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北方防守接连失利，一败涂地，终至1127年北宋都城开封的沦陷。导致这一结果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军事和政治因素。事实上，经济腐败毫无疑问地、实质性地推进、激化了北宋的军事溃败。
王安石变法原本旨在阻止经济衰退。但变法不仅因为机遇不佳而未能成功，还在反复的接受与拒绝、修正与妥协中，激化了北宋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海外市场对宋朝的军事力量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通过海外贸易，朝廷能够从贸易税中积聚大量财富。事实证明，这些财富对宋朝击退并最终延缓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危机与海外贸易
宋朝末年，中国的经济体系面临危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从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唐朝中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国家的经济实力依赖土地产出。商业和工业都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其缴纳的税收在朝廷岁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微乎其微。例如，749年，朝廷岁入约为五千二百三十万贯(包括钱、粟、绢、棉)，其中只有二百万贯，即3.9%是钱币。[729]工商业在唐朝后期开始取得进展，至宋朝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与唐朝相比，宋朝工业发展迅速。据7世纪杜佑编撰的《通典》记载，唐朝只有一处生产御用纸张的地方，而至北宋已经有八处；唐朝只有一处官窑，而北宋有三处。[730]宋朝的矿场和冶炼场数量也较唐朝多(见表25)。
表25 矿场和冶炼场[731]
宋朝铜矿和炼铜场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铜产量的下滑。相反，从表26可知，铜的产量上升幅度也相当大。
表26 国家每年金属供应量[732]
商业不再是小商小贩，也不再是分散的家庭小作坊。制造商们将制陶、产纸、漆器、纺织等产业不断兼并集中，以此大幅提高产量。生产方式的改进和推销策略的提升，降低了商品的价格，使普通百姓也具有购买力，如此一来便推动了销量，利润又流回产业内重新变为资本。725年至839年之间，一匹绢的平均价格是2351贯钱，但在998年至1104年间，平均价格降到了1347贯钱。[733]商业的扩张促进了工业的繁荣。商人将商品运输到其他州府甚至国外去贩卖。在交易过程中，钱庄及钱币存取等手段起到了辅助作用。
繁荣发展的工商业缴纳了越来越多钱币形式的税收，在国家岁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引起了国家对发展工商业的兴趣。1065年，朝廷一半以上的岁入是钱币，如表27所示。国家岁入的一大部分是钱币，但这不意味着如粮食、农产品等其他形式的收入就下降了，因为粮食的岁入并未有明显的变化。相反，商人和工业生产者以钱币形式缴纳的税收急剧增加。[734] 表27 钱币形式的岁入数量及百分比[735]
全汉昇在书中写道：“这种变动，显示出在这几个世纪中，货币经济有长足的进步，自然经济则日渐衰微。”[736]
同时，他继续阐述：
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和唐代比较起来，除钱数较前激增外，又多出了金、银。这些价值远贵于钱的贵金属，不见于唐代岁入统计的数字上，却在北宋岁入中占一地位……在天禧五年(1021年)的岁入中，有金一万四千四百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两……其后，元祐元年(1086年)的岁入金银虽较前减少，但仍有金四千三百两，银五万七千两。[737]
必须注意的是，朝廷以钱币形式征收的岁入不仅来自贸易和手工业的税收，也来自朝廷参与的一些产业的获利。宋代频繁的战争令干扰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严重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困难，因此这一时期无论是私营还是国营工商业的发展，都显得格外不同寻常。
纸币于1005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出。[738]但朝廷于12世纪初不计后果地滥印滥发了大量纸币，导致1107年，1000钱纸币的价值贬至十钱，[739]物价飞涨。1008年，一升米只需20钱，至1122年涨至250~300钱，而1126年被金兵围困的开封甚至涨到3000钱。[740]朝廷大量从私人处借贷银两，但却无力偿还债务，只能付出利息。北方沦陷后的几年间，粮食歉收，产量大减，饥荒肆虐，旱涝频发，寇盗繁滋，民不聊生。[741]
北宋病态的经济并未随宋廷南迁而好转，宋高宗在位期间(1127—1162)，经济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成千上万的百姓从北方逃至南方新建家园，导致粮食严重匮乏。通货膨胀被短暂抑制后，又卷土重来，物价直线上升。1131年价值2000钱的一匹绢，至1134年上涨为10,000钱。[742]
北方土地丧失，宋军节节败退，金人的骑兵不断向南推进至长江沿岸，整个国家经济一片混乱。农业和工业生产迅速减少，国家收入大幅下滑。占总岁入半数以上的钱币收入，从六千万贯缩水至一千万贯。[743]
同时，朝廷的开支却在不断增加。北宋末，钱币岁入有六千万贯，其中养兵之费约五千万贯。[744]南宋初，朝廷钱币岁入约一千万贯，而每月养兵支出约八十万贯，[745]即九百六十万贯一年。后来，南宋重整军备，且每年要向金朝纳贡，这一费用的数字又翻了几番。[746]
朝廷面临的这一经济困境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江苏宜兴的一位官员于1156年上陈，当年该地区课税及官府产业利钱的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贯，但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高达三万四千余贯。[747]仅其中一项造船钱，就足以抬高木材、油、铁及米价。[748]
海外贸易收入的重要性
情势窘迫，南宋初期尤其恶劣。为了从苟延残喘的旧秩序中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家，使其实力足够雄厚而得以生存，年轻的宋高宗及其朝臣需要经济支持。朝廷加强集权，征收新名目的税，[749]但国库收入增长缓慢，而经费支出却迫在眉睫。在此情况下，宋廷还能有一项海外贸易的收入可以依赖，实属幸运。
朝廷向舶来品收取关税，并通过买卖舶来品获利。在朝廷的悉心培育之下，海外贸易产业每年能获利两百万贯，即南宋初年钱币岁入的20%。[750]过去，对外贸易从未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当时新儒家流派开始风行，该流派的士大夫们认为大宋的经济能够也应该自给自足，不需要依靠外来的力量，不应与外国有贸易牵扯。但他们的观点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相反，不断增长的贸易收入让朝廷更加关注商业的发展，也壮大了商人阶级的力量，为保护贸易正常开展，水师的实力也进一步得到增强。这一形势推动了水师的建设，结果在一个半世纪之中，随着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没落，中国掌控了中国海域以及印度洋至阿拉伯的海上商贸路线。下表显示海上贸易收入所占的比例：
表28 收入：海上贸易获利的金额及所占比例[751]
海外贸易的增长
宋朝建立之初便特别关注商业发展。960年，宋太祖一登基便制定了商业税，并通过了有关贸易的法令。其后的几位皇帝都严格地将此定为宋朝法令。[752]971年，南汉国向宋朝称臣后，宋进驻广州港，宋帝下令在广州设立提举市舶司。[753]这一官署最初由唐朝设立，宋朝效仿唐朝的模式，[754]其职责包括：(1)处理外国商人在华事务，检查商船，对舶来品收取关税；(2)监管本国商人出国，并为其颁发路引。[755]所有舶来品估价后先向其征收一成关税。[756]在市舶司的监管下，金、银、钱、铅、锡、布帛及瓷器可置换外来的香料、香木、药材、珊瑚、珍珠、琥珀、玛瑙及其他宝石、半成品宝石、水晶、苏木、乌木、玳瑁、犀角、象牙及镔铁。[757]
朝廷垄断了买卖舶来品的业务。977年春：
香药库使高唐张逊建议，请置榷场局，大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岁可得钱五十万贯，以济国用，使外国物有所泄。
上然之，一岁中果得三十万贯。自是岁有增羡，卒至五十万贯。[758]
榷场局设在京师开封。[759]除了八项物品外，所有舶来品都卖给百姓，这八项物品包括珍珠、玳瑁、象牙、珊瑚、犀角、乳香、琥珀、玛瑙及镔铁[8]。最后一项，镔铁是极为特殊的战略物资，宋廷留为军用。其他七项物品由朝廷于977年设立的官署转卖给北方的少数民族，用以交换对方的羊、骆驼和马匹，朝廷每年因此可进账四十万贯。[760]由朝廷垄断的与北方政权进行的专项贸易，散商不得参与，若有违令者，一律严惩，包括充公家产、黥面及流放。[761]
垄断舶来品贸易让朝廷获利颇多。978年，宋廷派遣四名使臣携带布帛等礼物前往位于南中国海的诸国，并邀请其商人来大宋。朝廷给予这些外商进口货物的特别优惠和特别许可证。为促进贸易，朝廷分别于989年和992年在杭州和明州附近的定海设立市舶司。[762]
宋朝与海外的这一贸易系统维持了近一个世纪。财政短缺迫使宋廷鼓励加大海上贸易以增加国库收入。1074年，朝廷敦促商人组织贸易使团，所有携带货物回国，支付五千贯以上关税的商人都能得到嘉奖，记录其名，并发给公凭。[763]但只有杭州、明州和广州三个港口的商人能够享受这一特权，[764]如从其他港口冒险出去或没有公凭擅自出去的商人则会受到惩罚。[765]
1087年和1088年，朝廷又先后在泉州和密州(今胶州)的板桥设立市舶司。板桥港的设立旨在协助开展与辽国和高丽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北宋末(约1113年)[9]，华亭(今上海)港开放进行贸易。[766]但广州依然是北宋最繁华的港口城市，大部分的贸易在此进行。[767]
朝廷鼓励发展海上商贸，开设港市，立时便有成效。海外的贸易量成倍增长，在1086年至1093年间平均岁入四十一万七千贯，到1102年至1109年上升至平均岁入一百一十一万一千贯。[768]库银短缺迫使宋廷从开封南迁后，尤为重视对外贸易，以提高岁入。朝廷开设的市舶司越来越多，1131年在温州设立市舶司，1146年在江阴开设市舶司，[769]后者在山东密州港被金兵攻陷后，代替其成为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中心。[770]华亭港遭金兵洗劫后，又得以重建，在宋廷支持商贸的政策下蓬勃发展，其改名为上海后成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771]随后，在1173年及1176年，占城的商人向宋廷请求在其国家附近建立港市，朝廷讨论在海南建立市舶司的可行性，但未有定论。[772]1246年，杭州湾北岸的澉浦开埠事宜提上日程。[773]
朝廷向市舶司拨款开展对外通商。1128年，仅在开封沦陷后一年，尽管当时宋朝军事告急，经济萎靡，朝廷仍然下拨市舶司三十万贯用于对外贸易，[774]回报也立竿见影。如1131年，从国外购得乳香十万九百五十二斤，[775]朝廷很快从海上贸易中获利两百万贯，比北宋末期翻了一番。[776]
海上贸易的扩张本就意义非凡，若考虑到其扩张是在反对声中完成的，则更加难能可贵。宋高宗和当时许多官员一样，对海外贸易知之甚少。早在1127年逃亡之时，他便断言购自海外的物品多为无用之物或是铺张浪费的奢侈品，他下令除用于笏板的象牙和用于腰扣的犀角外，严禁引进硬树脂、玛瑙和其他物品。[777]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市舶司被废止，并入转运司。[778]
但海外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显然让宋高宗转变了想法。1133年，他允许引进“中国有用之物并民间常用”的乳香和药材等。[779]1137年，宋高宗全力支持开展对外贸易，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780]
转卖舶来品的获利，成为朝廷垄断对外贸易的最大收入来源。对外贸易也成为朝廷岁入的补充，其中一项便是对海船征税，并将之用于军费。[781]另一项则是对舶来品征税。1136年，对质量上乘的物品十分抽取一分关税，对粗劣庞大的物品十五分抽取一分关税。[782]1144年，对香料和药物的关税提高到四成，但三年后又降回一成。[783]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贾必须让朝廷博买大部分货物。犀角和象牙的关税为两成，但四成的货须由朝廷博买；珍珠之类的贵重品关税为一成，但六成的货须朝廷博买。[784]
商人不满高额的关税，于是故意欺瞒，少报数量。舶来品数量下降，朝廷的收入也随之下降，许多官员上请朝廷降低关税和国家博买数量，让商人在市场上有更多货物可贩。临安和明州的市舶司共同上奏：“抽买比他货至重，非所以来远人。欲乞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买。”[785]朝廷允之，对外贸易数量立即回升，至1238年，舶来品总数达五十余万(斤、条、株、颗)。[786]
舶来品数量上升，很快超过了宋廷作为交换用的丝绸、瓷器、布帛、酒及其他出口物品的量。宋廷要填补这一贸易逆差的方法之一，是金银和钱币。从日本至非洲东海岸都发现了中国钱币的踪迹。这一举措让宋朝的金属货币流失严重：
而自熙宁七年[10]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787]
南宋期间，钱币主要由行在临安流出，外国商人只将最好的铸币运往国外。[788]朝廷再三试图阻止货币流失，但未有成效。[789]1219年，朝廷为填补贸易逆差，下令提高绢帛、锦绮、瓷漆器的出口量，而不用金银来支付进口的乳香。[790]
除舶来品外，商贾也接受国外的订单。如12世纪末，位于今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国请宋朝铸铜瓦三万，朝廷诏泉、广二州守臣督造付之。但泉州的汪大猷提出反对，称法令规定铜不下海，朝廷于是作罢。[791]
外国商人的影响
经济压力迫使宋廷尤其关注其在南方的贸易垄断。大约到1160年，对盐、茶、酒、明矾、矿产和冶金、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朝廷放贷的利息，让朝廷获利六千万贯钱币，[792]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两浙。[793]
此时，朝廷垄断的产业落入商贾手中。起初，商人辅助朝廷运输官方垄断的物资，[794]然后获得官府的凭证，得以贩卖茶、盐、明矾、酒及舶来的香料、药材，最终他们对垄断产业的运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95]朝廷的授权，以及物品出口需求的强劲，结果促进了丝绸、漆器、瓷器、布帛和酒等出口产业的发展。[796]
朝廷授权的商人中有一部分从事对外贸易，《宋史》中提到：“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797]1136年，一名宋朝商人蔡景芳因出国“招诱舶货”，使泉州市舶司于1128年至1134年间收息钱九十八万贯。另一名大食商人蒲啰辛，受蔡景芳影响开始从事贸易，贩乳香三十万贯。[798]两人都被授予承信郎的官爵。[799]
宋廷嘉奖蔡景芳和蒲啰辛之后，泉州市舶司宣布，只要能招引外商来中国贩货，且能让朝廷获利五万或十万贯的商人，都能在市舶司的举荐下被授予官职。朝廷官员只要能抽买乳香及一百万两，就能官升一级。[800]
各国商人跨海而来，他们大部分是大食后裔，近的从占城和三佛齐国附近来，远的来自中东。为了安置这些商人，1115年泉州设立了来远驿。外国商人来到后，会有特别的接风宴，并伴有伎乐招待他们，[801]这项费用每年花费朝廷约三千贯。[802]1132年，广州也开始有这项业务。[803]朝廷会给从国外带来大量货物的商人许以特权和官职，若遇到宋廷迟迟不嘉奖的情况——1157年广州曾发生过——商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不再来华。[804]官府也会对遭遇沉船的水手施以援手，这些水手在等待船舶回国期间，每人每天可从官府处领到50钱和2升米。[805]
自唐朝起，一些港口城市就建立了外国商人的聚居区。他们有自己的清真寺和集市，遵循唐朝建立的惯例。朝廷允许这些商人由自己的族长、判官进行管理。通常只要没有严重违反法令，即使有轻微的违法行为，官府一般也会从轻发落。[806]因为一方面朝廷希望吸引外国商人来宋，另一方面这些商人远道而来，不了解宋朝的法令。[807]在一些涉及宋人和外国商人的诉状中，判决结果都偏向外国人，所以许多官员反对从轻发落外国人。[808]
外国商人通常很快能发财。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记载：“宋时蕃商巨富，服饰皆珍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809]他们为朝廷出资、出船，也在当地留下大量善举和建筑。[810]很多商人在朝廷为官，且职位不低。
但这些人主要还是从事商业。南宋时，泉州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的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规模最大。[811]宋朝最后几十年间，一位名叫蒲寿庚的阿拉伯后裔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和海防统领，同时他还是东南沿海一带举足轻重的巨富，[812]甚至他的女婿佛莲名下也有八十艘海船。1293年佛莲死后，人们在盘查他的仓库清单时发现，他拥有价值连城的货物，其中仅珍珠就有130石。[813]
除了官方的对外贸易外，还有其他途径的贸易。外国使臣可允许携带一定量的免税物品进入宋朝贩卖。也有货物是以贡品的形式进入中国。安南之类的国家没有与宋朝开展贸易，但每年会向宋朝进贡。[814]1132年，宋廷派一批使臣前往东南亚一些海上国家，加强双方的友好联系，因为自失去北方土地以后，宋廷已经与中亚的国家中断了联系。这些使臣在安南、占婆、柬埔寨[11]和阇婆等国被授予郡王头衔。[815]有一位使臣前往高丽，但或许高丽王担心惹怒邻国的金朝皇帝，并未对宋表现出友好的态度。[816]
以贡品形式进入中国的舶来品数量和通过贸易形式进入的货品数量相当。如1155年，占城上贡各类香料约65,579斤。[817]次年，三佛齐国的使臣上贡111,615斤乳香和檀香木。[818]1167年，占城使者上贡100,730斤乳香。[819]
宋廷认为这些是“中国有用之物及民间常使”的物品。[820]但和后来的元朝、明朝皇帝不同，宋朝的皇帝并未要求进贡宝石或稀有物。如1127年，宋高宗为减负于民，推行节俭作风，下令各地官员不得向朝廷献礼。[821]一位大食商人进献的珠玉宝贝被朝廷婉拒。[822]上贡的大象也再三被皇帝婉拒，因为宋人认为大象是无用之物。[823]1157年，安南进献的翠鸟翎毛被当众焚烧，因为前来进献的使臣并非真正的使臣，而是商人假扮。[824]官员受命尽量少接纳上贡。1177年，可接受三成，[825]而到1184年只可接受一成。[826]
中国商人在海外的聚居区
政局不稳，社会动**，导致了唐朝的覆灭，五代十国和宋朝战乱频繁，经济混乱，汉人兵力孱弱，又遭遇气候变迁，让游牧民族有机可乘，南下中原，中国经历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土地贫瘠，外族入侵、压迫，内战不断，大量北方百姓蜂拥而至东南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多丘陵，水运发达。人们听闻海外国家富庶，而从东南沿海只需要勇敢踏出一步便可航行至海外国家。大量的商贾、冒险家、朝廷使臣、佛教高僧出走海外，百姓也纷纷相随。
中国的商人早在南宋时期便于海外建立了聚居区。这些聚居区通常位于当地政府势力强悍或秩序良好，能提供保护且有机会能发展商业的地方。早在1128年，几百个来自福建的商人在高丽王都松都(今朝鲜开城)建立聚居区。[827]龙牙门岛(今新加坡附近)，苏门答腊的旧港，爪哇的杜板(今图班)、新村(今锦石)和苏鲁马益(今泗水)也有中国商人的聚居区。[828]早在宋朝，中国商人就在婆罗洲的砂拉越河口处的山都望岛上建立了聚居区。[829]
如此，中国商人与不少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有些商人甚至移居到了这些国家。当时的商贸系统相当发达，有明确的汇率[830]，甚至还可延期付款。[831]在大部分地区，中国商人被免除了入港税。[832]有些地区，若中国人犯了死罪，只要交一笔罚款就可免于死罪。[833]
到访的中国商人一般会和当地的首领搞好关系。他们通常在开始做生意之前，会邀请国王或王室成员上船，设宴款待他们。[834]但在有些地区，当地人充满敌意，中国商人通常将船停泊在近海，然后俘虏一些当地人作为人质，再进行交易。[835]
宋朝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促使一大批商人前往海外。[836]13世纪前期，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在所著的《诸蕃志》一书中列举了中国商人到访过的一些国家，以及从中国出口至海外的一些货物。事实上，中国人建造的船舶规模庞大，牢固耐用，从广州出发只需七十日便能到达印度。[837]中国商人建立的聚居区已经远至南印度。出生于北非菲斯的阿拉伯旅行家兼学者伊本·白图泰曾提到，中国商人惯常会在南印度的三个港口度过冬日的雨季。[838]与他同时代的中国商人汪大渊约在1331年到达印度，有记载显示，他在八丹(马拉巴尔海岸的纳加帕蒂南)见过一座刻有汉字的砖塔，表明该塔建于1267年。[839]学者们认为，该塔为中国商人聚居区的集会堂。[840]
但是，除了商人之外，一些中国的雇佣兵也曾为了赚钱到达海外，并常常定居于当地。许多雇佣兵涉海到达印度尼西亚，因为此地不仅邻近中国，也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中国的冒险家们甚至建立过王朝。沈括凭借敏锐、准确的观察，于1004年在书中记录了发生在安南的事件：“土人黎桓杀琏(丁琏)自立；三年(景德三年，1006年)，桓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841]这一事件发生在1009年。[842]
根据书中的描述，李公蕴成为安南李朝的开国君主。两百多年后，1225年，李朝的末代皇帝因没有男性子嗣继位，将皇位传给次女，而她又即刻退位，并传给丈夫陈日煚。[843]五十年后，据周密的记载：“安南国王陈日煚者，本福州长乐邑人，姓名为谢升卿。”[844]他对宋朝忠心耿耿，因而被宋朝皇帝加封。后1256年至1257年间，他还曾召集安南人民抵抗蒙古人的入侵。
港口的发展
贸易不仅加快了水师的建设，也促进了更多安全可靠的港口的发展，因为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备受台风和风暴的困扰。唐朝后期就已开始这项工作。当时，高骈收复了交趾，清除河内[12]至广州的海道中的礁石。[845]高骈[13]还清除了福州附近海域的礁石，并建立了甘棠港。[846]
至宋朝时，又建立了许多其他港口。邵晔任广州知州时，大量商船因飓风而受损。邵晔于1011年下令开凿内濠，清除礁石，以泊舟楫。后来，他的继任者陈世卿继续并完成了他启动的这项疏浚航道和挖深港口的工程。当地百姓将二人的功德铭记于心，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847]
官府在澉浦港修筑防浪堤，方便船舶安全停泊，因而吸引了许多外国商人来此。有时，货物在此卸船，再通过陆路转运到行在杭州。[848]吃水较深的远洋海船因滩涂而无法靠近海岸装卸货物，温州港的百姓便修筑两处延伸至水中几千里的码头。其中一处供官府船舶使用，另一处供商船使用。[849]
华亭港于1113年正式开埠[14]，并设立市舶司。但“后来因青龙江(下游段今称吴淞江)浦堙塞，少有蕃商船舶前来，续承朝旨罢去正官，令本县官兼监。今因开修青龙江浦通快，蕃商舶船辐辏住泊”[850]。疏浚工程于1119年完成。[851]根据另一本史书记载，疏浚河道的工程由当地官员刘璧发起，他调集民工，并用官米作为报酬，在五天内疏通了70里的河道。[852]
华亭港因地理位置优越，发展迅速。华亭港位于长江入海口，临近京杭大运河，海船在此卸船后，能够通过长江、京杭大运河及其他内河转运。1129年，韩世忠率军在此重兵防守，可见其对宋朝经济至关重要。[853]但同年，金军攻占此港，并洗劫一空。[854]金兵撤离后，宋人立刻重建该港，华亭港很快恢复元气，其繁华程度甚至远超从前。乾道年间(1165—1173)，华亭重新被命名为上海。[855]
海南岛当时已成为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之间往来海道上的重要驻点。[856]但该地区没有港口，后来王光祖开始为商船修建港口。由于流沙和潮汐变化，这一工程难如登天。终于，港口于1188年建成开埠，并被命名为神应港，因为建港困难重重，人力难为之，据传神听到人们的祈求，回应相助才得以建成。[857]港口位于琼州附近的沙津。
当时开设了许多内河港口，方便外国商船进入上游，其中包括湖北黄冈和浙江钱塘江上的诸暨，以及长江入海口的通州(今南通)港。[858]
宋朝时，水利发展和土地开垦得到了长足发展。宋人建造水库、水堤改善灌溉条件，于沼泽和海岸处开垦土地，开凿运河，修筑海堤。这一系列工程疏浚了港湾，拓宽了河道，方便船舶进出。宋朝时，仅福建长乐地区就因疏通河道和开垦海岸而形成了卓岭港、元祐港和陈塘港三处港口，且都成为商船安全锚泊的地方。[859]
水师的发展与贸易
宋朝失去北方以后，前往西域的通道被切断，只能固守南方。富饶的长江流域因战乱而遭受**，迫使宋廷重视提高其他收入，其中之一便是对外贸易。这一局面让中国人开始关注海上活动，因为海洋已成为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860]
贸易收入直接纳入临安左藏的南库，库银用作军费开支。[861]而向海船征的税收[862]和出售上贡皇帝的香料——尤其是乳香——所得，则直接拨入地方军费或用于突发军情。[863]商贾可以批发或零售官府批文中的货物，并上交所获利润用于军费。[864]
对外贸易也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性物资，用于防御北方侵略者，其中有镔铁[865]和钢剑。[866]另一项由大食商人带来的物资是能射出火油(或称猛火油)的金属管。这种金属管自狼山江战役后就成为宋朝战船的标配。[867]
其他购自海外的军用物资包括兽皮、牛筋、犀角、硫黄、蜡和油。朝廷还引进大量未提炼的金属原料，如金、锡、铅和铜等。[868]但显然，尽管朝廷再三禁令，也无法阻止宋朝金属钱币和物品流失国外。南宋期间，或许是用于造船，朝廷从日本进口大量木材。[869]这些物品通过商人大量采购。如1133年朝廷下诏，命市舶司官员凡“蕃商贩到乳香一色及牛皮、筋、角堪造军器之物，自当尽行博买”[870]。
贸易对宋朝发展和水师建设的作用非同凡响。而对宋朝水师发展更具直接作用的，则是商人捐赠、政府向商人征用或采买船舶的行为。当宋廷组织水师守卫长江及沿海地区之际，手头只有少量海船和受训过的海员。而商人却有大量的船舶，包括大型远洋货船和船员可以满足朝廷需求。
起初，朝廷不愿征用商船，因为当时朝廷一直取悦商人，怕此举会让商人离心。1132年，沿海置制使仇悆上请雇募五百只面阔一丈八尺至二丈的海船，[871]随即遭到大量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不仅会妨碍商贸，还会让商人对朝廷失去信心。[872]
但水师急需船舶守卫长江及沿海，最后朝廷达成妥协，只征用商人的小型船舶，不得征用面阔一丈二以上的商船，[873]并授予自愿捐献船舶的船主官爵。这一周到的政策获得商人的拥护。1161年的战争中，商人们自愿出借朝廷338艘大型海船，帮助宋朝获胜。[874]1187年，朝廷需要船舶对付海贼之时，商人们又向朝廷进献22艘船舶。[875]
结论
进献船舶、采购战略物资在物质上促进了宋朝水师的发展。不过与中国人因海外贸易而对海洋产生兴趣相比，这种意义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过去的任何朝代从未像宋朝一样如此依赖对外贸易的收入，中国人也从未如此关注海洋事业。
对海洋日益高涨的兴趣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让中国人能掌握曾经被近东商人[15]垄断的东方海道。为促进贸易，朝廷颁布了有利于商人的政策，让这一阶层的声望和影响与日俱增。
南宋朝廷创立并扩大了水师，以防御北方异族的侵略、保护商贸能正常进行而不受海寇侵扰。这些因素为元朝及明初水师和商贸的扩张，以及中国海上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 北宋年间，各路名称变化频繁，表中所用多为北宋初年的路名，对应北宋中期1085年的行政区划图，有所出入。后续注释一一说明。
[2] 前文所述为黄天**之战。在此战中，金兵虽然突围成功，但是宋人也不算失败，毕竟在此之前一直是宋人追着金人跑。从战略意义而言，宋军打了一次胜利的追击战，只可惜没有扩大战果，全歼敌军。但这样的战果，也已足够提振南宋军心民心。金人此后不敢渡江，即是明证。这几次战役，凸显了水军的重要性，所以得出结论：战祸频仍的南宋，只有水军迸发出了获胜的希望的光芒，因此南宋朝廷加大了对水军的扶持力度。
[3] 在今上海。
[4] 1278年，华亭县改称松江府，1292年，上海县成立，由松江府管辖。原文说华亭更名为上海，以及12世纪中期这个时间，似不准确。
[5] 《吴郡志》中原文并未提到武艺精熟的人是外国人，疑是将原文的“三色军兵”误解成三国了。
[6] 引文原文并非因喜爱车船而奖赏造船者。原文：“建康都统制郭刚言车船多坏损,合依海船样造多桨飞江船，帝言：‘车船，古之艨冲，辛巳用以取胜，岂用改造!’”
[7]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二中未查到此记载。食货二十八中有记载，鄂州造八车船10艘，其中5艘“重滞不堪行使”。
[8] 原文写有九样，《宋史》中的八样为：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
[9] 时间存疑。写于北宋1062年的青龙镇《灵鉴宝塔铭》中就记载那时的华亭“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1119年，北宋在华亭也设置了市舶司。
[10] 熙宁七年，即1074年。熙宁为宋神宗年号。
[11] 原文为柬埔寨。宋朝时用的应是旧称真腊，为中南半岛古国，在今柬埔寨境内。
[12] 在当时应称为宋平县，位于今越南河内。
[13] 根据参考文献，此处应是王审知。
[14] 港口贸易时间存疑。该年设立市舶司，但华亭港作为港口贸易应已有多年了。
[15] 这里指的应是阿拉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