令从东京退兵。[1275]退兵也是困难重重。脱欢登上一艘大船随舰队顺江而行。但因敌军守在安南北方，元军无法按原路撤兵。程鹏飞率陆军沿江护卫舰队，不时遭遇敌军攻击。桥梁和道路已尽被破坏，安南军紧追不舍，歼灭了掉队的士兵。
4月8日，元军舰队到达竹洞(约海防北7英里处)时遭遇安南水师。刘贵迅速击溃对方，俘获20艘敌船。此时，元军舰队主帅乌玛尔眼前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一是按原计划出海回元朝；二是沿岸北上，与陆军保持通信，运气好的话兴许会遇到张文虎的粮船。乌玛尔选择了后者。
4月9日，元军舰队到达正在涨潮期的白藤江(今南赵江)口时，突然一队安南战舰迎面攻来。元军迅速大败安南军并追击对方进入白藤江。元军进入江面后，江水退潮，原先江中被芦苇和草覆盖的木桩都露出水面。元军的战船进退不得，被困在江中，安南军则去而复返，坐舢板攻击元军。上万元军跳江溺亡，乌玛尔则被俘虏。
同一时间，樊楫见到乌玛尔的舰队应战，立即冲上前救援，被安南舰队围攻。樊楫负伤，企图跳江逃跑，但被敌军抓获后斩首。双方从日初交战至日落(卯时至酉时，即上午5—7时到下午5—7时)，以元军四百艘船被俘告终。[1276]次日，脱欢再次从陆路走，绕开有安南人为骑兵设陷的主路，从小路仓皇而行一周后回到元朝。元军的大部队都被落在安南。
乌玛尔所料不错，张文虎的粮船确实沿岸而下，并试图进入白藤江。张文虎败退到琼州的某个港口避难时，与另两路的粮船会师，修整之后于4月初再次扬帆押粮渡海。他以为元军仍在升龙。船队穿过东京湾进入白藤江，未意识到危险来临。巧合的是，几日前乌玛尔船队刚刚在此作战。粮船进入江面后，遭到安南军的攻击，退潮后露出的木桩也让船动弹不得。元军再次受到重创，[1277]只有张文虎和少数部下逃回了元朝。
元军第三次远征安南以失败告终。为平息元廷的怒火，安南王派使臣纳贡，并承认元朝宗主国的地位。安南王并未亲自前往大都，而是献上安南王的金制跪像。元廷暂且按下怒气，双方和解。安南王也遣回了乌玛尔，但兴道王持反对意见，并设计沉没了遣返乌玛尔的船。
忽必烈还是想征服安南，以惩戒安南人。1291年，他下诏从新附军中择83,600人服役远征安南，但此计划直到1293年才完成。[1278]元廷从广东的疍家人(以船为家的渔民)手中征用了一千艘船，以运载56,570名士兵，350,000石粮和700,000副装备。12月，又有八千前南宋军加入，远征军总人数达65,000人。[1279]刘国杰被任命为主帅，从长沙出发，此行目的是将安南皇族陈遗爱推上皇位。[1280]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驾崩，远征计划被取消。新帝铁穆耳特别下诏，结束与安南的战争，并派使者到访安南缓和两国关系。[1281]
1293年远征爪哇
忽必烈在扩张海外势力时，对两个地区特别感兴趣。一是南面印度地区诸国，可能因为他对戈尔康达的富庶有所耳闻。《元史》中记载：“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1282]通过杨庭璧和亦黑迷失等官员的外交活动，马八儿和科罗曼德尔海岸诸国都答应与元朝建立邦交，并向大都朝贡。二是郁郁葱葱的东印度群岛，“大率海外诸蕃国多出奇宝，取贵于中国”[1283]。但这一地区在强盛的爪哇杜马班王朝的势力范围内。杜马班王朝的崛起恰好和蒙古帝国同时。国王葛达那加剌称雄于南洋一带，取代了曾经显赫一时的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国。因此，他认为元廷与东印度群岛诸国开展外交活动挑战了他的权力，并将元廷派使臣来招谕的行动视为耻辱和非分之想。为打消元廷的念头，他将元诏使黥面。[1284]
此后不久，曾被杜马班王朝征服的葛郎国皇族扎牙迦赏起兵造反篡位，杀死葛达那加剌。葛达那加剌的女婿罗登必阇耶不承认扎牙迦赏，于是在满者伯夷起兵反抗。
忽必烈当时并不清楚东爪哇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准备出征爪哇以报元使的黥面之仇，以免他在南洋诸国的威望受损。1292年3月，忽必烈命史弼、高兴和亦黑迷失暂离在福建行省的原职，为征讨爪哇备战。他们受命从福建、江西和湖广三省调集两万兵力，千艘战船，并储备了一年的粮食。元廷发钞四万锭(两百万两)，降虎符十枚、金符四十枚、银符百枚、金衣段百端，“用备功赏”[1285]。计划于12月开始集合登船，1293年初起航。[1286]
此时，元廷还在为再次征讨安南作准备，因此在调集出征爪哇的兵力和船舶方面遇到了困难。1292年8月中，朝廷指派一万兵力加入远征军，并接受商人阿里愿自行为水师修船的提议，诏授阿里三珠虎符以示奖励。[1287]年末，元廷授高德诚管领海船万户，殷实、陶大明为副将。[1288]由于这些官员皆出自海运机构，因此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府的人员和船舶很可能都投入了此次远征。1293年备战时，元朝水师对外来商贾监管甚严，他们被允许进入中国，但不许离开，以防元朝廷准备进攻爪哇的计划被他们传给爪哇人。[1289]
1292年9月，三位远征将领被召到大都觐见忽必烈。大汗告诉主帅史弼将所有海中事务交由精通海道的亦黑迷失处置，并让其到达爪哇后，告知对方军民此次出征并非入侵，而只是惩戒杜马班国王对元使黥面的行为。[1290]
同月，史弼、亦黑迷失和高兴各自在庆元(宁波)挑选五千精兵为主力，[1291]之后浮海至泉州与其他部队会师。在计划延误了两个月后，远征军终于于1293年1月22日[1292]从后渚出发。[1293]舰队出发时遇到了冬季风暴，尽管并未遭受严重的损失，大军还是断了几天粮。舰队经过七洲，[1294]在占城短暂逗留时，亦黑迷失派两名部将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八剌剌、木来由等小国(皆在苏木都剌岛上)。舰队又经过东董山、西董山(今纳土纳群岛)，于2月25日至婆罗洲西岸的构栏山。[1295]船员在此修葺部分船舶，伐木造船。宣尉使司接待了南巫里、速木都剌、八剌剌、不鲁不都等国的使者，这些小国之前一直摇摆于臣服蒙古大汗还是杜马班国王之间。
3月15日，经过几次商议后，亦黑迷失首先派十艘船护送宣尉司官五百人先行前往爪哇招谕，认为通过外交活动足以让爪哇人就范。主力部队则等候七日，若外交谈判失利则再前往吉利门排兵布阵。
一周后，元军发现爪哇人不肯出来与元朝官员见面，史弼和高兴进至汉人聚集的港口杜并足(今印度尼西亚厨闽)。3月22日元军开始登陆。经过讨论后，高兴和亦黑迷失率一队步兵和骑兵从陆地进发，土虎登哥等水军穿过马都拉海峡。两军分道而行，约定3月30日在八节涧(泗水南面)会合。[1296]
因各种原因的耽搁，水陆两军直到4月8日才在八节涧会合。元军发现布兰塔斯河上堵着一支规模宏大的舰队，船首挂着鬼怪的头像，船上都是武装的士兵。原来这是葛郎国扎牙迦赏的叛军。然而，对方并未做出攻击行为，船上和岸上的大批士兵仅是观望而没有做出敌意的举动。征爪哇行省[1297]的官员在岸上设宴，招呼爪哇人前来加入，但并未收到回应。元军几次试图和当地人建立联系未果，元军便由土虎登哥率舰队，郑镇国率马步军，水陆并行，继续前进。爪哇人弃百来艘船遁走。
高德诚及其水手留下镇守八节涧，其余兵马沿河向内陆进发。路上，元军遇到罗登必阇耶派出的使者，称葛郎国扎牙迦赏叛军追杀他至满者伯夷，请求救援。亦黑迷失便命郑镇国引兵前往攻占章孤港，高兴奔赴满者伯夷。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高兴决定返回元军大营。
4月14日，葛郎国扎牙迦赏叛军进军满者伯夷的消息传来后，亦黑迷失命高兴阻截敌军，他自己则率另一队人马火速赶往满者伯夷防卫。但敌军不知何故绕开了高兴的军队，到了满者伯夷东南，遇到亦黑迷失。次日，高兴终于赶来，和亦黑迷失共同击退了葛郎军。同时，罗登必阇耶向元军将领献上地图，告知如何前往葛郎国的王城，即叛军大营答哈(今谏义里)。
4月22日，元军开始进攻答哈。土虎登哥的舰队沿布兰塔斯河溯流而上，亦黑迷失率陆军从河的西道进，高兴率军从东道进，罗登必阇耶率大军紧随其后。三路元军通过信炮保持联络，并于4月26日会师答哈。
大军如期抵达敌军大营，发现对方有十余万大军，按元朝史书的记载，人数远在元军之上。双方从黎明交战，直至午后。敌军三战皆败，到晚上时，已溃不成军。元军杀敌六千余人[9]，数万人泅水而逃。葛郎王退回内城，元军即刻上前攻城。元军派信使劝降，戌时(晚上7—9时)，扎牙迦赏出城，正式投降。
此时，东爪哇已在元军的掌控之下，但元使并未设立爪哇行省，还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5月9日，他们正式将所控制的领土交还罗登必阇耶，而后者也声称会与元朝交好，答应臣服元朝。元使所犯的第二个错误便是只派两百人护送罗登必阇耶返回满者伯夷。
5月26日，罗登必阇耶起兵造反，杀了护送他回来的元军。之后又召集部将民众，将元军赶出爪哇。史弼等人则以为战事了结，便让大军返回在八节涧的营地，而他则和一小队人马留在答哈。罗登必阇耶企图伏击史弼，但被他及时逃脱。史弼率部下沿布兰塔斯河顺流且战且行三百多里，终于回到八节涧。5月31日，元军舰队出海。据史书记载，元军伤亡达三千多人。
元军舰队在海上经过68天后回到泉州，俘获扎牙迦赏官属百余人、地图户籍、香料、八都剌布、黄金约五十万两，从邻近诸国带回金、银、象牙、犀角等。[1298]出征的士兵都获假返乡，但史弼、亦黑迷失和高兴等主帅则被召受罚。几人各杖五十，没收其家赀三分之一。[1299]
罗登必阇耶利用元军的兵力除掉了政敌，之后又出尔反尔将元军驱逐出境，自立为王，建立了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满者伯夷，掌控了爪哇。[1300]他将妹妹嫁给了参与对元战争、曾为占城王阇耶僧伽跋摩四世的制至。
蒙古对海外贸易的扶持
连年征战，蒙古人不可避免地要去找商人资助作战军费。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
元之先世，一蒙古游牧民族耳，不数传而勃兴，卒至统一华夏，震撼亚欧，建自古未有之大国，虽藉其强悍勇猛之武力，而缘通商以为灭人国之利器……其亡南宋也，以商利为前驱，以兵戎为后盾。[1301]
蒙古人利用商人当细作收集情报，瓦解敌方的反抗意志。商人的经济支持成为蒙古人的利器，也刺激了蒙古人对外扩张的野心。[1302]成吉思汗曾利用商人在中亚做间谍，1219年，这些人遇害后，让他可以借机对花剌子模发动战争。忽必烈准备侵宋时，故意释放被俘商人，[1303]主动向商人阶级示好，通过保障扶持商人、予以特权来收买人心，让他们支持自己的大业，并向他们保证稳定社会、提供商业机会，如此一来，汉人中的商贾在感情上会更向忽必烈倾斜。[1304]
蒙古人并不歧视从商之人，相反，元朝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当高。[1305]商人可以垄断贩盐、茶、矾和酒获巨利。商人买下征税权；他们开设钱庄，经营高利贷；垄断舶来品，售卖宝石、香料和香木；掌控了整个国家，特别是从长江流域到大都的漕运；经营生产的行业包括瓷器、丝绸、漆器、纸、棉制品等；掌握了海内外的贸易；支配了国家的岁收；有权印钞。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产业，经营这些产业就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因蒙古人需要大量资金维持军需保障国家，征讨海外诸国，维护水陆两军，供皇室享受奢侈的生活，支付皇族的俸禄、供奉各个宗教，以及开展大量的工程建设。
由于蒙古人对海洋不熟悉，因此需要汉人的帮助。最先协助元军的汉人是朱清和张瑄。这两人曾为海寇，贩卖私盐，后来摇身一变成为受人敬仰的商人。[1306]1275年夏，他们向元水师献上五百艘船，让元军能从海上袭击南宋行在临安。[1307]
前面曾提到，其中有位影响力深远的外国商人蒲寿庚为元军提供船舶，给予元军极大的帮助。蒲寿庚是阿拉伯人后裔，南宋末时曾任泉州市舶使和沿海都制置使，是南方举足轻重的人物。[1308]他控制了海上贸易，自己拥有规模庞大的船队——这些海船可以往来于波斯湾。在沿海都置制使司时，他也曾指挥过东南地区的水军。他向蒙古人倒戈的行为加速了南宋的灭亡。他向元军献上民船和战船后，瓦解了南宋的防御，让元军向胜利迈进一大步，也为元军向海外扩张铺平了道路。[1309]
元廷在蒲寿庚的大力相助下，才能与南亚和东南亚诸国发生经济交往。1277年，蒲寿庚变节投向元廷后不久，便向福建道宣慰使唆都提议，与南方的海上诸国开展外交活动，建立商业联系。1278年唆都应诏入京时，“帝以江南既定，将有事于海外，升左丞，行省泉州，招谕南夷诸国”[1310]。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朝廷后又诏行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寨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1311]唆都和蒲寿庚得到十通玺书，由外国商人带回呈献给各国国主。
很快，1281年时，元廷派人前往各国招谕，各有成败。孟庆元和孙胜夫出使爪哇时，杜马班国王出言不逊，藐视元使并在孟庆元脸上刺字。王积翁出使日本，在海上被船员杀害。何子志和皇甫杰出使暹国，尤永贤和亚阑出使马八儿，都遭扣押，最终在占城停留时遇害。最顺利的使臣就是杨庭璧和噶扎尔哈雅，他们出使印度南海岸诸国，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地说服十个国家向元朝纳贡，与元朝通商。[1312]
前往海外次数最多的使臣应数亦黑迷失。他先后于1272年和1275年奉命出使八罗孛国[10]。除参加过元朝对安南和爪哇的征讨战外，他还于1284年及1287年远航至僧加剌国及马八儿国。[1313]此外，来往爪哇时，他派官员招谕南洋诸国。杨庭璧和亦黑迷失两人共同为元朝与东印度群岛及南印度诸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展贸易往来做出了贡献，这些国家包括马八儿、俱蓝、苏木达、来来、那旺、甘杯、大力、僧急里、僧加剌、吉兰丹、苏木都剌、丁家庐、淡洋、南巫里、木来由和阇婆。
不过，贸易大多由朝廷垄断。沿海地区的百姓不得私自与外国商人交易，也不准携带铜币出国，违者杖一百七。商船进入港口时，必须将信旗、弓弩、锣鼓交由当地的官府监管。商人不得走私金银出国。若官员和商人勾结，欺瞒朝廷少交关税，便会立即被拘捕。外国使臣在贡品中夹带货物的行为将被视为逃税，海门镇守军官若与外国商人串通避税，将被杖一百七，永不得入官。[1314]
律法虽严，但执行力度却十分松弛，朝廷发现，在面对海外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时，很难再由朝廷一家，甚至少数特权商户垄断。忽必烈死后的两年，即1294年，朝廷解除了禁令。[1315]此后，朝廷并未进一步开放或压缩对外贸易。民间的商人、官员、皇族甚至某位皇后都或入股或派船出海加入对外贸易。[1316]不少商人因此发家致富，腰缠万贯。[1317]除委派、组织船队出海贸易，[1318]朝廷还通过提高关税来增加收入，上品货高至十抽二，下品十五抽二。[1319]
朝廷鼓励货物出口，提高关税则限制了进口货物，这些措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商业运输发展。中国的船舶满载货物，冒险出海，前往东海和南海周边诸国、印度马八儿和科罗曼德尔沿岸以及波斯湾进行贸易。[1320]古里(今科泽科德)以北十六英里(约五十里)外的班达里是中国商人在雨季过冬的港口之一。[1321]他们在甘杯与乳香商碰面，贩卖香料、苏木、中国瓷器和胡椒，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在东印度群岛进货。[1322]他们带着丝绸[1323]、锦缎、泉州瓷器、棉布、铜、铁、漆器、铸币、梳子、雨伞、铜丝、铁丝从中国港口出发。除小部分黄金、瓷器和丝绸外，大部分货品在第一站港口就已销售一空，商人们再挑选当地的特产带去其他港口销售。他们会将从爪哇进的八都剌布销到假里马打岛(今卡里马塔)、暹国甚至麻呵斯离(今摩苏尔)，在高郎步(今斯里兰卡科伦坡)贩卖蔷薇水、亚力酒和八丹布。[1324]
如此，中国商人不仅是进出口商，还掌控了东方海域及印度洋的大部分运输业务。作为亚洲沿海商业都城的泉州，顺理成章地成为蒙古贸易帝国的要津。
海上贸易帝国
在国内，商人要和朝廷竞争，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打破了朝廷垄断海外贸易的期望，并从海上贸易中分得一大杯羹，而这些利润原本都应归朝廷所有。但在海外，商人尽心竭力帮助元朝皇帝建立了强大的海外经济帝国。
元朝派遣使臣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招谕”海外诸国，与元朝建立外交关系且派使者回访元朝，效忠大汗，以提高蒙古皇帝的声望。但这些使臣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便是将这些国家纳入元朝的经济圈，从而创建一个元朝统治的海外经济帝国。
对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海外国家就意味着惊人的财富。他们听说日本有黄金宫殿和染成玫瑰色的珍珠；[1325]旧港的土壤肥沃富饶，“一季种谷，三年生金”；[1326]苏禄国(古代以现菲律宾苏禄群岛为统治中心的酋长国)盛产珍珠——
大者已直七八百余锭，中者二三百锭，小者一二十锭。其余小珠一万上两重者，或一千至三四百上两重者，出于西洋之第三港，此地无之。[1327]
《元史》中对爪哇有如下描述：“大率海外诸蕃国多出奇宝，取贵于中国。”[1328]马八儿的苏丹告诉元使哈撒儿海牙和杨庭璧自己国家十分贫瘠，《元史》中提到：“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1329]
元朝统治者认为海外诸国十分富庶，将之视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途径。维持水军和正规军、征伐他国、供养皇亲贵族和宗教团体、兴办土木、创办各类产业都需要大量费用支出。在元朝统治者眼中，臣服元朝的海外诸国已被纳入帝国，和其他行省没有区别。既然其他行省都须上缴税收和纳贡，这些藩属国为什么不能办到呢？因此，元廷便要求邻近的高丽、安南和占城在大汗发动海外战争时提供军队、船舶、粮草和资金。尽管距离遥远的国家不必提供军队、船舶和粮草，但它们至少能提供资金。
因此，元廷认为，与自己建立了联系的藩国不仅是定期派使者来元以表忠心的藩属国，还是大元帝国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藩国的存在除了抬高元朝作为宗主国的地位外，还要保障元朝的经济利益。藩属国的经济支持有两种：首先，间接的方式是通过贸易，藩属国用珍贵的金属、宝石和其他价值不菲的货品来交换宗主国的货物。而他们出售货物时，宗主国用纸钞兑付，其目的是吸收更多稀有金属。其次，直接的方式是纳贡。藩属国直接向大汗上贡黄金、宝石和昂贵的货物。
民众对舶来货的需求旺盛，进口量巨大，[1330]导致宋元时期贸易逆差严重。朝廷对舶来品进行抽分，并征收特种消费行为税和附加税，垄断后再销售给百姓，获利颇丰，但所有的损失都转嫁到百姓身上，导致百姓的基本生活水平下降，经济萧条。如此一来，继续开展对外贸易的唯一出路是让金属和货物一同出口。[1331]这个方法当然背离了朝廷希望稀有金属流入而不流出的初衷。1286年至1322年间，朝廷六次下诏严禁出口金属，但并未有成效。弥补铸币流失的唯一方法是强行推行纸钞，从民间兑换黄金和其他金属。部分金属进入国库，部分用于支付舶来品。
蒙古人早在1237年就开始推行纸钞，至1276年时其价值一直比较稳定。攻打南宋及征讨海外诸国让国库开支大幅提高，朝廷增加收入的措施中有一条便是超发纸钞。1276年的纸钞发行量是1275年的五倍。[1332]1282年，根据投靠权臣阿合马的耿仁的提议，元廷正式下诏用纸钞兑换民间的铜币，铜币被运往市舶司，用于支付商人的金、珍珠、香料等货，关税抽分增多，国库收入也得以增长。[1333]这道诏书的目的是保存金量，效果也立等可见。几个月后，在忙兀台的提议下，朝廷又下诏，除铁以外，禁止商人用黄金或铸币交换其他货物。[1334]朝廷还采取手段防止人们用纸钞从港口的外国商人手上换取铜币，并限购黄金、珍珠、宝石和稀有货品。[1335]
这一措施收效并不如意，但元廷一心要限制稀有金属储备的流失。1285年，卢世荣主理朝廷财政，他企图通过发行更多纸钞促进商业贸易。他提议增加三百万锭纸钞量，大量铸造铜币，分至杭州和泉州港与外商交易，但遭到否决。结果，朝廷只发行了两百万锭纸钞，并禁止走私出口铜币。[1336]
元廷在禁止对外贸易中使用金属币的同时，鼓励使用纸钞。[1337]有些商人不愿接受元朝纸钞，便用大米交换舶来品，但这一行为也很快被朝廷禁止。[1338]1287年，元朝发行新的纸钞——至元钞(因年号至元而命名，1264—1294年)，以区别原来的中统钞(因年号中统而命名，1260—1264年)。该年，元廷拨出116,000锭(等值5,800,000两)新钞、1593锭(979,650两)白银和100两黄金，用于南方商人与外国商人的对外贸易中。[1339]商人还得到货币，用以在马八儿交换珍珠和宝石。朝廷分别于1285年[1340]和1289年[1341]各拨钞1000锭(50,000两)在马八儿、俱蓝和朋加剌[11](今孟加拉)进行贸易，大获成功后，朝廷又于1296年拨钞5000锭(2,500,000两)。[1342]
元廷的方略是让元钞成为亚洲海上诸国的通用货币，要求与元朝建立联系的所有国家、藩属国接受并流通元钞，并通过从元朝出口大量货物来维持元钞的稳定。[1343]然而，这些国家只有在货物大幅降价的情况下才愿意接受元钞。在安南国，价值白银一两的中统钞官方值铜钱70，而在民间只值铜钱67。[1344]在暹罗，面值24两的中统钞换10,000贝钱，[1345]邻国罗斛则十贯中统钞换10,000贝钱。[1346]但在印度的乌爹，10两中统钞可换二钱八分(0.26两)的银钱，或11,520贝钱。[1347]
元朝在诸国强推纸钞的行为间接地从这些国家兑换了黄金、珍珠等财宝。要求藩属国纳贡，则是直接取得黄金、珠宝等财物。至宋朝前，除了税收，皇帝还接受水果、珍禽、奇兽等土贡。这些上贡的物品代表租户(国家的百姓)向地主(皇帝)交纳的租金。藩属国每岁入贡，但皇帝并不强行要求外国入贽。
宋朝时，贡品内容和应该进贡的国家都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原正从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各地的土贡不仅包括珍禽异兽、水果和其他农作物，还有黄金、白银、铸币、丝绸、棉织品及手工艺品。同一时间，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辽国和金国中，朝廷接收的贡品则既有农作物也有钱币、黄金、宝石，且进贡的既有本国各地区，也有邻国。贡品被视为国库的固定收入之一。[1348]
亟须用钱的蒙古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一进项。他们对贡品的观念和契丹人及女真人比较接近。因此，他们不仅通过提高税金，实行朝廷垄断，操控货币及卖官鬻爵收敛钱财，[1349]而且对贡品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各行省既要交税也要上贡，数量最多的一次是1330年云南的贡品，足有五千盎司黄金。[1350]官员也要朝贡，如阿里海牙于1279年入觐献金三千五百八十两和白银五万三千一百两，忙兀台于1283年献一百斤珍珠，[1351]1289年市舶司献四百斤珍珠和金三千四百两，[1352]商人玛哈玛(玛哈玛迪沙)献大珠及数百万两钞。[1353]
向元朝皇帝俯首称臣的国家被视为大元帝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必须定期入朝进贡。如1291年，罗斛国王遣使上表将会继续进贡黄金。[1354]1297年，缅王答应愿每岁进金银二千五百两。[1355]
元朝要求诸国进献大量金银珠宝和贵重物，也是各国不愿与元朝建交的原因。对一些小国来说，只要能与国力强盛的元朝建立关系，在大汗面前叩首及进献一些无关紧要的礼物并无所谓，但若是要进献财物就要三思了。向蒙古人称臣不仅关乎国家荣誉，还关乎国库支出。所以，国力稍强的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进贡的数量远超小国，于是它们拒绝了元朝的要求，迫使大汗发水军征讨对方。若开先例免除某一国家的贡品，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最终将会破坏元朝的整个海外经济体系。因此，元朝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海上力量。
结论
从宋朝的自由贸易转变到明朝的朝贡贸易，元朝是中间的过渡期。这一时期，商户大量涌现。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宋朝时商品经济繁盛，打下了基础；元朝“重商抑农”扶持商人，作为提高岁入的最佳途径，使得这一时期商户大量涌现。元朝统治者的政策是通过贡品、贸易、兑换纸钞从藩属国吸纳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在实施这一策略时，元廷得到有钱有势、深受皇恩的商人阶层的支持和帮助。商人们也协助朝廷建造、装备船舶，经营海外贸易和其他朝廷产业，充当细作、使者让海外国家纳入元朝统治以扩张海上势力。
结果，蒙古人企图将帝国版图扩张到东南亚时，遭遇败绩。很快，元朝的外交岌岌可危。元军征讨失利的原因在于不了解南方海外诸国的政治形势，也不清楚当地首领的意图。满者伯夷的王储罗登必阇耶得到元军的鼎力相助，却在达到目的后倒戈；元朝以为占城王因陀罗跋摩对自己态度友好，却不料对方伏击元使，对抗元军。
除了缺乏对这些国家的认识以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力和船舶的紧缺。远征南方的士兵和战船都是朝廷从远征日本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并非最强的兵力。1285年从湖广调集的28,700名远征安南的士兵中，有17,800人不具备战斗力。1284年远征占城时，一整支舰队发动兵变，逃得无影无踪。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运往前线的粮草供给不能跟上，造成元军两次击溃敌军，攻下东京的红河三角洲后被迫撤兵。这些都是造成元廷在南海势力扩张失败的因素。
[1] 《元史》中只提到阿术、张禧率四翼水军进战，未提到任命解诚。
[2] 原文的沦江或为沦河。即今天的府河，在汉口汇入长江。
[3] 应为4岁。
[4] 王禃1258年离开高丽王室避难的江华岛，作为人质来到蒙古，换来了高丽的和平。1260年，忽必烈派兵护送王禃回高丽即位，是为元宗。
[5] 根据《元史》，还有赣州，共四地。
[6] 古地名为真腊。
[7] 古地名为阇婆。
[8] 根据《古代南海地名汇释》，舒眉莲港又译作“新州港”，即归仁港。
[9] 《元史》记载为五千余人。
[10] 八罗孛在南洋。
[11] 文献为马八儿、呗喃和梵答剌亦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