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责是记录我听到的一切，但我的义务并非相信我听到的一切。

——希罗多德

对希腊文学的简介应当从历史学家们开始。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学著作出现得并不早。一个国家成立数百年，并且用诗歌、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表达过自己之后，才会开始发展历史学。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犹太文学，《圣经》就是证明。尽管它里面也有很多历史元素，但是出于各种道德、宗教的原因，历史文字已经被搅拌得面目不清，要想将纯粹的历史文字与其他文字分离开来，要想确定某个作品的大致完成时间，所需要的努力能叫最聪明的现代学者望而却步。在希腊文学中，我们可以确定希腊人开始记录历史的时间，以及传说与史实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希腊人用严谨、精确的文字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以一种希伯来人从未学会的极为开明的超脱和冷静进行评判。希腊历史的记录——我们指的就是它的字面意思——始于希罗多德。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在生命和文学的长河中，没有任何形式或者方法是突然之间由某个人发明的。这是历史的第一课：想法是在大脑中产生并且传递的。传说中，女神雅典娜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前额蹦出来，可是没有人比希罗多德更清楚，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诗歌里的女神身上，不能发生在任何凡人的大脑中。他是一个批评家、研究者、怀疑论者。他被尊为“历史之父”。从他之后一直到当今“科学”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愿意将这个头衔让给他的事实，就是对他本身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文明时代的有力证明。

那是怎样的一个文明啊！在公元前5世纪，聚集在小城雅典里的天才数量之多，有史以来，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除了两千多年以后的另一座小城佛罗伦萨，再没有别的城市能与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相比了。没有历史学家——包括希罗多德最睿智的徒弟在内——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在那个特定地点会集中那么多智者。当时，希腊击退了入侵的波斯军队，尽管内忧外患不断，但是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多多少少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文明，而雅典正是当时“希腊辉煌”的核心。

那座城市原本就人才辈出，又吸引了希腊各地最聪明的男人、女人。希罗多德是通过居留入籍雅典的，他就像雅典王冠上的众多珠宝当中的一颗，在那里度过了几年光辉的日子。他出生于小亚细亚，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度过。他是一位世界公民，是那个时代的大旅行家，在首都、许多城市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不过，他虽然出过希腊这个国家，但并没有离开希腊文化圈。因为，别忘了在希罗多德的身前身后，一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希腊文明几乎就是地中海内任何地区的人民能够接触到的全部。希腊军队虽然能将亚洲阻挡在欧洲之外，但是比不上希腊思想的强大。后者依托武装的支持，吸收并取代了它遭遇过的每一种思想和文明。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对希腊人击退波斯入侵的胜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歌颂。这部历史学巨著采用了散文的形式，拥有史诗般的格局、戏剧的力量和诗歌的热情，因为希罗多德眼界开阔，见过很多世面。他既歌颂同胞的事迹，也批评他们的奸猾。他还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波斯帝国，写了很多作品。他欣赏希腊的敌人，部分原因当然是敌人越厉害，胜利就越辉煌。但是胜利仅仅是**而已，希罗多德是人民和民族的学生，他将战争与生命中的其他事务关联起来，在恰当的场合讨论和平的艺术、贸易、礼仪和风俗。即使现代历史学家的知识比他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功于他。就让他们去争论希罗多德叙事的准确性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希罗多德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以行云流水般的笔触叙述着他的故事。通晓希腊语的人曾经告诉我，他的原文比罗林森(37)的英译本更优美。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希罗多德不仅是“历史之父”，还是“叙事散文之父”。

希腊第二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修昔底德。他记载了亲身经历的雅典与斯巴达及其盟友之间的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他是第一位伟大的战地通讯员和记者，对事实有敏锐的嗅觉。他无法像现在一样进行“通讯”或者“报道”，因为那时候不存在早餐前就能送到同胞市民手中的《雅典先驱报》。但他确实会当场做笔记。而且，他认识当时的领袖人物，因此能够得到“内幕”。在冲突消停后的闲暇时间里，他会整理自己的笔记。与现在很多尝试写书讨论世界大战的人不同，他碰巧是一位天才、一位艺术家。他在严格追求事实准确性的前提下，模仿戏剧作家编造了很多对话，通过各种历史人物的嘴巴说出来。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以为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这种认识在他的时代就是错的，两千四百年后就更不准确了。在我们看来，希腊的荣光在于和平时的艺术，可是修昔底德在这方面写得很少。古代历史学家这种对历史放错重点的记录，对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学家都是教训：杀戮并非人类历史的全部；虽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此时正困于惨烈的悲剧当中，但是在后世的人看来，这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篇章罢了。此时此刻，我们如果厌倦了各种大将军、政治家、职业或者业余的战地记者所写的回忆录，也许就很难再去欣赏修昔底德的作品了。不过，他的远古战争故事有一种壮丽的庄严感。所有的现代历史学家，即使是最挑剔的分析家，也很尊敬他。还有，我们要感谢希腊语翻译大师本杰明·乔伊特，他翻译的英文版《修昔底德》是一部经典。

修昔底德之后，希腊出现了另一位历史学家色诺芬。他既是活动家，又是作家，还是将军，曾指挥一万希腊士兵撤退，并且记录在《远征记》一书中。作为自己故事中的主角，他把自己描写成罗马统治者兼历史学家尤利乌斯·恺撒之类的人物。两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可以幽默地解释为：现代孩子们在拉丁语课上学习的第一篇文章是恺撒的《高卢战记》，而在希腊语课上学习的第一篇文章是色诺芬的《远征记》。他们的文章被选入课本的理由是一样的：恺撒和色诺芬都使用简单朴实的语言描述精彩的故事。校长们自然会挑选他们的作品，作为最简单的例子，说明语言的复杂性：同样的文字在哲学家和诗人的手里写出来的效果能让初学者——甚至可能让大部分学校的老师——气馁。也许我们太早接触色诺芬的希腊文，以至于对他的故事产生了反感，其实他的故事不错，生动地描写了数千年前一支万人军队的真实冒险。虽然在最近的世界里，万人军队的战败或者凯旋一般无关紧要，但是这样的战争如果从会讲故事的人口中说出来，还是能引起听众兴趣的。文学是人生的文字记录。很奇怪的是，一本书的智慧含量与它所记载的事实、事件、想法的数量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回答是：色诺芬是一个会写文章的有趣人物。他在《回忆录》中为他的老师，哲学家苏格拉底，描绘了一个最“人性化”的形象，为此我们都要感谢他。色诺芬并非深刻的思想家，与把苏格拉底描绘成自己的智慧来源的柏拉图相比——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细说——他对苏格拉底的认识显得很浅薄。不过，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生活在雅典，虽然睿智，但也要为现实生活操劳的活人。

从色诺芬到波力比阿斯的过渡，就像英语文学里从沃尔特·雷利的《发现圭亚那》一下子跃过两个世纪，跳到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波力比阿斯是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后最重要的希腊历史学家。他写了大量历史著作，叙述公元前2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发展壮大，可惜他的历史著作只有六分之一存留于世。他是一位朴素实在的历史学家，对事件的描述就事论事、不偏不倚。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他是最有价值的资料库。当时的罗马正在成为世界的霸主，波力比阿斯虽然是希腊人，但是很赞赏罗马军队的胜利和罗马的政策。不过，他将个人感情留在心中，所以他不是文学艺术家。

波力比阿斯之后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显赫，也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写了什么作品吧。他们流传下来的残卷虽然备受学者们珍爱，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到了1世纪，我们又遇到了一位对历史和文字艺术的发展举足轻重的作家——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博学天才的手笔，被当代所有欧洲语言读者视为传世经典之一。普鲁塔克虽然是希腊人，写希腊文，但他写的历史大约有一半是关于罗马的。他的写作方法是将希腊英雄与罗马英雄并列或者对比，比如，亚西比得与科利奥兰纳斯、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英雄崇拜者，也没有流露出那种将自己的同胞捧得比其他地方的人都要高的爱国主义。他有适度的道德标准，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评断公道。他对笔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环境非常了解。现代研究者纠正了他的几个错误，但整体上仍然认可他的价值。他描述的人物即使在现代看来也是真实生动的。他塑造的一些古代善人或者伟人的名声至今仍然响亮。他笔下的一些形象后来还成为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科利奥兰纳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角色的部分原型，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在英语文学中占据更稳固、更永久的地位。我之所以说是“部分原型”，是因为相信莎士比亚对经典名著的了解不会局限在任何一本书上。而莎士比亚能够读到普鲁塔克的作品，是因为雅克·阿米欧翻译了一个法文版，而托马斯·诺斯再将法文版翻译成英文版。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有些对白简直就是直接从诺斯的译文中引用的。英国文学界对普鲁塔克一直感兴趣。诺斯去世后一个世纪，德莱顿出资组织翻译普鲁塔克的全部作品，不过他本人只做了其中一部分工作。这个版本在19世纪时由一位英国诗人亚瑟·休·克拉夫进行了修订。此后，修订版就成了英语读者的标准版本。

最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不是希腊人，而是现代学者，这并不矛盾。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使人们对经典古籍重燃兴趣，从那以后，希腊文明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怀着近乎崇拜的心情去研究的主题。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以科学的精神研究文献资料，希腊文明的研究因此得以深入。现代历史学家得益于科学精神和远景视角，对希腊的了解比希腊人自己更清楚。随便列出几位英国文学大师：乔治·格罗特、本杰明·乔伊特、J. P. 马哈菲、吉尔伯特·默雷和J. B. 伯里，都能跟我们讲一讲修昔底德时代的生活，比任何希腊大师更熟悉。而且，由于篇幅限制和非学术立场，我们必须省略掉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有些讲究实际的教育专家致力于将希腊课从学校的课程表中剔除，但古希腊仍然活在现今的文化人心中。因为，决定我们的阅读和思考内容的是文学，而不是教育专家和大学委员会。举个例子，尽管专家指出格罗特的《希腊史》错漏百出，已经作废，但它不论在僵化的历史课堂上处于什么地位，在英国文坛上都是一部杰作。我无法对自己或者任何人解释，一本书，不论作者是吉本还是格罗特，是达尔文还是赫胥黎，为什么能够从一个界限清晰的技术领域走进边界模糊的文学领域。文字是模糊的，无法清楚地划定界线。格罗特的文字有一定的风格——不论那是什么东西，很流畅，外行人读起来觉得很有趣。我们读格罗特的作品，也许不会被其中的希腊基本精神打动，但是能学到如何简明直接地运用我们的语言。同样的话也适用于马哈菲的作品，他是一位艺术家——又一个无法解释清楚的名词。希腊文明在他的《希腊的社交生活》中复活了，或者说继续活着。比那些活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师们稍晚一些出场的，是剑桥大学现代历史学系的教授J. B. 伯里。他的《希腊史》将学术与艺术结合在一起，作为历史学家，他为人类史上最有艺术气息的民族书写历史，这真是一件格外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