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忽必烈的旨意，元朝的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碑文开始广泛使用八思巴创造的蒙古新字。担任官吏的人，都必须要认识蒙古新字，所以它也被称为元朝的“国字”。

为了推广蒙古新字，忽必烈还在各地设立“蒙古字学”。

公元1269年二月，忽必烈在下令颁行蒙古新字的诏书中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26)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这份诏书的大意就是说，蒙古发源于北方，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借用汉字和畏吾儿字作为自己的语言。但是这对于统治范围广泛的蒙古人来说是不合适的，蒙古人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命国师八思巴负责创造蒙古新字，以后在所有需要用到文字的场合都要用蒙古新字。

可见，忽必烈是把创制蒙古新字当作弥补国家“一代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具有重要作用的大事来看待的。

忽必烈注意到，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创制过自己的文字，且这些文字都是利用汉文的偏旁为基本元素来构造的。但是，忽必烈不愿意沿用这一办法来创制他所需要的蒙古新字，所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八思巴，希望八思巴利用藏文创制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文字。八思巴也不负忽必烈的期望，创造出了独特的蒙古新字。

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定国号为“大元”之前，再次请八思巴传授灌顶(27)，并晋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八思巴还奉命造太庙木质金表牌位，用蒙古新字书写帝后名号，并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后又在大明殿忽必烈的御座上建白伞盖，在上面用泥金书写梵咒，还倡建每年二月举行规模盛大的迎白伞盖佛周游京城内外的活动，并撰写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