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京师开封，时称汴京，于1127年1月9日遭到金兵攻击。大雪冰封，入侵的金人冲过冰冻的护城河，攀上城墙，逼退守城士兵，结束了三十天的围城。北宋京师的沦陷，标志着宋朝与新崛起的金朝之间的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达到**。宋廷中的主和派和主战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宋朝军事防御。[452]朝廷对金人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主战派占上风时便号召全国武装戒备，主和派占上风之时便解散了各地援军。

攻下开封后，金兵在城外驻扎了五个月，直至城中百姓用大量金银赎城。之后，金兵掳走皇帝宋钦宗、太上皇宋徽宗及皇族朝臣三千人，最终激起汉人反抗。6月12日，宋钦宗之弟，庙号宋高宗的赵构称帝重建宋朝。背负着国恨家仇，宋高宗重组政府，并起用主战派中的李纲辅助自己。

李纲任尚书右仆射的两个月间，积极重整涣散的宋军，供以军备，激励尚武军士，修建防御工事。他要求训练大量的骑兵，并为北方仍在积极抗金的义军提供军备。1127年7月31日，李纲上言，朝廷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守卫南方，“习水战以击其济渡，使进无所掠，退不得归”[453]。他的提议得到准许后，李纲立即着手重置水军七十七将，造舟船，招募水兵。[454]这一系列行动成为南宋新建水师力量的开始。

新建南宋水师

北宋时期建立的水师尚存，为李纲新建水师的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朝的开国皇帝积极支持水师的建立，[455]各路都建立水军。[456]此外，禁军中有两支“虎翼”水军，[457]广州有东南道巡海水军。[458]1001年，步军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亲制火箭、火球及其他用于水战的燃烧性武器，[459]造船务匠项绾等献海战船式。[460]

然而，北宋时期大部分的水师都隶属厢军，士兵除了汉人也有“契丹、渤海、日本外国人”[461]。宋神宗时期(1067—1085)，各路水师得到重组和扩建，驻扎在全国79个地区(见表14)。有些地区，如广州和江苏等有两支水师，而泗州(在今安徽)等地有三支水师。[462] 表14　各路水师[1]1068—1085[463]

宋朝河东路相当于今天的山西。(“河北和安徽北部”为作者的原文)

续表

当时应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

当时应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

当时应为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

从地图上看，似应为成都府路和梓州路。

当时应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

湖北永平，湖南长沙和常德，浙江杭州、明州和金华等地设有造船坊，安徽池州(今贵池)有水师补给仓库，广州有大型造船坊建造远洋船舶。[464]广东澄海(汕头附近)有教阅中心训练东南道巡海水军。[465]

各地部署的水师规模并不大，可能一两艘武装的舢板就组成一支水师，内河水战时，使用的可能就是大一点儿的划艇。陕西路的四支水师驻扎在今青海省黄河源头，后来因对战吐蕃受损，北方的一些水军则因对金作战受损。因此，李纲于1127年开始重组水师之时，只剩77支水军。

巡海水师的规模比较大，且都由皇上赐名(见表15)。

表15　北宋巡海水师[466]

造船坊事务繁忙，既为水师制造战船，也负责制造漕粮运输用船。[467]1086年，温州和明州的造船数量减少至600艘。[468]1114年，规定这两个港口的造船坊打造三百料船舶三百艘。[469]这一造船政策一直执行至与金朝对战前。

李纲制定的防卫战略十分依赖水师的力量。他曾上奏言：“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470]他认为最牢固的守卫之道是依靠水师，因为南方之人习水，擅长操控舟楫，能成为出色的船员；而北方人惧舟，不敢登船水战。[471]除了重整原各路水师之外，李纲还建议建造战舰，为各路水军配一支舰队，以守卫黄河、长江及淮河。他认为朝廷应当招募“习水而能操舟”之人为水兵，“以楼船凌波为号”组成楼船军，并将他们都记录在案，“平时许其自便，有故则纠集而用之”[472]。他特别强调水战中火器的运用。[473]

李纲的水师中有各类战船，共九种：(1)桨轮船，海鳅；(2)哨马；(3)双车；(4)得胜；(5)十棹；(6)大飞；(7)旗捷；(8)防沙；(9)水飞马。[474]李纲提议朝廷鼓励私人船主进献船只，并启动造船计划。他认为鱽鱼战船最为方便灵活，为发展造船业，提议以此建造统一标准的船。[475]

1127年8月20日，李纲上奏：

濒海沿江巡检下，鱽鱼船可堪出战……头方小……尾阔可分水，面敞可容人兵，底狭尖如刀刃状，可破浪。粮储、器仗置黄版下，标牌矢石分两掖，可容五十人者，面阔一丈二尺，身长五丈，依民间工料造打，每支四百余贯。今来召募诸路水战人，且以三万人为率，每船可容五十人，合用鱽鱼船六百只，计用钱二十四万余贯。

江淛州县虑财赋窘迫，欲许人户入中，每十五只，进士补迪功郎；十八只，补承节郎；十四只，补承信郎。不以进纳出身为官户。有官人愿入中，四只，许占射乡便合入差遣一次。[476]

上交官府的民船都被改造成战船。但有些船舶若需要改头换面，官府就直接出钱收购。[477]

不过，私人船主很少有听从李纲号召的，徒有虚名的贵族头衔对他们并无太大吸引力。金人计划从海上进犯的消息传来后，水师的规模便不断扩大，对船舶的需求也越来越急迫。朝廷决定派一支三千人的水军赴山东登州港和莱州港，以及江苏海州港。[478]户部尚书吕颐浩在10月时建议纠集所有海船守卫沿海。[479]朝廷征用大型商船，立即引起了船主的强烈反对，朝廷最后同意只征用一半商船。[480]1128年7月，一场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启动，江(江西和安徽南部)浙(浙江和江苏南部)的造船坊受命于15日内完成战船舶的建造。[481]

招募水军之初，官员并未意识到要寻求合适的人选。如吕颐浩提议召“能没水经时伏藏之人”[482]。1127年8月时，各地水军的人员名额为200人，但至10月及次年7月时，又再次招募人员。[483]

至1128年秋，水师已形成相当规模。宋高宗及朝臣于10月28日在镇江检阅了部分舰队后，对战舰的造型和强度印象深刻。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杨应诚，早前曾提出在高丽建立水师基地以对鸡林(今吉林)的女真发动海战，借道迎回被俘的宋钦宗和宋徽宗。宋高宗阅兵时，望着驶过的战船，便应允了杨应诚的计划，派其于次年7月前往高丽。

女真人的威胁

当时高丽王朝(918—1392)的国王十分忌惮邻国大宋和金国，但对金国忌惮的程度更深，因此他婉拒了宋朝使者在高丽建立水师基地的提议，并指出大宋可以从山东半岛对金国发动海上攻击。但杨应诚坚持认为，高丽离金国的距离更近，更适合建立水师基地。后来，一位高丽官员去驿馆拜访杨应诚时，向他坦承，高丽朝廷十分畏惧金国。杨应诚提出：“女真不善水战。”这位官员告诉他，金人当时已十分精通水师事务：“彼常于海道往来，况女真旧臣本国，今反臣事之，其强弱可见矣。”[484]

尽管大宋的商人为绕过辽国，曾与女真人通过海路进行贸易，但这是宋朝第一次得知女真人的水师实力。事实上，历经100多年，女真人的海上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曾一度侵袭高丽的海岸。1019年，甚至有一支刀伊部落的女真人曾乘坐50艘船穿过对马海峡，攻占了壹岐岛，并登陆九州的博多海湾。[485]

杨应诚带着高丽国王(1128年7月21日)的信回国，信中告诫宋廷不要执行这项莽撞的计划：

且金国东面临海，金人尤其擅长水战。其使团曾携带淮南路(江苏北部)和两浙路(浙江和江苏南部)的信息回国。若金人遣战船从海路突袭，我担心宋朝北方会遭遇陆战，而南方会有水战，腹背受敌之下危机四伏，到此时便悔之晚矣。[486]

高丽国王信中的担忧后来得到了应验，但当时杨应诚回国呈上书信的时候，宋高宗勃然大怒。右仆射黄潜善建议“以巨舰载精兵数万，径捣其国，彼宁不惧”[487]。但曹勋建议派水师航海远征攻打鸡林，救回徽宗和钦宗。[488]但当时朝廷内多是谨小慎微的官员，所以两人的意见都未被采纳。

幸好当时这些不切实际的意见都未被采纳，因为1129年3月，金兵对南宋发起突袭，几乎逼近长江。宋高宗南下杭州避难，并将杭州定为“行在”。这时，长江成为第一道防线，水师力量亟须壮大。当时一位文人写道：“朝廷岂不知其(金兵)所利者骑也，我所利者舟师与步兵也。江浙(淮)之地……此皆骑之危地也。舟师步兵之利地也。”[489]

水师规模急速扩张后，各小队需要统一指挥，协调作战。由于沿江防御和沿海防御的性质不一样，两者需要有所区别。因此，1129年4月2日，[490]朝廷下诏：

吏部郎官郑资之除沿江措置防托，监察御史林之平为沿海措置防托，并许辟置僚属。所管地分，之平自杭州至太平州，资之自池州至荆南府。[491]

分别任命掌管沿海防御和沿江防御的官员，是将远洋舰队和江河舰队区分开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标志着南宋水师的建立。[492]沿海防御官员掌管的范围从建康沿长江以北一直到当涂，从这一点或许也能说明朝廷更重视沿海防御。

两位官员通过收购民船的方式建立水军。

既而之平言：“应海船乞于福建、广东沿海州军雇募，分作三等：上等船面阔二丈四尺以上，中等面阔二丈以上，下等面阔一丈八尺以上，并以舡中堵为侧(则)。上等船募稍工二人，水手四十人；中等稍工一名，水手三十五人；下等稍工一名，水手二十五人。舡合用望斗、箭隔、铁撞、硬弹、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类。募舡候到日，别作旗号，令布沿江，各认地分把隘。如有探报及观望烽堠，节次应援。舡十只为一，差所募官一员管押。”[493]

其中一名官员林之平受命从商户处征募六百多只船舶，并将其分为三组，每一组轮流为官府服役半年。如此一来，剩下的三分之二船舶还能归商户使用。[494]平江府(今苏州)浒浦的造船坊受命建造长八丈的八橹战船，每艘用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以及长四丈五的四橹战船，每艘用钱三百二十九贯。[495]

10月中旬，谍报金人将由海道攻打江苏和浙江。[496]南宋水师加紧备战，并让各路军队中的士兵转为水军。[497]部分战舰前往长江口的福山，由韩世忠指挥。[498]

1130年的海上会战

兀术率领金兵，于1129年下半年如履平地般渡江攻下建康。守卫在附近的南宋舰队眼睁睁看着，却无人迎敌。南宋战船的消极行为可能是由于水军统制邵青的力竭战败。[499]

金兵绕开宋军，**长江以南的富庶地区。1130年1月22日，金兵攻下临安，宋高宗也差点被围困，但幸好林之平率一百艘军粮船及时抵达。[500]宋高宗及其随从官员打算登船之际，禁军发生暴乱——因为禁军中大部分是惧海的北方人。十七名带头作乱的人被处决后，其余将士都上船了。[501]1月26日，船队出海。

金兵的先头部队于2月4日到达明州。[502]金人的骑兵势如破竹，将宋兵逼退到城墙。就在宋兵无力抵挡之际，突然有一支南宋船队破浪而至，弓箭手和十字弩手登陆从两翼包抄金兵。金兵被打得措手不及，近千人被击杀，于是火速撤兵。[503]尽管这是一次人数少的后防战，却是宋兵四年来对金人的首次胜利，大大提升了宋人的士气。[504]

2月16日，金兵的主力部队随后赶到并包围了明州，并于2月20日攻占港口。宋兵虽然奋力抵抗，但只是为了掩护宋兵主力部队从海上撤离。宋高宗乘坐战船，随南宋战舰安全抵达温州。待金兵将领发现目标已经顺利逃脱时，虽然懊悔不已，但仍然不肯放弃追击。金兵中有一名老将斜卯阿里曾与高丽人作战，歼灭过契丹(辽国)战舰，颇有水战经验。也正是因为他连破宋兵，获南宋战船二百艘，兀术才能率军渡长江南下。[505]

斜卯阿里集结明州及附近港口的所有船舶，出海追击宋高宗。他沿海南下三百多里，于3月6日，遭遇张公裕率领的一支舰队。双方在狂风暴雨之夜交战，阵形都来不及布置。张公裕命大型海船击沉无数金兵的轻型舰，斜卯阿里只得退战，逃回明州港。[506]

由于宋军日益逼近，兀术对临安烧杀抢掠之后，决定撤离。金兵过太湖时，被宋军统制陈思恭率领的一小队水军击败。[507]4月24日金兵到达长江南岸的镇江后，发现自己又被韩世忠的部队拦截。韩世忠自2月初便集结军力，建造战舰，希望能在兀术回程时伺机狙击。[508]

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将战，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连为长绠，贯一大钩，以授士之骁捷者。平旦，敌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而入，敌竟不得济。[509]

兀术率军逆流而上到达建康，希望找到宋军防线的突破口渡江，但再次战败。诸多人献计，他接受了其中一条建议，即从一片芦苇地中开凿出20里(约7英里)大渠。金兵一夜间开凿完成，但船舶刚一驶出，即被宋军发现并逼退。

之后兀术悬赏求计。据史书记载，一王姓福建叛徒，教金军在小船中填土，上铺平板，以抵挡宋军的火箭和火油攻击，然后用火箭射向宋船的篷帆。金兵连夜准备箭弩，兀术伺机作战。韩世忠见到敌军备战，便派信使招安邵青共同抗敌。邵青当时有一支规模较大的民间水军，但他拒绝了韩世忠。[510]

5月22日，[511]天气闷热无风，兀术认为天时已到，用一匹白马祭天后，率兵过河。金兵的战舰做好了万全准备，划桨飞速前进，从黄天**越过长江。

天霁无风，丽日赫天，海船皆不能动，篷则火起。世忠海船本备水陆之战，人皆全装，马皆铁面皮甲，每船有兵、有马、有老少、有粮食、有辎重，无风不能行。火烘日曝，人乱而呼，马惊而嘶。[512]

宋人的船舶被火箭射中燃烧，船上的人惊慌失措，纷纷跳江。大部分船只遭到焚毁或沉没。混战中，兀术成功率军北渡长江。[513]战祸频仍的南宋，只有水军迸发出了获胜的希望的光芒，因此南宋朝廷加大了对水军的扶持力度。[2]

持续扶持水师

这几场战争震惊朝野，更坚定了宋人抵抗金人的决心。尽管这几场战争不起决定性作用，也无法影响战争的总体进程，但却是宋人第一次阻止了看似锐不可当的金兵。而在战争中一鸣惊人的是南宋的水军，而非陆军。因此，南宋朝廷开始重视水军的建设。

1131年，陈克、吕祉和吴若共同撰写的兵书中写道：

盖被江负海，则骑不如步，然则戎马之未蕃，亦非所患也。惟是江海之间，舟楫之便，周瑜尝论之矣。泛舟举航，朝发夕到，上风劲勇，所向无敌。又以谓舍鞍马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以我之长，攻敌之短，胜负可见矣。[514]

前宰相李纲于1132年上奏：“近年以来，大将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加以战舰水军，上运下接，自为防守。敌马虽多，不敢轻犯。”[515]户部尚书章谊热切支持水师建设，他曾三次上奏陈述筹备水师的重要性。其中一份奏章中提到：

今朝廷暂驻浙东，襟带江海，实凭川险以却敌骑。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楼船战舰盖长城之楼橹也，舟师战士凿工没人盖长城之守卒也，火船火筏强兵毒矢盖长城御攻之具也。设有江城万里，则尺寸之地不容于不守。

今有巨浸湍流顾，岂可无守御之备哉？守御之备莫如舟师，用舟师之策莫如中流以守。且金人攻城长于用炮，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战长于用骑，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骑兵不能奔冲。[516]

与此同时，因为临安的位置会受到海战影响，所以朝廷也十分惧怕金兵从海上进攻。1132年，监察御史沈与求的一份奏章中提到，金兵正在备造海船，如果他们攻占明州，便“已入吾腹心之地”[517]。之后不久，吕颐浩也提到：“然虏舟从海道北来，抛大洋……直至定海县。此海道一也，系浙东路。若自通泰州……放洋至洋山，沿海岸南来，至青龙港[3]。又沿海岸至金山，入海盐县澉浦镇黄湾头，直至临安府江岸。”[518]

再加上韩世忠及其他朝臣武将的反复忠告，[519]朝廷和百姓也开始意识到筹备水师的紧迫性。为断绝金兵获取沿海水域的消息，南宋朝廷纠集江苏北部的火长和远洋船员，威逼利诱，让他们为南宋舰队效命。

为防止造船、导航技术泄露到敌方，朝廷也严禁福建、广东和浙江的商人派船与北方通商。[520]1130年，陈思恭在太湖之役中一鸣惊人，朝廷将其调遣至隶属明州的定海岛任水军都统，命其在此检查、拦截前往北方的船舶。[521]

沿海制置的官员

宋廷在明州定海设立沿海制置使司[522]，专门处理水军事务，这是推动水师规模扩张的关键性举措。1132年，设立这一机构的计划初步形成。[523]8月14日，沿海制置使仇悆上陈：“已被旨制置使叙位依发运使例，所有本司属官亦乞依发运司属官条例。”[524]

沿海制置使司成立之初，人员和预算都不多。1133年10月，沿海制置使郭仲荀请求朝廷“乞辟差书写机宜文字一员”，之后又请求设参议、干办、准备差使人吏等。[525]至于运转经费，1136年户部支银二千两、绢一百匹、钱二千贯及日常用粮。[526]

沿海制置使司的权力和管辖范围十分灵活机动，有时南宋的所有沿海地区都归其掌管，如1133年至1135年期间；有时只有浙江和江苏是其管辖范围。有时设两位制置使，一位负责北方沿海事务，一位负责南方沿海事务。[527] 表16　水师驻地(1127—1132)[528]

这一改革改变了水师的性质。北宋时，大部分水师隶属各路陆军，到南宋时则隶属禁军。[529]北宋时，80多支小规模的水军驻扎在全国内陆各个地方，而南宋舰队则集中在几个战略要塞。

水师规模的扩张

沿海防御机构设立后的几年内，不断有金兵准备从海道进攻的消息传来，让宋人一直处于警备中，扩大水师规模的事宜被迅速提上日程。1133年5月，南宋统制徐文(亦称徐大力)准备起兵造反，朝廷得知消息后，派军追捕他。徐文听到风声，决定逃跑。他率4000人，乘坐60只海船从定海港出发，北上前往江苏盐城，投靠刘豫在金国扶植下所建立的伪齐政权。他告知刘豫，尽管南宋已经有所准备，但其实际沿海防御力量十分薄弱，而两浙路可由水军轻松攻破。刘豫接受了徐文的建议，并任命其为山东莱州知州，负责督造战船，而他则率60艘大型战船袭击江苏的通州(今南通)和泰州。[530]

两年来，宋廷不断收到谍报称，刘豫在通州、海州、莱州和密州(今山东高密)等港口准备战船，一旦等金兵从陆上对南宋发动攻击，他就趁机从海路进攻。[531]1135年初，又有消息传来，刘豫已经向金国皇帝完颜亶上呈海岸图和海船设计图。完颜亶下令继续推行水军计划。[532]

敌军对南宋沿海各地区的威胁，迫使宋廷加快制订扩大水师规模的计划。1135年初，平江知府胡松年上言：

况海道阔远，苏、秀、明、越最为要冲，乞选精兵万人，命一大臣往驻建康，亲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马家渡，以张两军之势，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御江海。[533]

1136年，前宰相李纲也写了长篇奏章，再次强调朝廷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守卫沿海的必要性：

海道去京东不远，乘风而来一日千里，而苏、秀、明、越全无水军，则海道当预备。[534]

接到这些奏章后，朝廷同意削减三分之一的江河战舰，将人员和经费用于加强远洋战舰，[535]并决定通过开展造船计划和租用商船来增加战船，尤其是大型海船的数量，用以防守沿海要冲。[536]在建造远洋舰队方面，南宋的优势是拥有造船的设施，以及在建造大型商船中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但同时，远洋舰队的建造成功，也体现了南宋人民的足智多谋和善于创新，以及将新思想付诸实践的热切精神。

最常提到的战船有以下几种：

大型桨帆战船，又称戈船或棹船。宋高宗登基后的几年中，浒浦造船坊生产出两种战船：(1)四百料的八橹战舰，长八丈，用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2)四橹“海鹘”战船，长四丈五尺，用钱三百二十九贯。[537]

宋朝常用的另一种战船叫鱽鱼船，这种船面阔一丈二尺，身长五丈，头尖尾阔，有大量空间可存放石块、弓箭和物资，可载五十人，由朝廷出钱四百余贯，交民间工匠打造。[538]

规模最大的海船“海鳅”由广东和浙江的官方造船坊制造，面阔三丈，约载二千料，“比鱽鱼船数已增一倍，缓急足当十舟之用”[539]。这种船也被称为鳅头船。[540]

所有的船中，最奇特的是车船。这种船的产生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创新才智。早在5世纪时，就有这种奇妙之船出现，[541]但到了南宋，它们才被改进到最完美，并发挥最大的作用。1132年，一位宰相在评论某场水战时称：“贼有车船，如陆战之阵兵；鳅头船，如陆战之轻兵。”[542]

1132年8月，无为军(在今安徽地区)守将王彦恢上陈了自己所著的关于车船如何在战争中使用的文章，称车船轻便快捷，可用于拦截敌船；同时他还展示了自己创制的飞虎战船，船旁设四轮，每四人踏一轮。[543]

宋廷肯定了他创制的战船，下令建造一批“飞虎战船”，并单独组建了一支“飞虎”船队。[544]1134年至1135年，宋军在洞庭湖与农民起义军的交战中，使用了长二十至三十丈的大型车船，每艘船除船工外能容七百至八百名士兵。这些战船造价十分昂贵，二十丈长的车船用钱两万贯，“若以系官板木，止用钱一万贯”[545]。有些车船甚至长达三十六丈，而宽达四丈一。[546]

1134年，两浙路的造船坊奉旨在一年内打造九车和十一车海船，共二十八艘。[547]显然两浙路顺利完成了此次任务，因为次年该地区于3月奉旨建造十二艘九车战船和八艘十三车战船，[548]6月又奉旨建造三十艘五车十桨小船。[549]同时，所有的造船坊都进行了重组，清退了闲职人员。[550]

1113年，朝廷下诏各船“仍逐路雕凿字号，打造州军、年月记验”[551]。之后船队中的船都有番号，如广东水军的战船根据《千字文》的顺序编号。

关于船上的武器装备，朝廷于1129年下诏“备战之具，合用纸甲、手炮(一种原始的手榴弹)、钩枪、木弩”[552]。每副铠甲重五十斤。[553]同年，另一份诏书上规定“舡合用望斗、箭隔、铁撞、硬弹、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类”[554]。

南宋军在水战中使用过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名为“灰炮”。“用极脆薄瓦罐，置毒药、石灰、铁蒺藜于其中，临阵以击贼船，灰飞如烟雾，贼兵不能开目。”[555]

征用商船，招募水军，水上巡逻

除了官造战船外，朝廷也出钱征用商船作为补充。1132年，首任沿海制置使仇悆上奏，请示雇募海船五百只，并面阔一丈八尺至二丈，于定海港集结。[556]

朝中对此要求议论纷纷，因为当时南宋国库空虚，军费紧张，而对外贸易的税收占岁入的两成。[557]不少大臣担心该计划会招致商人的不满和反对。1132年9月21日，殿中侍御史江跻奏请：

福建路海船，频年召募把隘，多有损坏，又拘靡岁月，不得商贩，缘此民家以有船为累，或低价出卖与官户，或往海外不还，甚者至自沉毁，急可悯念。[558]

他又冒险提出建议，后被朝廷采纳：

乞令本路沿海州县籍定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各分三番应募把隘，分管三年，周而复始。过当把隘年分，不得出他路商贩。使有船人户三年之间，得二年逐便经纪，不失本业，公私俱济。其当番年分辄出他路，及往海外不肯归回之人，重坐其罪，仍没船入官。如本州县纲运，即轮差不及一丈二尺海船，其系籍把隘船户，本州县纲并不得差使。[559]

1134年，朝廷从江、浙、荆、湖[560]招募“习水而善没”之人作为水军。每个指挥使须训练五百名水军士兵。[561]朝廷特别重视在两浙、江东、福建招募和训练水军中的弓弩手。[562]

1136年5月，官员王缙在上陈的奏章中特别强调了水师将士的培训：

舟师实吴越之长技，将帅之选既慎矣。而舟船数百，多阁水岸，士卒逾万，未闻训习。欲乞明诏将帅相视，舟船损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战斗；人不必众取，可资以胜敌。分部教习，周而复始，出入风涛，如履平地，则长技可施，威声远震，折冲千里之外矣。[563]

最后朝廷任命马扩负责阅习水军战舰。[564]

该时期，宋朝水师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任务——肃清海寇。北宋后期，广州是一个重要的港埠，全国九成的海上贸易都通过广州，出入珠江的商船都由朝廷派船护航。广州至溽州岛(也称海陵山)的七百里沿岸海岛上，设有望舶巡检司。[565]但自开封沦陷后，兵荒马乱，朝廷已无暇顾及海道和海岸的治安。海寇日益猖獗，不但伏击商船，甚至抢掠沿海城市。

南宋初期的几十年间，由于国库收入来源有限，朝廷十分依赖海上贸易的税收，用它来填补行政和军费支出。因此，剿灭海寇成为朝廷的主要任务。前宰相李纲曾上表：

臣契勘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过，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船，市舶司上供宝货，所得动以巨万计。官司不能讨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艳，皆有仿效之意。臣恐自此为患未艾，盖缘两路帅司，并无战舰水军，遇有海寇，坐视猖獗，不能进讨。[566]

李纲力劝朝廷，应加强水师力量以清除海患，不能一味退让、招安。[567]另一位官员鉴于广东的形势，提出：

今贼徒深入广南，正当舶回之时，必有遭其剽劫者，岂不亏失国课……况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则焚之，大即取而为己之船。其人或与斗敌，则杀之，懦弱不堪用，则纵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掳其强壮既能使船者为己之用，稍忤其意，辄加杀害。故被掳之人，只得为出死力。其始出海，不过三两船，俄即添至二三十只，始不过三五十人，俄即添为数百以至千人。今诸贼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则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穷已。[568]

1131年，宋廷开始了剿灭海寇的行动。曾在几年前击败过金兵战舰的张公裕，受命将船队分成五组在海上巡逻，搜索海寇踪迹。12月，他在海门港外遭遇有五十艘船的海盗，将之剿灭。[569]同年，水军统制邵青叛乱，利用自己手上的战船围攻太平州(今当涂)、镇江、江阴和通州，被击败后又出海攻打明州。之后，在妻子的规劝下，邵青被朝廷招安，并官复原职。[570] 表17　海寇活动[571](1131—1149)

朝廷不仅派水军肃清海寇，还组织船主，五家结为一保，相互监督，以防中间有人支持或勾结海寇，并派海船阻截没有结保的五家授权文书的船舶出海。[572]同时，朝廷鼓励招安海寇头领，将其纳入水师队伍。像朱聪和郑庆等带部下投降并上交船舶之人，朝廷便封其为保义郎，并让其在水师中任职。[573]

结论

南宋和金朝在陆上的对战趋于白热化，而金朝想伺机发动海攻的目标也一直未能实现。金朝皇帝靠战争无法实现的目标，却通过外交计谋实现了。1141年冬，南宋宰相、主和派代表秦桧与金朝议和，答应了金朝开出的一切条件，签订了“城下之盟”《绍兴和议》，以此换来了宋金之间20年的和平。

中国人开始重视水师这一新生军事力量，是源于以下几个因素：朝廷一直担忧敌人从海道进攻；水师和金兵首次冲突便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南方的地形适合利用水师进行防御。南宋人对发明和试验的热情，丰富了历代积累的造船知识，促进了航海技术的改进，使其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舰队。

尽管南宋水师从来没有正面对战金兵，但年轻的水军在南宋初期剿灭海寇的行动中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操练，水师力量在12世纪初突飞猛进。脱胎于内河水师的海上水师自此诞生，但其战斗能力在宋金维持和平的20年间一直未能得到验证。但1161年，金兵再次进犯，这支水师终于有机会一展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