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预言者和歌唱家，

他们掌握了所有的歌曲。

——史文朋《致维克多·雨果》

关于17世纪的英国抒情诗，我冒昧地说，诗歌的不同类型和流派融合到了一起，阻止了那些犀利的诗句；我们不知道从何处开始、何处终结。19世纪的法国诗歌（包括前后几年）分成了三类（虽然分类不是很清晰）：浪漫派、高蹈派和象征派。英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者（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出奇地相似但又有不同）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如此；探寻过去的故事题材，让灵魂徜徉在太空之中，挣脱了妨碍诗兴的缰绳。高蹈派反对浪漫主义者的放纵、个人的抱怨和拜伦式的自我主义，并试图让诗歌重新回到客观、非个人和“无感情”的状态中，这里并不是说要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冰冷，而是要像大理石一样纯净、坚实、优美。这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甚至认为莎士比亚和但丁都是“野蛮的”。后来出现了一些象征主义者，他们坚持以自我为中心，坚持歌颂某人，认为他们没办法真诚地做事情。古尔蒙是他们的代言人，他说，一个人写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张扬自己的个性。这三个“流派”和几个附属的小派（据说法国每十五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并不是相互敌对或排斥的，因为诗歌毕竟只是诗歌而已。勒孔特·德·利尔是法国高蹈派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就像魏尔伦一样追求自己的个性。法国高蹈派诗人宣扬和实践形式美和声音美（魏尔伦的座右铭是“音乐至上”）。象征主义者通过暗示将自己的感受传递给读者。如果法国高蹈派诗人在某种程度上与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者相对应，那么在浪漫与现实的交界处是否会出现问题呢？对于我们的诗人来说，会的！

我们不应该试图揣测他们属于哪一个流派，以期能够对他们有更深的了解。法国诗歌中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了，三十二岁时上断头台的杰出青年诗人安德烈·切尼尔拉开了这场运动的帷幕。他的灵感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虽然浪漫主义者声称他是一位先驱，但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古典主义者。不过他的古典主义一点儿也不迂腐，而且很有意义。他没有去借鉴他人，他天赋如此。他的诗歌是灵动和可爱的，这就是为什么浪漫主义者称他为开创者。他的一些诗句被摘录进了《希腊文集》中。

伟大的民谣歌手和流行歌曲的演唱者贝朗瑞并不是浪漫主义者，他自成一派，不过他那些充满活力的歌曲能够融入同期的浪漫主义者的作品中。他的歌曲和民谣闪闪发光，节奏活泼、曲调优美，即便不是伟大的诗作，也是很好的歌曲。没有哪一首歌比那首反对拿破仑的民谣——《有一个志大才疏的国王》——更激昂的了。

浪漫派的第一位伟大诗人是拉马丁。他的《沉思集》从未被人超越，是法国文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这种曲调自17世纪以来就没有在法国诗歌中听到过，它是自然的、新鲜的，也是真实的。其中的忧伤是多愁善感的、温柔的。整部诗集给人一种朦胧、飘逸和凄凉的感觉。他的感情范围是有限的，在雨果及其追随者们出现之后，他的朦胧感瞬间褪色。但毫无疑问，后来的诗人和评论家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他最著名的诗是《湖》，我摘取了索利翻译的两段：

亲爱的湖泊，转眼又熬过了一年，

眼前是她熟悉的波浪，

看！我独自坐在同一块石头上，

这样你就会知道她在何方。

你就这样在岩石的海角喃喃低语，

你就这样在岩石坚硬的胸膛上碎开；

风把泡沫抛洒在沙滩上，

她亲爱的双脚踩着的地方。

另一位创新者是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他的英国读者最了解的是他的历史小说《森-马尔斯》。他认为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古今诗集》颇具独创性。他在法国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并没有止步于青年时代的诗歌风格，他的诗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有思想性和独特风格。大多数新诗人都追随着夏多布里昂的信仰，但是维尼的宗教信仰很理性，仍然停留在18世纪。拉马丁笔下的上帝是苦难之父，而在维尼笔下上帝则是思想之神：

神啊，伟大的神明，是思想之神。

在我们的眉宇间偶然播下种子，

让知识在丰饶的海浪中传播；

然后，采集来自灵魂的果实，

都浸透着圣洁孤独者的芬芳，

我们要把工作扔进大海，就是人海之中，

上帝会把它拾起并引向海港。

维克多·雨果是诗人王子，他享有此荣誉长达五十年。人们追捧着他的作品的多样而丰富的内容。不过后来也有人诋毁他，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地位。雨果的戏剧一度非常火爆。在他有生之年，他观看了《国王寻乐》的演出，虽然这部剧第一次演出之后就被路易·菲利普国王禁止了，但它在五十年后又受到了热烈欢迎。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他写完这些作品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在法兰西戏剧院表演《欧那尼》或《吕布拉斯》。雨果的戏剧中鲜见真实的人物个性，或者比较靠谱的情节。台词堆砌着华丽的辞藻，有时还会上升到非常高的诗意的水平。

雨果的戏剧尽管充满华丽的辞藻，却开始有点儿味同嚼蜡的感觉了。我们说过他的散文小说更加持久（虽然现代法国评论家对此颇有非议）；一部爱情散文小说，语言火辣、感情浓烈，也充满了虚假的塑料感，即使这比具有同样基调的戏剧更接近生活。他的剧作与浪漫小说之间充斥着大量的短诗，他较短的诗歌（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够长了）描绘人类的灵魂。他的许多诗都被翻译成了英文，因为他的诗歌受到了英国诗人的高度赞赏。但大多数翻译对我们来说太长了。下面的诗歌虽然很短，但可以揭示他信仰的一面：

孩子在歌唱，妈妈躺在**，筋疲力尽，

奄奄一息，她美丽的睫毛低垂在阴影中，

死亡笼罩着她的头顶，

我听到了那死亡的拨浪鼓声，我听到了这首歌。

那个五岁的孩子，倚在窗边，

笑声特别迷人；

还有那位母亲，在那个可怜可爱的人旁边，

整日唱歌，整夜咳嗽。

母亲在修道院的石头下睡着了；

孩子又开始唱起了歌。

悲哀是一种果实，上帝没有种植，

因为树叶无法承担。

这充分表现了雨果信仰上帝的仁慈和生命的胜利，他即使面临许多痛苦，也不改初心。这使他有别于同时代的一些悲观主义者，并贯穿于他所有的作品中，即使他的作品具有舞台性，显得很华丽。全世界的人，包括那些找出他作品的瑕疵或者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的人，都很敬佩他。

怀疑和希望都不能使他屈服，

地球上高贵的头颅，昂首到尽头。

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相较于雨果没那么有活力，他有一种深深的忧郁，如果不是他保留了一点儿幽默，可能会让人觉得病态和伤感。他的力量来自他批判性的智慧，这不仅压制了他任性的情绪，而且使他认为在古典戏剧与浪漫戏剧间的竞争是徒劳的。他把这两种戏剧结合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戏剧作品《任性的玛丽亚娜》在法国舞台上持续上演，而他的喜剧《少女做的是什么梦》《勿以爱情为戏》都是法国戏剧的保留剧目。他的抒情诗带有拜伦的那种野性、任性、即兴的特质。缪塞欣赏拜伦，但显然不能模仿，这些抒情诗是基于对法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把握而写出的。在他那高贵的《致拉马丁书简》中，他总结了自己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情感和希望。下面这首诗《悲哀》，通过索利巧妙的翻译，表达了缪塞忧郁的情绪：

力量与生命早已远去，

朋友不在，欢乐逝去；

昔日的骄傲不复返，

相信我脆弱的星星。

有一次，我向一位真心的朋友致意，

我还不知道她换了副面孔，

当我发现自己上当的时候，

啊，我的心里好苦！

她向来强大，

所有她生命中的过客，

徒劳无功地

享受他们的小时光。

上帝说话，人类倾听，

必须回答：一切都很好。

生命覆我以洪水，

拂去了我心上的泪水。

这个时期有三位诗人，其他伟人稍微盖住了他们的光芒。这三位诗人分别是布里泽、巴尔比耶和奈瓦尔。布里泽是布列塔尼人，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寻找素材，所以他的作品很接地气、很真诚，充满人性。他还用三行诗翻译了但丁的《神曲》。巴尔比耶是切尼尔的学生，他用有力的讽刺诗谴责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奈瓦尔是一位风格细腻的抒情诗人，他保留了18世纪的优雅形式，亦陶醉于浪漫的情调。他翻译的《浮士德》使歌德在法国家喻户晓。他的小说集《火的女儿》包含了他的代表作《西尔薇娅》，精美绝伦。

在浪漫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泰奥菲尔·戈蒂耶乘着一艘小帆船航行得异常顺畅，白帆在大海中熠熠生辉。他的诗作《珐琅和雕玉》的形式在法国诗歌中相当出彩。戈蒂耶的才能局限于法语，无法跨越语言的界限。他以创作实践自己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理论，对法国人来说很新鲜，也是法国诗人的福音。下面是乔治·桑塔亚那翻译的几节：

万物重归于尘土，

只有装扮出的美人留存。

胸像比城堡生命更长。

犁开古老泥土的时候，

农夫的双脚常常踩到，

一位君王或神的雕像。

唉，众神也会死亡！

但是不死而且比青铜更为有力的，

依然是自由自主的歌曲。

凿刀、刻刀和细锉，让你的梦境模糊，

把微笑留在坚硬的顽石上。

戈蒂耶的小说和他的诗歌一样细腻。他著名的《莫班小姐》和不太知名但同样令人愉悦的诗集《青年法兰西》在风格上已趋近完美。戈蒂耶不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是品位优雅和摆脱平庸的典范。他在艺术中表达的理想——“为艺术而艺术”，或者我们所说的“为了艺术而战”，是法国高蹈派诗人（他是其中最年长的一员）的理想。

在这一群人当中，立意最深刻的诗人是勒孔特·德·利尔，他蔑视浪漫主义，也蔑视除艺术和客观真理外的一切享乐。像叔本华一样，他是一个勇敢的悲观主义者，在沉思中找到了唯一的避难所，用以逃避世界。

就像在遥远的森林里的女神，

在潮水下沉睡，

不虔诚的双手和双眼快速扫过，隐藏在

灵魂之光里，噢，多么美好！

勒孔特·德·利尔是一位伟大的古典学者。他不仅从先人那里找到了很多诗歌的灵感，而且对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霍勒斯的作品进行了诠释。所有法国高蹈派的诗人都是古代文学的爱好者，这确实很浪漫。如果勒孔特·德·利尔在公众场合揭露自己的创伤有失艺术家的尊严，那么，他在读者面前表现自己的心痛，与前一种做法几乎相同。尽管他的态度并非个人的，但他很痛苦，他说任何令人潸然泪下的浪漫文学都可能比他的作品更自私（来自索利的翻译）：

啊，辉煌的鲜血，来吧，让我在你的波涛中枯萎，

我也愿如此，当庸俗的乌合之众呼喊时，

让我带着纯净的灵魂去往我广阔的家园。

一位与戈蒂耶和缪塞属于同一时代的年轻人夏尔·波德莱尔，不属于任何流派，单打独斗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他的《恶之花》中，有些思想很邪恶。波德莱尔在爱伦·坡身上找到了一种志趣相投的精神，他说爱伦·坡的思想存在于他自己的头脑中，但一直未能成形。他出色地翻译了爱伦·坡的作品，使这位美国作家成了法国文学的一部分。要把波德莱尔的作品翻译成英语，译者也要像爱伦·坡一样卓越才行。而英国诗人阿瑟·西蒙斯出色地翻译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像勒孔特·德·利尔一样，波德莱尔有一种对美的追求：

我像梦中的石头一样可爱。

波德莱尔特立独行，分享一些不属于法国高蹈派诗人的想法，他还通过第一人称公开吐露自己的心声。

泰奥多尔·德·邦维勒是戈蒂耶的弟子，仪表方面的讲究程度与他的师父不相上下。他的思想很浅薄，但因为他开口的机会不多，所以每次都表现得很好。他承袭了古老的法兰西作品风格，即回旋曲和维拉内尔舞曲。戈蒂耶与他都影响了英国的轻音乐演奏家。

苏利·普吕多姆对法国高蹈派诗人客观性的描述采用了哲学和科学的形式。他的《正义》和《幸福》是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中的诗化作品。不过他的作品没那么抽象，因为他理解人们的痛苦。虽然他的抒情诗缺乏**，但拥有超群的措辞和诗意。

继勒孔特·德·利尔之后，最正宗的法国高蹈派诗人是埃雷迪亚，他的《锦幡集》中的诗作是继莎士比亚作品之后最出彩的十四行诗，任何国家的诗人用任何语言写就的诗都比不过它。他的同胞——法国高蹈派诗人科佩称他的诗为“十四行诗的世纪传说”。这些作品被很好地翻译成了英语，不过要是由罗塞蒂翻译就更好了，他可以再现原作中精彩的场景和迷人的语言。

黎施潘是一位天才作家，他不属于任何流派，而是自成一派。他的生活和思想都稍显波折，他的原创能力很强。他的第一部诗集《穷途潦倒之歌》异常大胆，因其中某些诗篇“有伤风化”，他被监禁。但他没有放弃，法国人民都很认可他诚实的本质和他与生活搏斗的无畏精神。他的小说和剧本尽管充满了暴力，却让人们在心理上受到了启发。

在法国高蹈派诗人完成他们的课程之前，他们被新兴的象征主义流派取代。我们很难定义这一章的开头提到的“象征主义”这个词，但可能比诗歌本身简单一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熟悉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象征。如果说爱伦·坡的诗包含了他的命运或者某种阴暗面，诗歌表象下暗含着深层含义，那么这首诗就是象征主义诗歌。象征不仅指用一个事物代表另一个事物，还指用一个相关的概念表示整个概念。象征主义和诗歌一样古老。法国诗人对此做了有意识的尝试。波德莱尔的弟子斯特凡·马拉美把这一方法发展到超越模糊之外的程度，这种模糊就是所谓的表达模糊。他对词语表达的思想和意义进行了二次加工，有意弱化其首要含义，使读者除了自己的想象力再没有别的线索。

这对于以清晰明了著称的文学来说既新鲜又奇怪，它甚至迷惑了法国诗人和评论家。但马拉美的许多诗歌都清晰如白昼，或是躺在迷人的暮色地带——英语诗歌的读者们都聚集在那里。马拉美像波德莱尔一样，认为爱伦·坡虽然不是一位大师，但至少是一位艺术家同伴，他也出色地翻译了这位美国诗人的作品。

少数同胞听到了马拉美的心声，但他的作品好像没办法使法国以外的读者喜欢。另一位象征主义诗人保罗·魏尔伦，作为法国甚至欧洲现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广为人知。魏尔伦的诗自然地流露了他的感情——爱、恨、希望和绝望。他在使用语言时很少考虑到法国诗歌的传统规则，只服从于他的内心，这再正确不过了。在他著名的《诗的艺术》中，他遵从自己的原则，当然这对其他诗人没什么帮助，尽管许多年轻的诗人都受到他的影响。他的第一原则不是智慧，也不是花言巧语，而是音乐，音乐高于一切。

魏尔伦说到做到。他将美丽的诗篇撒向晨风，他的身上好像带着唱歌的使命，这些歌曲好像鸟儿的鸣唱一般。这些诗令作曲家欣喜，他们为美丽的诗篇谱上曲子，却让那些试图将其翻译成英文的人感到棘手。魏尔伦既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又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一个醉醺醺的波希米亚孩子，带着宗教的神秘感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他对艺术的掌控要强过自我掌控。魏尔伦最初是一个法国高蹈派诗人，后来又成了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但他摆脱了所有的流派，走上自己的路，创造了他自己的写作语言，没有修辞，简单又微妙。他鄙视生僻词，从来不使用那些无法清楚地表达他观点的词。他的诗歌中奇特的轻柔韵律令人难以忘怀。在感情的力量上，他直接触动读者的心灵，像海涅和雪莱一样，当然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

提到魏尔伦，不得不提到一个叫兰波的男孩，一个比英国的查特顿更奇特的人才，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兰波不到二十岁时就写了许多令魏尔伦着迷的诗句，两个人一起在诗歌的海洋中徜徉。一次醉酒后，魏尔伦开枪击中了他的同伴，所幸的是他的枪法很糟糕，伤口没有致命。魏尔伦在狱中服刑两年，从一个异教徒变成天主教徒，还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中最优秀的宗教诗歌集。与此同时，兰波离开了文学界，游**于各个国家。他的书不多，包含了用新旧语言写就的精彩诗歌，很奇异，效果很好。魏尔伦虽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却开创并激励了即将到来的时代。可能在他的影响下，法国存世的诗人，包括那些新近逝去的诗人，他们加在一起，象征着法兰西昔日的辉煌。

在这些同时代的诗人中，只有少数人脱颖而出，尽管可能以后会有人重新评估他们的价值，但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公正而有认可度的。魏尔伦是一位具有非凡力量的诗人，他出生在佛兰德斯，拥有法国的外表和德国的内在。他的男子汉气概——来自北方的粗犷，有时候会限制法语的表达，因为法语虽然可以很激昂，但本质上有着某种哲学上的约束。对魏尔伦来说，生活是一种**和困惑，充满了美，也充满了不幸。不过，魏尔伦其中一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被称为“走向未来”，以“全世界的年轻人在每一次新希望到来之前都怀揣梦想”为主要论调。

另一位象征派诗人是比利时的梅特林克(3)，但他不同于那位名气较小却更朝气蓬勃的同胞，因为他纤巧、怪诞、优雅、瘦削，甚至很贵气。梅特林克与其说是一个诗人，倒不如说是个散文家。他的戏剧闻名于世，其中《青鸟》最受欢迎，当然，他笔下关于自然和文学的散文也很出名。有人认为相较于成年男女，他更喜欢孩子、狗和蜜蜂。因为他笔下的成年人物，尤其是女人，平淡、单薄，有如糊墙纸。

法国现代诗人中最有贵族气质、最优雅的是德·雷尼耶，他举止得体、文雅、宁静且富有哲理。他给人的感觉仿佛生活在精致的花园中，而不像魏尔伦徜徉的原始森林中。雷尼耶与古典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基于贺拉斯，自己发明了名为“小颂歌”的文体。但他的思想很现代，处处渗透着心理学的洞见。他并不与生活抗争，而是像他的朋友勒米·德·古尔蒙一样，要么躲在象牙塔里，要么躲在一个装饰得非常舒适安静的图书馆里。这并不是说这些有教养的文人都很书生气。他们知道得太多，更知道如何使用书籍，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精神食粮。

比埃尔·路易斯是一位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幽默风趣的诗人。他的《碧丽蒂之歌》据说是从希腊语翻译而来的，其语气和内容都与希腊文学非常相似，迷惑了许多年轻的评论家，而老一辈的评论家则对他的希腊文化进行了研究，颇为认可。路易斯被称为颓废派，但像他这样自带萌点的颓废既迷人又无害。

法国文学界几乎都认为德·雷尼耶是他们的大师，因为属于古尔蒙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过被挑选出来的诗人王子（具体怎么选的不太清楚）是保罗·福尔，他是个高产的诗人，出版了一卷又一卷的《法兰西民谣》，描述从路易十一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生活和历史的方方面面。他精力充沛、多产，表面上鲁莽、叛逆，骨子里却非常谨慎，他尊重传统形式，可能没有一个法国人或者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文人能够逃脱这样的传统。福尔用散文的形式写诗，但是当你阅读他的诗句时，你会发现他的大部分诗句都很直接。福尔最吸引人的是他那永不枯竭的灵感、丰富的创造力，还有他从令人沮丧的魔鬼那里获得的情感，以及一些战争诗中的柔情与愤慨。大多数战争文学新闻性太强，令人厌烦，人们对此越来越不感兴趣。保罗·福尔的诗句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因为他是在兰斯大教堂的荫庇下出生和长大的。

诗人萨曼比福尔纤瘦，也没什么肌肉，软弱无力。实际上，他是个残疾人，却是一位非常坚强的艺术家。诗歌《守夜》中藏着他的疲惫与悲伤，他心里的场景是：“一处火焰，纯洁、细微、迅速，亮着光。”

诗人弗朗西斯·雅姆并未受到法国诗歌潮流的影响，他受到了《法兰西信使报》编辑的热烈欢迎和鼓励。他住在比利牛斯山，远离尘世的喧嚣，撰写了当地的传说，故事很精彩。他笔下的农民和登山者显得很真实，至少文字特别写实。我不认为他是法国现代诗歌的巅峰人物，但他的诗歌的一个标题特别契合这个章节，或者说契合任何跟诗歌有关的章节：“生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