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北起杭州，南至中南半岛边界，全长3050英里，占中国5360英里[1]海岸线的57%。岛屿罗列，岬角、入水口及港湾交错，形成了曲曲折折、凹凸有致的海岸。仅浙江省就有海岛1806个[2]，再加上福建省的599个海岛和广东省的540个海岛，东南沿海共有2945个海岛[3]，约占中国海岛总数的四分之三。[11]中国有62个避风锚地，其中47个位于东南沿海，4个位于台湾和澎湖列岛。[12]
天然港口能否发展成港口城市，主要取决于其与内陆的距离远近。港口发展需要便捷、经济的交通条件。山东和辽东有一些不错的港口，但它们缺少通往内陆地区的河道，因此无法繁荣兴盛。东南沿海的一些港口也有类似的缺陷，它们与内陆的联系被南岭山脉阻断，且河道太短，水流太急，无法将人和货物运输到太远的内陆地区。
在中国的海岸上，条件最好的港口并不一定都能发展成为卓越的港口城市，而兴旺的港口城市也不一定是条件优越的港口。广州位于三江汇合处，是中国最古老的海港城市之一。
通过河道，广州向西可到广西，向北可达湖南；穿过唐朝时期修建的南岭古道则可至江西。扬州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发展成了繁荣的港口城市。12世纪时，位于今日上海的华亭港开埠后日渐繁荣，取代了扬州的位置。上海的商人最远能到内陆地区的四川进行贸易。天津在元代被称为直沽。南方的漕粮和海外的舶来品分别通过漕运和海运北上，必须经过天津，才能到达忽必烈和永乐皇帝所在的京师，天津因而慢慢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和枢纽。广州、扬州、上海和天津都需要时常疏浚河道，才能保持港口的畅通。
这些通过河道深入中国内陆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沿海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上海附近绵延百里的长江出海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兵家必争之地。该地区不仅是进入中国内陆的门户，流经此处的京杭大运河也是南北运输的交通要道。纵观历史，要想控制中国，必先控制此区域。任何争夺该地区控制权的战争通常都爆发在长江以北及淮河流域，但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以长江下游的水战定输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南方地形丰富，气候较为温暖。该地区的人民思想开明，敏于行动，想象力丰富，进取心强，头脑灵活，富有冒险精神，并能付诸行动，天生适合从事商业和航海事业。通常，“广州”和“商人”，“宁波”和“海员”，“福建”和“水师”，这些词都是联系在一块儿的。[13]理论上，中国东南地区的沿海省份无法维持庞大的人口规模，因为浙江省和福建省有90%的区域是山地，但它们在元代却是全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14]
南方的自然条件也是促使南方人出海活动的因素。东南沿海的各个地区被山脉阻隔，因此海上交通是最便捷的方式。沿海地带和北方行政中心之间的联系则更为困难。在100年前，即使是装备最精良的官府驿使，步行至少要56天，骑马也要至少32天才能从广州到达1900英里之外的北京。[15]大多数普通的旅客一般需要花4到6个月的时间完成这段旅程。[16]然而在1000多年前，那些时常出入中国海域的阿拉伯船只，即使是装备最差的，也只需22天就能从广州经由新加坡海峡到达爪哇岛。这段路程同样为1900英里。[17]
早期的沿海诸国
中国最早的水师由周武王组建。当时的人掌握了颇为先进的造船技术，已经远远脱离了独木舟和木筏的阶段，船舶也成为常用的交通工具。[18]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在位第九年，下令主掌舟楫的官员(当时官名为苍兕)集结船只运送军队东征。[19]
周武王大规模实行分封制，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上百个。其中，齐国地处以基岩海岸为主的山东半岛，吴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越国在丘陵众多的浙江境内，楚国的位置在今天湖北和湖南一带。吴、越和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蛮夷之地，在不断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过程中，它们也逐渐崛起。齐国临海，吴、越、楚三国境内水系发达，舟师(当时的水师)的实力都得到了发展。至公元前6世纪，各诸侯国间水战的规模和数量都有所增加。
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就已出现胆识惊人的船员。他们穿越山东至辽东的海峡，沿朝鲜的海岸航行，来往于各个岛屿之间。[20]公元前710年，朝鲜发生饥荒，很多朝鲜人坐船来到今山东境内的鲁国和齐国购买粮食。[21]山东地区成为海上活动的中心。公元前656年，齐国预谋攻打南方的楚国，如果从陆地行军需要穿过陈国和郑国(位于今河南地区)，于是有人提议改派船队沿海南下到达楚国，以攻其不备。[22]
与北方人相比，南方人出海远征的时间要更晚。[23]公元前603年，楚国攻打吴国。楚国舍弃了顺长江而下这条捷径，而选择了淮河这条水路东进。[24]到了公元前549年，史书记载楚国战船顺长江而下袭击了吴国，[25]长江渐渐成为水上战场。公元前525年，吴、楚两国舟师于长岸(今安徽当涂附近)交战，楚军击败吴军，缴获战船“馀皇”号。后来，吴国又设计夺回该船。[26]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23年和公元前518年，楚国都在打造战船。[27]但到了公元前489年，楚国的战船并未能阻挡吴国的舟师，将领及七名官员被吴国俘获。一时间，楚国有亡国之险，人心惶惶。[28]
吴国能大败楚国，一跃成为海上强国，进而晋级春秋五霸强国之列，伍员(伍子胥)功不可没。[29]伍员曾在楚国为官，受迫害后投奔吴王阖闾。吴国战胜楚国后四年，派了一艘战船冒险远洋。公元前485年，吴国的舟师在徐承的统率下，沿海北上伐齐。尽管吴国在这次战争中失利，但它发动的这次战争开创了中国历史，甚至可能是东亚历史上出海作战的先河，意义非同凡响。[30]
然而，吴国的霸主地位持续时间并不长。西边的楚国和南边的越国在水战中多次战胜吴国。公元前478年，越国在笠泽(今平望湖[4])之战中彻底击败吴国舟师，四年后吴国灭亡。[31]越王勾践(前496—前470年在位)治理下的越国取代吴国，成为东南地区的霸主。公元前472年，越国从浙江的会稽[32]迁都山东琅琊，此后89年，琅琊一直是海上霸主越国的都城，越国的疆域从山东沿海拓展到福建。五个多世纪以来，琅琊和会稽一直都是中国重要的海港。
吴国和越国强盛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们的舟师力量强大，士兵更善水战而非陆战，所以在中国东南一带的江河湖海上能完胜对方。[33]但只依赖舟师的力量也有局限性，吴越两国无法进一步挥师北上，在平原和山地上作战。
《越绝书》[34]中关于吴国舟师有以下记载：
阖闾见子胥，敢问船军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桥船者，当轻足骠骑也。[35]
《越绝书》中还有关于“大翼”这类战船装备的文字描述：
伍子胥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36]
显然，船上只有军官、士兵及操长钩、矛、长斧的四人才有资格穿盔甲。根据对武器的描述可知，此战术是士兵先远程射箭，当船逼近敌方时，钩住敌船后，登船短兵相接。
已失传的《水战兵法内经》中对战船规格也有记载，与《越绝书》所记略有差异：“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37]
人们通常将吴国舟师的战船分为两种类型：楼船和戈船。虽有古书称[38]，楼船因伍员的发明而闻名，但吴国在伍员之前就有关于楼船的记载。中国编年史上出现的第一艘大型战船是公元前525年吴楚之战中的“馀皇”号。领军的公子光(阖闾)称“馀皇”号系先王座舰，因此这艘战船必定是在公元前525年之前建造。后来，“馀皇”号不仅是一艘指挥舰，也泛指一类大型战船，[39]因这类战船外形似龙，或画成龙形，也被称为“龙船”，[40]这些船可能就是中国南方每年龙舟赛中的龙舟原型，[41]其显著特点是船头的雕像为鹢首。
“戈船”到底是什么，一直未有定论。有人认为“戈”实际是平底船凸出的撞角，有人则说“戈船”是运戈的船。[42]勾践时期的越国舟师拥有300艘“戈船”，可载8000名士兵，“楼船”战队可载3000人。此外，战国时期的越国还有一种号称“急流浴浪不溺”的战船“海鹘”[43]。如果战国时期的“海鹘”和唐、宋时期的“海鹘”类似，那么它也是左右置浮板的设计。[44]
在楚国、吴国和越国水军力量崛起的同时，航海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起初，这些国家使用的是普通船舶，后来才慢慢专门为水战而设计船舶和改良兵器。大家普遍认为是伍员发明了水战的兵器，并将陆地的战术引入水战。[45]
墨子认为是鲁国的公输般将水战武器带到了中国南方，他在书中对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水战有如下记载：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
公输般自鲁国来到楚国后，开始制造水战兵器，其中有钩强。敌军后退则钩之，敌军进攻则强之。兵器也是根据这些钩强和撞锤的长度打造的。楚国的兵器标准统一，占据优势，击败了越国。[46]
因此，让楚国、吴国和越国水军力量强大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喜好航海的性格和北方先进技术的共同作用。航海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进步是船帆成为船舶前进的动力。[47]早先，楚国、吴国和越国在长江或湖泊上进行水战时，船的动力主要依靠士兵用船桨划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当时的文字记载大多将南方的船舶和船桨与北方的马和马车进行比较。人们很有可能就是在公元前5—前6世纪的某段时间开始使用船帆。吴国的战船“馀皇”号出现在公元前525年的水战中，当时该船应该已经使用船帆，因为600年后，马融的诗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方馀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5]”[48]可能正是因为吴国的战舰使用了船帆，才能于公元前485年北上攻伐齐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及中世纪早期的帆是由织品制成的，这一点从汉字“帆”的构造可以看出。早期制造船帆的材料通常是丝绸，因为造价昂贵，所以不具推广价值，而棉布在宋元时期才开始普及。[49]因此，12世纪以前，常用的帆由竹篾编成，称为“蓬”，蓬也可指船上用篾席制成的遮蔽设备。这一点也可解释中国的帆的起源。
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商业来往频繁，各诸侯国极力扩张本国的领土，兼并一地后往往迁移人口、设郡县等机构管理。由此，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中华文明也被更多的人接受。随着各诸侯国、各族人民的交往增多，人们的地理视野随之扩大，对“海外”的国家和人民的认识也随之加深。战火绵延，政治秩序失衡，社会和经济发生巨变，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一方面技术有了进步，另一方面人们有了一个全新的意识：中国只是天下一角，并非整个世界，东海的彼端还有其他国家的存在。新的宇宙观中有一个阴阳五行流派，代表人物叫邹衍，他提出阴阳五行学说，建构了一套宇宙观，用以解释自然现象及人事政治。这种思想在当时颇为流行，齐国和燕国的宫廷中有不少他的追随者，他的思想很受欢迎。[50]
邹衍等人提出过东海之外有其他国家存在的假说，后来被其他方士加以夸张润色，演变成了“三神山”的说法。其中有海上之方士禀告齐王和燕王，渤海有三神山，名蓬莱、方丈和瀛洲，路程并不遥远，只须派船出海即可求得长生不老药。齐威王(前357—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前342—前323年在位)及燕昭王(前311—前278年在位)都曾采纳建议而派船出海寻药。尽管被派出去的这些船队都称因逆风而未到达神山，但齐王和燕王并未放弃希望，仍然不断地持续派船出海，但最终一无所获。[51]
齐、燕两国的出海探险为秦始皇后来的派船远航做了铺垫。公元前221年，秦王灭了六国中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后，登基称帝。公元前219年，齐国方士徐福[52]上书秦始皇，请求组织船队出海寻找蓬莱、方丈和瀛洲这三座神山。[53]秦始皇准许了他的请求，命船上装满耕具及谷种，并派三千童男童女及百工随行，[54]众人从山东的琅琊港起航。[55]
这次远航的规模巨大，耗资不菲，即使是秦始皇这样穷奢极欲的人，都曾抱怨此次远航的费用过于高昂。徐福出海后，一直未有消息传回，秦始皇又于公元前215年派另外四名方士继续出海寻找神山，带回长生不老药。但这四人中，只有一位叫卢生的回来了。[56]但卢生也于公元前212年逃走，下落不明。秦始皇大怒：“徐福等费以巨万计。”[57]
徐福最后还是回来了。两年后，秦始皇再次巡幸琅琊，遇到徐福。当问及寻求仙药失败的原因时，徐福推说出海时遇到鲛鱼，无法前进，要求增派弓箭手对付鲛鱼。得到应允后，徐福率弓箭手再度从琅琊出发。他们绕过山东半岛，沿着海岸航行，在芝罘射杀了巨鱼。秦始皇病入膏肓的消息传来后(秦始皇在此后的一个月后病逝)，远航便被中止了。[58]徐福觉得这是个逃离的机会，便继续航行到达“平原广泽”之地，自立为王。[59]
徐福在公元前219年和公元前210年的两次远航，并非只是虚无的传说(尽管这个故事在口口相传时确实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曾提到过三次。[60]司马迁书中记录的年代被公认为比较可靠，而且他本人(前145—前90)生活的年代只在徐福之后的半个世纪，当时应该仍有很多记得徐福远航事件的人在世。司马迁在某一处记录徐福的地方提到：秦始皇暴政，修筑长城，又征讨他国，百姓想造反的十家有五；他又斥巨资让徐福出海求药，使得想造反的十家有六。[61]秦国国内民不聊生，很多百姓便想逃至别国避难。而有一些人曾是将领或士兵，因种种原因到了其他国家。例如，庄蹻率军入滇建国，[62]赵佗割据岭南(今广东和广西一带)[63]，卫满在今天朝鲜平壤一带建立政权。[6][64]有些逃亡的中国难民继续前往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政权，称为辰韩，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字的发音源自“秦韩”。[65]
有人认为徐福的远航带有海外殖民的目的，因为当时他携带了谷种和耕具，随行中有数千童男童女、百工及士兵。[66]尽管也有观点认为他可能航行到了菲律宾，并在当地定居，但一些现代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他自琅琊起航后，便一路东行到达日本。他们很有可能是史前日本的出云国人。[67]
秦始皇死后，各地相继爆发起义，最终导致了大秦帝国的灭亡。继秦而起的汉朝立国初期，因长期战乱而致力于休养生息、厚植国力，解决北方和西北边境的匈奴问题。但一直到汉武帝在位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才取得了胜利，给北方和西北的边境地区带来了暂时的和平。此时，他才得有余力开始关注东南的沿海小国。
公元前121年，汉朝军队大败匈奴军队，收复河西走廊(今甘肃一带)。汉武帝知道要统一沿海地区，必定会有水战，因此同一年他命人在京城长安附近挖了人工湖“昆明池”用以操练水军。见证了这一切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在书中描述一些船“高十余丈”，[68]很可能这些船的桅杆也是同样的高度。
类似吴、越的舟师，汉朝的战船主要有楼船和戈船两种。2世纪，一本训解词义的古书《释名》把楼船称为“舰”，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指大型军用船只。书中还提到楼船甲板和甲板上面以及船的四周都有厚木板，以免触礁或用以抵挡弓箭，所以船里面和笼子很相似。戈船被称为“蒙冲”，这个词也沿用了几个世纪，指轻便的攻击性快艇。蒙冲外形狭长，专用于突击敌方船只。[69]
汉朝的楼船军人数达20万人。[70]楼船军分为三支：青齐(今山东)、江淮(今长江和淮河)、会稽(今浙江)。最大的一支江淮军拥有十万水兵，由杨仆统率，驻扎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会稽军由会稽太守朱买臣创建，由韩说统率，驻扎在今宁波港以南的勾章。[71]
公元前112年，万事俱备，汉武帝发动平叛南越的战争。南越由赵佗建立，后南越丞相吕嘉造反，杀南越王母子和汉使，另立南越王与汉对抗。时人司马迁记载，汉武帝派十万江淮楼船军讨伐南越。楼船将军杨仆领命，率军经今江西水路南下，再经藩属国的北江(今珠江干流)进入今天的广东境内。《史记》或《汉书》中并未明确提到杨仆是自己还是率军走的这条路线，只提到杨仆本人由一小队人护送越过大庾岭，而他的楼船军浮海南下途经福建时，闽越王也派船跟随。
同时，一路戈船军由零陵(今湖南境内)出发南下，另一路由广西西江出发西行。三路水军最后将在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境内)会师，由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领围攻番禺。[72]
楼船军率先到达，不等与其他两路军队会合，便先行在港口攻打南越战船，击沉烧毁敌船无数。吕嘉和南越王闻风而逃，南越归降，汉军接管了南越的领地，包括今天广东、广西、海南岛以及东京(今越南北部[7])，最远到达今天的越南清化。汉朝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九个郡。[73]
平定闽越
南越灭亡后，杨仆曾希望率军攻打闽越，但汉武帝命他的水军暂时休养，并利用这段时间巩固对中国南方地区的控制。公元前111年，两路楼船军发兵攻打闽越。杨仆率军从广东北上，横海将军韩说从宁波南下，最后两路楼船军在闽越王城泉州(古称刺桐)附近会师。[8][74]闽越王见到眼前兵力强大的汉军，不战而降。[75]
之后，汉武帝又将目光转向了卫满朝鲜。卫满建立政权后，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今朝鲜平壤一带)。汉武帝命曾参与反击匈奴战的荀彘率兵从陆路出辽东(今满洲里)，楼船将军杨仆率五万青齐(今山东)军从齐地渡过渤海，水陆两路进军朝鲜。杨仆率领七千人的部队先行抵达，等候陆军。不料荀彘的陆军被朝鲜大军拦截。一支朝鲜军见杨仆的兵力不足，便出其不意地突击汉军的战船。受到朝鲜军猛攻的汉军不得不撤退，战船严重受损。杨仆本人的战船被击溃，在一座小岛搁浅，滞留了十多日才获救。杨仆集合溃散的士卒，沿海岸北上到达今天的大同江一带，准备支援荀彘的陆军。但杨仆没有冲破朝鲜军的防御，而荀彘与敌军休战后，命人抓了杨仆。
消息传到朝廷后，汉武帝大怒，撤了杨仆和荀彘的职并按军法处置，任命公孙遂为水陆两军总将领。公孙遂率军击败了朝鲜，汉朝因此将朝鲜纳入版图中，并设立为四郡。[9][76]
南越(广东)和闽越(福建)平定后，较顺利地融入了中国版图中。与此相反，朝鲜和东京两个地区的语言及文化风俗与中国截然不同，并不能轻松地接受中国的统治。从汉武帝死后到王莽篡汉，这个时期内朝鲜部分地区爆发叛乱，直至公元41年，恢复汉室的光武帝刘秀才派水师收复叛乱地区。
同年，征侧和征贰两姐妹在安南[10]举兵，并得到各地纷纷响应，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开始加入反抗东汉政权的队伍。征氏姐妹夺取了安南北部，甚至今天广东的部分地区，并建立政权。
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刘隆为副将，段志为楼船将军，出兵安南。到合浦港(今雷州半岛)时，段志染病去世，马援亲自率领楼船军向南航行。公元42年春，船队在海上遭遇敌军，击毙对方数千人，俘虏万余人。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历史上中国首次对外的海战。[77]
接着，马援率大小楼船两千多艘，战士两万多人，继续南下到达九真(今越南清化附近)，彻底消灭敌军，并带回被俘的反抗军首领。马援平定征氏姐妹叛乱后，在日南郡(近今越南河静省)竖立铜柱作为汉帝国最南界。
公元42年的这场由马援在东京海岸统率的海战，无可争议地翻开了中国海军史的新篇章。在此之前，中国在江河湖海上的水战只发生在中国人或与中国风俗文化相近的民族内部之间。而马援的这场战役是中国水军首次在公海上对战真正的“外国”水军，即今天的越南水军。
到公元1世纪，国家间的海上外交和贸易往来已经不胜枚举。汉朝平定南越后，派朝廷官员率领船队从合浦港起航到达印度东海岸。[78]后来，罗马帝国的商人发现，利用季风，可从红海的一些港口出发到达锡兰，穿越孟加拉湾经过马来半岛来到被当时罗马人称作“卡蒂加拉”的东京。[79]
贸易兴盛之后，朝廷也慢慢组织海军保护往来的商队，并开展海上侵略的反击战。马援这支两千人的楼船战队彰显了中国水军在南海的实力。但是，先前叛乱的安南军队能够组织船队正面与之对抗，也说明了安南人的水军实力并不弱。再往南，占婆人、高棉人以及爪哇人都有自己的水军队伍，相互不断挑起海上争端。进入公元纪年，按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中国边境的海域就相当于地中海”[80]。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汉室衰败之后，进入魏(占据中国北方地区)、蜀(今四川)、吴(今中国东南沿海省份至东京)三国鼎立的状态。孙权是位卓越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吴国成为海上强国。由于水师实力雄厚，能够阻止魏、蜀两国的进犯，但吴国也无法深入魏、蜀两国境内开展水战。今天汉口附近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三国交界之处，几场关键性战役都在此处进行，其中以208年的赤壁(在汉口下游方向不远处)之战最为出名。此战中，吴国的水军与一小部分蜀国军队联合，巧施火攻，以三万兵力战胜了魏国八十万大军。
作为海上强国，吴国在航海方面非常活跃，但并非每次都完美收场。230年2月[11]，孙权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率万人浮海求东海之中的夷洲和亶洲。[81]船队在外逗留了一年，由于水土不服，许多吴军士兵死于疾病。[82]船队未找到亶洲，但从夷洲带回了几千俘虏。[83]孙权认为卫温和诸葛直违诏无功，诛杀了二人。[84]
由于古人对地理方位描述语焉不详，所以对这两座岛的位置一直未有定论。现代学者认为夷洲和亶洲可能都位于日本群岛[85]或是流求群岛[86]。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两座岛完全不在一个地方，很多人觉得夷洲实为台湾[87]，而对亶洲的位置推测，结论有日本[88]、流求群岛[89]、海南岛[90]等，甚至还有结论认为，它可能是江苏北部沿岸地区的一个离岸岛[91]，如郁洲岛。
《三国志》为两座岛的位置提供了三处重要的线索：(1)这场发生在230—231年的远航探险，是去“求”夷洲和亶洲，说明这应是一趟探索之旅；(2)这次远航花费了一年时间；(3)书中提到两座岛在遥远的海中。这些线索排除了二岛为任何离岸岛的推断。2月起航的时候，海上吹的是东北风，[92]船队不太可能会往日本的方向前进。更何况，238年，魏国重新控制朝鲜半岛北部后不久，日本邪马台国就派使者到洛阳，魏国于240年派遣使者回访日本，并带回岛国的一手资料。[93]如果吴国的船队攻入了日本，魏国应该能收到消息，但实际上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94]认为亶洲是海南岛的推断也可以否定，因为海南岛离广东的海岸最近只有15英里，距离并不算远，也很容易到达，而且吴国在242年的时候曾派船队越过琼州海峡，征服了海南岛。
排除了离岸岛、日本和海南岛的可能性后，只剩下台湾和流求群岛。吴国船队所到达的夷洲可能是台湾。当时的吴国将领沈莹曾在《临海水土志》中提到“夷洲位于临海郡东南两千里左右”，根据这一描述唯一可以着陆的大岛只有台湾。亶洲的距离更遥远且难以到达，如果排除日本的可能性，那就只剩下流求群岛。有一种说法是徐福到了流求，建立了聚居地。这种说法似乎是当地史官进行了窜改，也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对亶洲位置的判断。
232年，船队从夷洲返回后，孙权又派出了另一支水军前往北方的辽东(今满洲里南部)。当时魏国的辽东太守公孙渊暗通吴国，孙权意图与其联合对抗魏国，便遣将军周贺和校尉裴潜航海至辽东。当时船队在春季起航。
魏国迅速做出了反应，立刻命人从陆路进攻辽东，又令大将田豫率水军从海路堵截吴国船队，但为时已晚，吴国船队已经毫发无损地抵达了辽东。当时已近冬天，田豫估计，吴军的船只返航南下时(农历九月或十月)，正是风急的季节，必定依傍岸边行进，因此尽管他接到军令要在海上巡航，但仍然决定让船队停驻在山东沿岸的海域，等待吴军返航。果然不出其所料，返航的吴军船队张满风帆，绕过成山头，见到前方海上突然出现了魏国的战船，于是急忙改道靠向海岸寻找逃路。许多船只触礁沉没，有些船只被俘，只有少数逃出了战场，吴军将领周贺和裴潜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杀。[95]
在南方，吴国的海上行动更为成功，疆域向南拓展至东京。220年，吴国任命的一位太守叛乱，交州刺史吕岱率三千名水军士兵从合浦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了叛乱。[12][96]239年，另一位吴将廖式作乱，波及东京、今湖南和广西地区，孙权命吕岱讨伐廖式，前后征战一年才收复叛军所占地区。[97]242年7月，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三万水军攻打海南岛。[98]
吴国水师远征至中国南海，在中南半岛沿海地区均建立了政权，大大增加了与南边海洋国家的交流机会。吴国官员康泰和朱应曾领命出使南洋，到达了扶南国(今柬埔寨境内)及其以南的地方，并带回了大量有关东南亚的信息。[99]扶南国王于243年派使者至吴国，[100]有记载显示曾有异国来华的大型船舶，足可容纳六百人，[101]还有罗马帝国控制的近东地区的商人秦论来到交趾(今越南河内一带)，由交趾太守遣送谒见孙权。[102]孙权派官吏陪同秦论返国，但该官吏半途在海上病逝。[13][103]这些对外交流必然给吴国航海发展和水师力量带来直接的影响，不仅激起了民众对海外国家的兴趣，也促进了吴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然而，具有强烈海洋意识的吴国恰恰是被敌军的水师所剿灭的。265年，司马炎篡魏立西晋。280年，西晋攻打吴国。在此前，西晋一直在长江上游打造战船，训练水军。[14]由于西晋的将领都擅长陆战，所以他们的水战战术也和陆战密切相关。晋军的战船全都连在一起，构成“木城”，筑有楼橹，建有可骑马驰骋的道路，每个战队配有两千名士兵。吴国采用火攻战术，尽管很容易点燃对方的战船，却依然无法阻挡晋军这座漂移的堡垒前进。最后，西晋水师以压倒性的优势击溃了吴军。[104]
西晋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因此西晋虽然灭了吴国，统一了全国，但它能维持的时间只是昙花一现。周边的少数民族时常进犯中原，并在北方各自建立政权。西晋灭亡后，皇族南迁，于317年在南方重建政权，史称东晋。随着都城的南迁，大量中原人口南下，推动南方经济的繁荣发展，也让中国人史无前例地开始关注海洋。
朝廷兵力孱弱，而南方沿海城市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导致了海盗的猖獗，其中最强悍的海盗首领是原籍琅琊人氏孙恩。孙恩流亡广州的时候，曾航行到南越(今越南部分地区)，回程时攻克会稽(今浙江北部)，建立了据点，并通过传播五斗米道，召集了一支由亡命之徒和对朝廷不满的民众组成的起义军。[105]他迷惑民众的宗教思想很有可能是在海外流亡时吸收的。[106]孙恩挑起的战火遍及整个沿海地区，扰乱了正常的商业发展，多达20万人被掠入孙恩阵营，百姓惶惶不安，破坏当地的商贸发展。最终在400年秋，朝廷派刘裕率水军击退了孙恩，迫使其逃离东海附近的郁洲岛。在几个月后的另一场战役中，刘裕在今天的上海附近杀了孙恩。[107]
三年后，孙恩的妹夫卢循集结了一批海盗卷土重来。被刘裕打败后，卢循往广州方向逃窜，并攻下广州，自封为广州刺史。当时朝廷被北方的战役牵制，无暇顾及卢循。410年，卢循更加胆大妄为，带着十多万人和一千多只战船攻打东晋的都城建康(今南京)。但是他又一次被刘裕击退，败走广州。没想到此时广州已经被朝廷军占据，卢循在少数亲随的护送下坐船逃往交趾后被抓获并受到处决。[15][108]
刘裕多次战胜海盗，名声在外。东晋灭亡后，他于420年建立了南朝宋，成为开国皇帝。[109]刘宋偏安东南一隅，北方是几个由兵强马壮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只有东南一带可以开放与外部进行交流。于是，刘宋开始注重海上发展，通过海上线路开展对外交流，如佛教僧侣传播宗教、对外贸易广泛进行等。长年领兵作战，塑造了刘裕果决刚毅的性格。他建立了实力强大的水师，使刘宋成为海上强国。
刘宋时期最有威胁的海上劲敌是一个叫林邑的国家，都城约在今越南顺化北部，[110]控制着后来被称为占婆的一块地区。[111]林邑十分富庶，根据中国的史书记载：“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于浦。事尼乾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112]林邑国内部分财富是通过国王范阳迈[16]的贸易和海盗活动积累的。范阳迈的水军经常打劫掳掠附近的地区和往来中国的过路商船。421年，他派了由一百艘楼船组成的船队浮海北上，“寇九德，入四会浦口”。船队的几次活动都对当时中国管辖的范围造成威胁。[113]
终于，445年，刘裕使交州刺史檀和之征伐林邑，带回范阳迈。据记载，范阳迈一见到中国舰队接近，就立即派遣使者，表明愿奉上金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以求换得中国舰队返航，但遭到檀和之的拒绝。[114]446年夏，宗悫率领的刘宋军先遣部队击溃了林邑的海、陆军队，攻取了林邑国的国都，范阳迈抽身奔逃。进入林邑国都，檀和之缴获了大量金银珠宝，并下令推倒金银人像，将其熔化，获金上万斤，悉数带回刘宋。[115]
檀和之的远征是中国军队一次攻击性的战争，旨在摧毁敌军的基地和消灭对方的水师力量。撇开战略动机，对林邑国内大量财富的觊觎，也促成了刘宋远伐这个中南半岛小国的想法。
从这一点来说，5世纪之前，中国人出海的动机和水师的活动都曾和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岛的传说相关，中国人也因此开始了海洋探索和发现之旅。当时的水师效力于雄心勃勃的王朝，为保卫领土而出征奋战，阻止任何对中国东海和南海领土的侵犯，保护商贸往来，将边远地区的财富护运回中国。显然，中国水师是这些攻击行动的利器。
隋朝的海外战争
刘宋衰败之后，中国南朝先后被两个实力更弱的朝代——南齐和南梁统治。即便如此，中国水师对南海的控制仍然持续了一个世纪。548年的战乱之后，陈朝短暂地统治了中国南部，直到此时，沿海小国才停止对中国进贡。[116]中国北方则由少数民族政权交替统制，最后北周静帝将帝位禅让于隋文帝，隋朝建立。隋文帝控制中国北方以后，决定于589年南下灭陈，统一中国。尽管南陈国力很弱，但却继承了以前几个政权的强大水师力量。隋文帝认为，只有建立一支自己的水师力量，才能成功攻下南方统一中国。
隋文帝先后派遣上柱国杨素、李衍等人营造战舰，训练水师。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隋军的水军分两路进攻。一路由燕荣率领，从东莱(今山东龙口)沿海岸南下从东面攻取南陈都城建康，即今天的南京，[117]另一路由杨素率领，沿长江顺江而下从西面进攻。长江上的舰队中有一些规模史无前例的船只，称为“五牙”。据记载，“五牙”是有五层结构的战舰，高百余尺，拍竿高五十尺，每船可容纳八百人。次一等规模的船舰称为“黄龙”，可载一百人。[118]凭借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战舰，隋文帝不费吹灰之力便灭掉了南陈。
统一中国之后，隋文帝开始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林邑国的富庶之名，再加上檀和之从那里带回的大量珍宝让他印象深刻，[119]因此在平定南陈之后，他便计划远征林邑。
然而，高句丽侵袭今满洲里地区，迫使隋文帝将注意力从南方转到了北方。589年，他派兵水陆并进征讨高句丽。但由于粮草不济，瘟疫横行，陆路隋军还未与敌军打个照面就撤退了。水路隋军从东莱出海，在朝鲜海岸遇到暴风雨，船多沉没。[120]
605年，尽管当时林邑王范梵志[121]已经遣使进贡[17]，尊隋皇为君主，隋炀帝还是任命刚刚平定交趾的刘方为州道行军总管，出征林邑。隋文帝的逝世也未能阻止远征的步伐，隋军按计划日期出行，李纲为司马。605年2月，刘方率水师到达海口(林邑入海处)。李晕率领的陆路军队，从阇黎江上游某处上岸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击败了范梵志的军队。隋军在林邑国都“俘馘万计，获其庙主金人”。隋军有一支舰队向南追击逃亡的范梵志，但未果。这次远征结束，中国的势力扩张到了今天越南潘朗，但隋军的损失也很惨重。大部分隋军并非战死，而是由于气候及长途跋涉染病而死。损失了半数兵力后，刘方决定班师回朝，但他自己也在回程途中不幸病故。[122]
隋炀帝于605年继位[18]，他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了隋文帝的开拓疆土政策。他派遣使者恢复与他国的政治、文化和商业联系，以扩大隋朝的影响力。隋朝使者通过海路到达了一些海洋国家，包括东面的日本(倭国)和南洋的赤土国(今马来半岛)。隋炀帝和之前许多帝王一样，对东海仙山的传说深信不疑，渴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找到它们。海师何蛮曾对隋炀帝说，在风向适宜的情况下，水行五日可达流求。在他的提议下，605年[123]，隋炀帝遣朱宽带队、何蛮任向导出使流求，开始了一场“求访异俗”的探索之航。船队到达流求后，掠了一名当地人返航回国。[124]次年[125]，隋炀帝又再次令朱宽率领更多兵马去流求宣旨招抚。在遭到当地人的反抗后，朱宽带走了一些当地人的布甲便撤退了。这些布甲被展示在隋朝的都城长安[19]，恰好被一名日本使者看见。他认出这些布甲是夷邪久国的人所有。[126]
为了让岛民臣服，隋炀帝遣陈棱为主将，出兵远征流求。[127]三年后，即610年(这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隋朝可能在为出征添置装备)，陈棱以及副将张镇周率东阳(今浙江金华地区)驻地兵一万人，从广东的义安出发。船队途经高华岛，后向东二日后到达鼊屿，再一日便到达流求，[128]整个过程历时一月有余。[129]
流求人见到船队，以为是来贸易的商人，纷拥至海滩围观，并带出物品交易。因此陈棱一行人畅通无阻地上了岸。很快，当地人便意识到了隋军的敌意，加入了国王战士的队伍一起反抗。他们三次试图将隋军赶走，但每次都遭到重创。张镇周率领的隋军击败防守的当地人后，将他们俘虏并赶回营寨。在岛上短暂停留之后，陈棱载着几千名俘虏返程。[130]
对于隋朝记录的流求位置，学者们一直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它指的是今天的台湾，[131]那么高华岛和鼊屿就是澎湖列岛。[132]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指的是今天的冲绳，[133]那么高华岛和鼊屿就可能是台湾北部和先岛群岛。不管怎样，隋朝的这几次远征让中国航海历史有了革命性的进展。[134]从中日两国船员往来于两国之间的航行来看，这种进展循序渐进，先是沿着海岸航行，再从岛屿到岛屿，最后驶向了广阔无垠的大海。
到653年，日本僧侣和留学生来大唐的航线是穿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海岸航行，再穿过黄海到达山东的北海岸。[135]新罗灭百济之后，敌视日本，于663年关闭了这条航线，迫使日本亟须新开一条来大唐的航线。698年，一位日本使者航行到了日本南部的群岛，这些岛屿统称为南岛列岛。第二年，多榇岛(今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岛和德之岛上的首领派遣使者访日，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701年，日本的船舶经过屋久岛和其他的岛向南来到奄美岛，然后再从奄美岛向西到达长江入口处。有时，这些船只不得不航行到更南方的阿儿奈波岛(今冲绳)，等候合适的风向再向西前进。一百年来，这条航线成为中日两国来往的主流路线。有些中国和日本的海员五日便可从长江入口到达阿儿奈波岛。[136]
一直到9世纪初，由于中国东部的港口和日本九州的萨摩海岸之间开通了更直接方便的航线，南岛这条路线就慢慢被弃用了。中国的船长可以用五到七天完成这段旅程。在朱宽和陈棱远征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中日两国海员都将冲绳作为补给站。朱宽最先将流求命名为“流虬”，意为“流动的虬龙”，因为岛的形状让他觉得“若虬龙浮在水面”。《隋书》的编纂者将“流虬”二字改为“流求”。[137]清朝出使冲绳的官员在1718年记录，这座狭长的岛的确让他想到了龙。[138]而台湾岛的面积比较大，早期的航海人员不太可能精确判断它的形状，而且不管怎么说它的形状更像椭圆形，完全不会与“龙”扯上关系。
唐初对朝鲜半岛的战争
605年，隋炀帝继位第一年就下令在长江流域创建一支舰队，为征讨朝鲜半岛作准备。[139]612年，隋炀帝集中百万兵力，正式下诏水陆两路征伐高句丽。水路的来护儿将军率领的楼船队先行到达。不等路陆军到来，来护儿沿大同江向北航行，在平壤六十里外击败了高句丽船队。来护儿带兵**，在高句丽国都郊外上岸。当隋军在郊外大肆抢掠之时，高句丽兵突然杀出，隋军溃不成军，被迫撤退。来护儿率残兵退到入海口，等待陆军到来。冬日临近，陆军一直无法突破高句丽在今天满洲里一带的防线，来护儿不得不退军返航。[140]613年，来护儿再次率兵攻讨高句丽，但行至中途，杨玄感在洛阳起兵造反，他只好返回协助剿灭叛党。隋朝第三次征讨高句丽就顺利多了。水陆两军并进，来护儿占领了卑奢城(卑沙)，在他准备进攻平壤之时，隋朝接受了高句丽的降书，两国就此休战。[141]
隋朝之后的唐朝最初想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保持和平。但这三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甚至牵扯到唐朝和日本的关系。562年，新罗吞并了任那(加罗)，将日本势力从朝鲜半岛驱逐出去，疆域拓展到黄海边。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希望能恢复失去的地盘。[142]因此日本一直往高句丽和百济输送兵力和物资。642年，三国联军入侵新罗。[143]
与此同时，唐朝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关系却在恶化，特别是当两国的战舰开始侵扰大唐与新罗的海上贸易之后。高句丽的渊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独掌大权，拘留了大唐出使高句丽的官员，并联合百济出兵新罗。唐太宗被渊盖苏文的所作所为激怒，于是下令征伐高句丽。[144]
吸取了隋朝对高句丽作战的教训，唐太宗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一项就是加强水师力量。644年秋，他下令在今江西南昌、鄱阳和九江地区建造四百艘战舰。[145]四个月后，大唐开始出征。唐太宗的战略是让陆军攻打辽东，以便将高句丽的兵力都赶到前线，再让水师奇袭高句丽的王城。某次朝会上，唐太宗曾说：“高丽地止四郡，我发卒数万攻辽东，诸城必救，我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固易。”[146]因此，唐军联合契丹、靺鞨等部发兵六万，在李的率领下直趋辽东，张亮领兵四万三千，战舰五百艘自东莱泛海趋平壤。[147]
水军率先到达并攻克卑奢城，并占领了离平壤不远的海岸线。这路抢滩登陆的水军立即成为高句丽防御的重点对象，但高句丽并未如唐朝预期的那样，将所有的兵力都派往鸭绿江一线。唐军渐渐退让，撤回战舰上，苦等另一支唐军未果，只好返航。而那一支唐军随着冬日临近，供给不足，无法再向高句丽前进，只好撤退。[148]
647年，唐太宗准备再次攻打高句丽。这一次他有意打造一支实力雄厚的水师。建设水师的重任落到了江南一带(大约是今天的江苏、江西和浙江地区)，十二州工匠受命建造一百艘大型战舰，每艘要耗费一千两百匹缣，以及小型的船。而蜀地(今四川)的百姓则受命为这些战舰出资，蜀地不堪重负，邛、眉、雅三州爆发动乱。[20][149]当战舰造好、叛乱平定，一切准备就绪后，所有战舰都行驶到东莱，港口已有一万水军在牛进达的指挥下整装待发。唐太宗再次任命李带领陆军。这一次，高句丽通过外交手段赢得了时间[21]，唐军出发的时间拖到了冬季，为时已晚，不适宜攻伐。
648年，唐太宗计划第三次出征高句丽。这一次，部分战舰由远在今天四川地区的百姓打造。这些战舰长百尺，宽五十尺，每艘耗资2236匹。出资造船或能雇用劳力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建造完毕的战舰都顺长江而下抵达扬州集中，由水军将领接收，并和其他新建的战舰一起行驶到东莱。[150]征伐高句丽的舰队共有三万人，由薛万彻带领。但由于唐太宗驾崩，出征高句丽的计划取消。
唐太宗征高句丽虽以失败告终，但却牢牢牵制了高句丽，使新罗得到了十多年的安定时期。660年，高句丽和百济在日本的支持下，再一次联兵入侵新罗。唐朝又一次派兵支援新罗。这一次，大唐采用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战略。之前，高句丽在北线一直成功地贯彻“坚壁清野”的策略，因此，唐军很难从陆路穿过辽东平原，海路力量也不够强大到攻破高句丽海岸。如今，形势不同了，大唐同时和高句丽及百济作战，而百济的兵力比较弱。大唐便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新罗从陆路、大唐从水路一齐向百济进攻；攻灭百济之后，两路联军就能从两面夹击高句丽，并切断日本对高句丽的支援。[151]
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率兵十三万，由战舰护送从山东渡过黄海抵达百济。大唐的战舰在熊津江(今锦江)入海口不费吹灰之力击溃了百济的战舰[22]，之后未受任何阻挡自熊津江向北深入。7月10日，唐军大破百济王城熊津，同时五万新罗骑兵从后方穿过险隘，不停骚扰百济军队。在联军的夹击下，百济覆灭。[152]留下刘仁愿及一万兵力镇守百济后，苏定方继续沿海岸向北航行讨伐高句丽。661年9月，苏定方在大同江击败高句丽军，围攻平壤。渊盖苏文闻风而逃，然而守卫高句丽王城的军队却负隅顽抗，不肯投降。苏定方包围平壤却迟迟未能攻下，军资供应开始短缺。662年初，一场暴雪让高句丽得以解围，唐军只能返回。[153]
与此同时，唐朝和新罗在朝鲜半岛上不断扩大的势力，让日本感到了威胁。齐明女皇亲自挂帅率军为百济解围，但行至九州染病去世，这次远征也被迫取消。[154]661年，天智天皇令由五千日本军和一百七十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护送百济的质子丰璋王子归国即位。当时百济的旧将福信聚集了百济旧众，组成一支军队，得到日本兵力和物资的支援。[155]新罗兵撤退之后，镇守的唐军发现百济暴动四起，也退守到熊津城，但很快受到围攻。
获悉朝鲜半岛的战况后，唐高宗命刘仁轨火速在山东集结人马，急攻百济。662年夏，刘仁轨大败百济军，解除了对熊津的包围。[156]与镇守百济的人马合军后，刘仁轨开始攻打百济残余。即使有奉诏出兵的新罗人帮助，要剿灭百济依然困难重重。
百济人顽强死守，并不断接受日本的援助。663年春，两万七千日本兵乘坐一千多艘战舰抵达百济海岸。[157]刘仁轨迅速要求增兵，但朝廷只派了孙仁师从山东统水军七千出发，于8月抵达。[158]
百济军在内陆的炭岘和港口周留建立了两个大本营。刘仁轨决定攻打周留，因为由日本支援的军资兵马都要在此地下船。刘仁轨携副将杜爽及百济末代世子扶余隆出了熊津江向周留进发。当时他的舰队有170艘船，其中包括战舰、船舶以及粮船。[159]另一方面，新罗军自内陆进军，并于8月13日发起进攻，攻占了炭岘。
8月17日，唐军的舰队列队抵达熊津江口的伎我岛附近。8月27日，日军从周留港突然出击，猛攻大唐战舰。日军不自量力，用小战舰冲撞唐军的楼船，四战下来，伤亡惨重，唐军四战四捷。[160]
与百济王子匆匆商议之后，日本决定撤出周留。10月5日，日本调集残余战舰和兵力突围，一驶出港口，日本战舰就呈楔形，意图冲向大唐舰队陈列的中心。然而据日本史书记载：“大唐便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161]
刹那间，大部分日本战舰受创严重，将领朴市田来津也“于焉战死”[162]。“烟焰涨长，海水皆赤。”[163]从当时战况的描述来看，唐军似乎使用了火箭，将士随身携带一小葫芦油，然后火烧日本战舰。两日来的激烈海战，唐军“焚四百艘”[164]敌舰，唐军损失未有记载。
白江口海战使大唐对朝鲜半岛战争趋于白热化。七天后，唐军攻破周留城，迫使日军撤离，平定了百济。接着，大唐和新罗联军向高句丽推进，并经历五年苦战，于668年10月进至平壤城下，破城而占。高句丽在大唐的攻击下最终灭亡。[165]高句丽被灭后，朝鲜半岛东面[23]曾一度归入唐朝疆域，朝廷曾有一段时间在此设置都督府进行管理。而日本在白江口战败后，近一千年间，未敢再对亚洲大陆开战。
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
白江口战役的胜利使唐朝水师活动达到巅峰状态。水军配合了西线陆军的推进。然而，8世纪至9世纪，在西面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大食的战争以及西南面与南诏的战争使得唐朝国库空虚。同时，由于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等几次大规模的叛乱，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国内经济衰退。最终，唐朝于907年灭亡。
时局又像回到了公元前221年之前的战国时期和公元589年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段历史中的中国分裂成许多割据政权，每一个政权都想通过军事武装力量获得政治统治。在分裂的前期，北方的国家主要依靠陆军的力量，而南方的沿海国家更加依靠水师的力量，这种军事平衡的局面持续了几十年。
沿海的政权中，实力最强的是位于今天浙江的吴越和位于今天广东的南汉。吴越都城在杭州，在钱镠的领导下实力逐渐强盛。历代吴越王鼓励发展工商业，与统一了朝鲜半岛的高丽、日本及东南亚的沿海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建港埠，挖运河，因此吴越国的经济繁荣富庶。钱镠打造水军，并以此对付周边的吴(今江苏)和闽(今福建)，增强了国力。
在这一时期的众多海战中，有一场战役尤为特殊。发生在919年夏的狼山江(位于今南通东南方，靠近长江口)战役，不仅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更采用了新颖的战术。钱镠命儿子钱元瓘率领五百艘“龙船”(因形似龙而得名)作战。船队于4月出发攻吴，吴国立即派彭彦章从淮河地区(今苏北地区)召集士兵组成舰队拦截。以下是吴越史书对这场战役的描述：
夏四月乙巳，大战淮人于狼山江。将战之夕，王召指挥使张从宝，计之曰：“彼若径下，当避其初以诱之，制胜之道也。”乃命军中宿理帆樯，每舟必载石灰、黑豆、江沙以随焉。翌日昧爽，淮人果乘风自西北而下，危樯巨舰，势若云合，我师皆避之。贼船既高且巨，不能复上，我师反乘风以逐之，复用小舟围其左右。贼回舟而斗，因扬石灰，贼不能视。及轴轳相接，撒豆于贼舟，我舟则沙焉。战血既渍，践豆者靡不颠踣，命纵火油焚之。……斩其将百胜军使彭彦章，获士卒七千余人、贼船百余艘，余皆焚之。其斩馘甚众，自江及岸数十里，皆殷焉。[166]
除了采用撒豆子这种非正统的手段以外，钱元瓘的战术安排有几点也十分有意思。他充分发挥吴越战船体形小、速度快、操作灵活的特点，同时从大食国购入猛火油，装入铁银筒发射，重创敌军。[167]
南方的南汉海外贸易发达，经济富庶；水军强大，称霸一方。例如，930年，南汉王刘岩派舰队远征占城，并掠回大量金银珠宝。[168]南汉的势力向南一直扩张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因此，939年，曾为唐朝官员的安南人吴权在交趾起兵造反时，刘岩派出舰队平乱，希望夺取该地。舰队的将领是刘岩的儿子万王刘洪操。
刘洪操率舰队离开广州，穿越琼州海峡，渡过东京湾(今北部湾)到达红河入口。吴权刚刚诛杀了兵变的矫公羡，获悉南汉来袭，立刻顺河而下。吴权乘涨潮时先使人以轻舟出战，佯败后掉头逃入白藤江(今南赵江)。[169]体形庞大的南汉战船紧追其后。及至退潮，南汉军惊慌地发现江底探出了暗藏的包上铁尖的巨型木桩，让他们无法撤退。此时，安南人再趁机利用轻舟包围并袭击南汉战船，重挫南汉军，刘洪操及大半将士阵亡。[170]白藤江之战使安南人摆脱了中国人一千年的统治，从此独立出来。吴权于两年后自立为王。
五代十国大分裂末期，中国北方的统治者在与南方诸国的战争中发现，水军和陆军配合作战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后周世宗柴荣从南方请来了擅长水战的行家，帮助自己修造战船、训练水军。如此一来，两年后(956—957年)他便能够成功地在淮河地区水陆两路进攻南唐。[171]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曾是后周的将领，深谙水军用兵之道，他的水军在971年灭南汉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978年，吴越国主动向宋称臣。经过一系列战争后，宋朝又重新统一了中国。
北宋初期的皇帝都十分注重培养水师力量。宋太祖多次检阅战船，经常举行模拟水战让自己的水师保持状态。[172]宋太祖去世后，为他的继任者们留下了规模庞大的江河舰队。即使中国很快便陷入了对契丹辽国和西北党项西夏国的战争，但还是时不时会攻伐越南北部，希望重新恢复对其控制。1052年，宋朝将领狄青通过海路远征占婆国，在归仁附近取得海战胜利，平定叛乱[24]。向南扩张也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的一项政策，1076年，另一支宋朝舰队南下夺取并占领广南[25]一年，直到占婆人和安南人同意成为宋朝的藩属国。[173]
结论
至12世纪，中国已有1700多年的航海历史。中国很早便有海员出现，他们取得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中国人水战区域包括内陆江河湖泊、开阔的长江和珠江入海口、沿海水域以及海洋，这些水战既有内战也有对外战争，尤其是对高丽人及安南人。中国人的船队在东海上开始探索之旅。充足的人力和物产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曲折的海岸线让中国人可以建造出坚固结实的舰队。如果主将才干卓绝又运筹帷幄，那么这些舰队在对外的海战中通常都是所向披靡的。
但是，此时的中国还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海上强国，水军只是辅助的武装力量。在国内，水军通常受地方指挥，用于剿灭海盗；对外战争时，水军作为辅助力量，通常用于运输兵力和物资。而且水军通常只在战争期间才调动起来，组建时间很短暂，只有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政权才拥有长期固定的水军。
尽管海上贸易始于中国人民和东亚海上国家人民之间的交往，但中国其实并没有一支大型的商贸舰队，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带有的封闭性。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大部分是奢侈品，由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带到中国的海港。去海外的中国商人和行者不搭乘中国的船舶，而是外国的船舶。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业船运垄断了东亚海域的运输业务。[174]因为没有大型的商业船队，当时的朝廷也不需要一支长期稳定的水军来保护贸易。
早期的中国在海上事务中缺乏活力和创新，原因之一是中世纪末之前的中国将政治和战略眼光聚焦在北方和西北的边境。河西走廊是中国对外的门户。东面和南面的海洋在战略上居于次要地位，被视为后花园而未受过多的关注。要让中国的视线从大陆转向海洋，国家需要一次彻底的基础目标转向。称雄东亚海域之前，中国必须将视线从西北转向东南。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转变发生在南宋时期，具体内容会在下一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