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沃尔特·司各特如画般的罗曼诗之后，还有另一种浪漫情调有待创造，一种更美丽、更完整的浪漫。这便是史诗般的戏剧，如诗如画，真实而理想，真实而宏大。

——维克多·雨果

一切都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共存的。浪漫主义有它的傻瓜，也有它的智者。

——勒米·德·古尔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浪漫主义流派，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

——格奥尔格·布兰代斯

法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复兴在时间和精神上与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复兴是一致的，两者都与法国大革命所涉及的思想有关。勃兰兑斯曾说过：“英国的运动比法国强大得多，因为英国碰巧有天生的文学家，他们比法国任何一个天才都伟大，所以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繁荣得更早，也更丰富。”那个时代（以1800年为中心）激**了英国人的思想，而英国诗人也有所回应。法国人的思想是消沉的，直到后来，法国也没有一个文学家能比得上司各特和拜伦，更不用说济慈和雪莱了。法国人在济慈和雪莱逝世多年之后才听说他们。

从18世纪的法国思想来看，伏尔泰的才能作为一种文学影响逐渐消失了，尽管他个人的名声依然存在。卢梭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占主导地位，夏多布里昂则将其转化为宗教情感和理智反应。夏多布里昂在19世纪初出版的《基督教真谛》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它是对基督教的一种辩护或赞美（体现在色彩、魅力和象征方面），而不是在论证宗教或神学。

《基督教真谛》中最糟糕的是说教，最好的是彩色玻璃和主教堂的管风琴。其中一章是这部作品的插入小说《勒内》。小说主人公勒内是一个憧憬未来、富有探险精神，但又很忧郁、孤独的年轻人，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世纪病”的典型，其在整个欧洲的小说和诗歌中相当流行。雪莱的《阿拉斯特》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都塑造了同一种人物形象。卡莱尔对其的回应相当生硬：“年轻人，别游手好闲，去工作。”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里，我们发现了这些可怜的、不满足于现状的孩子，我们把他们送到了叫作心理分析学家的医生那里，他们也许比夏多布里昂聪明，也许比不过。“万物皆有之”，对于英国读者来说，夏多布里昂忧郁的语调并不像一百年前的法国人那样令人印象深刻。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罗曼史一直与一个叫哈姆雷特的多疑可悲的人物相关联，而关于1800年前后的英国小说，虽然现在满是流言蜚语，但仍被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的理智所左右，而且即将被司各特同样强大的理智所主宰。

夏多布里昂在英国住了几年，晚年他翻译了《失乐园》。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了英语。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在英国并没有广为人知。现代的法国人认为，他的花言巧语令人不快，但他们知道，他是一位身处法国散文过渡时期的大师。他的肩膀成长了，变得强壮有力了。

在19世纪初，诞生了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亚历山大·大仲马、乔治·桑等知名的小说家，以及评论家、散文家圣伯夫。巴尔扎克是法国最具创造力和最有权威的小说家，尽管他在写了许多故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描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将自己所有的作品汇总成一部《人间喜剧》。他没有完成他的计划，在五十岁时就去世了。人类的喜剧超越了个人、国家或者整个时代。

不过在巴尔扎克前后，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够驾驭这么大的标题。他拥有各种语系的各种读者——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欧洲的各种语言——将自己视为他们的朋友或敌人，不论当时的情况如何。巴尔扎克研究了所有类型的人，包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桌前度过的，他忙于应付工作上的麻烦，这足以消耗一个普通人的全部精力，所以让人费解的是，他怎么有时间去了解这个社会呢？

答案是，他拥有作为一个小说家最基本的天赋——洞察力。他只要过目一次，就能了解人物及其所处的场景，这样他就能用精确的细节来表现人物与场景——有时细节太多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加强了他的洞察力。在这一点上，他就像他非常钦佩的司各特一样。他从不推卸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不遗余力地埋头写作，有时长达一天十六个小时。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上，使它们永葆生机。

巴尔扎克在开始写作前，就已经解决了浪漫与现实之间长时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至今仍在徒劳地持续着。这是批评家和小说家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对于法国人来说，每一部长篇小说，无论其内容与写作方式如何，都可被称为浪漫，这难道不是他们用自己精确的语言给出的答案吗？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把生活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看作灵魂的浪漫冒险，不遗余力地给人以真实的印象，这难道不是他的回答吗？巴尔扎克的文学主义和梦幻般的想象并不冲突；读者可能看到了这样的冲突，但是巴尔扎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巴尔扎克的伟大在于他拥有同情心。在《欧也妮·葛朗台》中，他把一个纯朴的乡下姑娘置于狭小的环境中。在其他书中，他描绘了另一类女人的“辉煌和悲惨”。他是第一个利用塞萨尔·皮罗托在商业世界中的悲惨经历，将商业和金钱的肮脏引入浪漫的小说的人。在他的许多比较重要的小说（如《邦斯舅舅》《贝姨》《高老头》）中，都有各种形式的贪婪和自私等邪恶的主题。巴尔扎克对生活没有任何多愁善感的感情。他对生活的看法是公正的，对年轻女孩，他是温柔的。

巴尔扎克对年轻人的态度总体上是严肃的；在梅瑞狄斯开始写作的许多年前，他就描述过“自我主义者”。他承载的感情生活远远超过了幸福夫妻的婚姻。婚姻只是其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人们活着，然后变老——巴尔扎克笔下的老人、古怪的人、讨厌的人、可怜的人都写得非常出彩。我们也可以这样想：这位人类观察者对景物和地点也会有感觉，尽管他不是一个诗人，但他的《塞拉菲塔》的风格接近散文诗，这部作品是斯维登堡神秘主义的一个实验品。他是一个真正的巨人，或是一座巨人的雕像，后来的小说家从他的雕像上取下石料，进而铸造成一座更小的雕像。

巴尔扎克的朋友及同为伟人的维克多·雨果，几乎生活在整个19世纪，他是五十年来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他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还是政治宣传作家。他离开祖国二十年，政治上的际遇使他名声大噪。当他回来时，他是如此光荣，以至于一些冷淡的法国批评家对他的显赫有些反感。

在英法以外的欧洲，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巴黎圣母院》（亦称《钟楼怪人》）和《悲惨世界》。它们是情节剧，某些场景扣人心弦。在日里亚与章鱼的战斗中，在怪人迫使他的敌人落入大教堂的阴沟并走向毁灭的时候，谁没有在战斗中颤抖过呢？雨果的情节剧，好比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所有其他好的情节剧，情节背后充满了思想和感情，令人难以忘怀。

与狄更斯的做法相似，雨果运用一些匪夷所思的情景来达到刺激社会的目的，而社会本身是乏味而黑暗的。当然，这两个人，以及其他所有富有戏剧性想法的作家，都很欣赏自己笔下引人注目的场面。在《悲惨世界》一书中，雨果把冉·阿让的职业生涯及生平零零散散地拼凑在一起，有五六本小说那么多。这部小说几乎容纳了一切，其书名不可译成英语，因为它的意思不仅仅是“悲惨”“贫穷”“可怜”“不幸”，还包括更多的东西。也许雨果在法语中赋予了书名丰富的含义。

雨果所想的、所做的，就是要把所有的生命展现在安逸和特权之下。如果雨果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讲故事的人，这样的主题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呼吁，是枯燥的材料罢了。史文朋把《悲惨世界》称为“有史以来在创作或构思上最伟大的史诗和戏剧作品”。我们同意斯蒂文森冷静的观点，即雨果的爱情散文“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非常有名的，虽然它们只是雨果为自己的天才所树立的纪念碑中的一座浮雕”。至于他的诗歌和戏剧，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解。

亚历山大·大仲马大概比一百年来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喜欢他的读者。他是传奇爱情小说中最杰出的大师，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些情节是虚构的，一些是真实的，而所有这些都栩栩如生。如果大仲马不是一个艺术家的话，他的故事可能会被归入廉价小说的行列。它们也许会让大众满意，但不会在文学中占据永久的地位，也不会得到读者的尊重，因为读者更需要一部真正的小说，而不是阴谋和冒险。

不过，大仲马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仅设计了令人兴奋的情节，还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穿着靴子，站了起来，或行走，或扬眉吐气地迈步，并以各种生动的口音开口说话。与司各特、巴尔扎克和特罗洛普相比，他写作速度很慢，但他的活力从未令人失望。他有许多合作者，有人讽刺他开了一家小说工厂，但他是这个工厂的灵魂。令人惊奇的是，在他无数的传奇故事（更不用说戏剧和回忆录了）中，有很多都是同类作品中的杰作。至少有两部作品，《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是英国读者（当然还有法国读者）儿时记忆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不朽的三人组——波尔朵斯、阿多斯和阿拉密斯。如果永恒也可以比较的话，那么更不朽的是达尔大尼央。然而我们长大了，意识到大仲马不只是一个聪明的卖艺人，他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婚姻》等小说虽然并非一流的作品，但结构缜密，构思精细。

大仲马行事仓促，虚张声势。他偏重利益，好像做戏一样。他（和他所处的环境）没有用多少时间去思考，而且他过于依赖自己与生俱来的即兴发挥能力。但在快速变化的娱乐背景下，大仲马的作品蕴含着一种丰富的生活感和惊人的智慧。

大仲马在外界的冒险中和遥远的时代发现了浪漫，而乔治·桑在自己身上、在法国以及她所关心的农民身上找到了浪漫情调。乔治·桑是法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女性，也是法国女性中最伟大的小说家。无论她的小说的场景或情节是什么，都有一个不变的主题——爱的权利、责任和自由。在以多种形式衍生这一主题时，她是一位坦率的女性。她的男性化笔名比乔治·艾略特的含义更少——乔治·艾略特是英国女作家，乔治·桑不可避免地被拿来和她做比较。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她们所有的共同点就是她们对普通人的爱，对残酷世界的反抗，以及表达自己纯真思想的能力。乔治·桑的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是那些描述乡村生活、迷人的小牧歌——她恰如其分地称它们为“牧歌”——《小法岱特》《弃儿弗朗索瓦》和《魔沼》。

这一时期的伟大批评家是圣伯夫。他是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朋友或敌人，从长远来看，也是法国文学的最好的朋友。不过他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法国。批评是一种写作形式，它并未触及文人的利益，很少有批评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批评家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没有荣誉的，除了在他的祖国。圣伯夫对马修·阿诺德和其他英国批评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能欧洲的每一位文学评论家都曾受益于他。他的伟大贡献是他对法国文学、法国人和整个世界的清晰阐释，但世人很少阅读批评类的作品。圣伯夫的一些论文已被翻译成英文，对于那些不懂法语的人来说，它们仍然是难懂的东西。不过对于那些懂法语的人来说，它们不仅是敞开的书，而且是其他人的书籍的序言，是他之前所有法国文学和同时代人的作品的序言。虽然他常常错误地评判它们（例如巴尔扎克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我们从评判中看到了智慧的光芒。

在圣伯夫之后，没有哪个有文化的法国人有任何借口不去了解他的国家及文学作品，也没有哪个外国人在法国文学中追随的人物比圣伯夫更好。他对法国思想有理性的一面，亦有批判的一面。尽管法国人在所有形式的文学艺术中都有大师，但其中最有造诣的可能是勒南和泰纳。勒南以《耶稣传》著称，这部著作既坚持怀疑论，又表示出虔诚的信仰。每一本关于宗教主题的书最后都会变成这样，基督徒不喜欢它，异教徒则利用它，但勒南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勒南本人否认对文学的一切兴趣，对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也是一个对风格毫无兴趣的历史学家。但是，文学的复仇方式是赦免敌人，《耶稣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本好的说明书或“科学”的历史书，但不可否认它的确是一件艺术品，它是对《新约》的一个清晰的重现，并添加了一些色彩，因为勒南在叙利亚写了很多类似的故事。

勒南本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批评家，一个哲学家，一个东方主义者，然而，最终他还是成了一个文学艺术家。而文学，这位神秘莫测的女神，也接纳了他。

泰纳认为自己是一位科学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而不是一个文人。在19世纪下半叶，科学精神占领了思想领域，“科学”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理念或方法，甚至都有点儿滥用了。每一项人类活动都有其对应的一门科学，甚至还有关于**方面的科学。这场运动是对浪漫主义时期松散思想的一种反抗，泰纳是法国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一个拥有天赋的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诗人，只要弄清他所属的种族，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他的才能，就可以对其进行解读。

在这种模式下，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记和历史的问题。后来，批评家们对泰纳的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证明人类的天赋。的确，在他的散文中，泰纳本人比他所表现的更像一个诗人，他的审美热情常常驱使他超越了他所宣称的原则。对英国读者来说，他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英国文学史》永远不可能完全被后来的研究所取代。从伟大的法国思想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文学，是最富有启发的。

人们常以为，忧郁是浪漫所特有的气质。在法国，浪漫主义者雨果、乔治·桑、大仲马歌颂生活的欢乐，而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却是忧郁和悲观的。泰纳带着近乎沮丧的眼光看着人类。而追随巴尔扎克的小说家——福楼拜、莫泊桑、左拉——也有同样的心情，不是因为巴尔扎克的影响，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环境都是黯淡无光的，其部分原因是1870年的战争。

福楼拜对人冷眼旁观，同时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对生活的看法充满讽刺，并且将自己置身于幽默之外，这使得他的书没能广为流传，但是对于那些青睐福楼拜艺术的读者来说，这是完美的。写一页稿子，他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总是反复斟酌修改每一个词，呈现出来的结果并非过分雕琢或者矫揉造作，而是精彩绝伦、自然而然，感觉这个词本身的作用就是如此。

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包法利夫人》，书中描写了一个软弱可怜的浪漫女人，以及她在一个沉闷的乡村小镇里与凡俗男子之间发生的风流韵事。这样的故事似乎并不讨人喜欢，然而它却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小说，不仅因为它完美的风格，还因为它里面忠诚的性格。这个故事是由一些枯燥无味的素材拼凑成的，但平凡的事物变得非同寻常，故事的进程就像潮汐一样无法避免。为什么《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部？这一点并不太容易解释。《情感教育》是一本更加伟大的书，是一出年轻人希望破灭的悲剧。福楼拜的视野非常广阔，他把过去与现在、事实与幻想、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在《萨朗波》中，他像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或大仲马一样，从历史中挖掘素材，但依然保持着客观科学的态度。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悲剧，在温柔中表现出讽刺，在平庸中表现热情，他不是矛盾的天才，而是能看透人生真谛的智者。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讽刺填满了他的思想，在未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中，他把所有角色都描绘成愚笨的小人物。

福楼拜将理性带入浪漫，并向它传授了现实主义，这是一个只有大师才能学到的写作技巧，即生活的事实可以转化为精致的美，真理并不枯燥，优雅的词句也包含了简单、准确、明晰与逻辑。

福楼拜的学生盖·德·莫泊桑是短篇小说大师，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对于莫泊桑来说，除了故事本身、讲故事的人以及故事发生地的最简略轮廓，什么都不存在。没有一个作家对生活中的非叙事性问题不感兴趣，除了大仲马。把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者和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相提并论是不科学的，浪漫主义者有着不同的天赋——可以不对他们的角色做出任何评论的天赋。

现在的作家也一样，没有对人性的分析，没有善与恶之间的选择，没有说明性的“心理学”。当然，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大仲马生活在一个斑斓的过去，并创造出令人兴奋的场景，而莫泊桑则住在单一乏味的街道及屋子里，并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欺骗所有人的浪漫谬论。不过，莫泊桑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还有另一种能力，那就是让生活通过行动告诉自己，让自己远离而不是去操纵人类的事务。这种品质在薄伽丘身上和《一千零一夜》中都能找到，但大多数现代小说都缺乏这一品质。如果生活是惨淡可笑或者不体面的，那就是生活本身，与莫泊桑无关。

因为莫泊桑选择描绘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并不是客厅谈话的常规主题，所以他的某些故事遭到一些读者的拒绝，也许年轻人和弱者不应该读这些故事。从整体上来看，莫泊桑的伦理观很全面，也很严肃。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他曾这样评价莫泊桑：“莫泊桑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仅次于维克多·雨果。我很喜欢他，我认为他比同时代的人都优秀。”《羊脂球》是他的第一部天才小说，它的精华部分非常富有同情心，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冷酷无情的。他观察人和事物只是为了找出与之相关的故事类型。不管这个故事是否愉快，他都是为了故事本身，不带任何偏见，既不偏袒英雄，也不贬低坏人，不会越过叙述的直接效果。

莫泊桑的语言强韧有力，没有多余的细节，也没有一个无用的词。莫泊桑在短篇小说中是一位至高无上的艺术家，以至于我们可能忘记了他是一位具有持久力量的小说家。《一生》和《如死一般强》几乎是法国文学中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小说。莫泊桑的语言和思想精炼，成绩卓著。

出版书籍最多的博物学家左拉，不断罗列细节，通过作品的篇幅取胜。与他的作品相比，巴尔扎克的作品短小而精悍，而莫泊桑的作品不过是个骨架而已。左拉的小说以其强大的力量而著称，所有的生活都被卷进其中，直到读者对生活感到厌倦并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日常。左拉的作品没有法国风格中的魅力和优雅，法国的批评家对他非常严厉。

在左拉的所有作品中，没有杰作，也没有瑰宝。但是，若在他无数小说中选择两三本的话，我们可以赋予《娜娜》《崩溃》《土地》以盛名，这三部以及其他小说，都被翻译成了英语。他的作品译文与原著出入不大，因为他的力量在于作品的内容，而不在于任何特殊的写作风格。左拉的批评者——他的小说是不可否认的证据——指责他过分强调肮脏、冷酷无情，但是他的人生观不是有害的，他只是描述痛苦的内科医生或社会改革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也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左拉第一部成功的作品《小酒店》是一本反对酗酒的书。毫无疑问，左拉是诚实的，他在德雷福斯一案中的英勇斗争，证明了他具有高尚的品德，德雷福斯死后被誉为民族英雄。

左拉的葬礼是由阿纳托尔·法朗士主持的，他与左拉十分不同。法朗士以法国国名为笔名(2)，这是他的权利。他很有个性，独树一帜，但他的折中主义精神包含了法国传统的精华。我们如果只能选择阅读他的书，就能够了解他的祖国、他所处的时代以及最完美的法语形式。他敏锐而坚定的怀疑态度，触及了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法朗士的《企鹅岛》是一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文明史，乔纳森·斯威夫特会对此一笑置之，伏尔泰也会高傲地不予置评。统称为《当代史话》的四部小说都是“现实主义”作品。《波纳尔之罪》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却又令人动容。他和他的朋友左拉一样，在重大问题上严肃而热情。他肩负着一种博学的重担，这会让一个普通学者感到惊愕。他的思想通常是革命性的，他的风格纯粹质朴。他讨厌虚伪，但他的憎恨又是温和的，带有讽刺和哲学意味，从来没有愤怒。他天生带有批判性，又像在质询，他通过小说这一载体，巧妙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见解。

19世纪是法国散文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小说和批评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极大的发展。即使没有杰出的大师，也会有出彩的散文文学。在这个人才济济的世纪里，很难说谁是最杰出的，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说。这个问题是特别令人困惑的，虽然它不需要我们担心，因为小说受制于迅速变化的公众口味和评论家的判断。

亨利·贝尔·司汤达是一位天才，他的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他的小说《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在人物性格分析方面是非常卓越的。它们出版于19世纪上半叶，但直到司汤达去世后才给人们留下些许印象。巴尔扎克很欣赏他，后来的法国作家也认可了他的影响力，并宣称他是天才。现代最优秀的批评家勒米·德·古尔蒙将司汤达视为一块试金石：我们如果不喜欢他，就不属于“快乐的少数人”。

还有一位作家，他的小说是很多幸福的人的共同财产，他就是梅里美。他的《高龙巴》是一个与科西嘉有关的故事，叙述完美，内容丰富，就像梅里美所有的作品一样，风格古典而清晰，充满诗意色彩。他的歌剧《卡门》具有不朽的双重身份，因为它是长期上演的歌剧脚本的来源。

阿尔封斯·都德被称为法国的狄更斯，在热情和幽默方面就像英国的大师。他对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在生活中遭受不幸的人，表现出了由衷的同情。在这方面，他与维克多·雨果和狄更斯相似。小说《小弗罗芒和大里斯勒》使他声名鹊起，小说中的主角心地善良，不多愁善感。后来的小说也是如此，这使他在大众眼中越来越有影响力。

都德的风格魅力（也许还有他本人）受到了更具批判性和分析性的作家的敬重，比如左拉、福楼拜、爱德蒙·德·龚古尔。他属于自然主义者一派，也属于拉伯雷一族的说笑者和滑稽人士一派。他的《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是文学中最有趣的笑话之一。

都德的朋友爱德蒙·德·龚古尔和他的弟弟朱尔是自然主义作家，或者说是视觉主义者。他们认为生活与其说是叙事的素材，不如说是描述细节的素材。但是，正如斯蒂文森所说的，叙事是文学的典型特征，叙事战胜了他们的理论。在他们的几部小说中，以《勒内·莫伯兰》为例，他们把故事的旧艺术和他们手中或多或少有些新颖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细微的分析或记录。

《龚古尔兄弟日记》是重要的文献，它不仅表现了作者的信仰和个性，而且对19世纪的法国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爱德蒙·德·龚古尔用他的遗产成立了龚古尔学院，这个学院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对法国官方学院进行抗议，但现在它已经成为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它丰厚的奖励，厚重的荣誉，使每一位年轻的法国作家垂涎。在法国文学中，它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

于斯曼是一个深受龚古尔兄弟影响的人。他一开始是和左拉一样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体现在其作品《浮沉》中；后来，他成为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这体现在《大教堂》中。于斯曼的作品并没有全部被翻译成英文，或许只有少数书被尝试翻译成了英文。他色彩鲜明的风格很难被表现出来。他成为一位作家，是文学界的一大幸事，将来他肯定会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更为人所知。

皮埃尔·洛蒂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家，他于1923年去世。他是一名海军军官，去过很多地方，感受过大海和陌生土地的魅力。他的经历在小说和回忆录中以微妙和真诚的方式重现。他在南海创作了《洛蒂的婚姻》，在日本创作了《菊子夫人》，在布雷顿海岸和北海创作了《冰岛渔夫》。他以敏感的笔触向外界描述所发生的一切。洛蒂是一个印象派画家，对他来说，无论在哪里，世界都是多彩的、感官的，和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无关。

保罗·布尔热是一个敏锐的、极为严肃的社会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保守。他的作品深入人物的内心，如果他的态度不那么势利，一定会打动我们的。他是一个艺术家，《弟子》和《都市》都是具有一流水平的小说。布尔热和他生活的时代有些刻板，注重精密的分析，生活上趋于保守。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多青年从新的理想主义之光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罗曼·罗兰，他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是一部国际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德国音乐家，他有一段生活在法国的经历。这部长篇小说在法国广为流传，其英语译本的读者也很多。它的精神是包容世界的。1914年，世界和平面临一个致命的关键时刻。罗兰在一篇名为《超然于纷争之上》的文章中试图提醒这一点，但他好战的同胞并不喜欢他和其他人文主义者的著作。晚年的法朗士保持着优雅的宁静，亨利·巴比塞（著有《火线》）和其他作家则描述了战争。

在回顾同时代的英美文学时，我们发现指出正在做什么、流行什么运动是不可能的。通过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去辨别、评估甚至直接了解他——了解一个并非出自文学作品中的角色，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一个时代的结束是以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死亡为标志的。他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有英文版）是一个敏感的观察者所写的关于现代社会的细致研究，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心理小说的总结，开启了法国文学的新纪元。

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中，法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文学评论。从布瓦洛到勒米·德·古尔蒙，再到二十多位年轻的当代人，法国的文学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极具创造性的，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也是无价的。圣伯夫派、勒南派、泰纳派、舍勒派、萨西派仍在蓬勃发展。在老一辈大师之后，出现了两位学者，布伦蒂埃和法盖。而且最伟大的印象派批评家法朗士，其小说也永远持一种批判态度。还有两位英年早逝的杰出人物：马塞尔·施沃布对英国文学和对法语一样敏锐；埃米尔·亨尼金对法国作家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如爱伦·坡和狄更斯）的研究过于简单，但也成了法国文学的一部分，是文学评论中最后一位发声者。在文学评论界，全世界的文人都应向法国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