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机会来了。当时，在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倡导下，一种“把握大局，调查研究”的采访报道方式应运而生。每年，总社定期从全国各地分社中抽调有胆识、有朝气、有功底的年轻记者，集中到北京培训，选择当年全国性的“热点”、“焦点”问题，组成“小分队”，分头出击，横空南北，纵贯东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形成一批“轰动”性的报道。这是穆青立足于发掘人才、培养名记者的一着妙棋。
正是由于“小分队”的组建，偏远地区有才华的记者才有了到北京去打擂台的机会。王志纲是幸运的，他才调到新华社三四个月，就碰上了1986年小分队的组建之机，内蒙分社慧眼识英才，大胆推荐王志纲北上参加工业小分队，让王志纲有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崭新天地。
当时，王志纲已有一个秘密计划，准备自己选题搞一次“黄河流域调查”，从青海发源地一直追踪到山东入海口，最后汇总为一本书，名为《黄河万里行》。他还想就神秘的大兴安岭进行一次探秘，写出一组《大兴安岭的昨天、今天、明天》的系列报道。这两组报道都带有深度报道的调查性质，正符合他“攻好稿”、“攻名稿”的目标。
然而，“枪声就是命令”，小分队的召唤就如同赛场上的起跑令，使30岁的王志纲充满了热血的冲动。“三十而立”，他知道，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又一个转机到了，是骡子是马，北京擂台上见。
1986年4月1日，各路精兵在北京宣武门新华社的9号楼会师。不少分社推荐上来的都是年轻人，总社国内部一位领导对此颇为失望，在会上说：“小分队必须是精兵强将，否则就要砸锅。有些分社随便派一些小青年来，完全是马虎应付。”王志纲听出这话多半是针对自己这类“无名小辈”来的，他暗暗在心里较劲：咱们走着瞧吧！
小分队两人一组，配对调查。和王志纲搭配的是黑龙江分社的谢金虎，他是北大荒兵团知青出身，当时已33岁，每年均有几篇报道获总社好稿奖，是东北记者中几个“小老虎”之一。最初，他对王志纲也没有多大信心，可是王志纲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放心，你和我搭档，决不会吃亏。”
重要的是选题，一些当时的“热点”题材，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分配给王志纲、谢金虎的，是这样一个既难以轰动又难以下手的题目：改革开放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
调查的背景是：当时有的人对改革开放的“副作用”多有指责。认为：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来了，是自己冲垮自己。有人在考察了广东、深圳等特区以后，竟然痛哭失声——除了国旗还是红的，一切都改变颜色了。
题目是颇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色彩也很重。王志纲毫无怯意，他早在一年前，已对“生活方式”进行了一个宏观的中西考察，对“西方冲击”有了一个理论分析。他决定迎接这个挑战。
按当时一般记者通常的采写惯例：心中有了点子，只要下去找几个例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写稿子了。但王志纲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在一片光辉灿烂中肯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而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也说不定会长出一朵鲜花。用一个角落来证明阴暗如同用一朵鲜花来证明纯洁一样，都是实用主义的。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反映时代真实，就必须大跨度地、立体地透视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
他们选择了广东作为考察地。广东，8年开放，香香臭臭。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大浪淘沙?两人带着满脑袋问题南下探秘了。
1986年4月16日，在蒙蒙细雨之中，两个“北方佬”踏上了这块众说纷纭的土地。进入广州市最繁华的中山路，犹如进入了“爪哇国”，话听不懂，文字招牌也看不懂，什么“肥佬裤拍卖”、“中国最新潮服装”之类的广告触目皆是。十来里的一条大街，灯红酒绿，红男绿女摩肩接踵。“美容院”、“美发厅”、“游艺中心”鳞次栉比，“炖老猫”、“蛇羹”等古怪小吃不时可见……
10天后，王志纲在一封信中写下了他对广州的初步观察：广州给我的印象远超出我对它的想象——这是一座充满活力、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好地方，在北京时，常见到用廉价白粉抹脸、涂唇红、描眉毛的女郎，人们说这是从广州学来的，我当时就想：既然北京都“普及”到这个程度，广州“港化”之甚该是令人不敢想象了吧?孰知徜徉于广州街头，浏览了成百上千女郎，竟然没遇到一个描眉抹唇红的人。更令人感慨的是：广州人的穿着打扮简单朴素，大方实用。虽款式众多，但注重实用，毫无内地赶时髦之人穿着上那种叠床架屋式的印迹。在广州著名的“文明一条街”——南华西街，采访时，他们对广州精神面貌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老广州有句话说：“有钱人住东山，没钱人住河南。”所谓“河南”，即珠江南岸的那一片古老拥挤的街巷，南华西街便处在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原来是一条住房拥挤、巷道狭窄的街道。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街面上，居住着七千两百多户人家、近三万人口；街道下辖75条小巷弄堂，大多狭窄得不能通过一辆大车，而且还是污水横溢、蚊蝇乱飞的天地。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两位青年记者看见了一条乐园式的新街道。从1980年起，经过6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这里实现了绿化、美化、净化活动，使这条古老的街巷处处芳华，成为闻名羊城的“绿街花巷”。
徜徉于这条绿街花巷，触目皆是奇花异草，环境整洁，鸟语花香，宁静清幽，俨如一座都市里的村庄。居民们美化生活的热情令人叹绝：狭窄的地段，贴着墙根垒起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花坛花基，栽上各种花木；稍稍宽敞点的转角处，则建起一个个园林小景：“龙腾画壁”、“锦带环珠”、“红楼绕绿”，名字取得传神而又形象，还有追逐雀跃、天真活泼的孩童。
如果说这还是“表面文章”的话，那么再深入到人的心灵看一看。
入夜10时，喧闹一天的马路刚刚沉寂下来，突然又从四面八方响起了车铃声和欢笑声，只见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又汇集到马路上，每天由数十万从夜校放学的年轻人造就的这股车流，被广州人称为“第三次交通高峰”。南华西街十之八九的男女青年，天天出现在“第三次交通高峰”中。
这些年轻人在学习企业管理、外语、财会、幼教、旅游服务、建筑设计、电器修理等课程。他们的学费，除少数单位选送的青年由单位供给外，大部分青年都是自己出钱的。街道办事处也舍得花钱，每年投资二三万元，建设学习中心，聘请教学人才，购买教学仪器，还办起了图书室。
更有震撼力的，是广州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现身说法。王志纲、谢金虎此次采访摒弃陈规旧习，没有找过一位省市负责人。他们认为“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从下而上建立的”，也应该从下而上进行审视。因而，在广州采访，他们深入到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街道、居委会、家庭，采访的全部是基层干部、群众，有青年工人、妇女、街道干部、学生，最大的不过是个区长。感受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一谈起改革开放8年的历程，许多人都感慨“冲击可大啦”。什么“进口货冲击”、“牛仔裤冲击”、“录像带冲击”、“向钱看冲击”，都是群众活生生的语言和感受。
一位海关人员向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以前，罗湖桥头最畅销的货物有两样：扁担、尼龙包。当时，海关规定入境携带货物限重35公斤，内含食品10公斤，然而，经常有人突破。由于携货太多，人们到此大多要买上一根扁担，几个大尼龙包。所带货物以布匹、旧衣服、食品居多。食品除面包干外，花生油、猪油渣也成罐成罐地往内地带。有一次，一个福建籍华侨老太太晃悠悠地挑着两个大尼龙袋入境，里面装的猪油渣超重，看到她那劳累不堪的神情，海关人员问：“您老这么大年纪，还千里迢迢地带这些肉渣，值吗?!”她说：“值!这东西在家乡可是稀奇货!亲友们没肉吃，能吃上这东西就谢天谢地啦!”国内与国外的差距，海关这个窗口反映得再明了不过了!
“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这位工作人员说：“今年春节，国务院让我们对旅客货物进行摸底。结果令人惊讶：入境者携带行李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携带货物量不足20公斤，一般食物和旧衣服已基本没人带。入境者反映，这些东西国内已没有人要，要求能允许免税带一两件高档电器产品。与此相反，出境者携货五花八门，同前些年完全颠倒过来!”
这样一来，罗湖桥头的扁担、尼龙袋自然就没了生意。
还有一次，因采访途中突遇雷阵雨，王志纲、谢金虎拦住一辆“的士”。在车上，司机谈锋甚健，他们见缝插针，就广州出租汽车问题，穷追不舍。司机说：前些年，出租车刚发展时，由于车少人多，加之缺乏管理经验，广州出租车曾出现过拉远不拉近、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和欺诈旅客等现象。但这一两年不同了，出租车发展到近万辆，竞争格外激烈，司机实行经济承包，港客、外国客人数量有限，哪容你挑肥拣瘦?
不知不觉，车到目的地，“2块4毛钱！”司机关上计价器，掏出了发票，近两公里路程，两人共2．4元钱，服务还如此优良。值!
当时广州的出租汽车不仅价廉，而且服务质量在国内也是最好的。为什么好?有人说得益于车多，有人说得益于社会监督制度，有人则归功于出租汽车业搞了承包，司机同利益挂了钩。
王志纲则认为：“广州出租汽车业乃至其他行业服务质量优于其他城市，得益于商品经济较为充分的发展，得益于以等价交换原则为核心的商业道德得到了体现。这犹如一个苹果，半生不熟时又涩又酸，熟透则芳香扑鼻，广州是一个熟得最快的苹果!”
在广州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酒店，两位青年记者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跳槽，而且是大批人跳槽，跳槽者又大多是有本事的人。酒店总经理、德国人卜格大感困惑，追究跳槽原因，跳槽者的回答很简单：宁当小庙中的大和尚，不做大庙中的小和尚，在这里干得再好，弄个经理副职就到了顶，正职全是外资集团的人，没什么大的奔头。最后一条理由是：工作实践证明，我们完全胜任国际级酒店的工作。既然如此，我何不到有奔头的小一点的酒店去干一番事业呢？就这样，不到两年，酒店陆续走了几百个人。原以为自己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卜格感慨地说：看来酒店也得像邓小平先生倡导的那样，搞个第三梯队啦!
记者们认为，上述变化表明，广州经济已进入一个兴旺发达、良性循环的阶段，与此相适应，带有封建主义痕迹的传统观念，诸如“从一而终”的严重依附心理，人分上下尊卑、职业分三教九流的意识都受到了冲击。
冲击!冲击!冲击!王志纲、谢金虎在广州到处都感受到这种外来的冲击激发出来的内在活力。
冲击是刺激，是挑战；它让人惊惶，也让人兴奋；它也在传递着信息，使人明白，使人变得丰富。
经过对种种事例与观点的分析，王志纲归纳出这样一个主题：广州在对外开放的八年间，经受了三次冲击。但是，记者最近的调查表明，广州人不但胜利地经受住了这三次冲击，而且从外来影响中汲取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同世界的横向比较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树立了一些过去在封闭状态时所缺乏的有益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广州正更加生气勃勃。这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否定，也是对广东的“否定之否定”。王志纲运用他研究过方法论的长处，把广东改革开放的8年，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来观察，这就避免了片面性与主观性，给那些指责广东“物质丰富，精神沦丧”的二元论者以有力的回答。
6月初，奔赴各地的小分队陆续返京，大家都在紧张地整理材料，准备汇报选题。“打擂台”一决高低的时候到了。每队限定只讲半小时，而从广东“抱了个金娃娃”的王志纲却如江河泄堤，滔滔不绝倾诉了两个半小时……
没有一个人打断他的介绍。新华社国内部主要领导、那位原先看不起“无名小辈”的负责人，激动得坐不住，连叫：抓到一条大鱼了!全场的人都被这南方来的“冲击波”冲得摇摇晃晃，连连感叹：大题材、有气魄。
第二天，小分队正式向新华社领导层作汇报。素有“**社长”之称的穆青，听了王志纲的一小时演说之后，也兴奋了起来，当场表态说：这个调查是成功的，记者进入了角色，钻了进去，赶快写出来，先发清样。
穆青强调：历史责任感，是新华社记者必备的素质；调查研究功底，是确立历史责任感的物质基础。只有经常地、深入地调研，才能避免人云亦云、乱刮风等恶习，最终才能当好一个人民的记者。他充分肯定了小分队这一形式的成功，“出成果、出机制、出人才”，同时也指出了要强化广东分社的力量，报道要与广东地区的重要性相称。
“穆青效应”的直接结果是，王志纲与谢金虎的广州调查赶写了内参，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修改后可以公开见报。随后几家中央级大报为争取发表权而你抢我夺。而由于穆青支持了小分队调查并强调了广东分社的报道地位，又使得王志纲的命运在两个月后发生了另一个重大转变。
8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对外开放八年勇敢迎接挑战——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的长篇报道，署名：新华社记者王志刚(一个月后王志刚才改为现名)、谢金虎。
文章概括了广州对外开放后出现的三次冲击波：20世纪70年代末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冲击”，1983年左右的“西方文化冲击”，1985年前后的“唯利是图思潮冲击”。而结果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力减少，西方庸俗文化的影响逐步削弱，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潮渐居下风。
《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一篇**洋溢的评论员文章——《在波浪冲击中前行》：对外开放使我们从一个封闭的港湾中驶出，进入了世界文明波涛汹涌的海洋，阵阵浪潮扑面而来，形成了一次次冲击波。
在冲击面前，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州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可谓首当其冲。记者从那里带来的材料，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说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经受得住外来冲击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绝不会一冲就垮，它有足够的内在活力来迎接一切挑战。
这种内在活力，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激发出来，只有在经受冲击中才能得以显示。一方面，开放带来冲击；另一方面，开放又赋予我们以经受冲击的力量。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在新闻界也产生了一股“冲击波”。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公开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赞这一篇广州调查“不但观点抓得好，而且十分鲜明，材料丰富，说服力强。能从高处、大处着眼，全面地反映出广州在对外开放八年间的基本面目……广州一定能在波浪冲击中继续前行”。
而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也对“冲击波”一文进行了肯定的评价。他对英国记者说：我介绍你看一篇近日各报都刊载过的文章，题目是《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通过这篇报道，你能了解到，我们在实行开放和改革中得到了很多东西，但也碰到了不少问题。国内外三十多家报刊转载《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许多群众来信称赞这篇报道。
一封读者来信说：“《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以及评论员文章《在波浪冲击中前行》是几年来少见的好文章……有极为深刻的内涵，对我们目前如何对待改革、理解改革和如何改革均提出了有益的启示。”
另一封读者来信说：“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是生硬的说教；既如实地揭示了矛盾，又指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广州的经验，对办好经济特区、对全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冲击波》发表的时候，王志纲已经回到内蒙分社，正在奔赴大兴安岭采访的途中。他是在连夜搭乘的火车上听到“新闻联播”介绍他这篇文章的，此时，真是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几年前，当新华社著名记者郭超人发表《历史的审判》这篇宏文之时，刚从兰大毕业的王志纲，在老岳父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郭超人能写《历史的审判》这种大稿子，我王志纲为何就不能写《审判的历史》这种大文章呢?”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三十已立，王志纲终于在全国一炮打响了。
3个月的“小分队”实践，王志纲与谢金虎一共发表了4 000字以上的报道15篇，《冲击波》获当年新华社一等好稿，质量与数量“双夺冠”。原先觉得与王志纲搭档“吃了亏”的谢金虎，乐得嘴都合不拢，连连表示：找到你这个好搭档，运气!运气!
这是王志纲人生中的一次“奇袭白虎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回顾：人的潜力相当大，起码我认为自己的潜力是很大的。若我继续留在社科院，虽可成为那里的佼佼者，但却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若我一直待在内蒙分社，虽能成为内蒙分社的好手，但在新华社系统却只是一名小卒；而一旦让我登上新华社这个大舞台，我照样能成为一个佼佼者。这个佼佼者的层次和分量与前面就大不一样了，故曰：志当存高远!竞争目标应树得远大一些!
感谢机遇为我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天地，在这个擂台上，我能随时享受到击败对手的胜利喜悦，因为，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弄潮儿!