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大潮涌珠江》由中央电视台向国内外播放之后，正在和广东较劲的山东轰动了。那时，王志纲正在进行“一个夏天的访问”，路经烟台市，血性的胶东汉子发现来采访的“王记者”，原来就是《大潮涌珠江》的策划人与主持人。胶东人如获至宝，当即就想把这个高手“截留”下来，拍一部《大潮涌胶东》。虽然是采访中的一次“走马观花”，王志纲也想对中国北方这块新崛起的经济高地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双方一拍即合。然而，为了把“王记者”从广东“借”到山东几个月，山东人使出牛劲，前前后后也用了一年时间，动用了许多内部关系，最后才感动了“上帝”。

如果说王志纲的第一部片子是针对时弊，矫枉过正，用摄像机进行随机的纪实采访；那第二次“触电”就不能再重复这种技巧，王志纲决定“尝试用电视摄像机搞社会调查报告”。他一头扎进胶东3个月，力求为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特色的北方社区，找寻和总结一条被实践证明了的致富新路——他称之为“第二条富路”。

农业文明与现代化的冲突曾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焦点。然而在王志纲看来，把农业文明、传统文化一概放到现代化的对立面，只能导致宿命论和悲观主义。12亿人口9亿农民，这是中国的国情。只有在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中找到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结合点，传统才能走向新生，农村才能走向现代化。

可喜的是，在胶东半岛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相嫁接，结出硕果、创出奇迹的事例和趋势。

在这里，崇尚“数马争先”的带头致富，也崇尚“万马奔腾”的团体精神，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一批新型农民，更愿意“全村人都富”而不是“一枝独秀”。

在这里，“合资首先要合心”，重情感沟通的经济道德代替了尔虞我诈的经济陷阱。

在这里，人们并未简单地抛弃“以农为本”，他们在“农”字头上做文章，按企业化经营，加入海内外市场分工网络的果树工业、蔬菜工业、海洋工业。在他们眼里，农业同样可以搞“三来一补”，农业之“业”同样可以形成产业、产业利润。

在胶东半岛的海阳县，王志纲遇见一位传奇人物——年已63岁的姜老太，她有个外号——“姜老二”。

“姜老二”是“二好汉”的意思。她12岁当儿童团长，15岁入党，淮海战役时是支前模范，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也是领头人。奇就奇在开放以后，她又成了“引进外资”的大能人，经她一人的手创办了7个中外合资企业，总共3000万元固定资产。1993年上半年，她又一手引进外资八千多万美元。

按县委规定，引进8000万美元，应奖励“姜老二”80万美元。结果她一分钱也没要，捐献给农村办学校，办养老院。

“姜老二现象”——一个人富，更要集体富。在胶东，人们最推崇的道德观是：致富不忘大家。另一位农民企业家如是说：“物质富有不是真正富有；物质加精神，才是最大的富有。”

在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给王志纲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农民在外村犯了法，他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闻讯竟找到县委书记，痛哭失声直检讨自己辜负了党的重托。这位村支书对集体的责任感，绝不亚于做父母的对子女的责任心。

在很多村里，村支部书记以“全村没有一个个体户，整个村子都在集体企业上班”为自豪，以带领全体人共同致富为自豪。村民们则深深体会道：“是村干部们领导我们过上好生活，过去都说，等将来咱们吃面包、喝牛奶。那时我们怀疑能有那么一天吗？现在呢，牛奶和面包都不愿意吃了，这主要是领导得好。”

王志纲认为，团队意识的物质基础就是共同富裕问题。正是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由团队意识而产生的强大张力和吸纳力，使本为船长之人更以当好船长为荣，不是船长之能人则竞相出任船长。由此，更强化了这里的团队实力和精神。

那么，胶东农村这种重集体发展，同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南方重个体经济的活跃，两种发展模式之间有什么发人深思的东西呢？王志纲在调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烟台市市委书记杜世成说：“我个人认为，在胶东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是和村镇政权建设混为一体地向前推进，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就是‘细胞和躯干一同生长’的模式，而在珠江三角洲某些地方，是先长细胞，后长躯干。我想，不管目前他们有什么区别，最终还是会殊途同归的。”

王志纲就是这样带队用摄像机搞调查，他采取一般电视人不可能也不愿采取的方式，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带着摄像抢先采访，直到采访完三分之一的地方，拍下十几盒带子，脚本的思路才形成，最后，在27天内采访了80盒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才动笔写脚本。这种“笨功夫”带给观者最大的益处就是真实性。在此之前不少电视片标榜纪实性，其实有一些只是刻意排练后的“真实”。

最初，王志纲把电视专题片的主题定为“奔市场”，总结出三部曲:离土不离乡(劳力输出)——离乡不离土(管理输出)——离土又离乡(资金输出)。后来，经反复考虑、深化，定为“北方的躁动”。这个躁动的定位一方面是心态的，相对“先行一步”的广东，整个北方差不多都有这种“躁动”的心态，就是想学、想赶、想富起来；另一方面是状态的，象征着今天刚步入市场经济的整个中国的状态。在这里，“躁动”是生机、希望、紧迫感等多种含义的集合。

因此，“北方的躁动”，是市场经济进入北方、进入传统、进入历史而引发的躁动。这个片子与《大潮涌珠江》不同，显然不满足于原汁原味，而是围绕着许多尖锐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的“两只手”、孔孟文化能否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农村“以工补农”之外还有没有“第二条富路”等，寻找明确的答案。中央电视台审片组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十多年来不可多得的关于农村题材的好片子，发人深思，令人振奋。”

又一个电视专题策划打响了，《北方的躁动》获中国电视长纪录片二等奖，“野牛”变成了一匹电视“黑马”。

1993年在山东烟台主持拍摄8集电视专题片《北方的躁动》

山东人表示真诚谢意的方式是十分独特的。一次在采访农村市场时，王志纲对南方所没有的樱桃表示了一点好奇，陪同的同志就记在心里。当王志纲临回广州的前一天，山东人开了一辆车到农村跑了几十公里，才在一条公路边发现了两棵尚未摘完的樱桃树（当时樱桃已下市）并全部买下，装了两大筐，一直送到飞机场，“让王记者带上，给广东的兄弟尝尝鲜！”烟台市委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号召胶东人学习王志纲“不为名利，不讲报酬，全心全意，精益求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