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10年至1260年的半个世纪内，蒙古人狂飙崛起，在欧亚草原上掀起了进击的浪潮。蒙古军席卷北方的金国，吞并西辽和西夏，征服花剌子模，入侵俄国、波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和东奥地利，进军小亚细亚，他们在欧亚大陆上势不可当，骑兵弓箭手战无不胜。
但遇到亚洲海上诸国时，蒙古军却束手无策。三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跨越临津江攻占高丽王栖身的江华岛。[876]四十年来，他们在南宋北面和西面调兵遣将，始终不能冲破宋人在淮河、长江以及星罗棋布的内河中构建的防御体系。[877]这一防御带从黄河延伸至秦岭，牢牢保护着南宋。
蒙古人对水上作战知之甚少。1251年，忽必烈手下的军队还在用充气后的动物皮和柴捆绑成的筏渡过金沙江(长江上游)，到达位于今云南一带的南诏国。[878]曾于1254年出使蒙古的法国路易九世使者鲁布鲁乞记载过，蒙古人没有船，也不会用船。[879]
蒙古人入侵中原
蒙古人统一中国之前，算不上海上强国，并非因为他们不熟悉舟楫，而是因为他们早期在大陆征战时很少用到舟楫。1218年，成吉思汗利用舟楫渡过西域的莫兰河。[880]1234年，蒙古人征服金国后，开始对宋作战，曾经的金朝将领张荣实被任命为水军千户。[881]但直至二十五年后，即1259年，水师才开始投入作战。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兵在长江北岸的阳逻堡(位于今湖北)与宋军对战，当时宋军有两千船舶。蒙古人从周边地区搜罗、抢夺船舶后，在张荣实的统领下，将宋军逼得步步后退，并俘获20艘船舶，渡江南下围攻鄂州。[882]
忽必烈围攻鄂州之时，听闻大哥蒙哥汗的死讯，弟弟阿里不哥有意争夺汗位。与宋廷匆匆休战后，他便撤军回蒙古，并顺利登上汗位。但宋朝宰相贾似道对休战协议秘而不发，反而大肆宣扬是宋军战胜了蒙古军，并令大将夏贵诛杀殿后的蒙古兵，将头颅示众以彰显胜果。为防止宋帝及在临安的朝廷诸臣得知真相，他还拘捕关押了前来告知忽必烈称汗的蒙古使者。
忽必烈对宋人背信弃义的行为大为震怒，准备攻打宋朝。他将都城从哈拉和林南迁至上都，擢升张荣实为水军万户，负责训练水师将领，[883]任命解诚为四翼水军统领。[1][884]但蒙古军并未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在前方无法突破宋朝的大军防守，后方又因李亶造反而自乱阵脚。蒙古军唯一的胜利是由于贾似道犯了致命的错误，后来形势的发展也证明这场胜利至关重要。宋军中牢牢把守四川的将领叫刘整。一些同僚因嫉妒他的功名而捏造罪名陷害他，贾似道便命人抓捕刘整。刘整率领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降元。[885]
1265年，忽必烈将都城从上都迁往燕京后，开始在燕京附近，即今天的北京——建造大都，并加强对宋的军备，尤其重视水师的建设，以求突破宋朝水路的防守。大都[886]、开封[887]、邓州(今邓县)及光化[888](今湖北老河口)地区的船舶由水军万户董文炳督造。尽管经过两年的准备，元朝新兴的水师还是无法突破宋朝的防守。[889]
但这两年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因为蒙古军侦察到了宋军的弱点。1267年5月，曾于1257年至1258年征战东京的蒙古将领阿术上报，发现了宋朝防线中的缺口：西面是重峦叠嶂的四川，不利于大军行动；东面是自东向西的淮河及其支流，宋军重兵防守，元军很难突破。但在西面的高山和东面的淮河之间有一条自北向南的长江支流——汉水，由两座相对的重镇襄阳和樊城把守。如果能攻下这两座要塞，元军便能**宋朝腹地。
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无法施展这一战术。阿术要求北方汉人签军的步兵进行增援。[890]为进行水战，元朝的将领张禧被擢升为水军总管，[891]并奉旨带兵2500人攻打襄阳。[892]1268年初，刘整受命率领由陕西和四川建造的500艘船与阿术在汉水会合。[893]
1268年9月17日，阿术开始攻打襄阳和樊城。宋军将领人才济济。悍将吕文焕率大军防守这两座被围攻的要塞。但宋廷当时由权臣贾似道把持，一直不发援军，直至六个月后的1269年4月，才派京湖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援襄、樊二城。[894]最终到了8月，二城被围攻将近一年，由夏贵和范文虎共同统领的三千兵力沿淮河北上襄阳，遭遇蒙古的伏兵，苦战七日后，折损一百艘战船。[895]1270年3月，新建的元朝水师再次于一场水战中击退宋军的一支增援舰队，此战中元朝水军万户张弘范脱颖而出。[896]
这几场胜仗进一步增强了蒙古人建立水师的信心。1270年4月，刘整向蒙古军统帅阿术献计：“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897]
阿术对此深以为然，立即命信使日夜兼程赶往大都，上请扩建水师：“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898]朝廷许之。之前，一些朝臣已经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如王恽曾上奏：“征进舟师，固未尝阙。然可大作一军，召募两淮、黄河上下并南人归顺者，兼用其力，舡舰一依宋法。精选大将，使之专习水战。”[899]
忽必烈同意阿术的请求，于8月下诏命刘整教习水军七万余人。[900]刘整立即开始“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901]。次年，万户忙兀台受命率军于襄阳附近水战宋军。[902]
同时，蒙古军一边继续围攻襄阳和樊城，一边让宋军在淮河防线和四川一带疲于奔命。[903]宋军在范文虎的率领下，三次(1270年6月、1270年10月及1271年7月)试图沿淮河北上增援被围困的襄、樊二城，都因蒙古军阻拦而折返。如1271年7月的战役中，阿术先派张禧率轻舟，探测水域深浅，并插芦苇标示航道。等宋军的千余艘战舰临近时，张禧率四翼水军进击，令宋兵溃败，追其至浅水，夺战舰七十余艘。[904]
为减缓淮河前线的压力，宋廷也试图从侧翼山东袭击元军。1271年9月23日，一支宋军舰队驶入胶州港，但不幸被击退，且损失了上百艘战舰。[905]被围困的襄、樊二城形势不容乐观。小队的兵力能够潜入城中，但大部队的增援都被蒙古军击退。最终，两位民兵副官成功增援襄阳，完成了宋军将领未竟的任务。
这一增援行动由宋军统领李庭芝谋划。他下令打造一百艘轻舟。据记载，这些轻舟每三艘便用绳子绑在一起，左右两船用于装载物资，中间的船只载士兵。[906]1272年6月，[907]李庭芝部队遭遇如下：
又重赏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求将久之，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造水哨轻舟百艘，每艘三十人，盐一袋，布二百。……
是岁五月，汉水方生，于二十二日稍进团山下……贵先登，顺为殿，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敌舟布满江面，无罅可入。鼓勇乘锐，凡断铁绠攒筏数百，屯兵虽众，尽皆披靡避其锋。
转战一日，二十余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绝援，闻救至，从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点视，乃失张顺，军中为之短气。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乃张顺也。[908]
张贵在襄阳逗留了三个月，于10月准备突围出城。但这一次，蒙古军做了万全准备，阿术和刘整命人在汉水两岸立桩。10月8日晚，张贵率兵坐车船急速出城，蒙古军追赶无望。夜幕下，张贵等人几乎要逃脱成功。但此时汉水上突然“烛江如昼”。原来，蒙古军举烽燃火，警示下游的蒙古军舰队。蒙古军水师转战五十余里，生擒张贵及将士二千余人。[909]
及至1272年秋，襄阳城外元军的舰队规模日益庞大。张禧由水军总管擢升为水军先锋，其部队重编为四翼，[910]刘整统水军四万户。[911]如果每个万户下都有四翼军队，那么总共就有十六翼军队。
宋军没有再试图增援襄、樊二城。对襄、樊二城的守卫来说，末日已然来临。阿术手下有一名将领阿里海牙，在他的建议下，忽必烈请求波斯伊利汗国派工匠来帮助制造攻城器械。于是炮匠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于1271年12月抵达，制造了巨石炮。这是一种重型投石器，能投掷约166磅重的弹石。[912]巨石炮首先被用于攻打樊城。为了能将弹石投掷至城中心，达到最大破坏力，这一武器必须从水上发射。
樊城当时以栅蔽城，斩木列置江中，贯以铁索。于是元朝新任丞相伯颜听从刘整建议，从水师中选出善水之人，断木沉索，再命载巨石炮的战船趋于城下。[913]攻城开始之后，阿里海牙又率一支水军袭击宋军战舰，牵制宋军。[914]樊城最终于1273年1月29日被元军攻破，两个月后，3月14日襄阳也被破城。
1275年长江水战
攻破襄、樊二城，元军相当于占领了宋朝防线中最关键的要塞，这一阶段的战争便告一段落。元军将领们拥入都城，竭力主张大汗即刻乘胜发起第二轮战役，沿汉水和长江南下，将宋朝版图一分为二，加速其灭亡。忽必烈任命伯颜为元军统帅，且同意增派一百人加强襄阳的军队兵力。[915]
在长江下游作战，水师是关键的取胜因素。刘整某次觐见忽必烈时，曾请打造两千艘战船，再训练五六万士兵参加水战：“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皆非宋所有。”[916]忽必烈赞同他的建议，并下诏于襄阳和开封各建一千艘船。[917]次年初，又下令于开封建造八百艘战船。[918]在大都和四川新募的士兵都参加水战训练，并被编为六翼，由速哥统领。[919]
1274年7月20日，忽必烈正式向宋宣战，并诏谕行中书省及蒙古、汉军万户千户军士，元帝与宋朝百姓并无恩怨，但因宰相贾似道背信弃义，拘捕元朝使者，为惩罚这一不怀好意的挑衅，元朝才攻打宋朝。[920]
战争于10月爆发。刘整将从淮河向南压进，而速哥通过四川向南攻。大部队由伯颜统领，从汉水南下。10月2日，伯颜在襄阳阅兵，10月14日，元军从襄阳出发。[921]主力部队由原襄阳守将吕文焕率领的舰队开路，沿汉水南下。另两路从陆地进发，东路由唆都率兵，西路由翟招讨率兵，掩护主力部队前进。
一周后，元军行进至郢州(今钟祥)北面二十里开外的蓝山受阻。宋朝将领张世杰安排大量坚定抗敌的士兵，密布一千艘战船拦截元军前进。他命人在水中坚立木桩以破坏元军战船的船底，并从汉水一端的郢州到另一端的新郢州拉起一条横贯水中的铁索，串起大量船舶。[922]
宋军所在的位置从正面坚不可攻，因此伯颜决定采用迂回战术。他命舟楫沿一条小溪北上，穿过被雨水淹没的湿地，直至无路可行时，再命人砍下竹竿置于地上，士兵拖着舟楫在滚动的竹竿上前进百里。经过绕道之后，元军先锋便将舟楫带入郢州要塞下游的汉水之中。11月14日，张世杰率军迎战，但不幸战败。一周后，郢州从背部被攻破，元军主力舰队顺利通过汉水。[923]
11月15日，元军到达沙洋。经过五日火炮和火弹的狂轰滥炸，沙洋抵抗至26日最终投降。[924]至年终(1274年12月24日)时，首批元军战船已经抵达汉水和长江的交汇处，此处有三座城市隔江鼎立，共称为武汉：汉阳在长江南岸，汉口在长江北岸，武昌在东岸。此时，宋军将领夏贵已集结大量兵力及几千艘船，试图阻止元军进入长江。[925]汉口和鄂州的水师在江上密布战船，延绵十里，阵形壮观。
伯颜包围了汉阳，命大军渡过汉水抵达汉口。夏贵预料元军会横渡长江，马上从汉水撤回舰队，企图阻止敌军。但出乎宋军的意料，元军并未渡江。相反，元军的船队驶入窄小的沦江[2](澴江下游段)，因为沦江在汉口东面某处汇入长江，这样元军便再次绕过了宋军的防线。尽管在夜间受到宋军的攻击，元军仍然于1275年完成了这一行动。同一天，元军先锋部队抵达阳逻。
阿里海牙和张弘范联合在阳逻作战两日，但无法击散宋军的防兵。1月11日，伯颜将水军分为两队。一队由阿术率领沿江东进，遭遇由程鹏飞率领的宋水军阻截。两军在暴雪之夜鏖战，结果程鹏飞受到重创，折损千余艘战船，阿术则率军成功登陆长江南岸。[926]另一队元军舰队的四翼军由忙兀台统率，沿江西进后，遭遇夏贵率领的宋军舰队。阿里海牙、张荣实和其他元将联合作战。宋军在追击战中受到猛攻，但夏贵还是成功到达鄂州。[927]
1月15日，元军舰队抵达鄂州，并焚毁在汉阳和汉口俘获的三千艘宋军战船。[928]宋廷显然是从沿海地区调集了水军前往汉口阻挡元军。在阳逻堡之战中，牺牲的将领有定海水军都统刘成[929]。阳逻是长江上的要塞，一旦失陷，宋军在汉口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鄂州守将程鹏飞在水战中受伤后，于1月18日降城，三日后渡江率兵攻打黄州，带回降书。黄州将领陈懿及副将高兴二人后来为元朝立下不少功劳。
伯颜留下阿里海牙及四万元军经略汉口和鄂州后，与阿术沿江东进。2月11日江州(今九江)降城，28日，元军先锋部队抵达安庆后，安庆知州范文虎拱手投敌。张林降敌后，元军不费一兵一卒获取了宋朝在池州的水师驻地。伯颜于3月7日进入池州，次日接见了贾似道派来求和的使者。一名蒙古官员去过宋朝水师舰队的军务总部，回来告诉伯颜，贾似道并非真心求和，只想拖延时间。贾似道及其将领孙虎臣已在丁家洲调集了五千艘战舰和十三万大军。
伯颜拒绝了贾似道的求和后，于3月14日命舰队前往丁家洲，并于两日后下令开战。[930]以下是《元经世大典》中对丁家洲之战的记载：
十八日(3月16日)进战，伯颜曰：众寡不敌，家以计胜。即令军中作大筏数十，采薪刍置其上阳，佯言欲焚其舟。宋人但昼夜严备，而战心少懈。伯颜乃分兵夹江步趋，然后麾战舰合势冲宋军。
阿术与其前锋泰州观察使孙虎臣对阵，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后军。
时我已令诸将顺江势两岸树炮，击其中坚。南军阵动，伯颜趣我船急进。阿术即手柁冲敌船，擂鼓大震，声动天地。我师掠彼舟，大呼曰：“宋人败矣!”似道仓皇失措，舳橹簸**，乍分乍合。
阿术以小旗麾将校，率轻锐横击深入，宋军大溃，即回棹走，伯颜以步骑夹岸掎之，追奔百五十里。[931]
元军俘获两千艘战船。[932]这些战船和大部分作战的宋军曾守卫在淮河防线，且成功地阻止了刘整率领的元军南进。如果这些守兵能够依然坚守在淮河一带，伯颜率军在长江推进之时，其侧翼会受到威胁。但宰相贾似道得知刘整死去的消息后，认为当时北方前线十分安全，所以将守兵南撤，加强长江的防守，应对从西面而来的敌军。
丁家洲战事的失利，导致长江下游的防线土崩瓦解。3月21日芜湖失陷后，采石、建康、镇江、江阴及常州也先后被攻破。由于淮河一带无人防守，元军的一千舢板舰队由博罗罕率领沿京杭大运河南段而下。而在上游汉口一带，阿里海牙和张实荣于4月18日击退了一支南宋水军。这样，到4月中旬，元军已牢牢控扼长江，对宋军的水战阶段也到此结束。[933]
阿术驻守位于扬州附近长江上的瓜洲岛，并在此整修之前水战中受损的船舶，建造新的战船。伯颜则返回大都向忽必烈汇报战果，离开之前，他派使者前往临安宋廷，重申此次远征仅仅是为惩罚贾似道的背信弃义，而非针对赵氏皇族或宋朝百姓。如果南宋能顺应天意，向元朝俯首称臣，那么赵氏一族可保无虞，宗庙悉许如故。[934]
宋朝行在临安的陷落
在临安的贾似道仰仗皇帝的庇护，除了释放元使之外，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但宋度宗死后，他的儿子，11岁的赵儑即位[3]，成为宋恭宗，年号德祐，太皇太后谢道清代为理政。谢道清垂帘听政的第一件事，便是在满朝激愤的情况下罢免贾似道，任命陈宜中为宰相。张世杰在郢州失陷后，辗转回到临安，奉旨在长江三角洲一带阻止元军进一步南下。张世杰对此竭尽心力，鼓舞士气，召集爱国义士一起反抗元军。水师将领刘师勇收复了很多城镇。曾经降元的驻防常州的士兵，愤起屠杀了元朝守军。姜才则率领一队人马袭击阿术驻守的瓜洲，凌厉猛烈的攻势将蒙古人逼出了瓜洲。[935]
张世杰夺取长江沿岸元军水师驻地的可用战船后，在孙虎臣的协助下，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海船舰队。这些大型船舶有两种战船——黄鹄和白鹞。大型战船再加上一大批小船，便组成了数量上万的舰队。7月25日，这支舰队锚泊在离瓜洲数里外的焦山岛。并与收复了常州的刘师勇取得联系。张世杰在焦山附近的水域上说：“每十船为一舫，沉铁碇于江。非有号令不得擅自起碇。盖亦誓以必死也。”[936]
同一天，阿术击退宋朝游兵重新夺取瓜洲后返航，董文炳和阿塔海麾下的水军与之会合。阿术为防止后背受到宋军袭击，派张弘范统率一千只突战船自上流至瓜洲西面。[937]水军万户刘深受命率舰队沿一条狭窄的河流西行，河流北岸是沙滩，他们试图登陆南岸抵达宋兵后背。
阿术自山顶观察江上密布的宋军战船，对下属说：“烧而败之。”两军于7月26日交战。董文炳率一支元军舰队攻击宋军右路，刘国杰攻击左路，阿术坐镇呼喇珠率领的军中指挥，攻击中路。攻击左右两路的元军舰队由大型战船作先锋，上载五百弓箭手，向宋军战船的船帆和索具射出火箭。[938]元军的小型战船水哨马冲入宋军阵形，船员也随之射出火箭。同时，张弘范手下的舟楫也回撤，向焦山岛北进发。
这场战争从清晨持续到中午。据元史典籍记载：“宋人力不能支，遂溃。欲遁，又卒不能起碇。士卒投江者数万。世杰等鼠窜不知所往。追至图山，得船七百余艘，俘败兵万余。”由于风力不足，宋军战船逃散困难，而元军主要采用不需要借助大风的轻便舟楫和人力发动的轮船。董文炳追击张世杰等至长江口，张世杰逃入海中，但元军因轮船太小，不敢冒险驶入汪洋大海而不得不返航。[939]
焦山之战标志着宋朝在长江上抵抗的终结。在三场水战中，规模不大但领导有方的元朝水军摧毁了实力强劲的宋朝水军。宋军出动了长江上的所有战舰，试图阻挡元军从汉水进入长江，但却在汉口附近功亏一篑。宋军在淮河的防军在丁家洲一役中几乎全军覆灭。最后，张世杰从东南沿海的水军驻地集结所有可用海船作战，但因战术不当，在焦山之战中也溃不成军。张世杰骁勇善战，但当时的情形已经四面楚歌，仅靠勇气和决心于事无补，而是亟须有人能运筹帷幄，妥善有效地利用宋朝所剩微薄的兵力。据史书记载：“张世杰，步将也，使提舟师。刘师勇，水军将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误国。”[940]
几个月内，临安的宋廷对现状都无能为力。朝廷的官员对于继续作战还是派人求和争执不休，最终还是主张后者的人居多，包括新上任的宰相陈宜中。宋使前往元军大营求和，表示愿意每年纳币二十五万两白银和二十五万匹丝绸，并向元帝俯首称臣，只求宋廷能偏安南方一隅。但这项提议为时已晚，元军已经向南行军。
伯颜计划从三路攻打临安，其中两路从地面攻击，另一路水军从海上攻击。但从长江水战中俘获的船舶都是轻便的小船，海上可用的战船匮乏，因此攻打计划便搁置了数月。伯颜最后决定不再等待，直接从陆地发动攻击。他的部下接到军令后于11月27日出发。当初常州降城后，驻守的士兵又发动叛变，让伯颜震怒不已。于是他亲率一队兵马，由阿塔海任副将，向常州发动猛攻。其他人马由阿剌罕统率，从西侧通过广德和独松关行进。
董文炳受命统率水军，不遗余力地建造海船。在焦山之战中俘获的780艘海船，大部分为黄鹄和白鹞，水手过万，因此元军已经拥有了相当规模的舰队。其中哈剌带俘获的两艘大型白鹞海船丝毫未损。阿术命哈剌带和王世强以这两艘船为模型，再仿造一百艘，[941]并选了三千五百名汉人签军和一千五百名南宋降兵上船编成水军，由哈剌带和王世强一起统率。董文炳听闻水贼头子朱清和张瑄长年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活动，便派王世强招安二人。两人为元军舰队带来了五百艘大船和几千名经验丰富的水兵。[942]
元军舰队有四十一翼，每翼一万将士，于12月中旬浩浩****地出发。据史籍记载，这次共有数十万水陆大军，由董文炳统领，副将阿塔海，水军万户包括张弘范、王世强及前南宋将领范文虎等人。
舰队从建康和瓜洲启程，12月23日攻占宋朝的浒浦水师驻地。浒浦的驻地规模较大，但已经荒废。随后元军夺取了崇明港和华亭港，并纳入三百艘海船。[943]元军浮海南下，1276年1月18日抵达乍浦，激战四日后，乍浦并沿海城镇海盐、澉浦归降。[944]
同一时刻，另两路大军已经杀入浙江，顺利会合。1月3日，他们和水师在临安外数十里的渔村会师。阿塔海和张弘范直入临安，押送小皇帝和太后至伯颜帐下。2月10日，赵宋王朝正式灭亡，战事结束。
临安皇城中的战利品、文书典籍、珠宝器物都被装载上船运往大都，而战俘则在军队押送下从陆路北上。伯颜在离开之前，任命忙兀台和唆都为达鲁花赤(督官或驻留的将军)，管辖两浙，命阿术清扫宋军在长江以北的残余势力，董文炳完成征南任务。众将均于短时间内轻松完成任务。
征宋的战事圆满结束。蒙古骑兵从鸭绿江横扫至维斯瓦河，战无不克，对宋军却束手无策。四十年来，这支骑兵重创了宋朝的前线，屡战屡胜，却不能站稳脚跟。依靠水军，元朝才得以征宋成功。而元军利用水军才能稳步南下，突破宋朝防线，攻下控扼汉水的襄阳进入长江，并通过三场水战让南宋水军溃不成军，取得最后的胜利。
元朝的水师起步晚，但发展迅速。1255年，元军在水上仍使用小筏和充气的兽皮，1268年开始围攻襄阳时，水师的规模也不大。但到1272年，元军水师已经从四翼扩张到十六翼，1275年已经壮大到四十一翼，规模相当可观。下一步，元朝水师就不再局限于内江内河上了，而要走向海上发展的广阔舞台。
宋人的反击
1276年2月5日，伯颜将营帐设临安以北十几里外的村子，等待安排宋廷正式投降事宜的使者带回消息。此时，他的部下报告说，小皇帝的兄长益王和弟弟广王已由张世杰护驾，逃离临安。伯颜当即命董文炳带战船在钱塘江入海口拦截，并命范文虎率五千精兵追击在逃的一干皇族官员。[945]
但张世杰等仍然从他手中逃脱。[946]张世杰带着两位幼主登上在钱塘江口等待的战船，一退潮便扬帆出行，躲过了追击的元军。[947]他们先到曾为大型水师驻地的定海，再辗转到浙江最南端的温州港。包括宰相陈宜中和陆秀夫在内的其他宋朝官员也到此与他们会合。
在战争中侥幸没有被俘获或遭到损坏的南宋战船，也来到温州。张世杰立即将这些船舶组成舰队，又沿海北上攻击明州和舟山群岛。在明州，除与哈剌带率领的元军水战时折损了四艘战船，这次反攻算得上成功，也证明了元朝水军在海上作战依然经验不足。[948]
3月25日，流亡的宋廷转移到了福州。8岁的益王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于三个月后的6月14日被拥立即位。同一日，宋人发起了反击。在福州的三个月中，追随宋廷的人虽然越聚越多，但组成的军队却是乌合之众。尽管有很多人为了赏赐或封官只是嘴上拥护朝廷，但大部分人——有很多还是妇人——聚集在一起参加抗元斗争是出于收复故土重归家园的心愿，而不求回报。他们中不仅有官员文人，也有渔民农夫，总计有十七万正规军，其中有一万人曾是淮军，还有三万是武装的民兵。[949]军中的船舶有一部分由爱国船主们捐献，如蔡起莘将家中所有船只和身家都尽献朝廷，[950]其他的船舶则是从不情不愿的船主手中强征而来。
当时的反击计划是水陆并进，但福州的资源显然跟不上这一充满雄心壮志的计划。由文天祥率领的五万陆军从福州沿闽江北上，收复了邵武，并在江西鄱阳与元军作战，试图包围、孤立浙江。[951]民兵收复了广东境内的广州、韶关、惠州、潮州，还有江西的南丰——这些城市曾被元军的游击部队攻占，守卫的兵力不强。宋人计划在整个中国的海岸线开展海战。从北面江苏朐山(海州附近)到南面珠江口的秀山岛(也称虎头山)都实行游击战。
6月27日，一支运载了两千名士兵、规模上百的宋军舰队攻击了元军在瓜洲的水师驻地，但他们随后遭到阿术的围攻，折损了七十七艘战船，都统战死，几乎全军覆没。[952]次月，另一支宋军舰队起航攻击位于长江口的元军水师驻地通州，此战目标是获取港口的数百艘元军船舶，并号召江苏北部的百姓加入抗元。但这一计划流产了。[953]张世杰率领一支规模千余艘的舰队，试图再次夺取定海岛，以封锁明州港，但元军统领哈剌带出海迎战，将其击退。[954]
至秋季，宋军的反击都遭到失败，而元军则开始发动攻势。张荣实从江西南下入广东，董文炳、奥鲁赤、忙兀台、唆都以及张弘范从浙江和江西向福建推进，阿剌罕、哈剌带和王世强浮海南下。哈剌带率领先锋军在两场交战中扫除了宋军的战船，至1276年12月到达福州所在的闽江。
宋廷不得不再一次逃亡。12月21日开始收拾装船，24日起航。宋廷的船舶一出闽江便遭遇元军舰队，但幸而当时大雾弥漫，双方并未发生交战，幼帝一行顺利逃脱。[955]五日后，由阿剌罕和王世强率领的元军主力舰队抵达福州，福州投降。
宋军船队向南到达泉州。泉州时称刺桐，是东亚一带规模最大、最繁华的港口。泉州市舶司蒲寿庚[956]是阿拉伯裔海商，经营商舶，富甲一方。他也收藏了不少艺术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南方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力。蒲寿庚登船谒见幼帝，称泉州的大批赵宋宗室正在岸上恭候皇帝，他们连同泉州百姓都希望皇帝能定都泉州。
然而，张世杰婉拒了蒲寿庚的请求，不希望幼帝冒险入城，因为他收到谍报，听闻蒲寿庚已经秘密向元朝投诚。一些官员建议张世杰扣下蒲寿庚，强行令他将船移交给禁军舰队。但张世杰不知是心存仁慈还是想继续和蒲寿庚交好，没有采纳官员们的建议。他准许蒲寿庚返回城中，但蒲寿庚一上岸他就后悔莫及。一些下属违抗了他的命令，擅自夺取了蒲寿庚的部分船舶。蒲寿庚以牙还牙，下令紧闭城门，拒绝为宋军的船队提供补给。宋廷只得继续南行，撤往广东。1277年初，船队在官富场(今香港大屿山附近)靠岸。
元军水陆两路进逼，1277年春又重新控制了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南宋小朝廷只控制了一些沿海城镇和离岛。元军最大的收获是蒲寿庚的投诚及其手中的一些城镇和商船。元军需要海上经验丰富、拥有大量船舶之人，且要扩大元朝在南方和东南亚的影响力，也需要有人相助。而蒲寿庚曾抗击过海寇，并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多年，手中握有大量船舶，生意遍布亚洲海域，正是他们所需之人。
蒙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蒲寿庚，认为他是辅助元朝建立水师和扩展海外贸易的理想人选。实际上，1276年3月12日，临安投降不久，伯颜便派亲信前往泉州，与蒲寿庚达成一致。[957]关于这场秘密会晤的传言和谍报到了张世杰耳中，因此，当蒲寿庚在泉州港口登船之时，他对其是否还忠于宋室已心存怀疑。一些宋朝官员公然示意，蒲寿庚的目的是诱骗幼帝上岸，将其扣押作为人质，在与蒙古人交易时可以提高筹码。[958]
但即使没有幼帝作为人质，蒲寿庚投靠元朝时，元朝官员仍将其视为关键人物，并赐予他无上的荣誉。蒲寿庚向元军将领董文炳投降后，董文炳将忽必烈所赐的金虎符解下，赠予对方。后来，董文炳向忽必烈解释，他胆敢转赠元帝所赐之物，是因为蒲寿庚已经劝服一批城市一同投降，而且他曾击退海寇，在海上经营多年，将来能够为元朝所用，帮助朝廷与海外诸国建立联系。忽必烈并未责备董文炳的行为，反而对他大加称赞。[959]
1277年5月，宋军再次反击，收复广州。文天祥率领一队兵马，从广东北上进入江西南部。张世杰率船队在福建与元军作战，收复了广东的潮州港和福建的兴化港。7月13日，张世杰围攻泉州，据称元军在蒲寿庚的协助下正在泉州打造舰队。福建南部山区的山民纷纷前来，响应张世杰。9月，宋军一路猛攻到了南门，但没有守住阵地。[960]
蒲寿庚顽固守城，城中仍有大量拥护宋廷之人、来此避难的皇室之人以及一些曾驻守淮河防线的士兵。蒲寿庚担心城外围攻之时，城中发生暴动，便邀请各方带头之人赴宴，假意要与大家商量一个妥当之法。趁众人聚集时，他屠杀了所有人，他的属下则围杀了城中剩下的宋朝遗民。[961]
蒲寿庚又将蜡封的密信藏于信使耳中，通过水路送到元朝将领唆都帐中，请求支援。9月，文天祥被党项人李恒击败，退出江西。唆都率大军应援福州和泉州。10月20日，元军的援兵临近，张世杰只能放弃包围泉州，带兵返航回到珠江口一座岛上的驻地浅湾。[962]
广东沿岸的斗争
宋朝水军的反击战让元朝统治者看清了一点事实，即使他们是陆地上的胜者，在海上却仍然实力不强，因此必须建立一支强劲的水军来对付宋朝水军。在这一点上，蒲寿庚为元廷出了不少力：
盖蒙古虽长于陆战，舟师实不敌宋。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甚多，一旦降元，足为元南征之助，于元为莫大之利，于宋直致命之伤。[963]
蒲寿庚不仅传授了他的经验，提供船舶，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降许多在沿海地区抵抗的宋军将领。如此，高兴率领的元军到达兴化时，宋军叛将投降，并献出七十艘船舶，三千士兵及七千水兵。[964]哈剌带抵达潮阳时，宋都统陈懿携百艘大型海船和七千将士投降。[965]
元朝效仿宋朝的水师制度，任命官员负责海防。1277年7月，哈剌带被擢升为沿海经略使，刘深为其副官。该司设在庆元府(今宁波)，[966]管辖范围同宋朝时一致，即北至长江口的浒浦水师驻地，南到福建。哈剌带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一千艘海船。[967]
至秋季，舰队打造完毕。哈剌带从浙江出海，南下广州攻打张世杰。因发生变故，返回福建。冬季时，元军发动了新一轮进攻，以清除南宋残余势力。塔速和李恒在广东率军翻过梅岭，夺取了广州。至此，广州已经三次发生起义，元军为泄愤，将广州城墙夷为平地。唆都和刘深率新建的舰队沿海南下，迎战广州的陆军。[968]另一支舰队由忙兀台和高兴率领，在福建海域进行海防，拦截北上的宋军战船。[969]
12月，刘深率舰队攻打在浅湾的宋军。浅湾位于珠江西岸的香山地区。宋人撤出驻地，浮海逃往雷州半岛的离岛硇洲。之后，不知是所有舰队还是部分船队复返珠江口，停泊在谢女峡(横琴岛上的一处海滩，今澳门南；横琴岛也称圣若望岛)。1278年1月初，众人得知已收复的广州再次失守。在前途如此黯淡的情况下，许多人放弃复兴宋室的念头，远赴海外避难。宰相陈宜中力劝同僚，让流亡的宋廷前往占城。许多官员拒绝他的建议后，他称自己打算前往占城寻求援助，一旦形势恶化，就在占城为幼帝准备庇护之所。结果他自行逃往占城，一去不复返。[970]
1278年1月12日，哈剌带率舰队攻打谢女峡，宋人不得不再次撤离。[971]张世杰将船舶转移至珠江东岸的秀山之时，忽遇飓风，大部分船舶都遭损坏，幼帝不幸落水受寒。四日后，众人再次起航出海。1月16日，元军将领刘深在珠江口巡逻之际，部下远远看到海上有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向南而行。他立即带兵追击，在七洲列岛附近的七洲洋，他抓到了逃亡的船舶，发现果然是宋船。在之后的交战中，刘深俘获了两百艘船和一批宋朝官员，其中包括宋端宗的舅舅。[972]
元军的巡逻舰出海诱敌，张世杰命舰队，连同在飓风中未遭损坏的船舶，扬帆向西，往海南岛方向前进。显然，他的目的地是占城。但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支元朝的强行军从广州骤然南下，占领了雷州半岛，并封锁了狭窄的雷州海峡，而这是前往东京的必经之路。[973]张世杰攻打雷州城未果。护送幼帝返回广州的驻地后，张世杰又对雷州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仍然未能攻克。[974]他返回广州之时，宋端宗因先前落水受寒而病逝。
许多官员和士兵因忠君而支持复兴南宋大业，宋端宗驾崩后，众人都想散去。但陆秀夫劝说众人留下：“古人有一成一旅兴者，今百官有司军士，亦且万余人。若天道未绝赵祀，此岂不可为国耶？”[975]5月10日，7岁的益王被拥立为帝。尽管有些水手声称在海上见到黄色的龙形，预示着吉兆，但宋廷的军事前途仍不明朗。张世杰第四次攻打雷州半岛想建立据点，但未能成功。而在广州的第五次起义也被元军镇压。
起初，元军将领对宋军坚持不懈地攻打雷州半岛感到不解。因为雷州半岛没有任何战略意义，而雷州海峡也不是前往中南半岛的唯一路线。6月下旬，元军俘获了一名宋朝官员，从他口中得知宋朝已立新皇，宋军只有一万余人，而广州因为土地贫瘠，当地人口粮不足。他透露琼州(今海南岛)守臣囤积了两万石大米，正等候船舶将这些粮食补给运送给宋军。[976]
尽管元廷已经发出预警，雷州半岛的守将忙兀台也有所警觉，但仍未料到琼州发生了暴动，且愈演愈烈，海峡对岸雷州半岛及广西也起而呼应。武装组织人数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他们杀了元朝官员，宣称支持中兴大业。元廷派阿里海牙从海口南下镇压起义。阿里海牙作战积极，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然后，他便率军出海，绕琼州巡游，将其收复。[977]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尽管宋人在广东沿海抗击元军并不足以撼动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但也让元廷头疼不已。不仅因为有一大部分军队被南方的形势牵制，无法调遣至其他地方，而且只要宋廷一直存在，大部分汉人就不会臣服一个异族所建的新王朝。5月25日，中书省商议决定，必须全力以赴清除张世杰的军队。[978]
6月末，忽必烈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元帅，水陆两路出兵远征张世杰。张弘范最初推辞这一任命，说自己是北方汉人，还没有先例由汉人统领蒙古军作战。但忽必烈保证让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同意让他从禁军军械库中自行选择盔甲和剑，说：“剑，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处之。”[979]张弘范接受任命。
张弘范推举党项人李恒为副将，忽必烈准允。张弘范派李恒率人数众多的步兵团并三千蒙古精兵从陆路南下，而他自己在瓜洲的水师驻地统领舰队。包括一千名蒙古兵在内的两万名士兵在扬州待命，等他到来后登船出发。[980]途经嘉兴和庆元时，张弘范又增加了士兵人数。到福建时，忙兀台、董文炳、唆都和蒲寿庚麾下战船尽数由他统领。[981]
张弘范于12月发起进攻，和一年前在潮阳受降的宋将陈懿一起率领舰队。攻陷暴动的漳州之后，元军舰队又攻下潮阳，俘虏宋将文天祥。[982]乌玛尔建造、统领了一支由大海船组成的舰队，作为张弘范军的先头部队，开路先行。乌玛尔军到达了第六次发动起义的广州，而前来协助的李恒翻过梅岭，广州又一次失守。[983]
距上次元军和宋军交战已有半年。元军巡逻舰进入硇洲、秀山、横琴岛和其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海岛时，并未发现宋军舰队的踪迹。元军收复广州后，李恒才从一名俘虏口中得知，宋军已经离开广州，转移到了崖山。崖山是一处只有小船才能到达的海岛，离广州两日路程。宋军此时有七百艘船舶。[984]李恒马上将军情上报张弘范。
此时，宋廷士兵和百姓共二十万人，[985]于6月28日从广州迁至崖山。[986]新驻地是一座小岛，北面和东面是几乎无法穿越的滩涂，是该岛天然的屏障。西面和南面是一处长约45里、宽8里的环礁湖，名为熊海。熊海的入口是三里多宽的航道，两边是高耸的山崖。崖山因航道东面五百多米高的海岬而得名。[987]
张世杰正是见那山崖隐藏了熊海入口，而熊海又足以容纳所有船舶，才认为崖山是理想的驻地。一到此地，他的部下便上山伐木，造行宫三十间，军屋一千间。物资由广州和琼州供应，但后被元军切断。为了备战，张弘范的部下到11月前一直紧锣密鼓地造船、冶炼兵器。
广州失守后，在崖山的宋人能获得的补给不断减少，形势岌岌可危。他们两次从熊海出口沿西江逆流而上，攻打广州，但都铩羽而归。宋军第二次败走回崖山时，被乌玛尔率领一支舰队跟踪到了驻地。阿里海牙的舰队到来后，双方一起在熊海入口外监视宋军。宋廷中反对移师崖山的人看到这一系列挫败，情绪越发低落，认为这次转移的行动不吉利。他们想起搬到岛上不久的7月7日，东南方曾有彗星划过天际坠入海中，[988]许多人将之视为凶兆。
1279年2月14日，张弘范手下的元军主力舰队从潮阳港起航，在甲子门俘获了一艘宋军巡逻舰。张弘范确认了宋军舰队停泊在崖山附近的熊海。2月22日，首批元军战船抵达山门，其余舰队于四日后赶到。[989]2月28日，李恒从广州率120艘战船出发。3月6日两军在山门外会合。[990]次日清晨，张弘范下令发动初步攻击，刺探宋军的位置。[991]
1279年3月19日崖山海战
见到元军舰队逼近，张世杰的部下建议他封锁山门：“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但张世杰希望能与元军背水一战，因为他发现士兵们意志消沉，如果冒险让他们到熊海入口，他们可能就会趁机一去不返。于是他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因此他下令焚毁岸边的房子，让大家转移到船上，并将船舶捆绑在一起。[992]
部下又建议在入港的地方设置水栅，但也未被张世杰采纳，因此入口之处没有任何防卫措施。于是，元军将领乘坐小船，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驶入熊海，暗中侦察宋军船队的阵形，测量航道水深，绘制宋军背部滩涂上星罗棋布的水道。
当时有两本典籍记录了元军在崖山周围行动的细节：一本是元代官修的《元经世大典》，后面会称为“元方记录”， [993]另一本是由宋军战舰上的一位历史学家根据目击之事编写，[994]后面会称为“宋方记录”。
根据宋方记录：
正月辛酉，大元兵攻崖山，张世杰不守山门，集舟千余，作一字阵御之。而大兵入山门，作长蛇阵对之。崖山有船千余艘，内大船极多。张元帅(弘范)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方至。行朝依山作一字阵，绑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995]
而在元方记录中，崖山的汉人被统称为“昺”，这是幼帝宋怀宗赵昺的名字。
弘范至山北，水浅不通，乃由山东而南又西与昺遇。昺建宫山麓基，结巨舰千余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大索贯之为栅，以自固四围楼橹如城。弘范潜舟载骑兵登麓。[996]
宋军的船舶外都涂了泥以防元军的炮击火箭，并在每条船上横放一根长木，以抵御元军的火攻。赵昺的“龙舟”安置在舰队中间。从战术上来说，宋军所在的位置并不处于劣势，且宋人航海经验丰富，人数占优，本有机会对抗元军。但由于船舶都系在一起，不仅行动不便，还丧失了主动权。张世杰还犯了一个错误，即命所有军队都撤到船上，陆地便无人防守。
宋方记录又写道：
张元帅至崖山港外，停舟唤张世杰打话，不从。又令文天祥以书谕世杰，天祥不从。时陈宜中如占城乞师，久不还，张元帅语崖山人曰：“汝陈丞相已去，文丞相且为我所执，汝何战云？”[997]
同时，元军斥候在已投靠元军的汉人向导指引下，发现了通往崖江的水道。北面的水道很浅，只能涨潮时通行，但磨刀门东面一条小湾的深度可以让小船通过，而这条小湾通往宋军的背面。
元方记录又继续写道：
昺以斗舰号快船者樵汲，弘范命乐总管立寨，断其汲路。恒亦拔都船当之。昺遣兵争之，皆败去。自是。樵汲日梗。
弘范又命乐总管自寨以炮击昺舰，舰坚不动。
有乌蜑船千艘救昺，舣于北。弘范曰：“此徒取死耳。”夜择小舟，由港西潜列乌蜑船北，彻其西岸，且以战舰冲之。乌蜑皆并渔民，素不知战。昺又不敢援，进退无据，攻杀靡遗。弘范因取乌蜑载草灌油，乘风纵火，欲焚昺舰。昺预以泥涂舰，悬水筒无数，火船至，钩而沃之，竟莫能毁。
昺将周文英日挑战十余次，皆为弘范所败。[998]
此时，张世杰和指挥使苏刘义、方兴试图突破元军战线，但没有成功。木柴和淡水日渐匮乏，让防守的宋人陷入困境。他们只能食干粮，饮海水，士兵遭受呕泄之苦。[999]
张弘范最后一次试图招安宋将，以避免战争中的杀戮和不必要的牺牲。他通过私信招降张世杰，但遭到拒绝。以下是元方记录中对这一经过的描写：
弘范以张世杰其父柔之故卒，戍杞时，有罪逃宋。索得其甥韩某署万户府经历，三遣谕祸福。世杰历数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也。”韩迫之，世杰笑曰：“果欲吾降，撤汝围兵，使吾出。”[1000]
1279年3月14日，张世杰的部将赵宝投降。但翌日，都统张达为表示汉人守军的坚毅决心，对元军舰队发起夜袭，但遭遇失败，伤亡惨重。[1001]至次，宋军已经食干粮、饮海水十余日。[1002]
而元军这边，元方记录是如此记载的：
诸将请以炮攻之，弘范曰：“炮攻，敌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战也。且上戒吾属必诛灭此，今使之遁，何以复命？”恒亦谓弘范曰：“我军虽围贼，贼船正当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既绝，自知力屈，恐乘风潮之势遁去，徒费军力，不能成功也。”
遂画图定议，与敌船相直对攻。二月五日(3月18日)夜，弘范召诸将三誓之，发碇与昺相对。
六日平旦，弘范分诸将为四军：恒当昺北及西北角楼，诸将分居昺南及西；弘范将其一，居西南，去昺里许。令曰：“敌东附山，潮退，必南遁，南军急攻，勿失之。西北军期吾乐作，乃战。”又令曰：“敌西南舰可受危，闻其将左大守之，必骁勇也。吾其自攻。”诸将谓：“元帅不宜自轻，某等当效力。”弘范曰：“帅当先其难者。”[1003]
这段文字描述了双方舰队的部署及元军的行动意图。宋军战船系在一起，向西排成一排，而南、北面向内弯，与陆地交接。宋军建好哨塔，并将精兵安排在防守最薄弱的角落。正面和两边由宋军战船上的弩炮发射炮火、火箭进行猛攻。因此，张弘范下令两名部将分别从西面攻打宋军正面，从南面攻打宋军侧翼，声东击西，他自己和李恒从西北和西南角发动主攻，因为宋军无法从这两个方向集中火力攻击元军。
元方记录写道：
顷之，有黑气出山西，微雨满天，弘范曰：“吉兆也。”潮退，水南泻，恒从北面顺流冲击，突入其阵。恒令诸军船尾，命舵师转船逆行，径捣其栅。我军凭高瞰敌，勇气百倍，登其船，断其索，短兵接战。彼以江淮劲卒各殊死斗，矢石蔽空。至巳时，夺三船。恒率拔都军复与快船战。
至日半，潮水涨北流，南面军复顺水势进攻。世杰腹背受敌，以火炮御南面军，预濡罽覆舰，炮尽，不能灼寸尺。
然战不利，弘范益其卒，始夺一舰。弘范所乘舰布障四匝，伏盾，作乐，敌疑宴而懈。弘范以己舰卑于敌，且出入艰，乃回舰尾抵左大，左大射矢集布障、桅索如猬。弘范度其矢尽，撤障去盾，兵矢火石俱发，夺左大舰。又与夏御史战，夺七艘。敌慑衄去，自投水。诸将合势乘乱，皆殊死混战。自巳至申，声震天海，斩获几尽。[1004]
张弘范见胜券在握，余下的只是清除残余势力，收押俘虏，便离开旗舰登上小船，到北面的军营和李恒会面。其间，战争还在继续。张世杰马不停蹄地将阵形北面的士兵调集到南面迎战。士兵们因腹泻与饥饿已经虚弱不已，打了一天的仗，伤亡惨重，更是疲惫不堪。张世杰看到船舶接二连三地投降，明白大势已去。他将精兵从阵形正中撤回，一些将领如翟国和刘后等也解甲投降。[1005]
黄昏时分，向中央回撤的行动结束，天空中的毛毛细雨已经变成了浓雾弥漫，可视范围只有眼前一米开外。张世杰准备杀出港口，但又要顾虑幼帝的安危，因此便派一艘小船去龙舟接应皇帝。但在皇帝身边保护的陆秀夫以为这是元军派来的船，阻止皇帝上船。张世杰等了很久也不见小船回来，便和部下登上十六艘大船，砍断船与船之间的锁链，杀到熊海出口。[1006]
龙舟是舰队中规模最大的一艘船，和周围的船舶牢牢地系在一起，无法自由行动，皇室成员也因此被困船上。《宋季三朝政要》记载了这悲壮惨烈的一幕：
秀夫……乃取舟中物悉沉之，仗剑驱其妻子赴水，妻挽舟不可赴水，秀夫曰：“尔去，怕我不来？”于是登御舟启上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太皇后(谢道清，1276年于临安向元朝投降)辱已甚，陛下不可以再辱。”抱宋卫王俱投水中。御舟一白鹇奋击踯躅，哀鸣良久，竟与笼俱坠水中。内翰刘鼎孙、侍郎茅湘、吏部赵樵等溺者数万。[1007]
张弘范和李恒在发现张世杰远遁后，立即出兵追击。他们到达出海口时，天色昏暗，狂风暴雨。在茫茫大雾之中，元军将领相互失去联络。张弘范掉头返航，但李恒继续追击直至雷州半岛。[1008]根据史书，几日后，张世杰又返回崖山救援部下，但不幸战败，折损四十四名官员。在前往安南的途中，他的船于6月14日在海陵山(阳江地区)触礁受损。[1009]许多将士可能辗转去了中南半岛。
崖山海战，对于元军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新兴崛起的元军水军摧毁了宋朝强大的海上力量，奏凯而归。元军水师缴获了宋军八百多艘战船，击沉和焚毁的宋船不计其数。根据当时统计，这场战役宋军伤亡人数超过十万。一名元军盘查战死溺亡的尸体时，发现一具身披黄袍、携带玉玺的男童尸体。这些物品上呈给张弘范时，被一些宋朝俘虏认出属于小皇帝。张弘范再派人去寻那具尸体确认时，已经下落不明。因此有人推测赵昺已经遭遇不幸。[1010]
张弘范于六日后离开惨绝人寰的战场。临行前，他令部下在航道口的岩壁上刻字：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张弘范返回北方上奏灭宋之事，但几个月后便在元都逝世。
结论
张弘范为人具有侠义之气，在战争中宽宏大量地对待对手，受到对方尊重。但是，他忠于元朝，因此后世很多评论家认为他背叛了汉人。1479年，崖山海战两百年后，明朝哲学家陈献章(世称陈白沙)出资建造祠庙，纪念在崖山海战中牺牲的宋朝官员和军民。陈献章的一位友人曾作诗曰：“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1011]
尽管这首诗在明代代表了一种爱国情怀，但从民族学的角度，还是要为张弘范作一个公道的评价。张弘范是北方汉人，他和对手张世杰的出生地相距不远。实际上，参加崖山海战的元军中只有几千名蒙古人，其他大部分都是汉人。
强调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说明，元军的水师复制了宋朝的水师体制，利用了俘获的宋军战船和水兵，借鉴了宋朝的海上经验和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还是汉人，1218年张荣为成吉思汗造船，刘整在围攻襄阳时(1268—1273)扩充了水军，张荣实、张禧、董文炳和王世强在元军水师中担任不同的官职，宋朝将领范文虎、陈懿和高兴等背宋投元，最后张弘范在崖山海战中让元军水师的发展达到了制高点。没有汉人的帮助，蒙古人要打造一支水师并征服南方，简直寸步难行。[1012]回顾元军水师发展脉络，其本质上和宋朝水师是一样的。[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