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和明初时期，受经济、政治和人口中心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这些不可抗的外界因素影响，中国人开始向海洋扩张。但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思想，激励他们向海外开拓。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由多种因素促成。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秩序失衡，其混乱程度和激烈程度史无前例。外邦侵犯、祸起萧墙、社会动**、经济萧条造成了混乱的大环境，颠覆着中国人的心理，刺激了他们开拓和扩张的精神。与外邦人的密切联系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为生存与扩张发动的战争迫使人们关注当前实际问题，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的世界观，特别是中国人对外邦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也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翻开了新篇章。
然而，与域外的联系并未削弱中国人的民族及文化自豪感。与开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外邦人密切接触后，这种自豪感常常会进一步提升。也有人认为，中国应该与外邦人保持距离。但早期中国人对外邦人疏离的态度并未像明末及清朝那样明晰具体，还没有成为一种本国中心主义。这种主义从政府层面来说会妨碍中国与他国的外事交流，从大众层面来说会阻碍中国人向海外扩张。
绝对专制和中央集权
根据海军历史学家的说法，集权政府是建立海权的直接因素，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海军作为其施政工具。[274]但是，一个强势皇帝主导的专制政权也会给中国的外交事务带来负面影响。为皇帝造神的运动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6世纪，仍处于半荒蛮时代的楚国、吴国和越国等地，南方诸海洋国家以及地处西面的秦国，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称“大王”，但他们都要向周朝的大王称臣，“天王”的说法此时已经开始出现，但未成为正统的称呼。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才开始自称“皇帝”，表示自己君临天下，天下郡县、各个民族均臣服于己。[27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晚唐及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国力孱弱，皇帝的称号已经失去了其皇权的威严，变成一国统治者的荣誉称号。而且这一称号也越来越普通，建立辽国的契丹首领阿保机，就自称“天皇帝”，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地位。[276]
宋朝新儒学的哲学家们像周朝的思想家一样，通过尊王以求恢复政治秩序。他们发展出一套政治和社会体系，他们强调家庭的父权和国家的王权。[277]与荀子鼓吹的“天人相分论”不同，周敦颐、张载、程颢以及之后的朱熹等宋朝学者推崇绝对的尊父和尊王，认为这是世间的理。[278]这一思想是宋朝绝对专制的哲学基础。
唐朝倾覆后，国家处于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状态，原因之一在于国家最精良的军队都由各节度使统领，他们敢于违抗朝廷的命令。宋太祖为极力避免这一情形，解除了将领的兵权，削弱了文官的职权，将所有的行政权和军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在律法的规范下，由大小官吏辅助处理朝政。在新儒学中，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1150—1223)明确反对王权过度集中，他曾言：
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279]
另一位强烈反对绝对专制的学者陈亮，曾诣阙上言：
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280]
陈亮、叶适、陈傅良和陆九渊发声反对中央集权，进一步支持了以民为本而非以君王为本的政治哲学。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认为，皇帝的权力依赖于与民众的关系，[281]永嘉学派的另一位代表叶适则为城镇商贾说话，维护他们的权益。[282]皇帝作为国家权力中心，并不意味着他能拥有无上的权力。皇帝通过各级官吏一起治理国家，也要依据一定的准则行事。广义的“礼”就是理想化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皇帝及其臣民的权利和义务。[283]
此外，还有“法”，即基本法则，以及“律”，即法令条例。“礼”和“法”约束了皇帝及大臣们的行为和特权。这些法令和“会典”加在一起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宋代，法治体系下的政府取代了官员专制的政府。北宋初期及南宋初期的皇帝都以身作则，遵守律法，因此能够掌控国家，抵御外族入侵，而一旦皇帝凌驾于律法之上，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难逃灭亡的结局。[284]
元朝时，皇帝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从人口数的角度来说，元朝是少数人统治着不愿俯首称臣的数千万人口，朝廷选择卑躬屈膝、恭顺诺然而非思想独立、耿直不阿的官员进行管理。因此元朝颁布的律法是为让民众循规蹈矩，以维持中央政府统治，同时也是官员管理的准则。《元典章》的札文中就提到：“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废弛。”[285]但是，蒙古人认为自己是特权阶级，经常目无法纪，因此他们自己制定的律法也无法执行下去。
商户们渴望政治安定，社会有序，他们都推崇高度集权的政府，支持以法治国，求得庇护以便生意昌隆、扩大影响。商人阶层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工商业发展，也驱使更多的中国商人寻求海外市场。海上贸易的扩张为海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商人阶层地位提升
国家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制得到加强，与之相随的，是勋贵——中国社会顶端的特权阶层——的没落。唐代曾经世袭罔替的权贵和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经历了唐末的动**不安，到五代十国时期又被外族统治者中的新兴权贵压制。[286]到了宋代，太祖为保政权稳固，剥夺了权贵乡绅的政治权利。
但贵族阶层——包括宋代新兴的勋贵——以及地方名流，遭受最沉重的打击是来自经济上的。土地不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随着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工商业开始蓬勃发展，东南沿海的港埠以及长江下游的制造业中心开始蒸蒸日上，新的商人阶层开始占据社会重要地位。[287]
国家由个人统治变成了由皇帝统领的集权化官僚机构管理，平民阶层取代贵族阶层掌握了社会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出版日渐普遍，书院的创立使科举考试不断大众化，再加上商人财富的增长，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商户中的年轻人有机会读书接受教育。士大夫们对国家经济状况和技术这些实务越来越感兴趣，政府需要依靠商人获得资金和服务，货币和钱庄、手工业以及贸易的发展都使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从宋朝开始，商人对政府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288]到元朝，商人甚至能影响帝国有关经济法令的制定。[289]
从另一方面说，商人阶层地位的提升与绝对专制的发展有关。商户们渴望政治安定，社会有序，因此他们支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商人纳税、放款，使政府能够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以剿灭叛乱，镇压有实力的地方政权。[290]五代十国及宋朝时期，皇帝与奋起反抗地方权贵及节度使的人民结盟，赢得胜利。许多在朝或在野的大儒，如北宋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南宋的叶适，都表达过对没有土地的乡绅、商人及其他平民阶层的支持。
皇帝与其官僚机构及人民之间有密切关系。商人不仅通过商号给国家带来收入，而且在与金人及蒙古人的战争中，他们还向官府提供船舶和船员。作为回报，官府鼓励商业发展。例如，宋朝的皇帝从儒家教义中为他们对经济事务的兴趣找到坚实的依据。李觏曾为重利和私利正名，他喜欢引用《尚书》中的《洪范》部分，书中提到，国家八种政务中的其中两种就是管理民食和管理财货。[291]
另一本儒家经典《周礼》是王安石经济变法的基础。[292]他的批评者，如司马光，站在地主阶层的立场抨击官府参与营利机构的运作，但王安石指出孟子反对的是私欲，而非反对人民的经济利益。在反驳士大夫阶层应该以工商业为耻时，他写道：“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293]王安石支持贸易自由流通的政策，也正是在他为相期间，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发展。[294]
官员中有一大部分人开始对商业产生兴趣。当时有保守的官员强烈反对朝廷参与贸易，也有一些官员不仅直接从商或从商号中分红，而且还视商人为平等的挚友。[295]大部分的士大夫认为，虽然朝廷不能出资与商人竞争，但朝廷应该鼓励贸易。[296]欧阳修认为，朝廷应当与个体商户共享贸易所得之利，就如大商户会将所得之利与小商贩分红一样。[297]叶适则更进一步主张，朝廷必须保护及扶持商人阶层，而商人也必须有机会参与政事。[298]
朝廷各级官员也开始涉及工商业，出资购买贸易行份额，并派船出海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299]文人学士不再嫌弃生意买卖过于世俗而不配出现在自己笔下，他们的诗中甚至出现了对外贸易。13世纪末的大儒、历史学家吴莱的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方物抽所宝，水犀警非常。”[300]14世纪初元朝的国子祭酒宋本有诗云：“番船去时遗碇石，年年到处海无波。”“南风六月到岸酒，花股篙丁奈乐何。”[301]
1137年，甚至宋高宗也对此有评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302]官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商人的进取精神，引导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急速增长。
冒险精神
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让许多人对漂洋出海趋之若鹜。以福建为例，“以海为生和从商之人，一旦过得不如意，会毫不犹豫离别双亲妻子，居住到蛮夷之地”[303]。但也有很多士大夫扬帆出海只是为了去异域探险，或到未知之地感受探索之乐。例如，曾于绍兴年间(1131—1162)任国子监学正的莫汲，被贬到化州后，他便租船泛海探索。他曾远航到北洋，当时船员都感到害怕不敢前进，要发生暴乱，他拔剑胁迫大家继续航行。回程之时，他们记载曾见到身长十余丈的鱼。从他们的描述猜测，他们见到的可能是鲸鱼。[304]
蒙古人南下中原后，大量宋朝士大夫不愿在外族人的统治下继续生活，他们远航去了日本、安南、占城，甚至远至今天的泰国、爪哇以及印度定居。其中有一个叫方大登的人，后来还以暹国(今泰国北部)使者的身份回到中国。[305]除了热衷冒险以外，人们出海探险还因为尚武精神。宋朝开国之初，为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朝廷削了武将的兵权，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因此兵力孱弱。武将的地位不如文官，没有朝廷的命令，在外的将领也不得擅自调动军队。这些因素导致宋朝的军队更强调体制而非风纪，更依赖武器而非操练。[306]造成的后果就是，宋军在面对战术简单但流动性强的游牧民族时就处于下风。
但作为个体，宋朝兵将的尚武精神不亚于其先祖，且作战时同样英勇无畏。他们坚守防线，勇于进攻，若非朝廷宰相们尸位素餐，一心求和，他们本可以在历史中留下更辉煌的篇章。如吕文焕在没有得到宰相贾似道的援助的情况下，与元军相持，死守襄阳四年。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蒙古攻陷，宋室南迁，将士和民兵在海上继续苦战三年多，直至1279年崖山海战爆发，全线溃败，书写了宋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这部分内容会在后面详述。
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最后阶段，以及他们远征日本和安南之时，大部分的元兵是汉人。他们的表现说明，只要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领导有方，供给充足，就可以提升汉人士兵的内在作战素质。后来，蒙古人被驱逐出中原。在明初几位皇帝的统治下，汉人守住了北方边境，未让蒙古人再踏进一步，同时还收复了南边的安南，并有水师远征进入南海和印度洋。
这种尚武的天性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曾在书中写道：“然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阵无勇，斥为非孝：曷尝不以刚强剽劲耸发民气哉!”[307]孔子认为“足兵”是政事三要素之一，[308]他说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09]因此对孔子而言，公民的主要义务之一是保卫国家。他看到大家对战争中有些年轻人英年早逝表示哀痛时，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310]虽然有学者对挑起战争的行为表示谴责，“但没有一个思想流派对武力守卫表示特别反对”[311]，这一点很有意义。
宋朝时的外族入侵，以及元、明初时对外战争的胜利带来的刺激，使中国人的尚武精神依然保持活跃高涨。除了民兵组织外，普通百姓还能加入弓箭社(宋代特别流行)、剑道馆、拳馆等鼓励和训练民众练武的社团。
在这一时期，大众开始崇拜武艺高强的英雄，最先被神化的历史人物是2、3世纪的关羽，人们称之为战神。[312]司马光和苏轼都提出，科举考试中除了文试以外，还应该考查骑射。[313]吕祖谦和陈亮称“自古文武只一道”[314]。
邱濬主张海权，曾写过以下文字：
为治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315]
有些励精图治的皇帝对这一尚武精神进行思考后，将激励人民的尚武精神纳入国策。宋孝宗曾在听政的大殿中放着兵器盔甲，以让自己牢记战争。他于1162年登基后，再次推动武学的发展，希望能让文官学习马术和箭术，将士学习艺术和学问。[316]明洪武帝于1368年登基之日，便警示大臣官员不得忽视国家武防。“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317]在他称帝的第三年，即1370年，下谕所有国子生须习骑射。[318]他曾说过，皇帝和官员都应该文武兼备。[319]
地理知识
宋朝时，中国海事活动发展最快，这并不是巧合。正是在宋朝，之前的许多知识、思想和技术都被应用到实际中，并直接推动了海事的进步。李约瑟在书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320]宋、元、明时期的人们丰富了地理学、制图学、海洋学等领域的知识储备，在航海、造船、火器制造及利用等领域，新技术发明层出不穷。
晚至唐代，中国人还只是更为了解西部边境的一些国家，而不太清楚海外的国家。[321]到8世纪时，中国人才开始系统地收集陆地及海上的异邦信息，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及其邻邦的地理书籍开始出现。[322]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信息和中国人编写的地理书籍，让中国人越来越了解海外国家。
唐代时，对推动地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数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时期的宰相魏国公贾耽。他于798年将一生最重要的地理成就《皇华四达记》(10卷)进献朝廷，又于801年将所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及其中的《海内华夷图》进献朝廷。[323]
贾耽之前，中国对邻邦的认知十分匮乏：
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324]
另有史书记载：“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325]他还指导鸿胪寺的译史向各国来使提问并详细记录回答。[326]
贾耽尤其关注如何到达各国这一主题，包括是陆上线路还是海上线路、途经地区以及两地间的距离等问题。根据他的研究，“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327]。在这七条路线中，有三条是海路。他对广州至波斯湾的航线描述不但精准，而且注重细节。[328]贾耽对航海线路及海上诸国事无巨细的记录，尤其为宋、元、明时期的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9世纪，中国人甚至已经知道了东非的存在。[329]
宋朝时期，中国与中亚的联系被切断，不得不将重点转向了海上的扩张。因此面世的地理著作主要是针对与中国有来往的海上民族及海外国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者在点评赵汝适的《诸蕃志》(1225年)时，写道：“惟南宋僻处临安，海道所通，东南为近。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越西域。”[330]《诸蕃志》毫无疑问借鉴了之前宋代的两部书籍，即朱彧的《萍洲可谈》(1119年)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1178年)，这两本书中都有关于航海路线及海上诸国的章节。
宋代是中国人地理知识日渐丰富的转折时期，因为海洋国家比大陆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强调，书籍中对外邦的描述也比过去大为精准。[331]因此，中国人对东海、南海、印度洋上的国家了如指掌，甚至还知道了西班牙、北非、西西里及小亚细亚等国家或地区。中国的船队可能曾到访非洲东海岸至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岛。[332]1178年，周去非对从海上能通达的国家如此描述：
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333]
坐船回国的中国人写下自己的经历后，证实并补充了传闻中描述的航海路线和外邦情况。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述了穿越中国东海的一段航程和一位1122年出使高丽的宋朝使官对该国的描述。周达观是1293年至1296年由元朝派去印度支那的使者，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这是一本关于柬埔寨的旅行见闻。题材更广泛的还有14世纪中期的商人汪大渊对东南亚和印度港埠的概述。
15世纪时，明永乐帝曾派船队远航，使大量中国人有机会能去外域，因而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次远航的记述，这些记述满足了想了解海外异邦人和异域风俗却无法出国之人的需求。有关这些远航的记录中，最初受欢迎的是马欢著的《瀛涯胜览》(1416年)，然后是费信著的《星槎胜览》。得益于当时先进的印刷术，这两本书流传甚广，进一步激发了百姓对海事的兴趣。
地理知识的丰富和制图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只能绘制自己疆域的地图，随着汉朝军队的西进，中亚地区的地图出现了。魏晋的裴秀(217—319[29])曾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几项原则，以确保制图更加精确，并在《禹贡地域图》中使用了以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绘制地图。裴秀有可能是使用比例尺的第一人。但直到唐朝，才有人根据前人系统的信息积累而绘制出包含外域的地图。
兵部下属的职方司的职能之一便是绘制外域地图。《唐六典》记载：“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334]这些地图每五年修订一次。天宝(742—756)之后，鸿胪寺与职方司共同整理从外国人处获悉的地理信息。时任宰相的贾耽能调阅两个部门的卷宗，他经数年研究后，绘制出《海内华夷图》。这幅大型的世界疆域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比例以一寸折百里。元代以前的500年内，中国所有地图的绘制都以此图为参照。
印刷术的发展使宋朝绘制的地图数量超过之前任一朝代，但宋朝时的地图大部分是北方及西北的军事地图。宋朝的制图师首次单独绘制了域外地图，而非将其和中国疆域一起绘制在一张地图中，这是宋朝制图学的创新。最早出现的是李符在广州绘制完成的《海外诸域图》， 977年进献朝廷。之后是1006年进献朝廷的《交州图》。[335]第三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122年)绘制了前往高丽的海路及高丽本土。宋初为防备北方金国战船的突袭，绘制了大量的海岸线图。[336]遗憾的是，1127年宋都开封失陷后，大量四海地图都失传了。
身处13、14世纪之交的朱思本，是继8世纪的贾耽之后对制图学贡献最大的地理学家。中国当时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与外邦有大量来往，朝廷也鼓励研究域外地理。在礼部的提议下，朝廷负责接待外使的机构会同馆官吏于1288年受命，询问来使本国的风俗、土产、距离京师路程等问题，记录到册籍中并绘制地图。[337]然而，立志终生研究地理的朱思本并不满足于这种收集地理信息的途径。他不仅通过自己的观察检验所得的各项数据，亲身游历中国，潜心研究前代地理学家的著作，而且还精通藏语、梵语等，足以阅读外国地理书籍并与大量来中国的外邦人交流。在此基础上，他能够绘制出精确可靠的地图。[338]
朱思本绘制的地图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舆地图》，所绘制地域包括“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339]。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绘制这份内容丰富的地图，此外他也绘制了一些小地图，有11份关于中国边境，1份关于中亚地区，8份关于海上诸国，其中甚至有1份绘有三角形的非洲。这些地图都被收录在记载元代典章制度的《元经世大典》之中，甚至在有了利玛窦地图后的明代及清初，它们依然是地图绘制的范本。[340]
助航器具
海图对船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朱思本绘制过8份海域图，却只绘制了1份中亚地图，足见当时国家对海上贸易的重视。但他的地图太笼统，不适合应用于实际航海之中，无法满足船员的需求。因此，基于航海的实际需求，宋朝刊行了至少11份有关潮汐、风向及水流的地图。
中国的舵工及船长通常有自己特制的海图，指引船只通过狭长的水域和海域。明代军事著作《武备志》[341]240卷中的图注明了明初至波斯湾的航线，这些就是实际使用的海图。这些图中注明了罗盘读数、掌舵方向、两地间的“更”数、路标以及其他信息。以现代标准来看，这些海图虽然简略粗糙，但在当时可以成功指引中国船员跨海航行数百里。有位作家曾对此评论：“然而大部分海图的绘制都未使用制图师常用的方法，即等比绘制陆地、水域形状；这些海图只是根据船舶靠近海岸时所观察到的情况而绘制的一系列海岸图。绘制这类全景轮廓图是为了让船员能够辨认、识别路标。”[342]
这些海图中都有罗盘指向，说明它们可能都出现在磁罗盘发明之后，而非之前。中国人早在汉代就发现了天然磁石具有磁力。[343]至11世纪时，拥有地理学家、制图师、科学家、外交官等多重身份的沈括曾提及磁石指针会背离正北方，[344]可见当时罗盘已经被应用于航海中。朱彧在12世纪初曾描述过当时的航海方式：“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345]徐兢也在1122年坐船前往高丽时提及罗盘的用途：“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346]
随着驶向国外的中国船只日益增多，中国人经过研究和尝试，罗盘的用法也掌握得越来越好。到明初时，中国人已经有关于罗盘用法的著作，如《针位编》。[347]船员们将航海指南、海图、罗盘读数和星图结合起来使用。朱彧和徐兢书中所描述的内容说明，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利用天文导航，而且这一情况在宋朝时已经很普遍。伊本·白图泰曾提到过中国的舵工如何在夜晚利用天上的星星导航。
导航所用的星图称为《牵星图》。明永乐帝时期，中国的船长曾利用牵星图到达波斯湾。中国船员通过“指”这种起源于阿拉伯的古老的测量标准确定星星的位置，并规划航线。关于如何航行至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中国有如下记载：
指过洋，看北辰星十一指，灯笼骨星四指半，看东边织女星七指为母，看西南司布星九指，看西北司布星十一指。丁得把把昔开到忽鲁谟斯，看北辰星十四指。[348]
宋、元、明时期，人们不断修正和更新星图、罗盘读数、操舵指南。不久之前，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无名之书，可能为明末所著。该书记载了从中国至日本、东南亚以及波斯湾的航行指示：
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349]
毫无疑问，在中国人所掌握的地理知识中，大部分涉及天文导航的信息都来源于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开拓印度洋的先驱。宋末和元代时期，阿拉伯和印度的天文学也对中国的天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据说将阿拉伯和印度的天文理念引入中国的是《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350]尽管中国的航海业受阿拉伯影响颇深，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这一时期或之后所有的古籍中均未提及使用过星盘，而当时星盘在阿拉伯的船上已经十分普遍，中国人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可能东亚大多数的海岸线是南北向，中国船只不需要用到如此高级的导航仪器，航位推测法(规划罗经航向并根据海图估算距离)已足够应付。[351]研究海事的作家威尔斯对此作如下解释：“中国的领航员似乎没有确定经度的需求。他们的贸易航线通常是沿东北—西南走向的海岸航行，很多航段几乎是南北走向。无论何时，船员们只要‘向西走’，就能找到亚洲的大陆。”[352]
大部分航海经验无疑来自实际航行、师父对学徒的传授以及常识，这些经验以及这一时期发明或引进的技术工具都是中国航海业宝贵的财富。中国人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掌握了季风、潮汐和海流变化的规律。在12世纪到15世纪的海上扩张时期，中国人充分利用了这些经验和技术。此外，中国人还根据经验观测天气，并将之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歌谣，以便让所有海员都能烂熟于心。[353]尽管中国人在航海上获得了巨大成就，但可能正是因为没有使用星盘，所以才让欧洲人首先“发现”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人“发现”了欧洲。
造船技术的进步
尽管有文字记载，中国的船舶在唐朝时曾到达过波斯湾，[354]但亚洲海域的大量海上贸易仍然通过阿拉伯船运输，其次是印度船。[355]不仅中国人搭乘外国船只出国，中国的多数沿岸贸易也由外国人掌控。但及至宋朝，中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海上贸易蓬勃发展，中国人无形中在东方航运界掀起一场革命。[356]中国人取代了阿拉伯人对海上航线的垄断地位，并在元明清时期一直保持领先。中国人几乎独家控制了广州至印度西岸奎隆(古称俱兰)的所有航运，并在该地卸货转运。而中国船队不愿意继续航行的原因是，大型中国商船吃水过深，不适合前往水域太浅的波斯湾港口。[357]
不仅中国客商会乘坐本国的船出去，外国客商也愿意搭乘中国船。马可·波罗和德理[30]以及伊本·白图泰都曾乘坐过中国的船只。实际上，来中国旅行的外国人非常多，元代朝廷不得不颁布法令管理外国游客的行为。[358]与当时亚洲海域上其他国家的船舶相比，中国的船舶制造精良，吨位庞大，无惧风浪，安全舒适。阿拉伯和中国的船只，马可·波罗都曾搭乘过，他在评价霍尔木兹港的阿拉伯船时说：“这座城市的人有很多船，他们的船十分粗劣、脆弱又危险。很多船沉没了，因为他们建船时不像我们一样钉铁钉……基于此原因，坐这些船十分危险。而且我告诉你们，因为印度洋航行条件十分恶劣，风浪大得惊人，导致很多沉船事故。”[359]而他对中国船只又是另外一番描述：
我告诉你们，(中国的)船舶大多是由枞木制成，只有一层甲板。甲板以下的空间被分为60个小房间或舱房，具体数量视船的大小有所增减。每个船舱能让一位商人舒适地居于其中。船上装备十分先进的驾驶盘，通俗地说就是船舵。每艘船有四根桅杆和四张帆。通常还会再多加两根桅杆，根据天气情况，这些桅杆能够随时升帆或收帆。有些吨位较大的船，另有十三间货舱，用厚板组装在一起，以防意外发生穿漏，如触礁或被觅食的鲸鱼撞击而产生漏洞……船员们找到漏水的货舱后，马上就会将该舱货物转移至其邻舱，因为这种船造得十分精密，所以一个舱进水，并不影响其他各舱。船员们修理完毕后，再将货物搬回原处。船舶都用两层板打造，即船的各处都有一层覆板盖在底板上。这些木板内外都捻缝，并用铁钉牢牢钉住。[360]
中国人捻缝的材料是由桐油制成的。沿海地区的中国船匠会用到达玛树脂、橡胶树脂、榄香脂及乌榄中提取的树脂块，这些材料都从东印度群岛进口。[361]马可·波罗也说过，只有新船才会用于中国—锡兰航线，已经在印度洋运行数次并返修过数次的船会被收回，仅供沿岸航行使用。[362]
最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印象深刻的，是某些中国商船的吨位如此之大。在南宋的152年历史中，中国人突然异军突起，在造船技术上走在了前面。徐兢曾提及，在1122年由中国前往高丽的船队中，福建和浙江的海上商船长十余丈，宽二丈五尺，深三丈，可载货两千斛粟，而由朝廷打造的两艘神舟规模更大，且容量为前者三倍。[363]
宋末时，大型船舶已经十分常见。1274年，钱塘人吴自牧的书中记载：“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364]
元朝时，据旅居中国的马可·波罗记录，他曾见过能载五六千担胡椒或两三百人乘客的船舶。[365]伊本·白图泰于14世纪中期到访过中国，他曾说中国有载千人的船舶。[366]从长江下游前往北方的船舶能载漕粮8000担。[367]郑和1407年第二次下西洋时，48艘船共载27,000人，平均每艘船约500人。[368]
宋、元及明初时的中国船的特点是船舷宽，载货量大，在海上行驶平稳。徐兢提及的1122年出使高丽时的商船长十余丈，宽二丈五尺，[369]而在15世纪初郑和的船队中：(1)大者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2)中者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370]因此也有人将这些船比喻成巨大的木桶。
朝廷会在紧急时刻征召大型商船组建水师。南宋有些商船舷宽三丈，被改装成远近闻名的“海鳅”战船。明初郑和船队中的大型船也是武装后的商船。
战舰对速度和机动性均有要求，因此通常设计成小型狭长的船。宋朝用于海战的大型单层甲板帆船被称为“海鹘”。宋朝的兵书《武经总要》(1064年)中对“海鹘”的描述如下：
海鹘者，船形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翼翅，助其船，虽风涛怒涨，而无侧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371]
从这段文字来看，“海鹘”似有两个浮板。这类战船的标准尺寸长八丈，容量四百料。[372]1169年建造的某些“海鹘”战船通长八丈三尺，阔二丈，能载二百士兵，容量八百料。[373]1203年新设计的战船通长一十丈，梁头阔一丈八尺，容量一千料。[374]有些规模更大的船甚至能达到两千料。[375]
在1275年的焦山之战中，宋军对战元军的“黄鹄”和“白鹞”战船，以及蒙古人海战中使用的“拔突”和“钻风”，可能都是由“海鹘”变化而来。南宋短短的152年，是一个充满发明和实验的时代。但到了南宋末期，只有一些基本的价廉实用的海上战船存留了下来。
明朝时，海防战舰的容量分别有两百、四百和七百料，但后来七百料及以上的船都停止建造了。[376]四百料的明代战船甲板长八丈九五，宽十六丈五，吃水深为六尺。[377]徐兢在书中记载，1122年，他出使高丽的船队有三层：最底层为压舱物，中间为供给物资和兵甲宿棚，最上层则是装备用具。[378]两百年后的伊本·白图泰说他乘坐的中国船有四层。[379]
乘客数量不断增加，也促使了船舶住宿条件的改善。12世纪初，朱彧的书中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380]但徐兢在1122年出使高丽时，使团中的人已经有舱房可住。[381]之后的150年间，船舶又有了很大的改进。马可·波罗的书中说每艘船有“60个小房间或舱房……每个船舱能让一位商人舒适地居于其中”[382]。半个世纪后，又出现了更先进的设施，伊本·白图泰的描述是：“……船舶上提供给商人舱房和公共间。有些舱房带有柜子和其他便利设施。这些房子都配有钥匙，房间主人可以带上妻妾出行，并随时上锁。有些船员和儿女一起住在舱房里，还在木桶里种厨房用的香料植物和生姜。”[383]
除了负责航行的船长、大副及船员外，还有负责管理乘客的总管和服务人员。有些来往于中国和南印度之间的大型船舶，甚至还有“市井买卖，机坊酒肆”以满足乘客需求。[384]为排遣长达数月航行中的无聊，乘客们会相互邀请参加宴会。周去非的书中曾描述：“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人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385]
先进的造船术与精良的航海工具密不可分。比如，锚得到推广后，人们在深海中便用其代替原始的碇。尽管在6世纪时中国就有关于锚的记载，[386]但人们一直普遍使用碇。1281年进攻日本的元军舰队，每艘船上都携带了两个碇，前后各一。但过了120年后，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及其他明朝出使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船队中全都使用了锚。[387]中国人也在船上使用船舵。12世纪关于船舶的描述中提到使用长竿定向。[388]1281年进攻日本的船舶图片显示船上已经有船舵。后来，中国人发明了平衡舵，成为此后几个世纪最有效的定向设计。
另一项技术的进步是用棉布制帆。唐代阿拉伯商人将棉花(当时名为吉贝，源于马来语kapok)传入中国，宋代时中国人开始种植棉花，并生产棉纺织品。[389]棉帆解决了影响中国海上活动的一大问题，因为中国人使用了几百年的席帆过于僵硬，不灵活，不利于收帆，而丝帆的造价高得令人咋舌。棉帆的使用必定始于12世纪初。11、12世纪之交时，朱彧曾写到过船舶使用席帆，因为它们“开岸就岸风皆可使”[390]。20年后，徐兢出使高丽时，他提到所乘船舶并用席帆和棉帆：
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大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狐帆”，风息则用之。然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其立竿以鸟羽候风所向，谓之五两。大抵难得正风，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张之能顺人意也。[391]
根据这段描述，似乎可以认为棉帆在12世纪的前25年中还是新事物，中国人并未掌握如何使用棉帆，不得不借助席帆逆风而行。大量的船帆也说明当时使用横帆而不是纵帆，横帆通常用在大型船舶上，而纵帆通常和今天的中国舢板联系在一起。周去非曾将船帆比作垂天之云。
至明代，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使用棉帆的技巧。明初海运漕粮的船上，每根桅杆有三张船帆，[392]可以根据风力张开或收拢。[393]费信的书中记载，1409年郑和的船队中每船张十二帆。[394]每根桅杆有三张帆，意味着船上有四根桅杆。尽管马可·波罗的书中有描述过一些船舶有四根固定的桅杆和两根活动的桅杆，[395]伊本·白图泰也声称见过有十二根桅杆的船，[396]但宋元明时期的船一般是三桅船或四桅船。
中国船舶上的四角帆平衡性好，能自动收帆，十分有特色，被称为“中式帆”。这种帆很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平衡吊耳的原理。[397]横向布帆使用的不便之处，促使中国人利用平衡吊耳的原理装置布帆，帆船时代最有效的装置之一——“中式帆”就这样诞生了。这种带纵向吊杆的稳定的四角帆，通过竹桁条增加张力和保持稳定，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风能很快调整，也能最大化地利用微弱的风力。英国某位研究帆船的权威写过：“当然，中国的帆船在平直度和灵巧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398]这种帆由横帆发展而来，又取代了横帆，很快就在中国的帆船上被广泛使用。
中国人操控大型的帆船有一定的难度，这一点在徐兢的书中有所提及。他写道，在船舶进出港、靠岸或穿过狭长水域时，航行须尤为小心谨慎，需要用到船桨推动船舶前进。十支船桨由“篙师跳踯号叫，用力甚至”[399]。一百五十年后，据吴自牧的书中记载，一千料、三千料和五千料的船舶各可载两百至五百人不等，配有六到八支船桨。[400]然而伊本·白图泰称，大型船舶的船桨尺寸和桅杆相似，十到三十人摇一桨，伴随着“啦啦啦”的歌谣。[401]有些船上最多用桨四十二支，如1203年建造的船。[402]
郑和的船队中有两类大型船，长四十四丈，宽三十七丈。除此以外，还有两种船，分别称大八橹船(一等八橹)和二八橹船(二等八橹)。[403]海战时，船只需要突然加速时就会用到船桨。南宋时期，在长江和近海作战的战船都配备了八支船桨。[404]
武器装备
宋、元及明初三百年间，中国人不仅改进了常规的兵器，还发明了更新式、更致命的武器。阿拉伯商人为中国人带来了更精炼的钢铁，其品质远在中国自己锻造的钢铁之上，被称为镔铁，[31][405]同时他们还带来了铁剑。[406]其他从国外引进的武器装备有牛皮筋角、硫黄、蜡、油等。[407]牛筋兽角也被用于制造箭弩。1068年，宋廷得到了新发明的克敌弓，其弩身用坚硬的山桑木制成，威力强大，可射穿一百四十步开外的榆树。[408]这种兵器在对金人和蒙古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铠甲方面也有所改进。中国人的防护装具通常由铁环、铁链或鳞片盔甲和有衬垫的锁子甲制成。锁子甲是最独特的防具，由多块铁片组成，每块铁片被两块厚布缝在中间。铁片是用于防护前胸、后背和膝盖；铠甲下摆是金属鳞片，头盔则是由钢铁制成。[409]963年，按规定，铠甲由红色皮革制成，外披金属片。1134年，根据御前军器所的规定，一副铠甲重五十斤，头盔和皮带近八斤。[410]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制造轻型铠甲成为可能。明初的铠甲重四十斤八两，[411]有些只有三十斤。[412]1383年规定，除海防和水师以外的所有士兵皆穿附皮带的亮色铠甲。而浙江、广东的海防以及水师穿棉绳和黑色铁片交织的铠甲，[413]用这种材料可能是为了防止海风和海水的侵蚀。
战争中最惊人的变革是军用烟火的发明和推广。[414]最初出现的是10世纪初的火器。在919年的狼山江战役中，吴越战船最先使用了火油(或称猛火油)。这种火油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从龙头形状的银管中喷出，成分可能是和希腊火相似的石脑油混合物。[415]
虽然火油使用很广泛，但它是舶来品，不像国内自制的火药一样轻易获得。10世纪时，火药不再是属于炼丹师的秘密。许洞的《虎钤经》(1000年)和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1046年)这两部兵书，都具体提到了火药的配方。尽管朝廷想垄断火药的生产，[416]但由火药制成的烟花爆竹在民间随处可见。关于火药在战争中的使用，有书籍中提到904年围攻豫章(今南昌)时使用的“发机飞火”[417]。《虎钤经》中记载，“飞火”就是火箭火炮，一种燃烧的弹药。[418]
975年，濒海的吴越国君主向宋廷进献懂得射火箭的军士，[419]这说明在这之前宋军并不知道这种新型火器。[420]根据《宋史》记载，[421]火箭最早在959年使用，但也有记载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进献一系列所制火器，包括火毬、火蒺藜和火药箭等(可能是类似炸药、手榴弹和火箭之类)[422]。
使用最广泛的武器是火炮，可能是一种由投石机发射的燃烧弹。水战中普遍会使用这种武器，烧毁敌船的帆具。[423]1221年，不仅宋军一天能制造三千个火炮，金人也能制造出由二寸生铁包住的火炮，称为铁火炮。[424]这一时期新制造的武器还有烟毬和毒烟毬[425]，以及爆炸时能发出巨响用作信号、惊吓敌军战马的信炮。
爆竹和信炮的出现，说明中国人发明了爆炸性武器，火药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最闻名遐迩的爆炸性武器应当是霹雳炮(地雷)，它曾被用于1126年的开封守卫战和1161年的长江采石之战。[426]制造爆炸性武器的技术很快就传入了金国，金人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爆炸性的炮弹震天雷，并将之用于对蒙古人的战争中。[427]中国人改进的另一种爆炸性武器是灰炮，用火药射出石灰和石块的混合物。[428]
1132年，中国人又研制出火枪，这是一种用竹管射出火药的燃烧性武器。两人共持一条，在近身战中用于喷射火焰。[429]金兵很快也采用了这种武器，但因北方竹子稀缺，他们便用厚纸卷成枪管，将之命名为飞火枪。1234年蒙古人进攻开封，金人守城就使用了飞火枪。[430]据记载，蒙古人在1257年进攻东京时也使用了火枪。[431]
随后中国人的这些发明距离火枪只差了一小步。1259年，中国人发明了突火枪，即将投掷物塞入枪管后，利用火药的爆破力将其射出。这种火器以巨竹为枪管，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和炸药)。引线被点燃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如炮声，射程远达一百五十步。[432]突火枪可谓枪支的鼻祖，在火器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蒙古人吸收了汉人和金人所有这些武器，并在入侵中原和欧洲时广泛使用。不过，蒙古人最厉害的武器是巨石炮(发石机)。忽必烈曾于1271年从中东的赫拉特请回两位炮匠——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来京师制炮。他们研制出重型的发石机，攻打樊城和襄阳时，将巨石投射入城，作了蒙军灭宋的开路先锋。[433]巨石炮强大的破坏力促使汉人也研制出相似的武器。1273年夏，宋廷将制造巨石炮的图纸送至沿边城守，并悬赏改进之法。[434]
蒙古人征讨四方，大量使用了汉人在火器方面的创新发明，但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还是巨石炮。尽管如此，火器技术仍然在不断进步，至明初时，中国人已经有了铸铁手铳。[435]1380年，朝廷对火器的生产作了定例：军器、鞍辔二局造碗口铜铳三千个，手把铜铳三千把，铳箭头九万个，信炮三千个。此外，兵仗局受命制造24种不同的火铳，包括俗称的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等大口径炮，手铳、夺门将军、斩马铳、手把铜铳、手把铁铳。[436]
安南讨伐战(1406—1407)之后，工匠用粗铜和精赤铜改进了铸铁火铳，只余少量铁制火铳。新火铳的射程和威力大大超过当时的其他武器。这种名为“神机枪炮”的新式火铳被视为“秘密武器”。1422年，朝廷将神机枪炮运至长城沿途各个卫所，用以对付蒙古人。[437]
中国历史上，火器发展最活跃的时期恰巧也是中国海洋扩张的时期。火器是水战最理想的武器。水军迅速地采用了这些新发明，在战争中试用加以改进。所有兵法都将它们列为标配武器装备。1129年，南宋新建水师，诏令所有战船须配备“箭隔、铁撞、硬弹、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类”[438]。
1130年，宋军和金兵在黄天**进行了首次水上会战。宋军发现自己的火器射程不够远，士兵经验不够，训练不足，也无法熟练运用火器。宋军的船要逼近敌船才能精准发射火枪和投掷火炮，但在靠近之前，便已被金兵火箭射中燃烧。[439]
吃一堑，长一智。三十年后，金国皇帝派水师沿海南下时，汉人已做好万全应对之策。1161年，在山东附近的一场海战中，宋人利用火炮以及火箭、烟火摧毁了金人的战舰。[440]长江上另一支宋军水师利用霹雳炮(水雷)击沉焚毁敌舟三百，[441]阻止了金兵渡江南下。
南宋和蒙古对战时，双方都广泛使用了火器。襄阳失陷，蒙古人开始从汉水南下进入长江，并利用巨石炮击沉阻止自己入江的宋军战船。[442]1275年，蒙古军在长江南进时的三场战役中，利用易燃投射物击毁了宋军在长江上的战船。[443]
规模最大的海战是1279年3月19日发生在广东沿海的崖山海战。这场战役之后会进行长篇论述。但只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说，腹背受敌的宋人用火炮阻挡元军的进攻，直至弹尽援绝。[444]元军想俘获宋军的战船用于海外战争，因此并未对其使用炮击，而是在靠近宋军战船后，用易燃物之类的杀伤性武器攻之。[445]
尽管忽必烈不允许在对外战争中使用巨石炮，但元军在1274年和1281年进攻日本、1284年至1287年远征安南以及1293年远征爪哇时，队伍中都装备了铁炮(可能是金人1221年使用的一种大口径火枪或铁火炮)。[446]
朱元璋起兵抗元时，一位元军炮兵指挥受降后，帮助他训练士兵使用各种投石机，并利用飞炮(可能是巨石炮的改装版)于1356年在采石渡江之战中击散了一艘元军战舰。[447]朱元璋初期的胜利都是在长江战场上，他在重视水师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火器。1362年的鄱阳湖大战中，他就是通过在战船上架置火器和火炮，击败了实力更强的陈友谅水师。[448]
明朝时，火器是军队的标配武器。每百人编制的军队中就有十人操作火铳，三十个弓箭手。[449]当时战船的装备并未留下文字记载，但海运漕粮的随船军器每船包括弓二十张，箭二千支，手铳筒十六个，摆锡铁甲二十副，碗口筒四个及箭二百支，火枪二十条，火攻箭二十支，蒺藜炮十个，铳马一千个，神机箭二十支。[450]
中国的船舶上也会装置大型武器，如明军在1406年至1414年与安南作战时使用了铜炮。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上也配备了炮。[451]但是，没有海上强敌可能也是阻碍中国这一火器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与之相比，欧洲各国在海上势均力敌，无疑就促进了这一海战利器技术的进步。
结论
威力强大的火器，使中国的海上力量无可争议地超越了邻国。再加上丰富的地理知识、先进的地图绘制技术、不断进步的航海技术和造船业、强大的火器，中国无可非议地全面制霸东亚海域。
这一“海上变革”时期的海洋知识和技术信息，很多都源自前代，尤其是唐朝。但正是宋朝时，由于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和需求高涨，乐于尝试和学习，发挥想象力创新，才使之前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并在海上实践中学以致用。
外邦人，尤其是阿拉伯人传入的理念、知识和经验也促进、加快了中国海上活动的步伐。中国人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人一样，应该感谢阿拉伯人作出的贡献。地理知识、航海技术和造船术，以及火器的制造和使用让中国在宋、元、明时期崛起成为海权国家。第二部分会详细阐述这一段历史中的前面几年。
[1] 现中国海岸线约为18,000千米。因作者成书时间较早，部分数据与现在有出入，类似问题将在文中标注说明。本书中的括注为作者注，脚注为译者注。
[2] 浙江省有海岛3000多个。
[3] 东南沿海有海岛7000多个。
[4] 疑为今吴江太湖一带。
[5] 原文断句应为“然后方馀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
[6] 卫满原是燕国人，但卫满在朝鲜称王已是西汉时候的事了。
[7] 正文中的“东京”是古地名，指的是今越南北部。
[8] 此处原文说的闽越王城是泉州疑有误。
[9] 此处原文的战争细节与《汉书》有出入。公孙遂被派往朝鲜处理内部军务，并不是总将领。
[10] “安南”是唐朝对越南部分地区的称呼，汉朝时称为“交趾”。
[11] 如无括注，正文中的月份为农历月份。
[12] 这段描述的出发地点疑有误，220年平定的是王金作乱，但未从合浦出发，226年士徽作乱时有提到从合浦出发。
[13] 根据《梁书》，该官吏是前来见秦论的路上亡故的。
[14] 西晋在270年就开始训练水军。
[15] 核实《晋书》，卢循是自杀。
[16] 一作范杨迈。
[17] 按《隋书》记载，隋文帝在位初年，林邑开始进贡，后来朝贡绝。这似也是其被讨伐的原因之一。作者此处参考的是乔治·司马培罗的《占婆史》。
[18] 据《辞海》，隋炀帝于仁寿四年(604年)即位。
[19] 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
[20] 据《资治通鉴》，蜀地造船之事发生在648年，也就是下一段“唐太宗计划第三次出征高句丽”时发生的事情。
[21] 据《三国史记》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十二月，高句丽再次派出使者谢罪。
[22] 此处所讲的是白江口战役，是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今日本)、百济联军于白江口发生的一次水战。熊津江是今韩国锦江的旧称，白江口为锦江一处支流的入海口。
[23] 指的是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故地。
[24] 此处平定的是北宋广源州的侬智高，不是占婆国。初步查找《宋史》“狄青传”未发现相关记载。
[25] 此处广南应为广源州。
[26] 晋朝一般指266—420年。
[27] 应为河北和山西。
[28] 经核对，这段书信是高丽大臣劝阻蒙古使臣用武力解决日本的。
[29] 裴秀的生卒年应为224—271年。
[30] 有的版本译作真福和德理，也有译作鄂多立克。
[31] 《隋书》中已有镔铁的记载，此处说是阿拉伯商人带来的，不太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