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尤利乌斯·恺撒

写文字的人不一定不是做事情的人。记录历史的人、述说生活的人，往往很羞涩，无法带领团队或者在辩论中与一群政治家对抗。可是，文学如同人生，并没有绝对的规则。有时候，做事情的人也能写文字。在这种拥有双重天赋的人当中，拿破仑和尤利乌斯·恺撒就是佼佼者。恺撒创造历史，也记录历史。他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恺撒和庞培之战）叙事清楚、简洁而真实。

由于简单，《高卢战记》被用来作为拉丁语学习的初级教材，所以读过它的人（如果学校教室里的苦学也算是阅读的话）可能比读过其他拉丁语书籍的人更多。很多人在年轻时就讨厌它了，就像我们讨厌那些被学校要求进行分析、解读的英语名著一样。但是，成熟的读者接触到恺撒的作品（不论是原版还是优秀的译文）后，会发现它们是趣味十足、爽快活泼的故事。我们对罗马北方行省的了解有一半来自《高卢战记》，那些地方后来发展成现代国家。而我们对罗马内部事务的理解则依靠《内战记》这份不可或缺的文献。

恺撒做记录，是为了替自己辩驳。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政治家，深知节制的重要性，所以他的描述没有空话和夸耀，也没有对事实过度的扭曲。他的姓氏被当成皇帝的通用称号，不仅在罗马，连德国和俄罗斯都使用，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名声多么显赫。他死于布鲁图和其他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心怀忌恨的爱国主义者的手中，这件事成为历史上一个讽刺人类唯我独尊的极端例子（甚至比拿破仑的一生更具有戏剧性）。对于英语读者来说，他的人生悲剧与人格魅力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表现得最为精彩。恺撒令现代历史学家着迷，而后者的作品又迷住了外行的读者。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德国人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人古列尔莫·费雷罗的《罗马的兴衰》。两部作品都是用英语写的。

恺撒的作品是个人回忆录，是他本人在比他自身更雄伟但由他部分决定的一系列事件当中的冒险。现代有一个与之类似的例子：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参与过1914—1918年那场世界大战的将军、司令、外交官们写下的各种自传、回忆录，数也数不清。

第一位不带个人观点，或者说客观的罗马历史学家是与恺撒同时代的支持者撒路斯提乌斯。他本来是活动家，后来成为努米底亚——罗马位于非洲的行省——的总督，富甲一方。公元前44年恺撒死后，撒路斯提乌斯退休，回到自己的豪华庄园里，过上了绅士与学者的生活。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雇用秘书为他研究和比较文献资料。他也是一位艺术家，有品位，有戏剧叙事的天分。他有两部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一部是《喀提林阴谋》（这也是西塞罗的著名演说的主题），另一部是记述罗马人和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之间的战争的《朱古达战争》。恺撒和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仅仅是罗马帝国漫长历史中的数个插曲，而罗马帝国仅仅是人类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章节。不过，这两位历史学家断断续续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罗马版图的鲜明画像，恺撒描绘的是北方，撒路斯提乌斯描绘的是跨越地中海的南方。

尤利乌斯·恺撒、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之后的下一代人跨过公元的界限，进入基督纪元(53)。当时的罗马帝国就是世界，一个事实上和形式上的帝国，由尊贵的恺撒们统治。第一位“恺撒”名叫奥古斯都。在他统治下的文学时期被称为奥古斯都时代，如同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一段英国文学时期被称为伊丽莎白时代一样。奥古斯都时代最著名、最杰出的拉丁散文巨匠是李维。他尝试完整地讲述罗马历史，从最初一直讲到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他的作品名字类似于《罗马史》，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差一点儿就完成了。如今留存下来的篇幅虽然只有其中的四分之一，但足够获得现代历史学家近乎一致的推崇。他被奉为最伟大的编年史作家之一。他创造了罗马的散文史诗，就像维吉尔创造了韵文史诗一样。而且，李维的文字充满了诗意。

历史记载中，公元前的罗马大部分都是由李维创造的，或者根据先辈历史学家的作品再创造出来的。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抱悲观的态度——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多数会如此——因此他以遗憾的心情回顾过去，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我们在最近的一些作家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态度。举个例子，他们觉得文艺复兴以来，或者从制定美国宪法至今，人类没有做过什么好事。这不是一种批评的态度，但有利于辩论和戏剧的发展；一个不能赞赏自己种族或者祖国的过去的人，不是天生的历史学家。而李维正是一位天生的历史学家，视野广阔，学识渊博，学习并超越了先前的拉丁历史学家，为后来的罗马历史学家们奠定了基础。他的作品译本简单易懂，就连史学的外行读者也读得津津有味。

塔西佗生活在1世纪的后半期至2世纪初，是第三位伟大的拉丁历史学家。他的《日耳曼尼亚志》是对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日耳曼人祖先的最早记录。塔西佗和恺撒一样，非常尊重那些与开化的罗马相比较原始的野蛮民族。确实，罗马能够统治世界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尽管是无情的掠夺者，但整体上对其他民族与国家有一种慷慨的、贤明的理解。不仅如此，塔西佗盛赞日耳曼部落简朴与诚实的优点，希望它们能成为挥霍无度、奢侈放纵的罗马社会的道德标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他给岳父——罗马派驻不列颠的总督——写的传记体悼词尤其有趣。他还写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这部作品大部分流传至今，是我们了解早期帝王们的基本知识来源。那些帝王多数很坏。塔西佗擅长描述人物性格，措辞中散发着简洁的活力。他是一位严厉的道德家，对帝王们的罪行毫不宽恕。但是他也和当时大部分罗马贵族一样，相信帝国，相信罗马民族的优秀本质。“我相信，”他说道，“历史最大的用途在于毫无遗漏地记录有价值的东西。”塔西佗和大部分古代历史学家一样，讲究道德、爱国、追求艺术，这种精神仍然或多或少地留存在现代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即使是那些坚持公正地研究文献资料、追求真相和批判性判断的人也不例外。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了解罗马的历史不需要去看原始的拉丁文编年史，看这个时代里我们民族历史学家的著作就可以了。他们研究过拉丁语的原稿，萃取其中的精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我们的语言讲给我们听。英国有一位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叫爱德华·吉本，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英语文学杰作。吉本的著作在18世纪末期出版后，后来的研究者们又新发现了许多资料，于是他们对吉本的著作进行了很多修正。但吉本在他的时代确实已经掌握了所有能了解到的罗马知识，并且将它们严密地组织在一起，所以有一位近代批评学者称他为“有史以来最成功地处理罗马财富的历史学家”。作为现代学者，吉本尽可能逼真地还原罗马的精神，而且由于他接受的早期教育是英法双语教育，他的写作方法显得更为贴切。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用法语写的，据说他的英语文字中也带有种种受到法语影响的痕迹。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英语散文巨匠。他是异教徒，是隐居在图书馆里的隐士，也是一位世界公民。他的视野已越出英国，蔑视像牛津大学那样的英语圣殿。他对待基督教的那种非基督徒的、异教的、罗马式的态度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很多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认为罗马皇帝的主要娱乐是制造基督教殉难者。即使吉本怀有偏见与成见（每一个人都会有），后世最渊博、最理智的历史学家之一，剑桥大学的J. B. 伯里，也已经在编辑《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过程中，通过注释和简介文字将它们纠正或者抵消掉了。吉本的罗马史从2世纪开始。如果你希望阅读连贯、完整的罗马史，那么，再没有比美国学者腾尼·弗兰克的《罗马史》更合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