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能在宋末、元代及明初期间成为海上强国？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是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促成这一切的基本条件可能和其他海上强国一样——人民的性情、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及政治背景。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认为：“比起政府的远见卓识或精明作风，濒海国家的历史受其地理位置、领土面积、自然结构、人口和国民性——简而言之就是自然条件——的影响更深。”[175]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使西欧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打破宗教的束缚，勇于追求真知，解放思想。航海技术和地理学也有了革命性的飞跃，刺激了西欧人海外探险、拓疆传教的野心。政治意识增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商业革命促进了财富增长，商品和市场的需求急剧扩大。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16、17世纪，西欧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出现了类似于欧洲的变革因素。宋、元及明初的中国，文化发达，技术进步，商贸兴盛，经济蓬勃发展。尽管中国没有产生如欧洲般翻天覆地的政治和宗教大变革，但中国人的哲学观和政治观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176]

最关键的是，1127年开封府的沦陷标志着西北大陆开始衰落，陆上商业路线相继中断；而东南沿海开始崛起，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沿海地区，最终促进了海洋扩张和海上贸易的增长：

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这无疑是一场发生在经济地理上的革命。[177]

经济重心的转移

西北日渐贫瘠的过程可追溯至汉末，至六朝时加剧。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735—812)在8世纪末时曾感慨，渭河谷地曾是军事基地，秦军正是从该处开始征战并统一中国。同样，汉军也是从此处开始征服西域。但及至唐朝，渭河谷地已经衰败凋零。

杜佑认为衰败的原因是耕地的萎缩，并指出秦代开凿的郑国渠曾经灌溉了四万顷(一顷为一百亩，约为6.67公顷)田地，汉代开凿的白渠灌溉了四千五百顷田地。[178]郑国渠和白渠灌溉的总面积达到四万四千五百顷。即使到晋(265—419[26])末：“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179]杜佑感叹，唐永徽(650—655)年间，“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766—779)初减至六千顷”。[180]在杜佑之后的两百年，两渠灌溉的面积持续萎缩，及至996年的宋初，这两条渠的灌溉面积不足两千顷，大约只有汉代的百分之四。[181]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但连年的内战和边境游牧民族的侵扰也破坏了堤坝，荒废了土地，减少了土地的产出量。[182]西北的农业经济在宋、元和明代都未得到重视，直至清朝重新平定西域，清政府才再次关注西北的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

战争的**和旱涝的摧残，使得西北地区每况愈下、萧条衰败；与此相反，东南地区则日渐富庶，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早在汉朝就有人观察赞叹过长江下游地区潜在的财富和资源。[183]该地区的发展始于三国时的吴国，而4世纪时，建康成为都城后进一步加速了此地的发展。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向了长江流域。[184]自此，东南地区的发展突飞猛进，唐朝的政治家、思想家韩愈曾感叹“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185]。

五代十国时期，各路军队在中国北方肆意横行，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土地。而濒海的吴越和南唐采取了谨慎的外交政策，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两国的国君们努力延续并增强了唐以来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为该地区在宋、元和明朝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186]

北宋时，中国东南地区已经广修水利，至南宋时进一步加强。1128年，宋朝南迁后，稻米的产量为整个国家带来丰厚的财富。水利工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为六路军队中百万士兵的命运全都依赖东南地区。朝廷大修水利，东部、长江两岸、宁波以及绍兴地区对湖床、果园、池塘、堤坝和水闸的改造已经十分全面完整。表1列出了除山东和广西以外各省份在各个历史时期兴修公共水利工程项目的数量，特别列出了沿海省份的公共水利工程项目数量在全国总数中的比例。

表1　治水活动：沿海省份数量与全国总数的比例[187]

这些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宋、元、明时期农业资源和经济活动都高度集中在沿海省份。水利工程的进步能提高一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以支撑密集的人口，防止饥荒发生，最重要的是能促进文明的发展。[188]

北方动**不安，阻碍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而自唐后期以来，手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东南沿海省份相对远离战争，而且由于地理位置便利，商品出口机会多，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生产瓷器、漆器、织品和纸张的作坊纷纷从北方迁到东南，并在南宋和元朝时期蓬勃发展。[189]浙江、福建和江西最著名的陶瓷中心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190]

发达的农业，以及发达程度不如农业的工商业为沿海省份带来了繁荣的景象。宋代一位思想家说：“当今天下根本在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191]沿海省份的经济优势可见表2，其半数至四分之三的收益上缴国家。

长江下游地区向宋朝廷上缴了大量的金属。如1119年，全国共收缴了17,004盎司黄金和1,146,723盎司白银，其中八成(13,744盎司)的黄金和七成(831,186盎司)的白银来自东南沿海。[192]至于钱币，1174年至1189年间，两浙(当时包括浙江及江苏南部)每年平均上交1200万缗，占全国平均1560万缗的77%， [193]马可·波罗曾描述：“行在(杭州)……是中国南方的九个州，或者说九个小国之一。”[194]为了证明中国东南地区的富裕程度，马可·波罗又写了元朝大汗每年的财政税收：“……每年通常有210金托曼(西方货币单位)，每1托曼为80,000金萨吉。如此巨额的收入可真是闻所未闻。而这还只是南方九个州之一的税收。”[195] 表2　全国财政收入：沿海省份税收与全国总税收的比例

政府对东南地区资源的依赖并非开始于最近几百年。6世纪时，隋朝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随即发现了长江下游地区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但当时出于战略考虑，隋朝起初仍然定都北方的长安(今西安)。西安所在的渭水流域已经不如从前高产，为了运输的便利，隋朝疏浚河道、开挖运河，构建了一条从东南杭州到北方洛阳的漕运系统。

之后五百年间，这一漕运系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历史表明，只要这条漕路能平稳运行，政府就能维持稳定；一旦阻塞不通，政府则容易衰落、垮台。尽管朝廷对古都西安充满情怀，但实际的行政中心已渐渐转移到了洛阳。五代十国时期至北宋，洛阳东面的开封成为国都，其原因并非出于军事防御考虑(开封四野都是平原)，而是因为开封是漕运系统的枢纽，从东南地区运来的粮食足以维持卫戍部队。[196]

唐代开始出现的堤坝损毁及河道淤泥堵塞的问题，到了宋代更为严峻。黄河泥沙含量很高，屡次泛滥，造成漕路主要干道的汴河入口淤浅至两米左右，导致运粮驳船一年内只有6个月能通过此处。1095年，能运到京师的粮食只有平常的百分之二三十。[197]

到了1121年，漕运已经十分困难，有人提议开挖新的运河，或由海路运粮。但是，宋徽宗不像他的祖辈那样励精图治，他对修缮河道一事置之不理。事实上，在短短几周的水位高涨时期，他命人从江南用船运送花纲石之类的非必需品来为自己建造宫殿园林，结果进一步恶化了河道环境。朝中官员也纷纷效仿，利用漕运系统为各自谋私利，而不法之徒又破坏了堤坝，结果在金人入侵前夕，运到京师的粮食还不足寻常时期的百分之一。[198]

粮食匮乏大大影响了京师附近的驻军人数，以致最后除禁军外竟无人防守京师。因为没有粮食供给，援军也打道回府了。就这样，开封沦陷，宋朝皇室逃往长江以南，在临安(今杭州)重新建都。一百年后，在金人迁都开封后，历史重演：因面临粮食供给问题，开封被蒙古人攻陷。

蒙古人定都大都(今北京，意为“伟大的都城”)之后，也同样遭遇粮食供给问题。为了利用长江下游地区的资源，他们开辟了海运航线，并开凿了两段新运河，与原有运河连通，形成京杭大运河，使粮船可由杭州直抵大都。京杭大运河对后来五个世纪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游牧民族的崛起

王朝定都在北方的城市，除了对渭水和黄河流域一带旧文化中心的感情因素使然以外，还有战略的考量。自古以来，游牧民族世代居住在荒凉的大草原或沙漠地带，一直觊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中原，总是试图掠夺、占领中原城市，因此中国西北大陆的边境一直烽火不断。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原王朝能通过武力和外交手段阻挡游牧民族侵袭的步伐。然而到了4世纪，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突破防线，入主中原，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政权。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的政权持续了近三百年，同时期的汉人政权则主要控制长江下游地区。10世纪，游牧民族再次大举侵扰中国北方和西北方地区。至12世纪初，中国北方再次落入少数民族的统治。13世纪末，蒙古人夺取了政权，并完成了以前少数民族未竟的梦想——统一整个中国。

游牧民族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般，对定居民族(如汉人)统治区的**，对世界历史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几次入侵并非小打小闹的边境侵扰，而是民族大迁徙，游牧民族不停地向前推进，赶走之前的居民，移民浪潮般源源不断地涌来。游牧民族大迁徙似乎周期性地发生，学者们还在研究是否有什么神秘的力量驱使或迫使这种周期性行动的发生。当然，生活在边境的民族渴求毗邻农业国的财富和土地，这种贪婪并非一时性起，而是潜藏在内心长久的欲望。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游牧民族的崛起是因为人口密集地区的人涌向人口稀疏地区，[199]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以中国为例，是居住在人口稀疏地区的游牧民族侵入了人口密集地区。游牧民族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出现了领袖人物，因为在崛起过程的活动中，领袖人物的作用更像是催化剂而不是原动力。

有人提出过一种假设，将边境民族周期性的行动解释为受气候影响的结果。[200]公元300年、650年及1200年都发生过特大干旱，正好和蛮族与游牧民族分别入侵欧洲和中原，伊斯兰教势力扩张以及蒙古大征战的时间吻合。[201]但气候假设论的缺陷在于，它更适用于解释欧洲历史，而非亚洲历史。蛮族在4世纪入侵欧洲，蒙古在13世纪进行的大征战，对欧洲和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7世纪穆罕默德武装势力的扩张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对中国产生了微末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促成因素，但绝不是形成游牧民族周期性活动的唯一原因。游牧民族内部的势力或使其统一强盛，或使其分裂衰落。正是这种统一或分裂的循环往复，引发了它们的扩张或退缩。[202]同样，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它可以采取策略抑制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当王朝衰落时，就招致了外族的入侵。

隋唐的君主修建大运河，使镇守西北边防的军队有了来自东南地区的稳定的粮物供给，从而得以恢复元气；但到10世纪时，运河淤塞，漕运不畅之后，兵力就开始由强转弱。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来保障长期的作战，北宋军队便难以在北方地区组织大规模强有力的防守，无力驱逐入侵北方的契丹人。1126年，女真人(金人)突然兵临城下，北方阵地失守。

定都南方

1127年初，金人攻破京师开封，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汉人的内心被深深刺痛，他们重新估量战争形势，只能不得已抛弃对北方和西北腹地国都的眷恋，在富庶的长江下游流域的濒海地区重新选址建都。

开封失陷后，逃亡的北宋皇子选择临安作为南宋的行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将长江下游的濒海城市作为全国行政中心。中原政权第一次迁都东南地区是在317年，由于少数民族攻破北方，西晋宗室撤离洛阳，南迁建康建立东晋政权。但隋朝统一中国后，再次选择西北内陆的长安作为都城。可以说，除了南北分裂的历史时期，以及南京曾有270年成为政治中心的时间以外，中国历朝的国都大多都选址于北方或西北的内陆。从周朝到北宋末这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发展的重心主要还是在内陆。

但在1127年，宋室放弃开封，数年之后定都濒海城市临安之后，朝廷就只考虑以濒海省份的城市作为政治和行政中心。都城从开封迁到临安，标志着中国重心的重新定位，中国人也从西北向东南，从内陆向沿海流动。

当然，这样的选择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南宋初期，大臣李纲便是反对者之一，因为他认为自古以来东南没有出过卓越的领袖人物，而且过去从东南复起的政权也没有收复过中原。[203]明朝地理学家顾祖禹曾抨击过这种谬见，他认为经济重心转到东南之后，东南涌现了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其中就有明洪武帝朱元璋(安徽人)。[204]

国都通常也是战略中心，许多人反对在东南地区建都的理由便是，该地区的人并不骁勇善战，也缺少精壮的战马。[205]因此，一旦被北方的骑兵包围，他们就会处于劣势。但是，东南地区的人十分精通水战，可以弥补他们在骑兵作战方面的不足。而且，东南的地形易守难攻，利于水战。如此一来，定都临安就意味着朝廷倾向防守政策，也导致水师的发展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

并非只有汉人王朝才把重心转向东南地区。外族从北方和西北方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也主动将目光投向南方，这既是出于政治考虑，也是被经济因素所驱使。契丹人将都城从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女真人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迁至燕京，又从燕京迁到开封；蒙古人从哈拉和林(今蒙古国境内)迁至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又从上都迁至大都(今北京)。自10世纪以来，汉人和少数民族政权迁都的历史，让一位清朝学者发出“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206]的感慨。

明洪武帝夺取政权建立明朝后，定都于今南京——富饶肥沃的长江下游的心脏地带，再一次将中国的重心转到东南沿海地区。他的儿子朱棣——那位派人远航至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皇帝在位期间，继续坐镇南京统治疆域辽阔的明帝国。直至1420年，朱棣才决定迁都至今北京以应付日渐强大的蒙古人。

人们通常认为，择址北京是要保持战略需求和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北京地处西北大草原和东面的海洋之间，朝廷既能为军队培育战马、招募健壮的士兵，也能通过大运河和海路运输粮食保障供给。明朝学者刘侗曾说：

帝(北京)北宅南向，威夷福夏，玉食航焉。盖用西北之劲，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制西北之劲。[207]

人口流动

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游牧民族的冲击以及国都位置的周期性变化，人口也从西北流向了东南。西北日渐干燥，耕地不断减少，灌溉系统缺乏水源，人们起早贪黑却收成甚少。兵荒马乱，满目疮痍，连年干旱，饥荒不断，百姓穷困潦倒，民不聊生，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谋生出路。外族入侵及压迫性的统治更是加速了人口的迁移。317年及1127年之后，北方内陆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秦汉时期，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的两岸，即今天的陕西省和河南省。[208]河南省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七百人以上。[209]过量的人口由中原地区向四周边缘地带扩散，但最初是中亚地区引发了拓荒者的想象力，驱使他们向西部进发。[210]从河西走廊沿着商旅路线直到土耳其斯坦的丝绸之路上，有很多移民定居在此。[211]

从汉朝至宋朝的一千多年间，西北的人口逐年下降，而东南的人口却成倍增长。[212]在当时，江苏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江西鄱阳湖周边地区以及浙江和福建的沿海丘陵地区的人口密度已接近今天，有些地区密度甚至已经和今天持平。明朝学者章潢曾研究过人口的变化，指出：“西汉元始五年，岁在乙丑，东南县户仅得天下十之一……当宋元丰末，东南县户乃过天下十之五。”[213]

但是也有人指出，人口变化的模式更多的是东南人口显著增长，而不是西北人口下降，因为流失的汉人人口又不断地被涌入的边境少数民族人口补充。比较742年和1080年的人口数后，可以发现西北各省的人口并未出现剧烈的变化，只有北方的河北省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湖广(湖南和广东)两地的人口数翻倍，淮南(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人口增长至近3倍(从390,583户增至1,079,054户)，江南(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以及福建北部)的人口增长至3.5倍(从1,756,132户增至6,319,739户)。[214]整个沿海地区人口的激增可见表3。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和唐代时期，中国的重心放在西北大陆的边疆，沿海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清朝时，西北地区再度受到重视，西南的省份如四川、湖南、贵州以及云南也开始发展起来，沿海人口又减少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宋、元、明时期，全国人口半数以上——如果133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信的话，有一小段时期内这个数字几乎达到四分之三——都集中在沿海的六个省份，而这六个省份的面积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表3　沿海地区人口比例

沿海省份人口的快速增长可参见宋代两浙路(今浙江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的情况，80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如下：1080年为320万，1134年为350万，1162年为430万。[215]

宋元时期沿海地区人口的剧增是天灾和人祸的共同结果：惨绝人寰的战乱(中国正史上记载的规模、持续时间及惨烈程度各不相同)加上残酷无情的旱涝。宋代发生旱涝灾害的频率比以前要高，元代更是达到了顶点。在蒙古人统治的89年间，全国发生了163次水灾和116次旱灾。[216]除了兵燹之祸、暴乱冲突，数百万百姓由于洪水和饥荒而流离失所。

晚唐、五代十国及宋代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217]将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的这种人口两分法最早出现在8世纪，根据唐代、五代及宋代的会要，如果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可由客户变更为主户：(1)购买农田；(2)有工作或其他收入来源；(3)户籍内的所有人在迁至地居住满一年；(4)交税。[218]

但是由于宋朝形势动**不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流动。1038年，36.4%的人口为客户；[219]而到了1080年，有31.98%~34.3%的人口为客户。[220]由于外族侵扰、烽火不断，北方地区客户比例更高，而东南沿海地区因为有很多移民落脚定居，所以客户比例较低。[221]关于人口流入沿海地区的情况，表4显示了南方地区明州(今宁波)、泰州及福州的客户占比。

表4　流入明州、泰州及福州的客户占比(宋代)[222]

全国性的战争及旱涝灾害引发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而地区性的内战和自然灾害引发另一种类型的人口流动——由乡村流入城市，因为城市是最近的逃难之处。由于敌军袭击、粮食短缺、洪涝旱灾等原因，至今难民涌入城市的现象也很普遍。引起的后果便是城市人口增长，乡村人口下降。

有一个很古怪的现象是，自然灾害会随人口中心变化而转移。汉代时，大部分的旱涝灾害发生在北方和西北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也最密集。一千年后，人口中心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地区的旱涝灾害也最严重。每一时期受灾最严重地区以及该地区灾害发生的比例可见下表。

表5　历史上两个时期旱涝灾害发生比例

(1)公元前206—公元420年，共626年

(2)960—1644年，共684年

战乱及天灾促使人口重心向城市转移，这是城镇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当东南人口超过西北，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高于西北时，东南地区建造的城镇就比西北多。表6显示了中国城垣修造的重心从西北向东南转移，其中“绝对指数”指每100年每1万平方英里筑城数。

表6　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筑城比率[223]

表中的指数表明西北和东南筑城两相相反的明显趋势：东南地区的人不仅建造更多的市镇，而且建造更多的大城市。今浙江、江西、福建和江苏南部人口过万的县的数量增长如下：公元前280年——9；公元464年——74；公元740年——118；公元1102年——193；元朝——253。[224]其中有一些是纳税人口近百万的群落中心，即城市及其各自有村落包围的城郊。北宋年间，人口近百万的群落中心有三个：山西太原、湖南潭州(今长沙)及江西吉州(今吉安)。[225]

元代的人口记录显示，某些群落中心的人口数量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扬州路(150万)、嘉兴路(220万)、平江路(今苏州)(240万)、南昌县(150万)、吉安路(220万)、饶州路(400万)。[226]明初(1371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有三个府人口过百万，且都位于长江三角洲：应天府(今南京)(100万)、松江府(120万)、苏州府(240万)。[227]

元代长江三角洲居住区的扩张证明了自然灾害是引发城市扩张的原因之一。据官方记载，浙江和江苏受灾程度最严重，公元前206至公元1911年，洪水暴发率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为33.7%，旱灾暴发率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为27.5%。[228]根据1330年的人口统计，人口过百万的19个行政区域中有9个是在浙江和江苏。这两个省城市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五代十国和宋代时修造了堤坝和围垦滩地。上海就是在滩地上形成的众多城市之一。[229]第三个原因是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乡村居民进城。

人们有理由相信，行政地区人口数据是由城市及其近郊人口所构成，城市得名也来自其近郊。例如杭州，旧称临安，是南宋的行都。13世纪，临安府的建筑物已经延伸至邻近的钱塘县和仁和县，形成了一座开阔的大型都市。[230]具体人口增长见下表。

表7　南宋时期杭州的人口增长[231]

咸淳年间的数据和几年后到访杭州的马可·波罗给出的数字比较吻合，他估计的居民数约为160万人。[232]1330年对杭州路(包括杭州城及下属九个县)的人口统计为“钱粮户”(纳税户)360,850，人口1,834,711。[233]这说明大量的人口聚集在杭州城，而不是分散在偏远的县城。

确实，杭州城规模之大，人口之多，令同时代的中外文人叹为观止。1255年，城中一位文人曾提及，当时南宋朝廷在杭州建都时，这座城市的规模已经“过京师(开封)十倍”，在随后的百年中，“视前又过十数倍”。[234]他在书中如此描绘杭州：

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235]

宋代时有12个这样的市井，被称为“厢”，类似于现代的中心商业区。一个世纪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览了杭州，并在书中写道：“杭州是我在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城市两端需要3天才能走完，过城的游客们不得不走走停停……这座城市分为6个小城，每个小城都有城墙，另有一座大城墙环绕6个小城。”[236]他的描述和同时代的基督教教士约翰·马黎诺里有相似之处，后者曾称杭州为“最好、最大、最富饶，人口最多，总之是最绝妙的城市。这是地球上现存的，也可能是至今……最富有，建筑最辉煌的城市”[237]。

当时的记载也证实了杭州，即南宋行都临安的迅速发展。1141年，城市南北纵跨30里(约10英里)。但122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记载北厢至南厢的距离是60~70里(约20~30英里)[238]，《咸淳临安志》对此也有所提及。[239]

元代时，很多城市和地区都超越了杭州，苏州、嘉兴、福州和鄱阳的规模都比杭州大。北方城市就没法和富饶的南方城市相提并论，即使是元代的京城大都，居民人口还不足50万。[240]元初，南宋爱国画家郑所南曾写过以下文字：

北地称真定府(今正定)最为繁华富庶，有南人北游归而言曰：“曾不及吴城十之二一。”他州城郭，更荒凉不足取。[241]

心理、文化及知识的变化

随着经济、战略、政治及人口中心南移，文化中心也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南。与西北内陆省份相对萧条的情形相比，东南沿海地区建造大城市、修筑堤坝、挖掘运河以及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扩大工商业，充满活力和干劲。过去，帝王、官员、画家及文人都出自陕西、山西和河南。但北方日渐萧条贫瘠，百姓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无暇也无钱来娱乐和提升自己。读书成了奢侈的行为，教育和文化都落后于相对富庶的南方。

外族对中原的奴役也是影响北方人民性情的因素之一。在1279年蒙古人入侵之前，北方已经历经了450年的外族高压统治，主动性被扼杀，热情被浇灭。有独立精神和反抗意识的人都遭到杀害，活下来的都是或投降或痛苦顺从之人。面对残暴的外族统治者，很多人学会了各种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的下作手段，只为苟且偷生。

北方人高大健壮，通常都是骁勇善战的士兵，史书上对他们的战事也有详细记载。通常受苦最深的是文官、文人和乡绅士族，他们掌握着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权。9世纪初，韩愈曾写道：“燕赵(湖北和山西[27])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242]与这一感叹相反的是三百年后金国皇帝完颜雍的评价：“燕人自古忠直者鲜，每事但委顺而已。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243]但同时，他却对南方人评论甚高：“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244]

北方的百姓大部分是本性保守的农民，受昏庸的吏治的影响，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委曲顺从，因而得到了一个似褒实贬的称号——顺民。土地贫瘠，天灾连年，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庠序之教不存，黎民百姓苦苦求生。北方和西北地区文化凋零，斯文不存。

外族入侵，中原百姓被迫南迁。一同南迁的，还有他们对外族入侵者刻骨的仇恨，反抗的火焰一直在他们的内心熊熊燃烧。因此，迁往南方的北方人比留在北方的同胞们更善战。即使战败，他们宁愿乘船避身海外，也不愿屈服。南宋初年抗击女真的军官将领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同样，一个半世纪后在南方与蒙古人作战的也多为北方人。[245]

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去留的人群。过去的中国，有钱有势之人才有条件远行，无钱无势之人即使想出逃避难也无能为力。因此，在317年晋朝从洛阳迁至建康，1127年宋朝从开封南渡至杭州时，编写史书的史官都特别提到“衣冠南渡”，强调勋贵、士大夫、大族这些移民的重要性，并认为是他们为南方带去了文化和礼仪。[246]唐代史学家杜佑写过：“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247]

知识分子为东南省份带去了繁荣的文化，而他们离开北地也让北方的文化走向萎缩。章潢曾在书中写过：

盖自晋之渡而东也，收数十代之衣冠礼乐，而生聚长养其中。彼号为中原者，方且沦于戎马荆榛之域，故相悬也。其后宋又渡而南也，举数百年之皇图帝籍，以保有亿万之命，彼号为二京者，方且为汇兵讲武之场，故益远也。[248]

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书院和藏书楼众多。且近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地区的文人、学者、诗人和画家也层出不穷。[249]以河南、陕西、山西和甘肃作为西北的代表城市，江苏、江西、浙江和福建作为东南的代表城市，对比后可发现。不同朝代两个地区的文人数量有明显的差异。详见表8。

表8　历史上学者和文人的地理分布

东南地区人民杰出的才智不仅表现在文学和哲学的成就上，他们的才华在各个领域都有体现。表9的内容是基于地理学家丁文江的统计数据，他曾调查了5783名二十四史传记中的人物。相比于表8，表9更清晰地显示出南宋时期是变化的开始。在南宋向南迁都之前，大部分朝廷官员都出自西北，而之后则大多来自东南。

表9　历史上名人的地理分布

最明显的对比是河南和浙江。河南是北宋的京师所在地，而浙江是南宋的京师所在地。表10显示两地的数量是此消彼长，这说明了两点：首先，官僚系统的人员多来自京城；其次，一个朝代京城的位置对当地居民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表10　名人的地理分布：河南与浙江的对比

数据研究进一步显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名士地理分布有两个有趣的地方。首先，从汉代到明代，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朝廷官员都出生在东南地区，如表11所示。

表11　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名人地理分布

其次，南宋时期，浙江、福建和江西省的人才数量突然增长。出现在正史传记中的604名重要人物中，仅这三个省的人数就有307名，占50.4%。

表12　四个沿海省份名人的地理分布(数量及占比)

许多北方移民很喜欢东南地区繁荣的经济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他们创立的书院和藏书楼提升了该地区的文化水平，使南方人在科考和入仕两方面都占有优势。由于宋、元和明初的南方省份人口数量要高于其他省份，因此出现的人才数量也相应要多一些。

上述表格中的数据仅仅显示了作为东南地区文化活动指标的士大夫的人数，还不包括许多出仕名人、商人、漕帮首领、宗教人物、海盗头子、农民起义领袖和探险家等。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官修正史中并未记载他们。尽管他们并未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和官场扬名，但其中许多人在商业、手工业、科技、武器等方面脱颖而出。因此，他们的存在也促进了扩张精神的诞生。

一种全新的扩张精神

东南地区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开始重视实用性学习。从宋代到元代、明初，致知对中国读书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摆脱了陈规陋习的束缚，中国人能够探究其他知识领域，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宋代是中国科学的黄金时代。[250]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不再盲目地接受书本知识，而是喜欢调查、实验，注重记录发现，倾向于即兴创作和发明，展现了一定程度的科学精神。

宋朝在印刷术、造纸术、陶瓷、丝织、罗盘针的航海运用、战争中的火药火器、地理天文知识、数学和工程、造船业和运河水利业、植物和农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朝廷鼓励技术发展，厚赏发明军器、设计船舶的人——普通人就赏赐金钱，官员就加官晋爵和赏赐物品。[251]1074年，朝廷调集了全国优良的工匠和技工为国家设计和改进军器。[252]1273年，朝廷甚至在全国征集改进巨石炮的方法。[253]

另一个例子是，宋朝引进舶来品，改进外来思想并利用外国的服务。排外主义是近代中国发展出来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产生于宋，形成于元、明，但在当时这还不是中国人的主流想法。在唐代，朝廷已有来自日本、朝鲜、中亚和近东的人担任官职。曾有一度(847—873)，军中半数将领及中书“尽是蕃人”。[254]从宋至明，近东血统和穆斯林，以及他们的子孙在官府中的成就都特别突出。[255]在众多祖先为穆斯林移民的能人之中，13世纪的蒲寿庚及15世纪的郑和只是其中的两位。

从异国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摩尼教传入中国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在接受国外的思想。宗教之后是科技思想的传入。中国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关于天文、数学、地理、航海、医药、军事等方面的知识。18世纪末，乾隆皇帝曾对马戛尔尼伯爵说了一句经常被后世引用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与此相反的是，宋、元及明初的中国人从国外进口大量货物，包括铁、硫黄、石脑油、牛角牛筋、兽皮等军事必需品。建造房屋和船舶的木材也从海外进口。除此之外，还有工业原材料等进口物。

宋、元及明初，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中国人普遍重视实用性学习，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这与海洋扩张有很大的关系。或许，这一时期中国人最显著的心理特征就是重商崇商、勇于冒险、斗志昂扬、爱国爱族。

在宋代，整个国家曾蒙受过民族耻辱，而到了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似乎只有汉族遭受屈辱。中国历史首次出现了按种族划分阶层的法令。最高等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包括回鹘人、阿拉伯人，以及在中国的俄罗斯和保加利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北方地区的汉人及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位于最底层的是南人，指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这四个阶层逐渐合并成了两个阶层：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以及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汉人和南人。[256]朝廷颁布了一系列歧视被统治阶级的法令，并不断剥夺他们的权利。例如，1337年曾规定“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不以汉人为相”“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如蒙古、色目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回手”等。甚至有人提议对汉人和南人来一次大屠杀。[257]

4至5世纪的北方外族统治者蔑称南方人为“岛夷”，与此相似，蒙古人称南方人为“蛮子”。对汉人来说，被本身是蛮族的人称为蛮人，这是最大的耻辱。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国家而言，这种侮辱都强化了汉人的爱国情怀，并催生出一种对外族人的憎恶感。[258]1138年，南宋枢密院的胡铨怒斥与金国议和一事，称：“夫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259]

这种民族矛盾在宋朝还处于萌芽状态，到了元朝，由于蒙古人的残暴压迫，矛盾日益激化，至元末农民起义时达到顶点，并导致了元朝的灭亡及明朝的建立。这一民族矛盾影响了每个汉人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并化为动力驱使汉人揭竿而起，反抗压迫，驱除夷狄。后来人们称这种思想为“中国本位思想”[260]，在朱元璋1367年写的《奉天北伐讨元檄》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261]

他又在文中又提到，中原内外的外族人若能承认中原的优越性及中原皇帝的权威，则可以和平共享中原的繁华：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华夏之人抚养无异。[262]

宋朝以前，中国皇帝接受来自外邦使者送来的礼物，有时也有人为奉承皇帝，会将之称为贡物，但并未明文规定要求定期上贡，这和《周礼》中制定的礼法一致。《周礼》中明确规定，周王可以接受中原管辖内诸侯国的各地方物特产，但只可接受中原以外番国进贡的贽。“九州之外谓之番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263]

到13世纪，进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国各省以上缴钱币和商品代替了粮食、织品、牲畜等土贡。同时，北方的番邦，如辽、金等，也开始实行向国内外征收贡品的制度。如此说来，向外邦征收贡品并非中国独创，而是由外族统治的首领引入中国，目的是吸收外邦的资源，支撑国内经济。

中国传统的制度要求，遥远的番邦通过进贡和采用中原的历法来表明效忠天朝，但统治中国的外族帝王，尤其是蒙古的可汗打破了这一制度。1267年，在一封由高丽国转达日本的诏书中，忽必烈的大臣抨击了中国过去的政策，并宣布新的对外政策：

日本阻海万里，虽或与中国相通，未当岁修职贡，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扶之，去则绝之。以为得之无益于王化，弃之无损于皇威也。今圣明在上，日月所照，尽为臣妾，蠢尔小夷，敢有不服？[28] [264]

忽必烈利用贸易，吸引外邦，入其治下，但他更依靠水陆军队力量来使这些国家臣服。陆地上的战争以扩大疆域为目的，而海上活动如远征日本、占城、安南、爪哇岛，以及向马来亚、苏门答腊和印度南部派遣使者，目的不仅是迫使这些国家承认蒙古可汗的宗主地位，同时也是为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海上经济帝国。这一系列活动都需要水师作为政策执行者。

向海洋推进

在南宋及元代时，浙江不仅文人辈出，而且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但浙江及邻近省份的经济不足以支撑该地区庞大的人口，也无法为如此多的能人异士提供大量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机会。自然灾害又让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更加雪上加霜。东南沿海地区受大陆气旋最严重的地带，[265]洪水暴发的频率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暴发的涝灾数量来估算，浙江占比19.9%，位居全国之首；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发生的旱灾数量来估算，浙江占比16.8%，同样是全国最高的省份，[266]其次是江苏。两个省份相加，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涝灾数量占33.7%，旱灾占27.5%。此外，“北宋时涝灾和旱灾的数量突然上升”[267]“元代时涝灾和旱灾的情况最为严重”。[268] 表13　中国每一百年的严冬数量

至于气温的变化，表13显示了中国每百年严冬的数量。数据表明，1100年至1400年间严冬数量陡然上升，500年至1100年间每百年严冬的平均数量为14.3，而1100年至1400年间的平均数量为28。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结论：1100年至1400年间气温普遍更低。每年杭州降雪的最晚时间更加说明严冬的程度。一般杭州最晚降雪出现在3月15日前后，但1131年至1260年间，最晚降雪发生在4月9日前后，而1221年至1240年这二十年间，最晚发生在5月16日前后。[269]

严冬持续时间长，发生频率高，意味着作物生长期变短，从而导致庄稼收成下降。粮食短缺再加上洪涝旱灾频发，造成中国——尤其是东南省份在1100年至1400年间不断陷入饥荒，危机重重。还有些年份，朝廷在国内外连年征战，在满足了军队粮草的需求之后，留给百姓的余粮少得可怜。在这几百年间，还发生了西北偏远地区的百姓向东南迁徙的移民潮，导致沿海省份人口高度集中，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由于江苏是战争的重灾区，大量人口便流向丘陵地带的浙江、福建、江西，也有少部分人去了耕地较少的广东。在正常时期，粮食产量可能很充裕，然而一旦经济崩塌，立刻会导致民不聊生。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亟须向外扩张。一种形式的扩张是通过陆地，如汉朝一直在向南深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扩大疆域。而另一种主要的扩张形式就是通过海洋，中国正是在这一时期转而从陆地聚焦于海洋，这一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论

东南地区的人民曾显示出他们过人的智慧、机敏、活力以及闯劲。曾经，他们和祖辈离开北方和西北的不毛之地、穷山恶水，来到东南寻找新的家园。在经济衰落和政治动乱之际，许多人涌向了城镇地区，从事手工业和贸易，使宋元时期的工商业史无前例地繁荣昌盛。但形势逐渐恶化，即使是城市也无法护卫百姓，大量的民众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出走国外。

从汉代至唐代，中国的扩张方向主要是西进中亚，但到宋明时期，这一通道被切断，不是由于丝绸之路消失，而是政治阻碍。横跨河西走廊的党项西夏国崛起后，商队出行困难重重。“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270]

因此，中国和外国商人互相协商决定，中止这条陆路线路。1023年，通常走海路前往广州的阿拉伯人请求自甘肃的沙州由陆路进入中国，但宋廷建议他们继续走海路。[271]1121年，宋朝准许回鹘中断上贡。[272]1127年，北宋京师开封失陷后，所有陆路交通都中止了。翻看《宋会要辑稿》中所列960年至1265年的各国对中国的上贡兼贸易使团[273]，便可知开封沦陷对中外关系的影响。1126年之前，65%的使团由海路来华，35%则通过陆路；1127年之后，所有使团皆通过海路来华。

尽管在蒙古人缔造的“蒙古大同”之下，丝绸之路又恢复了通行，繁华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高点。但至明朝时，随着帖木儿对中亚的控制，这条通道又被阻塞。从宋代至明代，中国唯一可向外扩张的方向只能是东南海域。海洋不仅是唯一的开放通道，海洋彼端的陆地也在召唤、吸引着中国人前往，同时中国的环境也推动着中国人出海活动。

以上因素产生的结果，便是中国的人口中心慢慢从西北转向东南，中国人活动的方向从陆地边疆移向海洋。最后，人口中心和经济重心从黄河河套地区移到了长江下游流域。工商业需要从海外寻找市场，同样为粮食匮乏和失业所迫的民众也要出海远征去国外寻找生机。

人民对海洋和外邦的兴趣吸引了朝廷的关注。宋高宗、忽必烈及永乐帝时期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既顺应了民众的需求，也是为经济形势所趋。宋朝建立水师并鼓励海上贸易，元朝发动海外战争并发生大规模海外移民，明朝数次远航以加强与海外诸国的交流，这些都是中国人向海洋进军及中国经济发展向东南推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