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冲击波》声名远扬之际，新闻界内部却为此掀起了一场争论。《人民日报》社的评报栏上贴出了一些批评性的评报意见书。其中有的意见十分尖刻：

“新华社的这篇谈‘冲击’的报道，通篇散发出一股陈腐气，似乎广州改革开放的现实，是某种历史旧状的回归，是某种旧物的印证。本报评论员为它贴了一块漂亮的补丁，可惜鲜花插错了地方。我们应该多登载那些报道现实生活顺应改革开放大势的新闻，少登载那些歪曲开放、改革事实去论证某种‘天条’正确的杜撰之作。”

当然，也有一些人站在肯定的立场上出来主持公道。由此在上海的一家公开刊物《新闻记者》上居然发生了一场关于《冲击波》的笔战，在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注脚。

此时的王志纲正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追踪新的新闻线索，他并不知道北京、上海的动态，但是，他却凭本能预感到：《冲击波》一文带来的冲击波并没结束。他在日记中写道：“起码得持续到年底，好戏还在后头！”

赴大兴安岭探秘是王志纲自选的调查，他单枪匹马独闯关东，料不到因《冲击波》正好发表，使当地把他当成“大记者”来接待，顿顿大酒大肉，差点把肚子都吃坏了。王志纲在日记中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他写道：不知是什么时候兴起的规矩，每到一个单位采访，对方必得“热情”地请你吃一顿饭，陪吃的少则五人(盟委常陪人员一人，主管部门一人，司机一人，被采访单位二人以上)，多则两桌。席间，鸡、鸭、鱼应有尽有，一桌不上十二三个菜绝不罢手。最可怕的还是酒，成箱的啤酒、成瓶的白酒，劝酒的词儿有的是，“中央来的王记者”是法定中心人，简直没法脱逃。不喝吧，大家会闹不愉快；喝吧，又喝不了——人们还美其名曰：我们内蒙人实在！其结果，挥霍民脂民膏，陪者吃得油光水滑，我这被供请者则被弄得十分苦闷——内蒙古的“这种热情”我算是悉数领教了!这种种感受在两三年后，促使王志纲写下了一部调侃世情的《中国“食林外史”》。

而当时，他的兴趣在于调查的历史价值，他准备写一篇名为《走上高高的兴安岭》的报告文学，踏访蒙古族的“千古之谜”，考察“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移民方式”。

没想到，在南方来的养蜂户基地，却有意外发现。王志纲本来是带着猎奇的心情去的，孰料这富有浪漫生活色彩的“追花人”此时正身陷困境，而又求告无门。记者的良心和责任感驱策他下午加了个班，写成一个题为《东北铁路沿线蜂箱积压严重，南方蜂农求告无门叫苦不迭》的内参，并于当夜发往分社。

在北大荒的一片沼泽地里，有一个已建立32年的劳改农场，由于其性质而被命名为“保安沼”。王志纲在大兴安岭采访的同时，专门抽出时间探访了这一神秘的所在。

这是保安沼地区关押成年犯人的一所监狱。铁门紧闭，高高的围墙，墙上装有电网，岗楼里有荷枪的士兵。

进入铁门后王志纲的感觉却同进门时大不一样。如果不是铁门电网提示这里的性质，眼前景致俨如一所学校：宽阔的庭院中央辟有花园，庭院两侧排列着砖瓦结构的平房。

犯人的宿舍面积一般有两间教室大，睡通铺，每间宿舍二十多人，实施军事化管理。每间宿舍均配有电视和报纸，电视只能在规定时间收看。宿舍十分整洁，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床铺陈设整齐划一。能显示个性的物件是：有的犯人**放有吉他，有的枕边压有文化书籍，更引人深思的是，一个犯人把自己父母的照片也带进来，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

王志纲进一步了解到，同“文革”前的犯人相比。现押犯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年纪轻，35岁以下的犯人占犯人总数的72％，20岁左右的占了一半；二是文化低，绝大多数人实有文化程度达不到小学毕业水平；三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者多，家庭教育不力。上述特点致使这些人表现出凶悍、蒙昧、做事不计后果的特性，逃跑、抗拒劳动、打架斗殴的行为不断，使管教工作难度增大。他在报道中写道：过去，监狱对犯人的管教主要是强制、高压。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日臻完善。在监狱，管教人员开始贯彻以往以法治监的总原则，犯人违反监规，有记过、警告、禁闭直至加刑等处罚办法。但无论怎样处罚，打骂犯人，则是不允许的。监管人员违纪打了犯人，必须公开向犯人检讨。经过七八年不懈的努力，以高压为特征的传统管教方法终于被扭转过来，以法治监、文明管理的劳改体制基本形成。

保安沼劳改农场有五百多名天津犯人。这些人大多是“二进宫”、“三进宫”(进狱二三次)的流氓犯，凶悍粗野，十分难改造。1986年春节，监狱方面用录像设备将他们的生活改造情况录成片子专门送到天津，让其父母亲人观看，又将父母亲人的嘱托录回带给他们。放映时，这些经常叫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的粗野汉子，竟一个个痛哭流涕，纷纷发誓要痛改前非，努力改造，重新做人。正当王志纲在大兴安岭发掘新闻题材的时候，在北京，一个决定他命运的机会又向他扑面而来。

由于穆青高度评价《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的稿子，并希望广东分社应与其“报道地位相衬”，能多出这样的大稿子，当时总社工业组组长、1986年工业小分队的组织者于有海就落实总社指示，牵线搭桥，让内蒙的王志纲去广东分社“加强重头报道”。

于有海是个识才、爱才、惜才的老编辑，在这次小分队之战中，他对脱颖而出的王志纲十分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敏锐的新闻触觉，文笔挥洒自如，思路新颖开拓，是个好苗子。“好马，就要放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驰骋。”于有海为此主动当了“红娘”。当时广东分社正苦于人才不足，捉襟见肘，于是，一拍即合。

内蒙分社的张选国社长，同样是一位心胸开阔、爱才惜才的领导，他并没有因为抽走了手下一名“先锋”而耿耿于怀，相反为王志纲找到了用武之地而高兴。多年之后，王志纲在谈到自己的人生轨迹时，仍念念不忘这两位良师益友：于有海和张选国。

“此去南海有三千，莫忘西北有高原。”1986年10月31日，豪情万千的王志纲写下这样的诗句，告别了内蒙大草原，直飞岭南广州，开始了他一个“新客家”的生涯。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几百年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放逐到广东惠州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而今，王志纲客居岭南之后，却多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广东和内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的时间差几乎可以以十年甚至十年以上计。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广东是个新闻的海洋，新闻题材俯拾皆是。广东分社多年来为何没有大出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是：零敲碎打的报道分散了人们的心力，有鉴于此，我在此不准备多写小稿，主要精力打算放在经营大稿上，半年一篇，不发则已，一发惊人!

广州，的确是一个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城市，在这种地方，若干不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来，真是枉为人!在广东分社，王志纲被分到工商组，在此以前，全组共两个半人，组长戚休，一名54岁的老记者。组员有青年记者小江，还有一位老同志，因其有病，故只能按半人算。戚休和小江对于王志纲的到来都表示了发自内心的高兴，特别是小江，与王志纲年龄相当，专业相同，脾性相似，此前虽只曾谋过一面，但一见如故。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从内蒙飞来的“贵州仔”看不惯，主要是心理不平衡，时不时冷落、排挤王志纲，给他一个“下马威”。

王志纲不管那么多，他一个猛子扎进“新闻的海洋”，一捞就一大把。

10年后，功成身退的王志纲回顾自己的新闻生涯，十分感激的人中又多了一个人物，这就是原广东分社老社长黄绍进。他说：“那是一个开明豁达的老头。正是他的无为而治之策，使我有了充分发挥自己才干的天地，才能有今天的一点成就。若一开始就遇到一个不太喜欢部下有个性的上司，对你处处设防，你就成不了气候，那命运恐怕就得重新改写了。”

在王志纲发黄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当年对广州的调查思考：一、交通业现状——外部四肢发达，内部心肌梗塞

二、旅游业(国际、国内)刺激了餐饮业的兴旺

三、房地产，从公房管理的小天地里解脱出来

注意：

宏观指导思想转变之一：从乞求建立独立完善的体系，转变为扬长避短、加强协作，这样，广州才有可能从自身的特点出发，制定加强第三产业的战略。

广州经济的开放发展，促进城市功能的完善：开放对城市功能完备提出了国际化要求；开放为第三产业制造了市场；开放为第三产业引进了资金。

四、多层次消费及服务结构的形成当时广州正对发展战略进行定位，一种观点(主流派)认为：广州是华南经济中心，应以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业为重心；另一种观点(非主流派)则认为：广州应成为国际化都市，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成为金融、旅游、科技、文化、服务业的中心。刚到广州才几个月的王志纲，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发展第三产业的迫切性，并在提纲中把它作为重点。他对广州的商业、财贸改革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一连串发表了多篇有关第三产业的考察报道。

《顶着压力坚持放开》是一篇反映广州物价改革的报道。在总结了“放——活——贵——多——降——稳”的改革规律后，他写道：从事物价改革就像进行一场艰苦的拔河比赛，一方是习惯力量，一方是改革力量。既然上了阵，就得抱定非赢不可的决心。改革一方若顶不住另一方的拉力，轻易松了手，到头来不仅连原有阵地都保不住，还会被弄得人仰马翻。另一篇考察广州蔬菜市场的文章则意味深长地揭示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变化：放开前是一个脑袋想问题，计划种植、计划上市，计划总赶不上市场变化；放开后是市场调节，调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动脑筋、想办法。市场运转得出乎意料的好!统包不如放开，长痛不知短痛。新旧机制的转换要经得住阵痛才能成功!更为生动的是对广州夜生活的考察：晚上9：00，北京、上海等城市大多已是店铺关门、路人归家、街巷冷清的时候，广州的街头却灯火正明。

各种档次的音乐茶座、影院舞厅、电子游艺室等娱乐场所竞相开放，灯火辉煌的商店、酒楼，热气腾腾的大排档(个体饮食店)、餐馆，争奇斗妍的露天灯光夜市，更是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夜景图。

激烈的外在竞争环境和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驱策出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和无微不至的服务精神，这是广州服务业生气勃勃的奥秘。而这一格局一经形成，就能产生一种奇异的良性循环效应：经营者吸引消费者，消费者吸引经营者。相互吸引的最终结果是：适应人们生活需求的夜市蓬勃发展，人们的娱乐生活内容日益丰富多彩。1987年初，一年一度的小分队战役又开始了，王志纲受命与另一名记者一起进行“中南五省区消化引进技术的调查”，这一调查的成果是三篇颇有分量的报道，提出了“联合开发广东的引进成果”、“从一只羊身上多剪几茬毛”等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就在调查过程中，对经济生活十分关注的王志纲，却顺手抓住了两条活蹦乱跳的新闻“大鱼”。在湖南长沙一次便餐时，人们闲聊中的几句话引起了王志纲的兴趣：100万人口的长沙市，今天吃豆腐靠的竟是安徽来的“农民个体户”；安徽农民在长沙做豆腐，河南农民跟着发了黄豆财；河南人在长沙贩黄豆，河南驻马店一带的黄豆生产随之大发展……有人还念了一句打油诗：河南黄豆安徽工，得利长沙百万人。王志纲灵机一动，抓住不放，走访了各界人士，探清了这奇妙市场的形式、它的孕育发展史及呈现出来的“连环套”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长沙的豆腐严重供不应求，一卖就排长队。供求失调状况加剧，豆腐店的服务态度就恶劣。晚开门、早关门、走后门，豆腐成了紧俏货，人们的牢骚更大了。

安徽省有个能人彭仁章，趁机打入长沙，开办个体豆腐作坊。每天加工的2500公斤豆腐均一抢而空，一个月下来，净挣1000元。安徽老乡闻讯蜂拥南下。

长沙市政府不失时机，颁布了国有、集体、个体“一视同仁，提供服务排忧解难”的“绿灯”政策，更使安徽人如鱼得水。短短两年多时间，进入长沙的安徽豆腐大军就达到了一千两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安徽和县人。

随着安徽豆腐工的进入，长沙国有豆腐店简直一败涂地，溃不成军。许多店已缴械投降，或关门或经营他业。

面对这一竞争格局，王志纲又请长沙市负责人发表看法：要通过改革来释放国有豆腐商店的活力，从而形成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格局，但绝不因此迁就国有豆腐业，更不能为保国有而压制个体豆腐业。为了搞活长沙经济，长沙的城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

这篇题为《豆腐启示录》的长篇报道，在《经济参考报》上刊发后，引起了“新闻轰动”。

另一条“大鱼”是在武汉商场上无意中捕获的：“酷暑未至，记者踏访武汉市场。发现今年的饮料市场又有新动向，漫步大街小巷，易拉罐饮料充满商店、摊头，热销得很。据介绍，去年，这类高档消费品的大主顾还只限于少数宴席上的食客和舞会上的伴侣，今年一下子扩散到了‘寻常百姓家’!仅市糖烟酒公司这条渠道，今年3、4两个月光‘健力宝’一种饮料就销出4个车皮．共24000箱，远远超过去年全年总和o

“一个易拉罐只能装半斤左右的啤酒、可乐、汽水或其他饮料。这点饮料仅值O．3至0．4元钱。而一罐饮料售价是1．50元至1．60元，买一罐饮料。三四毛钱下肚，其余开销则伴随罐子扔掉了。”王志纲为此感到忧虑．这个从贵州山区闯出来的青年人，对正在兴起的一种现代消费形式，显然还不能适应。他写出了《冷一冷，易拉罐!》的报道．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就我国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水平而言，易拉罐罐装饮料是一种超前消费品。现在我国易拉罐的国产化问题还没根本解决。国内市场上的易拉罐大多是各个厂家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进口的。国内市场消费量越大，国家外汇消费越大。更令人忧虑的是，易拉罐罐装饮料在国内市场的热销，正在刺激内地许多饮料厂家上设备、换包装的‘竞争’热情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如焚。”《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等都发表了这一报道。当年，此稿获得新华社总社的一等好稿。

尽管从今天看来，“易拉罐”一文的断言不无偏颇之处,然而，作为一名记者，积极主动捕捉新闻的敏感．还是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